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二年，周秉义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轻闲快乐的一年。

在公私两方面，他都不再有什么压力了。退休前，他又完成了两处“老大难”危房区的拆迁工作，为接手的同志开展工作铺平了道路。在亲情方面，他同样获得了解放。周蓉从民办中学副校长的职位上退休了。她当教师两年后就被校董事会聘请为副校长，负责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她还一直兼课。私立学校老师退休不受年龄限制，是她自己执意要退休，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学校三番五次说服她接受返聘，虽然尚未完全获得自由，属于自己的时间还是多了不少——她利用那些时间创作小说。她的退休金加上返聘工资，不比退休教授们的退休金少，她已很知足。

蔡晓光与周蓉前后脚退休，他已不再做电视剧导演，或者说不再有什么机构主动给他机会了。高大上主题的电视剧收视率滑坡，政府和民间的投资热情骤降。脱离现实题材、以收视率为王的商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蔡晓光既嫌恶又想跟进，却又总是跟不上，摸不准方向。导演一些思想低俗、没心没肺的娱乐剧，他更不愿意，实际上也变不成那样。他和那些老哥们儿凑一块儿挖空心思地研究出过几份剧情梗概，却四处碰壁找不到投资。

“还行，不错，能看出你们几位老师下大功夫了。可惜你们弄出来得太晚了，二十年前拍倒是一部好剧。”这是他们经常得到的最好评价。

从此以后，他们就不再为难自己，默认自己彻底“过气”了。

蔡晓光闲不住，常常被一些大学请去做影视讲座，偶尔有人找他拍广告或宣传短片。那些事永远不会让他有什么成就感，但钱来得挺快。影视圈绝对不屑于挣这些“小钱”，但对他而言，能挣点儿“小钱”总比一点儿不挣要好。蔡晓光和周蓉的退休金数额大体相当，而他内心希望自己的实际收入比妻子高些，那会感觉更好些。夫妇俩的实际收入加起来，足可确保他们晚年过上本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大多数人退休后收入下降，生活质量肯定下降，他们不愿意这样。尽管他们一向更倾向于精神充实而非物质追求，对金钱他们既不想理睬，又没法不理睬，诚惶诚恐，不敢掉以轻心。二人都不愿管钱，都想做财务总监而非主管。

蔡晓光曾对周蓉说：“夫人，还是你管吧。我太粗心，管不好的。而且，我见了钞票的第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什么不把它花掉呢？我对数字又不敏感，见了就头晕，我尽量可持续地往家里划拉着就行呗！谁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嘛！”

周蓉却说：“我的夫君啊，你别忘了，咱们大半个中国，丈夫都有一种称谓就是‘掌柜的’。‘掌柜的’管钱，是你们的天职啊。”

夫妇俩谁都不愿担那份责任，便像两个孩子似的由“石头剪子布”决定——结果周蓉输了。

蔡晓光说：“你管！这是天意。”

周蓉耍赖，说当然应该由赢的一方管。

蔡晓光很不情愿地管了一阵。

后来，周蓉发现他存款到期了都不转存，银行发行高息债券也不上心去买一笔，叹道：“我夫果然不善理财。”她只好快快地接收了财务大权。周蓉的财商也高明不到哪儿去，虽然在法国生活了十余年，这方面一点儿也不开窍，只知将钱存到银行去，而且一向认准的是“老字号”。她比蔡晓光有责任心的体现，不过就是到期了会在当日转存，若是银行代发具有国债性质的债券，也愿意大清早去排队买一笔。初次排队的感觉很不好，她回到家里对蔡晓光抱怨说，自己排在了一堆老头老太太中间。晓光却说：“夫人，别忘了你也六十多岁了，跻身老夫人行列啦！”一句话噎得她哑口无言。再经历时，心态摆正，竟乐于与一些老头老太太聊长叙短了。

有钱人一般不买国债，他们都有来钱更快获利更多的门道，即使偶尔买一些，也无须大清早排队，必会受到特殊礼遇，在贵宾室享受专属服务。那里有沙发，还有茶点款待。随着人们平等意识的增强，有人批评银行的贵宾室现象，于是许多银行的贵宾室不叫贵宾室，改叫“大客户接待室”，空间依旧，沙发依旧，茶水依旧，“贵宾”改成了“大客户”，争议居然少了。提意见的多是知识分子们，周蓉是知识分子，却从不参与这些事情。她早已不是北大读书时那个周蓉，也早已不是副教授周蓉，她现在自称是“退休女人”。她甚至认为，普通人如果对国家对社会意见太多，肯定损寿。她如果有看法有意见，更喜欢向蔡晓光诉说。若他认为她的意见有道理，那么她会借笔下虚构人物写在小说里。

蔡晓光却喜欢做代言人。现在城市人家大多有了电脑，手机更是无所不能，自媒体时代已经来临，网络上各类代言人如雨后春笋、过江之鲫，他们前仆后继、层出不穷。晓光不但喜欢在网上代言，同样乐于被网民封为意见领袖，只不过尚未戴上一顶“冠冕”。他对意见领袖这一顶“冠冕”心向往之，却也不是孜孜以求，封上了高兴，没人捧场也不失落。他的博客点击量挺高，其实他发表的不少意见都是周蓉的意见。他常将周蓉的意见有所取舍地公布在网上，当然主要是民生方面的意见。他对夫人周蓉心怀感激，她的意见足以让晓光的博客点击量只增不减。周蓉的点赞，让他非常受用。

一天，蔡晓光参加完一个会议回到家里，他很高兴，说在会上得到了某位领导的表扬。

周蓉问：“那位领导怎么说的？”

他说：“与你表扬我的话差不多，说我是懂规矩守底线的博主，说我在博客中表达的意见无论操作性如何，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懂规矩守底线’不就是‘明智’吗？夫人，你与领导对我的看法不谋而合，相当一致啊！”

周蓉笑着听完，没说什么。她不上网，连写作也不用电脑。她说如果手中没有笔，面对的不是稿纸，就一点儿也找不到创作的感觉。每天晚上，夫妇二人上床后，往往背靠床头聊一阵，照例是她问网上有哪些她应该知道的事，他一一讲给她听。遇到感兴趣的话题，二人就会讨论起来，有时还会争论。

那时，蔡晓光感觉异常幸福。

“这才是我要的生活，我要的生活就是这样！美人在侧，相谈甚欢，欲拥便拥，欲吻便吻，幸福若此，夫复何求？”他说着就会搂抱她，亲吻她，而她就不好意思继续争论，也觉得很幸福。

虽然周蓉已光彩不在、容颜失色，蔡晓光似乎看不出来，仍将她视为貌美如花的妻子，哄着她爱着她，以使她高兴为能事。

“我夫有恋‘旧物’的雅好。”周蓉常常这么调侃他，他心里很舒服，她自己心里也美滋滋的。

一天，周蓉从银行归来，情绪低落。

蔡晓光已将家里收拾整洁，正在上网，头也不回地问：“又排队买债券去了吗？”

他是喜欢做家务的男人，擦洗房间的认真劲儿常让周蓉自愧弗如，赞赏有加。他则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定期来一次大动作，将床、桌子、柜子啊一一移开，将后边犄角旮旯都擦得一干二净。周蓉经常半真半假地大发感慨：“下辈子我还要嫁给你。”

“必须的。”蔡晓光那时就很得意。

从银行归来的周蓉说：“我不去银行，你会去吗？”

蔡晓光又问：“就为几厘钱利息，那么早就去排队值得吗？”

周蓉说：“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两万元三年期差一千多，你认为不值得吗？还说风凉话！”

蔡晓光听出了她情绪不对，看着她诧异地问：“没买着？”

周蓉躺在长沙发上，看着晓光说买是买到了，但听老头老太太所聊的话，听得心情糟透了。他们中还有七十五六岁的，柱着手杖去的。她正听他们聊着，又来了一个老妪，撑着四轮助行器，估计连三个轮子的都撑不稳，脚都抬不起，鞋底蹭着地面，根本上不了银行门前的台阶。别的老头老太太显然早就认识她，帮她上台阶，她也帮着，这样她还累得喘了一会儿。有人问她病好了吗？她说能好吗？只能说寿限还没到，在鬼门关口又缓过来，那也离死期不远，有今儿没明儿。又有人问，你儿子或儿媳妇怎么不来呢？她叹了口气说，别提他们了。大家也就再不问什么。她自己反而忍不住小声说，因为自己住了几次院，把儿子媳妇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儿钱折腾了个精光，却还没死成。儿子媳妇都嫌弃，连孙女也给老妪脸色看，认为她浪费了爸妈供自己上大学的钱。大家听她自己絮叨，还是没人接话。

“这时，我多了一句嘴，说您老这么大岁数，腿脚又不好，以后少出门吧。为了多点儿利息，万一摔伤住院，太不值得。你猜她怎么说？”

“怎么说？”

“她小声对我说，她明白不值得。她希望哪一天自己被车撞了，直接就上了黄泉路。她旁边柱手杖的老头说，老姐姐你这想法可不对，万一没撞死，又住院了，你自己不是又受一次罪吗？你猜她怎么说？她说受罪我不怕，认了，那就赖在医院不出来。反正我说这儿还痛那儿还痛的，医院不能硬把我拖出去。有人负担医药费，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最好是经历一次车祸就去见阎王了。”

晓光起身从电脑桌前离开，坐到了沙发一角。他一坐下，周蓉就不躺着了，蜷腿坐在沙发上。

他搂着她，亲了她一下，抚慰道：“咱们到了那岁数，肯定不至于落到那种地步。十多年前，国家的GDP总量才一万多亿美元，现在七八万亿了，快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咱们的晚年，会比他们那一茬人好得多。”

周蓉说：“我也比较相信这一点，可听了他们聊的话，还是不由得怕老，怕生病。他们都是经常看病的老人，个个都有住院经历。这个说某种药一般不给公费医疗的人开，那个说什么什么药虽能救命也不给一般公费医疗的人用。有位老爷子讲，他与一位同样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住院期间，医生告诉对方儿子，有一种进口药，打上几针你父亲的病情就能改善多了，保证一两年内没什么危险。一针四千多元，问他用不用？当儿子的却说，医生，凡那不能报销的，你以后根本不必对我们提。结果呢，出院没几天，死了。讲这事的那位老爷子，幸亏拆迁时不管儿女们高兴不高兴，硬是将一笔补偿款扣在自己手里了。当然也不是全部，是一部分。他说自己有先见之明，钱一到了儿女手中，再要让他们花在自己身上就不那么容易了。他把那笔钱用了，打上了那种进口的针，所以，他现在还能站在银行门口。他还讲到请护工的事，说儿女都上班，看护不了自己，只得请护工，每天两百元，另外还得给五十元的两顿饭钱。如果不想给也可以，那人家护工就得到医院外边去吃，什么钟点回来可就没保证。他一次次说幸亏自己除了退休金，还有那笔拆迁补偿款，否则也一命呜呼了。”

晓光说：“这是他们家庭内部原因造成的。如果我是他儿子，还想省下那笔护理费，那我请假也得亲自护理老爸呢！”

周蓉说：“听他讲，他儿子儿媳都是临时工，请几天事假还行，时间长了工作就丢了。”

晓光说：“不是有劳动法嘛，依法主张正当权利啊。”

她说：“你太不了解情况了！依法主张权利那要打官司，临时工们有那个精力吗？不到万不得已，还不是忍气吞声？有个老太太讲，她住院的经历听来更让人哭笑不得。她说，病床的床垫上还有褥垫，那也要收费，每天十元，是一种防水褥垫，不在医院必须提供的床具范围内，所以也要专门收费。老太太舍不得多花那十元钱，跟医院掰扯，说既然不是必须的，那我就不需要，坚决不租那种褥垫，结果有几天大小便失禁，把床垫弄湿弄脏了。院方说，事先已经对您讲清楚了，不租我们提供的褥垫，现在怎么样？您必须赔床垫。这么脏的床垫，我们以后没法继续给住院的病人用了。老太太只得乖乖赔了，理亏呀。等她出院时，一想太划不来了，不能白赔，雇辆三轮平板车将床垫拉走了，要卖给收废物的。那么脏的床垫不能拉回家去，家人也讨厌啊。可收废品的拒收，说这么脏的床垫，收了没法处理。老太太没辙，说白给你了。人家收废品的说，白给也不要，别扔我这儿。这么大的脏东西，扔我这儿太碍事，您要扔请扔别处去！往哪儿扔呀，往哪儿扔不也得再让平板车继续拉着扔吗？那不又得多给钱吗？老太太心疼得都快哭了，再三哀求，又给了收废品的二十元钱，人家才允许把床垫扔那儿了。过去好久的事了，老太太讲起来还眼泪汪汪的呢。”

