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六年（1028）十一月十三日，益州派人给朝廷进献了一种“异花”。这种奇异的花，《宋史·五行志》上说，“似桃，四出而千百苞骈联成朵”，看来此花外形像桃花，盛开时有四个花瓣，千百朵压着枝头，有雍容华贵之气象。

据说当时才十八岁的宋仁宗对这种花很有兴趣，所谓“上颇异之”。有意思的是，在这种“益州异花”绽放的同时，朝中也开始流传一个意味深长的说法：蜀中的老人们纷纷感叹，“此花不开六十余年矣”。在这样的舆论氛围烘托之下，这种花后来被叫作“太平瑞圣花”。言外之意就是，此花在沉寂了六十年后再次开放，表明太平盛世真的来临了。

事实上，巴蜀地区进入太平盛世的舆论大规模地出现，的确是在仁宗初年，蜀中老人的感受并非纯粹的盛世宣传。细读史料可以发现，宋仁宗在位初年的天圣年间（1023-1032）是巴蜀地区太平祥瑞出现得最多的一个时期。在益州的太平瑞圣花盛放的三年前，汉州德阳县的均渠乡有一个叫张胜的人在家里砍柴，他随手剖开一块木柴，木头上赫然显现出“天下太平”的四字文样，张胜一家立即向地方和朝廷汇报。天圣三年（1025）四月二十二日，仁宗下诏赏赐张胜茶叶和绢帛，并且将均渠乡改称太平乡。

显然，朝廷这么重视这件事情，不外乎是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大树特树的典型，同时说明这时四川地区的舆论环境已经逐渐向好，太平盛世已经来临的说法在民间逐渐流行开来。这些祥瑞事件在此时集中出现，虽然不无粉饰太平之意，但也说明四川已与乱世渐行渐远了。再过二十年，四川地区因安定局面的长期持续，已出现人口过剩的情况。仁宗在皇祐二年（1050）曾因“蜀民岁增，旷土尽辟”而打算招徕蜀民到京西路开荒，以减轻四川的人口压力。看来，仁宗即位以来，四川地区的形势是越来越好的，至少到1050年前后，朝廷也好，四川人民也罢，都认为太平盛世并非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宣传，大家真心觉得，日子越过越好了。

可是，两年后的皇祐四年（1052）年底就闹出个甲午再乱的谣言，引起朝野震动。乍一看，这个谣言颇有些在太平盛世制造乱世焦虑的险恶用心。

甲午再乱的传闻，无疑是先从四川民间兴起，再扩散到京城的达官贵人中间，最终成为朝堂讨论的重要议题。生活在宋仁宗时期的益州诗人张俞（1000-1064）正好经历了这次谣言事件。他对此事的描述是“无知民传闻其事，鼓为讹语”。同为蜀人的苏洵（1009-1066）记录这件事情时，文字更具煽动性，谓“妖言流闻，京师震惊”。可见，甲午再乱的谣言，从民间兴起，有大量四川民众参与传布，其影响之大，已经造成了一种四川即将发生大乱的舆论，影响到了民众日常心理与仁宗君臣的朝堂决策。

不过，对于甲午再乱谣言最初是如何产生并传布开来的，史料记载甚少。若非流传太广，造成仁宗的焦虑，也许这一事件就会像当时许多在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一样被历史遗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产生于四川民间。从仁宗提到“故蜀父老识之”“蜀人以为恐”，以及张俞所言“无知民传闻其事”来看，谣言的确兴起于四川民间。此时离宋朝将四川纳入治下已近百年，四川安定局面的维持也超过半个世纪。生活在太平之世的四川人，何以在这个时候会对谣言有这么大的兴趣呢？

