人们常说人类具有极强的部落性。的确如此，但如果“部落性”指的是与大的社会群体团结一致，那么大多数灵长类动物也是如此。部落主义并没有让人类与众不同，反应性攻击也没有。正是联盟式主动性攻击让人类这一物种和人类社会变得与众不同。人类祖先针对本社会群体成员的联盟式主动性攻击让自我驯化与道德感的进化成为可能。现在，它又让国家运行成为可能。但不幸的是，它也给人类带来了战争、种族歧视、对无助的成年人的屠杀，以及许多其他形式、不可抗拒的胁迫。

联盟式主动性攻击能够让这些专制行为成为可能的原因很简单。一个由积极主动的人类侵略者组成的联盟，可以选择何时及如何对受害者进行攻击，他们可以精心策划，用压倒性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会危及自身安全。只要受害者无法进行防御，无动于衷地进行计划的能力就会给联盟带来非凡的力量。成功打败对手的结果是可预见的，也是廉价的。

从理论上讲，抵抗的途径显而易见。1770年，英国议员埃德蒙·伯克写道：“当坏人联合起来时，好人也必须联合起来，否则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但是，“坏人”肯定会制造事端来阻止“好人”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进行“交往”。党卫军组织严密，他们会选择在受害者无助的时候进行逮捕。被押送到集中营的囚犯没有机会组织有利于己方的权力平衡。他们没有机会以任何能够获取优势的方式进行反击。协作计划能够让谋杀被冷静而高效地进行。

难怪“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也写道：“伟人几乎总是坏人。”联盟式主动性攻击的成本-收益动态让谋杀性暴力成为一种诱人的简单工具。“这里有最伟大的名字，也有最残酷的罪行。”阿克顿写道。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可以命令狱卒杀死苏格兰女王玛丽，威廉三世可以命令大臣灭掉一个苏格兰部族，阿道夫·希特勒可以命令士兵对犹太人进行屠杀。无论这些人类领袖的身体是否健壮，他们利用联盟来杀人倒是前所未有的轻松。[Dalberg-Acton 1949,p.364.更完整的引用是：“我不能接受你的教条，即我们判断教皇和国王，要与其他人不同，其他人都带着有利的推定，认为他们没有做错。如果有推定的话，那也是反过来针对权力拥有者的，随着权力的增加而增加。历史责任必须弥补法律责任的不足。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伟人几乎都是坏人，就算他们行使的是影响力，而不是权力：如果你再加上权力腐败的趋势或确定性，那就更糟糕了。最糟糕的异端邪说莫过于认为，是职位让任职者成圣。”]

鉴于联盟式主动性攻击具有普遍影响，其起源和影响是理解人类社会进化的核心问题。关于它从何而来，人类学界并未达成共识。极端观点认为，攻击与人类的进化生物学没有关系。人类学家奥古斯汀·富恩特斯的观点受到了不信任进化论思想学者的广泛认同：“人类的攻击性，尤其是男性的攻击性，并不是一种进化适应性。”[Fuentes 2012,p.153.Fuentes认为，人类，尤其是男性，天生具有攻击倾向，“让我们对攻击和社会的公共意识产生一种必然性”。另见Fry 2006。]这种说法往往与此想法有关：如果发现战争与相关暴力形式是重要的进化适应性，政治家与大众就会认为它们不可避免，悲观主义将占上风，改善政治的努力将受到阻碍。理查德·李认为：“不断宣称人性中强调战争而非和平，强调竞争而非合作的一面占主导地位，现代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力量就会更合理地维持永久的战争经济，为跨国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的暴利进行辩护，确信人生赌局中的赢家和输家都无法改变。”我稍后将对此做出解释，在我看来，这种担心很夸张，而且会适得其反。不过，这还是提醒我们，分析进化论充满了对情感和政治反应敏感的可能。在讨论暴力进化时，需要注意说明其影响的程度。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的主动性攻击行为是一种进化适应，是在细化其他动物的能力。人类虽然有一些不同特征，但仍只是一种哺乳动物。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在攻击性方面的异同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撑。

* * *

1859年，《物种起源》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战争进化的大量讨论。达尔文主义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战争与其他行为一样，都是适应性的。对于如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这样的霍布斯主义思想家而言，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人类显然已经进化成了一种战斗动物。然而，对于如俄罗斯哲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这样的卢梭主义者而言，原始人天生好战的想法本就是一种幻想，更不用说这在政治上有多危险了。[克鲁泡特金转引自Crook 1994，p.194。]

如今，大多数进化论人类学家都同意赫胥黎的观点，即狩猎采集者参与了重要战争，而且战争的倾向受到更新世进化的心理适应性的强烈影响。对于这些人类学家来说，重要的问题已经从人类过去是否有暴力，转移到了人类心理如何适应暴力。然而，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之间的区别并未广泛应用于这一问题。因此，本章我将介绍一些对它的思考。[Gat 2006；Lopez 2016.另见Tooby和Cosmides 1988；Johnson和Thayer 2016；Lopez et al.2011；McDonald et al.2012；Johnson和Toft 2014；Johnson和MacKay 2014。这些参考文献都关注作用于个人层面的选择。还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认为群体选择可以影响战争行为的进化。例如，Bowles 2009；Zefferman 和Mathew 2015。]

在此之前，我首先要解决一个经典难题。部分卢梭主义者无法接受人类有战争进化史这一观点，无论这在理论上是否与我们有温顺的进化史相兼容。怀疑论者坚持认为，更新世不存在战争，就算存在，最多也只是罕见的活动，不会影响人类祖先的生物适应性。因此，他们说，我们当代的遗传倾向与战争行为无关。

卢梭派有许多关切都集中在生物学就是命运这种概念上，这种想法体现在“生物决定论”这个短语中。“生物决定论”是一个狡猾的概念，但其核心思想是，它将导致人类行为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机器人，会不假思索地顺从人类的DNA程序。卢梭派考古学家布莱恩·弗格森将这一观点描述为“人类的形象被嗜血扭曲，不可避免地走向杀戮”。相较于卢梭派的担心，我认为，生物决定论的问题要少很多，其原因我会在后面解释。但是，生物决定论很重要，因为自达尔文以来，直到今天，它都给关于战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讨论蒙上了阴影。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人类祖先在更新世适应了战争，如今，我们是否会在生物学层面上被驱使进行战争。正如我将解释的那样，我的答案是，虽然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需要有意识地努力防止战争出现。