晓光说：“亲爱的，你得宏观一点儿看那类问题。一百多年前，全世界才十六亿多人口，而现在中国就十三亿七八千万人口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他的口吻，像导师在启发自己的研究生思考问题。

周蓉明知他接下来会怎么说，却装出难测高深的样子愿闻其详，她问：“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要解决好今天中国人的生存和幸福问题，如同一百多年前解决全世界人口的生存和幸福问题，难度可想而知。中国一半以上省份，人口都抵得上现在一个国家。七八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听起来可观，可一人均，仍排在全世界后边。从前，中国所交的联合国会费不足总数的百分之二，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总额已经翻了近十倍，这是不是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发展成就呢？照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等咱们八十多岁，看病住院，根本就不会出现那些老人讲到的情况。亲爱的，要向前看嘛！”

蔡晓光虽然退休，政治头衔反而升了，不但是省政协委员，还是市政协常委。他讲起宏观发展，一套一套的，各级领导可爱听了。总而言之，他是很多会议的明星。在周蓉看来，丈夫的思想进步是统战部门的一大胜利。她太了解他了，蔡晓光骨子里比她还桀赘不驯。她对他的改变却并不持批评的态度，有时还给予表扬。因为他改变后观察国家和社会的立场、角度，恰是她以前所没有的。她觉得，常听他说说对自己有启发。更因为自从退休后，她一天比一天求安避害了，唯恐他惹出什么政治是非，让他们的晚年生活陷入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危机。有政协教育他，替她提醒着他、告诫着他，她放心多了。

“如果不是二十年后，而是几年以后，我患了大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经常住院，请护工，进抢救室，那你怎么办呢？咱俩攒那点儿钱，不是同样不够折腾的吗？”

那些老头老太太的遭遇，对周蓉怕老怕病所造成的心理阴影挥之不去。她不同于蔡晓光，他有一级艺术职称，所享受的医疗费报销比例较高，而她是体制外的人，自恃身体素质一向很好，买的医疗保险是中等偏下的那一档。

周蓉的话让蔡晓光也有点儿不寒而栗。如果她说的情况真的发生，那么毫无疑问，他们的晚年生活肯定会遭遇经济上的破产。

“你完全是杞人忧天、胡思乱想！向前看是要看到希望，而看到希望是有根据的。不应该偏往坏处想，自己吓自己……”其实，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话并不能让人信服。他又搂抱着她，吻她，试图以肢体语言加强有声语言的说服力。

周蓉孩子般地接受着他的爱抚与安慰，不无羞赧地小声问：“我是不是老了，反而娇了呀？”

晓光说：“是的。”

“这可真不好，我怎么变得这么没出息了呢？”

她仰起脸看着他，似乎在看着自己的守护神。那种目光让他愉快极了。

“有什么不好呢？很好啊。你娇，我哄你，也是我晚年生活的一大乐子嘛。”他俯首欲吻她的唇。

她说：“不仅是你的，也是我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的晚年生活。”她一只手挡在了两人唇间。

“对，对，是那样。”他抓住她那只手，排除障碍，更低地俯首下去。

她却推开了他，一下子站起来，变换了一种庄重的表情说：“演出到此结束，刚才逗你玩呢！我是那种轻易就会对生活气馁的人吗？你以为听到了一些老头老太太的苦衷，就会影响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了吗？错！你如果那么想，就太不懂你老婆了吧？”

蔡晓光看着她，一时没法判断她刚才的不良情绪和此刻的郑重声明，究竟哪个为真，哪个是假。

“不许再吸烟了，屋里已经有烟味儿了，打开小窗放放。我还没洗漱呢，得收拾自己的脸面去了。做早饭了吗？”

“做好了，我已经吃过，给你热在锅里了。”

“表现真好！”她双手捧住他的脸，反过来亲了一下，转身离开了。

蔡晓光往沙发上一靠，不禁哑然一笑，笑得很满足很幸福。

过了六十岁的夫妇中，还能保持他们两人这种关系的，或许还不到万分之一。他俩如同二三十岁的年轻夫妻，而且是关系很糯又喜欢戏谑的那种。他俩的心态实际上比一般年轻夫妻还要年轻。他俩都力争做对方的开心果，似乎往往还互相较劲儿，看谁比谁更胜一筹。这是因为他们两人天性上极富幽默感，倘若一日不幽默，那一天似乎就过得无趣了。蔡晓光总觉得自己在实际拥有周蓉的时间方面损失甚大，心怀强烈的弥补愿望。他认为，弥补的方式当然是将夫妻二人共同生活的每一天都尽量营造得快快乐乐，如果并没有那么多喜乐之事，那也一定要互相逗乐子寻开心。周蓉又是那么敏感、善解人意的性情女子，她深谙丈夫的心理，常常投其所好，让他心满意足。她凭借这些做法，聪明地补偿自己对丈夫内心的亏欠。

第二天清晨，周蓉早醒，发现床上只有自己。她蹑手蹑脚走到另一个房间，看见晓光在上网。

他回头说：“我把咱俩的谈话内容写成了一篇博文，昨天下午发在博客上，现在点击量已经过万，还上了两大网站的首页。你猜猜，我起了一个怎样的好名字？”晓光满脸得意。

周蓉双手搭在晓光肩上，站在他身后想了想，试着说：“我和老婆侃中国？”

晓光大声说：“恭喜你答对啦！不过没全对。文字有差别，基本意思是对的。我起的题目是《我们夫妇谈祖国》，发的是很正能量的博文，希望主流报刊愿意转，领导看了也认为好，所以题目必须规规矩矩，来不得半点儿油滑。”

周蓉说：“让我再猜猜。在我们夫妇之间，我肯定是被教导的一方，你肯定是循循善诱的教导者啰？”

晓光说：“对，对，事实如此嘛。”

她说：“可我昨天也声明了，我是在逗你玩呀。”

“这一点当然不能写！写了岂不就成小品了？你不要用那种眼神瞪着我，更不要有什么心理不平衡！在咱们两口子之间，你应该摆正位置，心甘情愿地陪衬我的正面形象，那样对我有好处，对咱俩都有好处……”蔡晓光边说边站了起来，将周蓉横抱胸前，欢欢喜喜地走向卧室。

果然如他所料，有领导看了他那篇博文，批示道：“难得一见的好博文，体现了民间的正能量，不仅指出了问题，还提出了希望和措施。”

于是，不少报刊都转载了这篇博文，蔡晓光也如愿收到了多笔稿费。他与周蓉一道，专门到一家高档饭店出手大方地撮了一顿。

“鱼水夫妻，欢欣与共。”这是周秉义对妹妹和妹夫两口子退休生活的八字概括。

郝冬梅认为恰如其分，周秉义也对妹妹的生活不再有任何顾虑，百分之百地放心了。

郝冬梅曾有点儿醋意地问他：“那你又怎么比喻咱们的夫妻关系呢？”

秉义说：“咱俩是琴瑟之好，另一种路子。我要是像蔡晓光对周蓉那样经常跟你戏谑，改变了自己的风格，那我就难以当成好干部了。你要是像周蓉那样投我所好，我也会觉得不是你了。夫妻关系亲密与否各有各的表现，咱们何必一定要像他们呢？”

冬梅想想秉义说的也是，于是释然。

作为大舅，周秉义对周玥懒得关注。她已达到目的，到底与那个五十多岁的物流公司老板领到了结婚证。不管经济实力如何，当老板的人总归属于先富起来的一小撮，区别无非是大亨们有多少亿，而一般老板们的身价以几百几千万来论。

周秉义曾对郝冬梅说：“如果周玥发来节日祝福短信，你一定要以咱俩的名义回，只以你一个人的名义回不好。”

冬梅说，她明白，每次都是那么回的。

周玥从不给周秉义发短信，怕的就是他不理睬。实际上，只要她给他发祝福短信，他肯定会回。他对外甥女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没太当成一回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他不愿与她有太多太深的来往，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位老板。虽然他已经退休，却仍然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唯恐一不小心溅上了污点。

遇到各种节日，周玥都会给母亲和养父发祝福短信——每次都发双份，即使语言相同也发双份，父亲节母亲节也发双份。

这让周蓉很困惑。一次，她问晓光：“她为什么这样？另有深意还是智商有问题？”

周蓉曾喟叹，周家下一代人智商平平，周玥和周聪智商既比不上她和哥哥秉义，其实也比楠楠相差甚远。

对于智商间题，蔡晓光有一套乐观理论。他认为任何个人的智商都不仅仅是个体现象，而是每个家族的智商的表现。一个家族的智商，有休眠期、活跃期和高峰期，之后会再度进入休眠期。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祖坟冒青烟”这一句民间俗话，其实是指一个家族的智商进入了高峰期。高峰期或许由一个人证明，或许由几代人中的几个人证明。比之于内因，外因反而显得更重要，如同比之于植物本身的基因，季节和条件反而显得更重要。所以，对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最大犯罪，是通过外因限制阻碍其智商活跃期开始，打压其高峰期，人为地将其毁掉，或容忍一点，加以利用。“文革”对于中国人的群体智商愚化负有责任，此点恰恰几乎没被提及。改革开放的一大功绩，也是结束了人为的智商休眠期，中国已开始与世界接轨，世界成了平的，任何人企图将十三亿多中国人的智商控制在休眠期已变得不可能。中国人绝不会一代不如一代，必定会一代更比一代强。

周蓉琢磨着说：“照你看来，我们周家的家族智商，高峰期也就只出我和我哥这样两个还不算太傻的人呗？”

晓光说：“你们两个是你们这一门周家的智商在休眠期的异常表现，而周玥和周聪代表着活跃期的来临。也许他俩这一代注定了是庸常之辈，但他俩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中，必定会出现智商远超过你们兄妹俩的人。”

周蓉问：“何以见得呢？”

晓光似乎早已深思熟虑过，他说：“周玥身上已显出了你和秉义、秉昆身上少有的智慧了呀！你看她每次既给你发短信，同时又给我发短信，证明她懂策略。如果只发给你，让你代问我好，久而久之，冷淡了我；如果只给我发，让我代问你好，冷淡了你更加不应该。既发给你又发给我，还让我们都替她问对方好，你不代问，可能我会代问，我们中一方代问的概率明显大于都不代问的概率，久而久之，她获得我们谅解的愿望就达到了。”

周蓉说：“这是连聪明的猴子都有的狡黠，怎么算得上智慧？”

晓光说：“处于休眠期的人，其智商的某些方面未必见得高于聪明的猴子。那种在别人把自己父母打翻在地以后，自己还要踏上一只脚的人，他们的智商高于猴子吗？”

对于女儿的行为，周蓉仍未原谅，但也不是那么义愤填膺了。每次女儿发来短信，她也是及时回复。

“我们很好，不必牵挂，但愿你的生活感觉也好。”照例是这样三句话，哪次也未多一字，哪次也未少一字。

周蓉曾对蔡晓光说：“知道我现在最怕什么事吗？最怕周玥某一天带着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出现在我面前，而那男人叫我妈。我要么会昏倒，要么会情绪失控。”

蔡晓光说：“放心，我已经和她打过招呼了。在你没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我保证那样的事绝不会发生。”

蔡晓光对周玥的个人问题，并非持特别强烈的反对态度。毕竟不是亲生女儿，如果是亲生女儿，估计他的反应会比周蓉更强烈，更难以接受。由于不是亲生女儿，他其实是有几分乐观其成的。起码，他认为会让自己省不少心，也根本无须破费。如果周玥嫁给了一个没房子、工作不稳定、收入低微、家境困难的人，而且非嫁不可、死不悔改，他想，那自己晚年可就惨了，自己向往的与周蓉共度与世无争、与人无怨的幸福晚年也将泡汤，终会一败涂地，彻底交待了！这么想时，反倒觉得周玥嫁给了一位老板，对自己实在是一幸事。没花一分钱养女就嫁作人妇，他甚至有点儿感激。因为心有感激，每次收到周玥的短信，他不但回得及时，还字数挺多，句句流露着高兴。他明知她肯定无须什么帮助，却总是在末尾加上这么几句：“遇到了什么难事，千万别自己扛着，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可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晓光知道自己一直是重点统战对象，知道统战部门的同志比较在乎自己这样一个骨子里具有“异质思想”的人，在乎他在关键时候是否能与领导保持一致。他亲耳听到统战部门的同志闲聊时谈到，做好统战工作的经验之一，那就是对于重点统战对象，恰恰应在对方陷于孤立的情况之下更加亲近他们，团结他们，以达到最终感化他们的目的。他将养女视为自己的重点统战对象，如果一位养父与自己唯一的养女搞不好关系，那难道不是太失策的事吗？他将统战部门同志们传授的经验应用到了处理自己与养女的关系中，而且验证了那的的确确是好经验。周玥发给他的短信居然比发给妈妈的还多，字里行间老爸长老爸短的，流露出与他的关系越来越亲。他也看得出，周蓉对此备感欣慰。

