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在我12岁生日过后不久，我进入了一种几乎时刻感到快乐的状态。我从未想过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虽然学校照例会安排一定数量枯燥乏味的课程，但我的成绩相当不错，我只要愿意，就随时可以逃到白日梦中去。在家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有关分子生物学、粒子物理学、四元数和星系演化的书籍，浏览相关网页，还可以自行编写错综复杂的电脑游戏、绘制令人费解的抽象动画。虽然我是个骨瘦如柴的孩子，身体协调性很差，经过组织的每一项精心设计、毫无意义的运动都会让我无聊得昏昏欲睡，但按照自己的方式运动时，我的身体却让我觉得很自在。无论何时跑步、跑到哪里，我感觉都不错。

我不愁吃、不愁住，有安全的环境、慈爱的父母，受到鼓舞和激励。我为什么不该过得很快乐呢？虽然我无法彻底忘记，课堂作业和校园政治有多么单调乏味、令人窒息，或者哪怕遇到最微不足道的难题，也会轻易打乱我平常的激情迸发，但在万事顺利的时候，我并没有倒数着过日子、直到一切恶化的习惯。幸福会持续下去的，这样的信念总是伴随着幸福生活而来，虽然从前，我必定见过这种乐观的预判被无数次地证伪，但当其最终显示出即将成真的迹象时，我年纪还不够大，心态也不够悲观，于是并不感到诧异。

当我开始反复呕吐时，我们的全科医师阿什给我开了一个疗程的抗生素，还让我向学校请假1周。这个计划之外的假期让我的心情为之振奋，其程度似乎超过了小小细菌令我感到的消沉，我想，我父母对此并不觉得有多惊讶，他们有可能感到困惑，我竟然懒得装出一副难受的模样，不过，既然我每天要呕吐三四回，不停地哼哼说肚子疼就显得多此一举了。

抗生素没起作用。我开始失去平衡感，走路走得磕磕绊绊。回到阿什医生的诊所，我眯起眼睛看着视力表。她让我去找韦斯特米德医院的一位神经科医师，后者要求我立即安排核磁共振扫描。就在当天又过了些时候，我作为住院病人进了医院。我父母立刻得知了诊断结果，但我却多花了3天时间，才让他们全盘吐露了真相。

我长了个肿瘤，是髓母细胞瘤，它阻塞了我大脑中一个充满液体的脑室，导致颅内压力升高。髓母细胞瘤具有潜在的致命危险，但经过手术，再加上随后积极的放疗和化疗，在这个阶段得以确诊的患者中，有2/3的人能再多生存5年。

我想象着自己正站在一座铁路桥上，桥上到处是腐烂的枕木，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进，把自己的体重轮番压在每一块可疑的木板上。我对前方的危险一清二楚……却并未真正感到惊慌和恐惧。我所能唤起的最近似于恐惧的情绪，就是一种近于兴奋的眩晕感，仿佛我面临的只不过是一场肆无忌惮的游乐场之旅。

这是有原因的。

我的大部分症状都可以用颅压来加以解释，但对脑脊液的化验也显示，一种叫亮氨酸脑啡肽的物质含量出现了大幅升高，这是一种内啡肽，此种神经肽会像吗啡和海洛因等鸦片类药物一样，与某些相同的受体结合。在形成恶性肿瘤的过程中，同一种突变转录因子既激活了使肿瘤细胞得以不受控制地分裂的基因，似乎也激活了产生亮氨酸脑啡肽所需的基因。

这是个怪异的意外现象，不是什么常见的副作用。当时我对内啡肽还不太了解，但我父母把神经科医生告诉他们的话重复了一遍，后来我查询了相关的所有信息。亮氨酸脑啡肽不是用来镇痛的，不会在疼痛威胁到生存的紧急情况下就分泌出来；它也没有让人失去知觉的麻醉作用，无法让生物在伤口愈合期间动弹不得。更确切地说，它是传递快乐信号的主要手段，每当某种行为或环境需要快乐时，它就会释放出来。那条简单的信息受到其余无数种大脑活动的调节，创造出各式各样几乎永无止境的积极情绪，而在由其他神经递质加以传递的一系列事件中，亮氨酸脑啡肽与目标神经元的结合只是第一步，是这根漫长链条上的第一个环节。但即便有上述种种精妙之处，我仍然可以确定一个简单明确的事实：亮氨酸脑啡肽让人感觉不错。

将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的父母崩溃了，而我倒成了那个安慰他们的人，我面带平静的笑容，如同一位安详的小殉道者，就像讲肿瘤绝症的那种催人泪下的迷你连续剧里演的那样。这不是什么潜在的力量，也不是什么成熟的思想，在身体上，我根本无法为自身的命运感到难过。因为亮氨酸脑啡肽的作用相当独特，所以我可以毫不畏缩地直视真相——假如换作粗制滥造的鸦片类药物，被麻醉得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我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头脑清醒，但在情感上却毫不气馁，浑身洋溢着乐观的勇气。

*　*　*

我安装了脑室分流器，一根细长的管子深深插入我的颅骨，以减轻颅内的压力，等候着进入切除原发性肿瘤的程序，肿瘤的切除更具侵入性，风险也更高；按照计划，切除手术将于本周末进行。关于我的治疗方案，肿瘤学家梅特兰医生已经做过详细的解释，也预先告知过我，在未来几个月里将会面临怎样的危险和不适。现在我已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了。

然而，等到最初的震惊逐渐消退，我的父母在郁闷的心境中做了个决定，他们不打算坐以待毙，就此接受我能活到成年的概率只有2/3。他们打遍了悉尼各地的电话，又接着致电更远的地方，征求其他人的意见。

我母亲在黄金海岸找到了一家私人医院——“健康宫”连锁医院的总部位于美国内华达州，这是在澳大利亚仅有的一家特许经营点——这里的肿瘤科可以提供一种针对髓母细胞瘤的全新疗法：将一种用基因工程制造出来的疱疹病毒引入脑脊液，仅仅感染正在复制中的肿瘤细胞，然后再使用一种强大的细胞毒性药物（只有这种病毒才可以将其激活），把被感染的肿瘤细胞杀死。这种疗法没有手术风险，5年生存率达到了80%。我自己在医院的网络宣传册上查询了治疗的费用。他们可以提供套餐：包括3个月的伙食和住宿、全套的病理和放射服务，以及所有的药品，总金额为6万澳元。

我父亲是个电工，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儿。我母亲是一家百货公司的销售员。我是家中的独生子，所以我们绝对算不上穷困潦倒，不过，为了筹到治疗费，他们必定还是又申请了第二笔贷款，多背负了15或20年的债务。这两种治疗方法的存活率并没有太大区别，我还听梅特兰医生警告他们说，这两种存活率数字其实根本无法进行对比，因为病毒疗法出现的时间尚短。假设他们接受她的建议，坚持采用传统的治疗方法，那也是完全合理的。

或许，是我在亮氨酸脑啡肽作用下的圣徒姿态莫名地促使他们做出了选择。假如我还是平时那副郁郁寡欢、不好相处的样子，或者只是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恐惧，而没有表现得异常勇敢，他们可能就不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了。确切的答案我永远也无从知晓，而且，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都不会因此看轻他们的。然而，也不能仅仅因为这种分子没有渗进他们的脑壳，就认为他们可以免受其影响。

在北飞的航班上，我一路牵着父亲的手。我们父子俩一直有些疏远，对彼此都有那么一点儿失望。我知道，他希望自己的儿子更壮实、更热爱运动、性格更外向；而在我眼中，他总是懒散地墨守成规，他的世界观建立的基础，是未经检验的陈词滥调和口号。但在那趟旅途中，虽然我们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却能感觉到他的失望正在转变，变成了一种充满保护欲的父爱，热烈中带着对命运的蔑视，我开始为自己对他的不敬感到惭愧。亮氨酸脑啡肽说服了我，等到这件事结束以后，我们之间的一切都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　*　*

从街上望去，黄金海岸健康宫医院可能会被误认作又一家海滨高层酒店——即使进了医院内部，与我在视频小说中见过的酒店相比，这里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我有专属的房间，房里的电视屏幕比床还宽，还有网络电脑、有线调制解调器。如果他们的目的是要分散我的注意力，这一招儿确实管用。经过1周的检测，他们往我的脑室分流器上挂了个吊瓶，先注入病毒，3天后再注入药物。

肿瘤几乎立刻便开始收缩，他们把扫描结果拿给我看了。我的父母既显得很高兴，却又有些茫然，似乎他们对这医院一直不太信任——腰缠万贯的地产开发商会跑来做阴囊去褶术，他们不信这么个地方还能有多大的本事，顶多就是让他们乖乖掏钱，再奉上水准一流的空话。但肿瘤仍在继续缩小，等到连续僵持了两天的时候，肿瘤医生又将整个过程迅速重复了一遍，然后，在核磁共振显示屏上，那些卷须和斑点又开始变细变淡，速度甚至比之前还要快。

现在，我完全有理由无条件地感到快乐了，但我反倒越来越觉得不安，这时，我以为这只是由于亮氨酸脑啡肽减少所致。甚至有可能是因为肿瘤曾经释放出的脑啡肽剂量极大，几乎再也没有什么能让我感觉更好了：既然我原先升到了快乐的顶峰，那我就别无选择，只能走下坡路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开朗性格中出现的任何一丝黑暗的裂缝都只能证明，扫描结果带来的好消息的确属实。