现在，我们品一品本章开篇讲述的益州太平瑞圣花的故事。太平瑞圣花是显示太平盛世到来的征兆和祥瑞，这一点很好理解。但值得玩味的是蜀中老人对于四川太平历史的时间记忆——“此花不开六十余年矣”，意思是六十多年前这种象征太平盛世的异花还是经常盛开的。那就是说，六十多年前蜀中还是太平盛世，四川地区太平年代的终结是在六十多年前。这话从宋朝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可谓“细思极恐”，因为从益州献上太平瑞圣花的天圣六年（1028）往前推64年，正是北宋攻灭后蜀政权统一四川之际。

可见，天圣六年太平瑞圣花的出现，虽然承认了在临朝听政的皇太后刘氏和年轻的宋仁宗的治理之下，四川终于迎来了太平盛世，但却狠狠地讽刺了北宋前六十年在四川的治理成绩，认为北宋的治理甚至还不如乱世五代十国的后蜀王朝。六十多年前经常开放太平瑞圣花的时代，不正是后蜀王朝统治时期吗？

五代为乱世，以及北宋是唐末五代以来乱世的终结者的说法，大概是绝大部分宋人以及宋代以后的人们共同制造和认可的。有意思的是，对宋人以及后人的五代观感和认知影响极大的《新五代史》，正是在甲午再乱谣言流行之际写成的。

皇祐五年（1053），本名《五代史记》的《新五代史》书稿基本完成。在欧阳修的笔下，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黑暗的乱世，所谓“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一方面是政局混乱，另一方面是道德沦丧，文化衰绝，所谓“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而北宋建立后，扫平诸国，完成统一，革除五代之弊，才得以重现太平盛世。

在绝大多数宋人看来，北宋前期的六十年，世道日渐向好，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氛围。比如在甲午再乱之说闹得最凶的时候出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1007-1091），在仁宗年间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国家接衰唐之绝绪，承五季之纰政，德厚流光，海宇大定，为承平者逾六十年，宜乎必世后仁。”唐朝是“衰唐”（当然指的是唐末），五代是“纰政”，只有我大宋建国之后，“海宇大定，为承平者逾六十年”。显然，在张方平看来，北宋建国后的六十年，是终结唐末五代乱世的六十年，是称得上太平盛世的六十年。

但太平瑞圣花故事背后的潜台词揭示出，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当宋人都在欢呼大宋王朝开启了太平盛世的时候，蜀中老人对于世道好坏的感知，却与宋代的主流民意相左。四川地区太平世道的消失，居然是从六十多年前北宋消灭后蜀完成统一四川的大业时开始的。

乾德二年（964）十一月，宋太祖调集精锐大军合步骑六万人，分兵两路大举讨伐后蜀。宋军一路从陕西经蜀道入川，由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908-976），武信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900-988）分任正、副总指挥，另一路由三峡经水路入川，由宁江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929-987）负责指挥。攻灭后蜀的战斗非常轻松，乾德三年（965）正月，王全斌大军进入成都。后蜀皇帝孟昶率文武百官在升仙桥“备亡国之礼”，向宋军主帅王全斌投降，后蜀亡国。

从乾德二年十一月王全斌率领伐蜀宋军主力从开封出发，到次年正月宋军开进成都，后蜀亡国之役，满打满算一共才66日。宋朝得到四川实在太过容易！而对于蜀人来说，真正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宋军进入成都后，高级将领们开始享受生活，“日夜宴饮，不恤军务”，士兵们则在纵容之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不堪其苦。宋朝在四川的中下级军官平时行事也极为嚣张，甚至有“割民妻乳而杀之者”。如此野蛮的行径，连宋太祖听说后都看不下去了，派人把这个军官抓回开封，“斩于都市”。

乾德三年（965）二月，宋太祖委派中央大员入蜀稳定局势，参知政事吕余庆（927-976）和枢密直学士冯瓒（914-980）被分别任命为成都（原西川节度使驻地）知府和梓州（原东川节度使驻地）知州。