“你是一位模范养父。”周蓉一次对他说，无疑是发自内心的表扬。那表扬让他暗觉惭愧，因为作为养父，他几乎没在周玥身上花过什么钱。

他说：“其实，我也是有小金库的男人。我本想攒笔钱，未雨绸缪，供她结婚时用。”

周蓉说：“那就为咱俩留着吧，我们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不对你搞‘四清’，绝不抄你的小金库。”

与蔡晓光这位养父相比，大舅周秉义对周玥采取的是不远不近的策略。他认为，她嫁什么样的男人是她自己的事，以后走不走正道却事关周家的声誉。在对此点还很难判断的情况下，他不想与外甥女有过多接触。

趁着光字片大拆迁的机会，周秉义将弟弟周秉昆一家的生活安排得比较稳妥了，最大的一桩心事从此消除。有时他会因为公权私用内心不安，转而一想，那事是完全可以摆到桌面上的，也就并不自责了。弟弟家拆迁之前事实上有一处门面，拆迁时当然要给一处门面。弟弟家事实上有两间住屋，拆迁后当然不能只给一间。作为新区的第一户居民，弟弟一家当然也有权利享受优惠政策——无非就是随便选户型，面积大出十几平方米。是的，这一切确实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理直气壮地说。但是，如果不是他在拆迁之前敦促弟弟将小院拆了，扩充为门面，如果不是他敦促弟弟成为新区的第一户居民，而弟弟只是后来随大溜的拆迁户之一，弟弟家的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理想了。

实际上，周秉昆家成了所有光字片拆迁户中最令人羡慕的一户，得到了最大的实惠。

一次，秉义对冬梅说：“秉昆一家的生活改善了，我再也没有什么亲情责任债压在身上了，感觉整个人的生活轻松多了。”

冬梅说：“你以前不讲我也知道，秉昆一家生活在光字片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房子里，一直是你的一块心病。现在你的感觉好了，我的感觉也好了。”

周秉义却又说：“其实，我的感觉也不是太好。”

冬梅追问：“为什么？”

“权力真是个法宝。有权力的人如果想利用它为自己或亲人谋私利的话，只要稍稍动动脑筋，就可以相当顺利地心想事成，波澜不惊地达到目的，而且还可以做得合情合理，摆在桌面上说也会让别人无可指责。权力太厉害了，难怪那么多人想当官。”

冬梅听出秉义心里还是有几分自责难以彻底消除，劝道：“你别自己给自己头上戴顶以权谋私的帽子，行吗？”

秉义轻声叹道：“一件秉昆的事，一件周聪的事，那就是两个小小的污点，想抹也抹不掉的。”

冬梅大声说：“是又怎么了？你周秉义的从政经历就不能有两个小小的污点了吗？你就是自己手持大喇叭走街串巷嚷嚷，像‘文革’中的‘黑五类’那样喊‘我有罪！我该死’，那也不会有谁把你那两个小污点当回事，反而会把你当成疯子！”

秉义苦笑道：“很可能，但以前对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我大会小会上都是严厉谴责的，以后没那种底气了。”

冬梅嘲讽道：“非要我提醒吗？忘了你已经退休了？大会小会和你没什么关系了。你那两个小污点算屁事啊！他妈的某些高官大员，简直就把自己管辖的领域当成了自家开的公司，将老百姓用血汗积累的国家财富据为已有，没有半点儿良心不安。你在老婆面前自作多情地忏悔个什么劲儿？老实说，你不把秉昆和周聪那两件事办好，不利用权力帮帮肖国庆和孙赶超家，连我都不答应！至于其他，爱他妈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你这种忧国忧民的小人物解救得了吗？你与世隔绝了吗？对那些让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的事一点儿不知晓吗？非要我讲几件给你听听吗？”

郝冬梅退休前从不说一句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话。不论在什么场合，别人一说，她起身便走。退休之后她变了，不但极其关注，而且也经常说，还常飙脏话。当然，她还是有分寸，只在家中说说，骂给周秉义听听。同学或同事聚会时如果有人说，她仍闭口不言，也能安安静静坐着听了。一回到家里，她照例会讲给秉义听，讲时照例骂脏话。

秉义很理解她的愤慨。毕竟，“新中国”三个字与她父母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紧密相关，她认为腐败是往自己父母的经历上抹黑。她最痛恨的，是某些“红二代”“红三代”利用老一辈的名望和影响力脚踩官商两只船，为聚敛家族财富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她难以容忍他们往先辈身上抹黑的行径。

秉义怕她又骂起来，赶紧阻止道：“别讲别讲，我在中纪委待过，有些情况比你知道得更多更翔实。”

冬梅平定了一下情绪，又说：“那好，说两件咱们自己的事。第一，市里还欠你一套房子。咱们现在住的是学校分给我这个处级干部的房子，市里还欠你一套厅级干部的房子呢。你别不当回事，要催。”

秉义说：“听你的，我一定催他们办。市里的房子一下来，咱们就把学校这套房子退了。”

“你看你，又多此一举。学校是否要求我退，与市里一点儿关系没有，市里管不着我们省属高校。如果没人说必须退，不许你自己提！他妈的那些王八蛋兔崽子都到国外置豪宅去了，我不退一套分给我的房子怎么了？你当正厅级干部二十多年，他们晚分给你房子了又该怎么说？”

当年，社会上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让人愤慨，作为“红二代”的郝冬梅更是义愤。

秉义怕她又骂，再次阻止道：“冬梅，别说了，我完全照你的指示办，行了吧？”

即便在落魄年代也不失淑女范儿的郝冬梅，退休后简直判若两人，她愤世嫉俗，动辄骂娘。周秉义并不那么容易适应，一时的好情绪常常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实际上，他也有满肚子委屈，也经常想骂娘——自己谨小慎微、辛辛苦苦工作三十多年，一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党在周围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却又哪里抵得过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的负面影响呢？这种气馁的话，他无处可说，只能长期闷在心里，甚至终日郁郁寡欢。

冬梅讲的第二件事，终于让他脸上出现了一丝喜色。她说，她想陪秉义出去走走。这是她长期以来的夙愿，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

秉义也高兴地说：“对，对，为什么不呢？我也常有这种想法！”

于是，夫妻二人共同拟定计划——先去港澳台，再去“新马泰”，继而去日本和韩国，最后去一趟欧洲。那时已是七月，他们要让二〇一二年下半年成为二人的浪漫时光。

夫妻二人准备就绪，即将起程的前三天，组织部门来人，说根据各方面的多次建议，组织上推荐他担任省人大代表，继续发挥余热。

秉义说：“那得选。我负责过三次重大拆迁项目，肯定会招来不少人的怨恨。选不上我不在乎，但组织影响不好。谢谢组织的厚爱，还是免了吧。”

组织部门的同志说：“这你尽管放心，还是要相信组织。组织推荐的人选，没有当不上的道理。”

郝冬梅从旁插话说：“老周身体已经很差，他说的意思就是请组织体恤。他不好那么说，我替他直说，拜托各位领导如实转达他的意见。”

她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人家只能告辞。

送走客人回到家里后，秉义说：“你说得对，帮了我的大忙，我才不给那些人在我的名字下画×的机会。”

冬梅说：“就是！从此以后你的时间都属于我。”

三天后，夫妻二人动身去往港澳台了。

他们从台湾归来后没几天，组织上又来人，这次谈的是希望周秉义成为省政协委员的事——第一年是委员，第二年是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组织部门的同志说：“当委员就不必选了，只要你同意就行。”

周秉义不知说什么好，求助地看着妻子。

郝冬梅说：“老周出去旅游这一次累着了，身体更差，革命意志衰退。我也是普通干部，我认为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在政协继续发挥余热的资格也没有，请组织上物色他人吧。”

秉义便做出情绪低落的样子，随声附和说：“请组织上体恤，请组织另做安排。”

组织部门的人走后，冬梅问：“我的话是不是过了？”

周秉义苦笑道：“过是过了点儿，已经那么说了，就别后悔，反正目的达到了。”

旅游归来的周秉义气色不错，饭量大了。拍片显示，他那由手术接出的替代胃已初步成形，状态良好，估计以后基本能起到正常胃的功能，各方面化验结果也让医生满意。医生满意，他们两口子自然就放心多了。医生对他们的旅游计划持赞成态度，说只要别累着，绝对有益无害。有冬梅一路呵护照料，秉义怎么会累着呢。正是因为怕他累着，冬梅坚持不随旅游团出去。他们所到之处都有她的同学、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往往住在对方家中，并由对方做向导，对方竟然都兴高采烈，乐此不疲。在港澳台的基本上是她的大学同学、本校同事或外校同行，也有她那一所高校的历届毕业生。她是让他们怀想的人，见了面都格外亲热。

不久，老两口子又去往了“新马泰”，从“新马泰”直接去了韩国和日本——那些地方冬梅的朋友更多。她在大学时，曾代表本校兼任过孔子学院总部的理事，除了日本和新加坡，另外三个国家她退休前多次去过。秉义沾妻子的光，所到之处被浓浓的友谊包围着。

欧洲之行则不一样了。网络给人们带来的方便和益处太多，郝冬梅事先从网上联系到了几位移民欧洲的中学同学。当年的中学同学多是高干子女，无论后来上过没上过大学，如今基本上都成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有的在国内挣钱挣腻歪了，干脆到国外过起随手花钱、懒得再挣的潇洒日子，同时免费呼吸新鲜空气。有的觉得天天呼吸优质空气，不干点儿什么太对不起生命，于是继续国内国外来来往往地做五花八门的生意。有的生意似乎还保密，讳莫如深。与他们多姿多彩的人生相比，一位从老处长职位上退休的同类太匪夷所思了。冬梅和秉义暗中约定，恪守不闻不问原则，见面只说喜乐事、吉祥话。

“据我们所知，‘文革’后你母亲又活了好多年啊！”

“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人生搞得如此惨淡呢？”

“你对自己的人生如果不在意，你妈也没在意过吗？”

他们都对冬梅表示同情甚至可以说是怜悯。他们的接待不惜破费，时时处处体现高规格。因为曾是同类，虽然四十多年没有往来，但他们对她的真诚、热情友好和亲密还是远在一般同事和朋友之上。仿佛同一个窝里长大的猫鼬，一经确认，便毫不见外，根本没有沟通障碍。也正因为毫不见外，交谈起来都是那么的坦率。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心态却很年轻，他们说移民的好处之一，那就是在异国他乡，只要经常想着自己是人就够了，而不必想着在别人眼里自己应该是怎样的人，也没有谁要求你必须成为怎样的人。他们经常谈起和怀念她，因为她与他们失去联系最久，更因为她当年曾是他们中最善解人意的可人儿。他们都依稀记得，当年她是卫生小组长，无论哪位同学以何种理由请假，她都会痛痛快快地答应，结果经常只剩下她自己在放学后打扫教室，并且让全班照样得卫生评比小红花。

“冬梅，你当年真是可爱死了！”

“冬梅，你还记得不，当年我怕种牛痘，一个人躲起来哭，你就挽起另一只胳膊的袖子，要替我挨第二刀。老师发现了，狠狠训了你一通！”

“冬梅，现在有什么需要帮助，只管开口啊，咱们之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在当代都市人之间，已经没有多少人可以拍着胸脯说这些话了。

秉义看得出来，那绝不是客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

“怎么会啊？起码也该是副部级吧？是你们自己什么地方没搞明白吧？”

