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派认为，人类是受社会腐蚀但天性和平的物种，而霍布斯主义者则认为人类是被社会文明化的天性暴力的物种。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说人类既“天性和平”，又“天性暴力”，我认为这是矛盾的。这种组合所造成的不匹配，就展示了本书的核心悖论。

如果我们意识到人性就是妄想，那么这个悖论就可以得到解决。在古典神话中，奇美拉这种生物生着羊身，长着狮头。它既不是山羊，也不是狮子——它两者都是。本书的论点是，就攻击倾向而言，人类既是山羊也是狮子。人类的反应性攻击倾向较低，主动性攻击倾向较高。这个解决方案让卢梭主义者和霍布斯主义者的观点都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并产生了我讨论过的两个问题：为什么会演变出这种不寻常的组合，以及这个答案是如何有助于理解人类自己的？[这个悖论的解决方案与Knauft 1991所勾勒的、Boehm 1999和2012所阐述的差不多，在此还承认了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之间的区别。早期的作者假设过人类的善恶品质源于自身的生物学，但几乎没有具体说明要如何使反应性攻击倾向和主动性攻击倾向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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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进化将人类的攻击性推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即减少反应性攻击，增加主动性攻击？

从为数不多的相关物种来看，联盟式主动性攻击倾向较高，通常与反应性攻击倾向也很高相关。黑猩猩是最常利用主动性攻击杀死其他成年黑猩猩的灵长类物种，它们在群体内也有很高的反应性攻击倾向。在肉食动物中，狼对本物种成员的主动性攻击通常以其致命性而著称。和黑猩猩一样，狼群内部通常是良性合作关系，但它们并不像狗那样平静。狮子和斑鬣狗在这些方面也与狼类似。在这些物种中，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的发生概率大致相同，且频率比较高。[一些社会性昆虫也表现出了类似的结合。许多种类的蚂蚁可预见地杀死其他蚁群成员，但与自己蚁群的成员和谐合作。蚂蚁的矛盾行为可以用一种相对简单的机制来解释。蚂蚁个体具有很强的攻击性，除非是与自己同巢的蚂蚁个体进行互动，在这种情况下，蚂蚁的攻击性会受到抑制，并表现出无差别的利他主义。阿根廷蚂蚁是最极端的例子。它们有数以亿计的蚁群，与包括数以百万计的蚁群无私合作，然而一旦遇到其他群体，它们就会投入厮杀（Giraud et al.2002；Starks 2003）。]

在人类中情况就有所不同。反应性攻击受到抑制，而主动性攻击仍保持较高水平。根据本书中的证据，人类的反应性攻击倾向下降是出于自我驯化过程，这个过程肯定在20万年前就开始了，也可能是在30万年前最初出现智人时就已经开始了。以语言为基础的合谋是关键，因为这让窃窃私语的低等男性有能力联合起来，杀死欺凌他人的男性首领。如同当今在小规模社会中所发生的那样，语言让劣势者通过计划达成一致，让原本极危险的对抗变成可预测的安全谋杀。针对反应性攻击倾向的遗传选择是消除潜在暴君的一个不可预见的结果。针对阿尔法人格的选择让男性头一次变得平等。大约经过1.2万代，人们生活的主旋律变得越来越平静。尽管人类这个物种不像理想中那样和平，但我们当前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卢梭派。

布鲁门巴哈称人类是“驯化得最完全的动物”，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人类的驯化已经完成。如果我们再被驯化1.2万代，我们还能变得多温和呢？这是个开放性的问题。如果对被动攻击者有足够的制裁，再过30万年，理论上人类可能会变得像宠物农场里的大耳兔一样，很难发怒，就算它们被几十个热情的孩子反复抚摸，仍然表现得很温和。然而，同样地，如果潜在暴君逃脱了制裁，这个过程可能会发生逆转。反应性攻击倾向和成功繁殖之间的关系将继续由权力决定，但权力将如何分配，以及权力分配将对繁殖产生什么影响，则由太多未知因素共同决定，我们无法预测人类的情绪将如何演变。[Blumenbach 1811,p.340.请注意，也可能发生更早的自我毁灭事件。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发现，在从澳洲猿人进化为智人，或从类黑猩猩祖先进化为澳洲猿人的过程中，有相关的解剖学变化证据。]

执行死刑的能力带来了自我驯化，也创造了道德感。过去，一个不守规矩的人，违背群体规则，或名声卑劣，都是极其危险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今天仍然如此。破坏规则的人威胁到长者的利益，他们有可能因被当作外来者、巫师或女巫而受到排挤，随后可能会被处决。因此，选择会有利于情感反应的进化，让个人感觉到并展示出群体的团结。顺从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