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未来没有战争。因此，数据显示，历史上和史前时期的战争死亡人数在下降，许多人（如我）对此满怀欣喜。我们似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简单的想法。即使卢梭派希望世界和平，但许多人不喜欢非暴力趋势这一概念。他们指出，战争频率长期下降，意味着过去人们自相残杀的概率高于今天；而这种古代暴力的想法对积极思考而言是一种阻碍。道格拉斯·弗莱对这种担忧进行了解释。他担心，如果古时就有战争，那它一定是自然形成的。而“如果将战争看作自然而成，那么想要预防、减少或废止战争就没什么意义了”。弗莱认为，适应战争一定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这是生物决定论的典型说法。

所谓的冷漠，源于将战争视为自然，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同样用决定论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厄运感是一种安慰。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中，他问道：“对于害怕且感到无力改变走向毁灭进程这一结局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比这种理论更受欢迎呢？这种理论就是在向我们保证，暴力源于人类的动物本性，源于一种无法控制的攻击冲动。”[Fromm 1973,p.22.人类学家Robert Sussman和Joshua Marshack担心长期影响。“如果将战争和杀戮视为普遍的、原始的、适应性的且自然的……这些观点可能会在集体无意识中变得几乎不可改变，削弱我们积极改变的动力。”（Sussman and Marshack 2010,p.24）。Gat 2015 （p.123）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将其总结为：“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如果普遍的致命暴力一直伴随着我们，那么它一定是主要的、不可抗拒的驱动力，几乎不可能受到抑制。”]

这种感觉在卢梭派中普遍存在。他们似乎很奇怪。为什么战争是自然而成的这种想法就意味着“想要预防、减少或废止战争就没什么意义了”呢？我们并没有把这一公式应用到其他令人不愉快的自然事物上。尽管疾病本质上是生物性的，但我们还是想要阻断疾病。当男人骚扰女人、恶霸四处仗势欺人，或孩子们打架时，大家都想要进行干预。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进化而来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想要减少其所产生的影响。

此外，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实依据可以支撑古代存在战争会诱发宿命论这一说法。根据我的经验，这种说法大错特错。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在坦桑尼亚的贡贝国家公园首次观察到了黑猩猩的战争式暴力。三位资深科学家参与了这项研究。他们为这种表现大受震撼，但三人并没有被吓呆，反而积极地行动起来。这三个人都成为重要的宣传大使，以自己的方式努力避免战争带来的危险。

珍·古道尔对黑猩猩杀害婴儿、强奸和谋杀的真相倍感震惊，出版了一本极度乐观的书，名为《希望的理由》。她动情地写下那些令人不安的发现，并成为积极思维和可持续世界的不懈倡导者。

行为生物学家罗伯特·欣德是珍·古道尔的研究生导师，后来也是我的导师。他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花费了大量时间致力于降低战争带来的风险，包括担任英国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主席期间，该组织因促进削减核武器的努力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欣德写了大量关于国际和平和道德改善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章，包括《战争不再有：消除核时代的冲突》（War No More：Eliminating Conflict in the Nuclear Age）及《结束战争的秘诀》（Ending War：A Recipe）等。大卫·汉伯格原是一位学术性精神病学家，写完关于黑猩猩致命攻击性的进化及其对人类暴力意义的理解的文章后，数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帮助降低全球威胁。作为卡内基公司总裁，1997年，他与美国前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共同撰写了关于预防致命冲突的报告。汉伯格的灵感来自这样的观察：既然种族灭绝需要大量计划，那么就可以进行预测和预防。他的书《不再有杀戮场地》（No More Killing Fields）和《防范种族灭绝》（Preventing Genocide），利用现有的制度体系和想象中更好的制度体系，为战争预防机制和国际和平的建立提供了大量的实际解决方案。

古道尔、欣德、汉伯格和其他许多人都不认为，如果攻击是适应性的，那么战争一定不可避免。他们明白，暴力反映的是环境，而不是无法阻止的基因指令。他们认为，黑猩猩心理和人类心理包含一些相似的危险动机，因此，他们深受触动并采取了行动。

那么，为什么许多卢梭主义者推断悲观主义的主要反应是产生能够激发此类积极行动的相同想法？卢梭派的消极态度显然与他们的主张有关。他们宣称，如果战争倾向进化了，人类一定有种“无法控制的攻击动力”。他们认为，在进化过程中，把战争理解为适应性行为会迫使人们走向生物决定论。然而，在相信战争具有适应性基础的学者中，很少有学者认为战争无法避免。

将决定论思维毫无道理地归到那些认为人类暴力是适应性的学者身上，是卢梭派的一贯传统。科学史家保罗·克鲁克写了一部扣人心弦的史书，介绍了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时）至1919年人们是如何讨论进化和战争的关系的。生物决定论的说法比比皆是。卢梭派当时就采用了这些说法来指责反对者简单地认为侵略和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依然有人在这样做。然而，这些指责都是错误的。克鲁克审查了20位主要学者的观点，他们都将人类暴力部分归因于生物进化的影响。其中19人明确主张文化可以驯化生物学冲动，这与他们对手的说法截然相反，而这些可都是当时的大人物：奥古斯特·孔德、乔治·克里尔、查尔斯·达尔文、威廉·詹姆斯、弗农·凯洛格、雷·兰克斯特、亨利·马歇尔、威廉·麦克杜格尔、彼得·查尔姆斯·米歇尔、劳埃德·摩根、帕特里克、罗纳德·罗斯、查尔斯·谢林顿、赫伯特·斯宾塞、阿瑟·汤姆森、威尔弗雷德·特罗特、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格雷厄姆·沃拉斯和莱斯特·沃德。唯一的强硬派“生物决定论者”是神经生物学家卡尔·皮尔逊，他也是个优生主义者。总的来说，这些指责几乎都不是真的。[Crook 1994.克鲁克表示，达尔文主义对思考和平演变的贡献和对战争演变的贡献一样大。一战和二战期间，关于战争和进化论的等效书籍，见Overy 2009。一战降低了人们对战争有益这一想法的热情，但社会视角和生物视角间的辩论仍在继续。皮尔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自由思想家和性激进分子，他接受遗传学应该用于确保爱国团体成功的观点。克鲁克引用了皮尔逊1888年的《自由思想的伦理》：“社会主义者必须灌输这种精神，漠视反对国家的罪犯，得到最近的灯柱。”]

