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31日，日本军队首次空袭广州，此后对广州进行的反复、频繁、无差别轰炸的密度仅次于当时的陪都重庆。其中一次空袭，仅在惠爱西路、四牌楼一带人口最稠密的商业街区就投下了三十六枚重型炸弹，曾经的繁华之地被炸得千疮百孔，到处都是碎瓦颓垣。

日本军队开始向广州发动进攻。国民党在撤退之前对广州进行了焦土式的破坏，市政府办公楼、发电厂、重要的工厂设施、仓库，或纵火或爆破，令全城大火熊熊。小镜子和阿麦最喜欢的大新公司首当其冲，被烧了三天四夜，全楼烧通了顶只剩下钢筋骨架。从黄沙向东到太平路、法国大教堂一带火光四起，浓烟滚滚，街道灰烬纷飞如同黑夜。空气中不断传来凄厉的警报声，夹杂着火药、焦煳和血腥气。省城警局通知广州市民紧急疏散，通往四乡的路上，“走日本”的人潮汹涌澎湃。所有的车船都挤满了难民。沙面的法租界已经垒起沙包架起铁丝网把守森严，就连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英国人的汽车在城里抢购生活物资，并在租界里养了十二头良种奶牛。

1938年10月20日，广州最后一批官员逃离了这艘即将沉没的轮船，大部分人于下午六点坐汽艇前往梧州或者更远的地方，丢下广州和一众市民听天由命。有人在沙面汇丰银行楼顶，目睹整个广州生灵涂炭变成人间地狱。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

幸好在这之前，苏步溪在夏葛医学校完成了两年的学业，又去喜儒堂跟着贺大夫坐诊，安静地坐在一旁观察、记录，遇到典型的病人，贺大夫也让她上手号脉。每天晚上她都会在灯下做翔实的坐诊笔记，又翻书重新查背汤头[中药古方。]，这样坚持了一年多，贺大夫才觉得她可以独立接诊了。

于是她便在药街偏东的地方租了两间临街的铺面，打通之后重新装修作为诊所，取名为“康圆妇科医馆”。

从夏葛医学校结业之后，步溪仍然没有搬回家住，而是在外面租公寓安身，省得口舌与碍眼。但是有了诊所又不同，需要贴身的人看住店面，她就选择了阿麦过来，毕竟阿麦话少，会处理事，用着也放心。

如果步溪得空，就会和母亲在陶陶居喝个茶，说说话。

母亲说有一天傍晚看见宝珍一边洗碗一边抹眼泪，她是个粗人，很难见到她这个样子，于是母亲问她你怎么了，她说没怎么。母亲见四周也没人，便道，到底什么事，你就说嘛。

宝珍道，我跟着二太太从娘家过来，尽心尽力车前马后，到头来也比不过大太太的红人阿麦。上次去贺大夫家帮忙是她，这次去陪小姐开店还是她，我就这么拿不出手吗。说着干脆哇的一声哭出来。母亲当然也不会说她没文化不识字，只好说你做的饭好吃，怎么可能让你走呢，你也知道老爷吃饭，不是你淘的米烧的饭他都能够吃出来。

不过作为补救措施，母亲答应让宝珍到九如舫的后厨去跟陈容师傅学做叉烧包，每周去两次。宝珍这才破涕为笑。

叉烧包虽然是平常之物，卖得通街都是，然而因其寻常才有高下之分，陈容师傅做的叉烧包无论是软硬、干湿，还是馅料的甜咸比例，包括与面香混合之后的口感，全部契合在一个合适度上，一口咬下去就有夫复何求的感觉。他每天只做九十九个（一笼三个），不到二十分钟就被堂食的客人抢光光。

看上去陈容师傅好像没有私藏什么绝活，但是你就是学不会。

据说陈容的师傅姓谭，早已退休。他做点心的手艺极高，就是脾气臭，他带徒弟，坐下来先骂人，把每个人都骂完才开始说做点心的事。陈容在后厨“打荷”[干杂工。]，都是干最脏最累的活儿，有一次给师傅递错了东西，师傅把锅铲一扔，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大伙见到师傅有多远躲多远，也只有陈容可以笑着说我只当他是在唱歌。所以得到真传。

康圆医馆开张以后，还是有一些女性患者愿意上门，尽管大部分患者是贺大夫举荐给她的，但也仍然让步溪一直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毕竟当初她走这一步的时候凶吉未卜，前景漆黑一团。

为此，她真的是从心底感谢贺大夫。

本以为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度过去了，她的人生终于出现一丝星光。没想到对于苏家来说，巨大的灾难才刚刚降临。

就在1938年8月8日的那场空袭中，苏大阔正巧在惠爱西路办事，他没能及时地从一栋楼房里撤出，这栋楼房被炸时把所有人都压在了残砖废瓦之下。广州这一天的空袭有五百多人死伤，苏大阔当场毙命，救护人员说他脑浆涂地，肠肚也被炸飞了。但这还是幸运的，好多人都是身首两处，还有毛茸茸的小孩头盖骨被整个削下来。

苏家布置了简单的灵堂，也许因为是战时，来的人并不多。苏大阔生前结交甚广，走时的冷清让步溪和母亲都始料不及。一方面可能是身处乱世人心惶惶，一切活动尽量简免。另一方面，商人本身对于财富的爱惜程度是外人无法理解的，父亲生前也不大愿意去医院灵堂墓地这一类的地方，说是沾了晦气会阻住财路。想必别人也是这样想的，不肯去运势低迷的地方。

然而人死如灯灭，再热闹的送行又有什么用呢。

步溪木然地站在父亲的灵位一侧，始终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实发生的。自从离开家之后，她跟父亲碰面的机会很少，但犹记得在某一天傍晚，父亲突然到夏葛医学校来看她，既没有给她带吃的，也没有跟她说什么话，只是四周看看环境，又在她的集体宿舍走了一圈，然后就走了，还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姜穗的父母肯定是要来的，步溪看到姜载林面色凝重，印堂发黑，身后跟着也是一身黑衣的姜太太，他们没有停留多长时间，甚至跟姜穗也没说什么话就匆匆地离开了。

后来姜穗解释说，早在两个月前，就是6月4日至6月6日的那两场空袭中，姜家刚开设的新厂全部被炸毁，成为瓦砾，原材料也损失惨重。六街三市的若干门店炸成废墟，只剩下一排排来不及运走用芦席盖着的尸体。

父亲过世以后，步溪才搬回家住。

无论如何，以这种方式回到家来还是让她倍感凄凉，父亲虽然不是一个深情的人，也为难过她嫌弃过她，还有非常势利的一面，可是他的离去还是令她体会到诛心之痛，心里有一块东西被割掉了，剩下一个血窟窿，永远不会愈合。或许她只是爱他的存在，那种拼尽全力的存在。然而那面遮风避雨的墙还是坍塌了，变成了现在随处可见的断壁残垣。

一天深夜，步溪实在睡不着，她下楼来准备到院子里走一走。

厨房的灯亮着，果然，她看见母亲的背影，在万籁俱寂之中，一个不再年轻的瘦削女人，在操作台前独自安静地忙碌着。

她走了过去，看见母亲一身孝服，漆黑的布料衬得她的脸更加惨白。母亲正在做溏心鲍鱼，鲍汁浓郁呈淡褐色，散发着独有的香味。母亲说道，我明天要去探望严老师和严师母，总不能空着手去。步溪道，那就直接送溏心鲍鱼不好吗，干吗还要把这么金贵的东西塞到鸭肚子里。母亲道，鸭子是平价食材，别人收礼没有什么负担。步溪道，熟人也要这样吗。母亲道，熟人才更要讲礼数啊。

