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兰州的约翰·布莱希特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家中的办公室里批改《流行病学410》的论文。这是实时通话，而非礼貌留言，我不能想何时处理就何时处理。我已经习惯了把布莱希特上校当成“我的老上司”。显然，这么想还为时过早。

他说：“克莱尔，我们发现了银火病毒一个小小的异常现象，我觉得，你说不定会感兴趣。在自相关[也叫序列相关，是一个信号于其自身在不同时间点的互相关。]变换上，有个小光点怎么也消失不了。既然你在放假……”

“放假的是我的学生，我还有工作要干。”

“哦，我还以为，像这些用人干的杂活儿，哥伦比亚大学可以随便找个什么人来接替一两周呢。”

我默不作声地端详了他片刻，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跟他说：像他自个儿手头这些用人干的杂活儿，也另外随便找个什么人来接替好了。

我说：“具体是什么异常？”

布莱希特露出了笑容：“是一道微弱的痕迹，可能很重要，也可能无所谓，还说不清楚。这是你的专长。”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地图，显示他面孔的对话框收缩成了嵌套的小图。“似乎起于北卡罗来纳州，在格林斯博罗附近，正向西移动。”地图上布满小圆点，标明了最近的银火病例出现的位置——用颜色进行了编码，从假设的“感染日”开始计算，按照经过的时间排列，这些小圆点就位于患者当时所处的位置。获悉了搜寻内容的确切信息之后，我只能分辨出一道隐约的光谱序列，穿过了局部爆发的零散花朵：有点儿像是模糊的彩虹轨迹，颜色由红转紫，刚过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以西便消散了，化作一片渺茫。然后……假如我眯眼细看，便又可以辨认出另一道痕迹，与前一道几乎同样确定无疑，从肯塔基州横扫而下，形成了一条完美得惊人的弧线。再过几分钟，我就该辨认出格劳乔·马克斯[美国电影演员。]隐藏的面容了。人类的大脑实在太擅长寻找图案；倘若没有缜密的统计工具，我们就无可奈何了，成了万物有灵论者，想抓住每一股随机飘来的空气中包含的意义。

我说：“那数值看着怎么样？”

“处于P值[用于判定假设检验结果的参数。指当原假设为真时，比所得到的样本观察结果更极端的结果出现的概率，P值越小，说明原假设情况的发生概率越小。]的临界水平上，”布莱希特承认，“但我认为还是值得查一查。”

这道假设的痕迹中，可见部分在时间上的跨度至少经过了10天。然而，接触病毒3天以后，一般人要么已经死亡，要么也进了重症监护室，不会正无忧无虑地驾着车，在乡野间穿行。一般而言，对传染路径进行精确追踪的地图看起来就像随机漫步，平均自由程有5～10公里长；即使是航空旅行，哪怕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倾向于引发大量分散的小规模疫情。假设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无症状感染者，那就绝对值得查上一查。

布莱希特说：“眼下，你对通知数据库拥有完整的访问权限。我会向你提供我们的临时分析，但我确信，你自己对原始数据的处理会更出色。”

“这一点毫无疑问。”

“好，那你明天就可以动身了。”

*　*　*

我在黎明前醒来，在10分钟内就收拾好了行李，此时，亚历克斯还躺在床上，在睡梦中对我骂骂咧咧。然后，我意识到还有3个小时要打发，却连一件可干的事也没剩下，于是又爬回了床上。当我再次醒来时，亚历克斯和劳拉都起床了，正在吃早餐。

然而，在劳拉对面坐下时，我不禁怀疑自己是否仍在做梦：就是那种不知不觉的梦，在梦中安慰自己“不必醒来，因为已经醒了”。在我14岁女儿的脸上和手臂上，布满了象征炼金术和黄道带的符号，有红有绿有蓝，涂得五颜六色。她看起来就像某部恐怖的虚拟现实迷幻电影里的角色，被特效软件摧残了一番。

她挑衅地回瞪着我，仿佛我已经用某种方式表示了不赞成。事实上，我还没有产生这样平凡的情绪——等确实产生了以后，我也紧闭着嘴，没有开口。我了解劳拉，这些绝不是一洗就掉的赝品，不过，借助透皮酶贴片，仍然可以不必流血就将其抹去，就像当初植入这些图案的染料贴片那样。所以我表现得还行，一个字也没说：既没有廉价的逆反心理（“噢，多好看啊，是不是？”），也没有（直率地）抱怨说，如果不在本学期开始之前把这些文身抹掉，她的校长就该来烦我了。

劳拉说：“你知道吗？艾萨克·牛顿花在炼金术上的时间比琢磨万有引力理论的时间还多。”

“是啊。那你知道他一直到死都还是个处男吗？榜样的力量很强大，对吧？”

亚历克斯警告地斜睨了我一眼，并不认同。劳拉继续道：“有一整套秘密的科学史，在经过审查以后，都从官方报道里删除了。直到现在，每个人都能接触到原始的资料来源，被隐藏起来的知识才大白于天下。”

听到这样的话，我真不知若不大声哀叹，还能如何真诚地作答。我平心静气地说：“我想，你会发现，大部分知识其实从前就已经‘大白于天下’了。只是事实证明，大家的兴趣不大。不过当然了，看看人们曾经钻过的一些死胡同也是很有意思的。”

劳拉朝我笑了笑，神情中带着怜悯：“死胡同！”她把盘子里的面包屑拣了个干净，然后站起身，迈着轻快的步子离开了房间，仿佛刚才是在一场战斗中大获全胜。

我哀怨地说：“我错过了什么？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亚历克斯倒很淡定：“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音乐罢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3个17岁少年，他们的皮肤完美得不可思议，戴着大大的棕色隐形眼镜，乐队的名字叫什么‘炼金师’——”

“是啊，我知道这个乐队，但‘新炼金术士’可不只是泡泡糖音乐，而是一大邪教——”

他哈哈大笑：“哦，得了吧！有一支跟魔鬼差不多的重金属乐队，你妹妹不是特别想睡他们的主唱吗？我都想不起来了，她最后居然把黑猫钉在倒置的十字架上。”

“那绝不是情欲。她只是想知道他有什么护发的秘密绝招。”

亚历克斯坚定地说：“劳拉没事。只要……放松就行了，等着瞧吧。除非你想给她买一本《福柯的钟摆》。”

“她多半领会不了其中的讽刺意味。”

他捅了捅我的胳膊，说要动手是假的，但气愤是真的：“这么说可不公平。最多……6个月吧，她就会把‘新炼金术士’给咂巴干净，再吐出来。‘山达基教’她喜欢了多久？1个星期？”

我说：“‘山达基教’一看就知道是傻不拉叽的胡言乱语。‘新炼金术士’却可以利用5000年的文化装饰。它很狡猾：有传统渊源，有一整套美学……”

亚历克斯插话道：“没错，再过6个月，她就会明白的：你可以欣赏它的美感，而不必接受这样的胡说。就因为炼金术原先是条死胡同，否定不了炼金术仍然有它优美迷人的地方……可是，优美迷人也说明不了炼金术里有半句真话。”

我思索了半晌，然后俯身吻了吻他：“你说得对，真是讨厌哪：你总是把事情说得那么清楚。我这该死的保护欲实在太强了，对吧？所有的问题她自己都会解决的。”

“你也知道，她可以的。”

我瞥了一眼手表：“见鬼了。你能送我到拉瓜迪亚去吗？我现在绝对叫不到出租车了。”

*　*　*

在这场大流行的早期，我动用了一些关系，安排了手底下的一组学生去近距离观察一名银火病人。我们自己埋首于抽象的地图、图表、数字模型和推断，而没有目睹过某位病患真实的身体状况，无论这些信息对这一仗的胜利有多重要，这种做法似乎都是错误的。

我们并不是非穿生化防护服不可。那个年轻人躺在一个四壁是玻璃、密不透风的房间里，一根根管子向他体内输送着氧气、水、电解质和营养物质，以及抗生素、退烧药、免疫抑制剂和止痛药。没有床，也没有床垫；病人被嵌在一块透明的聚合物凝胶中：这是一种具有浮力的半固体，可以限制褥疮生长，并引走从他原先的皮肤处流出的血液和淋巴液。

我突然无声地哭泣了一小会儿，流下了愤怒的热泪，令我自己吃了一惊。我的怒气随之消散一空了；我知道，这责怪不了任何人。半数学生都获得过医学方面的学位——可是，相较于那些从未踏足过创伤病房或手术室的新手统计员，若说学生们的表现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们反而显得更深受震动——这多半是因为他们可以更好地想象，假设不是头骨内注满了麻醉剂的话，这个人会有怎样的感受。

