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闪耀的中国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格范本，苏东坡只是其中之一。

穿透他们的人生，与其说是为了给自己增长知见，更重要的，不如说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提供一个参考坐标。

经由看见他们性格的养成，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的高光与低谷，以及，他们在人生十字路口做出的不同的选择——其实千年过去，这些选择依然还在继续——我们才得以更好地回望和思索自己的人生。

本章比较短，我们选取了和苏东坡同时期的另外两个人来讲述。

他们和苏东坡的关系，既可以称为政敌，也可以称为朋友。

他们，活得都和苏东坡很不一样。

但你不得不说，他们也代表了中华文化史里，另一类非常典型的人格。

虽然本书的主角是苏东坡，但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看，他们所代表的这类人格同样很迷人，很有魅力。

当然，也同样要经历无数的考验，度过无数的艰难时刻。

没有对错，只有选择。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文化史好像一个大药柜，那些旷世奇才和他们的作品都静静地躺在不同的抽屉里。我们一个一个地打开，拿出一味一味的药来，而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搭配出一服独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草药”。

要事业，还是要生活？

如果人生目标只有一个的话，你要事业，还是要生活？

本篇，我们来聊聊王安石与苏东坡不同的人生选择。

王安石被后世铭记，更多的是因为他被写进中国经济史的“王安石变法”。这次变法的影响力之大，甚至有人说改变了中国此后的历史进程。一直到今天，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在学界仍然是褒贬不一，按照华东师范大学刘成国教授的话说，激烈到“一提王安石变法，就要吵架”。

我们今天不讨论他的变法，更多的来说一说这个人。

他跟苏东坡过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

王安石大半生的主题，大概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你乍一听觉得，这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老师眼中的三好学生、领导眼中的栋梁之材啊！是的，但是为了能把这八个字做到极致，你知道王安石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吗？

可以这么形容，如果你有一个像王安石那样的孩子，他跑来跟你说：“爸妈，读书就是我的一切！吃什么，不重要！穿什么，不重要！谈恋爱，更是不重要！老师让我多休息，我跟他急眼，朋友让我出去玩，我跟他决裂，我的眼里，只有读书！”

如果你是家长，你开心不？

王安石当年，大概就是这样的。

读书的时候好好读书可以理解，这个人是参加了工作以后也疯狂读书，甚至常常通宵。

宋人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里记录，王安石当年在基层当“公务员”，每天通宵达旦地读书，困了就坐着打个盹，常常是一看，哇，要迟到了，连洗漱都来不及，就蓬头垢面地去“打卡上班”了。

他的上司韩琦看他天天这个不修边幅的样子，以为他沉迷酒楼夜生活，于是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王啊，年轻人要好好读书，不要自暴自弃啊！”王安石连解释都懒得解释。

他完全专注在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中。其他事情，能少则少。生活？没有生活。

《宋史·王安石传》里说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

沈括在《梦溪笔谈》里也讲了一个王安石的故事，说他脸黑得不像话了，他学生都以为他病了，赶紧找医生来看。医生把脉问诊看了半天，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不是病，只是脸太脏了！

他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形象，甚至可以一年不洗澡。

天哪，这在苏东坡身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苏东坡爱洗澡是出了名的。当年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的时候，这哥们儿自我拯救的其中一个秘诀，就是泡澡啊！没事就去焚香沐浴，甚至搓澡都能搓出金句：

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相比之下，王安石的“垢”就多了去了。

宋人叶梦得的《石林燕语》对此也有记载，说他脏到同事们都看不下去了，就每两个月带他去洗一回，然后轮流给他准备干净的衣服。

这是一项非常严谨的工程，而且这项工程在当时可是有名字的，叫“拆洗王介甫”。

而我们的主人公王安石洗完以后，看到有衣服随手就穿了，也不介意哪来的。

为了抓紧时间搞事业，王安石的生活简直是无趣到了极致。他不仅不爱洗澡，也不关心吃饭。在他看来，吃饭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不让自己饿死。

南宋朱弁《曲洧旧闻》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有一次，管家跟王安石夫人说：“老爷喜欢吃獐子肉吗？”夫人说：“没有呀。”管家说：“那为啥他所有菜都不吃，就吃他面前的这一盘獐肉脯呢？”夫人说：“那你明天换一盘菜在他前面。”

