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谣言产生与传播的舒适区，四川常常出现谣言，谣言甚至经常危及公共秩序。皇祐四年年底甲午再乱的谣言甚嚣尘上的时候，宋仁宗找来宰相庞籍商量对策。巧的是，庞籍对于四川的谣言故事，应该早就印象深刻了。

庆历元年（1041），庞籍曾经的同僚司马池（980-1041）病逝，司马池的儿子司马光和司马旦找到庞籍，请他为司马池撰写一篇盖棺定论的大文章。庞籍曾经在群牧司和户部司跟司马池做过多年的同事，对司马池的事情相当熟悉，于是欣然应允，给司马池撰写了一篇墓志铭。

据庞籍回忆，大约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司马池在郫县（就是今天以川菜的灵魂——豆瓣闻名的那个地方）担任县尉。突然有一天，老百姓纷纷传言说，当地驻军阴谋发动叛乱。这时又有人到处散布流言，说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已经开始造反，很快就会打过来了。两个谣言传开之后，城中的富人都蜂拥出逃，仓促之下连家里的金银财宝都无法带走，只能埋在地下以待将来。县里的老百姓看到有钱人都跑了，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种情况下，县令闾丘梦松借口去找上级汇报工作，也跑到成都躲了起来。县里的“二把手”主簿也被吓得生了病，躲在家里不肯出来管事。

按照当时县级政府的体制，县尉只是“三把手”，但县令和主簿都不管了，司马池只好出来暂时代理县政。当时正值正月十五元宵节，县里的吏人担心，目前谣言四起，再加上节日里人群大规模聚集，恐怕会惹出大乱子来，都建议司马池加强节日期间的人流管制。但司马池觉得，越是人心惶惶的时候，越是不能自乱阵脚。他不但不禁止老百姓过节，还让吏人大开城门，组织元宵灯会，让老百姓尽情玩乐。

很快，老百姓忘情地投入到节日的狂欢之中，忘记了驻军兵变和周边少数民族部落即将打过来的谣言。几天之后，兵变没有发生，周边少数民族部落也没有打过来，人心稳定下来，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司马池在郫县的故事，是一个展现领导者在危机中以智慧和冷静应对谣言恐慌，从而成功稳定人心的典型案例。庞籍把这件事情当成司马池早年经历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大书特书。此事成功解决之后，司马池得到许多高官的赏识，任期结束时，竟然得到了十三位达官贵人的褒扬。不过，这个故事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四川社会的舆论形势确实不容乐观，老百姓极易被谣言煽动。它也让我们看到谣言在北宋中期四川社会中的巨大破坏力。

事实上，对于谣言问题，宋朝政府一直都很重视。正如本书在开篇的楔子中揭示的那样，宋代在谣言中诞生，也在谣言中灭亡。宋代统治者深知谣言对于王朝政治的稳定有着重要影响，在整治谣言方面可是从不手软的。

宋朝建国后的第二年，建隆二年（961）四月十日，宋朝政府就果断地处理了一起谣言大案。当时沧州无棣县有一个叫赵遇的平民，诈称自己是“皇弟”，他大概是想冒充宋太祖流落在民间的弟弟，以便在地方上招摇撞骗。不过他的准备工作显然不行，好歹给自己弄个“赵匡遇”的名字再上场也好一点嘛！官府当然知道这是假的，太祖也下令让有关部门依法审理，最后将其“斩于东市”。这是比较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痛下杀手，杀一儆百。

比较有技术含量的整治谣言的办法，则是严格管控谣言产生的源头。造谣是一项技术活，在古代，天文、地理知识可以解释人事，可以预测未来，很多杀伤力大、传播力强的谣言，都是从这些暗藏天文地理玄机的谶言隐语中产生的。

影响封建王朝稳定的最危险的谣言，就是有关“天命”“国运”的各种说法和解释。历朝历代，此类谣言必为野心家所利用。太祖当年可是个中高手，黄袍加身前，他利用军校苗训借天文异象散布天有二日的“反动言论”，为代周自立制造舆论，蛊惑人心，终于当上了皇帝。太祖深知谣言的厉害，所以在开宝五年（972）十一月，立法“禁释、道私习天文、地理”，不准和尚、道士学习天文、地理知识，禁止有关部门之外的人拥有解读天象或天命的能力，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谣言。