吕余庆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吕琦在后晋时官至兵部侍郎。吕余庆年轻的时候，在后晋、后周历任开封府参军、忠武军节度使推官、濮州录事参军等。吕余庆仕途的转折点，是后周显德三年（956）十月。当时，赵匡胤因淮南之役的战功被周世宗提拔为殿前都指挥使并兼领匡国军节度使。赵匡胤看中了吕余庆的吏材，征辟他做了匡国军节度掌书记。吕余庆从此成为赵匡胤幕府的核心成员。宋朝建立后，吕余庆作为新帝的心腹旧人，迅速高升。乾德二年（964）四月，宋太祖创置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一职，吕余庆成为首任参知政事。

吕余庆到成都后发现，一方面，社会秩序已经开始失控，“盗贼四起”；另一方面，驻蜀宋军还沉浸在灭蜀大功的喜悦中，“恃功骄恣”。甚至有军中小校大白天的趁着酒醉，在大街上强抢商人的东西。吕余庆立即派人将这个小军官抓了起来，“斩之以徇”。冯瓒那边的情况更糟糕，后蜀残余军队在一个名叫上官进的小将带领下，“啸聚亡命三千余众，劫村民数万”，拉起一支几万人的队伍围攻梓州城。虽然上官进很快就兵败身死，但也可以看到，这时四川的社会秩序已经相当混乱。几十年不见兵革的四川腹地，一时之间到处都是战场。

到了乾德三年三月，局势完全失控。宋廷下令将后蜀的降兵征调到开封，驻蜀宋军的主将王全斌不但克扣蜀兵的路费，还纵容部下欺负他们，引起后蜀降兵的怨愤。蜀兵走到绵州，终于扯旗造反，一场持续近两年、席卷全川的后蜀降兵大起义正式爆发。蜀兵在绵州举事之时，后蜀降将全师雄正好路过绵州。全师雄在后蜀官至刺史，也算是中高级将领，在军中有些威望，他这次本来是奉朝廷之命，带着自己的全副身家和全族人一起去开封的。结果走到半路上，碰上后蜀降兵起义，他就被士兵们拉出来当了起义军的主帅。后蜀降兵十余万人很快就聚集到了他的麾下。

其实，一群亡了国的降兵，本来没有什么战斗力，如果真能打，后蜀也不至于66天就亡国了。降兵队伍中缺乏具有组织管理能力和军事指挥能力的领导者，他们人数虽多，不过是乌合之众罢了。

但这时，驻蜀宋军将领的贪残，竟然为起义的后蜀降兵创造出了一个充满战斗意志的领导人。全师雄身为中高级军官，后蜀亡国后，他跟着宋朝政府一样可以过上当官发财的好日子，本来是不愿意跟着这帮降兵做这种诛九族的大事的。他听说后蜀降兵造反后，担心自己可能会被胁迫，当即抛下家人，跑到一处“江曲民舍”中躲了起来。降兵们推他为帅，纯属赶鸭子上架。

结果王全斌的部将朱光绪看上了全师雄的女儿，又想趁机发一笔横财，就把事情做绝了。全师雄是带着自己积蓄多年的财产上路的，这笔财富应该相当可观。而且他的女儿可能长得也不错，反正朱光绪找到全师雄的家人后，二话不说，竟然“尽灭师雄之族，纳其爱女及橐装”，也就是杀全师雄全家，还霸占了他的女儿，又把他的全部财产收入了自己囊中。

正在起义军中想着找机会重归朝廷的全师雄，这下被彻底激怒了，他愤怒地带着十多万后蜀降兵急攻绵州城。可惜的是，蜀兵确实孱弱，就算是在怒气值爆表的情况下，战斗力仍然极其低下。当时驻守绵州城的宋军只是一支一百多人的小部队，这支部队的士兵原来隶籍于陕西的同州和华州，刚刚移防到绵州没多久，但他们扛住了十万蜀兵的围攻，最后终于等来了赶来增援的宋军主力。内外夹击之下，围攻绵州的后蜀降兵惨败，“贼众大溃，斩首万余级，拥入江水溺死者亦万计”，至少两万个孤魂留在了绵州城外。