步溪不再作声，看着母亲把做得七八成熟的鲍鱼花胶海参塞进鸭肚子，缝好，鸭子已经过了大油，再一蒸就酥烂了，浇汁另放在一个食盒里。

严瞠的父母会到家里的灵堂来吊唁父亲，步溪和母亲都没有想到，自上次苏步溪离开严家后，两家人就完全断了联系。倒也说不上是谁怨谁，就是缘尽缘去没法强留。

这次苏家惨遭横祸，反而是跟苏大阔往来甚密的朋友，居然一个都没到场。严老师和严师母的腿脚都大不如前，虽然腰板还是努力直着，但是走得很慢。他们在灵堂待的时间比姜载林要长。尽管也没有说话，但哀伤之情溢于言表。对于这一点母亲十分感念，说是一定要郑重登门。

步溪道，按照我们这边的规矩，但凡家里出了白事，不是一年之内都不能主动登门到别人家去的嘛。

母亲轻叹道，我知道，可我这也不是要去串门，实在是你爸走得匆忙……话说到这里她说不下去了，停了好长时间，才道，你爸走得匆忙，都没来得及跟老友告别……我也是为他做完这最后一件事……

步溪默然。

守灵的那些深夜，母女俩相对无言只是默默流泪，母亲说，我知道你爸爸最爱的人是大太太，可是我跟他夫妻一场，就是普通的情分总还是有的，他这个人不嫖不赌，也没找姨太太，算对得起我，贪财那是他的本性，我不肯的事情他也不强求，就算了。这样说来我也没有什么不平的，但突然就这么走了，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心里还是很难过的啊。

步溪不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

苏虾米和姜穗都只守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推说太累回房睡觉了。也看不出他们有分外的悲伤。只有她们母女俩守在漫漫的长夜里。

第二天下午，步溪陪着母亲去严家探望，还是宝珍提着礼盒，还是一只名叫“金玉满堂”的烧鸭子。严老师和严师母在门口恭迎，当然还是白发如雪但腰杆笔直，一切都再自然不过。他们是那种极要脸面的读书人。

师母对母亲说道，因为您要过来，我们都没敢烧菜，阿勤只是把菜都洗好了，都是素菜。母亲笑道，素菜宝珍去炒就好了。

宝珍和阿勤就提着鸭子到厨房去了。

大伙在厅堂里寒暄，步溪告诉恩师自己已经有了医馆。恩师挺高兴的，还拿出严瞠的照片（说是一年之后托人带回家的）给步溪看，照片上的严瞠还是那么瘦，脸上似笑非笑，剃着光头，身穿灰色的和尚服，因为是黑白照片，感觉是灰色的，他手里拿着一根像扁担一样的东西望向远方，身后是一片菜地。想想他在的时候，父亲也曾在这里，大家并不知道一切将化为乌有，所以格外其乐融融，感觉新生活就在眼前，虚幻的快乐总是那么真实。

包括那时候的天气，无论是晴朗还是阴雨，空气中都荡漾着一种软绵绵的无忧无虑，现在则完全不同了，战争的阴影无处不在，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恩师家中的摆设依然如故，却也陈旧了不止三成。以前尚有风华的人，不是离去了，就是变得灰蒙蒙的，让人感觉说不出的压抑。

母亲说道，你们的腿脚都不好，怎么跑警报啊。师母看了一眼恩师，叹道，我们哪里跑得动，也跑不过别人啊。大家都沉默了，这时恩师才说，我们就在实木桌子下面躲一躲，意思一下吧，反正如果有什么不好，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说完这话，大家更是长时间地沉默。然后恩师突然老泪纵横，大概是又想起了曾经跟苏大阔的交情，无法自制。

等到一切平息之后，大家又扯了一些闲话。母亲和师母起身去布置餐桌，恩师对步溪说道，你现在还画金鱼吗。步溪道，早就不画了。

恩师沉吟片刻，眼睛望着天花板说道，步溪啊，你父亲还是很爱你的，你不要记恨他。

苏步溪鼻子一酸，眼圈顿时红了。

直到中午一点多钟，步溪才为一个远道而来的患者诊完脉又开好药方，并且把她送出医馆。步溪是珍惜每一个患者的，遇到比较贫穷的还会少收诊费，所以她的品行远在医术之上。阿麦穿着对襟的白色衣裤负责接待患者，登记、排号、端茶倒水，把诊室打扫得井井有条。也会常常提醒步溪，我们这里也是一盘生意啊，不能总是不收诊费，每个月不能超过三个人。因为每个月医馆的收支账目都是阿麦打理。

然而步溪对钱的概念还是淡薄了一些。

两个人都饿了，于是决定去附近的面馆吃面。这家面馆叫作“财大云吞面馆”，三代传承都是做面的。广州的面条跟外地不同，是碱面。对，就是揉面时放了碱水，看上去微黄，口感不会有隐隐的面酸，而且吃到肚子里胃肠道会很舒服。据说财大做面的碱水不是市场买的，而是自家秘制，重点是用了榄树灰，可是没有人会具体操作，所以他家的牛腩面是出了名的好吃。老百姓就是这样，广州沦陷以后狂轰滥炸暂时停止了，立刻展开自救，各种门市、小吃店、杂货铺、药房纷纷开张营业，否则怎么办，手停口停。

找到一张桌子坐下，阿麦去买了两碗牛腩面。步溪先喝了一口面汤，就是那种用猪骨牛骨加鸡架煲出来的汤底，简直香到让人晕厥。步溪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沉醉在美好之中，真是不知亡国恨的香啊，遍野哀鸿，为什么这碗面还是那么好吃。

牛腩也是软糯弹牙，十分入味。

这时阿麦说了一句话让苏步溪瞬间清醒，差点没直接站起来。

阿麦一边呼呼吃面一边说道，我昨晚上听小镜子说好像是杨双庆回来了。

步溪当时就惊着了，呆呆地看着浑然不觉闷头吃面的阿麦，老半天才佯装镇定地问道，到底怎么回事。阿麦道，小镜子说当时她也惊到了，是在小客厅，一眼就认出是杨双庆，没敢进去，就看见杨双庆在苏老板的遗像前跪下了，还磕了头。二太太和他都哭了，然后他们就去了书房聊了好长时间才出来。又道，小镜子说杨双庆没怎么见老，变得很有男人味了。说完这话眼睛里还闪过一丝暧昧的笑容，准确无误地被步溪捕捉到了。

如果按照步溪此刻的想法，当然是要第一时间奔回家里。然而与此同时又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把她按在原地动弹不得，这就是贺大夫充满定力的手。步溪跟贺大夫坐诊了一年多，时至今日如果有事过去请教他，又有患者在诊室，步溪还是会安静地坐在一旁聆听。每一次跟随贺大夫坐诊，他从来不聊汤头歌啊偏方啊，而是耐心分析患者的得病成因，总是强调大夫也是患者的一剂良方。稳定情绪，树立信心，从来没有一惊一乍的情绪化行为，这才是医家的准则。