于是人们就发现，其实王安石完全不在意菜是什么，他只专注吃自己眼前这一盘。

而苏东坡呢？他是一个就算穷到死，也要变着花样吃出开心的人。我们知道苏东坡是美食家，据说中国历史上有六十多道菜因他而生。他不仅爱吃肉，还爱喝酒；不仅爱喝酒，他甚至自己酿酒。

他造酒的名气很大，于是有人就跑去问他儿子苏迈和苏过，说：“能不能把你父亲酿酒的方子给我们？对对，就是酿的那个蜜酒，他不是写了一首《蜜酒歌》，说很好喝吗？”

儿子们说：“哎，别提了，他们喝了我父亲的酒啊，都拉肚子了！”

这种有趣的事就绝对不会发生在王安石身上。

《邵氏闻见录》里还说过一个故事。

有一次，包拯——对，就是包青天，当年是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上司——请大家吃饭，席间总得喝点酒吧，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说：“哎呀，我平常不喝酒。”但是领导酒杯都提起来了，你总得给领导一点面子吧。于是司马光就硬着头皮喝了。

而看那厢王安石呢，从头至尾，愣是一口没喝。

这刚的呀……你说多尴尬，领导面子都不给。

但王安石有个好处，就是这种专一到极致的人，通常非常专情。

《邵氏闻见录》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和欧阳修、苏东坡以及其他北宋那种家有侍妾，或者经常给各类女子写小词小调的文人士大夫不同，他终生只有一个老婆，没有任何小妾，连他老婆看不下去，买了个人回来给他当妾，他都能原封不动把人退回去。

以上种种，可能会让我们觉得王安石似乎是一个生活极度没有情调的人。

的确是，他几乎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拿来拼事业了。他是正儿八经从基层干到中央，从一个小县令做到大宰相，一点点实施自己的变法理想的。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考中进士，本来考官列他为第一，但据说因为他的应试赋中有一个词用典不当，皇帝看了很不开心，于是只得到了第四。

进士及第之后，他被授为淮南节度判官。一般来说，任职期满他就可以回到中央，至少也可以入馆阁，做一个文字类工作（苏东坡当时就是这样的），但是，他放弃了。他想要下基层，想要做实事。

于是，二十七岁的王安石被调为鄞县知县，从此展开他的政治抱负。

刚到鄞县，他就写下过一篇《鄞县经游记》。

我以为是个游记，结果一读，跟苏东坡那种风采飞扬、极尽渲染的游记不同，它甚至有点枯燥，通篇就跟记流水账一样，写了自己八天如何走遍鄞县东西十四乡。清晨出发，夜晚住在庙里，日夜兼程，并在其中完成调查研究，劝导乡民，看工程进度，了解民生艰苦。

那三年的时间，王知县扛住了鄞县大旱，帮助贫苦的农民向政府借贷粮食以度过荒年，来年再加低息返还，这就是他后来变法中“青苗法”最初的试验；他提出兵农结合来保障地方治安，并且开展农田水利建设，这也是后来“保甲法”的初步尝试；他在当年鄞县没有一个正经教师的年代里，遍访山野高人，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教学系统——而这带来的成绩，就是两宋期间，鄞县籍进士达到712名之多，甚至一直到近一千年后的今天，鄞州治学之风仍在，还是我们中国的“院士之乡”。

当王安石已经离任鄞县知县十一年后，当地的百姓还自发为这位曾经为他们做过贡献的父母官立了生祠，表达感谢和祝福。

鄞县虽然只是一个县，但就像是他变法的一个小小缩影。第一次尝试，给了他经验，也给了他信心。

鄞县任职期满之后，他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州等职，勤政爱民，政绩斐然。当时的宰相文彦博想跟仁宗举荐他，他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拒绝了。

在各地任职的这些年里，他不断积累执政经验，推进当地变革，收效颇好。在进京述职之际，他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写了一篇长达八千余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可惜的是，宋仁宗并没有采纳。