这种传染病的官方名称，其实叫“全身纤维化病毒性硬皮病”，然而，“SFVS”这个缩写是念不出来的，假如新闻阅读器把全称完整地拼写出来，人们又会看得两眼发直。我也像其他人一样沿用了“银火”这个新病名，但心里对其一直很厌恶：这名字实在太他妈诗意了。

当银火病毒感染了皮下结缔组织中的纤维母细胞，就会导致它们变得过度活跃，产生出大量的胶原蛋白——这是一种从正常基因转录而来的变体形式，但组合得并不完美。这种变性蛋白在细胞外的空间里形成了固体斑块，扰乱了营养物质向上方的真皮层流动的过程，最终，蛋白斑块变得极为臃肿，以致将通向真皮层的路径完全切断。银火病相当于将你从内向外剥皮。也许，这是一个释放出大量病毒的良好策略——不过，谁也不知道病毒是何时在偶然间发现这个诀窍的。目前尚未发现有亲本菌株寄居的假想动物宿主，无论这样的寄居是否善意。

若说裸露的胶原蛋白斑块让淋巴闪烁出的病态白色是“银”，那么，发烧、自身免疫反应和被活活焚烧的感觉就是“火”。不幸中的万幸在于，无论如何，这种疼痛都不会持续太久。第一世界会提供标准的姑息治疗，其中包括持续不断的深度麻醉——假如没有得到那种水平的高科技干预，患者就会很快陷入休克，然后死去。

最初的暴发已经过去了两年，病毒的起源却依旧不为人知，疫苗的研制仍然遥遥无期。虽然患者几乎可以无限期地存活下去，但是，无论是清除体内病毒，还是移植人工培养的皮肤，所有治疗银火病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了。

全世界有40万人感染了银火病，其中90%都死了。讽刺的是，在最贫穷的国家，由于营养不良导致迅速发病，银火病几乎被彻底消灭了；病毒在非洲发作的大多数情况下，病患当场就在这样的烧灼中去世了。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相比，在美国，不仅依赖生命维持手段的住院患者所占人口比第一，新增病例率也即将名列前茅。

握手就可以传播病毒，甚至乘坐拥挤的公共汽车都有可能中招——每次接触事件的传染概率固然很低，但累积起来却很高。在中期，唯一有所帮助的措施就是隔离潜在的病毒携带者，迄今为止，在具有传染性的情况下，似乎无人能长期保持健康状态。假设布莱希特的计算机发现的“轨迹”并不只是统计学上的幻象，那么，缩短这条轨迹或许便可拯救几十条生命，弄清它是怎么回事则可能会拯救数千人。

*　*　*

当飞机在格林斯博罗郊外的特里亚德机场着陆时，已经临近中午时分。有辆租来的车正等候着我；我朝着仪表板挥了挥笔记本，把我的资料传输过去，然后在压电制动器的嗡鸣声中等着座椅和控制装置重新微调。我开始倒车，向停车场外驶去，此时立体声音响播放起了舒缓的即兴演奏曲，一个不带感情色彩的标题开始闪烁：2008年6月11日离开机场曲。

开车进城时，我吓了一跳：从路上便可望见几十块种植了烟草的大片田地。重新长出的野草到处蔓延，就连郊区也并不安全。这样可笑的情况早已成了老生常谈，但目睹这样的现实却仍然令人震撼：即使尼古丁终于重蹈了苦艾酒的覆辙，种植的烟草仍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因为事实证明，烟草花叶病病毒是一种极为方便和高效的载体，可以用于引入新的基因。这些植物的叶子会用来搭载药物或疫苗抗原，在需求最旺的时候，价格相当于未经修饰的原种的20倍之多。

离我的第一场约见还有将近1小时，所以，我开着车在城里四处觅食，寻找午餐的地点。自从布莱希特打来电话以后，我一直相当兴奋，来到这里的感觉竟然这么好，这让我有些诧异。也许，这只不过是因为向南而行，光线照射的角度突然发生了轻微的变化——这是一种有益的纬度差，等同于时差反应。当然了，看过纽约的面目之后，格林斯博罗市中心的一切都显得熠熠生辉，现代建筑的色调淡雅柔和，与保存完好的历史古迹并立，显得出奇地和谐。

最后，我在一家小餐馆里一面吃起了三明治，一面再次痴迷地翻看着自己的笔记。我已经有7年没真正处理过这样的事了，从理论家重新变回实践者，我几乎没什么时间完成这样的心理转变。

此前两周，格林斯博罗又新增了4例银火病。很久以前，各地的卫生部门便已放弃了确定每起病例感染途径的努力。鉴于该病易于传播，又无法向患者本人提问，确定感染途径就需要付出相当繁重的劳动，而且几乎产生不了什么切实的益处。最有用的策略不是追溯病源，而是将每个新增病例的家人、同事及其他已知的接触者隔离大约1周。病毒携带者具备传染性的时间至多两三天，之后就会自行发病了，迹象非常明显，无须刻意寻找。布莱希特发现的彩虹轨迹意味着两种可能，要么是这样的常规出现了例外，要么就是在不经由任何单一携带者传播的情况下，新增病例就像涟漪一般，从一个城镇蔓延到了另一个城镇。

格林斯博罗大约有25万人，不过，具体的人口数量取决于在何处划定城市的确切边界。北卡罗来纳从未过多进行过内爆式的城市化；近年来，乡村地区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各个主要城市，微型村庄运动在这里如火如荼地展开——至少在规模上与西海岸相当。

我在笔记本上调出了这一地区的人口密度曲线图。乡村地带的曲线起伏平缓，在这样的背景衬托下，即便是罗利、夏洛特和格林斯博罗这3个地方，曲线高度也只能算是适中，在这张颠倒的地形图上，唯独阿巴拉契亚山脉本身形成了一道深深的沟壑。地图上遍布着数百个小型的新社区，散落在建好的城镇之间，城镇的数量已经多不胜数。这些微型村庄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但绝对算得上是高科技的绿色村庄，村里有太阳能光伏，有小规模的本地水处理设施，还有卫星链路，代替了与集中式公用设施的连接。这些村庄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村舍服务业，诸如软件、设计、音乐、动画等。

我打开一张覆盖图，上面显示的是估算出的人口流动规模，采用的是与银火病相关的时间尺度。主要干道和高速公路都闪耀着明亮的白光，各个小镇通过自身如毛细血管一样纤细的路网，连接到了这面光网上，但微型村庄却几乎从画面中消失了：人人都在家里远程办公。因此，倘若银火病的随机暴发沿着州际公路直接蔓延开去，而不是像常见的醉汉乱走那样，在这片人口相对稠密的土地上扩散，那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

即便如此……我到这里来的意义完全在于发现一件事，此事所有的计算机模型都无法告诉我，即作为模型基础的假设是否存在危险的缺陷。

*　*　*

我离开小餐馆，开始工作。这4个病例来自4个不同的家庭，我在室内待了漫长的一整天。

与我会面的每一个人都已经解除了隔离，但仍然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银火病袭来的时候，就像一列特快列车：你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本完全健康的孩子、父母、配偶或爱人便在你眼前死去了。你最不需要的，就是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盘问两小时。

等我来到最后一家时，天已黄昏，重新接触田野调查带来的喜悦早已消散殆尽。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盯着一尘不染的花园和蕾丝窗帘，听着蟋蟀的鸣唱，真希望不必进去面对这家人。

黛安·克莱顿是位高中数学教师；她丈夫埃德则是一名工程师，在当地的电力公司上夜班。他们有个13岁的女儿谢丽尔。18岁的迈克进了医院。

我与他们一家三口坐在一起，但说话的主要是克莱顿女士。她待我既耐心又礼貌，态度小心翼翼，但过了半晌之后，我发现，她显然还处在一种恍惚状态中。她深思熟虑地慢慢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但我不知道，她究竟是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抑或只是在装装样子而已，就像处于自动驾驶状态的汽车。

迈克的父亲帮不上多少忙，因为他上的是夜班，与家里其他人的生活步调不一致。我试着多用眼神与谢丽尔交流，鼓励她开口说话。这很可笑，但即便是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也心怀歉疚——仿佛我之所以到这里来，是为了把某种垃圾产品兜售给这家人，现在我正设法绕过父母的抵制。

“这么说……星期二晚上，他绝对是待在家里的喽？”我正在填写一张表格，记录迈克·克莱顿在出现症状前1周的各种活动，精确到每小时。这种常规做法像盖世太保一般吹毛求疵，而从前的调查仅仅要求提供一份性伴侣及体液交换名单，相比之下，那样的日子显得多悠闲哪。

“对，没错。”黛安·克莱顿双眼紧闭，再一次回想着当晚的事，“我跟谢丽尔一起看了会儿电视，大约……11点吧，就上床睡觉了。迈克肯定一直待在自己房间里。”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博罗分校上学，正在放假，没什么理由到了晚上还要学习，但他可能会在网上社交，或者会看看电影。