想到这里，步溪开始低下头去认真吃面。

这一次父亲过世，贺大夫也亲自到家里的灵堂来吊唁父亲。按照这边的风俗，对于重要的友人，派家里的伙计送来白礼金也算是讲究的。但是贺大夫还是亲自上门吊唁，但不知何故贺太太并没有一起过来。在这之后，母亲也让步溪专程登门给贺大夫还礼，算是替父亲做最后的道别。送了一对天青色冰裂小开片的鹅颈瓶，据说贺太太非常喜欢，爱不释手放到她房间去了。

阿麦的牛腩面早就吃光了，感觉还没饱，又叫了一碟炸馄饨，吃得津津有味。

晚上回到家中，步溪并没有急切地跟母亲去打听状况，而是一切照常。

吃完晚饭也是照常在院子里散步，这时听见有人叫她，步溪循声望去，只见姜穗站在凉亭下面冲她招手。人都是很势利的，这次搬回家来住，步溪明显地感觉到姜穗对她的态度客气多了，虽然还是会不经意间拿出她的校长派头，但是那种不屑与轻视已经荡然无存。

步溪走上凉亭，两人在石桌前相对而坐，姜穗道，你跑出去学医真是太好了，也先给我看看病。步溪道，你有哪里不妥吗。姜穗道，说不上是怎么回事，就是吃东西没有什么味道，又常常犯困。步溪看了看姜穗的舌苔，又给她搭了搭脉，便问她月经的情况。姜穗一怔，肯定是有一段时间并没有关注这个问题。步溪道，我觉得你是怀孕了，你明天到大医院去验一下吧。姜穗脸红道，不可能吧。但脸上已经略有喜悦之情。步溪心想，有什么不可能的，如果不是战争来临花花世界一夜凋敝，苏虾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呆在家里。

对于父亲的离世，苏虾米似乎并没有步溪悲伤。为什么得到越多的那个人越是可以对所谓亲情淡然处之呢。

直到临睡前，步溪才去了母亲的房间。

她告诉母亲姜穗可能怀孕的事，母亲虽然不至于欣喜若狂，但还是说道，苏家添丁总是好的，这样苏虾米也有可能收收心。又道，他花钱跟开水龙头似的，以前还好，有你爸爸在，总还是一出一进，现在就只剩有去无回了。说到这里两个人又都有些忧伤，并不像得到什么喜讯那样高兴。

这时步溪才显得若无其事地问道，我怎么听说杨双庆回来了。母亲道，哦，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呢，他过来还钱，连本带利都还清楚了，还交了一笔赔偿款，我说算了他又不肯，就叫账房收了他的汇票。步溪道，那他当年到底是碰上什么事了。母亲道，他说他病了，染上了伤寒，好像是旅途中被传染的，病得差不多要死了，幸亏身上有钱才没死，治了好长时间，身体渐渐恢复就用了一年多，然后还要把这笔钱挣回来，这不就耽搁了。

母亲说双庆说得很细，他一开始在一家制伞厂打工，又是从小伙计干起，据说这家厂的制伞工艺是祖传的，少说也有两百年的历史，所以他家的编伞线反复撑收三千次也不损坏，整把伞清水浸泡一天一夜也不脱骨。从削竹到描绘全部都是手工操作，有一百多道工序，制出的伞能扛五级大风，连续使用三年以上。可这样质量的东西还是卖得不好。

但杨双庆是个销售天才，他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一段金句印到伞面上，放出话去，男孩十六岁的成人礼，父母应该赠一把油纸伞给孩子，表撑立门户之意。女孩就更好办了，伞上印有人字花纹，虽然素静，却也表示早生贵子多子多福。一时间伞的销售真是锐不可当啊。

杨双庆说，其实“五口通商”之后，广州的十三行就已经风华不再（当然它的神话还在，或者说又有谁希望从美梦中醒来呢），无数的广州买办早已挟着算盘、账簿，风尘仆仆转战于上海、厦门、福州、宁波各地了，各种掮客、通事，甚至跟班和仆役至少有三分之二来自广东，上海开埠之初都是广东人手把手地教他们做生意。

最有说服力的实证是惊艳上海滩的百货公司奇迹，“先施”的创始人马应彪、“永安”的郭乐、“新新”百货的黄焕南，以及“大新”公司的老板蔡昌，清一色的广东香山人。他们让自家的伙计守住上海各条主要街道的路口，以“五人一豆”的计算手法测试出行人出入最多的街道，先后盖起威扬亚洲的百货大楼，这条路就是上海的南京路。

而像双庆这样的人，在当地人眼里就是奇才就是宝贝。基本上每天都有人暗中看住他，怕他跑路。

然后呢，杨双庆也难免流于通俗小说的套路，为了把他彻底稳住，制伞厂的大东家把自己的漂亮女儿嫁给了他。

杨双庆的老婆叫沈忆秋，江南女子，人长得白净清秀，笑起来瓜子脸的一侧有一个酒窝，而且性情恬静温柔。她为双庆生了一对龙凤胎，女孩取名子愚，男孩名叫大碗，都是极其活泼可爱的。

不过这些情况并不是母亲告诉步溪的，而是在杨双庆回来还款的一周之后，母亲请杨双庆全家人吃饭，算是接风。宴席就设在自家的九如舫，宝珍正巧在那里跟陈容师傅学艺，就安排好菜式，又在席间服侍左右。回到苏府自然是她的新闻发布会专场。

阿麦把这些坊间传闻告诉步溪时还加了一句，杨双庆在外面应该是挣到钱了，回来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名字叫作“遮王贸易有限公司”[广州人管雨伞叫“遮”。]，听着是小生意，其实他还投资开厂做电扇、油漆什么的，宝珍说他跟当年的苏老板一模一样。步溪默默听着阿麦的滔滔不绝，心里也谈不上酸楚和怨恨，就是空落落的，有一种寸草不生的荒芜。

那个晚上，步溪叫阿麦先回去了。差不多九点的时候她关了医馆的门，挂了歇诊的牌子，又把玻璃门里面隔光的厚布帘拉好，然后把窗户打开，一个人对着窗外喝威士忌。

她把微黄的酒液倒在矮脚的水晶杯里，一小口一小口抿着，看上去十分平静。他们终于活成了两道铁轨，虽然平行向前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窗外是细细密密的灯火，即使是沦陷区，也会有片刻的风停水静吧。

日军占领广州之后，以五金为军用物资为由，大肆掠夺五金器材和旧铜铁，统统作为战略物资收缴之后运回日本。自十三行时代传承下来的民间工艺作坊，从牙雕、玉雕、木雕、珐琅，到银铜器皿、弦索乐器、炭相瓷画等商铺，一夜之间铺头“执笠”[倒闭。]，人员星散，犹如山崩海啸一般。

日军还在市区实行戒严，所有的交通要道都由日军把守，路过的市民都要出示良民证，向岗哨鞠躬九十度。

广东本来就是缺粮省份，时局一乱，粮产区又仍在中国军队掌控中，整个广州都被饥饿的乌云笼罩着。市政府紧急召开粮食救济会议，陆军特务机关、海军特务部、日本总领事馆、兴亚院出张所、各长官代表、商会、谷栏公会、海关等机构都派人出席，以备粮荒引起民众骚乱。日本人除了四乡搜刮粮食先供广州之外，还在广州的七家日本洋行开仓平粜以解燃眉之急。