一天早晨，我从噩梦中惊醒，几个月以来，这还是我头一次做噩梦。我梦见那个肿瘤就像一只长着爪子的寄生虫，在我的颅骨里到处扑腾。我仿佛仍能听到甲壳撞击在骨头上的声音，就像一只困在果酱瓶里的蝎子发出的咔嗒声。我吓坏了，浑身是汗……终于解脱了。我的恐惧很快便被熊熊的怒火所取代：之前，这东西使我麻醉、让我屈服，可是现在，我却可以自由地奋起抵抗，在脑海中吼出难听的话，用自以为理所当然的愤怒来驱魔。

将已经溃败的死敌往山下驱赶，这种令人扫兴的结局确实令我有点儿上当的感觉，而且，我也不能对这样的事实完全视而不见吧：我想象着自己用愤怒赶走了癌症，其实是彻底颠倒了真正的因果关系——这就好比眼看着叉车抬起一块压在我胸口的巨石，然后假装是靠自己奋力吸气把石头移走的。但我尽力认清了自己姗姗来迟的这些情绪，然后就此打住。

入院6周后，我所有的扫描结果都变得干干净净，在我的血液、脑脊液和淋巴液中，都找不到转移细胞的标志性蛋白质了。但少数耐药的肿瘤细胞仍然存在残留的风险，所以，他们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药物（与疱疹感染再无关联），进行了一次攻势凶猛的短期疗程。首先，我在局部麻醉下进行了一次睾丸活检，这个过程中的尴尬多于疼痛，然后，他们又从我的臀部提取了骨髓样本，这样一来，假设药物从源头上消除了我产生精子和新鲜血液细胞的潜力，这二者便都可加以恢复。一时之间，我的头发掉光了，胃黏膜也有剥落，呕吐得更加频繁，比我刚诊断出疾病的时候还要难受。但当我开始发出自怜的哀叹时，一名护士却冷酷地说，同样的治疗，比我小一半的孩子尚且忍耐了好几个月呢。

光靠这些传统药物是绝对无法治愈我的，不过，作为执行扫尾工作的手段，它们却大大降低了旧病复发的概率。我发现了一个好听的词：细胞凋亡——细胞的自杀行为，是一种程序性死亡。我一遍又一遍地暗自重复这个词。结果，我几乎开始享受恶心和疲乏的滋味了；我自己越是感到难受，肿瘤细胞的命运就越是不难想象，当药物命令它们终结自己的生命时，细胞膜便像气球一样爆裂和皱缩。痛苦地死去吧，僵尸渣滓！或许我会写一款相关的游戏，甚至是完整的系列游戏，高潮部分就是蔚为壮观的《化疗Ⅲ：大脑之战》。我会借此名利双收，可以把钱还给我父母，而现实生活也会是完美无瑕的，正如先前在肿瘤的影响下表现出的假象那般。

*　*　*

我在12月初出院了，看不出任何疾病的痕迹。父母亲时而小心翼翼，时而喜气洋洋，似乎正在慢慢摆脱心中的恐惧——他们害怕一旦过早地表现出乐观情绪，就会受到打击。化疗的副作用消失了，我的头发又长出来了，只在原先插入分流器的地方留下了一小块斑秃，我吃完东西也不会再呕吐。目前离本学年结束只剩下两周，返校已经没有意义，所以我立即便开始放暑假了。在老师的精心安排下，全班同学都给我发来了俗套的电子邮件，言不由衷地祝我康复，但朋友们却到家里来看望了我，欢迎我从死亡的边缘重返人间，我只是略微显得有点儿尴尬和害怕。

那我为什么还会这么难受？每天早晨，我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都是窗外澄澈的蓝天——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睡个懒觉，父亲或母亲整日待在家里，把我当成王公贵族那样伺候着，却又保持着距离，我只要愿意，完全可以在电脑屏幕前坐上16个小时，他们绝不会来打扰——既然如此，那为什么第一眼瞥见的阳光却让我想把脸埋进枕头里，咬紧牙关，悄声说“我该死掉的，我早该死掉了”？

什么都无法给我带来丝毫的快乐。我最喜欢的网络杂志或网站；我曾经沉湎于其中的恩贾里乐曲；现在只要一开口，我就能吃上的特别油腻、超甜或者超咸的垃圾食品——无论什么都不行。随便哪本书我都读不完一整页，连10行代码我都写不出来。我无法面对现实世界中的朋友，也没有任何想上网的想法。

我所做的一切、所想象的一切，都沾染上了无法抵挡的恐惧感和羞耻感。在我能想起来的画面之中，只有一个可以与之相提并论，那是以前在学校里看过的一部纪录片，拍摄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头是个长长的推拉镜头，一台新闻摄影机无情地朝着集中营的大门推进，我看着那一幕，情绪就变得低落起来，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里面曾经发生过什么。我并不是在妄想；我一刻也不相信，在周围所有光明的表面背后，都潜藏着某种难以言喻的邪恶之源。但我醒过来看见天空时，却会产生同一种不祥的预感，只有当我眼前出现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时，这样的预感才说得通。

也许我是在害怕肿瘤还会重新长出来，但我并没有那么害怕。病毒在第一个回合迅速赢得的胜利应该发挥出了重要得多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认为自己很幸运，也自然心存感激。不过现在，我再也无法对自己的死里逃生感到欣喜了，一如在亮氨酸脑啡肽带来的极乐之巅，无法感到毁灭性的痛苦那样。

我父母开始感到担心，把我拖去找心理医生做“康复咨询”。如同其余的一切那般，这个概念似乎也受到了不良情绪的污染，但我无力抵抗。布莱特医生和我一起“探索了某种可能性”，即我下意识地选择去感觉痛苦，是因为我学会了将快乐与死亡的危险联系起来，而且我暗地里还在担心，一旦重新表现出肿瘤的主要症状，可能就会让肿瘤本身死灰复燃。我一方面鄙视这种信口开河的解释，另一方面又紧抱住它不放，我希望一旦坦然承认了这种隐秘的心理活动，就可以将整个过程拖到光天化日之下来，而这种带有缺陷的逻辑就会不攻自破。然而，万事万物在我心中引发的悲伤和厌恶却有增无减——无论是鸟鸣、浴室瓷砖的图案、烤面包的香气，还是我双手的形状。

我开始怀疑，肿瘤产生了高浓度的亮氨酸脑啡肽，这是否有可能导致我的神经元减少了相应受体的数量，或者我是否产生了一种天然的调节分子，阻断了这些受体发挥作用，对亮氨酸脑啡肽产生了耐受性，就像海洛因成瘾者会对鸦片类药物产生抗药性。当我向父亲说起这些想法时，他非要让我去跟布莱特医生讨论，医生假装听得津津有味，但并没有用任何行动来表明他把我的话当真。他一直告诉我父母，我所感觉到的一切完全正常，都是对所经历的创伤做出的反应，我真正需要的是时间、耐心和理解。

*　*　*

新年伊始，我就被匆忙打发到高中去了，可是，我整整1个星期什么都没干，只是坐在那里，盯着课桌发呆，这时，学校便安排我在线远程学习。我在家里确实努力缓慢地学习着课程，在令人丧失活动能力的深重痛苦发作的间隙，还有一段段行尸走肉般的麻木期。在这些相对清醒的时期，我一直在思考可能造成我这种痛苦的原因。我查阅了生物医学文献，发现了一项相关的研究，讲的是高剂量的亮氨酸脑啡肽对猫的影响，但研究似乎表明，产生的耐受性都是短暂的。

然后，3月里的一个下午，在本来应该学习逝世的探险家事迹时，我却在盯着一张电子显微照片，照片上是被疱疹病毒感染的肿瘤细胞，就在这时，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合理的理论。病毒需要借助某些特定的蛋白质，以便与被感染的细胞对接，使其能够在细胞上黏附足够长的时间，好用其他工具来穿透细胞膜。但是，假设从肿瘤自身丰富的RNA转录本中，它已经获得了一份亮氨酸脑啡肽基因的副本，那它可能就获得了黏附的能力，不仅可以黏附于正在复制的肿瘤细胞上，还可以黏附在我大脑中每一个带有亮氨酸脑啡肽受体的神经元上。

然后，只有在受到感染的细胞中才会被激活的细胞毒性药物就会随之出现，将这些神经元统统杀灭。

正常情况下，那些死去的神经元原本可以激活某些通路，而在失去了所有的输入信息以后，那些通路就会逐渐凋零。我大脑中所有能感受到快乐的部分都在消亡。虽然有时候，我仍然什么也感觉不到，但情绪是各种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由于没有任何东西来与之相抗，如今，在没有了对手的情况下，哪怕是最轻微的抑郁也能在每一场拔河比赛中赢得胜利。

我一个字也没有告诉父母亲；我不忍心对他们说，他们曾经为了给我争取最大的生存概率而奋战，现在，那次战斗却可能会使我变成残疾。我试着联系在黄金海岸为我治疗的肿瘤学家，但我打去的电话却在自动筛选的护城河里挣扎，只能听见充斥于背景中的音乐声，我发送的电子邮件也如石沉大海。我设法独自一人去见过阿什医生，她很有礼貌地听我讲了我的理论，却不肯把我介绍给某一位神经科医生，因为我只有精神上的症状：血检和尿检没有显示出任何临床抑郁症的标准标志。