大量证据表明，暴力受社会影响，而且可以预防。毕竟，历史早已告诉我们，社会可以世代和平。行为倾向的进化并不意味着该行为必然不可避免、死板僵化，或以某种方式独立于人的意志。基因会影响不同脑区的大小和敏感度、生理压力系统的性质和活动、神经递质的产生和命运等。基因创造了系统，系统对环境做出反应。如果灵长类动物在睡觉、感到饥饿或离开有气味的尸体时，总是可预测地进行攻击，那么它很快就会在进化游戏中失败。攻击成功的秘诀是行为要适当的灵活。

不同形式的攻击在表现出的可预测度方面有所不同。对人类来说，就算反应性攻击会受到皮质抑制，它仍比主动性攻击更难控制。男性饮酒后更危险，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一般控制区已经放松了。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脾气更容易控制。换句话说，通常情况下抑制是活跃的。

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所讲的，主体只有在估测出极有可能不付出代价就能取得成功时，才会进行主动性攻击。如果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估计就不会出现主动性攻击。这就是为什么黑猩猩只是偶尔自相残杀，为什么人们可以长期生活在和平之中。

卢梭主义者相对适应了关于依恋、浪漫情感或合作倾向已经进化这种想法，这与他们对攻击的推理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承认，人类与类人猿之间的认知和神经内分泌系统不同，造就了人类特有的移情和利他主义。于是，在处理人类行为的积极方面时，关于决定论的争论就被遗忘了。[卢梭派认为积极行为会受到遗传的影响：Sapolsky 2017提出了一个细微的说法。我要感谢Carole Hooven的这一观点。]

愿意承认遗传适应在积极行为中的作用表明，承认其在消极行为中的同等作用的问题并非因为不理解行为生物学的复杂性质。其他动机似乎也在起作用。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为什么就连斯蒂芬·杰·古尔德这样杰出的进化论生物学家，也会用生物决定论来谴责适应性杀戮的概念？古尔德讽刺了人类已进化出适应群体间攻击的想法，他认为“人类基因受到诅咒，让我们成为黑夜中的生物”。[古尔德的引文：Gould 1998,p.262。我个人参与了古尔德撰写批评文章的工作，我对此表示怀疑。古尔德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我对他了解甚少，但我知道，他对人类社会生物学的批评十分严厉。1996年初，我给他寄去了《恶魔般的男性：猿类和人类暴力的起源》出版前的副本，作者是我和戴尔·彼得森。我希望他能欣赏行为生态学方法对理解人类暴力问题的价值。但他从未就此给我答复。然而，几个月后，古尔德针对《恶魔般的男性：猿类和人类暴力的起源》一书中采取的方法，发表了评论文章。起初，他的文章在《自然历史》杂志（1996年9月）上发表，题为《蠕虫的饮食和布拉格的灭亡》。这篇文章还被重新发表在Gould 1998中。]

简言之，部分卢梭派学者声称，要认同适应性暴力的进化史就必须让人们相信攻击和战争不可避免，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有人认为如果人类在更新世就有战争，那人类现在必然“被嗜血扭曲，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杀戮”，这种观点十分荒谬。人类并没有“不可控制的攻击冲动”。一些卢梭派学者似乎相信生物决定论，而另一些人则把它强加在攻击进化的情景中，这些理论应该被扔进垃圾箱。我们可以探讨战争的进化意义，而不必拘泥于无法抗拒的暴力冲动这一想法。

* * *

那么，如果人类是决策者，而不是机器人，基于主动性攻击与反应性攻击独立性质的进化理论会对解释战争有帮助吗？我们这个物种在群体间杀戮方面的潜力毫无问题。用理查德·李的话说：“必须指出的是，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并不是非暴力的。他们会打架，有时也会杀人。”[Lee 2014,p.222,cf.Fry 2006,p.5：“人类有能力进行大量暴力行为。”像这样的卢梭派学者主要抱怨的并不是对潜在暴力行为提出异议，而是认为霍布斯主义者在汇编狩猎采集者的暴力死亡率时，偏向于大概率（如Lee 2014）。]因此，按照所有人类都有相同的基本心理这一标准假设[Tooby和Cosmides 1990，及McCrae和Costa 1997讨论了人性的普遍性。]，我们必须同意腓特烈大帝的观点：“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头野兽。”[腓特烈大帝的这句话出自1759年写给伏尔泰的信。关于人类兽性问题，腓特烈大帝可能是被其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的行为说服了，父亲在他小时候经常打他（在威廉二世尚未开始为自己的军队收集或繁殖巨人时）。]问题是人类在什么情况下会释放出这头野兽。

两种战争——简单的和复杂的，彼此之间有很大不同，需要分别进行考虑。复杂战争，包括军事组织、群体攻击和国家战争，都将在后文进行讨论。

与进化相关度更高的类型是发生在小规模自然社会中的简单战争，它更类似于某些动物的群体间攻击。小规模冲突十分短暂，相对而言，组织形式也是非军事化的，部分人类学家都不愿意用“战争”一词来形容这种暴力形式。这种形式主要由短暂的突袭构成。简单战争是这种社会中唯一的战争类型——男人（通常是成年已婚男人，或盖尔纳所说的“表亲”）关系平等，没有男人为他人工作，也没有男人拥有凌驾于他人的权力。除体弱者外，人人皆战士，没有军事等级制度。当与另一群体发生冲突时，战士们可以一起商讨计划，但没有人强迫他人参与。每个人都自己决定是参与攻击还是待在家里。这些模式在流动的狩猎采集者和一些种植者中都能见到，如巴西的孟杜鲁库人或委内瑞拉的雅诺马马人。