至此，候购平粜米的人潮满坑满谷，万头攒动，人龙不见首尾。然而洋行发售的大米瞬间售罄，一些老弱妇孺晕头转向挤了一天，连洋行的门都没看见。家中吊起砂煲而买不到米的妇女坐在马路上不肯离去，绝望恸哭触地号天。

姜穗确定是怀孕以后，苏虾米并没有怎么收心。也许是苏大阔过去对他太放纵了，所以他的本性里面就没有责任这两个字。以往虽说社会上也不太平，但是毕竟还是有秩序的，现在广州陡然变成了沦陷区，社会上也是沉渣泛起，说是天下大乱都不为过。

苏虾米这个人养尊处优惯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分辨能力。一切都只看表面现象，如果碰上在社会上很混得开又对他还不错的人，他是毫无警惕性的。

父亲不在了，他没了管束，经常不回家吃晚饭，偶尔回来一次就会在晚餐的饭桌上吹水，好像国家不行了他倒成了顶天立地的伟人。他最近认识了一个叫鹏先生的人（简称鹏生），据说这个人显著的特征就是有一边的眉毛是断开的，人们背后就叫他断眉鹏。

苏虾米说鹏生是路路通公司陆山河陆老板的大马仔，很得陆老板的赏识。别的不说，陆老板在江湖上还是很有些风言风语的，就连步溪和母亲都有所耳闻。

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她们就听苏大阔说过陆山河黑白两道通吃的本领，外号“吃通天”。但是对于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人来说，心中总有一种“关我屁事”的不以为意。现在情况又不同了，兵荒马乱之际，作为以和为贵的商人，如果没有一个强硬靠山，被人鲸吞也是分分钟的事吧。

所以现在陆老板成了香饽饽，商人们除了重利，也特别懂得随行就市、见风使舵。原先看不上陆老板的人又开始说哪有黑社会，只有社会黑呀，跟陆老板有交情至少不吃眼前亏啊。于是有公司请了陆老板当董事，有点规模的公司也纷纷效法，无外乎就是花钱请来一尊佛，先供着再说。一时间陆老板的名望如日中天，路路通公司更是财源滚滚。据说这位鹏生平时也是趾高气扬，并非谁都理会的等闲之辈。

苏虾米说，陆老板活得很有面子，什么地痞流氓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鹏生就是狠人，不毒不赌不玩女人还不酗酒，一心跟着老大，要不陆老板器重他呢。这时姜穗冷不丁冒出一句，那这种人就是要权力啊，城府那么深，我劝你还是离他远点，你就是一只大头虾，不虾（欺负）你虾谁。

步溪没说什么，但是心里十分赞同姜穗的看法。母亲也是频频点头，说道，世道不好，我们都要小心才是。

然而，两天后的晚上，大家刚刚吃完晚饭，宝珍她们正在收拾碗碟，准备给大家上糖水。现在早就不讲究了，只煲一点臭草绿豆沙或者银耳雪梨，这时苏虾米突然兴冲冲地回来了。

母亲说道，我去给你炒一个鸡油豆苗吧。苏虾米道，二妈妈先不要了，我也不饿。又道，大家都别动，我有重要的东西给你们看。然后他拿出一个牛皮纸的信封拍在桌上。姜穗伸手去拿过信封，打开之后眼睛马上亮了，紧接着大家的眼睛也亮了，因为姜穗拿出来的是一小沓军票，是的，就是日军在广州发行的军票，军绿色的底板上印着深紫色的花纹，正面是计量单位，一元或者五元，反面是注意事项、不能涂改、什么地方发放之类的，还盖着红色的小圆印章表示为有价证券。军票的一元等于毫券的两元，以此类推。

母亲家里虽然是开米铺的，但是根本收不到米，母亲跑了几趟也只拿回一点高价米。宝珍带着阿麦和小镜子去抢米，鞋子上还绑了细麻绳说是怕被挤倒，可也是空手而归。但是有了军票又不同，二十八元军票可以买到一包米，原包发售，绝不零沽，一包一百八十斤。

你说大家的眼睛要不要冒星星。

你是在黑市搞到的吧。步溪忍不住问道。因为她有时候也会跑到黑市去找不掺葡萄糖的盘尼西林，或者一些紧俏的药品。

这时步溪的眼前出现了白花花的大米，在此之前她真是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出现粮食短缺这件事，即使是在上夏葛医学校住校时吃的糙米，一开始觉得割嗓子根本咽不下去（自己的改变就是从吃饭开始的），她也没想过会出现米饭危机。宝珍现在都是按照人头的定量做饭，精确到一粒米不剩，饭焦都是大家分掉，锅底比脸还要干净。

开玩笑，军票多抢手啊，还没等流入黑市就被瓜分光了。苏虾米得意扬扬地说道，这是鹏生专门给我留的。

于是大家又沉默了。隔了好一会儿还是姜穗出头说道，苏虾米，你不要看重这些蝇头小利，赶紧给他退回去吧，你爸爸刚刚过世，多少人盯着我们家呢，我听说鹏生这个人心黑手狠，放了许多线人在外面为他收集商业情报，谁被他沾上都要蜕三层皮，别人躲他还来不及呢，你怎么还往跟前凑。

苏虾米不快道，我哪有往跟前凑，是他主动请我吃饭好吗，而且他有军牌车，所到之处一律放行，很玩得转啊。苏虾米的脸上露出羡慕的表情。

直到睡觉，母亲都有些惴惴不安，没人的时候才对步溪说道，苏虾如果买了假军票或者出了摸顶高价买了军票都好正常，反正他脑子一直不够用，可是那个精仔断眉鹏为什么会盯上他呢。

步溪也觉得蹊跷，又不知如何作答。

如果周日的下午得闲，阿麦还是会去一趟黑市。

归德门那一带原来是开花市的，四季常设。素馨、牡丹、茉莉、水仙、百合、朱槿、九里香争奇斗艳。每逢过年的时候，灯市人山人海，万灯夺目放彩，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鱼灯，透明薄纱扎成红鱼、鲈鱼、狮子鱼、火鲤、石斑等形状，点亮后通体发光，栩栩如生，如果是走街串巷的卖灯人挑着担子在街上走，整条街会亮得像银河一样。

现在广州变成了令人恐惧的死城，后来这里慢慢有了天光圩，也是老百姓做垂死的挣扎，想找点钱拿来活命。最先摆摊的人能拿出来的就是一些破旧的衣服、靴子、来路不明的玉镯、铜镜、佛珠、油腻的鸦片烟具、空的白兰地酒瓶，还有磨损严重的麻雀牌、用了一半的雪花膏、鬼佬香水、镜片裂开的眼镜，还有八旗人家不好意思当押的书籍、字画。渐渐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也会有一些贵重的东西出现，丝绸的衣服、围巾、洋装等。

有了这样的滋生地，立即就有人混进来倒卖军用物资、掺假的白糖、过期的面粉、药品、罐头、各种紧俏商品，于是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黑市。

