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三年（1025）四月显示“天下太平”字样的木头出现在汉州，天圣六年（1028）十一月太平瑞圣花在益州开放，给人的感觉是，当时的四川沉浸在一片安定祥和的氛围中。但宋廷对四川民间营造的太平盛世的舆论真的相信吗？从当时北宋朝廷和四川当局的政策导向和执政风格来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嘉祐元年（1056），仁宗年间曾经官至参知政事的程琳（988-1056）病逝，其家人托欧阳修撰写墓志铭和神道碑铭。在墓志铭里，欧阳修说程琳在做益州知州的时候，“蜀州妖人有自号李冰神子者，署官属吏卒，聚徒百余人，公命捕置之法”。欧阳修没有说明这个自称李冰神子的妖人是何方神圣，也没有解释他何以会设置官署、委任官吏。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神棍突然发疯，竟然想聚众造反，然而聚众百余人就大封官爵，似乎又颇为儿戏，不像真想干大事的样子。

欧阳修说程琳发现这件事以后，把这帮人抓起来法办了。结合别的史料可以发现，程琳的手段相当残酷。《续资治通鉴长编》说，“琳捕其首斩之，而配其社人于内地”，主事者被处死，参与者都被流放。事情传开以后，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桩小题大做的冤案，“道路或以为冤”。

当时成都流行祭祀“灌口神”。曾巩所著的《隆平集》中清楚地写明，“蜀人岁为社会以祀灌口”。今天全国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所在的地方，过去就叫灌县，就是宋代的“灌口”，也是宋代永康军的治所。所谓的“灌口神”，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二郎神。

南宋时理学大师朱熹曾跟人讨论过鬼神之事，他们的谈话后来收录到《朱子语类》里。关于灌口神的来历，朱熹解释说：“蜀中灌口二郎庙，当初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四川民间因为李冰治水的功绩，神化了李冰父子，特别神化了他的次子李二郎。灌口神因为与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都江堰捆绑在一起，成为四川民间信仰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按南宋人江少虞所著的《皇朝事实类苑》里的说法，这百余人聚集在一起，“作灌口二郎神队，私立官号，作士卒衣装，铙鼓箫吹，日椎牛为会”，显然他们是在举行民间的某种祭神活动，其中有扮演二郎神的，有扮演二郎神下属的，还有扮演护卫二郎神及其下属的士兵的。他们根本不是要谋反，而是在迎神演戏。

程琳对这群举行迎神演戏民俗活动的老百姓痛下重手，连一向维护他的欧阳修都不得不承认，程琳此举在四川民间引起了不利于地方稳定的舆情危机。有人借机散布谣言，“言公妄杀人，蜀人恐且乱矣”。谣言说程琳胡乱杀人，引起四川人民的恐慌，四川有可能即将爆发大乱。这虽然是谣言，但也反映了一些实情，那就是当时四川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相当严重。

这次谣言事件在民间形成了相当强烈的反对程琳滥杀无辜的声浪，流言后来传到了朝堂之上，给宋廷带来不小的舆论压力。朝廷为此特意派遣了内侍张怀德前往成都明察暗访事情的真相。有意思的是，程琳做益州知州的时间是天圣六年（1028）六月至天圣八年（1030）十月，正是太平瑞圣花在益州绽放的时候。

宋人对程琳一手炮制的李冰神子冤案的风评也很有意思。民间舆论觉得这是滥杀无辜，但官方层面上，特别是士大夫群体，却认为程琳杀伐果断，体现出高超的地方治理能力。

欧阳修把民间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谣言称为“谗言”。在欧阳修的笔下，前来调查此事的宦官张怀德一进入成都，碰到的都是给程琳说好话的人，所谓“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争道公善”。张怀德在街上找来当地的老百姓询问程琳诛杀所谓李冰神子妖人的事，当地“父老”竟众口一词地说：“杀一人可使蜀数十年无事。”似乎四川人民对程琳的滥杀酷刑相当支持。而且这话说得大有牺牲他一个、幸福千万家的意思，让人只能感叹宋代四川老百姓的思想觉悟实在是太高了！

程琳这次处理李冰神子妖人案确实过于小题大做。事实上，朝廷是在天圣六年（1028）十一月接到太平瑞圣花在益州重新盛开的报告的，这时程琳做益州知州已有半年，但他显然不相信成都本地正在制造的四川已经重新进入太平盛世的说辞，否则在太平盛世之中，民间举行一下祭神表演，何至于如此如临大敌、大动干戈？糟糕的是，这种处理政事的方式，并不是程琳一时的应激反应，他在益州两年的施政风格一贯如此。

天圣八年（1030）十月，程琳离任的时候，朝廷对他在成都的政绩有一段总评。宋廷认为程琳在益州施政是值得表彰的，除了杀伐果断，迅速处理了李冰神子妖人案以外，程琳的功劳还有提前做好上元节灯会防火布置工作和识破驻蜀军队兵变谣言这两件事情。欧阳修在程琳的墓志铭中也大书特书了这两项政绩。我们先看预先部署灯会期间防火事宜的故事。据墓志铭载，“正月，俗放灯，吏民夜会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为火备，有失火者，使随救之，勿白以动众。既而大宴五门，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

当时，四川有上元夜观灯的习俗，晚上点灯，发生火灾的概率当然会比较高，不过，程琳为灯会提前做好随时灭火的准备，却不只是为了灭物理意义上的“火”，也要把四川人民心中有可能燃起来的“火”的苗头随时掐灭。他对灭火队的嘱咐是：“火灾一旦发生，你们直接前去灭火就行了，不要汇报，也不准声张。”等到当天真的发生了火灾，整个观灯现场完全没人知道有紧急火情发生，一切平静如常。显然，程琳觉得，火灾不可怕，有人借着火灾的警情趁机起哄，制造事端，激起老百姓闹事，这才可怕。

