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部分人所熟悉的苏东坡，是黄州时期的苏东坡，更确切地说，是黄州时期的大文豪苏东坡。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说，以前哥哥跟他讲，当今学者，只有他们兄弟二人可以相提并论；但他认为，当哥哥贬谪到黄州之后，文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江河之水汹涌而至，自己“瞠然不能及”。

的确，如果从文学创作而言，毫不夸张地说，黄州时期就是苏东坡一生的创作高峰期。

但，文学，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此后的苏东坡，虽难再现这样密集的高峰之作，但他的人生境界，却有了新的跃迁。

这个跃迁在于——与自己的命运和解。

和解是不容易的，要经历许多来自生活的鞭打、磋磨，甚至要反复体验那种从身到心的、不致命但很受罪的痛。

那么，他是怎么和解的呢？

本章，我们将讲述黄州之后，苏东坡人生的最后十八年。

佛家有一句话，叫“悟后起修”。

真正的人生修行，其实是在了悟之后开始的。

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自己不适合干这一行。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九月，苏东坡在京城官拜翰林学士。

而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他还在赴任登州的路上。谁能想到，他刚到登州任所五天，就收到了进京的诏令。进京之后，他先是当上了礼部郎中，然后被提拔为起居舍人，此时已是天子近臣。没过多久，他再度被提拔为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令，参与国家机密事务，共同商议国家大事，相当于进入了国家最高决策层。

他在《谢宣召入院状》里说自己“曾未周岁，而阅三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经历了三次官职的升迁，可以说，是很多官员都不敢想象的晋升速度。

升迁的脚步并未就此停下——元祐元年（1086）九月，他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二年（1087）八月，他兼任宋哲宗的侍读，成为天子的老师。

三十年前，当青年苏东坡和弟弟苏辙，跟着父亲坐船沿岷江出蜀的时候，不就梦想着能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在朝堂上被重用而有一番作为吗？

但当他真的迎来了自己职业辉煌期的时候，竟写下了这样一首怀念黄州的词。

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

帘外百舌儿，惊起五更春睡。

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

他说：我怀念黄州的雪堂，堂前有我亲手所种的桃李。我想着它们如今应该绿叶成荫，青果挂满枝头。窗外的鸟儿五更天就开始叫唤，天刚蒙蒙亮，我就从睡梦中被唤醒。

东坡呀东坡，别忘了这小桥流水的惬意，早日归隐吧。

怀念过往，多半是因为现实失意。

可为什么明明前途正当好，他却如此沮丧？

我们是否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很想得到一个东西，可能是一个职位、一段关系、一件礼物，或是一个从小的梦想，这个期盼甚至累积了很多年。我们也幻想过，得到那个东西，也许自己就会快乐。但当它真的被你拥有了之后，你才发现，它和你所想的不一定一样。

甚至，兜兜转转了一圈，我们才发现这个东西，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

那个在五十一岁职业高峰期写词怀念黄州、意欲归隐的苏东坡，心情也许和我们是一样的。

苏东坡是不是可以被称为政治家，历来学界还有一些争议。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为任一方时，的确是一位好的父母官。

可以这么说，作为“市政府一把手”，苏东坡是胜任的。

《宋史·苏轼传》提到，他在徐州时，黄河决口，洪水泛滥，眼看着就要冲垮徐州城墙，苏东坡亲临一线，身先士卒，召集士兵，给大家鼓劲。士兵们一看，“市长同志”都这么拼命，深受感动，纷纷拿着畚箕和铁锹，从军营中冲出来，修筑东南长堤。抗洪期间，“苏市长”二十四小时坚守岗位，不仅路过家门而不入，甚至直接住在城楼上，一方面指挥抢险工作，一方面安定军心民心。

堤坝建好以后，洪水被挡在堤外，但是大雨依然在下，警报还是没有解除，苏市长又让各级官吏分段防守，最终成功保住了城池。洪水退去之后，他还请求朝廷调派明年的民夫前来增筑旧城墙，并在城墙外修筑木岸，以防洪水再次来袭。

整个工程结束，朝廷下诏表彰了苏东坡。

苏东坡对水利的研究和治理的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他第一次外放杭州的时候，就协助当时的知州疏通了钱塘六井，解决了市民的饮水问题；而等到他第二次来到杭州任知州以后，更是重点疏浚了西湖，并且建了苏堤。

当时的西湖已经严重淤塞，甚至有人提议，不如直接把西湖变成农田好了。但苏东坡坚决反对。他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里说：杭州有西湖，就像人有眉目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眉眼，心灵的窗户都没了，怎么能称得上是人呢？

他在朝廷经费还没有到位的时候，就宣布开工。前后历时五个月，九月竣工，其中最难，也是最妙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对西湖淤泥的处理。

西湖之所以堵塞，就是因为淤泥无法排出。原本每一次疏浚，淤泥都直接被堆在边上，雨水一冲，又流回去了，没过多久还得再次疏浚。

苏东坡厉害就厉害在，他不仅是一个官员、一个“水利专家”，还是一个“城市艺术家”。

艺术家最擅长的事，就是——变废为宝。他从杭州赤山运来了含铁量比较高的土，拌上这些淤泥，横跨西湖南北两岸，建了一座长堤。

一方面解决了淤泥的去处，另一方面方便了西湖南北的交通，最重要的是，走在这条堤上，我们获得了一种之前从未有过的观赏西湖的角度，那就是站在湖中央，纵览西湖南北的风景。