清醒的时期日渐缩短。我每天有越来越长的时间躺在床上，凝视着没有光亮的房间。我的绝望感千篇一律，完全脱离了任何实际的存在，于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又被自身的荒谬削弱了：没有哪个我心爱的人遭到杀害，几乎可以肯定我已经战胜了癌症，至于较之真正的悲伤或恐惧那无可辩驳的逻辑，我的感受有何不同，我也仍然可以领会。

但我就是无法摆脱这种忧郁，去感受自己希望感受的东西。我唯一的自由，只在于为悲伤挑选各种正当的借口——我欺骗自己说，面对人为造成的一连串不幸，这是我做出的完全自然的反应——或者认为它是外来的，是外界强加于我的，将我困在一具情感的躯壳里，就像一具瘫痪的身体，不具备功能，也毫无反应。

我父亲从未指责过我软弱和忘恩负义，他只是默默地从我的生活中抽身离去。母亲一直还在尝试着和我沟通，尝试着安慰或激励我，但到了这个地步，我几乎连捏一捏她的手作为回应都办不到。我并没有真的瘫痪、失明、失语，或者变成低能儿。但是，所有我曾经居住过的光明世界——无论是有形的还是虚拟的，是真实的还是假想的，是智力上的还是情感上的——都变得无影无踪、无法进入，被掩埋于迷雾、污秽和灰烬中。

等到我被神经科病房接收时，在核磁共振扫描图像上，我大脑中坏死的区域已是清晰可见。但是，即使能更早地做出诊断，也不太可能有任何办法能阻止这一进程。

毫无疑问，谁也无力将手伸进我的颅骨，让快乐的机器恢复运转。

闹钟在10点把我叫醒，但又过了3个小时，我才攒够了起来活动的力气。我甩开被单，坐在床边，心不在焉地咕哝着脏话，想要摆脱这个不可避免的结论：我本来不该自找麻烦的。无论我今天达到了什么样的成就顶峰（不仅去购物了，还买了些冷冻食品以外的东西），无论什么滔天的好运落到了我头上（该交房租的日子还没到，保险公司就把补助存进了我的账户），我明天醒来时的感觉还是一模一样。

什么也无济于事，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两句话就说尽了一切。但我早就接受了这一点，再也没什么可失望的了。我也没理由坐在这里，第无数次为流血的事哀叹。

对吧？

妈的。继续前进吧。

我吞下了“晨间”药物，也就是前一天夜里，我放在床头柜上的6粒胶囊，然后走进浴室，排出了一道明黄色的尿液，里面的成分主要是上一剂药的代谢物。世上没有任何一种抗抑郁药能把我送到百忧解[一种治疗精神抑郁症的药物。]的天堂，但这破玩意儿能让我的多巴胺和血清素维持在足够的水平，把我从面对流质食物、便盆和擦浴时完全的紧张症中拯救出来。

我往脸上泼水，想找个借口，好在冰箱还半满的时候就走出公寓。整天待在家里，既不洗澡，也不刮胡子，确实让我感觉更差劲：浑身黏糊糊的，无精打采，就像一条白花花的寄生水蛭。但是，要让厌恶带来的压力达到足以让我动起来的水平，可能还需要1周乃至更长的时间。

我凝视着镜中。食欲不振不仅弥补了运动的不足——我对碳水化合物带来的慰藉无动于衷，正如对跑步带来的兴奋毫无兴趣——我还可以数得出胸口松弛的皮肤底下的一根根肋骨。这一年，我30岁，看着却像个憔悴的老人。我遵从了某种退化的本能，把额头贴到冰凉的玻璃上，本能暗示说，从这种感觉中或许可以榨取出一丝快乐。可是没有。

我在厨房里看到了电话上的亮光：有一条信息在等候着我。我走回浴室，在地板上坐下，试图说服自己，这未必就是坏消息。不一定有人死了，我父母也没法离两次婚。

我向电话走去，挥了挥手，打开显示器。缩略图上是一位表情严肃的中年女子，我并不认识她。发件人的姓名写的是Z. 杜拉尼博士，就职于开普敦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系。标题行写道：“假体重建神经成形术的新技术。”这让情况发生了改变：在浏览我的临床病情报告时，大多数人都相当漫不经心，以致以为我患的是轻度弱智。我对杜拉尼医生的厌恶感消失了，这令我精神一振，对我来说，最接近于敬意的感觉不过如此。但是，无论她再怎么努力，治愈本身也不免仍是一种妄想。

健康宫医院签署了无过错和解协议，为我提供相当于最低工资的生活补助，我还可以报销获批的医疗费用；我并没有拿到一笔天文数字的巨额款项，可以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然而，凡是有可能使我在经济上得以自给自足的治疗，都可以由保险公司酌情全额付款。对“全球保险”公司而言，这类治疗方法的价值——要维持我终生生活所需的剩余总成本——在不断下降，但全球范围内的医学研究拨款也是如此。我这个案子的情况已经人尽皆知了。

到目前为止，我接受过的大多数治疗都涉及新型药物。药物已经把我从机构的护理中解放出来了，但要指望药物能把我变成一个快乐的小小工薪族，就像指望有种药膏能让截肢后的肢体重新长出来一样。不过，从全球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若是为更复杂的疗法一掷千金，就意味着拿一笔数额大得多的钱去豪赌——无疑，这种前景会让我的专案经理去费力地拼凑精算数据库。等到40多岁，我仍然大有可能自杀，在这种时候，轻率地做出开支决定是没有意义的。廉价的解决方案总是值得一试，即使成功的概率很小，然而，凡是激进到真正有可能奏效的方案，都注定通不过风险/成本分析。

我双手抱头，在屏幕旁跪下来。我可以看也不看地删掉这条信息，这样我就不必因为确切了解到会错过什么而懊恼……但话又说回来了，不知道信息的内容也同样糟糕。我轻轻点击“播放”按钮，然后移开了视线；即使是与一张显示在邮件中的脸对视，我也会感觉到强烈的羞惭。我明白这是为什么：表达积极的非语言信息所需的神经元回路早已消失，但是，对类似拒绝和敌意等反应发出警告的通路则不仅保持着完整，而且变得扭曲和高度敏感，无论现实如何，都足以用强烈的负面信号来填补空白。

杜拉尼医生向我解释了她在中风患者身上开展的研究工作，我尽可能仔细地倾听。组织培养的神经移植是目前的标准疗法，但她却一直在向受损区域内注射一种精心定制的聚合物泡沫。泡沫释放出生长因子，吸引了周围神经元的轴突和树突，而由于聚合物本身的设计，又使其可以发挥电气化学开关网络的功能。通过分散在泡沫中的微处理器，对最初没有固定形状的网络首先进行编程，以便复制丢失神经元的一般行为，然后再进行微调，从而获得与接受者个体的兼容性。

杜拉尼医生列举了她的若干成就：视力恢复，语言能力恢复，还有运动能力、自制能力、音乐能力恢复。若以丧失的神经元、突触或原始体积来衡量，在范围上，我本人的缺陷超出了她迄今为止修补过的所有缺失。但这只会增加治疗的挑战性。

我近乎安然地等待着她抛出陷阱，报出一个6位数或者7位数的金额。屏幕上的声音却说：“只要你能负担自己的旅费和3周的住院费用，那我的研究经费就可以覆盖治疗本身的费用。”

这些话我反复播放了十几遍，企图找到一个不那么有利的解释——这样的事我一般都很擅长。我没有找到，然后我鼓起勇气，给杜拉尼在开普敦的助理发了封电子邮件，希望获得确切的解释。

并没有什么误会。我得到了一个良机，可以在余生中恢复健康，而所需的费用仅相当于1年的药费（那些药仅能让我保持清醒）。

*　*　*

组织一次南非之旅完全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不过，一旦全球保险认识到它所面临的机遇，两大洲的机构就为我运转起来了。我只需要做到一件事，就是努力克制住想取消一切的冲动。一想到要入院治疗，要再次体会力不从心，这就够令人不安的了，但是，设想神经假体本身具备的潜力，就像是盯着日历，等待现实世界中的审判日来临。2023年3月7日，我要么获准进入一个辽阔、丰富、美妙无数倍的世界……要么就让事实来证明，我已无可救药。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即便是希望最终会破灭的前景，也远不如另一种选择那样可怕；希望破灭离我原来的生活要近得多，也容易想象多了。我唯一能想到的快乐景象就是儿时的自己，快乐地奔跑着，融入阳光中——这非常美好，令人回味，却有点儿缺乏实际的细节。假如我想化作一束阳光，那我随时可以割腕自尽。我想要一份工作，想要一个家庭，想要平凡的爱和适度的抱负，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我被剥夺了的东西。然而，最终实现了这些目标会是什么样，我再也无法想象了，正如我也无法想象在26维空间中的日常生活。

在乘坐黎明的航班飞离悉尼之前，我根本没睡。我被一名精神科护士护送到机场，但在飞往开普敦途中，并没有会让我感觉有失尊严的看护一直坐在我身边。在飞机上，醒着的时候，我一直在与妄想症作斗争，抵抗着面对的诱惑，不去为脑壳里涌动的所有悲伤和焦虑编造理由。飞机上谁也没有藐视地盯着我。杜拉尼的技术不会到头来其实是场骗局。我成功地粉碎了这些“解释性的”错觉……但是，如同以往一样，我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感觉，甚至也无法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区分开我纯粹出于病态的悲伤和在一次激进的大脑手术前夕，任何人都会感受到的完全合理的焦虑。