虽然朝廷对这种事情很是警惕，但现实中还是不乏为了功名富贵以身试法的人。开宝八年（975）九月，有个叫宋惟忠的“除名人”被“弃市”。所谓“除名人”，即是有官之人因犯事被禠夺官身者。这个宋惟忠曾经官至通事舍人，在开宝六年（973）七月时，因在濠州知州任上有不法劣迹，被人举报，朝廷派人查明案情后，将其“决杖除籍为民”。

丢官之后，宋惟忠更是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这次，他被公开处决的原因是“私习天文”。其实，如果只是私下学习天文知识，官府一般是不会发现的，估计这个宋惟忠学了几天之后，自以为能上观天象、预知未来，喜欢到处跟人家嚼舌头，且又因之前犯事失了官身，心怀怨望，可能散布了一些不该说的言论。他的弟弟宋惟吉害怕引火烧身，向官府举报了他。最终，宋惟忠因为擅自利用天文知识“妖言利害”而被处斩。

太宗即位后，更是从知识源头上遏制“妖言”的产生。太平兴国二年（972）十月，下诏指出“两京、诸道阴阳卜筮人等”，大多“矫言祸福，诳耀流俗”，利用所掌握的天文、地理、阴阳、五行、八字、看相等知识，制造各种流言扰乱人心，朝廷决定，“自今除二宅及易、筮外，其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它阴阳书，限诏到一月送官”，也就是要求民间把这些有可能“泄露天机”的书籍全部上交官府，防止有人接触到“天机”而乱嚼舌根。

但是，嚼舌根是老百姓表达不满的“刚需”，就算禁绝了那些高端谣言的制造机制，老百姓仍然可以用低端的方式造谣。比如王小波、李顺起义时，据说刚起事发动群众的时候，王小波说：“我就是土锅村的一个农民，哪有独霸一方的资格和能力！但是我的妻弟李顺就不同了，他是孟大王的遗孤。”所谓孟大王，指的就是后蜀的末代皇帝孟昶。

李顺是孟昶遗腹子的这个谣言，相当深入人心。起义失败近两百年后的乾道七年（1171），著名诗人陆游在蜀地为官，还听到蜀中父老绘声绘色地说，当初后蜀覆灭之时，有一位清晨在摩诃池畔漫步的行人，偶然间发现一个精美绝伦的锦绣箱箧。他好奇地走近一瞧，只见箱内铺了华丽的锦褥，上面有一个小小的襁褓，里面裹着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箱内还放着一张纸笺，上面写着：“国中义士为我养之。”显然，这个故事在暗示，这个婴儿就是孟昶遗落在民间的血脉。王小波到处宣扬，孟氏当年的这个遗孤就是起义军的另一位领导人李顺。

这个孟昶遗孤的段子，陆游后来把它写进了他的代表作《老学庵笔记》里。其实，这个谣言在四川民间有好多个版本，从造谣的手法上来说，并不怎么高明。

《邵氏闻见录》中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据说后蜀皇帝孟昶开城投降之后，带领他的家族踏上了通往开封的漫漫旅途。孟氏家族的命运已经注定，他们必将被天下一统的洪流吞噬。这一天，他们乘坐的船缓缓驶过眉州的湖瀼渡时，孟昶发现自己的一位宫嫔肚子微微隆起，显然已怀有身孕。孟昶故意赶走了她，让她离船登岸，把她留在了四川故土。孟昶带着其余的家人继续上路，但在没人的时候，他会暗自祷告说：“如果生的是儿子，我孟氏就还有后代。”果然，这个独自离去的宫嫔后来真的为孟家诞下一个男孩。《邵氏闻见录》说，孟昶因为这个机缘，保存了孟氏的香火。

《邵氏闻见录》的作者是两宋之交的邵伯温（1055-1134）。他是洛阳人，在宣和末年（1125）来到四川做官，先后做过果州知州、成都府路提点刑狱等。北宋亡国之后，他就一直留在四川，最后官至利州路转运副使。邵伯温在四川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十年时光，他晚年辗转于四川各地，听蜀中父老讲述了很多掌故，孟昶遗孤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到这个时候，当初的谣言其实已经成为蜀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了。

其实，这个故事的内核，完全是“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式的民间恶趣味。

事实上，孟昶到了开封后虽然很快离奇死亡，但宋太祖并没有为难他的家人。孟昶的长子、当年后蜀王朝的皇太子孟玄喆（937-991），入宋后官拜节度使，历任南北各地大州要藩的军政主官。太平兴国四年（979）追随宋太宗参加了攻灭北汉的战斗，之后太宗带着宋军主力继续北伐，围攻辽国控制下的幽州城，当时有四路部队攻城，其中一路就是孟玄喆带领的。