阿麦一开始是跟着步溪来找盘尼西林，之后她就想，黑市居然还有香皂和玻璃丝袜卖，说明无论到了什么危难的时刻，女人都是要扮靓的。而她手上正有一大盒人造珍珠，是曾经的首饰店老板发包给她的，每穿好一串项链就有一点点手工费，这样她没事的时候动动手也有一点收入。可是日军突然轰炸广州，以前议论是议论毕竟没有头顶开花，现在彻底傻了。首饰店的小老板即刻跑路，根本不知所终。阿麦就把这些穿好的珍珠拿到黑市来卖。

她在黑市居然还碰到花猪，花猪原先看的那家门店就是五金店，里面的东西都被日军没收了。他只好在黑市卖军大衣、军棉被、军衫和军鞋，都是虫虫给他找的货源。虫虫怎么会有货源呢，当然是路路通公司手眼通天啊。花猪其实也不想碰到阿麦，但是没办法，那天他们都在黑市挤摊，碰成一个脸对脸，躲也躲不掉。花猪说他也不想倒卖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特殊的关系也搞不到这种东西，可是真的是很饿呀。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还有许多人并没有被战争所改变，甚至可以说战争加剧了这种广州从未有过的动荡。尤其是在黑市，充斥着下等妓女、皮条客、小偷、骗子、满脸杀气的恶棍，说是妖魔鬼怪聚集之地也不为过。

好在阿麦有当年在药街扛药的经历，所以她还是灰蒙蒙地出入黑市，尽量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她微低着头埋头走路，驾轻就熟地找到花猪的摊位。花猪见到她也不说话，直接起身离去，交接不到三秒钟，便由阿麦照看生意。通常的情况下，花猪是去接驳下一盘小买卖，他要去小贩那里采购预留的田螺，当然是因为便宜，然后浸泡、吐沙、去尾，另外他买了一辆三轮黄鱼车，驮着炭炉、炭、菜、作料、油盐酱醋锅碗瓢盆，还有折叠桌椅等，挂在一辆车上叮当作响，晚上八点钟以后就在附近的夜市卖小吃。

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都阻挡不住广州人的生意经。如果外地人知道，一定会说利太薄了吧，拼了命到底是图什么？所以广州人才会说他们发不了财，绝处逢生是一种本领啊，去做才会有一点希望吧。

政府也不是不管，巡查们一扫荡无证经营，花猪骑着三轮车就跑，跟在车后面跑的就是阿麦和贪吃的食客。

一开始都是花猪炒田螺，阿麦打下手、洗盘子、收费。有一次阿麦说我来炒一次试试吧。花猪迟疑道，你行吗。阿麦道，试试又不会死。然后接过大铁锅，咔咔咔咔挥着铁铲翻炒、颠锅，一气呵成，把花猪看得目瞪口呆。原来阿麦炒田螺的手艺是跟宝珍学的，宝珍去店里跟陈容师傅学手艺，叉烧包还没学成，只学会了几手小吃，回到家来就显摆，水快开了不说快开了，说蟹眼水，酥烂说成养口，千叶豆腐说成水底菊花。时不时地还斜阿麦一眼。

传统的炒田螺是用紫苏、蒜头和豆豉翻炒出来，已经是浓香扑鼻，阿麦这次是自带了配料，她用金不换和娘酒糟替换了紫苏和豆豉，令螺肉清香脆爽还带一点嚼劲，简直是香到惊艳。

至此，阿麦的炒田螺客如云来。可是炒田螺真的是不挣钱啊，几厘进货一毫几出摊挣个屁呀，就是一个旺丁不旺财。但是有客人总是好的，这一点很关键，如果没有炒田螺哪里来的客人呢。有点名气以后，花猪就去收购最便宜的臭鱼烂虾，自己做了一个简陋的烤炉，下面放上木炭，上面把杂鱼啦无头虾啦鱿鱼须啦用竹签串起来变成烤串。重点是这些低贱的东西必须用一种神秘的酱油汁浸泡，这种酱油汁只有二太太会做，阿麦拿来一点和花猪一起仿造，当然是没有完全成功，但是那些贱货被仿造得七七八八的酱油汁泡出来，已经是跨越阶层了，就是那种既含蓄又矜持的好吃啊。

杂鱼串串肯定是赚钱的，几乎人人都爱吃。就连巡查也不追他们了，因为巡查也立在街头吃，左右开弓不亦乐乎，反正天黑看不清脸，执勤这种事差不多得了。所以他们这里成了露天固定的夜市摊档。

晚上十点多钟，虫虫也跑来吃田螺和串串。虫虫现在今非昔比了，梳着三七开的小分头还抹了油，穿皮鞋了，配上西裤很“巴闭”的样子。但是呢，人嘴贱的毛病真是没法改，还是爱吃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虫虫可以关照花猪，他自己怎么可能荤腥不沾，他手上有酒精和烟草，是黑市无形的抢手货，像鬼一样，人人口中说得神乎其神，但是个个手中无，根本见不着。来找虫虫的人都是知根知底的熟客，他们只用眼神交流，具体背后怎么成交谁也搞不清。虫虫常说“钱不重要，那种高高在上被人巴结的感觉太好了”。

只有阿麦知道“高高在上的感觉”这句话肯定不是虫虫想出来的，而是出自鹏仔之口。因为虫虫从心底佩服鹏仔，一口一个鹏哥叫着，这也难怪，赚到钱了嘛。虫虫说，有一次跟陆老板外出办事，他开车，鹏哥坐副驾驶，陆老板坐后排。结果他们的车被斗狠帮的两辆车逼停，下来密密麻麻的黑衣人，手提棍棒和西瓜刀围住他们的车，斗狠帮是专门开地下赌场的，好像是因为“斗鹌鹑”的地盘被占，要求陆老板下车讲数[谈判。]。这些人就像黑嘴白胡须的雄鹌鹑，俗称“牛不换”，一副张牙舞爪斗狠的样子。

鹏哥二话没说提着一根铁棍下车就是一通狂抡猛打，虫虫见状也下车加入了混战，鹏哥把铁棍扔给他，自己脱了外套劈头盖脸地扇下去，原来他的外套上缝有看不见的铁丝，一炸开刮得人生痛见血。把对方的人打蒙之后，他们上了车，换鹏哥开车，车被逼停时他就知道车被对方先用撒钉子的办法扎爆胎了，幸好只扎爆了一个前轮，鹏哥面不改色一脚把油门踩到底，爆胎的轮骨擦得火花四溅，最后都起了明火，才算逃过一劫。你说陆老板会不信任他吗？一直夸他临危不惧行事果断。

要不说所有的赏识都是用出生入死换来的。鹏哥说他永远也忘不了当年被人追杀打成死狗的样子，那种感觉别人根本没法体会。所以他现在最喜欢看到的不是钱，而是别人害怕他甚至感到恐惧的神情。

看吧，虫虫就是鹦鹉，学的鹏仔的舌。

不过虫虫也说陆老板这个人疑心重，从不喜形于色。包括那天他坐在汽车的后座，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前挡风玻璃已经被砸得粉碎，他眉毛都没有动一下。有一次虫虫在厕所碰到陆老板有点尴尬，但是陆老板气定神闲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干得不错，眼睛里还少有地露出信任的目光，可是三天之后的一个公共场合不但没搭理他，而且看都没看他一眼。所以他一见陆老板就会紧张或者直接胸闷，得闲必须跑出来透一口气。