谢丽尔犹豫地瞥了我一眼，然后怯生生地说：“我觉得他是出去了。”

她母亲转身面向她，皱起了眉头：“星期二晚上吗？没有！”

我问谢丽尔：“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哪家夜总会吧，我想。”

“是他说的？”

她耸了耸肩：“他打扮得像是要去那种地方似的。”

“但他没说是哪儿？”

“没说。”

“会不会是别的什么地方？朋友那儿，还是一场派对？”根据我收集到的信息，格林斯博罗没有哪家夜总会在周二营业。

谢丽尔仔细想了想：“他就说他要去跳舞，再没说别的。”

我重新面对着黛安·克莱顿，因为插不上话，她明显正觉得心烦意乱。我说：“您知道他有可能会跟谁一起去吗？”

假如迈克有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那么，这件事他并未提起过，但她给了我3个老同学的名字。她不断地为“疏忽大意”向我道歉。

我说：“没关系，真的。谁也没法记住每一个细节。”

1小时后，我离开时，她仍是一副心烦意乱的模样。儿子没告诉她就出门了——或者他告诉过她，而她却忘记了——不知怎么回事，现在这件事却成了引发整起悲剧的原因。

我觉得自己对她的痛苦负有部分责任，却想不出还能有什么不同的处理方法。医院会给她提供专家咨询的，那根本不是我分内的工作。像这样的事以后肯定还会出现，假如我开始将其视作针对我个人的事，那用不了几天，我就会崩溃。

夜里11点之前，我总算一个不落地追踪到了那3位朋友——要是再晚，我就不敢给别人打电话了——但星期二晚上，这几个朋友谁都没跟迈克在一起，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不过，他们帮我重新核对了一些别的细节。结果，我坐在车里打了将近两个小时的电话。

可能有过一场派对，也可能没有。也许派对是为另一件事找的借口。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图表上出现空白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我完全有可能在格林斯博罗逗留1个月的时间，设法把所有这些空白都填满，却一无所获。倘若那名假想的病毒携带者参加了这场假想的派对（而格林斯博罗四人组的其他3名成员肯定没有参加——他们都解释了那天晚上的安排），那我只要继续沿着这道轨迹追查下去就行。

我入住了一家汽车旅馆，在床上清醒地躺了半晌，倾听着州际公路上的动静，心里一边想着亚历克斯和劳拉，一边还试着去想象那些不可想象的事。

但这种事绝不能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是我的家人，我要保护他们。

怎么保护呢？搬到南极去吗？

银火病发生的概率比癌症、心脏病和在车祸中丧生都低，在某些城市更是比枪伤还罕见。然而，除了进行彻底的物理隔离之外，没有任何策略可以避免患病。

眼下，黛安·克莱顿正在自我折磨，因为暑假期间，她没能把18岁的儿子锁在家里。她一遍又一遍地自问：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为什么会受到惩罚？

我本该把她拉到一边，直视着她的眼睛，提醒她：“这不是你的过错！不管你怎么做，都没办法预防！”

我本该对她说：这种事就这么发生了。人们无缘无故地就会遭受这样的痛苦。你儿子的生活毁掉了，这没什么道理可讲。这里找不到任何意义，只是随机的分子之舞而已。

*　*　*

我醒得很早，没吃早饭；7点半不到，我已经在40号州际公路上向西行驶了。我径直驶过了温斯顿塞勒姆，最近那里有几个人被感染了，但时间还不够近，不足以成为那道轨迹的一部分。

一觉醒来，我的悲观情绪有所减轻。这是个凉爽而晴朗的早晨，乡间的景致令人惊叹——至少，这里没有改成种植单调的生物技术作物，也没有变成比那还不如的高尔夫球场。

尽管如此，有些事情无疑在朝好的方向转变。20多年前，在40号公路上，我第一次听到一位电台福音传道者在宣扬20世纪80年代的仇恨福音，当时我年纪尚轻，头脑发热，我在下一个出口靠边停车，给电台打了个电话，冲着可怜的接线生大骂了一通。然而，事实证明，从一名肯尼亚妓女的骨髓中提取的永生细胞系与全能神灵的秘密武器一模一样，自此以后，这种难以捉摸的神学的支持者就诡异地保持着沉默。倘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尚未彻底消亡和埋葬，它的权力基础无疑也已开始衰落：在信息的浪潮中，它赖以维持的那种无知与狭隘似乎正变得难以为继。

当然，本地音频早就转移到网络上去了，包括传道者等的一切，原先的频段已经变得寂静无声。我驶出了手机信号的范围，与两万频道失去了联系，但这辆车上还配备了卫星链路。我打开笔记本，希望能稍微轻松一下。

我之前设定过程序，让知识矿工阿里阿德涅扫描所有可用的媒体渠道，寻找与银火病相关的信息。也许这纯属受虐狂的行为，但在媒体空间的浅层，这场流行病的真实面目投下了扭曲的影子，有谣言，有误报，有利用，也有歇斯底里，其中有些东西异常令人着迷。

不出所料，小报报道的角度一如既往地愚蠢：银火病是一种来自太空的疾病/是氟化反应的必然结果/是六七位名人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的原因。小报上提出了3种不符合事实的传播方式：今天是卫生棉条、墨西哥橙汁和蚊子（又是蚊子）。几名年轻的受害者“患病前”的照片很有吸引力，他们的家人也愿意在镜头中表现出崩溃的模样，小报对他们进行了集中报道。都进入新世纪了，依旧是老调重弹。

然而，在阿里阿德涅最近一次的扫描结果中，最古怪的一项根本不是出自典型的小报，而是一场采访，见于一个名为“终端聊天秀”的节目，采访对象是加拿大学者詹姆斯·施普林格（格林尼治时间周四23点，英国第四频道）。施普林格当时正在英国，（以真人形态）巡回宣传他的超文本新作：《网经》。

施普林格是个面容慈祥的秃顶中年大叔，据节目介绍，他是麦吉尔大学的理论副教授。显然，只有无可救药的简化论者才会问：“教的是什么理论啊？”据说，他的专业领域是“计算机与灵性”，不过，出于某些我不太理解的原因，有人居然就银火病征求他的意见。

“关键的一点在于，”他自信地一口咬定，“银火病是信息时代的第一场瘟疫。的确，艾滋病是后工业及后现代时期的产物，但它出现的时间要早于真正的信息时代的文化易感度。对我来说，艾滋病体现的是，西方唯物论负面的时代精神在整体上面临着世纪末不可避免的信心危机。但就银火病而言，我认为，关于这种所谓的‘疾病’，我们可以自由地拥抱比前者积极得多的隐喻。”

采访者谨慎地询问道：“所以……您希望，作为银火病的受害者，可以免于艾滋病患者所面临的谴责和歇斯底里？”

施普林格欣喜地点了点头：“那是当然！自从那些日子以来，我们在文化分析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是说，假设巴勒斯的《红夜之城》[“垮掉的一代”教父威廉·巴勒斯的著作，其中写到了一种放射性的热病在全世界肆虐。]在问世时，对集体潜意识能有更深入的洞察，那么，艾滋病这场瘟疫的发展过程或许就会与当初截然不同——这是乌托时[乌托邦是指从未存在过的地方，乌托时则指不可能存在的时代，是一种架空的可能性。]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目前，我手下有个博士生正在研究。不过，毫无疑问，鉴于信息时代的文化形态，我们已经为应对银火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我看到全球高科技无政府主义者的狂欢、集换式卡片文身的人体漫画，还有平价的桌面实施方案……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一种RNA序列，银火病的时代已经到来。哪怕它并不存在，我们也必须把它合成出来！”

*　*　*

我的下一站是个叫斯泰茨维尔的小镇。这里有一对十八九岁的兄妹，哥哥叫本·沃克，妹妹叫丽莎·沃克，还有妹妹的男友保罗·斯科特，3人在温斯顿塞勒姆住院。这两家人才刚回家。

丽莎和本一直与鳏居的父亲和9岁的弟弟住在一起。丽莎曾经在当地一家商店里跟店主一同工作，目前，店主仍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本原先在一家疫苗提取厂工作。保罗·斯科特无业，与母亲住在一起。在他们3人当中，丽莎率先被感染的可能性似乎最大。从理论上来讲，只需在信用卡转手时皮肤偶然发生摩擦，病毒就可以传染——不过传染概率只有1%。在规模较大的城市，有些人需要以真人形态与公众打交道，他们已经开始佩戴手套了，还有一些乘地铁通勤的人，会遮盖住颈部以下每一平方厘米的皮肤，即使在盛夏也是如此（可以算是偏执狂了）。但传染风险的绝对值极小，所以，这样的应对策略基本上没有被大家广泛采用。