对于周秉义做了二十多年正厅级干部，他们都觉得很难理解。

对于周秉义曾是光字片人家的儿子，他们的好奇心更大。

“听说，你们那片农村小脚老太太可多了。夏天的傍晚，许多人家门口都坐一个叼一米多长烟锅的老太太，真的吗？”

秉义就微笑着说：“有那种情形，因为光字片人家成为城市人的年头都很有限，但一米多长烟锅显然夸张了，长是长，没那么长。”

“你们昨天不是问我人生的亮点是什么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人生的亮点就是和秉义做成了夫妻。”怕他们再问出什么让丈夫尴尬的话，郝冬梅及时将话题引到了自己身上。

他们都很爱听她与周秉义的恋爱往事。

“早知道会这么麻烦别人，还不如事先不联系人家。”秉义私下里对冬梅说。

冬梅说：“咱们这不是来欧洲吗，还不是为了省点儿钱！”

他们连回国机票都替他俩预订好了，头等舱，坚决不要他俩出钱。

冬梅歉意地说：“亲爱的，对不起了啊。”

秉义明知故问：“何出此言呢？”

她说：“他们的某些话你肯定不爱听，其实我也不爱听，可一不小心成了贵客，必须多担待啊。”

秉义笑道：“什么担待不担待的，你想多了。人家今天这个当导游明天那个当导游的，什么事都不必咱俩操心，不辞辛苦，陪咱俩看了多少地方啊！没有他们接待，咱们的旅游哪会这么省钱，这么放松，你一定要多多表示谢意才对。”

他说的也是心里话。

“我一再表示过啦。他们基本上就是那样一些人，除了做起生意来另当别论，平时对人胸无城府，口无遮拦，比国内大多数人还要单纯，见了国内来的朋友也真的亲，不是装的。何况我对他们不仅是朋友，也是发小啊！”冬梅说。

在周秉义看来，妻子对发小们的评论基本上符合事实。他虽然不是他们的同类，但有妻子与他们那一层近乎血亲的关系存在，他们对他也是相当友善。那是一种不无优越感又比较愉快的接受。他心里清楚，如果没有一位是他们同类的妻子的陪同，那么在他们心目中，他就只不过是一个在官场上走运的底层人家的儿子罢了。实际上，他并不能完全融入他们中间去。在他与他们之间，他无须多么敏感就能感觉到，有一层无形的屏障始终阻隔着。他并不试图穿过那一层无形的屏障，而宁愿隔着屏障接受他们的友好，表达他的愉快和谢意。

总体而言，周秉义的欧洲之旅是欢悦的。他对妻子说，回想起来，他一生的美好时期无非集中在以下三个阶段，即从初中到高中时期（到“文革”前），兵团知青时期，再就是退休后与妻子出外旅游的日子。他说，虽然自己从小学起就是光字片家长们经常夸奖的好孩子，老师经常表扬的好学生，但因为毕竟年龄小，并不觉得自己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上中学以后，他感觉就不一样了，渐渐觉得自己头上有光环了，那光环让男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也让他在女同学心目中特别有吸引力。那是荣誉感和虚荣心都获得极大满足的时期。成为兵团知青后，他没想到“文革”前笼罩在自己头上的那种光环，下乡后居然仍起作用，竟能得到兵团各级首长们的赏识与器重。那是他利用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在知青中的影响力，千方百计为知青们做好事的时期。正是在那个时期，他体会到了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快慰。当然也因为，在那个时期他享受并收获了美好的爱情。

听他这么说，郝冬梅感动得热泪盈眶。

“冬梅啊，旅游太好了！境外游更好！有你陪着我旅游，好上加好！我原以为，从电视中看看丰富多彩的世界就可以了，何必身临其境？事实证明，我错了。将来，你也要陪我共同回忆咱们的旅游时光啊！”

“我愿意，我非常愿意！”

郝冬梅的旅游提议和苦心安排，换来了周秉义的好感受，她激动得偎依在他怀里哭了。

周秉义两口子享受着旅游的快乐时，周蓉和周秉昆姐弟俩却都遇到了意外之事。

周蓉面对的事与她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却与蔡晓光有关系——关铃闪婚嫁人了。嫁的是一位英国人，比她大三岁，名叫罗伦佐，一位开名牌鞋店的商人。她要举行告别宴会，蔡晓光接到了她亲自打来的电话。

蔡晓光请示周蓉：“这我不去不好吧？”

周蓉反问了一句：“我想，她不至于只邀请了你而不邀请我吧？”

他说：“她怎么会那样！你肯定不想去，我代表你去行不？”

她说：“你怎么知道我肯定不想去？小关是对我有恩的人。我不在国内的年月里，人家不图你什么，替我温暖过你那孤寂的灵与肉。我住院时人家给予过我特别关照，我又不是感情冷漠的人，当然也要去。”

于是，蔡晓光夫妻二人双双赴宴。

地点在“和顺楼”，关铃的好友曾珊执意要表达送别之情一切都替她免费安排妥当。人不算多，二十四位。包括关铃和曾珊在内，十四位女士，十位男士，正好三桌。除了蔡晓光，其他男士的年龄与罗伦佐不相上下。

周蓉的出现让关铃颇觉意外，她向丈夫介绍说：“这是我一位好姐姐，这是我姐夫。”

罗伦佐不明就里地问：“你不是说要来的是对你很好的一位老大哥吗？我到底应该叫哥哥还是姐夫呢？”

关铃的脸唰地红了。

晓光连说：“叫姐夫对，叫姐夫对。”

他的脸也唰地红了。

周蓉调侃道：“小关，真是什么人什么命。你最喜欢漂亮鞋子，这下可称心如意啦！”

关铃笑道：“蓉姐以后别买进口鞋啊，我会想着你的。咱家就是卖名牌鞋的，你省下钱干别的用。”

周蓉几句话轻松化解了窘境，关铃和蔡晓光的表情旋即变得极其自然。只有罗伦佐还愣着，他显然仍然困惑，自己究竟该怎么称呼蔡晓光这位年长的男士？

周蓉对他说：“随你怎么叫，怎么叫还不是一样亲。”

“那我叫姐，因为我没有姐，却有两位嫂子，至于鞋，关铃的话代表我的承诺。”罗伦佐也笑了。

周蓉说：“你的名字我觉得似曾相识。”

罗伦佐说：“与莎士比亚有点儿关系。”

周蓉说：“想起来了，《威尼斯商人》中那位好女婿，但我们的关铃可不是夏洛克的女儿哟！”她又转身对关铃说：“恭喜你以后不但有穿不完的鞋子，还嫁给了一个好人。”

关铃是不太读书的，但周蓉说她嫁了一位好人，让她异常开心，情不自禁地拥抱着周蓉说：“姐真好，我会想你的。”

周蓉说：“那就要经常回来看我，可别乐不思蜀啊。”

这边厢正亲热着，那边厢曾珊出现了。晓光见她看自己，自己在这边又只不过是陪衬，便向曾珊走去。

周蓉刚落座，晓光又牵着曾珊的手走来了，向周蓉介绍她。

曾珊说：“嫂子好有风采。”

周蓉笑道：“托你晓光哥的福，他把我养得好。”

“哎呀妈呀，我开始飘飘然了！”蔡晓光乐得合不拢嘴。

曾珊离开后，周蓉小声问他：“什么人？亲得牵着人家手半天不放开。”

晓光说：“一言难尽，回去告诉你。”

关铃与曾珊两个都是盛装出席，化了淡妆，成为抢眼的亮点，一对姐妹花。

周蓉说：“看着她俩风情万种的，真觉得对不住你这位‘花导’了。”

晓光说：“为夫非以‘花导’闻名，乃以‘绝导’立足。”

周蓉说：“即将离别，心里酸酸的是吧？”

晓光对她耳语道：“男人不能只靠偷嘴活着，你是我色香味俱佳的主食。”

原来关铃与罗伦佐喜结良缘，竟是曾珊介绍的，而曾珊与罗伦佐是在基督教堂认识的。

宴会开始，第一轮酒过后，曾珊介绍起了关铃与罗伦佐的恋爱经过，接着唱了首《好一朵茉莉花》。

掌声中，罗伦佐站起来郑重声明自己是爱尔兰人。

“快坐下！不许再说第二次，有什么不一样啊？”

关铃扯他袖子。

“挺不一样的。”

罗伦佐嘴上嘟哝着，表现却很乖，立刻坐下了。

大家都笑起来。

有位女士高叫：“小罗，领教中国式‘妻管严’的厉害了吧？后悔还来得及！”

罗伦佐大声说：“死不悔改！”

大家又笑了。

关铃则自己满了杯，站起来，望着集中于一桌单独赴宴的男士们说：“几位哥，这一杯我要敬你们，感谢你们多年来给予我的帮助和厚爱，我会永远铭记不忘！”

她一饮而尽。

他们互相看看，也都站起来一饮而尽。坐下后，各自一本正经静默着，谁也不看谁。

蔡晓光高叫：“好！”

他带头鼓起掌来。

两小时后，周蓉和蔡晓光回到了家里，那时天已黑了很久。

周蓉冲罢澡，穿着浴衣坐在沙发上揉脚——几年没穿高跟鞋了，脚挤疼了。

“哎，那个曾珊，她怎么没和罗伦佐成一对呀？”她好奇地大声问晓光。

蔡晓光一边冲澡一边在卫生间回答：“她是拥有一两亿资产的女人，估计很难再爱上什么男人了！”

她又问：“为什么啊？对你那么尊敬，你怎么不为她介绍几个？”

“我才不多那个事。听说她对有的男人动心过，但一谈婚论嫁，又疑心重重，唯恐将来对她的资产安全有什么不利。这样的女人，八成以后只有嫁给钱了！”

晓光冲罢澡，周蓉已在床上了。

他上床后，周蓉说：“你那位小关太了不得了，幸亏是远离文学的女子。”

晓光眨着眼问：“别绕弯子，你又有何高见？”

周蓉说：“搞上了那么多男人，肯定一半以上是有家室的，居然什么风波都没发生过！而且呢，嫁作他人妇了，他们还都来送别，还都依依不舍，有的与她分手时还眼睛红红的，个个有情无恨，可谓情深义重。如果再是个亲近文学的女子，那更了不得了。”

晓光说：“你太主观了，那些男人也不都是……”

周蓉抢着说：“也不都是你和她那种关系？别忘了我也是了不起的女人啊！只不过我的了不起在于一双火眼金睛。他们与她有没有过你俩那种关系，你当事者迷，我旁观者清，会看不出来吗？”

晓光拿起烟盒，反唇相讥：“你比她厉害啊！她从没让我失去过理智，你却让我五迷三道地快一辈子啦！”

周蓉从她手中夺下烟盒，往床头柜上一放，伏在他身上，笑着逗他：“为了祝贺小关喜结良缘，咱俩应该分享她的幸福，对吧？”

晓光眨巴着眼睛问：“怎么分享啊？”

她凑着他耳朵小声说：“好好做一番爱呗。”

“太对啦！”他立刻将她压在了身下……

周秉昆所面对的，却是完全高兴不起来的事。一天，唐向阳开着公司的车来到新区找到他，告诉他水自流住院了。医生们回天乏术，而水自流希望能见上他一面。

如果不是唐向阳提起来，周秉昆早把水自流这个人彻底忘了。

向阳说：“不管你对他这个人有什么看法，他都快死了，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他。”

秉昆说：“是啊，当然的。”

向阳说：“他好像有什么放不下的事要跟你谈。”

秉昆说：“那你告诉我，我好有点儿心理准备。”

向阳说：“我也不知道，没问出来。”

他俩约定了一个去看水自流的日子，向阳保证开车接送秉昆。

向阳走后，周秉昆左思右想，怎么想都是与郑娟有关的事，他想不出水自流会跟他谈别的什么事。他还总觉得肯定是不好的事，可能是哪种不好的事，却根本没法猜。

到了与向阳约定的日子，秉昆对郑娟撒了个谎，说他陪向阳去拔牙。郑娟从不知道他和水自流有来往，知道了肯定会生气。郑娟对水自流的看法可不像秉昆那么包容，她认为水自流是一个不好转变的人。向阳说，自己多么多么害怕拔牙，必须有人陪着才有勇气，郑娟深信不疑。

水自流瘦得皮包骨头，已经脱相失形了。出乎秉昆意料，水自流根本没有说自己的病情，而是跟他谈自己经营多年的崇文书店。他虽身兼着路路通公司顾问，却从没有放下书店的经营。他说自己这一生，只做了一件没有异议的好事，便是开起了崇文书店。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崇文书店在自己身后的存亡。

