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前期，四川社会在各种压力大量积聚又得不到释放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对一些怪力乱神的谣言特别有兴趣。据《宋史》张詠本传记载，太宗末年（995-997）张詠担任益州知州期间，民间流传着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说是有白头翁会在午夜跑出来专门吞食人家的小孩儿。整个益州因此人心惶惶。老百姓被吓得不敢出门，一到晚上，路上空无一人，寂静得令人发怵。直到后来官府抓到了造谣者并将其处斩，这则谣言引起的恐慌才结束，民众也逐渐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五朝名臣言行录》补充了官府破获白头翁吃人谣言的细节。张詠在发现白头翁吃人的“妖言”引起民众大恐慌后，找来犀浦县知县，命令他尽快查清谣言的源头。只有抓住造谣者并严厉处罚，老百姓才能不再相信和传播这个谣言。

张詠怀疑造谣者是“归明人”，这是宋代的一个特殊群体，宋人把周边少数民族部落中主动来投靠宋朝的人称为归明人，意即“弃暗投明”。张詠指示犀浦知县，可以从归明人入手展开调查，最好是去街市上暗中观察，谁宣讲白头翁吃人的故事最起劲，谁就是造谣者。果然，犀浦知县在第二天就找到了造谣者，并将他们押送到成都交给张詠发落。张詠把造谣者公开处斩，谣言也就平息下去了。

白头翁吃人的谣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它展示了谣言是如何产生、传播的，以及谣言会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谣言的产生往往源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不确定。在这个故事中，白头翁吃人的传闻其实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但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流传开了，并导致整个益州人心惶惶。

一般老百姓并没有判断传闻真伪的能力，在面对未知或不确定的情况时，往往更容易相信和传播未经证实的负面消息，谣言就是这么诞生的。而谣言一旦生成，它携带的虚假的、负面的消息，马上会扩散开来，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从对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的威胁上来看，谣言可以说是看不见的敌人。

益州官府平息白头翁吃人的谣言，靠的是抓人、杀人，可见，早在咸平四年（1001）十二月真宗下诏允许四川地方当局根据情节轻重对造谣者先斩后奏之前，四川的地方官在实际操作中已经这么干了。但有意思的是，主政益州的张詠却不认为官府平息谣言的秘诀是严刑峻法，他在事后说：“惑众妖言兴起，是社会上不好的氛围在作祟。妖怪是有形状的，谣言是可以找出其踪迹的。要想制止谣言的传播，关键在于识别谣言的虚妄，并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是用所谓‘厌胜’之类的方术去压制它。”这就是张詠发明的“止讹之术，在乎识断”的谣言治理策略。

显然，在张詠看来，严惩造谣者只能解决浅层问题，平息谣言引起的恐慌才是事情的关键。要想制止谣言的传播，关键在于提高人们的知识素养和辨识能力，让他们获得批判性思维，这样大家就能够自行识别和抵制谣言，形成对谣言的免疫力。这样即便谣言四起，大家只要不害怕，就不会引起社会动荡，谣言的威力也就大打折扣了。

不过，张詠的“提高自身素质、克服内心恐惧”的谣言治理策略，对老百姓来说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大部分民众其实都是没有“识断”能力的普通人。比起时政类的谣言，他们更容易被怪力乱神的传言吸引。事实上，像这种妖怪突然冒出来到处吃人的谣言，其实反映的是当时社会压力过大，已到了临界点。这恰恰是古代社会一种特别值得重视的民间舆论，把它当成谣言一禁了之，其实是在火上浇油。

北宋末年大奸臣蔡京（1047-1126）的儿子蔡絛（1096-1162）在其所著的《铁围山丛谈》中记载了一个类似的妖怪吃人的谣言。据说，北宋亡国的前几年，洛阳城里忽然冒出来一个形状像人、全身漆黑的怪物，每到晚上就出来伤人。人们都在传言，说它除了会掠食人家的小孩外，还喜欢咬人。于是，洛阳城中家家户户都准备了棍棒，以防遭遇不测；即使是盛夏酷暑，人们也不敢开门睡觉。这个怪物被叫作“黑汉”。吃人妖怪的谣言盛行，导致民心不安，人心浮动，很多人趁乱取利，偷东西，搞诈骗，各种为非作歹的人都猖獗起来。这个吃人黑汉的谣言风波，一直闹了一年多才平息下去。

洛阳的吃人黑汉和益州的吃人白头翁，看起来很像同一个东西，这两个谣言背后的逻辑更是如出一辙，反映的都是民间社会对于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恐惧。蔡絛说，他事后细想，这个黑汉谣言其实是一种预警，因为没过多久金军南下，西京洛阳连同东京开封一起沦陷，北宋也随之亡国。