我用尽可能温和的方式盘问了沃克先生。在1周的大部分时间里，孩子们的活动都像钟表一样精准。在感染窗口期内，除了上班或在家以外，他们曾经外出的时间就只有周四晚上了。两人都在外面待到凌晨，丽莎去看保罗，本去看女朋友玛莎·阿莫斯。他不清楚这两对情侣是去了什么地方，还是待在家里，但在工作日的夜晚，当地并没有多少活动，他们也未曾提到过开车出城的事。

我给玛莎·阿莫斯打了个电话，她告诉我，她和本一直待在她家，身边没有旁人，直到大约两点。既然她没有被感染，那么，本大概是在后来的某个时间被妹妹传染了病毒——而丽莎要么是那天晚上被保罗传染的，要么就是她传染了保罗。

据保罗的母亲说，他一整个星期都没怎么出门，所以他不太可能是这次传染的切入点。斯泰茨维尔的传染过程似乎完全解释得通：顾客在商店里传染了丽莎（周四下午），丽莎传染了保罗（周四夜间），丽莎传染了本（周五早晨）。下一步，我打算问一问店主，关于当天那位外地顾客的情况，她还记得些什么。

但就在这时，斯科特女士却说：“周四晚上，保罗在沃克家一直待到很晚。他出门的事我只能想到这一回。”

“他去看丽莎了？不是她过来的？”

“不是。大约8点半，他就去沃克家了。”

“他们打算就在房子周围溜达吗？没什么特别的计划？”

“要知道，保罗没多少钱。经常出去玩的话，他们负担不起——他们过得并不轻松。”她的语气很放松，带着推心置腹的感觉，仿佛这段恋情经历了一些小小磨难，目前只是暂时搁置而已。我希望再过几天，等到真相大白的时候，会有人在她身边安慰她。

我前往玛莎·阿莫斯家拜访。先前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我还不够留心：现在我看得出来，她状态不算好。

我问她：“本有没有告诉过你，周四晚上，他妹妹跟保罗·斯科特去哪儿了？”

她面无表情地盯着我。

“对不起，我知道这么问有点儿冒昧，可是别人好像谁也不知道。如果你还想得起他说过的不管什么话，可能都会帮上很大的忙。”

玛莎说：“他让我说他跟我在一起。我总是替他打掩护。他父亲本来是不会……同意的。”

“等一下。周四晚上，本没跟你在一起吗？”

“我陪他去过几次，可那地方不是我喜欢的风格。人还行，不过音乐太烂了。”

“什么地方？你说的是酒吧吗？”

“不是！是村子。周四晚上，本、保罗和丽莎出门到村里去了。”她突然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我身上，我来了以后，这还是头一次；我想，她这是终于发觉了，自己刚才的话不怎么说得通，“他们要搞‘活动’。其实只是舞会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本的父亲会认为这纯粹是去吸毒，其实不是。”她用双手捂住脸，“但他们就是在那儿染上银火病的，对吧？”

“我不知道。”

她浑身都在发抖，我伸出手去，摸了摸她的胳膊。她抬头看着我，疲惫地说：“你知道最让人难过的是什么吗？”

“什么？”

“我没跟他们一起去。我一直在想：要是我去了，就不会有事的。那样他们就不会感染了，我会保护好他们的。”

她仔细端详着我的脸，仿佛正在搜寻某种迹象，表明她本来可以做点儿什么的。我在追踪银火病，对吧？我理应能准确地告诉她，怎样她才能避开那祸根：有什么魔法是她未曾施展的，有什么牺牲是她没有付出的。

这一幕我从前已经见过无数次了，但我依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需经历悲伤的打击，就能剥去理解的假象：生活并非一出道德剧。疾病就是疾病，并没有承载什么不易察觉的意义。没有我们未能安抚的神明，也没有我们未能与之讨价还价的元素之灵。这一点每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都知道，但这样的认知仍然只停留在表层而已。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仍然没有完全接受这个最来之不易的真相：天地不仁。

玛莎抱住自己的身体，轻轻摇晃着：“我知道这么想并不理智，但还是很难过。”

*　*　*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想办法找人，想找个人告诉我周四晚上那场“活动”的更多信息（比如，到底是在哪个地方举行的。在方圆20公里范围内，这至少有4种可能性）。不过我运气不佳：似乎微型村庄文化只是少数人的爱好，而斯泰茨维尔仅有的3名爱好者如今已无法再跟外界交流。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提出吸毒的问题；他们似乎只觉得那些村民是一帮无聊的科技狂人，对音乐的品位骇人听闻。

又是一个晚上，又一家汽车旅馆。我开始感觉仿佛回到了过去。

迈克·克莱顿星期二晚上去某个地方跳舞来着。去村子里了吗？他大概没走这么远，然而，某位未知人士——也许是个游客——却大有可能先后出现在这两次活动现场：周二晚上在格林斯博罗附近，周四晚上又在斯泰茨维尔附近。如果这是实情，可能的范围就大大缩小了——至少比仅仅经过这两个城镇的人数要少得多。

我仔细研究了一会儿公路图，想判断一下，在次日的行程中加入哪个村庄会最容易。我在某类“微村夜生活”网站的目录中搜索了一番，结果一无所获，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毫无疑问，通过电子传播的方式，活动地址已经传到了每一个真正感兴趣的人手中，无论我前往的是哪个村子，肯定总有六七个人对活动的情况一清二楚。

午夜前后，我才爬上床，但随即又伸手拿起笔记本，想用阿里阿德涅再查一下。银火病已经进入了高光时刻：视频小说。在NBC的“热门科幻剧”《N空间截肢神秘超人》中，最新一集里也有所提及。

这个系列剧我听说过，但从来没看过，所以我迅速浏览了一下试播节目：“难道你不知道太空航行第一定律吗？让计算机去解17维超几何方程……它刻板的决定论线性思维就会变得粉碎，如同落入黑洞的钻石一样！只有一对有他心通的双胞胎比丘尼，拥有空手道七段黑带，自律得足以把自己的腿从身上砍下来，才有望掌握直觉技能，要想穿过N空间暗藏危险的量子波动、拯救那支受困的舰队，这样的技能是必不可少的！”

“我的天哪，船长，您说得对——可是我们到哪儿去找……？”

《截肢神秘超人》的背景设定在22世纪，剧中却提到了银火病，但并不是因为傻乎乎地弄错了年代。在一次艰难的跨星系跃迁中，两位女主人公估算失误（在背诵一段关键咒语时呼吸方法出了错），最终落到了现今的旧金山。在那里，一个小男孩带着他的狗，正在逃离黑手党杀手的追击，他帮助她俩修复了密宗能量源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件。在一处高层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她们精心设计了一场无腿武术表演，让那帮杀手大出洋相，之后在一家医院追踪到了男孩的母亲，结果发现她感染了银火病。

播到这里，摄像机的拍摄角度变得模糊起来。实际的肉身只有寥寥几个短暂的镜头，经过净化，显得如梦似幻：光滑而干燥，闪耀着象牙般的光泽。

男孩（他父亲是黑帮的会计，最近刚被杀害，一直对他隐瞒了真相）看到母亲的那一刻，眼中涌出了泪水。

但两位截肢神秘超人却处乱不惊：“这些好心的医生和护士会告诉你，你妈妈承受了可怕的命运——但假以时日，所有人都会明白真相的。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所能到达的境界中，银火病是离无生的狂喜最近之地。你看见的只是她凝固的躯壳，但在她的内心，在空性的境界里，有一种伟大而奇妙的转变正在发生。”

“真的吗？”

“真的。”

男孩擦干了眼泪，主题音乐变得激昂起来，狗跳起来舔每一个人的脸。四周响起了宣泄的大笑。

（当然，他母亲除外。）

*　*　*

第二天，我沿着高速公路继续前行，在沿途的两个小镇与人约见。第一位患者是个45岁的离异男子，在一家纺织厂担任技术员。无论是他兄弟，还是他同事，都帮不上我太多的忙；据他们所知，在上述那段时期内，他每天晚上都有可能开车出门，去过不同的城镇或村庄。

在下一个小镇，一对三十五六岁的夫妇和他们8岁的女儿都去世了。可以肯定，症状基本是同时出现在这一家三口身上的，而且，病情的发展比一般情况更为迅速，因为他们当中谁也没能打电话呼救。

女患者的妹妹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星期五晚上，他们应该到村里去过。他们平时都是这样。”

“他们会带着女儿一起去吗？”