不过，起义的后蜀降兵基数庞大，绵州惨败之后，全师雄所部兵力仍然十分雄厚，估计还有七八万人。他们南下转战到成都平原，一战拿下了宋军防守薄弱的彭州。四川百姓见后蜀降兵打了回来，欢欣鼓舞，成都附近十个县“皆起兵应师雄”。蜀兵起义至此初具规模。全师雄进入彭州后，自称“兴蜀大王”，创置幕府，委派官吏，仅节度使就任命了二十多个，让他们各自带着兵马出去镇守成都附近的各个要地。灌口、导江、郫县、新繁、青城等县，都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

这时，负责镇压起义军的宋军将领还在互相倾轧。宋军主力在进攻导江时中了埋伏，先锋大将高彦晖跟同行的将领田钦祚商量退兵。田钦祚想着如果大家一起跑，万一起义军追上来，可能跑不掉，就故意刺激高彦晖说：“公食重禄，见贼逗挠，何也？”意思是高彦晖平时工资高、福利好，却遇事就想着跑路，一点担当都没有！高彦晖没法，只好硬着头皮带着部下又顶了上去，结果陷入重围，最后力战而死。田钦祚却趁着高彦晖在前面“顶雷”的空隙，带着自己的人马偷偷溜走了。

田钦祚是将门之后，其父田令方曾任后汉的虢州团练使，因为贪恋帐下伶人妻子的美色，被伶人带人半夜潜入州署暗杀。田钦祚成了孤儿之后，颇得朝廷照顾，以父荫成为禁军的低级军官。田钦祚在宋初的多次战役中都表现出极高的军事素养，是当时宋军一线指挥官中最能打的人之一。

乾德四年（966），后蜀降兵起义被镇压后，田钦祚被调到与北汉作战的前线，以所部三千人击破北汉主力大军。开宝三年（970），他出任定州路兵马都部署，硬拼契丹大军，在遂城打出了军威，“自旦至晡，杀伤甚众”。此后，又被太祖派去江南刺探南唐的军情，获得许多重要情报，大受嘉奖。在攻灭南唐的战役中，田钦祚任升州西南路行营马军兼左厢战棹都监，率部从江陵沿江东下，击溃南唐的水军主力。然后率部从南面配合曹彬围攻金陵，任南面攻城部署。宋军攻灭南唐，他立下了赫赫战功。

田钦祚虽然打仗是把好手，但为人奸诈狡猾，坑害队友的事没少干。除了在镇压后蜀降兵起义的导江之战中害死高彦晖以外，后来在宋军攻灭北汉之役中，又欺凌石岭关主帅郭进，导致郭进负气自杀。

乾德三年（965）三月，打死宋朝先锋大将高彦晖后，起义军声势大振。随后邛州、蜀州、眉州、陵州、简州、雅州、嘉州、梓州、果州、遂州、渝州、合州、资州、昌州、普州、戎州、荣州等十七州纷纷起兵响应起义军，蜀兵起义几乎席卷了整个四川。全师雄趁势分兵进攻绵州和汉州，斩断宋军从剑阁入蜀之路，又沿嘉陵江创置堡寨。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军，驻蜀宋军只能据守在各个孤立的据点里，相互之间通讯全部中断。北宋朝廷在四川的统治岌岌可危。

这时，全师雄眼见形势大好，放话出来要带兵进攻成都，把宋军彻底赶出四川。当时后蜀降兵还有将近三万人屯驻在成都城南的教场附近等待改编，宋军主帅王全斌担心这三万名留在成都的后蜀降兵可能会响应起义军，于是在乾德三年四月初一诱骗他们移屯成都的夹城，等他们进入之后，发兵将其全部屠杀。据当时参与灭蜀之役的大将康延泽所著《平蜀实录》记载，这批被王全斌诱杀的后蜀降兵多达二万七千人。

