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80后”“90后”一出生家里就有电视，电视比尿不湿要更早地进入人生。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我认为自己三岁以前大概率是裹尿布看电视的。坦白讲，电视对我们这代人的陪伴要远超父母。小时候我经常被一个人扔在家里，门从外面反锁着。除了扒窗台盼父母下班，电视给了我不少慰藉。近来，我一直想买一台老电视放在家里，想把那些温暖的时光凝固起来。又怕父母看我开始怀旧，说我丧失了雄心。雄心这件事，一直不确定有，但是怀旧情绪，疫情期间日渐高涨，好几次夜间泛滥，还哭过两鼻子。有了网络，虽然电视很大，但基本成了摆设。偶尔开电视，也觉得犯难。现在电视通盘网络化，所有内容平铺给你自己选。以前你不大知道下面的节目是什么，即使知道，也要夹杂其他节目来看。网络电视让人立刻看想看的，但也丧失了意外，不能看到未曾预料的。这让看电视的乐趣丧失了大半。

中国电视节目诞生于1958年的“五一”。当日晚七点，北京电视台播放了《工业先进生产者和农业合作社主任庆祝“五一”节座谈》等节目和一些诗朗诵。“文革”中中国电视业受到巨大冲击，电视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还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据统计，1980年全国有电视902万台，达到了百人一台。沿海发达地区，例如广东，1982年电视的家庭普及率已到了70%。内陆地区普及得慢一些，但到了九十年代初，大多数人家里都有了台电视，看电视成了全民体验。

电视刚进入寻常家庭还是一个稀罕物，它和一般的东西大不一样。村里物件都有迹可循，大都是熟人做的。家具是木匠做的，鞋底是母亲纳的，箩筐是舅舅编的。每个东西怎么来的，从材料到制作者，都在自己的生活关系之内。电视是作为一个稀缺品闯入生活的，它来自遥远的城市，人们对它的背景一无所知。村里没人造过显像管，更不知道要用什么材料做。此外，电视的造型像个匣子，遍布各种按钮，和日常用品出入很大，光看样子不大能猜出来是干什么用的。不像铁锹、锄头、铁犁之类的，摆弄几下都能猜到怎么用。

用技术哲学的时髦话讲，传统农具的“可供性”（affordance）——其材料和工程物理特性——邀请人按照特定的方式去摆弄它，进而固定下来一种或几种特定用法。农具自己能说话，它是自带说明书的。电视就不一样，光是拨弄电视是搞不懂怎么用的。这就需要阅读说明书，对电视背后的信号逻辑有点常识。这对不少农民来说是个挑战，一开始还要找个有点文化的人来教教。这就让电视的风采力压农具了。

八十年代初，电视对不少老百姓来说，有点自带光环。电视不单是简单用具，它还代表着一种身份，象征美好和现代的生活。电视被摆在了八仙桌上，和福禄寿喜四大神仙放在一起，电视成了“科技神”。对现代化的渴望反映在电视的设计上，科技神要有自己的造像。神像的手眼越多越厉害，电视的机关越多越先进。据说有日本厂家故意在销到中国的电视上装满按钮，用起来更麻烦了，但是销路更好了。除了要按按钮，还要拨天线。电视头上一根，屋顶也矗立一根。看球赛的时候，你要不停地摆弄电视天线，减少雪花点。这不是一次挪动就能彻底解决的，不同台对应不同的天线位置。那时候人有一种特别稀罕的技能，能够记住不同台的最佳天线位置。这种技能逐渐消失了，现在，人连女朋友的手机号都记不住。

电视对生活的影响是深远多面的。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专门研究过电视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指出看电视的时间和政治参与是成反比的。一来人们看了太多肥皂剧，没时间去思考严肃的政治议题，这和看报纸的人正好是相反的。另外有人看到电视上的政治辩论，就觉得已经参与了政治，产生了一种虚假的政治参与感。电视通过挤占时间和制造虚假参与的方式造成了政治冷感。