她张了张嘴，想要回答，随即却又愣住了，只是窘迫地盯着我看，似乎我是在责怪她姐姐行事轻率，将孩子置于某种无法形容的险境中。她身后的壁炉架上摆放着这一家三口的照片。是眼前这位女子发现了他们仨分崩离析的尸体。

我温和地说：“并没有哪个地方就比别的地方更安全，只是事后看来有所区别罢了。毕竟，他们随便在什么地方都有可能染上银火病——我只是想在事后追踪一下传染途径。”

她缓缓点了点头：“他们总是带着菲比一起去。她很喜欢那些村子，大部分村里都有她的朋友。”

“那天晚上他们去的是哪个村，你知道吗？”

“我看是希罗多德。”

我出门上车，在地图上找到了这个村庄。之前，我纯粹为了方便而选中了一个村，比起这个村子，希罗多德离高速公路也远不了多少。我大概可以开车过去，然后在还算得体的时间内赶到下一家汽车旅馆。

我点击了一下那个小圆点，信息框里显示的信息是：希罗多德，卡托巴县。人口106人，建于2004年。

我说：“其他信息。”

地图上显示：“仅此而已。”

*　*　*

太阳能电池板、一对卫星天线、菜园、水箱、四四方方的预制建筑……在这个村庄里，处处都是在几乎所有大块的乡村土地上随处可见的东西。唯一令人诧异的，不过是看见这些东西统统在乡野中央被仓促地拼凑到一起。希罗多德特别像是某位20世纪艺术家所描绘的拓荒者定居点，位于某颗与地球相似的星球上，但绝对是外星。

唯有停车场大不相同，隐藏在巨大的光伏电池堆后面，毫不起眼。停车场里只停着一辆巴士和另外两辆小汽车，还能容纳100多辆车。显然，游客在希罗多德很受欢迎，停车场里甚至连收费器都没有。

尽管使用了组合式预制房，但这里的布局并没有军营的感觉。这些建筑遵循着某种对称性，簇拥在中心广场周围，这种对称我无法完全剖析清楚，但肯定不是像活动小屋那样逐行排列的。进入广场时，我看到一边的球场上有场篮球赛正在进行，打球的都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观众的年纪还要更小些。这就是此地唯一明显的生命迹象了。我向他们走去，虽然这里属于公共场所，与任何一座普通城镇的主要街道没什么两样，但我却感觉有点儿像在非法擅闯别人的领地。

我站在其他观众旁边，观看了一会儿比赛。没有一个孩子跟我说话，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受到了有意的冷落。场上这些球队都是男女混赛，赛况激烈，却又不失优雅。孩子们都是美国人，但其中有盎格鲁裔，有非裔，也有华裔。我听见过一些传言，说某些村庄实施的是“事实性隔离”——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暂且不论——但这很可能仅仅是宣传而已。

微村运动在起始初期，就曾引起过某些争议，不过，用激进来形容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不确切。百人左右的群体——反正这些人平时也是在镇上或市里的家中办公——将各自的资源整合到一起，在乡下购买一些廉价的土地，用少数最先进的技术方法来弥补各项便利设施的不足。村里的居民既有可能是艺术家或音乐家，也有可能是股票经纪人，尽管任何特性化的描述都难免会有失公允，但多数村庄无疑更近似于雅皮士的庇护所，而非无政府主义者的公社。

我本人无法接受在身体上与世隔绝——再大的带宽也弥补不了这样的缺憾——然而，倘若这里的人们生活得幸福，那大可随心所欲。我虽有不甘，也愿意承认，再过50年，在人们的眼中，比起住在像希罗多德这样的地方，住在皇后区会显得反常得多，令人费解的程度也远胜于此。

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拍了拍我的手臂。

我低头朝她笑了笑：“你好。”

她说：“你是在追踪幸福吗？”

我还没来得及问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便听有人大声喊道：“你好啊！”

我转身望去。那是个女人，我估计有二十五六岁，在阳光下用手遮挡着眼睛。她面带微笑，逐渐走近，向我伸出手来。

“我叫莎莉·格兰特。”

“克莱尔·布斯。”

“你来参加活动的时间有点儿早哇。9点半才开始呢。”

“我——”

“所以，你要是想在我家吃顿饭的话，欢迎你。”

我犹豫了一下：“你真是太好了。”

“10美元听着还合理吧？如果我的自助餐厅开着的话，就收这么多钱——只不过今天晚上没人预订，所以我就不开了。”

我点了点头。

“那好，7点左右过来吧。我在23号。”

“谢谢你，非常感谢。”

我坐在村广场的一条长凳上，倾听着篮球场上传来的呼喊声，前方的礼堂挡住了落日。我知道，刚才本该立即告诉格兰特女士，我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应该给她看看我的身份证件，问些我可以问的问题，然后就此离开。不过，留下来看一看活动的情况，不是可以多了解些信息吗？非官方的信息。关于村民与其他本地人口之间的这种接触，在计算机模型里是看不到的，即便只是针对这方面的人口统计资料，亲眼进行一些粗略的观察，也可能会有益处——虽然很明显，病毒携带者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这仍然是个机会，可以十分粗略地了解一下我在寻找的那种人的概况。

我不安地做出了决定。没理由不留下来参加这场派对，也不必告诉村民我到这里来的原因，以免他们产生焦虑，并有所防备。

*　*　*

从内部观察，格兰特家的房子更像一间宽敞的现代公寓，看不出这是一个工厂预制的盒子，被装在卡车上，运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一直下意识地以为，眼前会是一间杂乱的活动房屋，每立方米都塞满了现代化的生活设施，拥挤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但关于房屋的大小，我的判断却大错特错。

莎莉的丈夫奥利弗是一名建筑师。莎莉白天是旅游指南的编辑，自助餐厅是她的副业。他们原本来自罗利，是这个村子的初创居民；在后来进入村庄的人中，他们的老乡只有寥寥几人。他们解释说，希罗多德在（素食类）主粮上实现了自给自足，不过，每座小镇赖以维持的所有进口食品都会定期运来。他们两人偶尔会去一趟格林斯博罗，或者州际公路，但日常工作完全是远程办公。

“克莱尔，那你不度假的时候干什么呢？”

“我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行政人员。”

“肯定很有意思。”事实证明，我挑选的这个身份确实不错；主人立刻把话题转回了自己身上。

我问莎莉：“那是什么让你们决定要搬家的呢？罗利又算不上全国的犯罪之都。”若说赶走他们的是那里的房价，我也难以置信。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精神上的准则，克莱尔。”

我眨了眨眼睛。

奥利弗露出了和蔼的微笑：“没事，你没走错地方！”他转向他太太，说道，“你瞧见她的脸了吗？光看表情，你还以为，她这是误打误撞地发现了摩门教徒或者浸礼宗教徒的聚居地呢！”

莎莉带着歉意解释道：“当然了，我指的是这个词最广义上的含义：也就是说，认识到对于身边这个世界的道德维度，我们需要重新变得敏感起来。”

听了这样的解释，我仍然没有半点儿头绪，但她显然正期待着赞同的回应。我试探性地说：“你认为……住在这样一个规模不大的社群里，你身为公民的责任就会变得更清楚、更明显？”

现在轮到莎莉觉得不解了：“唔……对，我想是吧。但那其实只是政治而已，不是吗？不是灵性。我的意思是说……”她举起双手，向我露出灿烂的笑容，“我说的只是你到这儿来的原因，你自己！我们到希罗多德来寻觅的东西要找上一辈子，而你自己呢，你到这儿来只花几个小时就想找到！”

*　*　*

和莎莉坐在客厅里喝咖啡时，我听见了别的车陆续到达的声音。奥利弗道了声失陪，与东京的一位施工经理召开紧急会议去了。我闲聊着亚历克斯和劳拉的情况，以及“我的纽约最惨经历”这样的恐怖故事——其中有一些是真实的——借此来消磨时间。我之所以没有向莎莉打听活动的情况，倒不是由于缺乏好奇心，只是担心只要一打听，她就会察觉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惹上什么事。趁着她离开片刻之际，我依旧坐在椅上，环视着这间屋子，寻找着某种迹象，好从中一窥她到这里来毕生寻觅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只来得及看见几张CD封面，看得见的只有这六七张，摆在一个大旋转架上，多数看着都像现代音乐或视频，那些乐队我从未听说过。不过有一张封面上的标题很熟悉：正是詹姆斯·施普林格的《网经》。