事实上，孟玄喆入宋之后又活了二十多年，享寿五十五岁，比活了五十岁的宋太祖的寿命都长。孟昶的儿子中，仅孟玄喆就有十五个儿子、六个女儿。孟氏人丁兴旺，根本不存在香火断绝的问题。但孟昶遗孤的谣言在四川这么盛行，恰恰说明，当时四川人民怀念后蜀的氛围相当浓厚。

对于四川老百姓乱嚼舌根的这件事情，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在预防四川老百姓作奸犯科的一系列规定中，咸平四年（1001）十二月的一条诏令最引人注目。宋真宗要求四川州县各级官吏严格监视老百姓的动向，如果有散布谣言、煽动百姓，情节严重且有重大危害的，抓住之后可以不经请示立即斩首，只需事后将相关情况上报朝廷。

宋代虽然一直在立法打击谣言，但咸平四年（1001）十二月这条诏令还是过于严苛，因为这相当于允许四川地方官吏对造谣者先斩后奏。一般情况下，宋代对谣言犯罪的打击，是不会用上死刑的。

太平兴国七年（982）五月，宋太宗颁布诏令，禁止通过投递匿名书信去诬告他人。另外特别指明，如果有人胆敢制造谣言蛊惑民众，官府要严加追捕，依法惩处。同时，这些匿名书信一旦缴获，立即就地焚毁，以便从源头上消灭谣言。为了发动群众打击谣言，太宗还特别指示，对举报造谣言行的良民，官府要重赏。

显然，太宗对于一般的谣言案件，没有像真宗对四川的造谣者那样法外施刑。即使是一些情节比较严重的案件，太宗的处理也在法律范围之内。

太平兴国二年（977）五月，在江南的常州，城中的氛围忽然紧张起来。街头巷尾，人们窃窃私语，面露忧色。原来，不知从何时起，城中开始流传一个令人心惊的谣言——官府正在强征良家女子入宫。这个消息像野火般迅速蔓延，家家户户都人心惶惶，生怕自家的女儿被选中，从此一入深宫便难有再见之日。为逃避入宫，许多人家匆匆将女儿嫁了出去。整个常州在随处可见的满面愁容的婚嫁喜事中乱作一团。

当时太宗刚即位不久，选取良家妇女充实后宫，也符合老百姓对刚即位新君的想象。太宗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这简直是有人想抹黑自己啊！

太宗下令严查造谣之人。经过一番周密的调查，官府终于锁定了几个造谣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一个名叫徐铨的人。案情真相大白后，太宗下令相关部门将这些造谣者“悉抵法”，可见，对造谣者的处罚仍然是依照法律进行的。

然而，在四川，宋廷甘愿冒着地方势力坐大的危险，也要将生杀大权下放给地方官，让他们可以随时对造谣者处以极刑。说明在宋朝统治者看来，谣言对四川的危害，远比对其他地方的危害要大。

在其他地方，宋朝政府惩治谣言的办法主要是发动群众揭发造谣者。如宝元二年（1039）四月，河南府知府宋绶（991-1041）向朝廷汇报说：“最近京城的老百姓都在乱传，说有大批敌军要来进攻我们，而且敌军马上就到了。大家一听，都紧张得不得了，老百姓无论老幼都往城里跑，想躲到城里避兵灾，弄得城内城外乱作一团。”

宋绶还发现，乡下的老百姓组织了一个叫“白衣会”的民间会社，专门惑乱人心，弄得大家人心惶惶。河南府乃是天子脚下的腹地，哪里能有什么敌军，此事当然纯属造谣。显然是有人故意想把水搅浑，好趁机浑水摸鱼。为此，宋绶建议设立一个奖励制度，鼓励百姓举报和揭发那些散布谣言、扰乱人心的人。这个建议后来得到了仁宗的批准。

但显然，宋朝统治者觉得，发动群众起来与谣言做斗争的治谣之术，在四川可能不会有多大的效果。这大概跟宋代人对四川民风的刻板印象有关。关于宋人对四川民风“奸讹易动”的认知，前文已谈过一些。这里再补充一个故事。