但大家觉得他是个人才，于是就想留住他，再次许他馆阁之职，他不干。后来仁宗去世，英宗在位时期，又多次征召他赴京任职，他还是坚持不去。

他给出的理由有很多，母丧、身体不好等，但这些理由听起来就很勉强。也许，他不是不想做，他是不想去做那些偏重学术和名誉的文职，否则他就不会给皇帝写下万言书，表明自己的变法主张。

他有着强烈的个人信念和政治理想，他希望能通过改革实现国富民强、海晏河清的盛世。

为这个目标，他蛰伏了将近十年。

终于，他等来了宋神宗。

他的一篇《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指出了当今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阐述了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且，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一年后，“王安石变法”，正式拉开帷幕。

可是王安石没想到的是，等待他的，是一场又一场的舆论风暴。反对他变法的有，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当时的朝廷重臣韩琦、富弼、文彦博，北宋理学的奠基者程颢，当时的文学家曾巩，反对派领袖司马光，以及苏轼、苏辙这样享誉文坛的兄弟，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祖母曹太皇太后，甚至包括王安石本人的两个亲弟弟。

更不用说，在新法的各项措施中直接得罪的既得利益者，以及新法执行中因为各级官员的变形操作而不堪其苦只能把脏水泼向他的民众。

更让人感到孤独的是，他一手提拔的人，他曾经的徒弟——吕惠卿，那个变法中的得力副手，在他第一次罢相的时候就举荐给皇帝，希望能把新法继续推行下去的，那个他寄予厚望的继任者，居然也背叛了他。

当吕惠卿的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甚至害怕王安石的复出会影响自己的地位，于是采取了种种办法诬陷老师。

当亲人、学生、曾经的好友，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的时候，王安石的信念里，也许只有这几个字：

虽千万人，吾往矣。

王安石写过一首《登飞来峰》，那是他刚刚在鄞县知县任职期满后，从鄞县准备回他的故乡江西临川，途经杭州的时候写的。

最后两句：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如果我们去看王安石这一路的职场经历，就会发现，他就是一个“不畏浮云遮望眼”，开弓不回头的孤勇者，即便面对飞沙走石，也从不退缩。

我们今天很难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功过是非，但如果去掉对与错，只看所以然，当我们选择了那最高理想的时候，就等于需要舍弃生活中的缤纷色彩，需要面对沿途丛生的荆棘，需要接收来自全世界的杂音，甚至，需要承受最亲的人的背刺，需要熬过黑暗，吞下委屈，扛住孤独，就如同王安石，该如何“不畏浮云遮望眼”，那便只有——去那“最高层”。

这是王安石的大半生。

是不是和苏东坡，很不一样？

苏东坡的人生，如果从世俗意义上说，他并没有实现自己年少时想要去到的那个“最高层”，又或者，多年以后他虽然已经官拜礼部尚书，成为国家正部级干部的时候，他登顶的那个“最高层”，已经和他心中的设想全然不同。

他被政治风暴裹挟着，哪怕想躲，但他的名声、他的位置，已经让他别无选择。心力交瘁之下，我想，也许贬谪对他而言，不一定代表着毁灭，而是另一种重生。

政治上的苏轼倒下了，文化上的苏东坡站起来了，并且，成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而苏东坡为什么能在文化上闪耀千年？

就是因为，在贬谪的那些年里，他感受到了“高处不胜寒”，于是他做的，并不是去那“最高层”，而是让自己跳出山中，走到山外，去看命运这座山。

所以，他写的是：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真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追求：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是披荆斩棘不畏万难险阻爬上山顶，于是我们看见了一个为搞事业几乎不近人情的王安石；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超脱尘世平静淡然地站在山外，于是我们看见了一个被贬之后回归自然与生活的苏东坡。

他们各有各的抱负，各有各的无奈。

也许，要事业还是要生活，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也没有两全其美的人生，只有无悔无憾的选择。

当然，人生时间很长、阶段很多，一生也并非只有一条路。

那么此刻，你想选择事业，还是生活？

你是结果导向者，还是过程享受者？

你比较倾向于结果导向，还是比较喜欢享受过程？

讲苏东坡绝对绕不开一个人，章惇。他们是朋友，也是政敌。他们之间的缘分，纠缠到我都怀疑他们上辈子是不是相爱相杀的情人。

而且很有意思，他们的人生非常典型地指向两种不同的方向，没有谁对谁错。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心里会不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