因此，个人的道德感演化为自我保护，其演化转变的程度是其他灵长类动物所没有的。新趋势产生的强烈顺应行为提供了安全的生活通道，此外，还产生了另一个效果——减少竞争，促进尊重他人利益，个人的顺从给道德执行者及其支持者群体带来了好处。这个过程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对自己群体的福利都表现出意想不到的高度关注。人们普遍引用群体选择，来解释我们这个物种对非亲属的兴趣，以及偶尔愿意为群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将群体选择理论（或近亲多层次选择理论）应用于人类行为的著名倡导者包括Sober和Wilson 1998；Nowakm et al.2010；Bowles和Gintis 2011；Wilson 2012。]。然而，群体选择理论从未能够完全解释群体利益是如何超越个人利益的[例如，见Dawkins 1982；West et al.2007；Coyne 2009；Pinker 2012。Pinker 2012是一项对思考群体选择的很好的调查，包括由不同作者撰写的20篇对Pinker目标文章的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的文章。]。道德感的进化是为了保护个人不受社会强者的伤害，这一理论表明，群体选择可能完全没有必要解释为什么人类是这样一个群体导向的物种。我们尊重群体内部的联合力量，这降低了竞争强度，让群体能够蓬勃发展。

至于主动性攻击，根据前面几章的重构，至少在30万年前，我们的智人祖先就有了预谋暴力的倾向。至于它的出现时间有多早，尚未发现类似驯化综合征这样的具体标志。然而，根据对祖先行为的推断，高度的联盟式主动性攻击倾向可能至少在更新世的250万年里一直存在，而且可能出现得更早。

这种说法的原因在于狩猎的古老性。直立人是智人的第一个祖先，像我们一样，他们大约在200万年前开始进化，致力于直立地生活在地面上。直立人在有肉的骨头上留下了切割痕迹，这表明他们屠杀了与大型羚羊一样大小的动物。到了100万年前，有证据表明伏击狩猎出现了（人类反复利用旧石器时代的肯尼亚奥洛戈赛利叶遗址，在那里，猎物被困在窄路上，很容易就能被杀死），这也暗示着存在合作。更有力的证据来源于距今约80万年前的格舍尔·贝诺·亚科夫，人们都是在一个住宅营地狩猎大型鹿和牛群的。然而，在过去的几十万年里，我们只在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中发现了足够的证据，表明智人的狩猎行为显然已经变得有所预谋：他们使用弹射点，明目张胆地设置陷阱来捕捉小动物，从高处捕猎。因此，保守的解释是，主动狩猎可能会被限制在更新世中期，但对于解释智人如何在200万年前就能获得大部分动物作为食物，伏击狩猎仍然是个合理的说法。[Domínguez-Rodrigo和Cobo-Sánchez 2017简要回顾了直立人的狩猎行为。在肯尼亚的Kanjera，有充分证据表明，200万年前就有屠杀了，包括许多小型和部分中型物种（野生动物大小）的骨骼（Ferraro et al.2013）。根据这些证据，Pickering 2013认为，伏击狩猎大约从200万年前就开始了。伏击狩猎更具体的迹象来自肯尼亚的Olorgesaile（Kübler et al.2015）。关于6万～6.5万年前南非Sibudu地区猎物被套住的证据，见Wadley 2010。感谢古人类学家Neil Roach对这些话题的建议。]

在人类祖先成为优秀的猎人之后，他们可以杀死陌生人，而狩猎是一种可转移的技能。狩猎和简单战争都需要搜索和安全调度，都得益于长途行进和良好协调。狼、狮子和斑鬣狗利用联盟式主动性攻击，不仅为了获得食物，也为了杀死其他群体的对手。黑猩猩是社会性猎手，也是自己物种的杀手。相比之下，倭黑猩猩并不以社会性猎手著称（尽管它们喜欢吃肉），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它们会发起有计划的攻击。人类学家基思·奥特伯恩发现，生活在小规模社会中的人类与社会性肉食动物之间存在类似的联系，更加依赖狩猎的社会往往战争更频繁。在大鼠和小鼠的攻击性神经通路中，也发现了猎食和杀死竞争者之间存在相同关联。出于这些原因，200万年来，人类狩猎似乎很可能与杀死相邻群体对手的能力有关。就像黑猩猩和狼会寻找机会攻击陌生动物一样，一旦人类祖先获得了保守性杀戮的能力，也可能会出现杀戮的动机。似乎没有理由能够让人类祖先和其他哺乳动物脱离狩猎与暴力之间的联系。[Otterbein 2004,p.85.另见Wrangham 2018。在智人中，猎取猎物和杀害同族之间可能存在关联，Pickering 2013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智人的捕食与攻击相互脱钩，并认为有预谋的攻击只有在武器得到发展后，才成为可能。鉴于黑猩猩、狼和其他物种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使用联合的、有预谋的攻击行为进行杀戮，这一论点确实令人惊讶。]