难道这不是天赐之福吗？不必始终挣扎着去分辨两者之间的区别。忘掉快乐吧；只要我知道这总是事出有因的，即便是充满了悲惨苦难的未来，也会是一场大捷。

*　*　*

卢克·德·弗里斯在机场迎接我，他是杜拉尼的博士后学生之一。他看上去25岁左右，浑身散发出一种自信，我不得不费了些力气，才没有将这种自信误认作轻蔑。我立刻感觉陷入了困境，无可奈何：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就像一脚踩上了传送带。但我知道，假如还要让我自己做点儿什么的话，整个过程就会陷入停顿。

我们到达位于开普敦郊区的医院时，已经是后半夜了。穿过停车场时，昆虫的鸣叫声听着不太对劲，空气中弥漫着难以名状的异国气息，夜空中的星座看起来像是巧妙的赝品。走近入口时，我膝盖一软，跪倒在地。

“嘿！”德·弗里斯停下脚步，扶我起身。我看到自己出的这副洋相，又是害怕，又觉丢脸，浑身都在发抖。

“这可违背了我的避免疗法呀。”

“避免疗法？”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去医院。”

德·弗里斯哈哈大笑，不过我也说不清他是否只是在逗我。意识到自己引发了由衷的笑声本应带来愉悦，看来那些通路都已经消亡了。

他说：“我们不得不用担架把上一个研究对象抬进来。她离开的时候走得跟你一样稳当。”

“那就是不好喽？”

“不是我们的错，是她的人造髋关节在调皮捣蛋。”

我们走上台阶，步入了灯火通明的门厅。

*　*　*

第二天早晨，3月6日，星期一，也就是手术前一天，在负责第一部分流程的外科手术团队中，大部分人都与我见过了面，这部分手术纯粹是机械操作：把死亡神经元留下的无用孔洞清理干净，用微小的气球撬开所有被挤压至闭合的孔洞，然后往这个形状奇怪的整体结构中灌满杜拉尼的泡沫。除了18年前分流器在我头骨上留下的那个洞以外，他们很可能还得再钻两个洞。

一名护士剃光了我的头发，在裸露的皮肤上粘贴了5个参考标记，然后一整个下午，我都在扫描中度过。在最终的三维图像中，绘制出了我大脑中所有死去的空间，那看起来就像一张洞穴勘探者用的地图，有一连串彼此相连的洞穴，外加岩崩和坍塌的隧道。

那天傍晚，杜拉尼亲自来看望了我。“当你还处于麻醉状态时，”她解释道，“泡沫会硬化，首先会与周围的组织形成最初的连接。然后，微处理器会指示聚合物形成一个网络，我们选择了把它作为起点。”

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开口说话；我问出的每一个问题——无论措辞有多礼貌，思路有多清晰，问得有多切题——都让我深感痛苦和窘迫，仿佛我正赤身裸体地站在她面前，要她擦去我头发上的粪便。“你怎么找到可用的网络？你对志愿者做过扫描吗？我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是不是会变成卢克·德·弗里斯的克隆体——承袭了他的品位、抱负和情感？”

“不会，不会。关于健康的神经结构，有一个专门的国际数据库，里面的数据来自2万具没有受过脑损伤的尸体。比X线断层摄影术还要详细。他们把大脑冷冻在液氮里，用镶钻的超薄切片机来切片，然后对切片进行染色，制作成电子显微照片。”

面对她不经意间提及的艾字节数字，我的大脑忽然有些畏缩；我早已与计算机完全脱节了。“所以，你要用数据库里的某种复合体？你要从不同的人身上挑出一些典型的结构，拿来给我用？”

杜拉尼似乎不打算去深究这句出入不大的话，但她显然是个注重细节的人，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让我觉得智商受到了冒犯：“不完全是这样。这更像是一次多重曝光，而不是单个复合体。我们使用了数据库中的大约4000条记录，都是二三十岁的男性，凡是有人把神经元A连接到神经元B，另一个人把神经元A连接到神经元C，那你就会同时连接到B和C。所以，你最开始用的是一个网络，理论上来说，这个网络可以缩减到4000个单独版本当中的任何一个，可是实际上，你会把它缩减成属于你自己的版本，独一无二。”

这听起来胜过了情感克隆体，或是弗兰肯斯坦式的拼贴人；我会成为一具经过大致雕琢的雕塑，某些功能还有待完善。但是……

“怎么缩减呢？我怎么才能从一个潜在的某某人变成……”什么呢？复活的那个12岁的我？还是我本来应该成为的那个30岁的人，作为这4000名死去的陌生人的合成体，被魔法召唤而出？我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已经丧失了仅有的那一点点信心，不再相信自己不是在胡说。

不管我的判断是否准确，杜拉尼本人似乎变得略微有些局促。她说：“你的大脑中应该还有完好无损的部分，记录着一些已经丢失的东西：对成长期体验的记忆，印象中曾经给你带来过快乐的东西，在病毒攻击中幸存下来的先天结构的碎片。假体会在自主驱动下，进入一种与你大脑中其余的一切兼容的状态；它会与所有这些别的系统发生相互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下，效果最好的联系就会得到巩固。”她思索了片刻，“你可以想象一下，有一种假肢，最开始的时候形成得并不完整，而它会在你使用的过程中调整自身：在没能抓住你伸手去抓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伸长；在意外撞上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会缩短，直到精确地呈现出你的动作必然会形成的幻肢尺寸和形状。它本身只不过是失去的血肉的形象。”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只是难以相信，在我消退的记忆中，竟然会包含着充足的信息，从中可以重现其虚幻的创造者的每一个细节；也难以相信，顺着其他4000幅快乐肖像的边角，加上乱七八糟的碎片，从中获得了几条线索，就可以据此拼凑出整幅的拼图，呈现出我是谁、有可能成为谁。但这个话题至少会让我们当中的某个人觉得不自在，所以我并没有追问这一点。

我终于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会是什么样？也就是等我从麻醉中醒来，所有的连接都还原封不动的时候？”

杜拉尼坦然承认：“这件事我没办法知道，得等你亲口告诉我。”

*　*　*

有人反复呼唤着我的名字，带着鼓励，却不可抗拒。我又清醒了几分。我的脖颈、双腿和后背都在痛，发僵的胃里觉得恶心。

但床很暖和，被单也很柔软。仅仅是躺在那里就很舒服。

“现在是周三下午了。手术很顺利。”

我睁开眼睛。杜拉尼和她的4个学生都围在床脚边。我惊诧地盯着她：我原先觉得那张脸“严厉”而“令人生畏”……此时她的脸却显得迷人而富有魅力。我可以就这样盯着她，看上好几个小时。但我随即瞥了一眼站在她身边的卢克·德·弗里斯，他的模样也同样非同凡响。我转过脸，一个接一个地望向另外3个学生，每一个都同样迷人，我都不知该看哪里才好了。

“你感觉怎么样？”

我也不知该如何开口。这些人的面孔承载着如此众多的含义，成了多重的魅力之源，令我无法单独挑选出其中任何一个要素：他们个个都显得睿智、欣喜、俊美、专注、安详、活泼、深思熟虑、富于同情……是由各种品质汇成的白噪声，所有品质都是正面的，但最终却互不相干。

然而，当我情不自禁地将目光从一张脸移向另一张脸，竭力去理解他们各自的表情时，这些面孔的含义终于变得明朗起来，就像词语开始变得清晰易懂——尽管我的视线始终不曾模糊过。

我问杜拉尼：“你是在笑吗？”

“微笑吧。”她犹豫了一下，“在这方面有标准测试，有标准的图像，不过请你形容一下我的表情，跟我说说，我在想什么。”

就像她是在要求我读出视力表一样，我自然而然地开口答道：“你……觉得好奇？你正在仔细倾听。你很感兴趣，希望会有好事发生。你在笑，是因为你觉得好事确实会发生，或者是因为你还不能完全相信好事已经发生了。”

她点点头，笑得越发坚定：“很好。”

我没有再补上一句：我现在觉得她美得惊人，简直是倾国倾城。但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莫不如此——无论男女：我原本以为，笼罩在他们面孔上的那层矛盾情绪的迷雾已经消散，但它却留下了一种惊心动魄的光彩。我觉得这有点儿骇人——这样的光彩太耀眼了，又过于一视同仁——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像适应了黑暗的眼睛遇光会感觉炫目那样，这种感觉也差不多，几乎属于同样自然的反应。18年来，我看到每张面孔都只觉丑陋，我不打算对这5个人的出现口出怨言，他们的模样就像天使一般。

杜拉尼问道：“你饿吗？”

这个问题我不得不考虑了一下：“饿了。”

其中一名学生取来了一份备好的餐食，跟我周一的午餐差不多：有沙拉和面包卷，外加奶酪。我拿起面包卷，咬了一口。口感再熟悉不过了，味道也并没有改变。就在两天前，我咀嚼和吞咽的是同样的东西，感觉到的却是轻微的嫌恶，所有食物在我嘴里都会引发那种感受。

