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些年来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二、直奔第一，全国人口负增长，直奔老龄化社会之外，我感到近年中国的巨变还体现在人际问候上。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见面要问“您吃了吗”。据说直到现在，知名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先生在北大见人还问“吃了吗”，友好地保持了这一亲切传统。

安乐哲问得自然，但被问候的人反倒会不太适应，觉得有点老土。现在“80后”“90后”见面，肯定都不问“吃了吗”，要问“买房了吗”，以此来刺探对方实力。“00后”羽翼单薄，还不配使用这种交互方式，但买房的压力已经给到了父母，负责任的父母每天心里都在想砸锅卖铁这件事。

我身边有位“80后”导演朋友，刚在后沙峪置办了一套合院别墅。这种合院别墅近来在北京挺热，上三下二，形同炮楼，且密度极高，从小区高层往下看，有种看集成电路板的感觉。合院别墅大火，可能是因为它解决了购房人想要假装富人的心理刚需。该小区东大门正对另外一个合院别墅小区的西大门，两群想当富人的人住在一起，互不相让，导致两个小区大门的高度、风格几乎完全一致。这和农村盖房前后一般高是一个道理，谁也别看低了谁。后沙峪这么洋的地方，归根结底还是嵌入了乡土文化的基因。

后来我打听到，艺术家内心本来应该是高傲的，导演朋友本来常年租在大兴，坚持房住不买的原则。但家里老人的脸上毕竟挂不住，觉得不在北京置业，原则上还要归为北漂。老同事聚会的时候，是“嚣张”不起来的，都没法带头提杯酒。人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分别心特别严重。这导致了严重的内卷。据说高净值人士的父母见面要问彼此菜地的长势。这绝不是利奥波德式的自然主义倾向，它的企图在于探究别墅院子的尺寸。

我印象中，“80后”小时候，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话题。一是当时还小，话题集中在斗兽棋和变形金刚上，不太关注住房。不过耳听大人们聊天，也很少聊房子，顶多谈谈乔迁之喜。乔迁的话题性在于工作调动所带来的人际关系重组，人情远重于房子本身。现在想起来，房子之所以不成话题，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必需品通常是得到保障的。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将此列为经济福利权，与英美重视的政治自由权相对照。

对一代中国人来讲，房子实际上超出了私人的谋划。单位里的人天然都有房子住，就像蜗牛有个壳一样。另外，房子的差别一般也不太大，按照一套缜密的原则来分配。比方说单身分多大，两口子分多大，有孩子的分多大，等等，按家庭的人口进行调配。公共资源的分配，在有些地区通常需要疏通，要走走关系。不过，即使存在猫腻，使得有些圆滑人士分到大一点的房子或提前分到房子，也绝非普遍情况。只要单位还行，工龄够长，家庭人口够多，总归能有一个地方住。加之当时缺乏公共话语空间，房子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日常话题。

在单位之外的广阔的农村，起房子虽然是件大事，但似乎也不太折磨人。地产商王石在一次采访中坦言，中国人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这句话差不多是正确的。中国人从地产商手里买房的历史不过几十年。农民盖房不买房，家家都有块宅基地，商品房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挺陌生的事。一般家里男孩比较多，长辈有责任盖起几间房。盖好房子，就可以娶媳妇，家就算支棱起来了。

农民盖房不是全靠钱。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特别缺乏，资源要高效配置，宗族内部总是要互相帮忙。建房采取了一种众筹模式。地方上比较有经验的长者，和村里的男人们一起把房子盖起来。东家一般也不付工资，杀猪宰羊请客吃饭就行。在这种众筹的营造活动当中，透过身体性的投入操劳，生成了一种共同存在感。人和人被联系起来。人们透过客套和仪式，把人情固化下来，存储下来，流通起来。人情货币构成了社会资本。

在这种情境下，中华传统里就没有“啃老”一说，通常叫“蒙祖先荫庇”，光明正大地啃。可见，儿孙并没有把自己同长辈割裂，还没有把自己看成自治的基础经济单元。老人也没把自己和孩子看成各自独立的个体，反倒都是香火中的一缕。直到现在，传统一点的父母都还觉得给子女买房子、带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这种事不管，是讲不过去的。香火的事放一边，就从赤裸裸的生存角度看，父母和子女只有拧在一起，几代人一同出力，才能真正面对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其底色还是一种互助。子女晚年是否会孝敬老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人是否资助买房，帮忙带娃。

虽然房子一度不用买，但中国人的住房一直不大宽裕。《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78年，中国城镇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6.7和8.1平方米。常听学界前辈讲，当年刚到某大（京城某知名985大学）时候，一家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筒子楼里，厨房和厕所都在外面。现在青年教师一来就住70平方米的两居室，太宽敞了，根本住不完。名牌大学那时都是这种情况，普通市民的情况常常更窘迫。一度有很多影视作品反映住房紧张问题，其中《背对背，脸对脸》《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都是杰作。