我和戴尔·彼得森都认为，杀害陌生动物可能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共同血统，当时人类的中非猿类祖先很可能是个类似黑猩猩的猎人或杀手。由于没有化石来证实最后一个共同祖先的性质，这些证据无疑只是推断。250万～700万年前是人类祖先作为南猿的漫长时代，杀戮陌生人的倾向何时演化而来，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对黑猩猩和人类最后一个共同祖先的日期（以及因此对澳洲人的起源）的估计仍在不断完善。这些估计部分取决于对突变率的评估，而突变率仍不确定。这里给出的日期来自Pilbeam和Lieberman 2017,p.53。他们确定，黑猩猩-倭黑猩猩和澳洲人-人类血统最有可能的分离时间是790万年前，可能范围为650万～930万年前。]。我们没有什么依据来重建南猿祖先在那个时期的社会行为或组织。

不管什么时候开始对陌生人进行联盟式主动性攻击，在人类发展出语言之前，这种杀戮在群体中的影响还是有限的。人们能够彼此分享想法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人们可以根据自己表达的共同利益形成联盟。在形成有计划的、全体成员都支持的决定后，男性首领的欺凌就变成了更微妙的暴政。新的男性联盟有了权力，成了统治社会的人物——这种制度很大程度地被延续到了今天，尽管更多的是法律、威胁和监禁，而不是处决。

因此，我们的“天使”和“恶魔”倾向都依赖于复杂共同意愿的进化，这是语言所带来的，毫无疑问，这种能力也促成了许多亲社会行为的出现。至少在700万年前，一种黑猩猩式的共同意愿形式让这一进程得以开始。在30万～50万年前的某个时候，语言天赋的神秘曙光才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新世界。语言创造了人类的混合型人格，高杀伤力与低情绪反应并存。独特的交流能力让人类的侵略心理变得特别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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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类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都归结于生物学，所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涉及人类的自我意识：解决了人性悖论，对人类了解自己的本性有什么作用呢？

人类本来就是混合体，这一论点极具挑战性，因为我们很难同时在脑海中持有两个表面上相互矛盾的观点。和霍布斯主义者、卢梭主义者的错误认识一样，我们很容易觉得，在人类这个物种分裂的人格中，只有一面根植于人类生物学中，如果是这样的话，许多人很容易情绪化地想象，只有我们“好”的一面，即低反应性攻击，才是进化而来的产物。然而，我们“坏”的一面，即经常造成邪恶行为的高主动性攻击的出现，也需要归因于人类的进化史。要理解这对思考人类未来有什么意义，我相信记住关于进化的两件事会大有帮助。

第一，我已经强调过，进化史是对过去的描述；它并非预测性的，不会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样的。它不是政治纲领，不是道德立场的理由，也不建议我们回到想象中愉快的过去。进化史并不会改变已知的关于人类适应能力的事实。这只是个故事。

我说它“只是个故事”，并非要削弱它作为宇宙学叙述的力量。几乎没有进化故事比这更吸引人了。令人震惊的是，人类最初源于简单的化学物质，约40亿年前排列成复杂的分子模式，首先产生了细胞，然后是动物→哺乳动物→灵长类动物→猿→人类，最终是智人。进化生物学的科学仍然有差距，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但它每10年都会变得更加强大，更让人兴奋。实质不会改变，我们是从非生命中走出来的生命！从本能中产生了意识，从唯物主义的大脑中产生了灵性、欢声笑语，以及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从黑暗中走出来的物种，看清了自己的本质，在巨大的、几乎没有生命力的宇宙中闪烁着精神的光芒。

因此，当我说它“只是个故事”时，我丝毫没有贬低进化论观点的宏伟性这层意思。我只是说这个故事并没有固定的模板，对未来的限制也很少。我们今天所见的社会系统，多与几百年前存在的社会系统大有不同。社会变革的力量显而易见。国家体系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就一直存在，我们可能感觉它是永久性的，但其实它已经开始改变了，未来一切皆有可能。要提醒人类的是，历史比进化论重要得多，因为变化的历史证据生动得多。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有时进步，有时衰退。我们无从得知人类后代将走向何方。

第二，尽管未来是开放的，但进化给我们留下了偏见，这些偏见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影响的方式可以预测，有时会令人不安，但我们最好是承认这些偏见的存在。