等到我们3人穿过广场，走近村礼堂时，我心中颇为忐忑。村礼堂是一间跟谷仓差不多的建筑，像个超大号的货物集装箱。广场上有三四十人，多数都是十七八岁或者20岁出头的年轻人，身穿各式各样的休闲服装，在全国的任何一家夜总会外面，都能见到这样的装束。那我还担心会发生些什么呢？仅仅因为本·沃克不能告诉父亲、迈克·克莱顿不能告诉母亲，并不能说明我像这么瞎转悠着，就走进了南方翻拍的《双峰》电视剧[20世纪90年代的一部美国电视剧，讲述少女劳拉之死的侦破过程。]。或许，无聊的孩子们只是偷偷溜到村子里，在舞会上放肆地嗑一嗑迷幻药——我自己的青春岁月仿佛在眼前复活了，只是目前的药物更安全，灯光秀也更出彩。

当我们走近礼堂时，一小群人从自动门里鱼贯而入，我短暂地瞥见了一眼他们身体的剪影，映衬在流转的灯光下，背景是一阵高亢刺耳的音乐。我心中的焦虑显得有些荒唐可笑起来。莎莉和奥利弗对迷幻剂很着迷，仅此而已，希罗多德的缔造者们显然已经决定，要创造出一个适宜使用迷幻药的环境。我交了60美元的入场费，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微笑。

在礼堂内的墙壁和天花板上，都闪耀着错综复杂的图案：是边缘柔和的多色调分形，伴随着音乐一起跳动，犹如彩色编码汇成的模拟湍流，浩浩荡荡，以5马赫的速度从巨大的回纹装饰板上倾泻而下。跳舞的人们并没有映出影子；这是大功率的壁屏，不是投影，分辨率高得惊人，价格也是个天文数字。

莎莉把一粒荧光粉胶囊塞进了我手里，或许是和谐胶囊，或者幸福时光。我已经不知道现在流行什么了。我开口感谢她，又找借口说要“留着回头再吃”，但她一句话也没听见，所以我们只是毫无意义地冲着彼此微笑。礼堂的隔音效果超群，对其他村民而言，这是件幸事；站在礼堂外面，我决计想不到自己的脑子会被搅成一团糨糊。

莎莉和奥利弗消失在了人群中。我决定再逗留半小时左右，然后就溜出去，接着开车去汽车旅馆。我站在那里，看着大家跳舞，虽然这样的背景令人头晕目眩，但我仍然竭力保持着头脑清醒，不过，对于仍然一无所知的那个病毒携带者，我怀疑自己是否真能了解到多少信息。大概不超过25岁吧，很可能没带小孩子。关于我需要了解的活动相关情况，莎莉已经向我提供了所需的全部细节，从这里一路到孟菲斯，过去到将来的信息应有尽有。搜寻工作仍然会很困难，但我至少取得了进展。

突然间，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响亮的欢呼，盖过了音乐声——整间礼堂在我眼前焕然一新。有那么一瞬，我彻底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即便等到周围的一切在视觉上再次恢复常态，我仍旧过了一段时间才把各种细节看明白。

此时，壁屏上显示的舞者所在的舞厅与我目前这间毫无差别，只有天花板上还在继续播放着抽象的动画。壁屏中，这些一模一样的舞厅本身也都装有壁屏，屏幕上显示的也是一模一样的舞厅，里面挤满了舞者……就像一对镜子之间的无穷回归。

起初，我还以为，“其他舞厅”不过是希罗多德这间舞厅本身的实时图像。然而，天花板上有旋涡图案在旋转，与“相邻”舞厅天花板上的动画天衣无缝地嵌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整幅复杂的图像，无论是不是镜像，图像中都看不出重复之处。而且，舞动的人群也并不完全相同，只不过他们一个个都颇为相似，隔着一段距离望去，令人难以确定。直到此时，我才想起转身，仔细查看着最近的一面墙，它离我只有四五米远。壁屏“后面”的一个年轻人举手向我致意，我也不假思索地举手回应。我们基本无法进行具有真实感的眼神交流——无论摄像机的机位在哪里，这样的要求都很高——即便如此，依旧几乎可以相信，除了一面薄薄的玻璃墙，并没有什么东西真正把我们隔开。

那人露出一个恍惚的笑容，然后走开了。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在原理上，这固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里采用的技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自己正置身于一间无边无际的舞厅，这种感觉十分引人入胜。无论在哪一个方向上，我都看不见“尽头处最远的舞厅”（一旦真实存在的舞厅播完了，他们还可以轻而易举地重复使用）。这些图像是扁平的；人们移动时，缩放的比例不对；而且缺乏视差（最差劲的地方在于，当我试着往4间主厅之间的“角厅”里窥视时，本来应该是可以看见东西的，但结果却看不见）——这种种问题与其说是削弱了效果，倒不如说是使墙外的空间呈现出异乎寻常的扭曲。实际上，大脑在努力加以弥补，在掩盖这些缺陷——假设我先前吞下了萨莉给的胶囊，那我怀疑自己还会不会这么挑剔。实际上，我正咧着嘴，笑得像个坐在游乐场的旋转木马上的小孩。

我看到人们正面壁而舞，跨越虚拟的连接，松散地结对或结队。我看得如痴如醉，将要离开的念头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过了半晌，我碰巧又遇见了奥利弗，他正独自一人开心地摇来晃去。我冲着他的耳朵尖叫道：“其余所有的村子都在这儿了吗？”他点了点头，同样高声喊道：“东面的在东面，西面的在西面！”意思是不是说……虚拟布局遵循的是真实的地理分布格局，只是消弭了中间的距离？我回想起了詹姆斯·施普林格在终端聊天秀的采访中说过的话：我们必须发明一种新的绘图法，重新绘制这颗星球，它正处于变幻莫测的新生状态中。现在没有了分隔，也没有了国界。

是啊……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场盛大的派对。不过，至少他们没有将与战区的现场连接也拼凑进来。20世纪90年代，我见过太多“我们跳舞/你躲炮弹”式的“团结”，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了。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假如病毒携带者确实正从一场活动奔赴另一场活动，那么，此时此刻，他或她应该就在“这里”，与我同在。我的猎物必定就是这间虚构大礼堂里的某一位舞者。

这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就有半分找到猎物的机会，更不至于隐含着任何一种危险。又不是说，为了方便我搜寻，银火病毒的携带者会在黑暗中发出荧光。即便如此，这感觉仍像是奇特的漫漫长夜中最奇特的一刻：明白我们两人最终“连上了线”，明白我已经“发现”了要寻找的目标。

即便这对我没有丝毫用处。

*　*　*

午夜刚过，随着新鲜感逐渐消退，我终于打定主意要动身离开，就在这时，一些跳舞的人又开始大声欢呼起来。这一回，我耗费了更长的时间才弄清原因。人们开始转身面向东方，一边兴奋地互相指点着什么，示意对方观看。

在相隔三面屏幕的一个村庄里，有若干人影从远处的众多舞者中穿行而过。这些人有男有女，浑身或许一丝不挂，但这一点看不真切：只是短暂的惊鸿一瞥而已，况且人影散发出十分明亮的光辉，那样纯粹的光亮遮蔽了大部分细节。

他们闪耀着炽烈的银白色光芒，强光改变了他们身边的环境，不过，这种效果与其说像投射在人群中的聚光灯，倒不如说更像发光气体的光晕，在空气中扩散开来。人影四周的舞者对他们的存在似乎毫无觉察，中间相隔的那几间舞厅里的人也是如此；对他们令人惊叹的外表，唯有希罗多德的人给予了应有的关注。这究竟是纯粹的动画，计算出看似真实的路径，从人群的缝隙中穿过，还是普通（却真实存在）的演员，借助软件获得了增强效果，我暂且还看不出来。

我口干舌燥，无法相信这些闪烁着银光的身影出现在这里纯属巧合，但他们究竟象征着什么呢？希罗多德的人知道本地暴发的一连串疫情吗？这并非不可能，说不定，有一份独立的分析报告已经在网上流传开了。或许这是意图对受害者表示某种怪异的“致敬”。

我又发现了奥利弗。音乐声变得柔和了些，仿佛是在对眼前的幻象表示敬意，他的兴头似乎也减弱了一点儿。我们总算成功进行了一次近似交谈的对话。

我指了指那些人影——此时，他们正顺畅地径直穿过一面壁屏上的图像，这证明他们完全是虚拟存在。

他高喊道：“他们正在幸福之路上行走！”

我比画着表示没听明白。

“为我们弥合这片土地的伤痕！替我们赔罪！抹去泪水之路[指1830年美洲原住民被驱赶到俄克拉荷马时所经过的路线。]！”

泪水之路？我茫然半晌，然后高中时代的记忆突然浮现。“泪水之路”指的是19世纪30年代，切罗基人被残忍地驱赶着，从现今乔治亚州的地界出发，一路远行至俄克拉荷马州。有数千人在途中死去，还有些人则逃出了生天，在阿巴拉契亚山脉藏身。希罗多德离历史上的行进路线有数百公里远，这一点我十拿九稳，但这似乎并不是重点。当那些闪着银光的身影穿过相隔两面屏幕的舞池，我可以看见他们正大张双臂，仿佛在上演某种赐福的仪式。

