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小城打印店

日常的深处  作者:王小伟

五笔打字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小城镇上,打印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城市里面的打印店有些已经非常气派。大学周围打印店林立,和小卖部、成人用品店形成了现代城市生活的三大门脸儿。在《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中,冯军旗博士就打印店的历史做了一些梳理。他发现打印店大部分是湖南新化人开的。新化人一开始赶鸭子上架去修打印机、复印机,后来发现中国台湾大量购买欧美国家和日本淘汰下来的旧打印机拆解归类销售至中国大陆,从此开始经营打印店。文字就此在民间展现出新的活力。

我有关打印店的印象大概在初一时才留下来,之前的不大深刻。八九十年代,一般只有单位里有打印机,价格还十分昂贵,都是一些几万到几十万的大设备。那时候看到书本,或者政府的文件,还感觉是一件非常正式的事。打印就和画符一样,有一种魔力。规规矩矩印在纸上的文字,能给人造成约束感,一般都是正确的,重要的。以至于把自己的文字打印出来,就感觉已经把文字出版了一样,常常能获得一种出书的满足感。

彼时电脑还远没有今天这样普及,我最早的电脑知识是在打印店里面学的。记得家父上班回来,突然和我恳谈电脑与未来,说是未来年轻人不懂电脑就是文盲,二十一世纪的人都要会编程,于是把我丢到打印店里去专门学电脑。当时打印店淘来的旧机器很多还用DOS系统,开机老得输指令。老板的那台电脑好像装着Windows95的操作系统,鲜艳无比,那是我第一看到视窗操作系统,啥都不用输入,开机就能用。回头看,我觉得老板不会不知道电脑不需要专门学习操作,但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生要把DOS教给我们。这和当今学术老板的工作性质差不多,要把思考这种本能的事儿弄复杂,叠床架屋,把人侃晕,好让人求着他学动脑子。

小城打印店业余教小朋友学打字,这在当时算是门真手艺。彼时通行五笔输入法,虽然可用拼音打字,但因为还没有联想功能,效率奇低。五笔打字法把汉字拆解成了自创的偏旁部首,逐个对应键盘上的英文字母。这时候,汉字就被肢解了。在五笔系统中,汉字原来在田字格中的空间性就被解构了。汉字本来的空间占据被转化为键盘的空间安排,散乱地排放在一个长方形的区域内。在键盘上敲击不同的字母来完成汉字输入——键盘结合五笔输入法,成了一种特殊的空间技术。

细究起来,二十六个字母不管按什么顺序敲击,在空间上都不可能交叉,这和汉字笔画的空间穿插大异其趣。汉字的空间性负载着丰富的信息。比方说“仁者无敌”的“仁”字,其甲骨文,能看出是一个人恭敬地坐着。“仁”是以具身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它是一个虔敬、端正的姿态。光是端详这个甲骨文,就多少能体会“仁”的味道。从这个角度看,键盘打字,因为丧失了这种空间性,实际上已经开始去汉字化了,以至于出现会打字不会写字的情况。

从书法到纯工具

在电脑出现以前,文字和书写本来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不仅字形的空间性对字义有构成作用,字的风格,即笔迹对字的表意也常具有构成性。比方说,你和一个外国人讲,要教他/她中国字,老外心中所想的第一个景象是你教他/她写毛笔字,大概率不是教他/她在电脑上打字。可见,在老外心中,从一个文化陌生人的角度来看,文字本身和书写系统是紧密相关的,这两者的联系源自深厚的历史缘分。

文字和书写的合一,使得我们常常把字和人格也联系在一起。“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法被当成了心之画,什么人写什么字。打字就不同了。用电脑打字,不管你用五笔还是用拼音,打出来的字势必都一样。我打出的12号仿宋体“福”字,和家里小朋友打出来的完全一样。但是我用毛笔写出来的“福”字,和小朋友写的差距就很大。这就有会写字和不会写字的区别。再高级一点,别人会用练过和没练过来甄别。

中国人,不分年龄,都会很自然地端详一个人的字,借此来揣测他/她的人品、教养和修为情况。这种中国人所特有的“字相学”和西方的“颅相学”一样曾广有信众。从科学角度讲,从笔迹或能推断一个人是否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诸如字越写越小、收笔草率、结构失衡等都是脑功能失调的指征。但用字推断人品和用痣推断姑娘贞洁一样不体面,秦桧、严嵩、董其昌,这都是书法大家。我猜中国人对字的看法是规范性的,不是说坏人就一定不能写好字,也不是说好人就天然写得一手好字。其核心是,一个品格端正的人,应该写一手好字。可见文字并不仅仅被当作表意的工具,文字是人格的空间化,堪称人生几何学。

“80后”父母,很多对文字本真的样子不大陌生。我爷爷没事就爱练练字,到了家父,几乎要把自己逼成专业人士。他经常拿两张办公桌拼到一起,铺上大毡毯,一写一下午。楷书、草书、隶书、小篆,样样都写,兴致高的时候,还要用筷子蘸墨搞搞实验书法。隔壁屋,我正在把两支笔并在一起写字,以期尽快完成作业。写字对我来说无非就是一项重复性任务。