阿麦很想让虫虫给鹏仔带话，叫他做一个贪财好色的小人物，他的那点野心总有一天会让他吃大亏。当年，若不是大太太死死地按住得意忘形的苏老板，哪里有苏大阔的家大业大。这就跟炒田螺一样，看都看会了。

当然她什么也没说。现在谁会在意她说什么，别说鹏仔了，就连虫虫根本都当她透明啊。

苏虾米要做的事情基本上谁也拦不住，仿佛大家的责任都是等着给他兜底擦屁股，而且是不管多么烂的底。

上次虽说是姜穗砸了人家的店，根源还不是在他身上。父亲听说了也没有当作一回事，说女人之间争风吃醋好正常。

苏虾米直接把军票给了宝珍，宝珍当然如获至宝，带着伙计乐颠颠地去把米买回来。宝珍害怕有人半夜偷米，便把米直接搬进她的睡房，立在墙边，晚上还跟米袋子说一声晚安。

隔了大约三周的时间，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了。

某一天，鹏先生把苏虾米请到路路通公司的大楼里，据说鹏先生的办公室非常宽敞，又阔绰又气派，他客气地上了好烟好茶，然后就开始给苏虾米洗脑，说这个世道如何乱如何朝不保夕，日本人势不可当，连汪主席都要看日本人的脸色，又说多少多少店铺完全经营不下去了，好多都是维持一个表面繁荣，私下里早已负债累累。铺垫了很多这样的词汇之后，他话锋一转，叫苏虾米把九如舫酒楼卖给路路通。

鹏先生的意思是现在苏家只剩你一个男丁，而你是富贵命，并没有什么经营酒楼的经验，一般的商人也未必有这个能耐，也只有根基深厚的陆老板能把这个酒楼发扬光大，否则万一因为各种原因经营不下去了，或者干脆像前段时间那样直接炸飞了，岂不是太对不起苏大阔苏老板了吗。

本来生意嘛，怎么谈都没有问题，鹏先生以前又在金店做过，更加是满嘴跑火车，三言两语就把苏虾米绕进去了，感觉九如舫现在出手是个好时机。其实九如舫的生意一直不错，除了日军轰炸广州那段时间停业谢客之外，恢复营业后至少也有原来七成的客人，完全是渐好的趋势，可惜苏虾米并不了解内情，也以为九如舫如鹏生所说是烫手的山芋，必须尽快脱手。于是他找来了苏家的账房先生，准备把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地办了，没想到一报价，账房先生直接呆住了。

鹏先生报出的价格是当时市场价格的半价。账房先生觉得也没有聊下去的可能性，所有讨价还价的基础都是价格接近才有得谈，天壤之别就成了开玩笑。所以账房先生坚持不还价，而是要回家报告二太太。

鹏先生也没有摆脸色给账房先生看，还是和颜悦色地说，这么大的事肯定要回去商量，生意场上也没有强买强卖的道理。

然后恭恭敬敬地把两位客人送到大门口，还用自己的车把他们送回家。

苏虾米对钱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他是从账房先生严肃的表情或者是垮着的脸上猜测出他办砸了这件事，或者说是被人算计了。

现在能跟母亲商量事的也只有步溪了，当然还有账房先生，他们在小客厅里关上门，苏大阔的遗像在墙上用犀利的目光注视着他们。账房先生把事情的原委又仔细地说了一遍，最后还加上一句，苏老板尸骨未寒，这不是摆明了欺侮人嘛。母亲的眼圈红了。

然而只要是路路通盯上的猎物，一般都是插翅难逃。之前有个姓陈的商人，他家有一处连排商铺分别经营着西餐、中餐、面包房，生意兴隆顾客云集。有人说他们是菜品好能吸引食客，有人说是排序科学方便换口味，顺便带上第二天早上的面包。风水先生则说是陈生那个地头风水好，别管他卖什么，都是稳赚不赔的。结果那个地方就被路路通看上了，非要高价收购连铺，陈生当然不肯，商家的铺面就跟农民的土地一样是连着自身血脉的东西，难以割舍。这样僵持了大半年，有一天晚上，陈生走夜路回家，被一群地痞流氓堵在巷子里围打，伤势很重，治好以后坐了轮椅。因为天黑又因为突如其来，陈生也说不出这些人的样貌、穿戴、口音，反倒是他被套上一个麻袋蒙住头遭到暴打，这件事毫无线索只能是不了了之。后来陈生的那个连铺位置变成了路路通下属的当铺乾通大押，生意的确还是旺得冒油。大家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都明白是谁干的。

事隔很久之后，陈生才跟身边的人说，那个蒙头的麻袋里明显有鸦片的味道，而敢做鸦片生意的也只有路路通吧，听说陆老板在政府里不止一个“好朋友”，否则做不起这种随时可能黑吃黑的生意。陈生说他再不把铺面让出去恐怕命都没了，所以赶紧答应条件脱手了事。

晚餐的饭桌上，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碗筷盘碟摩擦碰撞的声音，空气像凝固了一样，缓慢地、沉闷地流动，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随时飞来横祸的压力和恐惧。以往神气活现的苏虾米也只是闷头吃饭，不时地看二妈妈一眼。步溪最佩服母亲的地方就是她任何时候都不会口出恶言抑或恶形恶状，给她盛的半碗米饭她只吃了一口，剩下的被宝珍拿去吃掉了，毕竟粮食金贵。

深夜时分，步溪抱着自己的被子来到母亲的房间，除了陪伴，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无用的人。母亲似乎平静了一些，淡淡说道，如果你父亲有机会给我留话，无非也是让我照顾好他的宝贝儿子，仅此而已。

母亲还说，刚才姜穗来过了，她说要不要她回家去叫她父亲先把九如舫买下来。母亲说这种引火烧身的事就不要牵连亲家了，现如今局势那么乱，但凡跟路路通沾边的事谁敢掺和，就是白送也没人敢接手。姜穗生气道，那就一把火烧了它，大家干净。母亲道，你别动了胎气，不值得。

步溪刚才抱着被子来过一次，听见房间里面有人叽叽咕咕说话，她就退了回去，想不到是姜穗在母亲的房间里说话。以前父亲在世的时候，姜穗只跟父亲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完全感觉不到二太太的存在。现在情况变了，尤其她怀孕前期害喜的时候，吃什么吐什么，人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还是母亲亲手调制各种小菜给她送饭。其中有一道菜叫“水晶猪手”，就是用猪手（前脚）、白醋、白酒、白糖、盐、子姜和数粒小米椒，当然还有冰块制作而成，成品雪白没有一点别的颜色，也没有一滴油腥，软弹爽口，齿间留香。

姜穗吃了之后居然没有吐，并且吃了还想吃，捧着盘子停不下来。之后她抱着母亲哭起来。

原来人并不是活在深明大义里啊。步溪心想。

早在日军轰炸广州之际，广州国民政府已迁至韶关，大批工厂、学校也迁往粤北、广西和香港。直到1940年3月，汪精卫宣布“还都南京”，所有名称、制度、主义、国旗、首都，一如旧制，把“和平、反共、建国”这几个词高唱入云。大大小小的汉奸团体都冠以“和平”之名，就连卖榄小贩的榄箱上都写着“和平反共，建国之基”，卖的榄也叫“和平榄”或者“反共榄”。

1940年11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与日本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