大概从1998年开始，为了缓解住房紧张，中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房地产改革，逐渐终止了住房分配制度，实行住房商品化和社会化。经多年改革，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39.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8.9平方米。房子整体上是宽敞了。虽然不少人抱怨北京的房子小，但就北京摊大饼似的城市规划而言，小高层比香港市民的住所要宽阔多了。

住房面积的改善带来不少新现象。房地产的货币化与市场化使得盖房子逐渐工程化，住房日趋金融化。盖房子现今当然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民间手工艺者的营造活动被“淘汰”了。房子的建筑过程全面量化。多层砌体住宅的钢筋是30kg/m2，多层架构是38～42kg/m2，小高层11层和12层是50～52kg/m2……水泥怎么用，窗子开在哪儿，燃气怎么布，水管怎么排等，都有严格规定和说明，违此没法验收。按照现代标准去看农村住房，很多质量都不合格。高度工程化是规模造房的必经之路，但也并非全是优点。

建筑师王澍谈过一个例子，让人印象深刻。王澍费心做了个作品，效果要严丝合缝。经计算，作品要通过预制组装的方式来完成。但工人看了方案之后，坚持要现场上手做。预制组装是为了精确，防止出现误差。工人上手去做，免不了不齐整。但工人很倔，非要动手做，结果做完之后发现有大概一米的误差。但工人们不气馁，鼓捣着把这个误差矫正了。传统的营造活动，虽然也要打样，但不需要特别精确。匠人心里大概有个样子，随着手里的物性来做，不成就调一调。边做边商量，边权衡，边取舍。现代工程要通过计算机把房子打散，肢解成配件，要求物严丝合缝地按照图纸配装。这种建造方式对精确有强迫性的要求，要把一切对象高度数学化、力学化、运筹化，强调无孔不入的控制。

活生生的工人，肯定不愿这么干活。这种活就不是活，就剩下卖苦力，一点都不好玩，特别乏味。工人喜欢亲自动手，施工时候有些自己的空间，干活能调动起全身心来。这样做活不容易累，也没有工作和休息的截然区分。你仔细观察老木匠老石匠做事，没见着说是按钟表来出力的，干活就渗透着休息，这种活能养人。据我所知，维特根斯坦休息时候爱干园艺，木匠出身的齐白石还成了画家。但你很难想象一个当代哲学家要去工地搬砖来放松，而做全屋定制的师傅能成杰出艺术家。后两种都是典型的现代活，干起来累人不养人。

现代建造活动就是按照强控制逻辑进行的，人在其中就是个要素。凭此批量、大规模精确地生产空间。盖房子变成了一项房地产活动。在房地产开发商眼里，房子达到了某些标准后即可成为一个准入市场的商品，用来赚取利润。房地产商脑子里的房子是一组盈利的空间安排，绝不会装着具体的家庭。而对于购房者来说，他/她的一生都要在此停留，以此为家。我不想在此建议回到前现代的造房方式。现代城市建筑不引入质量标准是不可思议的，这里不是要批评科学施工。我们要问的是，除了把房屋建造全部工程化，由专业的人士来垄断实施，还有什么样的建造方式可以滋养人生。在有关建造的问题面前，想象力不应被抑制。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不少年轻人回村重寻工匠手艺，自己动手来造房子。这在主流购房逻辑之外，保留下了另一种可能性。

另外，住房改革进展到今天，人们的居住空间突然附着了一个新的属性，房子成了“资产”。作为一种资产的房子特别抽象，人们对它的看法是高度数字化的。买房子并不是要住，首先考虑的是能够通过房子发财。很多毛坯房放在那儿空着，变成空间垃圾。一个完全金融化的房子是非常无聊的。链家网站上的购房计算器，反映了房子作为一种资产的一切乏味特征。你要考虑贷款利率、契税、增值税、房屋原值、产权属性等等一系列和居家毫无关系的琐事，才能买卖房屋。所以当房子的金融特征处于优位时，居家就变得特别困难了。

作为资产的房子主要是为了变现。这使房子获得了高度变动的性质，对于强调恒常的家来说是破坏性的。短视频上到处都是资产配置专家，都在告诉你房子最多就住十五年，之后就没什么价值了；老房子不批贷款，流动性变差，不是很刚的学区房，趁早抛掉。这种看法从资产保值增值的角度看其实挺中肯的，但常常让人不寒而栗。