在书法的情境中,文字却很少重复,它自身的样子在历史中徐徐展开。一个字要写哪个字体,写多大,墨多深,都要在心里有个估计,且得琢磨。书法始终是一项筹划。小时候,我经常看到老王盯着宣纸发呆,骤然落笔,一气呵成,静待墨干,挂在墙上端详良久,时不时做痛心疾首状、壮怀激烈状、老骥伏枥状……字儿从挂在墙才算开始,他会不停重复着写,换不同的字体和章法,继而缓慢地完成它。

在书法活动中,字体字形、下墨浓淡、章法安排本身能够传达字符以外的内涵。而打字使得这些信息完全丢失了,文字变得干燥,以至于还要透过表情符号来补充,古人则可以从笔迹中立刻捕捉对方的态度。另外,书法活动中,文字本身也首先不是一个物理对象,仿佛它和我们的身体、心理丝毫没有关系一样。书法作为一种写字活动显然是身体性的。在学习悬腕的过程中,最累的是腰。就全身肌肉的调动而言,书法应该算是一项体育运动。

更显著的差别是,打字所用的电脑硬盘,相对于文字信息而言几乎是无限大的,打字不必对书写工具有任何注意,电脑沉入了背景。书法所用的书写工具要引人注意得多:毛笔用兔毫、羊毫还是狼毫?软硬不同适合不同字体。用毛总要一撮,否则写字软散。因此,毛笔写字比较大,即使是小楷,也比钢笔字大不少。另外,竹简作为一个空间变量也限制了每个字的大小。一片竹简长宽有限,字不能任性地写,腾挪空间有限。毛笔和竹简两种物之间的张力,让写字的大小基本上就固定下来了。大小和风格是紧密相关的,太小的字写楷书,草书就难成。写作工具对文字大小和风格都进行了显著的调节。

竹简上写字,空间非常金贵,这就需要把空间经济化。这可能是导致古代白话文没有成为书面语言,标点符号没有被大量广泛使用的原因。考虑到空间的限制,古人对标点符号的处理非常微妙。古文有“知乎者也”作为停顿。不仅如此,行文风格常使得标点变得不再必要。骈体文对仗工整,使得文字本身涌现出韵律感。只要前几句找到节奏,全文就很容易通读。你读“落霞与孤鹜齐飞”,就很容易知道在“秋水共长天一色”后做停顿。

在书法活动中,文字所依赖的“物”(毛笔和竹简),使得文字以独特的风格呈现出来,富有节奏感,这让古文读起来不像识字,更像识谱。古文读起来凝练简洁,富有韵律感,成为一个诗化的语言。人在对待这样的文字的时候,常有一种崇敬感,感觉文字本身是指向某种超越性东西的,它不是一个工具,可以被随意调用。打印、复印使得文字失去了这种感觉,文字变成了纯工具。

比方你走进一个博物馆,看到博物馆的墙上有一件巨幅书法作品,上书“福”字。你也能在计算机上打出一个“福”字。从词典学上来说,这两个“福”是一个福,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从一个基本的生活立场来看,我们都知道这两个“福”不太一样。如果是一样的,它们就可以互相替换。这两者的区别在于,书法的“福”字是有个性的,它是唯一的“福”,而打印的“福”字则非常平庸,仅被工具性地用作符号来指称,就像工厂生产的肥皂一样,没有哪一块是唯一的一块。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把打印看成一种书法的摄影术,可以大量制造优美的文字。

本雅明曾专门讨论过摄影术对生活世界的影响。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他区分了“膜拜价值”(cult value)和“展示价值”(exhibition value)。膜拜价值指向作为崇拜或敬奉对象的价值,它与艺术品的独特性相关。展示价值指的是艺术作品在公共展示和消费的背景下所具有的价值,在现今机械复制时代,这一价值得到了最有效的实现。展示价值与艺术品的可复制性、被大众追捧的程度等有关。从本雅明的眼睛去看,打印技术解构了书法作品的膜拜价值,把展示价值捧得很高。

文字的祛魅

文字似乎并不是起源于记事需要。为了记事,结绳或许就足够了。动物大都能自给自足,维持生存,并没发明任何记忆术。象形字起初并不是为了表征所象之物,文字可能是一种“符”号,是一种巫术活动,写字可能是画符,旨在崇神驱邪。仓颉造字后,“天雨粟,鬼夜哭”。“鬼者,归也”,一种解释是:归去的祖先因为有字,而被记录在册,不被遗忘,因而喜极而泣。文字被刻在龟壳牛骨、鼎簋碑面上,人们借此获得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时间感,即永恒。正是透过文字,人将记忆外置化了,形成了公共记忆,历史得以确立。