据南宋初年成书的《邵氏闻见后录》记载，苏轼在朝为官的时候，朝廷流行一种说法，叫“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世人普遍认为，福建人和四川人风俗相同，是因为肚子里都有虫——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语双关”，因为“闽”字和“蜀”字的字形，内部都有一个“虫”字，同时“腹中有虫”，意味着人心不良，意在嘲讽这两个地方坏人多、好人少。

有一次，苏轼在大庭广众之下听到有人讲这个段子，非常生气，引经据典地反驳说：“《尚书》上都说‘立贤无方’，你们怎么能这样乱讲呢！”苏轼试图强调的是：一个人的好坏，跟他是哪里人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时，另一位大臣刘安世（1048-1125）突然站出来说：“这种无聊的说法，我本来也是没有听说过的。但是所谓‘立贤无方’，必须是‘贤人’才可以，如果是普通人或者连普通人都算不上的才智低劣之人，还是多少会受当地风俗的影响。所以，一个人岂能不受到当地习气的影响而发生性情上的改变呢？”听到这话，连一向能言善辩的苏轼都只能默然无语。

这个故事说明，连四川人中最优秀的苏轼，在外人面前说起家乡的风土人情时，都不得不承认，四川这个地方的风气就是不行！

刘安世是河北人，为人一向比较“毒舌”，年轻的时候就把名满天下的朝廷重臣文彦博“怼”得说不出话来。当时，刘安世的父亲刘航任河南监牧使。马政是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刘航跟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枢密使文彦博就走得很近，刘安世也就经常有机会跟文彦博一起坐论天下大事。

有一次，文彦博对刘安世感叹说：“王安石把天下败坏到这个地步，以后的人还能做什么呢！”文彦博对王安石变法一向持反对态度，时常说些王安石败乱天下的话，不过是为了纾解一下自己的愤懑心情，同时表达一下自己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却不能阻止王安石乱来的无奈。但刘安世听后却立即义正词严地拱手说道：“安世觉得，明公这个说法是不对的。现在所谓的新法，是真的顺应了人民的愿望，给老百姓带来了实际的好处吗？如果没有，明公就应该当仁不让地起来救民于水火，顺应民意，废除王安石制定并推行的那些有害的新法，实施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咱们有民意的支持，废除新法，拨乱反正，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

刘安世这么一说，让文彦博“甩锅”不成，直接“破防”。这位见惯了大场面的朝堂大佬，在一个小年轻面前，竟然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刘安世和苏轼争论“闽蜀同风”的故事，应该发生在元祐年间（1086-1094）两人同在朝中为官的时候。事实上，刘安世对于四川民风的看法一向如此。元祐三年（1088）十一月，他接连上书朝廷，反对任命为人“刻薄急进”的韩玠为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其理由就是“两川之俗，易动难安”，派韩玠这样急功近利的人前去，肯定会激起民怨，最终可能会引发大乱。可见，刘安世在“闽蜀同风”一事上当面驳斥苏轼，是真的相信四川奸民众多，他在跟同僚斗嘴时是这个态度，处理国家大事时也是这个态度，始终如一，并不双标。

“易动难安”也罢，“奸讹易动”也好，宋人对四川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成见。所以在宋朝统治者看来，谣言一旦在四川生成，其威力将比在别的地方大得多，足以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所以才不惜在谣言治理上重拳出击。

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咸平四年（1001）的这一诏令有助于迅速平息谣言可能引发的骚乱，但是其消极影响也很明显，一方面，它可能导致官吏滥用权力，对民众无端打压；另一方面，老百姓可能并不想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但如果连发泄情绪都会被严厉处罚的话，有可能会激起他们进一步的不满和反抗，反而会刺激谣言的滋生。

在四川推行的谣言严打，形成了恶性循环。四川民众对北宋朝廷的某项政策或某个官员不满，在舆论上就有所反应，而这些反应被当成谣言严厉镇压，然后继续产生舆情、继续被镇压。

谣言不断生成，朝廷由此产生了四川人就是喜欢造谣的错觉，于是进一步加大惩治谣言的力度。一个“只有四川人受伤的世界”的完美闭环就此诞生：朝廷在四川对造谣者或谣言涉案者采取乱世用重典的方式，民间的不满情绪得不到释放，民怨只会持续积累。四川老百姓只有通过制造谣言来进一步表达不满，然后四川自然成为各种谣言的重灾区，朝廷再顺理成章地出台更加严厉的政策法规，如此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