比较起来，电视的政治性在中国一度却是积极的。把电视搬回家里，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巨大的赋权。村里的大喇叭高挂在柳树头，讲话的不是村长就是书记，电影院里的银幕上不是战斗英雄就是各国领袖。人们头一回把声音和图像搬到自己家里来，想看就看，想关就关。干部不会从电视里跳出来非要演给我看。这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另外，电视让人联系起来，这不是在某个神圣使命下的同志情谊，而是对共同喜忧的俗化认同。一想到小时候看电视，时间总会给回忆镀上一层夕阳色，感觉一切都发生在黄昏，并渗透着煮熟的饭香。电视上充满了熟悉的陌生人，虽然人各不相同，但似乎总有一种整体性的东西把大家都浇筑在一起。没有电视，很难想象怎么让十几亿人迅速学习普通话，并从自己狭隘的文化圈中脱离出来，融入一个文明。历史上的帝王通过刀与剑来铸造民族。电视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把来自完全不同文化情境的人逐渐地讲成了一个民族。

就具体政治活动而言，中国人一度过于醉心，电视恰好是个解药。电视不仅让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让人看到了自己的世界。虽然一开始电视是黑白的，但每个人都从中看到了色彩。电视中出现了个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我觉得父母在看《渴望》的时候，经常议论纷纷，看《英雄儿女》这样的影片，就很少对话。我前几年才回头看了《渴望》，小时候没有印象。这部片子里没有光荣使命，没有战争奇观。用旧眼光看，这部片子充满了无聊、悖德、虐恋和堕落。用新眼光看，政治迫害、三角恋、重病、车祸以及出国等桥段也用力过猛。但用当时的眼光看，《渴望》接近人们接受并想象的一般生活的最远端，和革命影片的气质完全不同。

我时常感觉，革命影片是一种特别系统的形而上学，它通知每个人有一个真实的乌托邦，而把当下的一般生活裁定为虚幻。这样一处理，日常生活就没能成为传统电影的主题，是不值一提的。八十年代，随着文化气氛逐渐宽松，王朔的作品透过电视剧开始走到每个人的生活中。普通人才开始注意到自己稀松平常的生活是值得观赏的。电视为全中国人民提供一面镜子，让每个人都可以透过这项技术来阅读自己、观察自己，进而整理自己当下的生活。

电视不仅影响成人，对儿童的影响也是微妙的。小时候，我有点早熟，总是一边玩玩具，一边观察大人，有种看《动物世界》的感觉。据我观察，八九十年代的大人生活自觉性是很差的，每个人的生活大都一眼看到头，不大需要回头观省。孩子也没什么童年，无非是小一点的大人。人生往大了说是接社会主义的班，往小了说是接长辈的班。是后来重播的《恐龙特急克塞号》提示我还有一个外星世界，这让我幼小的心灵大受震撼。原来在大人统治的世界之外，居然还有闪烁着奇异光芒的外星空间。电视一下把幼小的心灵抛入宇宙尺度中，令我一度觉得现实才是假的。

我对电视的兴趣大大超过了对现实世界的兴趣，后者没有悬念，剧本已经被伟大的编剧们写好了。电视里面光怪陆离，各种人有各种故事。八九十年代片源少，每有一片常能万众瞩目。《渴望》《上海滩》《霍元甲》天天重播都有人看。现在想起来，电视可能制造了全中国孩子的叛逆期：一来没有电视时没人听说过“叛逆期”，二来武侠片让孩子变得特别不好管。儿童作为敏感的弱势群体，能够接受的信息非常少。信息通常是有门槛的，小孩子看不懂字。当信息是用文字存储的时候，儿童自然地被排斥出去了。