前面说过，以全师雄为首的后蜀降兵大起义看似声势浩大，人数众多，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却并不强，又缺乏真正能征善战的将领，攻坚能力极差。从当年春夏之际一直到年末，起义军对四川主要州城的进攻都以失败告终，等驻蜀宋军发动反攻，起义就不免走向失败的命运。乾德四年（966）秋冬之交，全师雄在金堂病死，起义军余部在谢行本的领导下退保梓州的铜山县，但这批起义军很快就被宋军击溃，轰轰烈烈的后蜀降兵大起义被宋朝成功镇压了下去。

从乾德二年（964）十一月宋朝发动对后蜀的战争开始，到乾德四年十二月后蜀降兵大起义被彻底镇压为止，持续两年多的战乱，对四川老百姓来说是一场空前的浩劫。从后蜀亡国后到北宋四川地方政府正式建立的这段过渡时期，宋朝在四川的统治主要依靠灭蜀宋军的军事管制，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军人抢夺财物、残害百姓的事不可胜数。后蜀降兵大起义更是把战火烧到了四川腹地，几十年未曾见过兵革的四川人民尝到了兵连祸结的滋味。起义军和官军互相攻战，四川青壮年死伤不下一二十万人，受到兵祸牵连的广大蜀民更是不可胜数。

事实上，五代虽是乱世，但四川因为地理上特殊的封闭环境，反倒可以成为一方乐土。后蜀政权统治的三十年，四川整体社会秩序是比较稳定的。《十国春秋》评价后蜀时代时说，“是时蜀中久安，斗米三钱，国都子弟不识菽麦之苗，金币充实，弦管歌诵盈于闾巷，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后蜀治下的四川，完全是一派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太平景象。

后蜀皇帝孟昶个人生活奢靡无度，当时的高端奢侈品“鸳衾”“芙蓉帐”都是他的发明。据《十国春秋》记载，孟昶“常命一梭织成锦被，凡三幅帛，上镂二穴，名曰鸳衾，又以芙蓉花遍染缯为帐幔，名曰芙蓉帐”，甚至连尿壶都“以七宝装之”，可谓旧史中穷奢极欲的典型，但这也恰恰说明了当时四川的富庶。孟昶虽然生活奢靡，在内政治理上却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在他的统治下，四川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孟昶也是五代乱世中少有的比较注重吏治的统治者，他所著《官箴》，后来被宋太宗摘录出十六字治国名言“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作为宋代文致太平的十六字秘诀。

整整三十年间，四川在后蜀政权治下，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了稳步发展。比起战乱频发、民不聊生的中原地区，偏安一隅的后蜀政权在乱世之中竟然相对安宁。

据宋代史学家、蜀人张唐英（1029-1071）所著的《蜀梼杌》记载，孟昶统治的后期，“蜀中久安，赋役俱省”，“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由于后蜀政权不必向中原朝廷缴纳赋税，四川的物产全部留在了当地，致使商品充溢，物价奇低，“斗米三钱”。富庶安定的生活过久了，成都的城里人甚至都没有体会过世道的艰难。“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以笋芋俱生于林木之上。”没有几十年的太平世道，绝对不可能培养出这种富贵人家的傻儿子。

这也难怪天圣六年（1028）蜀中老人会借太平瑞圣花的出现，阴阳怪气地“内涵”宋朝统治者：蜀人已经有六十多年没有看到太平盛世了。显然，在这些老人年轻的时候，即后蜀统治的后期，他们确实享受过太平的日子。可惜这一切，从大宋王朝乾德二年年末伐蜀之役开始就戛然而止了。对于生活在五代宋初的四川百姓来说，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体验感，恐怕的确有天壤之别：前三十年的和平安乐与后三十年的兵凶战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过，有意思的是，如果以王均兵变的结束为起点的话，太平瑞圣花出现的天圣六年（1028），差不多又是“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的关键时间节点，这时离王禹偁在咸平三年（1000）发出“三十年之应”的提醒，正好二十九年。

