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祐四年（1052）十二月，甲午再乱的谣言已经传遍朝野上下，“孟知祥据蜀，李顺起为盗，岁皆在甲午。或言明年甲午，蜀且有变”。934年孟知祥据蜀自立，这是甲午始乱；994年王小波、李顺大起义，这是甲午二乱。显而易见，坏事都是甲午年发生的。于是，大家相信，马上就要到来的第三个甲午年（1054），四川定会再乱。

对于这个传言，宋仁宗深信不疑。他找来宰相庞籍商量对策，焦急地说：“来岁复在甲午，蜀人以为恐。”事实上，这个时候，蜀人害怕，仁宗更害怕。一是担心真会出什么乱子，二是担心出了乱子没人能够扛得住事，最后无法收场。所以他找庞籍商量，在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的时候，谁能在四川稳住局面。仁宗希望能“精择可镇静者”来主持四川大局。

面对谣言，仁宗是真的怕！

四川会出乱子的传言，仁宗在年轻的时候就听过。二十多年前的天圣八年（1030），当时有“知星者”——运用星象推测吉凶祸福的星占术士——根据占法得出，“益部当灾，非仍饥，且有兵变”。这个说法一传开，朝廷上下都开始担心四川不久之后会有灾祸发生。而且按照这个说法，不只有“天灾”，同时还会伴随“人祸”，特别是“兵变”。这些天灾人祸不但会影响宋廷在四川的统治，也会给四川人民带来血光之灾。

那时仁宗还没有亲政，大事都是皇太后刘氏主持。顺便补充一句，仁宗前期的宫廷之中，最有权势的两个女人，都是成都人。皇太后刘氏是益州华阳人，而另一位跟仁宗的私人关系更为亲近的皇太妃杨氏，则是益州郫县人。面对术士的预测，刘太后和仁宗都充满了忧虑，“二宫以蜀灾害为忧”。最后，太后和皇帝选中了韩亿（972-1044）去益州主持大局。韩亿是开封人，咸平五年（1002）进士。到1030年爆发“益部当灾”传闻之时，韩亿为官已近三十年，行政经验可谓相当丰富。此前几十年中，他在外任过相州、青州等重要地方的知州，在朝中做过知审刑院、同判吏部流内铨等要职。韩亿以擅长破案著称，为人厚重方正，风评极佳，他还是真宗朝名相王旦的女婿，很有政治前途。

临行前，年轻的仁宗亲自接见了韩亿，并对韩亿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担忧。韩亿听后非常自信地说：“陛下过属臣以方面，臣虽不敏，当不辱命，惟陛下无以蜀为虑也。”显然，帝王将相并不像他们自诩得那样英明神武。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信息，面对各种传言，皇帝其实也并没有多少定力。

事实上，宋代的四川，谣言满天飞是常态。

北宋中期的大才子宋祁（998-1061）曾说，“蜀人喜乱易摇”，意指蜀人的性情中有唯恐天下不乱的成分，造谣当然就是制造混乱最简单直接的方式。皇祐二年（1050）十一月，宋祁的同宗族人宋文蔚下葬，宋祁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宋祁的文集《景文集》中收录了这篇题名为“宋府君墓志铭”的文章。

这篇文章中提到，宋文蔚早年做过四川中江县县令，时间在大中祥符三年（1010）左右。当时县里有一个“狂人”，趁县中官员聚集在一起参加活动的时候，突然大呼有贼人杀过来了，一边叫喊，一边奔跑。谣言立即传遍了全县。老百姓吓得东躲西藏，社会秩序顿时大乱。宋文蔚派人把这个狂人抓住，将他五花大绑带到大街上，然后一顿痛打，并晓谕街市上的人不必害怕，不要乱动，这才恢复了街市的平静。