这条堤保留到了今天，它就是“苏堤”。

苏堤春晓，今天已经是西湖十景之首。

并且，为了观测水位，避免西湖再度淤塞，苏东坡又在湖的最深处设置了三座石塔。塔腹中空，球面体上排列五个等距离圆洞。据说到月明之夜，在塔内点上灯光，在洞口糊上薄纸，在湖面上就会看见许多月亮，真月假月同时倒映在湖面上，如梦幻泡影，非常迷人。

这个景点，后来演变成了今日的三潭印月。

这个景色，此刻也印在了我们一块钱人民币纸币的背面，成了我们国家风景名胜中的重要标志。

苏东坡一个人，造就了西湖十大美景中的两个。

可以说，从他开始，西湖的美学格局，就奠定了。

如果我们去看苏东坡为官一方的成绩，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心里装着人、眼里有活儿的好官。他有胆识、有担当，也有格局、有情怀。

但当仕途更进一步的时候，尤其是进入中央以后，他的才能，却未必可以发挥出来。

我们拿王安石与苏东坡对比，就很能看出一二。

他们都在中央做过核心要员的官职，当然，王安石会比苏东坡更核心一些。从政治成就上看，即便王安石变法失败了，我们依然不可否认，他是比苏东坡优秀得多的政治家。

王安石变法，系统提出了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苏东坡写过7500多字的《上神宗皇帝书》，非常全面地驳斥王安石变法的各项内容，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气势宏大，其中引经据典，从上古圣人到本朝先贤，百代兴衰如数家珍，却并没有提出比王安石更为实用和有针对性的主张。

如果我们拿现代的公司来做类比的话——倘若你是老板，你和高管正准备实施一个新战略，突然有另一位高管潜力股跳出来全面驳斥这个战略，但是又拿不出一个更好的方案，你会不会也挺糟心的？

于是你问这位潜力股：“你觉得咱们公司要变好，你有什么想法吗？”

这位潜力股告诉你：“应更加温和，徐徐图之，然后用对人，注重道德操守、人文关怀……”

作为公司老板的你一细想：好像有点道理……但是哥们儿，国库没钱啦，军队要养啊，各级官员等着发工资啊，外敌虎视眈眈啊，百姓日子难过啊……我都急死了，你有没有更具体点的方案啊？这要徐徐图到什么时候啊？

在更期待用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北宋带来新活力的你看来，苏东坡的政治主张，注定不会成为你的心头所爱。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东坡更像是个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而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区别在于：一个擅长提出意见，一个擅长解决问题。

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我们要看到，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死于“战略落地”。北宋原本就有冗官现象，从中央到地方，层级太多，当变法速度推进太快的时候，各地方各层级难以适应，本身就缺乏广泛的基层支持，再加上在新法实施过程中，由于监管不力，有些官员为了交差，为了中饱私囊，甚至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起了反作用。

苏东坡之所以在地方更有政绩，是因为他更接近一线，层级少，主动权大；一旦进入朝中，即便他有想法，光是驳斥政敌就已经消耗掉他的大部分精力，更别说推行下去了。

王安石身上，有着坚定的改革魄力和强悍的政治手腕，这使得他在面对朝堂中旧党的抨击、新党内部的混乱、皇家的质疑，甚至面对自家人反对的时候，他依然表现出了很强的抗压能力。他的身上，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勇感。

但苏东坡不是，他更加柔和，也更为超脱。当他在朝中一再被弹劾的时候，他并不是越挫越勇的。

他退缩了。他不断地上书辩驳，然后请求外放。这个时候的请求，和年轻时的愤慨意气有所不同——他是真的累了。

我们对比他早年和暮年两次在朝的经历，以及他写给皇帝和上级的文字，就能窥见他心态的差别。

制科考试之后，他在《谢制科启二首》中落落长地论述了制科选人有多难，自己又是多么被偏爱，然后表态：我志气卑微却忝居高位，我德行不配却受到厚宠，唯有用自己的微躯报效国家、报效君主。

他说：我虽然是朝廷的直臣，以谏言为主，但是我常常想着为国献身。可能是因为我的地位卑微、力量单薄，对自己期望又太高，言语一出，就遭到了责难，这是在所难免的。我追随策问题目的精深与微妙，实际上都是关乎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如果让我畅所欲言，我会不计后果。

而当二十几年之后，苏东坡已经经历了多年外放，经历了乌台诗案，经历了黄州躬耕，也经历了从黄州离开后的“身行万里半天下”，当朝廷再次对他抛出进京的橄榄枝时，我们居然看见他写出了这些表状：

《辞免起居舍人第一状》

《辞免起居舍人第二状》

《辞免中书舍人状》

《辞免翰林学士第一状》

《辞免翰林学士第二状》

《辞免侍读状》

从杭州外放回京之后，朝廷本要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后因苏辙在位执政，出于避嫌，改任翰林承旨，也就是翰林院的最高长官，负责起草诏书和参与机要，是皇帝的重要咨询对象。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

《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第一状》

《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第二状》

《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第三状》

当青年时的梦想唾手可得的时候，他为什么一次次地推辞不受？

这时，我们再来看本篇开头的《如梦令·春思》，就会更加明白了。

事实上，在朝堂那几年，苏东坡的创作也进入了瓶颈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如之前。有名的几篇，如《如梦令·春思》及我们下章节要讲到的《行香子·述怀》，包括“此心安处是吾乡”“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词中多见的，都是他疲倦地想要归隐的心情和内心不断给自己的慰藉。