这大概是成都地方官共有的心态。

程琳离开成都九年后，宝元二年（1039）正月，成都南市发生了一起火灾，这次火灾从小火烧成大火，最后造成了重大伤亡。事后据官府统计，“火焚民庐舍三千余区”。有意思的是，火灾发生后，益州知州张逸和益州路转运使明镐（989-1048）都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但最后还是酿成大灾，原因竟是“知州张逸心疑有变，与转运使明镐夜领众往，而实不救火，故所焚甚众”。火灾发生后，益州政界的两位大佬带着大量人手到达火情第一线，但二人的心思却没有放到救火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到了防止老百姓趁乱造反上，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吞噬了一条又一条街道。

可见，这场大火最后造成民居三千余区被焚毁的重大火灾事故，纯粹是相关官员的不作为造成的。益州知州张逸、转运使明镐对救火漠不关心，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会不会有人趁乱挑起事端，破坏社会稳定。

需要注意的是，张逸、明镐并非“官声”不好之人，张逸有循吏之名，被收录在《宋史·循吏传》中。司马迁在《史记》里开创了“循吏列传”的体例，用以表彰那些守法讲理、爱民如子的好官。后世能入“循吏传”的官员，多是一些擅长地方治理的青天大老爷。张逸在真宗时考中进士，后来四次入蜀为官，是北宋中期四川地方官中的良吏。

真宗末年张逸首次入蜀，任眉州青神县知县，在任期间大兴学校、教育生徒。青神县人陈希亮（1001-1065）在天圣八年（1030）考中进士，后来成为一代名臣，历任长沙知县、京东路转运使、凤翔知府等。离开四川后，张逸又辗转各处任职多年，在仁宗初年再次入蜀，任益州路提点刑狱。景祐元年（1034），第三次入蜀为官，出任梓州知州，任满还朝后升任开封知府。景祐四年（1037）十二月，第四次入蜀为官，出任益州知州。

张逸在益州知州任上，深得百姓爱戴。他谙习民情，断案准确，“蜀人以为神”。同时，他还能体恤百姓，到任后益州发生旱灾，他将官府的粮食拿出来赈济灾民。因为受灾，益州很多老百姓没饭吃，只得宰杀耕牛充饥。按宋代法律，宰食耕牛是重罪，依法当被重罚。张逸向朝廷上奏说：“老百姓马上就要饿死了，这时杀牛充饥，属于紧急避险，跟平时盗杀耕牛的犯罪行为完全不同，不应机械执法加以重惩。但是如果对于这种宰杀耕牛的行为不加禁止的话，又会鼓励这种行为，导致明年春耕农民无牛可用，会进一步加重明年的灾情。”于是他将这些斩杀耕牛的人流放到关中，等灾情结束后，再让他们重新回到四川老家。这个处理方式，可谓既讲原则又讲人情。

明镐是大中祥符五年（1010）的进士，也是多次到四川为官，曾在益州的幕职官上待过多年。天圣四年（1026）他随益州知州薛奎入蜀，任益州录事参军。天圣六年（1028）程琳接任益州知州后，又奏请以他为签判。不久明镐升任益州通判，还朝后得到“沉鸷有谋，能断大事”的评语。此后，他历任开封府推官、三司户部判官、京东转运使等职。景祐四年（1037）的秋天，明镐再次入蜀担任益州路转运使，比张逸来益州做知州还要早好几个月。明镐到任之后，益州发生饥荒，他一方面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招募穷困百姓暂时当兵吃皇粮，稳定人心，“民赖以安”。

离开四川后，明镐又做过并州知州、开封知府等，与文彦博一起平定贝州王则之乱。庆历八年（1048）官拜参知政事，成为执政重臣，有“遇事不苟，为世所推重”的令誉。

显然，张逸和明镐并不是那种不顾百姓死活的酷吏或庸官，他们是当时难得的好官。但1039年正月成都南市火灾发生后，张逸、明镐二人到现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却不真心救火，跟程琳处理益州灯会救火一事的逻辑是一样的，在他们看来，成都最危险的不是火灾，而是总有刁民想借机生事。

我们再来看一下程琳是如何火眼金睛识破益州兵变谣言的。欧阳修说，程琳在益州的时候，有一次士兵向监军举报军队中有人要造反，监军知道后立即向程琳汇报此事，结果程琳却淡然一笑，说：“军中动静吾自知之，苟有谋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来。”结果举报者不敢来当面跟程琳指证谋反之人，这件事情最后也就不了了之。程琳面对这种嚼舌根的事情，非常淡定，不信谣也不传谣，他拒绝调查，目的就是不给造谣者浑水摸鱼的机会。

欧阳修总结说，“蜀人轻而喜乱”，“轻”，就是性情不定，不够稳重，容易为谣言所动，“喜乱”，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自然喜欢造谣、传谣，所以，程琳在成都的施政秘诀就是“先制于无事”。什么事情都提前做了准备，所以当事情真发生的时候，反而十分镇定，装作没事人一样，“至其临时，如不用意”。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坏人没有机会浑水摸鱼。

如此一来，宋仁宗统治前期的四川，看上去就相当有趣了。一边是四川人民拼命制造天下太平的祥瑞，以表明仁宗统治下的四川社会是太平盛世；一边是朝廷和官府时时对四川的局势保持高度警惕。朝廷虽然表面上也会做做样子，表彰一下四川人民对大宋王朝太平盛世的吹捧，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相信太平盛世的鬼话。大家互相演戏，心中各自明白。这样的奇妙格局，一直到皇祐四年（1052）年底才被甲午再乱的谣言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