四川多谣言，一来是因为蜀人喜欢嚼舌根，事情被到处说就会走样，自然也就容易产生谣言；二来是因为北宋前期和中期，也就是甲午再乱谣言爆发前后，四川地方当局搞酷政搞成了路径依赖，老百姓的怨气极大，造谣也就成了蜀人对宋朝在四川的统治无奈抗议的一种方式。南宋名臣赵汝愚（1140-1196）曾经在《论治体及蜀风俗疏》中分析说，蜀人“喜议论而乐因循”，所以到四川做官的大臣“易致谗谤”。四川百姓喜欢制造四川官员的流言，影响他们的声望，借此对那些民怨极大的官员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大中祥符八年（1015）十月，王曙（963-1034）被任命为益州知州。他到任后正好遇到四川发生灾情，粮食歉收，“众心颇摇”，社会上有些不安分的空气在弥散。为了防止老百姓铤而走险，王曙在成都大搞严刑峻法，施行恐怖统治。他制定了史上最严厉的“禁盗法”，“犯者一切皆死”，即不问轻重，只要参与了抢劫活动，一律处死。并且出重金悬赏，鼓励相互告发，只要有“盗案”发生，每案必破，所获犯人也尽皆斩杀。他通过展示“惨刑”来恐吓蜀人，使老百姓循规蹈矩，于是“蜀人股栗，岁中遂无盗”。

景祐元年（1034）王曙死后，著名的文学家尹洙替他写了神道碑文，说王曙在蜀中很得老百姓的好评，民间谣谚有“前张后王”的说法，把王曙跟治蜀名臣张詠相提并论。但据《五朝名臣言行录》的记载，王曙的政绩在当时还是有争议的。

《五朝名臣言行录》为南宋时大学者朱熹所编，他将散见于笔记小说、墓志铭、神道碑、行状等文献中的宋代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汇编一处，因涉及到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大臣，故称“五朝名臣”。

《五朝名臣言行录》中说，因为王曙在成都杀伐过重，有谣言说他为政苛暴。真宗听到这一谣言，担心王曙不称职，引发四川大乱。这时，正好益州通判刘烨任满还朝，真宗召见刘烨，询问王曙施政的情况。刘烨是支持王曙以严刑峻法治蜀的，他对真宗解释说，“王曙值岁歉，虑民为盗，故以法治之”，意思是，这是审时度势后的英明决策，不算是苛政。

显然，王曙在成都大搞严刑峻法，民间舆论是持否定态度的。四川民众制造流言，试图影响朝廷对王曙政绩的判断，也在情理之中。当然，民意如流水，官员也很难做到让每一个人都满意，搞严刑峻法容易被造谣，搞宽大之政也会招致流言。

曾经三度入蜀为官的赵抃（1008-1084），因为在四川“以宽为治”而深受百姓爱戴，但他在治平二年（1065）第二次出任益州知州时，却因为行宽仁之政被谣言中伤。苏轼为赵抃所写的神道碑文记录了这件事。当时剑州平民李孝忠聚集徒众两百多人，私自制作度牒，做起了给人办理出家手续的业务。在宋代，僧人或道士出家必须从政府那里取得出家的资格证明文件，即度牒。私造度牒当然是违法行为。

这时，有人以聚众谋反的罪名向官府告发了李孝忠，这显然是有人眼红，想以谋逆大罪来置其于死地。赵抃接到这个案子后，没有交给司法部门的吏人依法律条文拟罪，因为如果这个案子按谋反的大案来办，肯定要杀得人头滚滚。赵抃把案子压了下来，亲自过问案情，审问清楚了事情的缘由后，以私造度牒罪处理了李孝忠，几百名同党则全部无罪释放。

把大家想象中的一件事关谋反的大案要案，办成了一桩伪造证件的小案子，赵抃的处理方式的确有些过于惊世骇俗。告发的人、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肯定都非常不满意赵抃这种大事化小的做法，于是关于赵抃故意放纵逆党的谣言开始流传。这个谣言一度传到京城，“喧传京师”，引起了朝廷的关注。朝廷派人调阅了此案的详细案卷，想看看赵抃是不是真的如谣言所说的那样与逆党勾结。负责审查的官员发现赵抃审理的案情非常清楚，这就是一个伪造证件案，不是谋反案。谣言才终于平息了下去。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谣言”都会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让统治者感到不安。有些谣言也可以为朝廷所用，制造有利于朝廷的舆论，增强人民对朝廷的信心。事实上，当甲午再乱谣言流行的时候，另一个“农家种，籴家收”的谣言也在到处传唱。