“80后”生在了历史的肯綮,这是命运最大的馈赠,他们对电脑打印和书法都不大陌生。我们父母这代人还觉得文字很金贵,不仅写过书法,他们有人还刻过蜡版。刻蜡版也是一种打印复印技术。薄薄的一层纸上满涂油蜡,用一个带钢尖头的笔在蜡纸上刻出凹痕,再用滚筒压印。油墨钻进凹痕中,就印在了纸面上。这种复印方式实际上还是挺高效的。蜡版的主要问题在于,每次要印新的内容就必须重新刻。这时候,刻字人和写字人是不能分开的,会写字的才会刻字。

字写得不好,就肯定没法去做这个工作。可见,蜡版油印技术必然要求刻字人都是字写得非常好看的人。在我的印象里,油印一般会用仿宋体来刻公文。遇见水平高的,刻出来的字和印刷体很难辨别。刻蜡版的同志都是才俊,共产党干部很多都曾是刻蜡版高手。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期间就曾靠刻蜡版勤工俭学。八九十年代地方政府中,仍然有人能靠刻蜡版吃上饭。

刻蜡版和打字大不一样。我手写了一篇诗歌,找个打字员来,尽管他/她的字写得可能很丑,但是只要会打字,就能把诗歌打印出来。这时候,写字和打字不再是一回事,是完全分开的。写字者和打字者的分离带来了很多影响。现代人最大的奢侈在于可以随意制造并消费文字。有了电脑打字,文字在数量上极速增殖。现代人动不动就能写成千上万个字。

一篇硕士论文通常有四五万字,文科博士论文写二十万字也并不新鲜。要把《道德经》五千言拿来答辩,很难拿到本科学位,评审委员一般会认为全文过于单薄,尚有诸多未尽之意。古人形容一个人非常有文化,常说他“学富五车”。这个成语用来形容惠施的博学多闻。彼时还在用竹简,文本量换算到现代,恐怕不会超过十本中等厚度的图书,更不会有那多么占字符数的参考文献。

文字在当今的生活中堕落为一种纯粹传递信息的媒介,变成了一个纯工具,可以任性使用。这时候,人们开始说什么就写什么,想什么就写什么。这样一闹,文字就丧失了它的严肃性。在古人眼里,并不是所有日常生活中说的话都值得一写。打印时代的人就不同了,他们觉得什么都可以写,都允许写,也值得和别人分享,于是放肆码字。我们教研室就经常接到大部头专著,常见题目有《宇宙全息哲学总论》、《黑洞不存在》、《纠正康德》以及《罗素的十个致命伤》。这些书的标题起得真不错,一般比正文要出彩。

现在的情况是,退化的文字大泛滥,新词儿不断,词语越来越轻率,每句话都是未完成的。语言必须幽默、俗气,甚至略带狡猾,以至于严肃的表达在网络上会被人轻视排斥,认为是装腔作势。当使用严肃文字来表达的时候,作者常常会莫名其妙地不好意思,觉得即使是表达悲伤,也有适当逗人笑的义务。写诗这种严肃的活动,则已经几乎要从今天的精神活动中绝迹。当下,不少人都在怀念八十年代,据说那是一个诗人的时代。当今大学里,谁要是写诗,很可能第一个找不到对象。与其说是人们失去了对诗的兴趣,不如说人们对文字本身失去了兴趣。对文字的崇敬感是诗歌得以成为可能的前提,这在打印时代早已灰飞烟灭。随着文字祛魅,文字失去了崇高性,文字和空气一样,处处都有以后,自身反倒隐退看不见了。

与此同时,随着文字的泛滥,一种奇怪的文字样态——“格式”突然变得很重要。“格式”是一件很新鲜的事,不少人接触它是从学习写信开始。直到现在,还有人搞不清楚寄信人和收信人究竟应该放在什么位置。现在,格式已经深入一切,格式和传统书法的章法差别很大,是文字大泛滥后出现的新现象。章法必然是由有限文字构成的,在几尺的宣纸上写字,文字排布是尽收眼底的。打字就不同了,当一眼不能尽收文字的时候,我们必然要翻页,多次翻页要求专门生产出一种索引技术,叫目录,旨在帮助人们在不细看内容时,迅速定位具体的章节内容。更进一步,还需要把文字切割成小段,大标题套小标题,于是复杂的格式技巧出现了。

在复杂的格式中,字的个性消失了,格式的直接对象是语句和段落。一旦文字被淹没在段落里,字的空间性,它的历史嬗变都不再是被关注的对象,只有词句才是意义的基础单元。这对中国字是很不公平的。中国文字真正形成大量双音节词语是后来的事,这和英语是有很大差别的。渐渐地,文字越多,格式就越繁复,甚至已经成了一门专业,需要耗费大量精力才能习得。有的学生干脆在简历上写上“精通Word等文字编辑软件”,算作核心专业技能。在有些情况下,思想活动甚至蜕化成了格式学,人们在评阅论文时,只要格式精美,差不多就要给高分。卷面分从看字到看格式,应该算是一次大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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