真正让他得到了权力，得到了他想要的功名，他却发现，和他几十年前设想的，全然不同。

我想，此刻的苏东坡也许明白了，二十几年前的那个自己，还是太年轻了。从制科中脱颖而出，想要大显身手，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更愿意的，其实是安于一方，造福百姓，好好做点事，写点文章。

于是，他不断地请求外放：

去杭州、去颍州、去扬州、去定州……

但那个时候的他，已经深陷朝局，难以挣脱。

苏东坡隐隐预感到，风暴，将要再次来临。

面对命运的无常，我们甚至无力招架。

今天，如果我们把苏东坡的人生阶段做一个分期，也许可以分为：乌台诗案前、乌台诗案时、乌台诗案后。

而诗案之后，也许我们更记得的是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苏东坡三个重要的贬谪地，分别待了四年多、两年半、接近三年。

但从离开黄州到被贬惠州，中间还有十年之久。

这十年的时间，对苏东坡而言，其实有点破碎而颠簸。

他先是得到了让他移居汝州的诏令，于是历经了一年多的“投老江湖”，从黄州出发，经江州，游庐山，过金陵，到泗州的时候，给朝廷上表，希望能让他在常州住下来。

没想到，到常州没待多久，就收到了让他去登州任职的诏令。

更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五天，朝廷便让他回京，从此开始了飞速提拔。

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紧接着还让他兼任侍读，成了小皇帝宋哲宗的老师，并在隔年“权知礼部贡举”，也就是代理礼部贡院，主持当年的科举考试。

如此飞速的晋升，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和一个女人有关：当时的太皇太后高氏，也就是宋神宗的母亲，小皇帝宋哲宗的祖母。

她非常信赖苏东坡。

《宋史·苏轼传》里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天，苏东坡刚好值晚班，太皇太后和小皇帝召见了他。

太皇太后告诉苏东坡，先帝（宋神宗）在时，每次诵读他的文章，都会感叹说“奇才、奇才”，只可惜没来得及用他。

苏东坡听到这样的话，不禁失声痛哭，说到动情处，奶奶和孙子也哭了。

他们还命人给苏东坡赐座赐茶，并且撤去皇帝面前的金莲烛，举烛送他回翰林院继续值班。

这都是内臣才能享受到的信任和恩典。

宣仁太皇太后高氏，可以说是苏东坡的大贵人。

神宗驾崩以后，年幼的哲宗只有九岁，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摄政九年，其间起用了司马光等保守派大臣，也就是旧党。他们废除了王安石新法，放逐了变法派人物，史称“元祐更化”。

旧党人物一上台，需要寻找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来加入，当然想到了苏东坡。

因此，苏东坡的飞速晋升，就合情合理了。

但，为什么他还会如此颠簸？

因为他真的太直接，太真性情了。

他认为，不应该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事实上他在任地方官的时候，看到新法中有一些有益的部分，他认为可以保留，于是和司马光在朝堂上据理力争。他们谁也不让谁，苏东坡下了朝回家以后，还愤愤不平地怒斥“司马牛！司马牛！”，以此来表达对倔强的司马光的不满。

很多人会将苏东坡归于“旧党”，但事实上，苏东坡在元祐年间所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与旧党不一定相合。新党的人把他当成是旧党，旧党的人又觉得他怎么老出来唱反调，于是这位性情中人，同时引起了新党旧党的不满和攻击。

那几年里，他时常被弹劾，然后需要出来解释，一来一回，心力交瘁。于是他不停地请求外放，但朝廷没过多久又把他召回重用，一直到五十七岁那年，他登上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

出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

但风暴，也很快来临。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此前一个月，苏东坡的老妻，王闰之也病逝了。

这似乎是一个预警。苏东坡敏锐地察觉到，时局又要变了。

太皇太后在的时候，小皇帝宋哲宗一直受到压制，所有的执政大臣凡事都要奏请太皇太后批准，这让皇帝很是不满。这种不满随着年岁与日俱增，连带着对祖母重用的人，内心也有所抗拒。

好不容易熬到了亲政，哲宗便要自己拿主意了。他开始逐步清理“元祐更化”期的执政大臣，重新起用新法之臣，哪怕是曾经当过他老师的苏东坡，他也不见。

苏东坡眼看自己苦口婆心的劝阻没有起到作用，再一次乞求皇帝将他外放。

皇帝没有挽留。

1093年，苏东坡以两学士的身份外放定州，本以为可以喘口气，没想到，这只是他晚年灾难的一个开始。

一年时间不到，宋哲宗重新起用了新法大臣，以章惇为相，尽复王安石新法。

新党一得势，就对元祐旧臣开始了清算。

当苏东坡还在定州为北宋朝巩固边防的时候，朝廷的诏令下来了：讥斥先朝，贬谪英州。

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都会过去的。

大庾岭，在北宋时期，就是中原和蛮荒的分界线，往南是贬谪，往北是回归。

接到贬谪惠州诏令的那一年，苏东坡都快六十岁了。而这一次贬谪，也并不那么顺利，一改再改。

先是让他去英州，也就是现在的广东英德，千里迢迢从河北定州往广东走，路途艰难，不可想象。走到一半的时候，苏东坡实在撑不住了，就写了《赴英州乞舟行状》给皇帝申请，说能不能走水路。