简单战争中的攻击模式主要是一队男性隐蔽地接近敌人，在打伤或杀死一名或多名受害者后，理想的情况是攻击者迅速离开，以便在还未卷入升级的遭遇战时就逃脱出去。搏斗非常罕见，对立的双方发现彼此对峙时，都倾向于散开。[Gat 2015;Wrangham 和 Glowacki 2012.注意，在将人类和黑猩猩进行比较时，我指的是社会互动的性质，而不是说流动的狩猎采集者比你我更像黑猩猩。]

因此，尽管简单战争比黑猩猩的群体间攻击要复杂一些，但其适应性逻辑仍旧大致相同。攻击者组织突袭，以便将自己的受伤风险降到最低。通常主要目的是杀人。减少对手的数量以及拉大与他们的距离可能会带来好处，这些好处可能包括减少未来遭到攻击的风险，或者有更多机会获得邻近的资源。无论攻击者的动机是什么，如果邻近群体的力量被削弱，攻击者最终可能会过得更好。

虽然突袭最有可能完全取得成功，但由于只有在攻击者具有压倒性力量时才会进行突袭，所以总是存在失败的可能性。攻击者可能会被发现，受害者群体可能会意外地准备得很充分，或者可能有陷阱，如在敌人村庄周围的地上嵌上尖刺。因此，攻击者需要勇气，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也需要愿意忍受高强度的体力消耗。为了帮助战士们克服紧张情绪，他们经常在离家前就让自己进入兴奋状态，准备进攻前还可能会举行仪式。袭击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如抓住妇女或取走对方的头颅，预期的回报可能是声望或商品。在部分社会，懦夫可能会受到惩罚。27

更难解释的行为是，杀戮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奖励。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一位恩加省的园艺师告诉人类学家波利·威斯纳，自己民族的人民对小规模战争中的杀戮的感受：

现在我要谈谈战争。这是我们祖先所说的：一个人被杀时，杀戮者部族会唱起勇敢和胜利的歌曲，他们高喊Auu！（“万岁！”或“干得好！”）来宣布敌人的死亡。他们的土地像一座高山，这就是他们世代相传的方式。

类似的说法比比皆是，在这些说法中，除了杀戮的快感，战士们并没有得到其他好处。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像解释动物行为一样解释他们的行为。

他们为什么要杀人？令人不安的是，生物学上有意义的答案是他们喜欢杀人。进化让杀害陌生人成为一种乐趣，因为喜欢杀戮的人往往会得到适应性好处。

乍一看，这个想法似乎很荒唐。通常没有人会从杀死陌生人中找到乐趣。但我们所遇到的陌生人，与生活在无政府主义世界的小规模社会中的那些战士遇到的陌生人大有不同。战士们利用陌生人的武器、衣着和方言等线索，可以马上判断出这个陌生人是否为自己社会的成员。真正的陌生人——邻近的敌对社会成员，很可能会被视为非人类，很可能对战士们而言，双方对彼此来说一样危险。享受一次成功的攻击很有意义。在每个群体都依靠自身力量进行保护时，削弱邻居的力量就会带来回报。

不需要有意识地对这些回报进行预测，所需要的只是享受杀戮的过程。性繁殖也以一种类似的方式运作。不能指望黑猩猩、狼，或任何其他动物知道交配行为会生出幼崽。它们为什么要交配？它们只是享受交配的过程而已。进化让性成为一种乐趣，因为喜欢交配的个体往往会有后代。

人类进化到喜欢杀死未知的敌人的阶段，这一概念令人不快，与我们对人类的普通看法相抵触。我们可能希望杀戮与人类的未来越来越不相干，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已经被世界性的社会联系所统一：没有联系的敌人已经很少了。然而，在社会鸿沟极大的地方，偶尔出现的杀戮似乎仍然表现出一种深深的杀戮之乐。历史学家乔安娜·伯克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方都有暴行。

复仇是战争和暴力的常见动机。实验发现，复仇带来的快感与大脑中一个特定部位——尾状核的神经活动增强有关。大鼠和猴子的尾状核参与了对预期奖励的处理，包括那些源于可卡因和尼古丁的奖励。而在人类中，那些尾状核被较高激活的人更愿意惩罚他人。激活尾状核是一种神经过程，可能已经进化到了有助于激发杀戮兴趣的阶段。

得到杀死仇人的满足感只是杀人的众多原因之一。在近期的战争中，这可能只起到了相对较小的作用。道德压力也解释了为什么普通人会变成杀人犯。对于二战中的许多人来说，乔安娜·伯克写道：

让人们参与杀戮的不是恐惧惩罚，而是群体压力，群体压力让抵制杀戮的人成为局外人，使他们的群体自尊心被极大地削弱。导致种族灭绝的施暴者与那些没有参与流血事件的人没什么不同，让他们不同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这种解释很让人不安，它暗示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实施特殊暴力。我们都是潜在的“恶人”。

毫无疑问，在简单战争中也有类似的动力。

复仇动机和道德压力只是人类众多特征中的两个，它们影响了简单战争的实施。其他特征包括先进的武器装备、语言、社会规范、温顺心理、战士训练及共同制订计划的能力。但发动简单战争并不是出于这些原因，因为人类行为模式与部分其他物种的群体间攻击行为十分相似。人们发动简单战争，就像黑猩猩和狼一样，主动攻击是常态，目的是保证安全，而杀戮往往会给凶手带来长期利益。除这些要素外，人类战争所具有的特征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并非必要特征。在其他动物的群体间攻击中，它们一有机会就会杀死自己的邻居，实际上，人类间爆发的简单战争并没有更令人费解。[要承认简单战争肯定比动物群体间的暴力更复杂，对此我说的是“有些令人费解”，而不是“特别令人费解”。例如，简单战争从争吵到偶发战斗不等，有时它涉及个人的敌对关系，可能因为认知偏差而找上了受害者，可能发生在内部战争或外部战争中，可能涉及群体间的联盟。文化影响可能来自对复仇需求的共同看法、军事训练传统、父权制意识形态、群体间不同程度的语言差异等。我无意贬低这些因素在影响暴力发生的概率和暴力风格方面的重要性。然而，尽管这些因素带来了变化，但就无政府战争体系中联盟式主动性攻击的核心逻辑而言，确实没什么影响。]