然而政治人物的粉墨登场，根本解决不了广州人没米落镬的困境，广州的报纸每天都有人自杀的消息。

除了没米，还有一个巨大的民生难题是没柴生火。广州郊区的树木被人偷伐一空；北郊、东郊的坟墓也被人挖开把棺材木拿去当柴卖；逃难回乡的人，他们在广州的空房子的梁柱、门板都被偷光了。

曾经自诩“金山珠海，天子财库”的广州人，被人赞之为“珠江花月之盛，酒楼之敞，有宽至六十筵者”，钱永远花不完的广州人，真正体味到了“量柴头、数米粒”、仰天悲号的境况，好日子一去不返、拍马难追，成为荒凉旧梦。

百废凋零之中，只有鸦片和娼妓遍地开花。粮船连个影子都没有，烟土倒源源不断地运进广州，常见新的烟馆开张。日本宪兵司令部招聘的“侦缉队”，白天维护治安，晚上专营“老鼠仓”，把偷运到广州的烟土高价卖给各个烟馆。

能跟烟馆争春的只有娼业，低级娱乐场所因为便宜，比从前热闹得多，更低级的是私娼，简直多如牛毛，在南华路、大基头一带，站在昏暗的路灯下，涂着厚厚的脂粉揽客。还有一些登在报纸上的所谓“导游”，什么“大家闺秀”“南国佳人”“呢喃小燕”，她们提供的服务并不是去到风景区游赏，而是陪吃饭、陪看戏，或者按摩捶骨甚至陪过夜。三元军票就可以买一小时，然后每加一小时两元。连写文章的记者都说，佳丽和娼妓真是无法分辨啊。

这样一来，妙合会馆的生意当然就差了很多，人都想尝试曾经羡慕过却又没法攀附的生活，便宜的时候不下手，岂不是很“憨居”[愚蠢。]？一时间妙合门可罗雀，如书局一般冷清。

不过关起门来，这个世界还不是“夜凉如水月如钩，一炉微火解千愁”。此刻心娇就跟梅贵姐、老顾围坐在一起煮着一锅明火白粥，悠悠的米香宛如仙女飘然而至荡漾心扉。尽管现在物价飞涨，钱不值钱的速度可以按小时计算，可是溢价米总是有的，黑市什么没有。

饥饿的市民将米浆和枧水混合在一起做成“神仙糕”糊口，心娇只咬了一口就吐出来了，更不要说日军马匹拉出来的未消化的“马屎豆”，听见已经作呕。马路上随处可见饿殍和弃婴，“掩埋队”的人穿着特制的服装沿街收拾路尸，以防被人拿去做成熟食出售，因为“人肉包子”的传言已经在街头巷尾愈演愈烈。

前段时间日军轰炸广州，妙合的姐妹们就星散了，只剩下梅贵姐、心娇还有绛真，跟着老顾逃到广州郊区从化那一带的一个远方亲戚家避难。老顾的远房亲戚是个菜农，还有一个荔枝树的园子，可是老顾带着全家，心娇带着母亲、好彩和临一（二弟跟着学校去了粤北），看着都让人吃惊不已，人家那里根本住不下，好在乡下人性情淳朴，左邻右舍都肯帮忙。住下之后心娇十分感念老顾，称赞老顾哪都有人，任何时候都有办法。老顾说谁还没有几个穷亲戚呢，以往进城也是到他家落脚，简单招待一下人家就感恩不尽了。

老顾的老婆的确是个实在人，对梅贵姐也是客客气气的，还带着好彩和临一在菜地里干农活。山里的景色一流，清晨可以听见鸟叫，云雾像纱巾一样飘荡在碧绿的山腰，空气里有清泉一般的水汽，吸一口都是甘霖。

说山里是世外桃源并不为过，有一天心娇亲眼所见，一只蝴蝶在她眼前的野花上伫立片刻后翩翩离去。毫无缘由地，心娇想起了肖副官，她最念及肖副官的是与他还不熟的时候，她在吴府时跟下人们多有摩擦，他们就联合起来到肖副官那去告刁状，叫肖副官禀报吴太太把她赶出吴府。结果肖副官轻描淡写地说道，你们吵也吵了，闹也闹了，差不多得了。肖副官就是那种四两拨千斤的人，不然后来也不会传出她跟肖副官有一腿的闲话。

想来也是一份恩情。

现在的妙合只有五个人：梅贵姐、心娇、绛真，还有新来的桃桃和小倩，外加一个做饭的阿姨和两个伙计。桃桃和小倩都是梅贵姐托上海的朋友找来的，不仅身材高挑，削肩细腰皮肤白嫩，而且性格也好，总是含笑不语眉目传情，给男人带来无尽的向往。

有时也会突然来几个熟客，人不够分梅贵姐就亲自下场，有一次她教一个喜欢跳交谊舞的老板跳伦巴，那是心娇第一次看梅贵姐正经跳舞，广州这边的老板都偏土，没有上海人那么会玩情调。这个爱跳舞的老板是个胖子，但是动作相当灵活轻盈，平时抱把椅子也能转两圈。要不是客人太少，梅贵姐才不会跟他跳舞呢，觉得这些半吊子都不配。

特殊时期嘛，梅贵姐只穿了一件阴丹士林布的素旗袍，就是她那个松弛、随意、漠不上心的劲儿，真是动人。

白粥熬到黏稠正好，心娇端下锅子，熄了炭火。木炭也要省着点用，当熄即熄，留着下次再用。她盛好了三小碗白粥，又找出从乡下带回来的咸萝卜条，大家开始一边吹气一边小口地品尝着纯粹的米香，以往这种时候老顾都会激动地搓手，话多得不得了，表示对美食的敬重。但是此刻的他却少有地安静，梅贵姐问他有什么心事，他又说没有。梅贵姐就不再问了，知道越是不问他一会儿准会憋不住自己说出来。然后梅贵姐翻个白眼，老顾就会很受用地笑笑。

硝烟暂时散去，形势便有了微妙的变化。日本人办的《粤东报》上，头版刊登了一张大照片：一个日本士兵背着枪，怀抱一个中国孩子。看似什么都没说，其实蒙蔽了不少人的眼睛。

音乐联盟会创作了一首歌曲，题为《拥护汪精卫》，说他“是中华民国的救星，东亚联盟的柱石”，还觉得不够“威水”[伟岸。]，而且副歌全部都是口号，“响应，响应，响应，四万万人同声响应；震撼，震撼，震撼，领袖震撼全东亚”。于是找到老顾修改歌词，他给那么多粤剧大老倌填曲牌，这事不是小菜一碟嘛。另外各种民间团体，什么“促进和平联合会”“和平救国军”，包括日伪的正规部门都要请老顾题字，写新招牌的门脸，按字数给钱，润笔费的价码也都不错。

可是老顾不愿意干，他的意思是即使是升斗小民，也不做大节有亏的事，所以每晚都在妙合耗到半夜，让人到他家堵不到他。

梅贵姐吃粥的样子优美雅致，她靠在沙发上，胸口垫着一只锦织的软枕，她端着白瓷的粥碗，一只手拿汤匙慢慢搅着，一边轻轻地吹着气。她穿一身真丝的白衣白裤，外披是一件乔其纱的薄衣，藕荷色的底开着白色的小月季，脚上是一双绣花拖鞋。老顾就坐在她的旁边，粥也不喝了，望着她发呆。