咸平四年（1001）三月，刚刚平定了王均兵变的宋廷正式下诏将川峡两路分为四路，即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这一“二分为四”的划分法，是宋廷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到四川是历代割据势力的摇篮，如何防止四川地方势力尾大不掉，保证朝廷对地方局势的有效控制，是摆在宋朝政府面前最直接的难题。这一回宋廷把地域面积较大、人口规模不算很大的四川划分为四块，并不是出于经济因素和行政效率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让巴蜀地区既自成一体又互相牵制。

站在北宋朝廷的角度来看，这样安排的好处是，把自成一体的巴蜀地区一分为四后，富饶的益州路虽然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拥有割据自立的实力，但无险可守。朝廷的平叛大军可以轻易地翻过秦岭中的蜀道，或通过三峡的水路进入四川，到时会有源源不断的官军进入，割据成都不过是坐困愁城而已。

拥有山川险要之利的利州路和夔州路，前者有秦岭的天然屏障，后者有三峡的天然关隘，虽然可以把来自中央的大军挡在外面，但它们如果脱离中央自立，则根本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跟中央派来的一拨又一拨的大军打消耗战。

梓州路处于成都平原、秦岭山区和三峡水道的中间，便于监控各方，益州、利州、夔州三路中任何一路想要图谋不轨，梓州路都可以成为朝廷在四川内部打进去的楔子。但如果梓州路想自己搞地方割据，又马上会遭到益州、利州、夔州的三路联合围攻。

除非能够同时将这四股力量整合到一起，否则想要割据或者造反，都难如登天。宋朝中央把四川地区按经济、地理条件巧妙拆分，可谓是一招绝妙好棋。此后，这一四分巴蜀的地理分区就被稳定下来，直至宋朝灭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为了行文的方便，大部分时候径直使用“四川”来指称上述川峡四路的地域范围。其实严格来说，宋代并没有一个叫作“四川”的行政区划建置，特别是在本书的故事所发生的北宋前期和中期，宋人的头脑中甚至都没有“四川”这样一个概念。

事实上，“四川”一名在宋代的情况非常特殊。尽管咸平四年（1001）川峡四路分置完成，但“四川”作为“川峡四路”的“省称”，要到北宋后期的宋徽宗时代才开始在官方和民间普遍使用，在此之前，史籍中几乎很难看到“四川”作为一个地理名词被当时的人使用。史籍中偶尔有几处出现“四川”字样，基本上都是古籍校勘不精所造成的讹误。直到南宋，作为川峡四路省称的“四川”——带有较强的“虚指”性质——在军事和政治形势的双重作用之下，逐渐由虚变实。从此，“四川”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南宋官员的正式职衔上，“四川安抚制置使司”一类的军政统合机构的出现，更是将四川作为一个新的地域概念落实了下来。

虽然“四川”这个地域概念在宋代出现得比较晚，但川峡四路格局的正式形成，又确实是“四川”这个概念得以最终出现的根本原因。

从咸平四年（1001）设置川峡四路起，四川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像宋代前期那样接二连三地发生民变和兵变的状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有意思的是，咸平四年到天圣六年（1028）太平瑞圣花祥瑞再现蜀中，也是将近三十年。明白这一点，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类似太平瑞圣花之类的祥瑞会在这时集中涌现。事实上，这一和平稳定的社会发展态势还在持续，直到皇祐四年（1052）年底，甲午再乱谣言的疯传突然引起朝野的震动。

从咸平四年到皇祐四年，四川已经度过了超过五十年的太平时光。这一时期，除偶尔因周边少数民族部落的骚扰而引发的一些规模不大的战乱外，蜀民再也没有遭受过战祸之苦。为避免战乱的蔓延，即便是边境的少数民族部落主动挑衅，北宋朝廷也会尽力避免将事态扩大。宋朝中央鉴于唐代过多地将资源和精力投入到经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导致核心实力不断被削弱的教训，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比较消极的防御管控政策，一般不会主动投入人力、物力去经营。