因此，一小群无视国家法律的人很容易形成帮派，利用当地的权力不平衡进行杀戮，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黑猩猩和狩猎采集者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行为，如自由战士、街头黑帮，或黑社会。选择会倾向于保守性杀戮，只要攻击者所面临的风险足够低，就有可能进行杀戮，有时其利益甚至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威胁。在无政府主义世界，杀敌的满足感可以有它自己的回报。

联盟式主动性攻击的残酷计划，不仅可以处决选定的人，还可以蓄意杀害更大群体的成员。肯尼亚北部的纳塔鲁克考古遗址揭示了一万年前的一次战事。具人骨中，有12具相对完整的骨骼，有证据表明其中10具是暴力致死，4名受害者的双手在被杀之前似乎被捆绑过。我们无法确定，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历史和人种学告诉我们，有无数案例表明，似乎在纳塔鲁克，战败士兵和非战斗人员俘虏会被处决。

终极案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盟式主动性攻击会让集中营的士兵射杀或用毒气杀死数百万犹太人、罗马人、波兰人、同性恋者及其他人，而没有一个杀手在行动中受伤。我们倾向于把大屠杀这样冷酷无情的蓄意暴力称为“不人道”，但从系统发育的角度来看，那根本就是人性的黑暗处。没有一种哺乳动物会对本物种进行蓄意的大屠杀。

在人类漫长的简单战争进化史中，自然选择无疑磨炼了我们利用联盟式主动性攻击的能力。复杂战争的历史要短得多，它是否也影响了人类的进化心理，我们不得而知。复杂战争最早的有力证据源于伊拉克北部的克尔梅兹代雷，在那里，防御墙和与箭头、重棒有关的骨骼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前。从那时起，复杂战争的证据就比较常见了[Otterbein 2004；Gat 2006；Flannery and Marcus 2012.请注意，定居的狩猎采集者之间的战争，如西北海岸的美洲原住民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阿斯马特人，具有复杂战争的特征，包括战士间的等级关系。复杂战争的根源也可能追溯到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从大约4万年前开始，可能就是狩猎采集者社会定居的时候。]。一万年的时间当然足以进行生物适应。牧民食用群居动物奶制品的时间不超过8000年，在此期间，他们已经进化出更有效地消化乳糖的适应性基因。尽管我们还没有发现复杂战争的适应性心理，也无法排除它们，但在这里，我把它们视为不存在。[人类生物学因最近的新因素而进化，其他例子包括适应增加接触疟疾、适应增加酒精摄入。人们还提出了对智力和社会行为的各种影响，但尚未得到有力的证明（Cochran和Harpending，2009）。]

复杂战争发生在有政治领导权的社会，涉及两个主要的行动阶层。指挥官独立决定要做什么，士兵则服从命令。指挥官和士兵相结合，让复杂战争的组织性大大增强，并被描述为真正的与发生简单战争的社会不同的军事系统，用人类学家哈里·霍尔伯特·特尼·海的话说，“在军事地平线之上”。

与简单战争一样，复杂战争也可能涉及主动性攻击，其形式是突袭，在突袭中，小团体旨在实现目标并活着回来。命令一个排去消灭机枪窝点，或一个轰炸小组瞄准一个军事设施，在行动开始前，要尽力避免被发现。主动突袭有明显的军事优势，有时似乎与对热衷于简单战争中的攻击心理相同。[Johnson 和MacKay 2015探讨了权力不平衡是战争的一般原则，遵循安全主动侵略的基本逻辑。]

然而，在有这些相似之处的同时，复杂战争也有与简单战争形成强烈对比的特点，尤其是在组织化战斗中。在复杂战争的战斗中，士兵无权选择是否参加战斗，他们可能完全没有热情参加战斗。有的士兵可能有情感创伤，而且当士兵被迫参与行动时，对个人而言往往是极为不适应的。在部分战斗中，士兵会被要求接近武装对手的队伍，在行动中故意暴露自己，受伤或死亡风险极高。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动机并不是答案。

根据美国将军马歇尔对二战中战斗行为的研究，在战场上，所有人都感到害怕。军事学者阿尔当·迪·比克注意到士兵接到命令进入战场时的反应情况。有时整个军队转身就跑。用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的话说，“这并不是因为士兵的身体受到了震动，而是因为整个军队的士气已经崩溃了”。有时候，“懦夫”会几个人一群地悄悄溜走，等到双方交战时，几乎没剩下什么人了。或者双方的进攻者在进入对方的武器射程之前就停了下来，当然，这会让各自的指挥官十分愤怒。另一个结果是，双方军队靠近对方时都向左倾斜，最终毫无接触地滑过对方。由于士兵们如此恐惧战争，因此约翰·基根将军的主要任务可以总结为压制恐惧，而且部分是通过杀死逃兵来压制的。这就是腓特烈大帝公式。据说，他坚信普通士兵要畏惧敌人，更要畏惧长官。指挥官要把士兵带到前线的作战区，还必须让他们留在那里。

显然，在复杂的战争中，士兵的战斗行为与狩猎采集者战士攻击敌方营地的相对急切性没有什么关系。复杂战争中的士兵必须接受训练，以减少恐惧，用基根将军的话说，这样“才能感知到战斗的样子，就算不熟悉，当然也不友好，但在战争中，不需要证明自己完全被吓傻了”。

在基根将军看来，指挥官往往认为士兵上战场是因为他们服从命令，但实际上，还有两个原因更为重要。一个是发现战斗真的能提高生存机会，在部分情况下，被抛弃可能才是最坏的结果。

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免受到亲密同伴的蔑视。军队组织有意培养士兵之间的密切联系。士兵们会被组织成小团体，通常是5～7个人。他们通过训练、预先行动、经常性的仪式性演习（如欺凌）、对长官的敌意以及大把的无聊时间，在彼此之间建立联系。士兵想要一直尊重彼此，有时其实是源于发展出了一种虚假的亲密关系。在我看来，这更有可能源于道德感，最终而言，这种道德感是为应对更新世的处决威胁进化而来的，我在第10章中已经进行了描述。根据这种观点，团结会提高团体效率，这是因为士兵们不想让自己的同伴失望，而对同伴的尊重则是由自我保护的道德反应进化而来的。尊重也源于受欺负，这种做法就是要向新兵表明，他要受制于团体成员的联合力量。如果士兵被揭发为懦夫，则可能会面临来自本部队的威胁。[在战争中，由男性之间的联系所产生的心理影响似乎会持续很长时间。Junger 2016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他认为，现代人从战争中归来后，未能保持群体团结，这是美国退伍军人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主要原因。]