家是什么？家是一个锚点，需要钉在一个地方，几世人住过，房子就像核桃一样盘出来了，开始焕发光泽。几年换一个地方，很难像个家。将房子首先看作资产的人很难投入居住。无论是在装修上，私人物品摆放乃至于整体的情感投入上，他/她都将自己看成一个过客。农村老人把生命看成大树，在季节年岁中变化，在风雨天光下起伏，但是它抓地不动，才能投入生长。城里人老换房子，生命形象不似大树似浮萍，这是老人家没法接受的。

房子与家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儿。首先，房子肯定有实用功能。想起房子，第一印象通常是个遮风挡雨的盒子。这种看法是很粗糙的。窝棚、房子和家不应该是一回事。把房子当成一个遮风挡雨的盒子，就是把房子当窝棚。窝棚和鸟窝、兔洞、狐窟没有太大区别。人的家是大大不同的，人会装饰自己的家。在约一万年前，平图拉斯河手洞里，智人已经学会了用手掌装饰自己岩洞。照现代理解，那应该算是人类首次打造背景墙。

那时候，人类已经试图把洞窟打造成家园。恰恰是这些艺术和宗教活动使得人不是“建造”而是“营造”栖身之所。建造应该算是个技术活动，就是要把空间从自然中切割出来。营造则是一种仪式活动，它通过技术和艺术将一种“居家”气氛招引出来，居家感觉要持续地发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居家的“居”肯定不是只处于某种空间的内部，而类似点墨如水，是慢慢化开的一种趋势。

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住惯了，房屋就不再是物理空间，它被化成生存领域。人究竟是怎么生活在该领域中的呢？他/她通常按照“居家”的方式生活。那什么是居家呢？如果我们不断追问，势必将这一日常现象深入成哲学提问。柏拉图讲知识即回忆。人人都洞悉哲理，只是忘了而已，世界上只有好记性和坏记性的哲学家。就像是走路这件事，不是教会的，而是本来就会，只是小时候忘了，大了就想起来了。

人人原来都会居家，只是为了搞钱，忘了而已。为了帮助回忆，不妨来一起做一个思想实验。现在你来想象一个房屋。这个房屋可能造型各异，大小不一。先不做特别的规定，我们来排除几种限制。首先，你要试着摆脱牛顿物理学对你的影响。牛顿物理学预设一种特殊的时空形而上学。空间被认为是处处均匀分布的。驻马店的一立方米和休斯敦的一立方米的大小完全一致。空间是按照体积的方式呈现，体积则透过长宽高的乘积来量化。其实，这种看法是非常另类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从不这样体验空间，很少有人会把家理解成一道物理习题。

另外，你也不要想象这个房子是你买的。一旦买房子，你就进入消费领域。房子在此显现为商品。你考虑的无非就是房子的居住面积、公摊面积，房子周围的配套设施，以及未来增值空间等。以上这两种态度都要求你把自己抽离出去来评价房子，恰恰丢失了具体的生活体验。排除这两种态度，剩下的部分才和居家有关。试考虑以下场景：

你被闹钟叫醒，起床洗漱。老人已做好饭菜，叫孩子起床吃饭。房子不大，孩子尚小，夫妻、孩子同居一室，另一间作孝亲房。虽然房子离地铁远，但你喜欢骑车。下班后接孩子发现当日是冬至，给老太太打了通电话，顺便在家附近的超市里买了饺子馅儿，回家一起包饺子。老太太说隔壁张大婶的老伴儿刚刚去世，一家人唏嘘不已。饭后陪着孩子做作业，和丈夫拌了几句嘴。约晚九点，老人打扫卫生洗漱。你睡前给孩子讲故事，熄灯睡觉。你没来得及总结今天的生活，不总结生活通常是好生活的一部分。偶尔你睡不着觉，试着总结生活，并凭空制造出很多问题，总结生活通常是坏生活的一部分。

在刚刚所述的桥段中，虽然一切都围绕房子发生，但从没出现有关面积和区位的议论。牛顿的物理空间变得完全透明了，房子的墙体仿佛消失了。一连串的事件无缝拼接。此时房子从物理空间变成了居所，是亲密事件和活动发生的场所。在作为生存空间的居所中，人们根据事件寻找生活坐标，锚定生存位置感，显然不是按照几何学中x、y、z轴来定位。现代生活当中，生存空间和物理空间常常不重合。有些中年男人忙了一天，宁可在地下车库抽半小时烟，也不愿早点回家，他不想面对家里的面孔。可见，不管他的房子有多大，都谈不上是居所，房子的大小和折磨的大小有时候成正比。