前文讲到过，皇祐四年（1052）五月，侬智高在广西起兵，据邕州称帝自立，接连攻下横州、贵州、浔州、龚州、藤州、梧州、封州、康州、端州等州郡，并且包围两广地区的军政中心广州达两个月之久。直到当年九月，朝廷才开始组织力量镇压侬智高的叛乱，派名将狄青率领在陕西前线跟西夏作战多年的精锐骑兵南下平叛。

有意思的是，甲午再乱谣言兴起的这段时间里，真正危及宋朝统治的反倒是侬智高之乱。但在史料中，狄青南下之后，仁宗君臣对平定叛乱的信心还是很足的。他们对狄青手握重兵的担心，甚至要多过对侬智高割据广西的忧心。

果然，没过多久，好消息就传来了，皇祐五年（1053）正月，狄青在归仁浦大败侬智高。这种形势下，解决广西的危局只是时间问题了。当时朝野之间有一首侬智高最终会败给狄青的宿命论式的谣谚正在到处传唱，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初，谣言‘农家种，籴家收’，至是，智高果为青所破”。“农家种，籴家收”，这是一个典型的“谐音梗”。这句话一语双关，“农家”负责种田，买粮的“籴家”负责收割果实，这是世人皆知的，而“农家”又谐音“侬家”，意指侬智高，“籴家”则谐音“狄家”，意指狄青。

当然，《宋史》中所说的“谣言”，其含义跟今天不完全一样。我们今天说起谣言，主要是指对某个事件或人物道听途说的报道、小道消息或诋毁式的描述，以及对即将到来的某件事情的希望性或灾难性的预言。谣言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样的，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群中间传播，是一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

而宋代的“谣言”主要指民间以歌谣的形式传播和散布的种种说法或议论，与童谣、谚语相似。不过，童谣、谚语这类非常方便传播的话语，常常包含了某些有意无意散布的虚假消息，以及对未来好事的期待或坏事的忧虑，也具有现代“谣言”的意涵。

回到古人的语境里，与现代人所谓的“谣言”更接近的是“流言”与“讹言”。当一个社会在短期内出现冲突、矛盾、动乱甚至危机的时候，流言或讹言之类的谣言就会应运而生。通常来说，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或无法证实，有可能是虚假的但又未必完全是虚妄或谬误的极具传播性的言论。

谣言的产生并在同源社会媒介中流传是由于传播者的强烈兴趣造成的。一般来说，谣言产生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一个包含真假难辨的信息的故事，其主题必须对传谣者和听谣者有某种重要性；二是事实必须用某些模糊性掩盖起来，这种模糊性的产生在于缺少信息或信息太粗略。在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上，信息供给不足，必然会使小道消息和各种无法验证的传言大行其道。

对于四川而言，皇祐四年（1052）年底出现的甲午再乱谣言事关各方的切身利益，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宋代前期蜀人的某种不安分的心态；对于宋朝统治集团，尤其是最高统治者而言，这一谣言关系到王朝的安危。这则谣言中包含着某些事实，如四川在过去两个甲午年的确发生过影响甚大的变乱。四川与开封的距离，不论物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非常遥远，信息传递不通畅且不清晰的情况在所难免。对于宋廷来说，四川的消息永远都是匮乏的；对于四川来说，朝廷的意图也永远都是“天意高难问”的。

虽然官方渠道的信息对于中央来讲还不是非常稀缺，各地方官向朝廷上报的当地情况并不少，但正如南宋宁宗朝的重庆知府度正（1165-1235）所说，地方官给朝廷发的报平安的帖子，朝廷以故事求之，州郡以故事应之，谁都没当回事。所以这些官方渠道的信息交换容易流于形式而见不到实情，尤其是见不到民间的动向。谣言产生的必要条件，仁宗年间的四川地区都具备了。在这种情况下，四川即便不是谣言的麇集之地，也至少是谣言频生的不安之区。甲午再乱谣言绝不会是谣言现象在四川的第一次展示，也绝非唯一一次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