对亲密同伴的责任感会提高军事效率，而人类进化史上形成的其他情感则不会。

人们希望主动性攻击所依据的认知评估能阻止男人加入对抗性战斗。在受伤风险低时采取主动性攻击，就能成功。相比之下，对抗性战斗则需要承担较高的受伤或死亡风险。迪·比克和基根将军列出的那些士兵逃避与敌人对抗的方法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吃惊。人类的心理并不适合当兵。这就是为什么最成功的军队是那些自利倾向完全磨灭了的军队，无论是通过纪律还是用激励磨灭的。拿破仑说，战争成败，“四分之三取决于个性和关系，人力和物资平衡只占剩下的四分之一”[Bonaparte 1808.Hanson 2001表明了团队精神很重要，而不是单纯的士兵数量。]。

当然，战斗会发生是因为最高指挥官坚持要打仗。在任何时候，指挥官的攻击动机都可能是主动性攻击或反应性攻击。指挥官冷静地计划突袭，心中有特定目标，这就是纯粹的主动性攻击。亚历山大大帝就是这些可能性存在的例证。公元前336—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军队征服了中东大部分地区，包括波斯帝国和远至印度西部的一些王国。他进行了大量的军事行动，包括9次围攻，10次战斗，以及1次大型战役。亚历山大大帝从未战败过。他多次在前线作战，有时还亲自带队冲锋，以此激励自己的部队。但他偶尔也会受伤，亚历山大大帝32岁死在了自己位于巴比伦的床上，有可能就是在印度受伤造成的。但总的来说，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野心被高度精确地转换为他的联盟力量。[Grainger 2007指出，虽然亚历山大大帝是成功的指挥官，但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很失败。]

政治学家多米尼克·约翰逊和数学家尼尔·麦凯表示，在战争史上，交战大都力量不对称，也就是说，就像亚历山大大帝的战斗一样，进攻方大大优于对手。发起攻击的指挥官都是在自己的部队比敌方部队强大得多的时候发动侵略。因此，那些发起战斗（或战争）的指挥官往往都会赢得战争。

从主动性攻击的进化史来看，采取明智方案的指挥官会取得成功，这很容易理解，因为选择自然会倾向正确地判断取得胜利的机会这种能力。然而，进化不是唯一可以解释常规胜利的理论。指挥官的胜利同样可以归功于高智商。军事无能是一种更令人惊讶的现象，用进化理论对此进行解释有明显的价值。

“军事无能”是心理学家诺曼·迪克逊用来指主体在预期会赢的情况下也会输的情况。这种失败是力量相对均衡的战斗的一大特点（与不对称攻击相反），但意外失败也出现在近期的不对称战争中。政治科学家伊万·阿雷奎恩-托夫特根据一个对手是否比另一个对手“强大”来计算1800—1998年的战争胜利情况。要被判断为相对“强大”，一方必须拥有超出另一方至少10倍的物质力量。较强的一方获胜的概率从1850年之前的88%稳步下降到1950年之后的45%。由此看来，指挥官显然不再善于预测胜利了。根据约翰逊和麦凯的说法，与其他困难相比，反叛乱和游击战术使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军事机构当然希望消除决策中的失误。为了了解影响战斗获胜概率的因素，迪克逊获得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那就是得到了自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开始一个世纪以来英国军队的文件。他发现导致战斗失败的4种主要症状：过度自信、低估敌人、忽视情报和浪费人力。

迪克逊发现，群体思维会让问题变得更严重，因为它会导致另外6种症状出现：认为己方无懈可击的共同错觉、全体想要维持不稳定但受珍视的假设、对团体固有道德的无条件信任、将敌人定型得过于邪恶而无法谈判（或过于弱小而不构成威胁）、同意多数人观点的集体错觉（这是出于错误地假定沉默就意味着同意），以及认为自己是审查员，让团体无法接收到可能会削弱决心的信息（如间谍的报告）。

最终的结果就是，交战双方力量相当时，无论是个人做决定或是团体做决定，都是基于攻击者的预估，而攻击者通常会高估自己的军事力量，低估对手的实力。大约有半数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以“猪湾事件”为例。1961年4月1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导的一支由1400名古巴流亡者组成的大队奉总统约翰·肯尼迪之命入侵古巴猪湾。三天内，他们就被巨大的优势力量击败。现在回想起来，入侵的决定似乎很特别。有很多关于古巴武装部队实力的证据，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所吹嘘的说法是正确的：三万名有组织的抵抗者将“穿过卡斯特罗的军队，蹚过沼泽地，向解放者集结”。“我那时怎么就那么蠢，要让他们进攻呢？”后来，肯尼迪总统反复问自己。他的团队中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评估失败同样感到困惑不已。

彼得·怀登1979年出版的关于这一主题的书至今仍然是经典之作，他表示，答案很清楚，那就是傲慢，“自大到眼睛、耳朵可以把所有不想看、不想听的东西拒之门外”。肯尼迪是最后的决定者，他极力想避免被人称为“胆小鬼”，对自己的运气有无限信心，而且周围的人都赞同他的看法。小阿瑟·施莱辛格写道：“身边每个人都认为他能点石成金，永远不会输。”怀登说，推动入侵行动的是中央情报局计划部副主任理查德·比塞尔，他就是这样一个雄心勃勃、自信满满的冒险家，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行动存在风险的情况下，他还是无法放弃自己的“超人”任务。就算惨败，比塞尔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他们做的是正确的事。1998年，中情局发表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秘密内部报告，“描绘了一个极其自欺欺人的机构形象”。

这种类型的妄想在战争中非常常见，甚至成为军事失败理论的支柱。

迪克逊列出的前两种错觉，即过度自信和低估敌人，都源于积极错觉[Johnson 2004指出，在战争中，信心有很多来源，积极幻想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第三点是忽视情报，它让这些错觉得以维持[这是一种带有偏见的同化形式，是一种更普遍的心理现象（Lord et al.1979）。]。第四点是浪费人力，客观地说，这是很可怕的结果。军队为自己的效率感到自豪，因此这可能能够预测他们会有确保准确评估敌方实力的系统，但情况恰恰相反：与我们可能具有的常识性直觉相反，系统出现了，然而被确保的事却不准确。核心问题在于出现了积极错觉，而人们高估了它。