谨慎用兵、维持四川大局的安定是北宋朝廷的基本方针。宋真宗时代，泸夷时常侵扰边境，杀伤吏民。大中祥符元年（1008）二月，泸州向朝廷上报说，附近的江安县“蛮人”跑来作乱，打伤并杀死了一些之前归附戎州的当地部族人户。同巡检、殿直任赛领兵前去追捕江安县的“蛮人”，入境之后也遇害身死。泸夷，或称泸州夷人、泸南夷人，并不是指一个单一民族，而是宋人对当时泸州以南少数民族各部的泛称，指的是包括了泸南地区的乌蛮诸部和“獠人”诸部在内的多民族群体。

泸夷杀伤吏民的恶性事件发生后，朝廷派武臣侍其旭到泸州处理少数民族部落争端，期间真宗多次降诏，要求侍其旭以招安为主，不可轻启战端。大中祥符二年（1009）七月，“降诏谕旭，令笃恩信，设方略制御，无尚讨伐，以滋惊扰”。八月，真宗又再次下诏命泸州地方官员遵循安抚方针，“第依前诏安抚，按兵勿出”。

反正就是一个原则，能不用兵就不用兵，能不打仗就不打仗。整个事件的处理是以军事威慑为后盾，采取招安的方式，基本上未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大中祥符三年（1010）二月，泸夷接受招安，乱事终于暂告平定。

过了几年，泸夷又再次起兵反抗，且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之前的几次扰边行为，宋廷不得不下定决心解决此事。大中祥符六年（1013）七月，晏州夷人首领斗望率领众人劫掠泸州下属的淯井监，杀害了宋军驻防部队的一名军官，同时还大肆掠夺牲畜。晏州夷人的暴力行为对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和宋朝官府在当地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事情发生后，泸州江安县知县奉命带兵前去处置暴乱，竟然也被泸夷杀死。这样一来，当地的民众纷纷弃家逃命，避入戎州城中不敢出来。

十二月，朝廷派出大军讨伐泸夷，这次军事行动的破坏性比较大，史书载，“遇蛮贼二千余人，击之，杀伤五百人”，“射杀数百人，溺江水死者万计”。宋军还焚烧村落、焚毁物资，史书载，“焚罗固募、斗引等三十余村庵舍三千区”，“烧舍数千及积谷累万”。第二年年初，泸夷之乱暂告结束。

大中祥符七年（1014）十一月，为防备以后可能会反复出现的泸夷侵扰问题，朝廷专门设置“戎泸资荣州富顺监都巡检使”一职，负责统筹管理川南与泸夷接壤地区的军务。此后，泸夷“虽时有剽掠，如鼠窃狗偷，不能为深患”。此外，像夔州（治今重庆奉节）一带偶尔也受到当地少数民族部落的侵扰，情况与泸州大同小异，都是小打小闹，旋起旋灭，就不再赘述了。

除边境受少数民族部落的侵扰，四川腹地倒还一向安定，仅庆历三年（1043）发生过一次有惊无险的战斗。

庆历三年，光化军（治今湖北老河口）“贼党”邵兴欲率部入川，但在蜀道遭到官军阻击，在兴元府境内被消灭，战火并未烧进成都平原。当时“光化军贼邵兴帅其党趋蜀道，遇华、商、虢等州提举捉贼上官珙，杀之；又败兴元府兵于饶风岭，本府军校赵明以众降，乃自州北循山而西。捉贼使臣陈曙等领兵追击兴于婿水，及其党皆就擒”。次年，乱军在入蜀的路上被歼灭于蜀口，未能进入四川。此后，四川腹地之内再无战乱发生。

可以说，在皇祐四年（1052）年底甲午再乱谣言满天飞之前，四川社会的态势完全是一种稳中向好的局面。然而，五十年来的风平浪静，竟然没能阻止仁宗君臣稍有风吹草动就风声鹤唳。朝野上下对甲午再乱谣言的深信与恐惧好像很有些不可理喻。然而，如果细读那段历史，这种看似怪异的表现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