他说：老臣现在双眼模糊，左手失去知觉，右臂也觉得无力。我已经快六十了，头发斑白，牙齿稀疏，病情越来越重，想来也不会活得太久。再加上我平常不擅长理财，所得俸禄和赏赐，随手就花光了，现在路途所需费用，实在囊中已空。英州来接我的人，迟迟未到；定州送我的人，因为费用不够又不肯走；我又没钱雇人买马，现在的困境，就像在水中抱着一块浮木，连浮木都要沉了一样。

他乞求：虽然我自知罪孽深重，但请陛下念及我作为八年经筵的旧臣，能让我走水路，沿途拿到一点医药和食物，至少让我在贬谪地哪怕感染瘟疫死去，也比被草草埋葬在路边，成为流浪的鬼魂要好一点。请陛下开恩怜悯，臣无能。

还没等走到英州，苏东坡等来了皇帝的又一封诏令。不是开恩，是更大的惩罚——让他去离中原更远的地方，岭南惠州。

垂暮之年，一贬再贬，翻过这座山，他要抵达的终点，是传说中瘴疠横行的不毛之地。能不能活下去，都是未知数。在这样的状况下，任谁都是深深的绝望。

绝望之下，还能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苏东坡第一次过大庾岭的时候，写下的这首诗：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拊我顶，结发授长生。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成一首内心独白：

一念之间，我好像摆脱了心中的污垢和杂念，身体和心灵感到了无比的清净与透彻。

这浩渺的天地间，我虽独行却一身正气。

走过这座山，就与过往那个尘世中的自己，彻底告别吧！

此刻，好像有仙人轻抚我的头顶，告诉我长生不老的秘密。

“仙人拊我顶，结发授长生”，最后这句不是苏东坡的原创，他在致敬李白。

原句出自李白的一首自传体长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是李白受到永王之败的牵连，被流放到千里之外的夜郎，中途获得赦免之后所作，也就是说，这是李白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迎来的曙光。

苏东坡的引用，应该就是想借李白的经历，来安慰和鼓舞那个已经绝望的自己吧。

我们不就是靠着这一点点希望，活下去的吗？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

他们的船行驶到清远县，遇见了一位秀才，姓顾。

顾秀才自然听过苏东坡的大名，能在偏远之地见到如此人物，激动万分。

听说他们要去的目的地是惠州，顾秀才就向东坡介绍起了当地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

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

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

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

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

恰从神武来弘景，便向罗浮觅稚川。

“江上的云雾打湿了桂花，海边的雨轻轻洒落在荔枝上。听说这里的黄柑可以用来交换喜鹊，朱橘更是有钱都买不到。”

原来惠州是这样的！

原来恐惧源于未知。

当顾秀才向苏东坡描绘起他所见的惠州时，东坡在绝望中似乎重新看见了一点曙光。

惠州对苏东坡，是友好的。他在惠州待了两年半，得到了很多人的优待。当地官员知州詹范听说他来了，安排他住进了官员外出巡游当地时所住的行衙合江楼，对一个放逐之臣来说，这明显是超标了。

我们来看苏东坡在惠州时期写的诗，完全可以想象他的生活。

他在惠州赏梅：

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

在惠州种菊：

堂后种秋菊，碎金收辟寒。

草木如有情，慰此芳岁阑。

在惠州酿酒：

酒材已遣门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

烂煮葵羹斟桂醑，风流可惜在蛮村。

在惠州钓鱼：

先生悦之，布席闲燕。

初日下照，潜鳞俯见。

意钓忘鱼，乐此竿线。

优哉悠哉，玩物之变。

更为人所知的是，他在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美滋滋地啃着他的羊骨头，写了大量应和陶渊明的诗，过他清贫而恬淡的日子。

两年后，他还在白鹤峰上建好了他的房子，长子苏迈带着他的孙子们来惠州看他，“子孙远至，笑语纷如”，他乐呵呵地写下“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当他已经决定要在这里安度晚年的时候，没想到，这首诗，据说又成了他的祸端。

他曾经的好友，现在的政敌章惇听说了他在惠州的快活，非常不满，没过多久，朝廷再下诏令：

苏轼，再贬儋州。

原本以为绝望之后，怎么着也能迎来一点点曙光吧，没想到，居然是更深的绝望。

每到一个贬谪地，苏东坡照例需要给皇帝写一份谢表。

如果今天，我们把他几个重要贬谪地的谢表对比着看的话，就能看到他的心境是如何一步步滑向暗无天日的深渊的。

在黄州谢表里，哪怕他刚刚经历过一场生死，你也能看见他还在跟皇帝说：

期望我的晚年，不至于变成一个废物。如果能在极力的鞭策下，我还将为国捐躯，奋不顾身，指天发誓，这种信念，至死不变。

庶几余生，未为弃物。若获尽力鞭棰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臣无任。

到了惠州谢表，他说：

陛下怜悯我，考虑到我办事有点年岁，已经离死不远，不足以杀戮，明确发下德音，许全我晚年之命。只是这地方瘴气横行，瘟疫遍地，我衰病交加，不再有归葬家乡的愿望。但我精诚之心未有泯灭，只是空有结草报恩的忠心。

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怜愍。知臣老死无日，不足诛锄。明降德音，许全余息……但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精诚未泯，空余结草之忠。臣无任。