章惇原本跟苏东坡是同榜进士，但是那年的状元是他的侄子章衡。《宋史·章惇传》说，章惇非常有个性，他不愿意名列他侄子的后边，自视甚高的他做了一件很激烈的事，“委敕而出”——把录取通知书给扔了。然后，复读，再考一次。

两年之后，他考了第一甲第五名，科举之后，出任商洛令，去管理一个县。当时苏东坡刚好也出任凤翔，是地方长官的“秘书”，两个人工作地点都在陕西，而且他们年龄相近，才情也相当，就成了好朋友。

《宋史·章惇传》里记载了一个他们俩的故事，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很能看得出这两个人完全不同的性格。

他们同游南山，到了仙游潭这个地方，潭下万丈深渊，对面有一块石壁，中间横着一根木头，要走过这根木头才能到达绝壁。

章惇就跟苏东坡说：“这么奇特的地方，我们走过去题个字吧。”

苏东坡说：“我不敢。”

没想到章惇如履平地般走了过去，垂下绳索拉住树，提着衣服，用蘸着墨的笔在石壁上写下几个大字：苏轼、章惇来。

写完之后上来，神情一点都没改变。

苏东坡直愣愣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等章惇上来以后，苏东坡拍了拍他的背，说了一句话：“你将来能杀人。”

章惇问：“为什么？”

苏东坡说：“能把自己的命豁出去的人，也能杀人。”

我们从中就能看得出，这是两个个性迥异的人。

自然，他们在职场上，也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行事风格。

苏东坡虽然嘴很直，但是处事还是相对温和的；而章惇不一样，他认定的事情，真的就像苏东坡说的——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他们身处两个对立的阵营。章惇跟王安石一样，是坚定的变法派，苏东坡则偏向于保守。按道理说，政敌通常是要斗个你死我活的。当时苏东坡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别说他的政敌对他落井下石了，就连曾经跟他一个阵营的人，也不敢出来替他发声。

人心如此凉薄啊！

可在这个危急的时刻，章惇站出来了。

虽然我们政见不同，但就事论事，我觉得你受了冤枉，我就要替你发声。

章惇跟皇帝说：“我认为苏轼没想要造反。”

当时的副宰相王珪在边上说：“怎么可能呢？你看他这个诗，世间惟有蛰龙知。陛下，您已经是飞龙在天了，他怎么敢再去找一条蛰龙呢？”

章惇说：“那诸葛亮还是卧龙呢，也没说人家要谋反啊！”

神宗皇帝当时听了，觉得章惇说得很有道理。

两人出来以后，章惇还不依不饶地拉着王珪，说：“你这样做，是要灭苏轼满门吗？”

王珪说：“不是我说的，这是另一位大臣舒亶说的。”

章惇直接来了一句反讥：“那舒亶的口水，你也要吃吗？”

曾经跟苏东坡站在一起的人都不敢说话，但偏偏是政见不同的章惇有这样的勇气和魄力。也许他认为：对的就是对的，我认为是对的，我就要表达出来。

后来苏东坡大难不死，被贬黄州。那个寒冷的冬天，他刚到黄州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是因言获罪，就更怕自己说错话了。

他当时给章惇写了一封长信，里面说：我自从获罪以来，不敢再与人交往，即便是骨肉至亲，也没有一字书信往来，今天突然收到你的信，慰问之情如此深厚，关怀之意如此真切，令我感慨，无言以表……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

从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到，体验了世情凉薄、人生无常的苏东坡，在没人敢和他交往的低谷中收到章惇的问候，内心是很温暖的。

他说：平时你和我弟极力劝诫我，费尽苦心，而我却刚愎自用，不以为然……以前的熟人朋友，只会当面夸赞吹捧我，酿成了我的过错，而一旦患难，就没有人再怜惜我了。只有你，平时对我帮助挽救，到了我急难的时候，又能体恤和接济我，真正和世俗之人不一样啊。

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一定会认为，苏东坡和章惇，真的是一对彼此相知，且不因世情而改变的至交好友。但如果我说，苏东坡后期一贬再贬，从惠州到儋州，这些经历是拜章惇所赐，你敢相信吗？