最纯粹的卢梭式愿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很容易将其解释为暗示无政府状态将很和平。它们似乎在暗示，除去资本主义、父权制、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其他现代世界的罪恶，就会出现一个充满爱与和谐的理想社会。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只有卢梭式的宽容，而没有霍布斯式的自私，这种想法大有问题，因为它鼓励人们放松警惕。

考虑一下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我之前就讨论过，在小规模社会中，平等主义主要描述的是男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已婚男人之间的关系。和全世界每个社会所发生的一样，在公共领域，男人支配着女人。这一观察并未说明私人领域的情况。在婚姻中，妻子往往支配着自己的丈夫。性格是最大的影响因素，但在相当多的婚姻中，女人也用身体力量来欺负男人。然而，在公共领域，强制性的联盟制定着社会规则，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最终结果总是对男人有利。就这种意义而言，目前父权制是人类的普遍现象。[女性主义人类学作品，如Rosaldo和Lamphere 1974，以及Collier和Rosaldo 1981，为这种概括提供了有用的介绍。例如，“在所有地方，从我们可能想称之为最平等的社会，到性分层最明显的社会，男人都是文化价值的中心。人们总是将某些活动领域视为男性专属，或以男性为主导，因此这些领域极为重要，道德上也很重要……这种观察的必然结果就是，在任何地方，男人都对女人有权威，（并且）从文化背景上有合法的权利让女人屈从和服从。”（Rosaldo 1974,pp.20-21.）正如我在正文中所说，人类社会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父权制不可避免。然而，它确实表明，减少父权制的权力需要强有力的制度。]

然而，没有任何进化规则表明，社会必须保持这种方式。最近，卢旺达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政治变革表明，立法机构在人数上由男性主导的传统是可以被推翻的。类似的变化在社会的各个层面皆有可能。

然而，改变不会轻易发生。它需要积极行动和精心组织，以确保此类改变真的发生。如果我们只是创造无政府状态，换句话说，只创造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改变就不会发生。可预见的是仅是破坏旧机制而不加以取代，就会出现暴力。男人会迅速利用联盟争夺统治权：将出现大量的民兵组织，四处战斗。我们可以自信地预测，男性群体会利用自己的身体力量进行联盟式主动性攻击，以在公共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历史和进化人类学讲述了相同的悲剧。

理解人类发展轨迹，可以得到更普遍的进化经验，即群体和个人永远都对争夺权力感兴趣。他们不一定非得去打仗。父权制、校园霸凌、性骚扰、街头犯罪，或者高层人士为了得到经济利益而滥用权力的现象不一定会一直存在。完全有可能实现平等、无暴力的社会，甚至在未来，社会可能比冰岛或目前其他相对平等、和平的国家更加平等无暴力。

而进化分析所能提供的保证就是，更公平、更和平的社会并不会轻易出现，需要工作、规划与合作。以前的流动的狩猎采集者都有保护自己、对抗异类和欺凌的系统。每个社会必须找到自己的保护系统。为了避免发生暴力事件，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复杂的社会组织有多容易衰败，有多难构建起来。

2017年7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在穿着休闲夏装、吃饱喝足的人群中，绕着奥斯威辛集中营走了一圈。我可以感受到奇美拉最好和最坏的状态。

空气中弥漫着合作与亲社会的气息。我是和一小群游客一起来的，那天早上我在克拉科夫遇到了他们。营地里人满为患，有时我们还得等几分钟，才能被领到下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很有耐心，安静地交谈着。

我们看到一个营地管弦乐队在那里演奏。音乐能帮助囚犯保持步调一致，方便计数。我们看到了这个在1943—1944年，关押数百名妇女进行绝育实验的地方。我们看到了10号监区和11号监区之间的院子，在那里，成千上万的人因为秘密活动而遭枪决，还有一些人顺从地脱掉衣服后惨遭鞭打或被绞死。我们挤进狭窄的密室，这里每次有多达2000名赤身裸体的受害者被齐克隆B毒气毒死。我们看到奥斯威辛第一任指挥官鲁道夫·赫斯和他的妻儿住的房子，离囚犯区仅有几米远，房子周围的花园树木茂盛。在停车场，商贩微笑着兜售手工制作的奥斯威辛-比克瑙大门的原始模型。

我们有时认为，合作总是为了有价值的目标。但是，与道德一样，合作可好可坏。

人类的重要追求不应该是促进合作。这个目标相对简单，而且坚定地建立在人类的自我驯化和道德感之上。更具挑战的是降低人类有组织地实施暴力的能力。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过程，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