所以对付谣言，真正要解决的是谣言所引起的恐慌，从这一点看，张詠确实是目光如炬。

宋代史籍中，可以见到很多“讹言相惊”的例子，谣言的传播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民众恐慌，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而恐慌，又会加速和加剧谣言的进一步传播。

庆历五年（1045）七月，新州（治今广东新兴）知州狄栗（990-1045）病故。他大约在宝元二年（1039）前后任襄州（治今湖北襄阳）下属的谷城县令时，因修建孔庙而结识了大文学家欧阳修，他死后，欧阳修为他撰写了一篇墓志铭——《大理寺丞狄君墓志铭》。欧阳修在文章中回忆说，狄栗在谷城当县令的时候，正好碰上宋夏战争爆发，为了应付边防压力，内地州县开始大量征召身体强壮的人去当兵打仗。这时谣言四起，人人惊扰不安，纷纷传言朝廷正在到处抓人到前线。

朝廷抓壮丁的谣言一出，谷城的几万百姓因为害怕自己或家人被抓去当兵，全都跑到县城躲了起来。这时恰逢秋季，大雨下个不停，气氛显得更加紧张。这么多人聚集在县城里，导致米价飞涨。一场因为谣言恐慌而造成的饥荒在谷城突然上演，据说最后县城里连一粒米都找不到了，差点搞出大规模饿死人的恶性事件。幸好后来狄栗及时开仓赈灾，才化解了一场大灾。

宋夏战争的爆发，破坏了宋朝内地人民和平安定的生活，自从太宗北伐企图收复幽云失败，北宋的国家政策由重武功转向重文治以后，已经有几十年没有打过大仗了。宋夏战争开始后不久，由于前线战事不断恶化，宋朝的总体应对策略就是扩大军队规模，企图靠雄厚的兵力在战场上威慑对手。保持一支庞大军队的国策，很多大臣都反对，觉得这是劳民伤财的昏着。但朝廷对军队的战力严重缺乏信心，宋军规模在这段时间急剧膨胀。据《宋史·兵志》统计，真宗年间宋军的总体规模只有九十一万，宋夏战争爆发后，这个数字迅速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

实际上，宋朝政府在这个时候到处抓壮丁的可能性并不大。宋朝是募兵制，主要是花钱招人当兵，像前代著名的“石壕吏”故事中那种强行抓壮丁的情况并不多见。

和平时代突然结束，战争重新开启，让内地州县的民众心理上受到较大的冲击，一个抓壮丁的谣言就让社会陷入了混乱。这足以说明，宋仁宗中期养尊处优多年的宋代社会危机意识十分淡薄，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极差。

当然，面对类似的抓壮丁谣言引发的恐慌，也有一些官员不顾民情，采取高压政策压制民间的议论。这也可以起到平息谣言的作用，但这么做显然并不是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值得鼓励的方法。

熙宁三年（1070），曾孝宽（1025-1090）奉旨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当时朝廷正在推行保甲法，这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新法在开封府试行期间，老百姓对保甲法不明所以，一时之间流言四起。到处都在传，朝廷实行保甲法，就是要把老百姓通通抓起来当兵。开封府知府韩维（1017-1098）眼见民间人心惶惶，无心生产，担心错过农时，立即向朝廷建议在农闲之时再推行新法，以免影响农业生产。

然而，面对谣言引发的舆论，曾孝宽的态度却非常强硬。他将民间对保甲法的抵触情绪一律指斥为造谣生事，让吏人在开封府所辖的十七个县到处张贴榜文，说要公开悬赏捉拿那些散播谣言、蛊惑百姓闹事的人。在他的重拳出击之下，老百姓们自然不敢再乱嚼舌根，谣言很快就平息了下去，而韩维暂缓推行保甲法的建议，最终也没有被朝廷采纳。

开封府的保甲法谣言事件，非常生动地反映了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信息不畅导致的政策误解和民众恐慌。所谓保甲法，主要是在乡村中推行保甲制，每十户人家组成一个小组，叫作“保”。每五个“保”组成一个更大的组，叫作“大保”。每十个“大保”又组成一个更大的组，叫作“都保”。这些组织里，都是选当地最有钱的人来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长。这样做的目的是把松散的农民集中控制起来，一来可以防止农民造反，二来又可以加强地方的军事防御力量，农民平时种田，战时打仗，起到节省军费的作用。

保甲法作为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措施之一，初衷是强化地方治安并节省军费开支。由于信息不畅，加上老百姓的理解能力有限，民众对这个带有军事化管理色彩的新法产生了很大的恐慌情绪，担心自己会被强制征召入伍。在宋代，当兵可不是什么好事，民间对于军人的刻板印象是极为负面的。