神宗皇帝过世后，宣仁太后当朝，司马光主政，他废掉新法，重启旧法，同时把苏东坡等支持旧法的大臣召回朝中。朝廷又经过了一轮大洗牌。作为新法坚定支持者的章惇，在那个时候承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苏辙一再上书，请求罢免章惇，而在这整个过程中，苏东坡没说过一句话。

我们知道苏东坡对于旧法，也并不是全然赞同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很难猜测，他是因为政见相对温和的原因，还是因为弟弟与好友两相为难的原因，总之，在那段故事里，苏东坡的态度是暧昧的。

但是章惇，依然非常明确——我坚持我所认为的。他被贬八年，一直等到新皇帝掌权亲政，重新起用新法，他才再次回到朝中。

而回来以后，他就用铁腕手段，清洗旧法大臣。对内强推新法，甚至想要废掉两后，对外征服西夏，出兵吐蕃，改进军械，巩固边防，在那个时代，将北宋的疆域扩展到最大。

如果单从政治成就上来说，章惇远远高于苏东坡。

他的目标感、边界感都非常明确，为了做事，不惜得罪一票人。他差点挖了司马光的坟，把司马光拉出来鞭尸，甚至把皇太后赐给司马光的碑文给磨平，把司马光的牌坊给拆了。

他对旧法大臣不遗余力地打压，其中就包括苏东坡。

从英州，到惠州，再到海南儋州——贬到儋州在当时已经是仅次于死刑的处罚了。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么做，是要把人往死里弄啊！

甚至还有人以为，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私人恩怨、深仇大恨。北宋惠洪的《冷斋夜话》里记录过，后来苏东坡从海南回来，经过南昌的时候，南昌太守看到他也吓了一跳，说：“坊间都传闻你已经挂了，咋现在看你还活蹦乱跳，游戏人间呢？”

苏东坡幽默地说：“哦，本来要挂了，去阴间路上看见了章惇，所以又掉头回来了。”

不知道是因为对苏东坡的偏爱，还是因为章惇做事的确太狠，元朝人把章惇列入了《宋史·奸臣传》。

他们认为章惇是奸臣。

但如果我们纵观他执政期间的成就，就会发现这个评判有些偏颇。单论他在用人这件事上，就当得上“大公无私”四个字——为相七年，从来不利用自己的职权赠送任何官爵给自己的亲信，并且解除所有凭借私人关系而任官之人的官职。

后来，宋哲宗驾崩，朝廷需要另立新帝的时候，他的意见也非常明确：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而最后继位的正是端王，也就是宋徽宗。

徽宗继位以后，章惇被贬。那时苏东坡正从海南回来，章惇的儿子害怕东坡未来得势，也会把父亲往死里弄，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苏东坡，替父亲求情。

一生宽厚待人的苏东坡，给他回了信，说：我和你父亲是四十多年的好友，虽然中间出了一点小插曲，但是交情还是不受影响的。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往前看吧。他还在信里附上了去瘴气的方子，希望对章惇有用。

回望这两个人的人生，章惇锐利、坚定、执着，非黑即白。他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排除万难也要做，哪怕前方挡路的人是他曾经的至交好友，他也能披荆斩棘，毫不留情。他像一把尖刀一样，要么成为颇有政绩的宰相，要么就是写入史书的奸臣。

而苏东坡宽厚、仁慈、豁达，也软弱，他没有雷霆手腕，在政治上、在职场里，相比于咬死目标、心无旁骛的人，他实在算不得有什么伟大的成就。但作为一个人，他的性格里写满了生而为人的丰富情感，因而能在文学里、在艺术上，成为一股感染人心的力量。

他们过着不一样的人生，开出了不一样的花。

关于如何活这件事，其实没有对错，只有选择。

所以，你更希望自己是结果导向者，还是过程享受者？

1. [北宋]苏轼《题西林壁》《与章子厚参政书》《与章致平》

2. [北宋]王安石《鄞县经游记》《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登飞来峰》

3. [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4.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

5. [北宋]惠洪《冷斋夜话》

6. [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

7. [南宋]朱弁《曲洧旧闻》

8.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9. [元代]脱脱等人《宋史·王安石传》《宋史·章惇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