而到了海南，他说：

生无还期，死有余责。子孙悲痛地哭于江边，已经作了死的道别。鬼怪在海上等着我，怎么会准许我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报答陛下的恩德，痛悼这颗心没有机会再留于世间。叩头流涕，不知所云。

生无还期，死有余责……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无任。

老天爷不知道是对苏东坡不好，还是对他太好。

让他历尽磨难，却总会在绝望中给他一线生机。

苏东坡在海南待了三年，没想到，不仅没有死，还把中原的文化带到了海南。

三年之后他离开，依依不舍地说：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关于苏东坡在海南的经历，我们之后还会讲到，但这里我想和你先分享一个小故事。

在儋州第三年的元宵节，月亮高高挂在天上。夜深了，有几位老书生经过他家，敲门问：“如此美好的月夜，先生要不要一起出去游玩？”

于是，苏东坡高兴地答应了他们。他们走到城西，经过小巷，看见各式各样的热闹店铺，等他回家的时候，已经三更天了。家里人闭门熟睡，鼾声响起。

苏东坡放下拐杖，想起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不禁慨然一笑：什么是得，什么是失呢？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元符三年（1100），六十五岁的苏东坡在海南接到大赦的消息，他可以北归中原了。

大庾岭也许没有想到，它会再度迎来苏东坡。

作为北宋第一个被贬到岭外的官员，苏东坡活出了一个奇迹。

当苏东坡再次经过大庾岭，曹溪水波拍打着他的脚面，雾气缭绕着他的衣裳，海外的流放，就像做了一场长长的梦，微醺中，他朦朦胧胧中感觉自己好像又回到了江南。

七年来往我何堪，又试曹溪一勺甘。

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

波生濯足鸣空涧，雾绕征衣滴翠岚。

谁遣山鸡忽惊起，半岩花雨落毵毵。

再过大庾岭，竟已经七年了。心潮难平。

在山岭的一个小店歇脚的时候，有一个老翁走出来问道：“这为官者是谁？”

随从说：“是苏尚书。”

啊，就是苏子瞻吧？

老翁上前拱手行礼说：“我听说别人想尽办法要加害您，没想到您今日还能北归，真是天佑善人啊！”

苏东坡也很感慨，临别时还赠予老翁一首诗，题于墙上：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大庾岭梅关古道上有棵“东坡树”，据说就是那年他亲手种下的，距今有近千年之久。

对一千年的时光而言，一个人的荣辱一生或许不算什么。

而如果把一个人的荣辱一生排开来看，那一时的至暗时刻或许也不算什么。

哪怕艰难，哪怕低谷之后还有低谷，这七年，苏东坡也挺过来了。

那些我们曾以为过不去的，到最后才发现，都会过去的。

在人生暮年回看：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这是个很大的话题，听起来好像也很沉重。

但在苏东坡晚年评述自己一生的这首诗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点领悟。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东坡去世前两个月，北宋已进入徽宗时代。苏东坡在海南收到消息，他因为大赦而获准北还，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他路过金山寺，看见好友李公麟留下的《东坡画像》，望着画中的自己，提笔写下了对自己这一生的注脚：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他说：如果要说我这一生的成就，就三个地方——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他被贬谪的三个地方，从世俗定义的成就来说，应该是他人生的低谷。

但为什么他却说，这三个地方成就了他呢？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了解了苏东坡的人生轨迹。

从北宋开国百年第一，到一朝因言获罪，狱中受尽通宵诟辱。等到重见天日的时候，他又在新岁团圆中被衙役押送着，沿一条破败的驿道，跌跌撞撞地走到了当时遥远的黄州。劫后余生，长夜漫漫，他无事可做，无友可会，只剩一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但谁都想不到的是，就在人生最狼狈的低谷里，苏轼成了苏东坡，一座千年后历代文人都无法企及的文学艺术高峰。

我们现在知道的苏东坡最有名的那些作品：一词两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包括现在已经是中国美术馆镇馆之宝的《潇湘竹石图卷》，还有我们都很熟悉的诗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些，全部都是他在贬谪黄州期间写的。

可以说，没有黄州，就没有中国文化史上的苏东坡。

苏东坡在黄州待了四年多，好不容易重新回朝得到任用，开始了事业上真正的巅峰。

他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官职，在当时仅次于宰相。

但命运就是这么会开玩笑，以章惇为首的新党再次把持朝政之后，身为旧党的苏东坡日子就特别不好过了。

绍圣元年（1094），已经五十九岁的苏东坡再度被贬，这次他的目的地，是当时瘴疠横行、蛮荒偏远的惠州。这次的贬谪，基本上就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终结。

苏东坡自己在诗里写“曾见南迁几个回”，贬谪到岭南的，有几个能活着回来的呢？

但你不得不佩服，在岭南那几年，这个老顽童不仅活着，居然还能活出滋味来。

在去岭南的路上，苏东坡就创作了两篇很有名的书法作品，一篇是《洞庭春色赋》。“洞庭春色”其实是一款酒，用黄柑酿的。他把这个酒喝出了气壮山河的感觉。

他说：我感觉人世间的泡影，把千里江山都隐藏在这一瓣橘子的斑点之中。

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斑。

他说：我洗净酒杯品尝，好像三江的大水都在这一口豪饮里，足以气吞鱼龙和神鬼。

尽三江于一吸，吞鱼龙之神奸。

与《洞庭春色赋》同时写出的，还有一篇《中山松醪赋》，“中山松醪”也是一款酒。其实这两篇赋文是之前创作的，前者创作于元祐六年（1091）冬，当时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外放颍州，后者创作于元祐八年（1093），当时他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外放定州。