此时，热泪顺着我的脸颊簌簌滚落。我并没有欣喜若狂；这种体验奇异而痛苦，犹如用干裂的嘴唇从喷泉里饮水，皮肤都变成了盐和干涸的血。

同样疼痛，又同样难以抗拒。我把盘子里的食物一扫而空，又要了一盘。吃是好事，吃是对的，吃是必不可少的。我吃光了第三盘食物以后，杜拉尼坚决地说：“够了。”我还想吃，想得浑身发抖；她仍然美得超凡脱俗，但我却火冒三丈地冲着她尖叫起来。

她抓住我的双臂，让我动弹不得：“这对你来说会很艰难。在网络稳定下来之前，你就是会有这样的冲动，冲击力来自四面八方。你必须尽力保持冷静，努力做到三思而后行。跟从前比起来，假体会让更多的事情具备可能性，但你仍然可以控制住自己。”

我咬紧牙关，望向别处。刚被她这么一碰，我便立刻难受地勃起了。

我说：“没错。我正在控制自己。”

*　*　*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使用假体的体验中少了许多生疏和激烈之处。我几乎可以想象，在使用的过程中，这张网络中最不契合、最锋利的边缘被逐渐磨平了——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吃饭、睡觉、与人交往，这些仍然是十分愉快的事，但更像是带有玫瑰色的不可思议的童年幻梦，而不像有人用高压电线戳我的大脑造成的结果。

当然了，假体向我的大脑发送信号，并不是为了让大脑感到愉悦。假体本身就是正在感受所有快乐的这个我的一部分，无论这个过程与其余的一切融合得多么天衣无缝：包括感知、语言、认识……还有我的其他部分。一开始，细想起来这还会让我感到不安，可是再一深思，有个思想实验，是在一个健康的大脑中把所有相应的自然区域都染成蓝色，然后宣布：“感受到所有快乐的是这些区域，而不是你！”与这个实验相比，这倒也不至于更让人忐忑。

杜拉尼团队企图将他们取得的成功加以量化，于是，我接受了一系列的心理测试——其中大部分测试我早已做过许多次了，是我年度保险评估中的部分内容。也许，诸如中风患者对曾经瘫痪的手控制自如了，这种情况更容易客观地加以衡量，但在衡量积极影响的每一个数字标度上，我都从最低水平一跃达到了最高水平。这些测试非但远没有让我感到烦心，反倒让我首次获得了在新舞台上使用假体的机会，而且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快乐感受，我几乎不记得曾经有过类似的体会。他们要求我对家庭情境下的平凡场景做出解释——在这个孩子、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之间，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谁心情好？谁心情不好？除此之外，还让我观看了伟大的艺术作品令人叹为观止的图像，其中既有复杂的寓意性和叙事性绘画，也有关于几何学的极简主义优美散文。我不仅要聆听一些日常会话的片段，甚至是未经修饰的喜悦大叫、痛苦哭喊，还听过了来自每种传统、每个时代、每样风格的音乐及歌曲样本。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终于意识到了有些不对劲。

雅各布·泽拉正在一边播放音频文件，一边记录我的反应。在此期间，他大部分时候都面无表情，小心地避免泄露自己的看法，以免带来破坏测试数据的风险。可是，当他播放了一段欧洲古典音乐的空灵片段后，我打出了20分，也就是满分，这时，我发现他脸上闪过一丝失望。

“怎么？你不喜欢这首曲子吗？”我说。

泽拉面带难以理解的笑容，说道：“我喜欢什么并不重要。我们测量的并不是这个。”

“我已经给出了评分；你影响不了我的分数。”我恳求地望着他，我渴望着任何一种形式的交流，“我对世事不闻不问已经有18年了，我甚至连这个作曲家是谁都不知道。”

他犹豫了一下：“是J.S.巴赫。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曲子确实叫人赞叹。”他将手伸向触摸屏，继续实验。

那他刚才为什么会失望呢？我立刻便知道了答案；我之前没有注意到，实在是挺傻的，但我一直过分专注于音乐本身了。

没有哪首曲子我给出的分数是低于18分的。视觉艺术作品的评分也是如此。我从那4000位虚拟捐赠者那里接手的不是最小公分母，而是尽可能广泛的品位——在10天的时间里，我仍然没有在其上施加自身的任何限制条件或个人偏好。

对我而言，一切艺术与音乐莫不令人赞叹，每一种食物都很美味，目光所及的每一个人都完美无缺。

也许，在长时间的饥渴之后，我只是在尽情享受所能得到的快乐，但我总有餍足的一天，总会变得像其他人一样有所区分、一样专注、一样挑剔，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以后还是这个样子吗，来者不拒？”我脱口问出了这个问题，语气开始时带着轻微的好奇，结束时却流露出一丝恐慌。

泽拉停下了正在播放的样本乐曲——据我判断，这首圣歌可能是阿尔巴尼亚语、摩洛哥语或蒙古语，但我仍然听得兴致勃勃，脖子后面汗毛直竖。与听其他的一切音乐时毫无分别。

他沉默了片刻，权衡着彼此存在矛盾的不同责任。然后他叹了口气，说道：“你最好找杜拉尼谈谈。”

*　*　*

在她办公室的壁屏上，杜拉尼向我展示了一张条形图：图中显示的是过去这10天里，假体内状态有所变化的人工突触的数量——包括形成的新连接，以及发生了断裂、削弱或增强的现有连接。内置的微处理器记录着这些信息，每天早晨，在我颅骨上方晃动的天线都会将这些数据收集起来。

第一天的数据很引人注目，当时假体正在适应所处的环境。在原主人的颅骨内，这4000名捐献者的网络可能全都十分稳定；但我获得的这个张三版网络却从未与任何人的大脑真正相连。

第二天的活跃度大约相当于第一天的一半，第三天则约为1/10。

然而，从第四天开始，除了背景噪声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的情景记忆无论有多愉快，显然都被储存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我绝对没有患上健忘症——但在最初的活跃度大爆发之后，定义什么是快乐的回路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和改进。

“假如未来这几天出现了某些趋势，我们应该就能把它们放大，推动它们向前发展——就像一栋摇摇晃晃的建筑物，一旦显示出要朝某个方向倒塌的迹象，我们就应该把它朝那个方向推。”杜拉尼似乎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已经过去了太长的时间，而网络却尚未表现出摇晃的模样。

我说：“那遗传因素呢？你能不能看一下我的基因组，然后根据这个来缩小范围？”

她摇了摇头：“在神经发育中，至少有2000个基因都发挥着作用。这不像血型或组织类型的配型；数据库里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小部分跟你相同的基因。当然，有些人的气质肯定比其他人跟你更接近，但我们没办法从基因上来识别是哪些人。”

“我明白了。”

杜拉尼小心地说：“如果你希望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假体彻底关闭。用不着做手术：我们只要把它关掉，你就会恢复到最初的状态。”

我凝视着她熠熠生辉的脸庞。我怎么回得去呢？无论测试和条形图说明什么，这怎么能算是失败呢？无论我正沉浸于其中的美多么无用，跟满脑袋亮氨酸脑啡肽的时候比，我的情况都不会像那样一团糟了。我仍然有害怕、焦虑、悲伤的能力，测试揭示出了共通的阴影，在所有捐献者身上都存在。我无法厌恶巴赫、查克·贝里[查尔斯·爱德华·安德森·“查克”·贝里（Charles Edward Anderson “Chuck” Berry， 1926—2017），美国音乐家、作曲家、吉他演奏家，摇滚乐先驱。]、夏加尔[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 1887—1985），俄罗斯裔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或保罗·克利[保罗·克利（Paul Klee， 1879—1940），瑞士画家、小提琴手。]，可是，看到疾病、饥饿和死亡的画面时，我的反应与其他人一样理智。

我并没有像以前对癌症毫不在意那样，对自己的命运毫不在意。

不过，倘若我继续使用假体，那我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共通的快乐，共通的阴影……有一半人类支配着我的感情？在黑暗中度过的这些岁月里，假如我还曾有过什么执念，难道不就是我体内还保存着种子的可能性吗？——有可能一遇到机会，某一个版本的我还会再次成长，变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今，这样的希望不是已经破灭了吗？有人给我提供了塑造自我的材料——虽然这些我都测试过了，也对其大加赞赏，但我却并没有声称其中任何一样东西是属于自己的。在过去这10天里，我感受到的所有快乐都毫无意义。我只是一具死去的躯壳，在别人的阳光下随风飘荡。

我说：“我觉得，你是应该这么做，把它关掉。”

杜拉尼举起了手：“等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有个办法我们可以试一试。我一直在跟我们的伦理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卢克已经启动了软件方面的初步工作，可是归根结底，这件事还是要由你来决定。”

“什么办法？”

“网络可以朝任何一个方向去推。我们知道要怎么进行干预——打破对称性，让某些东西比别的东西更能带来快乐。仅仅因为这种情况没有自发产生，并不代表就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

我笑了起来，忽然有点晕头转向：“那么，如果我说一声，你们的伦理委员会就要挑选出我喜欢的音乐、最爱吃的食物和我的新职业？他们会决定让我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有那么惨吗？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死了，现在却要把生命赋予一个全新的人？不只是捐献一个肺，或者一个肾，而是要捐献我的整具身体、无关的记忆和所有的一切，给一个随意构建出来、功能却很完善的新生人？

杜拉尼大惊失色：“不是！我们做梦也没想过要那么干！但我们可以给微处理器编程，让你本人来控制网络的完善过程。我们可以赋予你自主选择的力量，让你有意识地慎重选择让自己快乐的东西。”