电视的引入降低了信息门槛，儿童可以通过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起先看了不少美国和日本的动画片。稍长一点，就开始要看武侠片。我对电视的热爱最终导致了家庭信息管理。大人开始变得鬼鬼祟祟，画面和声音成了一种特权，有些时间段和有些片子，只有大人可以看，小孩子不让看。这就导致我和父亲产生了冲突，童年是在抢电视的斗争中度过的，激烈起来的时候，是要断绝父子关系的。彼时老王正当壮年，我则正在追求主导权。家父最爱看译制片，几乎到了非译制不过目的地步。他虔诚地追看一部叫《神探亨特》的重播片。据说该片最早引入时美国本土还没放完，堪称中国电视史的光辉一笔。

美国译制片的一大问题是时常出现接吻镜头。新中国的荧幕上，最早恐怕只有《瞬间》这部禁片有过一次接吻，不过还是隔着伞看个剪影。尺度较大的可能还是后来的《庐山恋》，但整体上都是非常扭捏的：接吻要做很多铺垫，接吻者必须是情侣或夫妻关系。西方译制片不一样，常常不分场合接吻，吻得特别草率。随机接吻很难预料，这增加了信息审查的难度。家父最终要求我见此情景以手蒙眼。我起先并不知道什么叫接吻，但蒙眼令发布后我对此却熟悉多了。这一幕堪称中国版《天堂电影院》。

西方电视影像的逐渐流行让父亲很紧张，他自己爱看，信息不免会露给我。“007系列”电影中经常出现身材曼妙的女郎，中国本土的节目也越来越开放。直到《封神榜》出现，家父完全禁止我看这部电视剧。除此以外，电视里更让父母担忧的是暴力。主抓精神文明的高层领导体恤民情，这导致《加里森敢死队》停映。好在不久又逐渐宽松起来。“80后”看得最多的是《白眉大侠》、《雪山飞狐》和《射雕英雄传》。彼时父母严厉禁止我阅读武侠小说，认为它们都是垃圾，但对武侠电视剧的态度则较为宽松。我估计是因为出租武侠小说的书店氛围很暧昧，加上小说中有些桥段十分赤裸，家长很难有效控制信息。但是武侠电视剧毕竟经过更严格的审查，相对来说很少会出现特别过分的情节。而且电视剧不像小说，不会一个人看，出现问题可以立刻矫正。

从现象学立场看，武侠片是身体性的。和动画片相比，武侠片是身体可操作的。动画片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多半是没有的，它经常过于夸张，不是发生在外星球就是发生在妖怪洞。武侠片的主体通常是山水和人物，这都是那个年代俯拾皆是的元素。七八岁的孩子在野外疯玩，削竹为剑，抛石成镖，床单一裹成斗篷，从一个谷堆跳上另一个谷堆，一个花坛跳上另一个花坛，江湖是每天都要构思并完成的一项生存活动。

对七八岁的孩子来说，真正的儿童节目不是动画片而是武侠片。受武侠片的影响，“80后”这代人整体上比较皮。但是这种皮和一般淘气不一样，这是一种带有浓郁理想主义的淘气。“80后”仍然憧憬乌托邦，但这不是革命情怀，而是大侠情结，总觉得自己在行走江湖。武侠片热映的时候，的确带坏了年轻人，大大增加了学校的管理难度。不过这不能全怪武侠片，看反特片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对武侠入迷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为自己是惨遭遗弃的，被养父带大，会命中注定地掉进一个装着怪老头的山洞，得传武林秘籍。我将一统江湖，认识一个性格蛮横的小姑娘，并最终为奸人所害……以上逻辑深深烙在不少“80后”的人格中。

现在不兴武侠了，武侠精神躲进了奥特曼。不过，最近接通知，某秉持蒙特梭利教育法的幼儿园禁掉了“奥特曼”，让这所百年名“校”看起来十分可疑。蒙特梭利的初衷是要给穷苦人办学校，让不太机灵的孩子也能获得成长的机会。现在蒙特梭利学校大都开在一线城市的核心区域，学生的父母不少都是高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蒙特梭利教育法，就像爱马仕店里雇了个画优惠券的美工一样。“奥特曼系列”有很多版本，有些版本的某些桥段的确需要慎重对待，甚至删除。但禁止奥特曼这个IP过于粗暴。孩子看不了奥特曼，没机会想象江湖和锻炼拳脚，倒是有可能变得过度敏感，甚至神经兮兮。