而当他被贬岭南，在路上遇到大雨，晚间留宿时，重写这两篇赋，是什么心境呢？

想象一下，外头风雨交加，命运漂泊难测，他却想起了这两篇曾写过的赋文，这两种令他喝完之后身心舒畅的酒。

我们看他的字——苏东坡晚年的书法已经非常老辣。如果我们把这两篇作品和他的《赤壁赋》放在一起观赏的话，就会发现，《赤壁赋》因为是写来送人的，所以更加端庄和工整，但这两篇可能是写给自己的，行笔更为流畅，潇洒飘逸，两个阶段虽然相隔十来年，但是他的气力依旧雄劲贯通。

按明代书法家张孝思的评价：此二赋经营下笔，结构严整，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

如今，《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已是吉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到了岭南以后，苏东坡更开心了。他说自己刚从船舱里走出来，就看见惠州的码头上站满了人，大家都用奇异的眼光望着他，有些人还向他问好。

他“哎呀”一声，说：“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惠州这个地方，很熟悉，感觉曾经来过。不然的话，为什么连鸡犬都好像认识我一样？不管未来怎么样，至少我知道，在这里，肯定会有人对我好的！

是嘛，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我们看苏东坡在惠州做了什么。他虽然还是没权，没钱，甚至痔疾缠身，水土不服，但他依然乐呵呵地种他的菜，啃他的羊骨头，馋他的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虽然夸张，但我们能看得到他的这个气魄！

而且“热心市民”苏东坡，还帮惠州西湖修了两桥一堤，改进了广州城的供水计划。他在岭南待了两年半，就像清代诗人江逢辰的那句诗：“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一个人点亮了一座城，千年过去了，这座城市直到今天都因他而发光。

而到了海南儋州，苏东坡所面临的环境就更加恶劣了。不仅缺衣少食，而且病无药、居无室。

苏东坡完全是抱着必死的心了，他在写给友人王敏仲的信里说：这次去，估计就回不来了，我去那里第一件事就是做口棺材，第二就是选块墓地。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嬴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当时昌化的行政长官张中，还因为给苏东坡提供了行衙居住，并想整修官舍为他提供更好住所而被罢官。苏东坡无奈，只好在儋州城南买地盖房。当地民风朴实，人们对这位北方来的儒者非常友好。他们不仅自发过来帮他盖房子，还经常送吃送喝，祭祀的时候，还会把祭灶的烤肉拿过来送他。

我们在第二章里曾经提到，他在海南怎么用美食来治愈自己：他发现了烤生蚝，吃了自家儿子用山芋和碎米做的玉糁羹，还自酿天门冬酒。哪怕在最饿的时候，他也能写出《老饕赋》，用对美食的想象来安慰自己。

虽然条件有诸多不足，但他依然找到了很多生活的乐趣。

安眠海自运，浩浩朝黄宫。

日出露未晞，郁郁蒙霜松。

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

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

少年苦嗜睡，朝谒常匆匆。

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

何异服辕马，沙尘满风鬃。

雕鞍响珂月，实与杻械同。

解放不可期，枯柳岂易逢。

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公。

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总是贪睡，上朝又匆忙，梳头都没梳够，就已经被沉重的官帽压得疲惫不堪。但现在爽了，可以享受睡眠自由。虽然老人家觉少，日出就醒了，但至少算是自然醒的。醒了以后可以慢慢梳头，清洗之后，耳目都变得明亮，全身毛孔都感到舒畅。

他还在诗的末尾说：谁能把这份快乐记录下来哟，呈献给朝中那些佩戴金腰带，却每天还得早起“上班打卡”的老翁啊？

不仅给自己找到了一些乐子，苏东坡还充分发挥“老年干部”的余光余热，教大家怎么挖井，怎么治疗疟疾，怎么种植水稻……他在海南讲学，使原本的蛮荒之地渐渐“书声琅琅、弦声四起”，甚至带出了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位举人。

我看到一份资料，说受到苏东坡的影响，今天的儋州人依然喜欢吟诗作对。2002年，儋州还获得了“全国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的荣誉称号。

所以有人说，苏东坡被贬儋州，是“东坡不幸海南幸”。海南到今天，依然还有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东坡墨、东坡话……

其实想想是很感动的，这个世界有他真好啊。

苏东坡在海南待了三年，离开的时候依依不舍地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原本以为这是他的“死地”，没想到，他却活成了一个奇迹。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看看他对自己生命的注脚：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我以前读这首诗，以为这是他油尽灯枯的时候对自己这一生的自嘲，尤其是前面两句，听起来就特别“丧”。但后来我读了《庄子》，才发现苏东坡这两句话，是化用了《庄子》的原文。

“心似已灰之木”，这句话源自庄子的《齐物论》：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

庄子认为，人生要追求的境界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没有欢喜与厌恶，没有恐怖与哀惧，只有丧失了“我”，才能突破“我”，进入“无我”的境界，让自己完全融入天地大道中。

“身如不系之舟”，这句话源自庄子的《列御寇》：

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

不系之舟，没有绳子系着的小船，看起来似乎很飘摇，没有依靠，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是自由，是无限。