居家的房子不是外在于我们的空间，房子和人融为一体。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在采访中谈到一个例子，就特别能说明人与空间的互相成就。他注意到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人通常在自己家中能正常生活。家中物品的摆放、空间的布置等一系列要素都被患者当成了记忆的一部分，自己的心灵被延展了。有好事者看老人可怜，把他们从家里带去医院，反倒加重了他们的病情。一旦脱离了自己的居室，这些人的认知功能会大大减退。以至于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认为，伤害了这些人的环境几乎等同于伤害了这个人。健康人其实也一样，他/她的心灵，包括情感和认知的整体，都糅入家的物质性之中。

我个人的体验是，家对每个人来说，常常是一种治疗。这种治疗不需要医生，不需要仪器，它的工作原理更像是充电站。当你精疲力竭时，只要在家中某个角落的躺椅上待一会儿，有时候就能满血复活。人的在世像一只蜗牛，胆敢赤身裸体地奋斗，是因为正将家园背在身上。

德国富有争议的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最近有关“领域”（sphere）的讨论，对理解空间与居家也很有启发性。在他看来，空间的发明和现代人格的成长是一体的。现代人的空间观从根本上和古代欧洲人的空间观差别非常大。古代欧洲人是把世界看成家园，人不是以占据物理空间的方式在世界之中，人实际上栖息在世界里，所有人都是居民。一言以蔽之，世界即家园。

这种归宿观背后似乎垫靠着基督教神学宇宙论，人从神那里继承了一个整全的家园。启蒙以后这种整体而统一的世界家园就不存在了，被肢解了，每个人有自己独立的小泡泡。这个思路似乎也能刻画中国人的居住领域变迁。中国人原先抱有“天地人”三才观。三才中人居于天地之间，凭借一点灵明，与天地有所感应。我们也常把天比作被，地比作床，枕石漱流是文化人的风雅。不过今天的中国人首先是个现代人，随着西方科学的传入，中国的现代化令三才观不再能影响人们营造空间领域。和西方现代人一样，现代中国人的房子也不“通天”了，都丧失了超越性的维度。恰恰因为这样，房子退化成物理和实用物的空间，里面才能装起一个现代的，把自己看成有自由意志的人的个体。

斯洛特戴克的另一个观察结论也很犀利的。他总结说人总是在对各种各样的“里面”（interior）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照这种说法，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创造不同的“里面”。这种倾向，我认为可能是心灵的一种结构。认知考古学家马拉福睿斯（Lambros Malafouris）认为人的基本认知遵循容器图式（container schema）。住房是身体的盛器（容器），肉体是灵魂的盛器。人分你我，政分内外。里外之分，是心灵的基本结构。照此看，穴居人在石头上开洞，就是要营造一个“里面”。这体现了人想要把自己同外在的环境区别开的冲动。和其他动物比，人非常异常，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总想开一个洞，透过对“里面”的营造，得以从庞大而确定的自然中逃出去。在相当长时间里，对“里面”的营造反映了人的自由性。

近几十年来，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人不仅要造一个和外面不同的“里面”，还要把原来外面的东西统统“里面化”，这可以叫作“里面的霸权”。我们要造一个很大的综合商业体，在其中你可以吃饭，可以购物，商业体内还要横亘一条河流，耸一座桥。最典型的是澳门葡京酒店，它是一个巨大的“里面”，天空都是画上去的。我不觉得这个很酷，反倒感觉很强迫、很占有、很嚣张。造家的冲动在此被异化了，变成了商品要素，发展到了令人肉麻的程度。通常和家毫不沾边的地方，都试图营造和复制居家氛围。比方说宾馆常宣称宾至如归，机场和咖啡厅都试图复制家园，里面摆上沙发，放上茶几，让人感觉假惺惺的。

不过这种尝试本身也有进步性，起码不再认为“堂皇富丽”才是居所的最佳标准。迟至2000年前后，说一个宾馆像家通常还是表达一种不满。长期以来，理想居所的特征是尽量不像家。土豪的常见思路是把房子装成路易十四的镜厅。直到现在，居家感的大泛滥对广大群众来说还是可疑的。在南方农村你会看到很多房屋有着高大的爱奥尼亚柱、多立克柱，开阔的北欧风格落地窗，甚至还要搞一个三角形的大门楣。这些房屋长期不见人，只有过年有灯火。它变成了家的某种化石。这些房子的外立面，恰恰是更加根本性的“里面”，你稍加凝视，就能从中发现中国农民内心深处想要逃离贫困的顽强冲动。

以上种种议论，大概都是常识，不必做偏执的理解。不是说房子不能有金融属性，不能够数学工程化，更不是说房子的大小无所谓。我无非想要在此之外保留一些想象空间，期待不要把“家”的意象搞得过于贫瘠与荒芜。思想活动和存款的尾数一样，多多益善。在余额后面添个零，于总额来说总是显著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