隔了一会儿，老顾果然忍不住道，我还是决定先去香港避一避。梅贵姐没有说话，但是搅粥的汤匙停了下来。

心娇也没有说话，心想去香港是需要盘缠的呀，老顾哪里有钱。老顾道，我倒也不是怕宪兵队把我押去写大字，就是他们开出来的条件太诱惑，食色性也，估计我也守不住。

梅贵姐扑哧一声笑出来，手上的粥差点洒了，只好把滚烫的粥先放在茶几上。老顾对梅贵姐笑道，你叫我写我就写，你叫我写什么我都写。梅贵姐呸道，讨厌，就你骨头轻，我才不会叫你写呢。老顾道，你看吧，我就知道你是有分寸的人，要不说这个世界只有女人伟大男人才勇敢嘛。梅贵姐道，恶心。一边把胸前的软枕假装大力地轻掷过去。老顾抱着软枕依旧色眯眯地看着他心中的美人，他最吃梅贵姐这一套，喜欢她那个慵懒的劲儿。

老顾道，跟几个走得很近的朋友说了，全都是道义上的支持。他帮忙填词最多的那个粤剧大老倌也不接话，当初在一起吃吃喝喝说的都是义薄云天生死与共，现在想想做人也没有什么意思。

梅贵姐道，那也是你想多了，时局这么乱，谁还肯给外人掏银子。心娇本来想问问老顾有没有找过娥姐，想想娥姐那里的人情额度老顾都给她用了，广州人说用人不能用到尽，现在又去找人家，只怕开不了口。

心娇低着头默默地喝粥，她的钱早就花干净了，把母亲和弟弟从乡下接出来，租茶馆，茶馆被砸，再重开茶馆，二弟的学费，家里的开销，跑到从化去逃难，哪一件事是不要用钱打发的。

老顾最终还是去了香港，他太太卖了一枚传家的金戒指，梅贵姐出了一对金镯子，心娇是一对金耳环，全部加在一起换成了盘缠。悄咪咪地买好了船票，找了一个晚上去跟娥姐告别，娥姐都没等他开口就给了他一笔钱，他推辞不要，说路费都凑够了。娥姐幽幽说道，你去投奔朋友穷得叮当响，人家也不好办啊，钱不就是用来防身的吗。

老顾不禁感慨道，啥都别说了，还是女人仗义。

具体他是哪一天走的，心娇和梅贵姐也搞不清楚，大家都神出鬼没的，唯恐遭人暗算。大概是老顾走后的第三天，才有一个瘦得像猴子一样的男仔送来一个纸筒，梅贵姐给了他一块烤红薯，他捧在手里乐滋滋地跑了。

梅贵姐打开纸筒，是老顾最后一次送来的字画，也是他唯一没有兑换肥鸡的墨宝，斗方上面写着四个字“天下妙合”，豆绿撒金的扇面托底，黑字浓润甚是饱满灵秀。梅贵姐看了好一会儿才道，这个老顾坏了我的金刚不坏之身。心娇笑道，此话怎讲。梅贵姐道，我发过毒誓不给男人花钱，也不为他们掉一滴眼泪。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湿了。

心娇道，难得老顾这么用心，不如裱好挂起来。梅贵姐道，说得跟判词似的，谁知道是祸是福啊。

于是就跟老顾以往画的蔬菜小品卷在一起私藏了。

晚上下起雨来，夜深更漏。虽然也是万籁俱寂，却已不是歌舞升平的夜晚，空气里飘过淡淡的焦土和血腥混合的气味。

逃难回来之后，心娇给母亲租了榨粉街一带的差不多就是一间阁楼吧，楼下因为太过潮湿不能住人，堆满了杂物，然后是又窄又陡漆黑无比的楼梯，上面的房间不大，只有一张双人床，临一只能睡地上。破旧的桌子和柜子歪歪斜斜，感觉一碰就会散架。

临一找到一个工地给人砸石头（大块的砸碎好像是要搅拌到混凝土里），好彩在一家餐厅当“传菜”，就是从厨房把炒菜端到客人的餐桌前，再由女招待端到餐桌上。好彩不是样貌不行，只是传菜领到的工钱少——女招待都是和店老板沾亲带故的人，她们忙不过来时都是传菜兼做女招待（但还是拿传菜的薪资）。母亲在家里给人缝补浆洗，她还有一个技能就是腌咸蛋，出油又绵沙的咸鸭蛋。临一给她找来老墙土，她放上粗盐、烈酒，再加水混合成泥，裹在鸭蛋的外层，再一个一个放进铁桶密封，四十五天以后就可以拿出来放到门口摆卖，熟客都说好吃，可是家里的人一个都没吃过。心娇问母亲有什么秘方，母亲说哪有什么秘方，就是要选立夏以后生的鸭蛋，否则腌过之后两头空，客人就再也不会回头了，还有就是腌制之前要一个一个刷洗干净再晾干，很多人嫌烦随便冲一冲，屎腥味冲不干净，腌出来当然没有那么好。

她每次回家，都看见母亲两手泥浆，她的手指节粗大，青筋暴露，布满七横八竖的皱褶，就是洗干净了，指缝里也还是有残余的泥印。

讨生活太难了。

心娇还特意独自一人去了一趟福安茶舍，早已是满院黄叶，破败不堪，大门、房门、窗框被人拆得干干净净，更不要说里面的桌椅、茶柜、摆件、碗碟茶具，消失得无影无踪。房间里只剩下干枯的盆栽，老藤蜷曲毫无生气，没有窗户的素馨房裸露的墙壁爆裂残塌，犹如衣不遮体的老妪。

曾几何时，这里春光明媚，客人们啜茶吹水，欢声笑语音犹在耳，《万花临岸图》长卷里的花香四溢尚未飘尽。

如果心娇高兴，还会用梅花琴伴唱一曲《彩云追月》，茶客们便会摇头晃脑地打着拍子。

眼见得此情此景不觉更显扎心刺目，只剩得落花满地蔽月光。

走出断头巷的巷口，但见一个女乞丐靠墙坐在地上，裹一件破旧的外套，灰扑扑的，看不出本色，她的头发干枯凌乱，两眼无神，面前铺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山冷雪寒炉火断，计穷罗尽到炊骨”，写诗的大概是个文人，因为这两句回头诗意境更加凄凉：“断火炉寒雪冷山，骨炊到尽罗穷计”。压纸的盆里一文钱也没有，心娇身上也没有钱，而且她被福安的惨状搞得神情恍惚，怎么看这个女乞丐都是自己，她裹紧身上的短褛匆匆地离开了。

黑胶唱片一圈一圈地缓慢划过，日月无光山河倒立，这已经是唯一能够抚慰人心的好物，一个低沉喑哑但是又别具风情的女声唱道：

曲终之后的寂静是鸦雀无声，没有余韵，古井无波。只有夜雨还在滴滴答答，如泪水涟涟不肯离去。

终于，心娇想起老顾的过往，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却也像白粥的滋味那样细密绵长。她还想起在遇仙馆的那场惊魂摄魄的晚宴，也幸亏是有墙上临摹的古图收住了锋芒，有时候清雅，有那么一点点意思就够了。心娇铺展笔墨书录了一首孙光宪的《上行杯》：

她想，哦，原来人就是这样走散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