“我真是有点儿搞不明白了，现今咱们这样一座经济不景气的城市，有钱人越来越多，他们一掷千金，但是爱读书的人反而越来越少，这是怎么回事呢？”水自流忧心忡忡地说。

向阳说也不奇怪，有钱人希望更有钱，整天忙着挣钱，比的是谁更富有，哪儿有心思读闲书呢？没钱人中也许有人还想读书，但一想到买书的钱足够吃两顿早餐，念头自然也就打消了。不穷也不富的人呢，眼里只有教人如何快速致富的书。那样的书虽然年年有，但单靠卖那样的书，撑不起像样的书店。书店不像样子，书也丧失了吸引力，自然更没人理睬了。

“可我还偏偏不卖你说的那种书，那种书是骗人的。世界上就没有谁是靠读那种书富起来的。富起来的人写那种书才不会是为了传授经验，而是为了满足成就感。秉昆啊，不说那么多了，我希望你能接手把书店办下去。门面租金不是个负担。我的朋友们，即使在我死后，也会为了我的遗愿继续支付租金。至于挣多挣少，那就全靠你的能耐了。书店现在雇着两个女孩子，每人每月一千五，效益好有提成。你要是连她俩的工资都挣不出来，当然就亏了。我亏过几个月，自己赔钱给她俩开工资。你办过刊物，搞过发行，开书店肯定比我的点子多。秉昆，我把底摊明了，希望你能答应我，把我的书店接手办下去，别让它没了。”水自流言辞恳切，近于哀求，如同临终托孤一般。

秉昆一边听一边在心里合计，周聪老大不小，得为自己结婚攒些钱了。他和郑娟得定期交“双保”，一旦有两个月没交，那就断了。虽然允许续，却得交更多的钱。他和郑娟的生活，全靠面食店的收入维持着。如果接手了书店，郑娟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何况她的身体已不是那么好了。万一开书店亏了，自己哪儿有钱往里赔呢？

他觉得自己还真不能意气用事、匆忙答应，就借故上厕所离开了病房。向阳领会了他的眼色，跟了出去。

二人走到走廊尽头，秉昆问：“他那遗嘱，你们公司怎么就不可以给他个放心呢？”

向阳说替水自流交租金的那些朋友，都与曾珊结过商业上的“梁子”，他心知肚明，难以向曾珊开口。

秉昆又问：“你可以替他提一下呀！”

唐向阳说：“我提更不对劲儿了，弄不好曾总会起疑心的。”

秉昆看出，向阳怕曾珊，不愿多事，也就不再说什么，但心里对他很同情——同样有大学文凭的人，只因一个是老板，一个是端人家饭碗的，便分着尊卑。当年凡人不理的小哥们儿，变成了现在唯唯诺诺、毫无胆量的老爷们儿。转而一想，他也要靠这份工作挣钱过日子，便又有些理解了。

秉昆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一转身往病房大步走去。

唐向阳跟随着，嘱咐他说：“你即便拒绝，那也要委婉点儿。他都快死了，也没个亲人，咱们得讲个慈悲为怀。”

秉昆不满地说：“你慈悲？你能帮他却不帮他一下？”

二人再坐在水自流的病床前时，秉昆坦率地说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接手书店。水自流微闭双眼听着，眼角逐渐挤出一滴泪来。

“你也别太失望，我可以向你举荐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开书店比我强得多的人。”

听了秉昆的话，水自流的双眼一下子睁开了，忙问：“谁？”

“他的名字叫邵敬文，当年……”

“别介绍了。你师父白笑川活着的时候多次跟我说到过他，还两次陪他到书店买过书。可惜那两次我都不在，失去了与他认识的机会。”

“你觉得，他行吗？”

“当然行啊，太行了。我求之不得啊，只是他会愿意吗？”

“我估计，会的吧。他是酷爱读书的人，退休后一直闲在家里，过几天我替你问问他？”

“秉昆啊，别过几天了。我现在这情况，随时会走的……”

水自流急切地希望见到邵敬文，唐向阳表示可以立刻开车去接。秉昆就将邵敬文家的详细住址告诉了他，走到门口时小声问了一句：“真有必要吗？万一他不在家呢？”

向阳说：“不管他在哪儿，只要他家有一个人在，也会让他带着我找到他。反正离得不远，又有车，很快的。”

秉昆看出，向阳是想用实际行动减轻内心的负疚，修补自己胆小怕事的形象，便由他去了。

病房里只有水自流和秉昆时，水自流说曾珊对他这个顾问还不错。本要争取让他住上单间，但医院病床太紧张，只能委屈他住这个双床病房，另一张病床空着。

秉昆说：“也跟单间差不多。”

水自流说：“住那张床的昨天夜里死了。我迷信，今天晚上会害怕的。”

秉昆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

水自流又说：“我听你师父讲过，你和郑娟挺相爱的。”

秉昆说：“对。”

水自流说：“你一定以为，像我这种人，恨我的一定比感激我的人多。你错了，其实我这辈子并没成心害过人，却尽量帮过不少人。恨我的人不能说没有，但绝对比不上感激我的人多。有的人起初以为我和骆士宾是一路人，可一接触下来，发现根本不是。曾珊就是很感激我的人之一，不是我在她最困难的时候辅佐她，路路通公司早就倒闭了。”

秉昆说：“我信。”

水自流歇了会儿气，又说：“其实，你和郑娟也应该感激我。当年要不是我坚持那么一种做法，你俩……”

秉昆不愿听他提起当年的事，制止道：“你别说太多话了。一会儿如果邵敬文来了，你还得说。我最好离开，你养养神吧。”

秉昆说着起身走出病房，走到走廊尽头，站在窗口那儿，望着街景思绪万千。他不得不在心里承认，水自流确实和骆士宾不一样。水自流的话有几分道理，如果不是他当年坚持，自己确实不太可能与郑娟成为夫妻。但是，水自流毕竟曾和骆士宾是一个团伙的，还是一号人物，而骆士宾是严重伤害郑娟也严重伤害他周秉昆的人。他站在走廊尽头，一时不想回到病房，就等着唐向阳和邵敬文。

唐向阳还真没白表现，半小时后居然将邵敬文接来了。

水自流一见邵敬文，精神为之一振，想坐着谈，自己又无力坐起来。秉昆和向阳只得扶他坐起，往他背后垫了两个枕头，他才坐得比较稳了。

邵敬文说，在路上他已听向阳讲了水自流为什么要见自己，表态很高兴能有机会接手一家书店，自信满满。

水自流特别高兴，面授机宜，嘱咐邵敬文该怎么经营才好。

邵敬文很谦虚，掏出带来的笔和记事本，边听边记，一副天将降大任的认真和神圣态度。

秉昆坐的高脚凳让给邵敬文坐了，他一点儿也没心理障碍地坐到那张空床边。秉昆觉得自己不虚此行，对得起水自流了。即使水自流过去对自己有恩，也等于还了。他便不想再说什么，默默听着。

水自流告诉邵敬文，他开书店十几年的体会是，中国人读书的目的性很强，绝大多数人倾向于实用，这一点与西方人极不相同。在西方社会，不少人读书是因为喜欢，正如他们因为喜欢花才买花，而不是认为花除了赏心说目还有另外的用途。他为了考察人与书的关系到过农村，从前的农民还喜欢在窗前屋后种花，如今院子里有花的农家少之又少。农民对土地的用途也变得特别功利，即使桌面那么大的—块地，也要种菜而绝不种花。他们把花完全看作生活中的多余物了。但是，那么一小块地上生长出来的菜真的对他们一日三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其实意义不大，也卖不了多少钱。他们种的菜往往吃不过来，喂猪了。猪多吃了几口就能多长两斤肉吗？也不能，但亲自喂给猪，眼看着猪吃掉，功利目的达到，心理就获得了满足。花有什么用呢？连家畜家禽都不吃。他说全中国都陷入功利主义泥沼，农民也不可能不焦躁，不受影响，而他们的功利目的又只有通过土地来实现，所以他们对土地变得急功近利，他们那样做应该能理解。城里人乐意花买一本好书的钱，去买一塑料袋垃圾食品给自己的孩子吃，他难以理解。他说，他以前偏与现实较劲儿，凡助长功利主义思维的书，即使好卖也不进货，结果绕了挺长一段弯路。什么教人炒股发财、长寿秘诀、八面玲珑之类的书，只要好卖，那就进吧！

邵敬文连连点头称是，虔诚之至地说：“对着呢，水至清则无鱼啊。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特殊时期得有特殊的经营理念。我明白，将书店可持续地开下去，这才是我接手后的第一要务。您只管放心，我绝不会让崇文书店在我手上关张！”

二人正交谈得投机，曾珊忽然来了。唐向阳向她介绍说，秉昆和邵敬文是水自流的朋友，她向他俩点点头，然后就着急地慰问起水自流来。显然，她还急着到别的地方去办事。

曾珊说，她早就想来看他了，每次要来，又有事牵绊住了。

她问，他有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如果有，只管开口讲，包在她身上。

他说，刚才还有，现在圆满解决了。

她就把询问的目光望向了唐向阳，唐向阳立刻做了一番汇报。

“这怎么可以？绝对不行！咱们公司的顾问经营了那么多年的书店，用得着别人替交租金吗？你怎么从没对我提过？亏你还是公司的一位副总，还在这里听着！这么解决和根本没解决又有什么两样呢？公司每年的公关费二三百万元，一点儿租金花不起了？你真是没长脑子！”

她把唐向阳训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接着俯下身，握着水自流的手说：“水老，多年以来，你为公司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功不可没。你的愿望就是公司的愿望，你把接手人选定了，很好，那便是他了。以后，租金由公司来交。必要的话，公司也可以考虑把那店面买下来。总之，只要公司在，只要我还是总裁，崇文街上就会永远有一家崇文书店！”

她终于放开了水自流的手，看着唐向阳说道：“书店的事你尽快介入一下，究竟是继续租好还是干脆买下来好，我等着你了解的结果。”

水自流感动得老泪纵横，双唇抖抖地说不出话来。

邵敬文也极受感动，曾珊走时，他站起来一再鞠躬相送。

秉昆从旁看着听着，内心里同样感动。

唐向阳送周秉昆和邵敬文回家时，邵敬文在车上说：“那位曾总是个好人，你同意吗？”

秉昆发自内心地说：“同意。”

邵敬文又问向阳：“你们公司的人都特别尊敬她吧？”

向阳说：“谁敢不尊敬呢，总裁嘛。”

几天后，水自流死了。周秉昆背着郑娟参加了追悼会。

那日下起了入冬的第一场大雪。邵敬文带了一束鲜花，恭恭敬敬地献在遗体旁。

路路通公司为水自流操办的追悼会挺体面，本市国营民营企业的头头脑脑们都到了。唐向阳代表公司致悼词。

不少人看到，曾珊流泪了。

周秉义和郝冬梅回国了，他俩二〇一二年的出境游画上了句号。

三十儿晚上，周家的亲人们聚在周秉义夫妇的新家里。按照郝冬梅的郑重要求，市里分给他们一套新房，而不是哪位高升了的干部腾出来的旧房。房子三室两厅，阳台蛮大，比一般副市长应该享受的住房面积还多出十几平方米。那幢小楼当年是为老资格的市领导们盖的，按照“老人老办法”的标准，面积都大一些。组织上告诉他们，这套房子带有对周秉义奖励的性质，是班子讨论决定的。这让周秉义特别不安，逼着郝冬梅将学校分给她的那一套房子退掉。郝冬梅对市里分给秉义的房子相当满意，但对他逼自己退掉学校分配的房子很有意见，因为学校并无打算收回的意思。

周秉义夫妇在欧洲旅行的两个月里，周蓉也没闲着。她在北京工作的法国朋友古思婷与华文志夫妇要合写一部关于中国印象的大书，预计要四五十万字，先在法国出法文版，再由他们自己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书中将写到中国的城镇化现象，他们恳求周蓉陪同调研，经费由法国外交部提供的文化基金支持。周蓉为了完成自己的长篇小说需要搜集相近的素材，很想答应下来，她就跟蔡晓光商议。

蔡晓光特别支持，马上答应。

周蓉歉意地说：“时间可能会挺长，估计两个来月回不了家。”

晓光笑道：“别忘了我等过你十二年，两个来月算什么啊。”