我大喊：“可是，银火病跟这有什么关系……？”

“他们的身体凝固了，所以，他们的灵魂可以自由地穿过网络空间，替我们走上幸福之路！你不明白吗？这就是银火病的意义！让万象更新！让幸福降临这片土地！替我们赔罪！”奥利弗真心诚意地说，他满面笑容地望着我，流露出纯真的善意。

我难以置信地凝视着他。20年前，那个电台福音传道者抓住了艾滋病，将其当作自身的精神信仰无可辩驳的证据；显然，眼前的这个人并不仇恨任何人，但他刚才脱口而出的那番话毫无新意，不过是传道者慷慨激昂的叫嚷在新时代的混音版。

我火冒三丈地高喊道：“银火病是一种折磨人的无情……”

奥利弗将头向后一仰，放声大笑起来，他的笑声中没有一丝恶意，仿佛我才是在讲鬼故事的那个人。

我转身走开了。

穿过紧邻在我们东面的那间舞厅时，那些行走的身影分成了两队，一半北行，一半南行，“绕过”了希罗多德。他们无法在我们中间移动，但这样一来，造成的错觉仍然保持着几乎天衣无缝的效果。

假如我嗑药之后，被迷得头昏脑涨了呢？假如我早已欣然接受了幸福之路的一整套神话，到这里来是希望看见神话成真呢？那么，到了早晨，我会不会半信半疑地认为，银火病患者游荡的灵魂确实曾经紧贴着我走过？

将他们闪闪发光的祝福赐予人群。

近得几乎触手可及。

*　*　*

我从人群中迂回穿过，走向经过伪装的出口。外面空气凉爽，一片寂静，给人以超现实的感觉。我觉得心中有种灵魂出窍的梦幻感，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我摇摇晃晃地向停车场走去，挥舞着笔记本，让那辆租来的车亮起了车灯。

驶近高速公路时，我的头脑恢复了清醒。我决定通宵赶路。由于心情太过激动，我觉得自己不大可能睡得着。我可以等到早上再找家汽车旅馆，冲个澡，在下一场预约的面谈之前小睡一阵。

我仍然不知该如何看待这场活动，也不知在病毒携带者与村民疯狂的网络呓语之间，存在着什么切实的联系。假设仅仅是出于巧合，那么，这就是一种怪诞的讽刺，但还有别的可能性吗？某位幸福之路上的“朝圣者”在蓄意传播病毒？这个想法实在荒唐，这不仅是因为其骇人听闻的程度难以想象。病毒携带者只有等到出现明显的症状以后，才能知道自己已被感染，然而，出现明显的症状仅仅标志着进入了凶残的发病末期；假如存在长期的轻度感染，那样的病情与流感将无法区分。一旦银火病进展到足以影响皮肤的可见层，那么，若要进行越野之旅，就离不开闪烁的急救灯和救护车的鸣笛声了。

*　*　*

凌晨3点半左右，我打开了笔记本。虽然还算不上昏昏欲睡，但我需要找点儿东西，让自己保持清醒。

这样的东西在阿里阿德涅上有很多。

首先是一场激烈的辩论，发生在校际思想网络的“现实工作室”节目中。安德鲁·菲尔德是一名来自西雅图的自由职业动物学家，他率先发言，表示银火病“证明”，他“颠覆了范例、具有争议性的”生命S力理论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理论“融合了爱因斯坦与谢尔德雷克为世所不容的天才，以及玛雅人的洞察力和超弦理论的最新进展，缔造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全新生物学，必将取代欠缺灵魂的机械论西方科学”。

作为反方，玛格丽特·奥尔特加是位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病毒学家，她详细阐述了为什么菲尔德的观点就是个花架子，未能对观察到的众多生物学现象做出解释，与这些现象也不存在直接矛盾，较之把宇宙中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帝突发奇想的其他任何一种理论，其“机械论”的程度也相差无几。她还大胆地指出，大多数人都能够积极向上地认可生命，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必随意地将人类所有的知识统统丢弃。

菲尔德就是个无知的白痴，走的是条一厢情愿的路；而奥尔特加把他驳得一败涂地。

然而，当全国的学生观众投票时，他竟然以2比1的多数票赢得了胜利。

下一条：在位于汉堡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抗议者包围了医学研究实验室，要求停止银火病的研究。问题不在于其安全性。这次抗议的组织者、“备受欢迎的文化鼓动者”基德·兰塞姆举办了一场即兴的新闻发布会：

“我们必须从心胸狭窄的白发科学家手中夺回银火病，学会挖掘它那种神秘力量的源泉，这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这些技术专家企图为世上的一切寻求解释，就像在画廊里横冲直撞的汪达尔人，在所有美丽的艺术品上胡乱涂写上方程式！”

“可是，如果不进行研究的话，人类又怎么找到治愈这种疾病的方法呢？”

“根本没有所谓的疾病！只是转变而已！”

另外还有4则新闻报道，都是在宣告银火病背后“不为人知的真相”（或者不可言说的秘密），每一家都说是独家报道，或许单独来看，每一则报道都看似不过是个令人厌烦的可怜笑话。可是，随着乡间的景色在我周围逐渐显现——在晨曦中，北方的黑山山脉紫灰色的山脊显得格外美丽——我慢慢开始有所领悟。这不再是我的那个世界了。希罗多德不是，西雅图不是，汉堡、蒙特利尔或伦敦不是，甚至就连纽约也不是。

在我的那个世界里，树林和溪流中没有仙女。没有神灵，没有鬼怪，也没有祖先的魂魄。在我们自身的文化、法律和爱好之外，没有任何一样东西的存在是为了惩罚我们或抚慰我们，是为了肯定任何仇恨或友爱的行为。

我本人的父母对这点理解得十分透彻，但他们是第一代彻底摆脱了迷信枷锁的人。在理解之花短暂地盛开之后，我这一代人又变得自以为是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定已经开始想当然地以为，现如今，宇宙的运行方式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哪怕它违背了这个物种与生俱来的一切本能：对图案自由散漫的热爱，从眼前的万物中汲取意义和安慰的渴望。

我们自以为在把所有对孩子们至关重要的东西传递下去：科学、历史、文学、艺术。海量的信息图书馆他们唾手可得。然而，我们还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将其中最来之不易的真理也代代相传：道德只来自内心，意义只来自内心。而在我们自身的头脑之外，实则天地不仁。

在西方，对于古老的教义宗教、陈旧的妄想巨无霸，我们或许曾经给予过致命的打击，但那场胜利毫无意义。

因为如今，在世界各地将它们取而代之的，是灵性的糖衣炮弹。

*　*　*

我在阿什维尔的一家汽车旅馆办理了入住。停车场里停满了野营车，人们正去往国家公园的方向；我运气不错，住进了最后一间房。

正当我洗澡的时候，笔记本响了起来。疾控中心收到的一份最新的数据分析显示，“异常现象”沿着40号州际公路又向西延伸了将近200公里，这大约相当于到纳什维尔的一半路程。又有5个人踏上了幸福之路。我坐下来，盯着地图看了半晌，然后穿好衣服，重新收拾好行李，把房退了。

在开车上山途中，我拨打了10个电话，取消了从阿什维尔到田纳西州杰斐逊市与病患亲属的所有约见。眼下，已经过了小心谨慎、有条不紊地收集沿途每一丁点儿碎片数据的时间。我知道，传染必定发生在活动现场；唯一的问题在于，这到底是意外事件，还是蓄意而为。

如何蓄意而为呢？拿着一个装满了纤维母细胞的小瓶子，里面全是银火病毒？为了研究如何培养这种病毒，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耗费了1年多的时间——直到3月，他们才刚取得成功。我无法相信，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的研究成果就被业余爱好者复制出来了。

高速公路陡然扎入了大烟山脉林木葱茏的山坡之间，大部分路段都在沿着鸽子河前行。我一边开车，一边用语音编写了一个预测模型。目前，我手里有张活动日程表，有5个大致的感染日期。病例通知总是会姗姗来迟，唯一能迎头赶上的方法就是推断。我只能假设，病毒携带者会继续稳步向西移动，中途绝不逗留，总是继续赶往下一场活动。

中午时分，我赶到了诺克斯维尔，停车午餐，然后继续径直往前开。

模型提示：普林尼，1月14日，星期六，晚上9:30。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望不到边的舞厅里寻找病毒携带者，这一回，我们之间不会再隔着一面不可逾越的墙壁。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亲临银火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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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早便到了，但还不至于早得引起普林尼的“莎莉”和“奥利弗”注意。我在车里待了1小时，临时想出各种办法，让自己装作忙碌的样子，记录着抵达车辆的车牌号。有许多四驱车和公共设施车，还有几辆野营车。许多村民都很青睐自行车，但病毒携带者必须得是个真正的狂热分子——而且身体特别健壮——才能从格林斯博罗一路骑行而来。