“非游手无籍之徒，则负罪亡命之辈耳”，宋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文献通考》就说，在宋代实行募兵制的情况下，愿意投身军旅的人，大多是些生活无依、漂泊不定的二流子；或是背负着重罪、四处逃窜的黑心人。那些品性纯良、生活安稳的良家子弟，对当兵这种事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这就是宋人所谓的“良民不为兵也”。

因此，在宋代，世人提起当兵的人，总会带有一些嘲讽与轻蔑的意味，比如“黥卒”（字面意思是“脸上刺了字的兵士”）和“老兵”是宋代最常见的对军人的称呼。这些称呼肉眼可见地透露出对军人的轻蔑与不屑。这说明，到了宋代，在世人眼中，当兵已经成了一件可耻的事情。

所以，老百姓听到要试行保甲法时，因为对当兵的恐惧而产生的造谣与传谣的种种行为，就很好理解了。恐慌制造谣言，谣言放大恐慌。而曾孝宽为了政绩，完全不顾老百姓的疑虑，借口打击谣言，严厉压制民间的不同声音。他这种枉顾民情、不恤民意的做法，短期内确实可以完成朝廷交付的任务，却称不上是治理地方的善政，只会进一步加剧官民关系的紧张，透支朝廷的合法性，引起更多的社会不满。从长远来说，不利于官府对谣言及其所引发的恐慌性事件的风险管控。

事实上，由于老百姓对朝廷或官府有着天然的不信任感，越是有新政策出台的地方，越容易成为谣言的重灾区。谣言一旦形成规模，不但会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惊恐感，扰乱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会给政策推行造成阻力。

元祐二年（1087）三月，右谏议大夫梁焘（1034-1097）向临朝听政的宣仁太后汇报说，他私下听说最近有些大臣上疏，请求参照唐代大臣王涯变革服饰制度的设想，推行宋朝自己的服饰制度改革。他听说相关改革事宜已交付有关部门进行了讨论。此事已经引起朝野上下的议论，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王涯在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出任主管礼仪事务的太常卿，他在太和六年（832）提出了一整套的服饰改革计划，总体思路就是“复古”，这立即招致全国上下的不满，“谤讪嚣然”，朝野上下舆论哗然。

推行服饰复古改革，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瞎折腾。宋廷的中枢决策层拿到这个议案之后，也觉得不靠谱，就让有关部门去商量研讨。但大家都不愿担责，于是一直犹豫不决，不敢轻易拍板到底要怎么做。这时，不知是谁泄露了消息，社会上关于朝廷准备大力推行服饰复古改革的各种小道消息开始沸沸扬扬起来。都是江湖传言，内容基本不实，但谣言一传起来，传播速度却超乎寻常地迅速，不但京城的老百姓不能安心生产生活，连偏远地区的百姓也感到惊疑不定。

梁焘于是上奏朝廷，希望宣仁太后能够断然采取措施，明确表示朝廷不会支持服饰制度改革的提议，以安人心。几天之后，见朝廷没有动静，梁焘再次上书，他说：“我在外地，听到各种有关服饰复古改革的说法。等到我进了京城以后，才了解到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谣言已经传开了，无论是士人还是工匠，都被传闻吓得不轻，人心惶惶。”梁焘认为，谣言引起的社会恐慌已经非常严峻，朝廷必须果断表明态度，向天下宣示不支持这个荒唐的改革设想，以安定人心。

在古代，服饰不仅仅是个人审美的体现，更是社会身份、地位乃至政治立场的象征。任何关于服饰制度的改革都会牵动社会的神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政府在服饰上追求复古，触及了社会的敏感点，必然遭到强烈的反对和质疑。元祐二年（1087），服饰制度改革的谣言一经传出，上至士人，下至工匠，各个阶层的人都开始担心自己的生活会受到影响，这种恐慌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这时候，朝廷及时出来辟谣就变得很重要了，这也是梁焘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要求宣仁太后早下决断，明确表态的原因。

从以上几个谣言故事中可以看到，谣言本质上是一种民间舆论的过激反应。很多时候，老百姓意见得不到官府注意，或者对官府的政策有所不满，谣言就会滋生并得到大规模的传播。对这种性质的谣言，一味地严厉打击和压制并不是好的解决办法。但也不可否认，民间舆论并不是铁板一块，有时候有些反对意见，甚至有可能是“坏人”刻意制造出来想要达成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这种类型的谣言，虽然也是民间舆论的一种，却是应该严厉打击的对象。