积极错觉的倾向不仅发生在军事互动中，也发生在政府间关系中。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政府通常会推行与自己物质利益相悖的政策，就算这些政策是由团体决定的，就算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并进行过公开讨论。她发现，3000年来，这种倾向仍普遍存在，与历史、政治制度、国家类型或阶级类型无关。这些倾向反映了人们在“野心、焦虑、寻求地位、保全面子、幻想、自我妄想、固定偏见”面前“拒绝理性”的想法。

只要有群体竞争，就算没有争斗，基于积极错觉的判断同样会出现。马克·吐温说得很对：

国家不思考，它们只是感觉……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拥有唯一正宗的宗教和唯一理智的政府体系，每个国家都鄙视其他国家，每个国家都是蠢货，却对此毫不怀疑，每个国家都为自己假定的至高无上倍感自豪，每个国家都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宠儿，每个国家都坚信自己战时能召唤上帝进行指挥，每个国家发现上帝帮助敌人时都很惊讶，但出于习惯，又会原谅上帝，仍旧恭维上帝。总之，整个人类都很满足，总是很满足，坚持不懈地满足，无坚不摧地满足，快乐、感恩、骄傲，不管国家宗教是什么，也不管国家的主人是老虎还是家猫。

这种自信感甚至延伸到了普通大众。国际关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写道：“英雄是公众舆论的偶像，而不是马夫”，公众过于自信，有时会在冲突来临之际推动政策。一战宣告开始，“在所有参战国首都，人们都欢欣鼓舞，热情洋溢”，尽管政治家有不祥的预感。1914年，英国诗人威廉·霍奇森写道，“我的孩子们，我听到你们为战争号角兴奋不已”[威廉·霍奇森，《英格兰对她的儿子们》，引自加德纳1964，p.10。]，表达了人们普遍的情绪。

现实改变了人们的看法。战争结束时，鲁德亚德·吉卜林在他的儿子死后，写道：“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会死，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的父亲撒了谎。”肯尼迪意识到他对自己撒了谎，但是对原因很是困惑。在冷战时期，战胜卡斯特罗很重要，可以巩固自己的荣耀。但是，企图损害苏联盟友的利益则是一场疯狂的赌博，因为他误解了古巴的精神和能力。此战的失败宣告肯尼迪的兴奋熄灭了，也结束了比塞尔的职业生涯，这让美国这一世界领袖的可信度大大降低，而且，据切·格瓦拉说，这对古巴而言是巨大的政治胜利，让它从一个受委屈的小国变成了地位与其他国家更平等的国家。

显然，将美国带入自己选择的战争的积极错觉是一场灾难。但这些都是典型的思维方式，是倾向于形成战争升级的方法，并产生了一个与进化相关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觉？

反应性攻击心理学给出了答案。跟非对称性遭遇不同，与实力相当的对手作战是由敌方指挥官决定的，他们每个人都预测会遭遇坚决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信心很重要，越是自信，战斗人员就越有可能获胜。这一原则适用于动物，也适用于人类。有两个原因很突出：专注和虚张声势。

第一个原因是，自信带来的专注会让人完全相信自己能获胜。勇气和“坚决不放弃的决心”，每次都能战胜谨慎。哈姆雷特说过：“决心的炽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在势均力敌的比拼中，像哈姆雷特那样思考的理性对手能够准确地判断自己有50%的概率会失败。因此，他可能会考虑在失败时保护自己，无论是制订逃跑计划以避免损失，还是试图重新评估对手的实力。如此关注失败的可能性会产生焦虑（焦虑很可能会导致失败），而且更普遍的是，会导致注意力分散。在同等条件下，100%的努力胜过90%的努力，因此，傲慢的盲目自信反而有可能取得胜利。“冠军思维”是非理性的、无意义的，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妄想，但在势均力敌的比拼中，这种思维会为战斗带来更多的心理资源，增加获胜的机会。

对不信这一套的人而言，自信可能就是明显不理性的信念。在婆罗洲，本地的达雅克人和移民的马都拉人之间长期关系紧张，他们最终在1997年爆发了冲突。达雅克人相信，他们的魔法能让自己不受子弹伤害。这让他们无所畏惧，因此特别有效。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在战争中很常见。20世纪90年代，在刚果东部，迈迈族的战士相信，子弹打在自己身上会变成水。20世纪80年代，在乌干达，艾丽丝·拉奎娜反叛组织的战士都十分勇猛，因为他们认为子弹伤不了自己。相信自己有魔法的保护就不会受伤是一种美妙的错觉，可以激发人们对敌人的无限攻击。这对不在战斗前线的指挥官来说尤其有效。

自信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让敌人产生恐惧。要达到此目的，往往虚张声势就足够了。达雅克人用各种方式激发对手的恐惧，吃人、断头游行的故事能传达“他们被附身了，行为不正常”的信息，敌人也会因此而有些害怕。

专注并虚张声势，积极的错觉就会帮助人们获胜。虚假的自信也能带来附加的好处，如激发可能动摇的盟友的信心，但其关键的适应性特征是推动胜利。

在生活大计中，选择胜利的能力却造成了评估的失败，并由此产生了“人力浪费”，这是自然界的一大讽刺。伟大的诗人和词典编纂家塞缪尔·约翰逊明白，对抗双方都相信自己会赢，这是多荒谬的事。“的确，在交战之前，每个国家都对胜利充满信心，而双方都充满信心会造成肆意流血，这种流血常常会让世界变得荒芜。但显然，这两种观点相互矛盾，其中肯定有一个是错的。”约翰逊表达自己的观点，是为了说服英国不要与西班牙开战。直到今天在发生冲突时，这个提醒仍然有用。遗憾的是，提醒对手容易自欺欺人，欺骗自己胜利易如反掌，战争发起者通常会选择性地忽视这些建议。