周蓉说：“我不放心你，怕你一人在家孤独寂寞，想我想得没着没落。”

晓光说：“那是肯定的。不是有手机嘛，你得保证每天至少跟我通一次话，外加三条安慰短信。”

周蓉讨价还价地说：“两条吧。”

晓光一本正经地说：“少一条也不行，那我就会去找你的。”

二人调笑了一阵，周蓉还是有些放心不下，追问他独自在家的日子里究竟打算怎么过。

晓光说他也会很忙，他要帮秉义夫妇将新房子装修好，让他们一回国就能住进去。

周蓉感动地说：“你呀，真是天生操心的命，成了我们周家人的公仆，谁家有什么事都主动上。”

晓光说：“这话也太见外了吧？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啊。别看咱们回我老家去，东一户姓蔡的，西一户姓蔡的，今天这个请，明天那个邀，那只不过都是姓蔡而已，没什么真感情。他们的父辈也许跟我父亲有真感情，到了我这一辈，关系出五服好远了。看起来他们好像对我很亲，那是因为春节期间，人对人亲点儿图个喜庆吉祥。哪天我死了，消息传回去，他们路上遇到时互相说：‘知道了吗，蔡晓光死了。’‘昨儿知道的，你这是要哪儿去？’他们能这么提到我就不错了。可我的死对你和你的亲人将会不同，你们会悲伤很长时间缓不过劲儿来，你们会经常怀念我。所以，我要多为你的亲人做好事、实事，让你们不想我都不可能，因为你们总会互相提到我。”

“别胡说了！”

晓光是半开玩笑说的，周蓉却听得鼻子酸了。

“不许再开这种玩笑，我强烈要求你陪我活到一百岁！”

她捧住他的脸，给了他又长又深的一阵吻。

要说周蓉和蔡晓光，也真算是在夫妻之爱方面修成了正果。他们都已是六十多岁的人，在别人眼里是地地道道的老夫老妻。可在家里，周蓉给予他的爱往往仍是那么火热，那么撩人，常常让他春心荡潦，幸福得不亦乐乎。

蔡晓光说到做到，周秉义两口子回国的第三天，就开始到处看家具买家具，觉得如果不赶在春节前搬入新居，那也太对不住蔡晓光付出的辛劳了。

作为兄长的周秉义，婚后第一次在大年三十儿，在自己崭新宽敞的家里接待妹妹、妹夫和弟弟一家三口，这让他同样有种修成正果的感觉。

冬梅除了视丈夫的亲人为亲人，再无本家族的亲人。退休后，她爱热闹，对丈夫亲人们的到来特别欢迎，特别高兴。她第一次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五位亲人，而且是在极满意的新居里，她甚至显得有点儿亢奋，话多了，笑多了。

事先说好，亲人们都要在秉义家过夜。聊啊，做饭啊，看电视啊，都很从容。无论主人还是客人，都不慌不忙。往年聚在光字片秉昆那破家里时，他们往往一边聊天，一边心里都急着吃完年夜饭赶快走人。

晓光说：“没法不急着走啊，在秉昆那儿上厕所太不方便，得走出家门到胡同口去。如果那冰窖似的厕所里有人，就得一边挨冻一边等。”

周蓉说：“我每次都尽量憋着，怕脚下一滑掉厕所里！”

冬梅说：“秉昆那儿太冷，坐时间长了冻手冻脚的。”

周蓉问郑娟：“弟妹，第一次在家里洗澡、上厕所，什么感觉啊？”

郑娟说：“幸福呗，神仙过的日子。我家热水器是接煤气管上的，水可冲啦！”

大家看着她十分幸福的样子，便都笑了。

周秉昆却在阳台上。阳台上堆着不少年货，他逐箱逐盒地看着，选着。

冬梅说：“秉昆，明天带走什么都行啊。”

秉义说：“没想到退休了，送年货的反倒多了。以前他们也不知往哪儿送，这下都有准地方送了。对了，龚维则还送了一箱鞭炮礼花，我这儿是禁放区，你带走。”

秉昆说：“初三我那几个朋友要在我家聚，我们新区随便放，那我整箱端走了。”

晓光说：“给我送礼的一年比一年少，就你姐学校还象征性地给她送了点儿东西，你以后别指望我们能提供什么了啊！”

大家又都笑了。

郑娟把秉昆拽进屋来与大家说话。他问起了龚维则的近况，因为听到了关于龚维则的一些负面传言。

周秉义说，龚维则是在区公安局副局长位置上退的，因为是常务副局长，组织上给了他礼遇，可享受正处级退休干部待遇，也算是一种安慰。其实正副处级干部退休后待遇上根本没多少不同，仅工资上有点儿差别。龚维则本人因为退休前没能再被提拔一次，很是闹了一顿情绪。他能量挺大，在几家私企同时兼职，估计灰色收入不少。他还在警校挂了个“特聘高级教员”头衔，这使他有时可以继续穿一穿警服。总之，他仍活得又忙又生动。

秉昆说：“哥，你以后要与他保持距离。”

秉义问：“你听到什么关于他的闲话了？”

秉昆说：“你记住我的提醒就是了。”

由于和龚宾的关系，他不愿将自己听到的传言讲出来。

晓光说：“我也听到了一些对于他的非议，秉昆的话你确实得认真对待。”

秉义说：“我不是一点儿没听说，可他到处说，他和我关系好到不分彼此。我有什么办法？既不好当面严肃地要求他以后别乱说，也不好在报上网上发布声明说不是那么回事。你们都放心，我会渐渐和他疏远的。”

晓光说：“他在网上发了三篇博文，回忆早年与周家每一个人的亲密关系，点击量很高。”

周蓉说：“我也看了，文章写得不错，那份感情肯定也是真的，并且基本上还都是事实。他那人比较重感情，对咱们周家的人一直很友善，我认为这一点咱们任何时候都不该忘，更不该否认。”

周聪说：“我们报社的一些人也从网上看了，都说是挺好的文章，春节后准备连续转载。”

秉义说：“替我给你们主编捎个话，就说我不同意。”

冬梅说：“那不好吧？传到人家耳朵里，你以后还怎么面对人家？你现在是在民间口碑很好的干部，要说他有点儿什么企图，无非就是想沾你点儿好口碑的光。你都退休了，为什么送年货的人反倒更多了？无非是冲着你在民间的好口碑嘛！一位在职的干部说自己与一位退休的好干部关系很好，无非都想证明自己也是好人，也是好干部。这属于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也证明他们还有向好的心，你别太疑神疑鬼的。秉昆和晓光的话应当重视，但要讲究方式方法，千万别把自己搞得太没人情味儿，那就很不可爱了。”

包括秉义在内，大家都频频点头，表示赞成冬梅的话。

忽然，大家的手机都响了，一看手机，是周玥发来的春节祝福短信。每个人收到的短信话都不一样，除了周蓉，一个接一个念给别人听。发给晓光的话最多，还附有一首诗。晓光读出来，面呈得意之色。

秉义问周蓉：“你也念给大家听听嘛！”

周蓉说：“不想。”

晓光从她手中夺去手机，替她念给大家听。周玥发给母亲的短信最短，三句话是——“亲爱的妈妈，我好想你！祝你和老爸春节快乐，恩爱倍增！期待着妈妈的宽恕！”

亲人们一时默然。

周蓉站起来，要往阳台走。

秉义说：“周蓉，你别离开，听我说完话。从今年开始，我希望每年三十儿都聚在我这里，一个也不能少，包括周玥。”

周蓉背对着大家说：“晓光，替我把哥的话发给周玥。”

大家正看着晓光发短信，秉昆的手机又响了。他等晓光发完短信，看着自己手机说：“是光明发来的，他祝福咱们。”

屋里一阵肃静。

晓光说：“怎么祝福的？你倒是念呀。”

“一时善，一时佛；一事善，一事佛；一日善，一日佛；日日善，人皆佛。善善相报，佛光普照，我佛保佑亲人们岁岁平安。萤心。”

屋里又是一阵肃静。

周秉义低声说：“估计全中国也没多少人在三十儿晚上，居然能收到一位佛门弟子的祝福。”

周蓉说：“手机普及得真快，连佛门弟子也会发短信了。秉昆，他怎么知道你的手机号啊？”

晓光说：“一次我上山去看他，告诉他的。”

周蓉说：“你那么爱去北普陀，干脆哪一天也剃度算了。”

晓光说：“我对红尘倒是不怎么留恋，可就是舍不下老婆嘛！”

大家再次笑了。

周蓉红着脸打了丈夫一下。

周聪忽然嘘了一声，大家又都肃静。这才发现独缺了郑娟，卫生间隐隐约约传来了哭声。

周聪说：“我妈拿着毛巾进去的。”

周蓉说：“肯定在洗澡，秉昆你别愣着了，快去看看呀！”

郑娟果然在洗澡。洗澡这种享受，对她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她洗着洗着，忽然想楠楠了，蹲在卫生间哭了。

秉昆替她擦干身子，帮她穿好衣服，扶她走到客厅。她刚坐下，他替她擦脚。

郑娟说：“别擦脚，这是哥哥嫂子家的洗澡巾。”

冬梅说：“洗澡巾当然可以擦脚。”

秉昆一声不吭，捧住她的脚继续擦。

周蓉说：“嫂子，快，吹风机。”

冬梅赶紧起身，找来了吹风机。

周聪就近插上电源，周蓉替郑娟吹起头发来。

晓光看着说：“弟妹，你多大的谱呀，这可得拍下来。”

说罢，他便用手机拍。

郑娟就笑了，扭转身不让他拍。

她承认自己想楠楠了。

晓光拿起秉昆的手机，将光明发来的短信读给她听。他说楠楠在一时、一事、一日三点上早已成佛，可以称作“三级佛”。当妈的想儿子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成佛的儿子，不必特别伤心。

郑娟说她同时也想她妈了，自己终于过上了好生活，妈却一天好日子也没过着，怎么能不伤心啊！

她又要哭。

蔡晓光反应多快呀，多会劝人呀！

他说：“弟妹，光明的话你得信吧？按光明的说法，你妈更了不得啦！她的善可不是一时、一事、一日、一年的事，没她就没你，也没有光明的出息，也没了秉昆和你结为恩爱夫妻的缘分。”

周聪说：“也没我了。”

晓光说：“就是！所以，你妈属于终身佛级别。都是佛，她现在肯定常和楠楠在一起。咱们的亲人中出了两位佛，多大的幸事，佛祖多看得起咱们，你更不应该伤心了呀。”

秉昆也说：“你不是自己都认为，你妈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吗？你忘了你对我讲过，她对小野猫小野狗都特别爱护吗？”

郑娟终于说：“行，我不伤心啦。”

秉义却起身默默走开了。

冬梅发现他表情不对，起身跟着他走入了卧室。

秉义进了卧室，往床边一坐，双手捂脸，低声哭开了。

冬梅问：“你这演的又是哪一出啊？”

秉义说，他也想自己的父母了。

冬梅说：“郑娟想她妈和楠楠，你想你自己父母，那我也想我父母！咱们这个三十儿晚上就人人伤心，把它过成个集体的亲人追思会呗！”

秉义说：“你的父母与我们的父母不一样，你的父母没像我们的父母那么受罪，我们的父母一生过的都是苦日子。”

冬梅不爱听了，反驳道：“你敢说我父母没受过罪？他们革命年代过的那种艰苦生活，不比你父母过的穷日子苦？他们出生入死，你父母经历过吗？他们‘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搁你父母身上，那还未必承受得了呢！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见不着父母，我自己也成了狗崽子。等‘文革’结束，我只有妈没有爸了，我……我……”

她也赌气往床边一坐，掉起眼泪来。

秉义意识到了自己的话十分不妥，赶紧赔礼道歉，过来哄妻子别伤心。

而晓光在客厅高声喊道：“哥，嫂子，该弄年夜饭了，我下厨了啊！”

虽然发生了两段影响气氛的小插曲，但亲人们比以往任何一年的任何一次相聚都快乐。

这是一次欢欢喜喜的相聚，他们都觉得挺幸福。他们的幸福感，与知识、学历有一定关系——在他们中，四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秉义和周蓉还曾是北大学子。如果再算上周玥，周家亲人中有五人受过高等教育。

在他们中，有一人受益于文艺，那就是蔡晓光。虽然并无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可言，与那些成为文艺大腕日进斗金、财源滚滚的春风得意不能同日而语，但他确实沾了文艺特别是主旋律不少光。