*　*　*

德·弗里斯说：“试着在脑海中想象一下控制器。”我闭上了眼睛。他说：“闭眼这主意可不好。一旦养成了这个习惯，就会限制你的访问。”

“说得对。”我凝视着半空中。实验室的音响系统里播放着某一首气势雄浑的贝多芬乐曲，要集中注意力很不容易。我竭力想象着5分钟之前，德·弗里斯一行一行地在我脑海中构建出的控件，那是个格式化的樱桃红色水平滑动条。突然间，它不仅仅是模糊的记忆了，而是再次叠加在这个房间上，位于我的视野底部，与任何真实的物体一样清晰。“我想象出来了。”按钮悬浮在19分左右。

德·弗里斯瞥了一眼我看不见的屏幕：“不错。现在试一下调低评分吧。”

我无力地一笑。超越贝多芬啊[原文语带双关，字面含义是将控制条在贝多芬的乐曲上方滚动，同时恰好又是查克·贝里演唱的一首歌曲。]。“怎么调低啊？怎么才能尽力对某样东西少喜欢一些？”

“不用，你只要试着把按钮往左边移动就行。想象一下移动的画面。软件正在监控你的视觉皮层，对任何短暂的虚拟认知进行追踪。只要哄骗自己相信你看见按钮正在移动——然后图像就会听话照办。”

确实如此。在此期间，我不断地短暂失控，仿佛那玩意儿有黏性似的，但在停下来评估效果之前，我终于设法把滑动条移到了10分的位置。“妈的。”

“我看，这是起作用了？”

我呆呆地点了点头。乐曲依然……悦耳，但魔咒已经彻底打破。就像听见一段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然后听到一半，忽然发觉发言的人根本一个字都不信——原本的诗意和雄辩未曾改变，其中真正的力量却被完全剥夺了。

我感觉额头上汗水直冒。在听杜拉尼解释过之后，整个方案似乎过于离奇，简直不像真的。虽然有数十亿个直接的神经连接，又有无数次机会让我残留的本体与假体相互作用，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它，我却仍然未能在假体上显示出我自身的特性，因此，我担心到了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会由于优柔寡断而丧失行动力。

但我知道，毫无疑问，我根本不该为了一首古典乐曲而欢天喜地——无论这首曲子我是从未听过，还是（这曲子显然举世闻名，处处都能听见）偶然听过一两次，当时耐着性子勉强听完，却根本无动于衷。

而现在，在短短几秒钟之内，我就把那种错误的回应给处理掉了。

还是有希望的。我仍然有机会让自己复活。我只需要有意识地这样去做，迈好每一步。

德·弗里斯一边摆弄着键盘，一边欢喜地说：“假体中所有主要系统的虚拟配件，我都要用颜色来编码。再练习几天以后，这一切都会变成你的第二天性。只要你记住，有些体验会同时启动两三个系统……所以，如果在做爱的时候，你不希望背景音乐分散太多的注意力，就一定要把红色控制条关小，可别关成了蓝色那个。”他抬起头来，看到了我脸上的表情，“嘿，别担心。就算你弄错了，或者改了主意，回头也总是可以重新开大的嘛。”

晚上9点，飞机在悉尼降落。星期六的晚上9点。我乘坐火车来到市中心，打算换乘一趟车回家，然而，看到人群纷纷在市政厅站下车时，我便把手提箱存进了一个储物柜，随着人流来到了大街上。

自从接受病毒治疗以后，我到市里来过几回，但从来没有哪一次是在夜里。我觉得自己仿佛在另一个国家度过了半生，被一所外国监狱单独监禁，然后回到了家乡。一切都让我无所适从。看到某些建筑的面目似乎依然如故，但仍与我记忆中的模样不完全相同，我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些眼花缭乱。每次拐过一道弯，发现某些我心目中的地标、某些从儿时起就记得的商店或招牌已经消失，我心中就会生起一阵空虚感。

我站在一家酒吧外，近得足以感觉到耳膜在随着音乐的节拍震动。我能看到酒吧里的人，他们欢笑着、舞动着、捧着饮料四处晃荡，酒精和同伴的存在使他们容光焕发。有些情况可能会转变成暴力，另一些则大有发展成性关系的希望。

现在，我可以亲自直接走进这幅画面了。曾经将世界埋葬的灰烬已被一扫而空，我大可随心所欲，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几乎能感觉到那些捐献者，他们是这些纵酒狂欢的人死去的表亲，现在，作为我脑中网络的和声，他们重生了，与耳中的音乐、眼前的知己发生了共鸣，在我脑海里喧哗着，乞求我把他们一路带到生者的土地上。

我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在我视线的角落里，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酒吧旁边的小巷里，有个十一二岁的男孩靠墙蹲着，脸埋在一个塑料袋里。他吸了几口气，抬起头来，死气沉沉的眼睛闪烁着，脸上的微笑像管弦乐队的指挥一样充满喜悦。

我往后退开。

有人碰了碰我的肩膀。我蓦地转过身，只见有个男人正冲着我露出笑容：“耶稣关爱你，兄弟！你再也不用到处搜寻了！”他把一本小册子塞进我手里。我凝视着他的脸，对我而言，他的情况一望便知：此人偶然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随意产生亮氨酸脑啡肽，但他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推断，这要归因于某种神圣的快乐之源。我感觉自己胸口一紧，又是害怕，又是怜悯。至少我当初还知道自己是长了肿瘤。就连巷子里的那个小混球也知道，自己只是在吸嗅胶[一种吸入性的刺激神经方式，胶水黏合剂中含有令人陶醉的烟雾。]。

那酒吧里的人呢？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音乐、伙伴、酒精、性爱……其间的界限何在？从几时开始，无可非议的快乐竟变得像这个男人那样空虚、病态了？

我踉跄着走开，回头朝车站走去。人们在我周围欢笑着，喊叫着，手拉着手亲吻，我注视着他们，仿佛这些人是被剥了皮的解剖图，显露出上千块紧密相连的肌肉，带着与生俱来的精确性，共同发挥着作用。在我内心深处，那台快乐机器一次又一次地辨认着自我。

现在，我毫不怀疑，杜拉尼真的已经把人类每一丝获得快乐的能力都塞进了我的脑壳。然而，若要将其中的任何一部分收为己有，我就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且程度比以前肿瘤迫使我接受时还要深切——快乐本身毫无意义。没有快乐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但快乐本身还不足以成其为终极目的。我可以自由地选择快乐的理由，并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但无论我感觉如何，一旦将新的自我塑造成型，我所有的选择仍然有可能都是错的。

*　*　*

全球保险公司要求我在年底之前做好安排。假设年度心理评估表明，杜拉尼的治疗确实取得了成功，那么，无论我是否真的找到了工作，我都会被丢给经过私有化后残存的社会保障机构，他们就更缺乏慈悲心肠了。所以我在光下摸索着，企图找到自己的方向。

回来以后的第一天，拂晓时我就醒了。我坐在电话旁边，开始搜寻。我以前的网络工作空间已经存档了，按照目前的收费标准，每年只需要10分钱保管费，而我账户里的信用额度还有36.20元。这一整块奇怪的信息化石历经了4次收购和合并，从一家公司手里转到了另一家公司。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工具来解码这些过时的数据格式，把过去的生活片段拖到现在，仔细查看，直到这个过程变得过于痛苦，再也无法继续下去。

第二天，我花了12个小时来打扫公寓，一边听着我以前下载的恩贾里音乐，一边把每个角落都使劲擦洗了一遍，中途只停下来狼吞虎咽地吃了点儿东西。虽然我完全可以让对食物的喜好重新恢复，变回当年那个12岁少年的口味，就喜欢吃高盐的垃圾食品，但我还是做出了选择，绝对不馋有害性超过水果的食品——这完全不属于自讨苦吃，与其说是注重品德，倒不如说是讲究实际。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的体重以令人满意的速度逐渐增加，不过，当我盯着镜中的自己，或者使用手机上的图像变形软件时，我意识到，我几乎可以对任何一种体形都感到满意。在那个数据库里，人们心目中理想的自我形象必定是千差万别的，或者临死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实际外表十分满意。

我再次做出了实用主义的选择。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迎头赶上，只要可以避免，我不想在55岁的时候就死于心脏病。不过，专注于难以实现或荒唐可笑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用图像变形软件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大胖子，给这种体形打了零分，对施瓦辛格的长相也给出了同样的分数。我选择了瘦削结实的体形——根据软件的判断，这种体形大有实现的可能——在20分的满分中给它打了16分。然后我开始跑步。

一开始，我跑得很慢，虽然我心目中认定的自我形象还是个孩子，能毫不费力地从一条街窜到另一条街，但我仍然小心翼翼，始终不曾把运动的乐趣调高到足以掩盖伤痛的地步。我一瘸一拐地走进一家药店，寻找外用擦剂，结果发现了一种名为前列腺素调节剂的东西，这是一种抗炎症化合物，据说，在不阻断任何重要修复过程的情况下，它就可以将损伤降到最低限度。我对此表示怀疑，但这玩意儿似乎确实有用；第一个月仍然很疼，但我既没有因为自然发生的肿胀而跛着脚走路，也没有对拉伤了肌肉的危险迹象毫无察觉。