在战斗中，自信发挥的作用在动物与人类中大致相同。在相对势均力敌的比赛中，双方必须都致力于夺取胜利。因此，失败者付出的成本要高于理性分析的预测。在军事层面上，人类在战争中过度自信的问题在于，对那些被迫参战的士兵而言，领导者过度自信，所产生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总而言之，进化心理学经常告诉士兵们，不要参与那些由受进化心理学指导的指挥官组织的战斗，他们会投入大量资源，使用联盟式主动性攻击磨炼出来的胁迫性战术，但在复杂战争中总会有这样的士兵参与战斗。其结果就是，流血事件超出了互利系统能够预测的范围。不幸的是，自然选择倾向于通往胜利的机制，而这些机制就包括加剧战争浪费的积极错觉。

复杂战争并不取决于埃里希·弗洛姆所说的“不可控侵略动力”，也不取决于杀戮的乐趣或外部的邪恶来源，而是利用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倾向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复杂结果。很多时候，士兵们不愿意战斗，但不得不战斗。最重要的是，复杂战争是由我们的联盟式主动性攻击的完善能力促成的，有助于服从等级制度。复杂战争也有一部分是自我驱动的，而且随着危机逼近，参与者的理性评估能力越来越差，而这是在反应性攻击的进化中形成的。

这种理解只是对进化心理学和军事行动之间一些简单关系的初步勾勒。其目的在于想象战争心理学的观点如何用行为生物学的简单模型进行解释，并强调在军事层面上，人类进化的适应性攻击为何会反常地减少而不是增加战争的获胜机会，此时精确评估才真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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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的一直是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进化如何在将人类塑造为最好物种的同时也是最坏的物种，而不是说故事如何结束。

然而，我们至少可以控制悲观情绪。正如我之前所强调的，在更新世描述攻击性如何适应，并不会得出战争将在人类的发展中继续的结论。

大量证据表明，暴力致死的比例在长期下降。除其他原因外，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而在更大的社会中，直接参与战争的人口比例较低。这种下降是可以理解的。人类努力让自己生活得更加安全。

这种下降会持续多久，持续多彻底，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在更新世末期，也就是农业革命开始之前，智人占据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要么是流动的狩猎采集者，要么是定居的狩猎采集者。当时，可能有几万个不同的社会，也许大约有3.6万个[这一猜测基于可居住的土地总面积为6380万平方千米，狩猎采集者的全球人口密度为0.5人/平方千米，以及平均社会规模为1000人。]，每个社会都对自己的居住区域拥有主权。由于所有人都是猎人和潜在的战斗人员，在社会间互动时出现暴力死亡的概率也就非常大。当今有近200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控制暴力的责任。随着独立社会的数量减少，战争发生的频率也在下降。不幸的是，近期的数据表明，和平的时间越长，战争最终爆发造成的伤亡数字往往越大[和平的时间越长，下一场战争的伤亡就越多。（Falk and Hildebolt 2017.）]。尽管如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如果国家的平均规模继续增加，死于暴力的概率应该会继续下降。在遥远的未来，人类可能会变成一个国家：从过去的趋势推断，世界国家的建立时间应该在公元2300—3500年[Carneiro 2004回顾了对世界国家出现的可能性和时间的预测。公元2300年是根据公元前1500年以来自治政治单位数量下降的趋势进行预测的。公元3500年这一数字是根据公元前2100年阿卡德帝国以来，世界上28个最大帝国的规模增长推断出来的。]。尽管暴政的可能性会让其他类型的杀人行为变得越来越多，但世界各国仍有望将无政府暴力的死亡率降到最低。

另外，只要国家的数量保持稳定或增加，就需要继续做出巨大的努力来规范国际关系。这一挑战极为艰难。1928年，62个国家的领导人承诺不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他们签署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并不完美，没能阻止1931年日本对中国进行的军事扩张，也没能阻止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性民族主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10年内，除爱尔兰外，每个签署国都处于战争状态。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失败，并且面对诸多怀疑，但法学学者乌娜·海瑟薇和斯科特·夏皮罗认为，该公约实际上是成功的，因为它改变了战争规则。1816—1928年，大多数战争都是为了争夺领土。根据《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这种征服战争是不合法的。因此，吞并领土的情况变得更少了，各国更多地转向了贸易。

前路会有颠簸，但如果足够坚定、足够巧妙地推行国际法，那它至少有可能避免灾难的发生。对我们人类而言，更具挑战性的困难是，资源分配不断变化，预计会不断形成新的联盟挑战现有的主权。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是由相互竞争的子群体组成的。部分子群体会无视现有法律，试图从以前的国家中划分出自己的领土，就像2014年宗教极端组织在伊拉克所做的那样。以非暴力方式处理这些企图肯定是个永恒的挑战。全球对宗教极端组织的反应表明，当新的意识形态违背现有的道德规范时，很容易出现激烈的暴力行为。

因此，盲目乐观地认为战争爆发的频率会下降，与冷漠的悲观主义一样愚蠢。人类在渴望和平与权力的诱惑之间摇摆不定，并面临着“虽然死于暴力的风险已经下降，但核灾难的风险却在上升”这样的矛盾。从非暴力哲学的角度来看，主动性攻击的最大优点在于，适应性强的动物如果预测自己会受伤，就不会发动攻击[自杀式袭击者这一例外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其行为似乎不太可能是适应性的。他们通常代表了强烈的文化劝说的后果（Atran 2003）。]。好的防御应该是好的威慑，当然，前提是它不能诱惑其拥有者在攻击对手的同时毫发无损。[1983年，罗纳德·里根总统提出了一项战略防御计划，俗称“星球大战计划”。里根说服国会为战略防御计划提供资金，理由是它能有效防御苏联的核攻击。事实证明，这项行为在技术上无法实现，在政治上也极具挑战性，而且费用高昂，最终被搁置了下来。它之所以危险，部分原因是其助长了军备竞赛，另外，如果成功了，可能会诱使美国领导人以本国不会受核攻击的伤害为由，增加侵略。]

战争已经进化了，甚至在今天看来，战争是由人类心理学的适应性特征促成的，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然而，这确实说明人类是一个危险的物种。人类倾向于对战争的好处抱有积极错觉，对此，我们永远需要强大的机构，警惕交战，以抑制军国主义哲学兴起、过度乐观的和平主义蔓延，以及权力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