在他们中，有一人成了正厅级的副市长。他努力做一位好官，但是，经由他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操作，弟弟一家还是得了不少好处。否则，周秉昆家不会在新区分到令人羡慕的一套带门面的住房，周聪也不会进入报社成为记者。

在他们中，还有周玥那样嫁给老板，成为其第二任妻子的“七〇后”。

是的，知识、学历、机会、权力、个人对人生的设计都不同程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时代的发展变迁，是国家的改革开放。

否则，便没有什么民办或私立学校。周蓉回国后，就不可能做私立学校的教师，进而成为副校长，她退休后的境况如何也就很难说。

否则，就没有所谓私企，就没有什么私企老板。周玥回国后一旦进不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就将长期面临失业，嫁给一位私企老板更是天方夜谭。

否则，电影电视剧的民间投资也将是纸上谈兵，不可想象。单靠政府全额投资，任何一位省会城市的导演吃“主旋律”这碗饭都不会长久，蔡晓光更不可能多年以来如鱼得水，甚至也算名利双收。

如果蔡晓光自己的人生都相当落魄惨淡，加上今天有工作明天没工作的周蓉母女俩的拖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境况肯定是愁眉不展。蔡晓光与周蓉之间的夫妻关系，断不会像现在这般鱼水同欢，卿卿我我。蔡晓光与周玥之间的养父女关系也肯定是相互嫌弃怨怼，甚至早“散伙”了。

如果没有这个重要因素，也就不会有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房地产公司，周秉义负责的城市改造、招商引资只能是空话，他要为百姓做好事、实事的夙愿也将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他必然会抱憾终生地退休，断无什么令官场和民间都刮目相看的政绩可言。光字片与另外几处危房区自然还是城市疮疤似的存在，弟弟周秉昆一家仍将糟心无望地生活在光字片，让他去一次心情不好一次。

如果周蓉和周秉昆两家的生活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作为哥哥的周秉义分到了好住房，肯定也会住得内心不安，也肯定没有心思与妻子出境旅游。三十儿晚上，他也不会有心情把周家亲人们召集到自己家里来。即使召集了，他们也来了，气氛怎样也只能另说。光明也肯定不会发来那样的短信，即使发来也不会带给他们多少愉快。甚至恰恰相反，还会让他们产生心理逆反。郑娟一哭，更不是那么容易哄好，家里的气氛肯定很压抑。

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生活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也并不是个人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认，国家、社会、时代的因素尤显重要。

世界上每个国家大多数人们的命运，概莫如此。

而在中国，时代的转型颠覆了许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给了他们踏上不同生活道路的可能。周家的亲人们就是这样。

时代的转型曾使周秉昆的人生陷于困厄，却也拯救了他的姐姐、姐夫和外甥女。

这些亲人之中，周蓉、蔡晓光和周玥靠着各自的知识，还有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的灵活性，不同程度地成为发展自己获益于时代的转型者。周秉义、郝冬梅二人靠着各自的知识，还有权力的影响，成为手捧金饭碗银饭碗的国家厅局级、处级干部，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周聪借助大伯的提携，还有个人努力，也成为谈吐不凡、衣着光鲜的报社记者。八个亲人中，只有周秉昆、郑娟两口子直接感受到时代转型的巨大压力。郑娟还另当别论，因为她只是在周秉昆入狱的那十二年里走出家门工作过，并且由于曲老太太出面帮助，工作顺利解决。她的主要身份还是家庭妇女，所感受到的时代转型压力，主要间接来自于周秉昆。

那么，就算她也是感受到时代转型压力的人吧。八个亲人中，也只不过是二比六。

二比六是不可以按照数学法则，直接化简为一比三的。两个人分担同等压力是压力的减法，六个人帮两个人却比三个人帮一个人要轻松许多。实际上，周玥也偷偷塞给过郑娟几次钱。她把自己法国勤工俭学挣的钱换成了人民币，转给了小舅和舅妈，免除他们“双保”缴费的烦恼。

周秉昆并不多么缺钱，往往急需用钱时，姐姐姐夫或者哥哥嫂子多少总会接济他一些。

甚至可以说，他是穷人堆里的幸运儿，不像肖国庆和孙赶超两家那样，他们常常陷于孤苦无援的绝境。甚至还有更糟的，如果他们的亲人中出息了一两个人，背后却有三五个甚至更多的人需要帮扶。

那种以少帮多接近于拯救的帮助，对于拯救者就是特别吃力的亲情责任。如果拯救者是周秉义那样级别的官员，曾经当过军工大厂党委书记、全省第二大城市市委书记、省会城市的副市长，负责过军工大厂的合资转型；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扶植过多家纳税大户的民营企业，在省会城市轰轰烈烈地招商引资、负责大面积棚户区拆迁和危房改造，并且不像周秉义那样稍稍动用权力帮助亲人便惴惴不安、自责不己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那就完全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来形容，也是恰如其分。

二〇一三年大年三十儿晚上，在退休的正厅级副市长周秉义那宽敞的家里，他与亲人们的聚会，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A市许多巴望着拆迁的危房区人家，气氛截然不同。

一个事实却是，从前的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周志刚，从他上班那一天起，就经常梦想着率领建筑队的工友们在光字片为穷人盖起一幢幢楼房。结果，干了一辈子建筑的他，直到离世也没有住过楼房。他的长子年近六十时开始实现他的梦想，退休前终于超额实现了，除了抹掉他既熟悉又厌恶的光字片，还抹掉了情形与光字片差不多的几处危房区。如果泉下有知，他肯定会特别欣慰。

晚上七点半左右，当周家的亲人们开始吃年夜饭时，他们的手机又先后以各种声音响了起来。除了郑娟没手机，其他六人都有手机，周秉昆的手机是过时的二手货。

有人拨打他们的手机拜年，也有人发短信拜年，摆在桌上的六部手机就此起彼伏地响个不停，他们便都有点儿像早年电话局的接线员了。八点钟央视“春晚”开始，七点半是隔空拜年的最佳时段。拜年太早了像完成任务，太晚了似乎缺少诚意，只有亲人之间才没有这个讲究。料到了这一点，他们吃饭时都将手机摆在了桌上。自己该发的拜年短信，各自赶在开饭前发过了。周蓉和晓光、秉义和冬梅两对夫妻退休后都主动在社交圈边缘化，没发几条短信。

六个亲人中周蓉收到的短信最多，群发短信最少。群发短信是她民办中学的同事发来的，那类短信她一概不回，看一眼就删。多数短信是她教过的学生们发来的，她都认真对待，先用纸笔写好才照着回复。

周秉义收到的短信数量比周蓉少了三分之二，除了一条老干部局的群发慰问短信，他没收到第二条群发短信。发给他的短信中，“尊敬的”三个字频频出现。他已不在领导岗位，给他拜年并以“尊敬的”相称的人，便不再冲着他的权力而是对他的良好印象了。他内心清楚，看时也面有喜色。

周聪收到的短信也比较多。记者交际面广，手机玩得顺溜，边看边回。有的短信还让他笑逐颜开，常常是段子式短信。

相对而言，蔡晓光和郝冬梅收到的短信要少一些。秉昆收到的短信最少，都是几位老友发给他的，也不是什么拜年话，只不过都问他初三的聚会定下了没有。当晚，他们三人吃饭最消停。

这年春节期间，除了四千多万城乡绝对贫困人家，大多数中国人的饭桌上，鸡鸭鱼肉已很寻常。在北方，“猪肉炖粉条子管够吃”，也绝不是异想天开了。春节后大事照例是“两会”，节前报上网上登出了一些“两会”代表委员的提案，反腐和扶贫仍是重点。

不夸张地说，除了天生的吃货，不少中国人鸡鸭鱼肉己吃够了。在老电影中，资本家和地主老财家过大年时，饭桌上也不过就是那几样东西，还给特写，渲染他们生活的奢侈腐化。二〇一三年，中国人吃的意识已发生了新变，口福的标准变了。人们常说，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吃两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的，吃地上跑的不如吃水里游的，吃水里游的不如吃天上飞的。

鸡鸭鱼肉，大多数人都会吃腻，何况除了周聪，当晚在场的人都已不再年轻，饭量有限。周聪成天跑会，不但拿车马费，还到处白吃，肠子里的油脂也挺厚的了，小肚脯往前凸着。冬梅很实际，考虑到了，准备的并不多，求精而已。虽然都被收发短信干扰，“春晚”开始时，基本上还是吃了个一干二净。

秉义说：“做少了吧？谁没吃饱吱声啊，还有现成的，热起来方便。”

大家都说饱了。

周蓉说：“这样才好，不剩。”

冬梅说：“剩了我俩也不嫌，想想从前，哪儿舍得扔。”

秉义取笑侄子，告诫他可别往大腹便便发展。

秉昆说：“当年我们年轻时，谁想胖起来都难。”

周聪不好意思地说，有时一天跑几处会，往往两场会在同一地点。楼下拿一份车马费，听一会儿，上楼去再拿一份车马费，再听一会儿。吃饭时两边看看，哪边丰富哪边吃，吃来吃去的，一不小心可不就把腰给吃粗了。

周蓉问，那你报道任务不是很重吗？写得过来吗？

周聪说又不是专访，不需要自己写稿，人家开会单位预先写好了通稿，稍微改改发了就行。

周蓉又问，现在的记者都这么当？

周聪说如果想这么当，这么混着当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也不是所有报社的记者都跑得欢，行业太窄发行量太小的报社，记者就被冷落。他们报是全市唯一的晚报，发行量有特殊保障，受邀请报道的会议和活动多，每月的车马费不少于工资。

郑娟说：“你能有这么好的工作，要永远感谢你大伯。”

周聪说：“我是以实际行动感谢。在报社，我写的专访和通讯最多，都够出一本书了。我要争取早日获得中国新闻奖，向我大伯献礼！”

长辈们便都赞许地点头。

秉义说：“我当省文化厅副厅长时，你们主编还是我手下一名小青年。你替我代问好，转告他，就说我希望他把网站办好，两条腿走路是大势所趋，形势逼人，必须重视。”

周聪说，领导有意安排他到网站去当个面向青年的栏目主编。

长辈们都欣然支持。

周聪说：“我三十大几了，和当下的小青年有挺深的代沟了，怕辜负了领导信任。”

长辈们又都笑了。

周蓉关心地询问起了他的个人问题。

他说：“有一个了，是同事，可我爸坚决反对。”

周聪与那位“君子兰公主”又和好了。

秉昆就把自己与她的那次冲突讲了一遍。

大家听得又笑起来。

周蓉问郑娟：“弟妹，你什么态度呢？”

郑娟说：“他没带回家来让我见见呀。不过只要他俩合得来，我不反对，什么样的儿媳妇我都能处好，我可盼着抱上孙子孙女了。”

周聪说：“我也不敢往家领啊！”

晓光认真地说：“形象！关键是形象如何。你看你妈、你姑、你婶，当年可都是有好形象在那儿摆着的女性！所以，你爸、我、你大伯，我们都是幸运又幸福的男人。你的形象不错，个儿有个儿，五官端正，你家也不再是光字片的人家了，所以你得在乎形象。撇开个人幸福不幸福暂且不论，周家的第四代人形象如何，责任也全在你身上了。”

周聪说：“这我可压力太大了！她性格好。”

秉昆说：“性格不怎么样！她那天对我那种表现叫性格好吗？”

长辈们不笑了，一时你看我，我看他，那会儿的沉默意味深长。

周蓉说：“周聪，哪天让你姑夫认识她，替你把一下形象关。”

晓光说：“愿意。”

秉义说：“支持。”

冬梅抿嘴一笑，明智地保持中立。

很显然，周蓉、秉义和秉昆都并未顺水推舟。

央视“春晚”的背景更酷更炫，电脑技术的采用使舞台绚丽多彩，如梦幻仙境。照例明星大腕云集，一个个华服盛妆，花费肯定也不少。

然而，鸡鸭鱼肉吃够了，看“春晚”的眼也越来越挑剔了。正所谓众口难调，不搞不行，搞不好也不依，越来越难了。

周家的亲人们也是如此，边聊边看，聊的时候多，一齐看电视的时候少，都是偶尔看一眼听一句罢了。

晓光觉得没什么意思，和秉义到书房聊天去了。片刻过后，周蓉与冬梅互相递了个眼色，也转移到书房去了。又过了一会儿，秉昆也溜到书房了。

客厅里只剩下周聪陪妈妈郑娟看“春晚”，他必须看完，因为有写稿任务。

郑娟说：“儿子，坐妈这儿。”