绍圣四年（1094），时任“江、淮、荆、浙、福建、广南等路提点坑冶铸钱事”的张次元（1028-1094）病逝，他的家人找到他们的常州老乡、著名学者邹浩（1060-1111）写行状。邹浩是张次元的外曾孙辈，从小得到过张次元的照顾，于是欣然应允，写下了《故朝请郎张公行状》，详细叙述了张次元的生平。邹浩回忆说，嘉祐三年（1058）张次元在担任常州下属的武进县（治今江苏常州）知县时，被当地豪强势力以“飞语撼摇”，他们反对张次元上任后推行的修复农田水利设施的政策，但又找不到合理的理由，就试图用谣言来中伤他主持的农田水利建设工作。

武进当地有条小河名叫白鹤溪，溪水灌溉了大面积的民田，老百姓深受其利。但张次元上任时，白鹤溪因为久未疏浚，堵塞不通，于是开始组织人力大张旗鼓地搞起了白鹤溪疏浚工程。

当地一些冒占白鹤溪沿岸土地的“大姓”人家觉得，白鹤溪的河道扩容，一定会占用沿岸的土地，他们的利益必定受损，于是开始到处散播谣言，试图动摇武进县政府继续推行疏浚工程的决心。但张次元不为谣言所动，坚持完成了这项利国利民的工程。疏浚工程完工后，白鹤溪的水蜿蜒一百多里汇入滆湖，当地从此不再干旱缺水，直到北宋末年，当地人还依赖这条河灌溉农田。民众为了纪念张次元，便把这条河叫作奉礼河。因为当时张次元是以“太常寺奉礼郎”的身份来武进当知县的。

这个故事中的“飞语”，跟之前那些带有一定民间舆论性质的谣言不同，可以说是一种恶性谣言。面对这种恶性谣言，很多时候被造谣者往往处于非常不利的被动地位，对于谣言中伤的内容，有时真是百口莫辩。张次元家在当地也是“大姓”，且是累世官宦之家。其父张昷之官至天章阁待制，晚年定居武进。张家在当地也是有权有势有钱，否则未必能够挡得住当地豪强大姓发起的谣言攻势。

事实上，当时朝堂之上，用“飞语”造谣、攻讦政敌的事情相当普遍。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被造谣者是基本没有招架之力的。比如宋英宗即位后，朝廷上下都在疯传时任三司使、主持全国财政工作的大臣蔡襄（1012-1067）的一些谣言。当时的谣言版本众多，所谓“传者多端”。不过，传言虽然五花八门，但主旨就是一个：蔡襄在仁宗晚年打算选立英宗时曾提出过不同意见，试图阻止英宗成为皇位继承人。

这个谣言用心极为恶毒，以致英宗跟人聊天，听到蔡襄的名字，就会脸色大变，显露出极度嫌弃的神情。一年多以后，治平二年（1065）二月，英宗找到宰相们，坚决要求将蔡襄罢职外贬。

宰相韩琦（1008-1075）想为蔡襄辩白，英宗不顾证据不足，非常意气用事地说：“宫里面虽然并没有看到相关的文字记录，但朕在庆宁宫（英宗即位前居住的地方）时就已经听说过这事了。”韩琦只好说：“这都是些模糊不清的传闻，事情的真假还没有弄清楚，希望陛下再仔细审查一下。如果蔡襄因为这些不实的传闻而获罪，那么今后小人就可以随意诬陷他人，从此朝堂之上，正直的人就难以立足了。”

另一位宰相曾公亮（999-1078）也站出来为蔡襄说话。顺便提一句，他的儿子，就是前文刚刚提到的那个急于立功，不顾百姓反对，把民间舆论当谣言打击的曾孝宽。

曾公亮明确反对英宗因谣言而处罚大臣，他说：“京城的人向来喜欢造谣，常常是一个人编出一段假话，大家就会跟着疯传，最后假的就传成真的了。以前就有人用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语去陷害忠良，不仅给被造谣的臣子带来祸殃，也会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祸患。”英宗也不反驳，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为什么大家只造蔡襄的谣，不造别人的谣呢！”

尽管还有很多大臣也劝谏英宗不可轻信谣言，但英宗一概不听，最终还是罢免了蔡襄的三司使之职。蔡襄因“飞语”获罪的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北宋中期谣言在上层政治中的巨大破坏力。皇帝也信谣，诚不我欺也！

有意思的是，在这次谣言事件中，身为宰相的曾公亮“吐槽”说“京城的人向来喜欢造谣”，这倒是提示了我们，在甲午再乱的谣言兴起之后，仁宗为什么也会信谣。

注意，皇祐二年（1052）十二月，仁宗听说甲午再乱谣言后，想到的不是出面辟谣或者打击造谣者，而是跟宰相商量应该派什么人去四川应对即将出现的大乱，显然，仁宗觉得四川就是要出乱子的，他对这个谣言深信不疑。曾公亮的话表明，谣言不但在地方上随时发生，在天子脚下的京城也一样是满天飞的状态。仁宗自己就生活在一个谣言盛行的环境中，对谣言的恐惧，他并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