虽然希罗多德本身没有加入，但相较于前一天晚上希罗多德的那一回，这场活动遵循的模式大致相同。参与人群的情况也差不多：主要都是年轻人，但并不年轻的人也有不少，让我还不至于显得完全格格不入。我四处转悠，想在不引起过多注意的情况下记住每一张面孔。难道这些人个个都像奥利弗说的那样，听信了银火病的神话吗？这种可能性太渺茫了，简直难以令人接受。让我感到希望的唯有一件事：我将活动日程表上列出的村庄数量与该地区的村庄数量进行对比时，发现比例还不到1/20。微村运动本身与这种疯狂行径没有任何关系。

有人给了我一颗粉色胶囊——这回不再是免费的了。我给了她20美元，然后把胶囊揣进衣兜里，以供分析之用。尽管胃酸往往能迅速消灭病毒，但仍有一种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就是有人正在分发掺了病毒的胶囊。

当踏上幸福之路的身影出现时，有个容貌俊俏的金发少年在我身旁徘徊了一阵，看样子也就刚满20岁。那些身影消失在西边的时候，他向我走来，拉住我的手肘，主动邀约，音乐声太响了，他的话我听不太清楚，不过我觉得自己明白了他的大概意思。我的心思在别处，并没有觉得惊讶，也没有受宠若惊，更别提动心了，我只用了5秒钟就摆脱了他。少年随即走开了，一副受伤的模样，但没过多久，我便看见他与一个年纪只及我一半的女子一道离开了。

我一直逗留到活动结束——在周六的夜晚，结束的时间是凌晨5点。我脚步蹒跚地走到亮处，虽然并不知道原本真正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却仍旧感到灰心。莫非我以为会有人拿着喷雾器，往别人身上喷洒银火病毒吗？走到停车场时，我发觉，有许多车辆都是在我进去之后才到的，还有些车或许来过又走了，我并没有看见。我记下了刚才没有记录过的车牌号，动作尽量小心，但基本已经不在乎了；毕竟，我已经有36小时没合过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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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尼以西最近的一场活动是在周日晚上，地点已经过了密西西比，阿肯色州的地界也已跨越了一半。经过一番推断之后，我猜测，病毒携带者会趁机休息一晚。

周一傍晚，我把车开进了欧多克索斯——这里的人口数量为165人，成立于2002年，距离纳什维尔约有1小时的路程——倘若有必要的话，我准备就在停车场过夜。我需要把每一个车牌号都记录下来，否则，到这里来就没多大意义了。

我做的这些事还没有告诉布莱希特；我仍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担心会给人留下类似偏执狂的印象。离开纳什维尔之前，我给亚历克斯打了个电话，但同样也没有向他透露多少信息。他高声呼唤劳拉，告诉她，是我打来了电话，劳拉表示不肯跟我说话，但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已经开始想念他们俩，思念的程度出乎我的意料，不过，等到终于回家的那一天，我却不太清楚该怎么应付他们俩才好，一个是不肯遵循理智行事的女儿，一个是想当然的丈夫，认为“凡是天资聪颖的青少年，都可以在6个月的时间里概括出5000年的知识进步”。

在10点到11点之间，来了35辆车，这些车我之前一辆也没见过。然后车流忽然开始逐渐减少。我浏览着笔记本上的娱乐频道，凡是有颜色、会动的东西都让我感到满意。阿里阿德涅带来的坏消息我已经受够了。

就在午夜来临之前，一辆蓝色的福特牌野营车驶入了停车场，在我对面的角落里停好。一对年轻男女从车里走了出来，神情看似兴奋，却又略带警惕，仿佛不太确信父母有没有躲在暗处盯着他们。

两人穿过停车场时，我才认出来，那男的就是在普林尼跟我搭讪的金发少年。

我等了5分钟，然后过去查看他们的车牌——是在马萨诸塞州上的牌。周六晚上，这个车牌我并没有记录下来，所以，我可能未曾察觉他们在循着幸福之路的轨迹移动，假如两人当中的某一个没有……

没有怎样呢？

我僵立在野营车后，尽力让自己保持冷静，在脑海里重温那一幕。我知道，我当时并没有任由他乱摸多久，可是传染到底需要多久呢？

我抬起头，瞥了一眼夜空中淡漠的群星，努力去品味其中的可笑之处，因为可笑比恐惧的滋味要好受得多。我早就知道会面临风险，而没被传染的概率仍然很大。我可以一早就到纳什维尔去，把自己隔离起来。现在我不管怎么做，都不会有丝毫差别……

但我的思维并不清晰。假如他们一起从马萨诸塞州远道而来，或者甚至是从格林斯博罗来的，那么，其中一个应该早就把另一个人给感染了。即使这两人是兄妹，对该病毒具有同一种奇异抵抗力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他们也不可能都是毫不知情的无症状感染者。所以，要么他们与疫情的暴发毫无关系……

——要么他们运送的就是体外的病毒，而且在处理病毒时极其谨慎。

一张保险杠贴纸上唬人地写着：最高水准的安保系统！我试探着把一只手放到了后门上，野营车却连哔哔的示警声都没有发出。我使劲摇晃着门把手，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如果系统是在呼叫纳什维尔的某一家安保公司，请求武装回应，那我的时间绰绰有余；如果系统正设法呼叫车主，那么，隔着村礼堂的铝质框架，是没什么机会收到信号的。

周围一个人也看不见。我返回自己的车，取来了工具箱。

我知道，自己没有这样做的合法权利。我原本可以动用一些应急权限，却并不打算致电马里兰州，耗费半个晚上的时间，为了走通恰当的程序而奋力争取。我也知道，这样做会给这起诉讼案带来风险，因为如此一来，一切都会沾染上非法搜查及扣押的污点。

可我不在乎。哪怕我非得把这辆野营车付之一炬不可，他们都别想再有机会把又一个人送上幸福之路。

我撬着车门上的一扇橡胶窗框，把固定小窗上的彩色玻璃从框里撬了出来。仍然没有长鸣的警笛声响起。我把手从窗口伸进去，摸索着打开了车门。

我原本以为，他们必定是教育程度有限的生化学家，学过够用的细胞学，可以将公开发表过的纤维母细胞培养技术复制出来。

结果我想错了。他们是医科学生，其余各项技能都学了个一知半解。

他们把自己的朋友嵌在聚合物凝胶里，装入了一个容器内，看着像只硕大的热带鱼缸。他们设置好了氧气、导尿管，还有六七个吊瓶。我挥动手电，光束从那些倒置的吊瓶上快速扫过，查看着其中各不相同的药物及其浓度。我把每一个瓶子都瞧了两遍，希望刚才漏掉了某一个——可是并没有。

我让手电光束下移，照在那姑娘失去了皮肤的苍白脸上，透过凝胶中升起的一道道红色细流凝视着她。在麻醉剂的作用下，她陷入了一片深深的朦胧状态，足以令她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但她仍然还有知觉。她疼得龇牙咧嘴，咧开的嘴已然僵硬。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16天。

我摇摇晃晃地走出野营车，心怦怦直跳，眼前发黑。我与那个金发少年撞到了一起，那姑娘陪在他身旁，他们俩还拽着另外一对儿。

我转身对他发起了攻击，开始拳打脚踢，一边语无伦次地尖叫。我不记得自己都嚷了些什么。他举起双手挡住脸，其余几人都来给他帮忙，把我轻轻地按到车上，没有挥出一拳，只是让我无法动弹。

这时我的尖叫变成了哭喊。野营车上的那姑娘说：“嘘，没事的，谁也不会伤害你。”

我恳求她：“你们不明白吗？她很难受！这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处于痛苦之中！你们以为她在干吗？微笑吗？”

“她当然是在微笑。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愿望。她曾经让我们保证过，一旦她染上银火病，就要踏上幸福之路。”

我把头靠在冰凉的金属上，闭了会儿眼睛，企图想出一个与他们沟通的办法。

但我不知该如何沟通。

等我睁眼时，那少年正站在我面前。他长着一张我能想象到的最温柔、最悲悯的脸。他不是折磨俘虏的拷问人，不是顽固不化的偏执狂，更不是傻瓜。他只是听信了一些看似美好的谎言。

他说：“你不明白吗？你在车里看到的，只是一个女人在痛苦中奄奄一息，但我们每个人都得学会看到更多的东西。是时候重新恢复我们的祖先失去的本领了：看见幻相、恶魔和天使的力量，看到风魂雨魄的力量，踏上幸福之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