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西亚诺·马西尼面容浮肿，举止忧心忡忡，失眠症患者的表现便是如此。每天凌晨2点左右，他便开始扪心自问，他芳龄20岁的太太是否当真在一个年龄相当于她3倍的实业家身上找到了她的梦中情人——无论这位实业家有多机智、多博学、多富有。我没有详细了解过他的职业生涯，但他最广为人知的举措便是在2009年倍耐力母公司进行分割时，一举买下了整个超导电缆部门。他身穿一套无可挑剔的灰色丝绸套装，剪裁十分老派，这样传统的风格恰好又与现今的时尚相符，看他的外貌，似乎也曾是位俊美无俦的男子。我认定，他完全有望体验到徒劳无益的自欺和后知后觉的三思。

我想错了。他说的是：“我要你帮我找一个包裹。”

“一个包裹？”我尽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很感兴趣——虽然通奸的案子无聊得让人生厌，但寻找失物比捉奸还不如，“是在从……哪里寄出的途中失踪的？”

“苏黎世。”

“寄往米兰吗？”

“当然！”马西尼差点儿打了个哆嗦，仿佛一想到自己可能有意将珍贵的物品寄往米兰之外的地方，就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痛苦。

我小心翼翼地说：“从来没有真正寄丢了的货物。你可能会发现，让你的律师们给快递员写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就足够创造奇迹了。”

马西尼笑了，笑容中毫无笑意：“我看不行。快递员死了。”

午后的阳光洒满了整个房间，东向的窗户并没有正对着太阳，但天空本身就明亮得令人目眩。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异常清醒，这种感觉十分强烈，仿佛刚刚摆脱了挥之不去的困倦，就好似开始谈话的时候，我还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直至此刻才彻底苏醒过来。马西尼任由我身后那面墙上的铜制星象仪敲响了两下，每一次嘀嗒声都代表着上千个微小齿轮以复杂的方式柔和地啮合在一起。然后他说：“3天前，在维也纳一家酒店的客房里发现了她，是被人从近距离击中了头部。而且不对，她本来不该像这样绕道走的。”

“包裹里装的什么？”

“是一幅小圣像。”他比画了一下，高度大约有30厘米，“18世纪的圣母玛利亚像。最初出自乌克兰。”

“乌克兰？你知道这幅画是怎么出现在苏黎世的吗？”我之前听说，乌克兰政府最近重新发起了一项运动，劝说某些国家认真对待被盗艺术品的归还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动荡和腐败中，曾经有一箱又一箱的宝物被人偷偷运到国外。

“这幅画出自一位著名收藏家的遗产，他的声誉无可挑剔。我本人的艺术品经销商先查看了所有的文书、销售单据、出口许可证，然后才同意进行这笔交易的。”

“文书有可能是伪造的。”

马西尼明显正竭力控制着心中不耐烦的情绪：“随便哪样东西都有可能是伪造的。你想让我说什么？我没什么理由怀疑这是件赃物。法布里吉奥先生，我又不是罪犯。”

“我并没有说你是。这么说……是在苏黎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画像被盗的时候已经归你所有了吗？”

“对。”

“我能问问你花了多少钱吗？”

“500万瑞士法郎。”

听到这个数目，我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只是有那么一会儿，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知道，东正教的圣像往往出自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之手，而且远不像《圣经》与众不同的副本那样独一无二。当然，其中也有例外——每种类型都有少数最权威的珍贵范例——但这样的例外在年代上要比18世纪久远得多。无论这幅画的技艺有多精湛、保存有多完好，500万这个价格听起来都过于昂贵了。

我说：“你肯定投保了吧……？”

“当然了！在一两年之内，我说不定甚至可以领回这笔钱。但拿到那幅圣像我会高兴得多。正因为这样，我当初才会花钱去买。”

“你的保险公司也会这么认为。他们会尽全力去找的。”假如有另一名调查员比我捷足先登了，尤其是如果还得在某家瑞士保险公司的主场上与之竞争，那我可不想浪费时间。

马西尼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紧盯着我：“他们最厉害的人还是不够好！没错，他们是想给自己省下这笔赔偿费，会特别认真地对待这笔潜在的损失……他们就像会计一样。而且毫无疑问，奥地利警方也会竭尽全力去追捕凶手。但不管是保险公司还是警方，都没有受到任何紧迫感的催促。就算一连几个月或者几年，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双方也不会摊上什么太大的麻烦。”

先前，我还以为马西尼是在夜间想象着太太红杏出墙，若说我的猜测有误，那有一件事我想得没错：有一种激情、一种痴迷在驱策着他，它与嫉妒、自尊和性一样深沉。他隔着桌子向我探过身来，克制着自己，没有伸手揪住我衬衫的前襟，可是在吩咐和恳求我的时候，却仿佛正揪着我的衬衫那样，带着相似的傲慢和令人怜悯的悲伤。

“两周！我给你两周时间——价钱随你开！在两周之内把圣像交给我……凡是我有的东西，你要什么都行！”