周聪就起身坐到长沙发上。

郑娟说：“别跟你爸似的，离妈近点儿。”

周聪就坐得离妈妈近了点儿。

郑娟说：“给妈一只手，让妈握着。”

周聪抗议道：“妈！我得记东西呢。”

郑娟说：“先别记。”

周聪无奈，只得伸给妈妈一只手。

郑娟握着儿子一只手，回头看了看，小声说：“妈还是刚才那句话，只要你俩好就好。”

她将头往儿子的宽肩上一靠，看着电视，满脸洋溢着幸福。

这个女人、母亲，她对国家大事一向了解得少之又少。对于她，国家差不多就是曾生活过的太平胡同和光字片。如今那两个地方没了，大多数人家都像她家一样住上了楼房，生活在环境颇好的小区里，这让她觉得国家发生了伟大变化，也带给了她空前的幸福。她的眼光就只能看到这么多，她的耳朵听不到不好的事，她在家里也只看喜欢的电视剧，那些电视剧的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前。那些故事要么很悲惨，要么很悲壮。

她庆幸自己终于活到了中国最好的时光。如果她是狄更斯，那么，她的《双城记》将会如此开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谢天谢地，这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我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好。”

电视里，一位当红歌星激情四射地歌唱伟大的时代。作为见证者、亲历者，郑娟听得热泪盈眶，她是标本式的好观众。

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国门打开就不好关上。国内报刊刊登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见闻，网上更是如此。互联网使世界变得更平了，“人肉搜索”成为广大网民百战百胜的武器，更是某些丑闻始作俑者的噩梦，“真相”二字更加吸引网民的眼球。

书房里的亲人们一下子有五个人，空间显得小了点儿，于是干脆转移到了卧室。卧室比书房大不少，更舒服一些。

一进卧室，冬梅和周蓉立刻上了床。冬梅背垫枕头，周蓉靠着被子，都怎么舒服怎么坐着了。

秉义坐在唯一的单人沙发上，将脚放在床边。

晓光和秉昆各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秉义两边。

他们不是郑娟。基于爱国忧民的本能，他们渴望交流对国家社会的看法。

晓光问：“可不可以吸烟？”

秉义未置可否，冬梅己说：“对你例外。”

秉昆便离开卧室，带回个小盘放在矮桌上，接着将窗子开了道缝。

秉义说：“把门关上。”

周蓉说：“对，让他们娘儿俩听到不好。”

秉昆关上门，刚坐下，周蓉又说：“你听我们说了什么，别跟周聪说，他头脑里还是多一些正能量好。”

秉昆说：“他是记者，真真假假的，听到的比我听到的多得多，倒是我经常嘱咐他别随便乱讲。”

秉义说：“嘱咐得对。他身份特殊，一旦成了传谣者，追查到头上，后悔莫及。”

“哎呀妈呀，忍了好久了，终于过上这口瘾了！诸位，我认为啊，中国的前途仍可以用从前的老说法，地方看北京，北京看中央，中央看高层。现在的中国，不雷厉风行地改革，恐怕就病入膏盲了。”晓光吸了几口烟后，首先发表对时局的担忧。

冬梅频频点头。

晓光的话语直指某些高官，提名道姓，历数他们的贪腐行径，连他们在国外置产的规模与存款的额度也言之凿凿。他却不那么激愤，讲得极超然，有一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淡定从容。

接着，他总结说：“‘夜里演戏叫作旦，叫作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赵朴初先生‘文革’后讽刺‘四人帮’一伙假革命的散曲，用来讽刺他们也完全恰当。”

秉义不动声色地问：“你怎么知道得那么多？”

周蓉替晓光说：“他经常在网上‘翻墙’，看外媒报道。”

晓光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也有不少消息灵通人士嘛。”

秉义说：“问题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谁能分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

冬梅抢白道：“就算一半是真的，中国还可爱吗？”

秉义说：“你退休了也不能开口说这种话啊。别人觉得不可爱了可以移民，咱们能吗？就算能，咱们靠什么生活？咱们的命运是紧紧和国家连在一起的。”

冬梅说：“用不着你教导我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我父母当初出生入死闹革命的理想与今天大相径庭，我有权利这么说。”

周蓉急忙将话题岔开，讲起自己陪两位法国朋友边走边看的经历。她说在什么地方，他们怎么用钱收买了一个人，那人如何带领他们偷偷潜入一处所谓“畜类交易处理场”。她绘声绘色地说：“他们把牛头吊起来，用铁棍撬开牛嘴，塑料管接在水龙头上，水龙头一开，直接往牛胃里灌水。对猪羊鸭鹅也都那么处理。有的牛或猪胃里被灌满了凉水，走不了啦，就往它们身上打一针兴奋剂。这样处理后，就能多卖些钱。生意还很忙，钱挣得也简单，只需要投资一根塑料管。”

周蓉看起来表情平静，但大家都听出了她语调发抖。

秉昆问：“姐，值得那么做吗？”

周蓉说：“一头活牛的胃里最多能灌四十几斤水，生牛的价格十几元一斤，他们认为值。一只鸡那么处理一下，只不过能多卖一两元钱，十只就是一二十元。为了多卖那一二十元，他们同样认为值。我问他们值吗？其中一个人没好气地说，收废品的还往纸板上洒水呢！你先去问他们值不值！”

秉昆说：“他们不是人，是畜生。”

晓光说：“说他们是畜生太侮辱畜生了，没有一种畜生那么恶劣地对待另一种畜生。”

周蓉又讲，他们被发现，被追赶，要不是当地干部及时赶到，三人的下场可就惨了！

亲人们听得惊心动魄。

秉义严厉地对晓光说：“从今以后，你要对周蓉负起看管责任！下不为例，我可就这么一个妹妹！”

周蓉苦笑道：“哥，你别怪他，是我们三个对自己的安全太不负责任了。我向哥保证，会长记性的。”

秉义又问她：“你把自己的见闻上网发表了没有？”

周蓉说：“等配好照片了就上网。”

秉义说：“不许。”

周蓉反问：“为什么？”

秉义说：“你以为有了照片，就可以证明是事实了吗？恨你的人完全可以说你的照片造假，你有口难辩！何况你还跟两个外国人一道！如果有人要把你搞成全民公敌，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冬梅也说：“听你哥的吧，别多事了。”

周蓉说：“那我写到小说里。”

秉义又要说什么，见冬梅朝他使眼色，张了张嘴，将舌尖的话咽下去。

晓光马上将话题转移到食品、药品及生活用品安全方面。

冬梅说：“我们买的多数是旧家具，正是出于安全考虑，没敢都买新的。”

亲人们就此话题接着聊了一会儿，周蓉的手机又响了。她看了片刻，下床走出了卧室。冬梅发现她表情异样，告诉了晓光。晓光又去到书房找她，见她已在上网。

晓光问：“谁发的短信？怎么突然上网来了？”

她不回答，却落泪。

晓光从后搂着她也看电脑，一看就明白了。

他说：“对不起，我当天就知道了。怕你难过，所以没告诉你。”

卧室里的三个亲人正疑惑，周蓉和晓光回来了，她又上床靠着被子坐下来。

秉义不安地问：“周玥摊上什么不好的事了？”

周蓉噙泪摇头。

晓光说，周蓉的导师春节前几天去世了。

周蓉这才说：“他老伴去世多年，一家三口，只有长期住在精神病院里的女儿了。学校居然没人通知我追悼会的日期，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他是我导师，我又不在外地，就在本市！”

冬梅劝道：“你也不必想太多。你不是本校的人二十多年了，别人忘了他曾有你这么一名学生也是正常的。他带过那么多硕士生、博士生，不可能一一都通知到。我在学校也负责过追悼会的事，也有过疏忽，这你就要体谅了。”

秉昆说：“姐，你对导师的感情，可以通过文章来表达，也可以通过看看他住院的女儿来表达。”

秉义说：“对，我举双手支持。”

晓光告诉大家，周蓉导师临终前对到医院看望他的几名学生说：“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大半辈子，在大学课堂讲了几千堂课，还到国外去开过学术交流会，发表文章无数。可有一次，一名留学生的话让我无地自容。他问我：‘你把传统文化说得那么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中国的历史又那么久，为什么中国人给别国的印象并不好呢？’我就要死了，还没想明白该如何回答。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希望你们中有人能把这个问题讲明白。”

晓光说，周蓉导师的话让那几名学生无地自容，有人还流泪了，现场却没人敢应诺。

晓光说完，掏出手绢递向周蓉。她接了，擦完眼泪直接包着鼻子擤鼻涕，擤出很大的声音。

晓光笑道：“得，拿我的手绢当手纸了，那可是条新的，还没洗过。”

卧室里却没有人跟着笑，大家表情都挺严肃。

秉昆忍不住问道：“贪官污吏和刁民，哪种人对国家的危害更大？”

没有人接他的话。

“我说的刁民，是那些往牛胃里灌水的人。”

仍然没有人接茬儿，仿佛根本没听到。

那一刻，周秉昆感觉时光倒流，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哥哥姐姐嫂子下乡前的年代，他们和姐夫在光字片的周家老屋讨论世界名著的日子里。

“你们是不是还都嫌我头脑简单啊？”周秉昆因自己的提问无人回应抗议起来。

秉义又像当年那样捋了他后脑勺一下，接着说：“怎么会呢！你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水平嘛。但是，没有人有权要求别人必须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不是？”

正在这时，周秉义的手机响了。

“维则啊，你不是都发了拜年短信了吗？我也回了呀，谢了谢了，我肯定参加不了。我的胃都切除了，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干坐那儿我不自在，别人也会不自在。别说服我了，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是实际情况。哎哎哎，维则，喝高了吧？咱们手机里不谈政治。对不起，我妹妹弟弟他们两家都在我这儿呢，正玩扑克呢，改日再聊啊。”

秉义说时，冬梅等四人全都屏声静气地看着他。秉义挂断电话，长出了一口气，大家也都跟着出了口气。

冬梅说：“不管与哪些人聚会，只要他约你，不参加就对了。”

秉义说：“我一名退休干部，与一些在职的干部聚个什么劲儿呢？何况我的话也不纯粹是借口，这个龚维则，太不懂事了。晓光，秉昆，你俩记住也要少与他来往。这么不安分的一个人，早晚会惹麻烦。”

晓光和秉昆都点头。

周蓉问：“他跟你谈什么政治问题？”

秉义说：“反腐的问题，他担心扩大化。还没真正开始反一下呢，怎么就担心起扩大化来了呢？匪夷所思。我觉得他是喝高了。”

周蓉说：“酒后吐真言。”

晓光说：“中央一换新班子，一些人还真的坐立不安了。”

冬梅说：“都是屁股不干净的人呗。”

秉昆什么也没说。他不想再说，怕自己的话没人理睬，再次尴尬。

秉义又说：“我困了，要去睡了。秉昆，你一会儿跟我睡一张床，另一间屋也是大床。你嫂子坚持买大床，就是为你们来了睡得开。其他人怎么睡，我不管了，都别聊得太晚。”

他起身朝外走，在门口站住，转身看着大家说：“再怎么聊，都别把中国的发展成就给聊没了。现在，我们的人均GDP快到七八千美元了，沿海发达地区还要高许多，经济总量也快十万亿美元，接近美国的百分之六十，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是有了很大提高。同志们要看到这一点，承认这一点。”

冬梅说：“晓光，你替我把他推出去！都退休了，还经常在家里谆谆教导，真受不了。”

晓光就起身笑着往外推秉义，并说：“安安心心睡觉去，这里聊不出反革命事件来！”

秉义一出门，亲人们都笑了。

秉昆却愤愤地说：“谁都不许再说‘人均’两个字，谁说我跟谁急！”

嫂子、姐姐和姐夫又都笑了。

客厅里，周聪已仰躺在长沙发前的地毯上睡着了，还不时发出鼾声。郑娟则舒舒服服蜷在沙发上，仍聚精会神地看“春晚”，非常惬意的样子。

大年三十儿晚上，在不少人家里，亲人们聚在一起除了聊家常，还聊起了国家的前途命运，包括一些从不关心政治的人家。十八大的新提法燃起了人们对国家对社会更美好的希望，许多人猜测春节过后的“两会”将会出台何种具体政策，期盼自己在新的一年里生活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