想一想，人生在世，真的有永恒的依靠吗？真的有长青的基业吗？真的有绝对稳定的关系吗？真的有不死的肉身吗？

“问汝平生功业”，如果把苏东坡这句话拿来问我们——

假如明天就是我生命的终点，问吾平生功业，我会说什么？

曾经有一部普法剧叫《底线》，里面有个片段特别打动我：男主角的老师告诉他，他也曾经有过中年危机，感觉生命好像就是这样了，事业嘛，再爬也爬不到哪里去；人生嘛，好像该看的风景也都看过了。

那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他说他最后明白了，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终极意义。

活着本身，就是意义。

这些经历就是活着的价值。

就像苏东坡在人生的结尾，也许有自嘲，但生死看淡之下，问汝平生功业，他却看见了那些超乎世俗成就的东西——

黄州、惠州、儋州，这些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塑造了他，完整了他。

这，就是他此生的意义。

人生最大的美德，是原谅。

苏东坡一生遭遇过很多次伤害，大部分来自政敌。

他遇事则发的耿直性格，他太过耀眼的天才光芒，总是会引来一些背刺。当然，如果我们站在中立位来看，不一定是因为对方人品不好，很多情况下，是因为双方立场不同。

但苏东坡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无论多大的仇恨，他到最后大多是化解和原谅。

乌台诗案时，主要针对苏东坡的人，是当时的御史中丞李定。

其实苏东坡和李定的过节，很早就种下了。当时李定因为隐匿了母丧这件事，而被人指摘，苏东坡在诗句中亦有影射。对苏东坡而言，他可能一开始真没把这件事，甚至没把这个人当回事，但李定心里却从此种下了伤痛和隐恨。

在苏东坡写下《湖州谢上表》之后，第一个站出来发难的人，就是李定。他在弹劾苏东坡的奏章中，给苏东坡罗列了四大罪状，说他原本就没什么学术造诣，只是偶然的机会获得了一点名气，朝廷已经给了他迷途知返的机会，可是他居然还不悔改，他的文章虽不中理，但是有带节奏的嫌疑，一旦让他把舆论煽动起来，皇帝陛下的新法的推行很可能就会因此被摧毁。

这样的奏章，真是字字诛心。

在乌台诗案中苏东坡所受到的迫害，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有详细的描述，一百三十天，高强度的精神折磨，诟辱通宵，三十年来的诗词信札文章一一交代出处及文字含义，所有社会关系都或多或少受到了牵连……

当苏东坡从那个伸手就能碰到墙壁，就像百尺高的深井一样的监狱里，走出来重见天日的时候，他说：“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那一刻，活着对他而言，已经是莫大的福报了，他已不想再追究谁是谁非。

因此，当元祐年间，旧党重新回到权力核心的时候，身为新党的李定被贬青州。那个时候，苏东坡的仕途正要重见光明。他刚升任登州知州才五天，就以礼部郎中的身份奉命回朝。当经过青州的时候，他见到了知州李定。

苏东坡在给好友滕达道的信里写道：青州资深，相见极欢。

曾经让他在精神上备受折磨的政敌，再次相见，尽释前嫌。

还有在元祐党争中，他最强悍的政敌刘安世，多年以后，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他从大庾岭北归之后，在路上遇见了同样贬谪岭南的刘安世。因为刘安世对禅宗很有兴趣，苏东坡就主动邀请他说：“附近的山里，有一位玉版禅师，我们一起去拜访他。”

等到刘安世被苏东坡引进了一片竹林之后，左右不见禅师踪影，狐疑之下问道：“玉版禅师在哪里？”

苏东坡笑着指了指竹林里新生的竹笋，说：“这就是玉版禅师。”

于是，两个人在竹林里挖竹笋煮了吃，畅谈畅饮，开怀大笑。

包括对把他贬到惠州、儋州的主使者之一，曾经的朋友、后来的政敌章惇，他也选择了原谅。

当章惇失势，被贬到偏远的雷州时，章惇的儿子害怕苏东坡得势之后对自己父亲不利，于是写了一封信给苏东坡求救，苏东坡郑重地回复了这封信。

他说：我和你父亲是四十多年的好友，虽然中间出了一点小插曲，但是交情还是不影响的。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往前看吧。

他还在信里附上了去瘴气的方子，希望对章惇有用。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兹闲放，正宜成此。然只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外物也。（舒州李惟熙丹，化铁成金，可谓至矣，服之皆生胎发，然卒为痈疽大患。皆耳目所接，戒之戒之！）

而最为人乐道的，是他与王安石的世纪和解，真真体现出了两大君子的坦荡、宽阔的胸怀。

南宋朱弁的《曲洧旧闻》中只有寥寥数语，却足以让我们想象出当时的画面：

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

苏东坡从黄州前往汝州安置的途中，经过了金陵。王安石骑着毛驴（他晚年经常骑个毛驴出游），已经等在岸边。船一靠岸，苏东坡立马迎出来，深深作揖，说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而王安石则笑着说了一句八百年前竹林七贤阮籍说过的话：“礼岂为我辈设哉？”

世间的繁文缛节岂是为我们这种人而设？

即便政见不同，但山高水长的君子之风，却让二人有了知音之感。

在金陵的那几天，苏东坡和王安石同游钟山，颂诗说佛，互相唱和。

甚至在《邵氏闻见录》里，还记载过一个故事，说他们深谈政事，彼此交心，并约定“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

他们见面之后，苏东坡还写了一首《次荆公韵四绝》。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邀请苏东坡过来这里和自己做邻居，而苏东坡的感慨“从公已觉十年迟”，这句话依然颇有深意。