一旦心肺和小腿被我硬生生从衰退状态中拖了出来，感觉就变得很不错。我每天早晨要跑上1个小时，在本地的小巷里转悠；周日下午，我就绕着这座城市兜圈。我并没有逼迫自己提升速度；我没有丝毫体育运动方面的野心，只是想行使我的自由。

很快，跑步的行为就融合成了一种毫无滞涩的整体。我可以陶醉于怦怦的心跳、四肢运动的感受，或者也可以挥退这些细节，使其弱化为一片满足的嘈杂，如同置身于火车上那样，就这样观看风景。在夺回自己的身体之后，我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开拓郊区。从紧邻在莱恩科夫河边的狭长森林，到永远那么难看的帕拉马塔路，我就像一个疯狂的测量员，在悉尼城内纵横驰骋，用看不见的测地线把风景包裹起来，然后绘进我的脑海里。我踏着咚咚的脚步，冲过格拉德斯维尔、艾恩湾、派尔蒙特、梅多班克和海港的一座座桥梁，毫不畏惧脚下的木板会垮塌。

我也有过怀疑的痛苦时刻。我并没有沉浸在内啡肽里忘乎所以——我没把自己逼得那么紧——但这感觉依然好得让人难以置信。这算不算类似吸嗅胶的吸毒行为呢？也许当年为了生存，在追逐猎物、逃离危险、画出自己的地盘这些行动中，我的上万代祖先都曾获得过同样类型的乐趣，但对我来说，这一切只是愉悦之极的消遣而已。

尽管如此，我既没有欺骗自己，也没有伤害任何人。从心中那个死去的孩子内心深处，我摘出了这两条规则，不断奔跑。

*　*　*

在30岁这个年龄经历青春期很有意思。病毒并没有实打实地将我阉割，却已消除了性画面、生殖器刺激和高潮带来的快感，还部分破坏了从下丘脑向下延伸的荷尔蒙调节途径，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值得称为性功能的东西。

当这一切发生改变时，即使是在性功能相对衰老的状态下，这也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与梦遗相比，自慰美妙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发现自己不愿去干预控制条来收敛这样的乐趣。但我不必担心自慰会剥夺我对真实性爱的兴趣：在大街上、商店里和火车上，我发现自己老是公然紧盯着人看，直到将意志力、纯粹的恐惧和对假体的调整结合到一起，我才成功地戒掉了这个习惯。

脑中的网络把我变成了双性恋。虽然没过多久，我便调低了自己的性欲，使其降到了大大低于数据库中性欲最强者的水平，但在选择当异性恋还是同性恋的问题上，一切都变得捉摸不定起来。这个网络并非某种类型的人口加权平均值；杜拉尼原本希望，我本人幸存的神经结构能够发挥支配作用，假如真是平均值的话，那每逢表决结果对幸存神经结构不利的时候，她的希望就会破灭。所以，我不仅仅是10%～15%的同性恋；这两种可能性具有同等的力量，消除其中任何一种的想法都让我感到同样不安、同样有损形象，就仿佛我与这两种可能性已经共存了数十年。

但这究竟只是假体的自卫，还是有一部分属于我本人的反应呢？我不知道。甚至早在感染病毒之前，12岁的时候，我还是个对性完全懵懂的孩子；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异性恋，当然也曾经觉得某些姑娘很有魅力，但那只是纯粹的审美，并没有如痴如狂的凝视或偷偷地摸索证实。我查阅了最新的研究资料，然而，我从各大新闻标题中检索到的所有与基因有关的主张都遭到了质疑，所以，即使我的性取向是与生俱来的，现在也没有哪种验血方法可以告诉我，它可能变成什么样了。我甚至追踪到了接受治疗前的核磁共振扫描结果，但图像不够清晰，无法直接提供神经解剖学上的答案。

我不想当双性恋。我年纪太大了，不能再像十几岁少年那样去尝试。我想要确定性，想要牢靠的基础。我想遵守一夫一妻制——即便对几乎所有人而言，保持一夫一妻制都并不容易，也没有理由让自己背负多余的累赘。那我应该干掉哪一个呢？我知道选择哪一种取向会过得更轻松，可是，如果一切都要归结为一个问题：在4000名捐赠者中，哪一种选择能让我走上阻力最小的道路，那我过的到底是谁的生活呢？

也许这个问题根本没什么实际意义。我是个30岁的处男，有精神病史，没钱，没什么前途，也没有社交技能——对于目前仅有的选择，我随时可以提升自己的满意度，让其余的一切都退回到想象中去。我既没有欺骗自己，也没有伤害任何人。别无所求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　*　*

我以前曾经多次注意到这家书店，它隐藏在莱卡特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可是，6月里的某个星期天，慢跑经过这里的时候，我看到店前的橱窗里摆着一本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与《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共同被视作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创之作，情节经常转入哲学思辨，以及对人类精神和情感的解剖。]，我忍不住停下脚步，笑了起来。

我在潮乎乎的冬日里跑得汗流浃背，所以没有进店去买这本书。但我透过橱窗向柜台望去，却看见了一块写着“招聘”的牌子。

寻找无须技能的工作似乎一直毫无收获：总失业率达到了15%，年轻人的失业率比这还要高出3倍，因此，我原本以为，每一份工作都会有上千人申请：他们比我年轻，比我壮实，比我成本更低，而且确实心智健全。但是，我虽然重新开始了在线教育，却并没有迅速有所收获，跟其余所有方面一样，都是慢慢来。孩提时代曾经令我入迷的知识领域都已有了百倍的发展，虽然假体赋予了我无穷的精力和热情，但无论对谁而言，在一生中要涉足的领域仍然太多了。我知道，一旦要选择一个职业，就必须牺牲掉90%的兴趣，但我仍然狠不下这个心。

周一，我从彼得沙姆车站步行而来，又回到了这家书店。为了应对这个场合，我对自己的信心做了微调，但当我听说没有其他申请者时，我的信心不由自主地增强了。店主年已六旬，后背刚刚受伤；他希望有人能帮忙搬搬箱子，在他忙于其他事务的时候照管一下柜台。我把真相告诉了他：我的神经系统曾在儿时的一场疾病中受损，不久前才刚刚康复。

他当场雇用了我，试用期1个月。起薪与全球保险公司付给我的补助金额一模一样，可是一旦获得永久聘用，我的薪水还会略微有所增长。

这份工作并不辛苦，当我无事可做的时候，老板也不介意我在后面的房间里看书。某种意义上而言，我如同置身于天堂——有上万本书，又不收费。不过有时，对解约的恐惧又会重新浮现在我心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做出清晰的判断：在这些作家当中，我能分清哪些技艺娴熟，哪些缺乏技巧；哪些诚实，哪些虚伪；哪些闪烁着灵感，哪些是陈词滥调。然而，假体仍想让我欣赏一切、接受一切，在布满灰尘的书架间游荡，直到我变得什么人也不是，成为巴别图书馆[出自博尔赫斯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他笔下的巴别图书馆是世间全部文化的无限延伸。]里的一个幽灵。

*　*　*

入春的第一天，书店刚开门两分钟，她就走进了店内。我看着她随意翻阅，竭力想弄清楚我打算做的这件事会有什么后果。几周以来，我每天都要在柜台边工作5小时，既然与人有了这么多接触，我一直期盼着……会发生点儿什么。不是那种你情我愿、激动人心的一见钟情，而只是彼此都有哪怕一丁点儿兴趣，只是能有一星半点儿的证据表明，我对某一个人的渴望会超过对其余所有人。

什么也没有发生。有些顾客曾经跟我轻描淡写地调过情，但我看得出来，这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这些人表示礼貌的方式而已，与她们不同寻常地采用正式礼节时相比，我心中也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反应。至于谁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谁活泼，谁神秘，谁风趣，谁迷人，谁青春逼人，谁满身世故，我或许会同意任何一个旁观者的看法，但我根本不在意。这4000名捐献者喜爱的类型千差万别，从他们相去甚远的特征之间延伸出的数据涵盖了整个物种。这一点永远也不会改变，除非我自己做点儿什么来打破这种对称。

所以，在过去这一周里，我把假体内所有的相关系统都降到了3分或4分。看人的乐趣已经变得跟看木头差不多了。现在，我跟这个随机挑选的陌生人单独待在书店里，慢慢地将控制开关调高。我不得不与积极反馈作斗争，分数调得越高，我就越想进一步上调，但我提前设定了一些限制，而且坚守不移。

她选了两本书，向柜台走来，此时，我心中既有胆大包天的得意，又因自惭形秽而难受。我终于在脑中的网络里敲出了一个纯净的音符；我看到这女子时的感觉似乎是真实的。倘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算计的，是虚伪、怪异、令人厌恶的，那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她买书的时候，我面带微笑，她也报以亲切的笑容。手上没看见婚戒或订婚戒指——但我曾经向自己保证过，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做出任何尝试。这只是第一步而已：注意到某人，让某人从人群中脱颖而出。我可以约第10个乃至第100个与她略有相似之处的女人。

我说：“什么时候一起喝杯咖啡，好吗？”

她露出了惊讶的神情，但似乎并未觉得受到冒犯。她犹豫着，但我的邀请至少让她略感高兴。我以为这次脱口而出的邀请不会有什么结果，心中已经做好了准备，可是，看着她暗下决心时，我内心残存的某种东西仍让我胸口一阵刺痛。假如这样难过的表情在我脸上露出了一丝一毫，她很可能会为了消除痛苦，立即把我送到最近的兽医那里去接受安乐死。