时过境迁，今天电视作为一个观看系统，和八九十年代有了很大区别。技术哲学家埃吕尔在《技术系统》一书中对电视做了富有洞见的批评。他认为现代社会使人丧失了一种象征能力，不再能想象另外一种生活和意义。整个世界都被技术象征垄断，技术则象征它自己。技术通过大众传媒这一手段来实现自我象征，一切都是为了用最小投入产出最多的商品。传媒学家史麦茨尖锐地指出，电视并不是播节目的平台，电视的本质是播广告。电视台透过播放综艺、电视剧、电影等来吸引观众的眼球，接着把观众的注意力打包成为一种商品，卖给企业，赚取巨额的广告费，观众成了“受众商品”。中国商人很早就意识到电视广告的重要性。山东秦池酒业厂长王卓胜曾说他每天给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就能赚回一辆豪华奥迪。

现今的电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电视不是电视机，电视的新形态是短视频。短视频背后有一个团队去设计、制作，看似记录生活，其实都是创作。但是我们总以为短视频和电视不一样，以为短视频反映了很多人的真实生活处境，电视则是虚构的。其实，电视刚刚进入家庭的时候，不少人也觉得电视都是真的。看电视和看短视频都会让我们羡慕别人的生活。但看短视频和看译制片产生的羡慕完全不是一回事。后者透过屏幕带来一种新生活、新人类，让人接触到了新意义，短视频通常只让你看到新产品。

作为一种短视频的电视不断兜售大量商品，生活几乎处处被其笼罩。鲍德里亚曾讲过这么一句话：个人作为消费者是自由的，但只能作为消费者则是不自由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正在丧失把自己不理解成消费者的能力。在消费社会当中，对物的态度无非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快消品。这么一来，人们的一切欲望都被经济化，喜新厌旧成了一种美德。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逻辑上先于人本身，作为大众传媒，它负责制造只懂消费的人。

回看电视播放史，电视最早一天就播几个小时，一周只播几天，还算节制。早先根本没那么多节目，主要是放放新闻片。六七十年代电视也很少，一般只有单位有一台。十几寸的电视八九十个人一起去看，甚至还要买票，基本上就是听个响，把电视生生看成了收音机。八十年代，电视逐渐进入每个家庭，不过电视节目播放仍然是有作息的。晚上十二点后，圆形电视信号检测图出现，一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有线电视出现后，作息消失了，电视台开始24小时不停地播放节目。这样一来，人的所有注意力都彻底被打包了。每个人看电视的时间都相应延长，午夜电影也能插播广告。今天的网络电视更加贪婪，它的终端大量增殖，手机也是电视。每家不止有一台电视，每个房间都有一台，人人手里要有一台。电视强迫性地个例化自己，竭力榨取所有人的全部注意力。

未来的电视想必会元宇宙化，将极具沉浸性。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不少做得很不错的头显设备。例如Oculus Quest和Pico Neo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生态，苹果的Reality Pro虽然有点贵，但出货之后，混合现实设备将逐渐成为家庭消费品。不难想象，未来广告会变得越来越真实。原先因为阶层隔离不会进入消费视野的东西，会透过技术突然呈现在你眼里。昂贵的奢侈品可以在虚拟现实中试穿试戴，你也可以在传世豪宅里四处走走。这都是很迷人的可能性。我们中的大多数将要面对一个近在眼前而又永不能及的理想生活。斯蒂格勒讲过，技术有药性，是药三分毒。在带来新鲜知觉体验的同时，元宇宙电视会告诉你什么是好的生活以及好生活里装着什么东西。未来人所要适应的不再是自然环境，而是电视环境。每个人一生都在不断寻找新的商品，生活由金融名词和仓储清单构成。所有人逐渐丧失想象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蜕变成维度狭窄、心灵残疾的单向度的人。至此，电视失去了它讲述新意义的能力，堕落成一台虚假需要生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