苏东坡赞叹王安石“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王安石赞叹苏东坡“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王苏相见的故事，不知令后世多少人神往。

回看苏东坡的人生，他接触过很多人，也得罪过一些人，很多人喜欢他，也有不少人对他有过伤害。

但面对伤害，他到最后，都一一选择了原谅。

放过他人，其实就是放过自己。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心态，他在风雨飘摇之时，才依然能保持一种松弛感。

直到，去世的那一天……

着力即差。

你知道，苏东坡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

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苏东坡病逝在常州。

从瘴疠横行的岭南北归，他已经是一身伤病，再加上路途颠簸，又逢酷暑，这位六十六岁的老人，撑不住了。

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他在长江上喝了冷水，半夜就染了痢疾，开始拉肚子。他起初没太在意，没想到几天后病情转重，反反复复。

他在写给米芾的信里说：

吃了就胃胀，不吃身体更差，一晚上睡不着，天气又热，感觉自己只能端坐着喂蚊子。

某食则胀，不食则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饷蚊子尔。不知今夕如何度。

“不知今夕如何度”——人在病痛时，意志力也渐渐消沉。

好不容易到了常州，他的忘年好友钱世雄帮他租了一所房子，当时是孙宅，后改名为藤花旧馆。苏东坡就在那里休养，钱世雄每天都来看望他，陪他聊聊天。

到了七月十三日，苏东坡病情开始恶化，发高烧，牙齿出血，他以为是热症，所以给自己开了清凉的药物，但没想到治错了。

也许是命中注定，逃不过这一劫了。

苏东坡也知道自己时日已经无多，于是把一些著作托付给了钱世雄，又把孩子们叫到身边，说道：“我这辈子没做过坏事，死后也不会坠入地狱。我死的时候，你们都别哭，让我坦然离开。”

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

杭州径山寺长老维琳和尚也过来看望他，苏东坡作了《答径山琳长老》，这可以说是他的绝笔了：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

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我和你都出生在丙子年，人生在世已过三万多天。如果每一天念一千句偈语，时间也就这么闪电般地流走了。人生最大的忧患，来自我们有这具肉身，如果没有肉身，则没有疾病。鸠摩罗什用神咒延续生命，最后不也死了吗？神咒其实没有什么用啊。

他其实是在告诉维琳长老，不需要再用神咒妙语来延续生命，既然大限将至，坦然接受这个死亡吧。

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已入弥留之际。

宋代傅藻在《东坡纪年录》中描写了他生前最后的场景：

他“闻观先离”，就是听觉开始丧失。

于是维琳就在他耳边大声地提醒他：“端明勿忘西方！”

您一辈子礼佛，可别忘了，要默念着到西方的极乐世界去啊！

苏东坡微弱地说：“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

那个地方有没有我不知道，但现在，使不上劲啊。

钱世雄在边上补道：“至此更须着力！”

这个关键的时候，更要努力啊！

苏东坡最后说了一句：“着力即差。”

这个故事并没写在正史中，只记录在宋人编苏轼年谱里，我们至今未知真假。

但这句话，的确是悟道的话。

“着力即差。”

执着于那个目标，便落了下乘。

着力，指的是过分努力，是对于要到达某地、得到某物、做成某事的执念。

为什么它反而落入了下乘呢？

因为，它让我们忘记了“当下”。

我们常常被教育，要努力。努力，似乎是一个特别正确的词。但当我们努力过度，在目标中无法自拔，很多过程中的感受会被忽略，很多过程中的动作会变形。比如，努力地想要说服别人，努力地想要挽回一段关系……这些时候，它们就像我们手里的沙子一样，我们越是努力地攥紧拳头，反而漏得越多。

当我们只关注结果而过分努力的时候，哪怕一个目标实现了，一个欲望被填满了，还会有新的目标、新的欲望……我们永远在追逐，永远在渴望那些未曾拥有的东西，于是，我们的内心状态，便会是永远“缺失”。

着力即差。

别赶路，去感受路。

也许我们还在跑，但只是为了热爱，为了体验，为了有滋有味地感受生命。

人生，是一场体验的游戏。当苏东坡走完他的旅途，走完黄州、惠州、儋州，当他回首平生功业的时候，那些曾经给他带来荣耀的官职、名利，乃至他想都没有想到的能流传百世的文章，其实，对即将离开人世的他而言，都只是生命的片刻经历而已。

这些福与祸，构成了他这辈子的人生剧本，而现在，他要画上句号了。

何必再执着于某一个目标？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北宋]苏轼《谢宣召入院状》《如梦令·春思》《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上神宗皇帝书》《谢制科启二首》《赴英州乞舟行状》《过大庾岭》《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次韵子由所居六咏》《新酿桂酒》《江郊》《纵笔》《到黄州谢表》《到惠州谢表》《到昌化军谢表》《别海南黎民表》《书上元夜游》《过岭二首（其二）》《赠岭上老人》《自题金山画像》《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与王敏仲》《旦起理发》《与章致平》《次荆公韵四绝（其三）》《答径山琳长老》

2. [战国]庄子《齐物论》《列御寇》

3. [北宋]苏洵《自尤（并序）》

4. [北宋]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5. [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6. [南宋]朱弁《曲洧旧闻》

7. [宋代]傅藻《东坡纪年录》

8. [元代]脱脱等人《宋史·苏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