她说：“那可真不错。对了，我叫茱莉亚。”

“我叫马克。”我们握了握手。

“你什么时候下班？”

“今晚吗？9点钟。”

“啊。”

我说：“午饭怎么样？你几点吃午饭？”

“1点。”她犹豫了一下，“就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在五金店旁边有个地方。”

“那太好了。”

茱莉亚笑了笑：“那我就在那儿跟你见面吧。1点过10分左右，好吗？”

我点点头。她转身走了出去。我盯着她的背影，既觉得茫然和惊恐，又夹杂着兴奋。我心想：这挺简单的嘛。世界上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跟呼吸差不多。

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我在感情上还是个迟钝的少年，这一点她在5分钟之内就会发现。或者比那还惨，她会发现我脑子里有4000个成年男人在给我出主意。

我进了厕所，吐得一塌糊涂。

*　*　*

茱莉亚告诉我，她在相距几个街区的地方管理着一家服装店：“你是这家书店新来的，对吧？”

“对。”

“那你之前是干什么的？”

“我没工作，失业了很久。”

“有多久？”

“从学生时代起就失业了。”

她扮了个鬼脸：“这真是罪过，对不对？好吧，我也在尽我的一份力。我的工作是跟别人分担的，只算半工半薪。”

“真的吗？你觉得这样如何？”

“妙极了。我是说，我运气不错，这个职位的薪水很高，我领一半的薪水也应付得过去。”她笑了，“大多数人都以为我肯定是为了养家，就好像只可能有这一个理由似的。”

“你只是想腾出点儿时间？”

“没错，时间很重要。我很讨厌匆匆忙忙的。”

两天后，我们再次共进午餐，接下来的一周又一起午餐了两次。她谈到了店里的事、去南美的一次旅行，还有一个姊妹患上了乳腺癌，正在康复中。我差点儿说起了自己早已战胜的肿瘤，不过，除了担心这么说可能会导致的后果之外，这听起来也太像是在乞求怜悯了。回到家里，我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话旁边——不是在等电话，而是在看广播节目里的新闻，以便确保除了自己的事之外，我还有些别的话题可聊。你最喜欢的歌手/作家/艺术家/演员是谁？我根本没概念。

我脑海中充斥着茱莉亚的身影。我每时每刻都想知道她在做什么；我希望她快乐、安全。为什么呢？因为我选择了她。但是……我为什么会觉得非要选个人不可呢？因为归根结底，多数捐赠者肯定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对某一个人的渴望和关心超过了对其余所有的人。为什么呢？这可以归结为进化。你无法为眼前的每一个人都提供帮助和保护，正如也无法跟每一个人上床，而事实证明，将这两件事明智地结合起来，在基因的传递方面显然是有效的。所以，我与其余每一个人在情感上有着相同的起源；我还能再有什么别的要求呢？

然而，既然随时挪一挪脑子里的几个按钮，就能让那些感觉消失，那我又怎么能假装对茱莉亚怀有真实的感情呢？即使我感觉很强烈，以至于不想去碰那个调节器也罢……

有些白天，我会想：肯定每个人都是这样吧。人们半是出于偶然地做出了决定，想要认识某个人；一切皆由此开始。有些夜晚，我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里，难以入睡，琢磨着我是不是在把自己变成可怜的奴隶，抑或危险的相思病患者。既然我选择了茱莉亚，那会不会有什么关于她的发现让我离开她呢？或者甚至会引起我一丁点儿的不满？还有，假如她决定要分手的时候，我又当如何？

我们出去吃饭，然后一起打车回家。我在她家门口与她吻别。回到公寓后，我翻看着网上的性爱手册，不知怎么我竟会希望能掩盖住自己毫无性经验的事实。从解剖学上看，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需要经过6年的体操训练，才能勉强实现传教士式体位。自从遇见她以来，我就再也不肯自慰了：对她产生幻想，未经她同意就私自在心里想象，这似乎是无法容忍的，是不可原谅的。屈服之后，我一直清醒地躺到天明，想看清我给自己挖的这个陷阱，试图理解我为什么不想自由生活。

*　*　*

茱莉亚弯下腰，汗流浃背地吻了吻我：“这是个好主意。”她从我身上爬下来，扑通一下倒在床上。

刚才这10分钟，我一直控制着蓝色的控制条，尽量不让自己达到高潮，以免萎软。我曾经听说过有包含同样内容的电脑游戏。现在，我把靛蓝色的控制条调高了些，以便流露出更强烈的亲昵感。当我直视着她的眼睛时，我便知道，她能看出这带来的影响。她用手轻抚着我的脸颊：“知道吗？你是个可爱的男人。”

我说：“我有话得告诉你。”可爱吗？我是个木偶，是个机器人，是个怪物。

“什么？”

我说不出口。她似乎觉得好笑，然后吻了吻我：“我知道你是同性恋。没关系，我不介意。”

“我不是同性恋。”不再是了吗？“虽然我说不定可以是。”

茱莉亚皱起了眉头：“同性恋也好，双性恋也罢……说实话，我不在乎。”

用不了多久，我就不必再操控自己的反应了。假体正在这一切的影响下塑造成型，再过几周，我就可以让它自行控制了。然后我就会像任何人一样，自然地感受到现在必须主动做出选择的一切。

我说：“12岁那年，我得了癌症。”

我将过往向她和盘托出。我看着她的脸，见她先是感到恐惧，然后越来越觉得怀疑。“你不相信？”

她迟疑不决地答道：“你说得不带半点儿情绪。18年？你怎么能就这么平淡地说出‘我失去了18年’这种话呢？”

“你想让我怎么说？我不是要让你可怜我，只是想让你理解我。”

当我讲到遇见她的那一天，我害怕得胃都揪紧了，但我还是接着往下说。几秒钟之后，我看到她眼里含着泪水，我觉得自己心如刀割。

“抱歉。我不是故意要让你难过。”我不知是该抱住她，还是该立即离去。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但这间屋子却仿佛在旋转。

她微微一笑：“你有什么可抱歉的呢？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对我们俩来说，情况本来可能会不一样，可是却没有那样发展。”她把手伸到被单底下，握住了我的手，“没有。”

*　*　*

茱莉亚周六休息，但我必须8点开始上班。6点钟，我离开的时候，她睡意蒙眬地与我吻别。我一路走回了家，仿佛腾云驾雾一般。

面对走进书店里的每一个人，我必定都露出了灿烂的傻笑，但我几乎谁也没看见。我在畅想未来。我已经有9年没跟父母说过话了，他们甚至不知道我接受了杜拉尼的治疗。可是现在，似乎一切都有了挽救的可能。如今，我可以去对他们说：这就是你们的儿子，他起死回生了。那么多年以前，你们确实救了我一命。

我到家的时候，电话上有一条茱莉亚的留言。我不肯查看那条信息，一直等到开始在炉子上做饭；我迫使自己等待，充满期待地想象着她的脸和声音，其中有一种莫名的愉悦。

我按下了播放键。她的面容与我想象中的样子不大一样。

我不断地忽略掉一些内容，然后停下来回放。一个个孤立的词组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太奇怪了。太恶心了。这不是谁的错。前一天晚上，我所做的解释她还没有真正领会。可是现在，她有时间去思索了，她不打算跟4000个死人继续交往下去。

我坐倒在地板上，试着去决定要产生什么样的感觉：是被痛苦的波涛拍击，还是主动选择某种更好的感觉。我知道，我可以唤起假体的控制条，让自己快乐起来——因为我又恢复了“自由”，因为我没有她反倒过得更好，因为茱莉亚不跟我在一起会过得更好，所以我快乐。或者单纯只是快乐而已，因为快乐没有任何意义，要获得快乐，我只需要让大脑充满亮氨酸脑啡肽就行。

菜烧焦了，而我坐在那里，擦拭着脸上的眼泪和鼻涕。这种气味让我想到了烧灼疗法，将伤口焊好。

我任凭一切顺其自然地发展，没有去碰控制条，而仅仅是知道，我原本完全可以改变一切。然后我意识到，即便我去找卢克·德·弗里斯，对他说，“我现在已经痊愈了，把软件拿走吧，我不想再拥有选择的权利了”，我也永远无法忘记，我所感受到的一切当初来自哪里。

*　*　*

我父亲昨天来公寓了。我们没怎么说话，但他尚未再婚，他还开了个玩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各家夜总会玩乐。

至少我希望这是个玩笑。

我看着他，心想：他就在我的脑海里，还有我的母亲，以及上千万的祖先、人类、原人，久远得无法想象。再多4000个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每个人都必须从同一份遗产中雕琢出自己的一生：一半普遍，一半独特；一半被无情的自然选择打磨得锋利，一半又因概率的自由而变得柔软。而我不过是不得不更直白地面对各种细节而已。

我可以继续如此，在无意义的快乐和无意义的绝望之间那道难以捉摸的边界上徘徊。或许我运气不错；或许要想逗留在那片狭窄的区域内，最好的办法就是看清两边分别是什么。

当我父亲准备离开时，他从阳台上往外望去，视线穿过拥挤的郊区，顺着帕拉马塔河向前看，在那里，一条雨水沟正将一缕明显的油迹、街上的垃圾和花园中的径流排入河水。

他怀疑地问：“你住在这地方快乐吗？”

我说：“我喜欢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