*　*　*

面对马西尼过分豪阔的出价，我表现出了应有的严肃态度，但还是接下了这个案子。我认为，在黑市的边缘，在适合美术鉴赏家的餐厅里耗费漫长的时间用午餐，向线人打探消息，这样打发两周的日子，这种过法还不算最差劲的。

不过，显而易见的起点是那个快递员。她名叫吉安娜·德·安吉利斯，27岁，在这一行干了5年，名声清白，据监管机构提供的信息，无论是客户还是雇主，都从未正式对她提出过任何投诉。她一直在米兰的一家小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记录也同样良好。20年来，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出现货品丢失或人员死亡。

我找她的两位同事谈了谈，他们告诉了我最基本的情况，却不愿做出任何猜测。这笔交易发生在苏黎世银行的一处保险库内，然后德·安吉利斯便直接乘坐出租车前往机场。在她本应登上返程的飞机之前不到5分钟，她曾给总部打过电话，告诉他们一切顺利。飞机准时起飞了，她却并没有登机。她用本人的信用卡购买了一张提洛尔航空公司的机票，直飞维也纳，将装有圣像的手提箱作为手提行李随身携带。6小时后，她就死了。

我在她与未婚夫合住的公寓找到了那位未婚夫，他是一名电视音响师，红着眼睛，没刮胡子，犹带宿醉。他还没有从震惊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如若不然，我怀疑他根本不会让我进门。我向他表示慰问，帮他喝完了一瓶酒，然后温和地问他，吉安娜是否接到过不同寻常的电话？是否规划过大笔的开支？在最近几周，是否曾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紧张或兴奋？他想拿空酒瓶把我的脑袋砸开花时，我不得不中断了这次面谈。

我回到办公室，开始在数据库里搜罗，我翻过官方的公开记录，查过杂乱无章的邮件列表集合，也看过各种网络皮条客提供的经过粗略整理的电子碎片。有一个在东京运行的系统，可以搜索全世界的数字化报纸，以及电视新闻报道里的关键帧，从中寻找相符的面孔——无论在标题或评论中是否提及过调查对象的名字。我发现了一个与她长得差不多的人，简直像是双胞胎姐妹，2007年，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法院外与一个歹徒手挽着手走路。还有一个相似的人，在菲律宾一座村庄的废墟中哭泣，2010年，她的家人在一场台风中丧生，但并没有真正的目击记录。基于文本信息的本地媒体搜索只查到两条记录：她仅上过两次报纸，一次是出生，还有一次是去世。

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信息，她的经济状况一直没出过半点儿问题。没人掌握着她的任何把柄，也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她与有组织犯罪存在联系。在她经手过的货物中，这幅圣像还远远称不上是最贵重的货品——我仍然认为，马西尼支付的价格虚高得厉害。无论是否出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之手，艺术品都算不上流动性最佳的资产。那么，明明有上百次比这诱人得多的机会，她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一单上弄鬼呢？

或许，她并没有打算到维也纳去把圣像卖掉。或许她是受人胁迫才去的。我无法想象，会有任何人在机场里“绑架”她，将她押往售票处，通过了安检扫描仪，然后登上飞机。她配有武器，又训练有素，携带着所有的电子设备，一旦需要，就可以立即呼叫援助。然而，即使没有可以在X光下隐形的枪支寸步不离地指着她的心脏，也可能存在着某种更不易察觉的威胁，迫使她做出这样的事。

在我这14天期限里的第一天，暮色降临时，我在办公室里焦躁地踱来踱去，已经开始感到悲观了。德·安吉利斯的头像在终端上冷笑着，她痛失所爱的恋人的那瓶酒在我喉咙里散发出酸味。这个女人死了，这才是犯罪，而我却被人雇来搜寻一幅褪了色的庸俗画像。就算我找到了凶手，那也只是附带而已。其实我倒希望自己找不到。

我打开百叶窗，俯瞰着市中心。一个个跳蚤大小的小黑点匆忙穿过大教堂广场，上方林立着大教堂那一座座哥特式尖塔。我几乎没有留意大教堂，这里坐拥奢侈的美景，它只是其中的又一部分罢了（就像在会客室里可以远眺的阿尔卑斯山）；而这样的景致又只是整个上流社会形象的一部分而已，正是由于这样的形象，我才得以收取比穷街陋巷里的同行高出20倍的服务费。现在，看到这座大教堂，我眨动着眼睛，仿佛看见的是幻象：它与21世纪米兰那些闪闪发光的深色陶瓷建筑比肩而立，显得如此陌生，如此格格不入。在每一座尖顶上，都耸立着不知是圣人、天使还是滴水怪兽的雕像——我想不起来了，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我也真的分辨不清——犹如上千名神志错乱的修行者。整面屋顶完全被淡粉色大理石所覆盖，华丽得令人眼花缭乱，简直不似人间，有些地方像花边，有些地方又像铁丝网。不管我是不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这座教堂我也进去过一两次，只不过，我很难回想起是什么时候进去的，又为什么要进去。是某些不可避免的正式场合吧。无论如何，我是看着它长大的，它应该只是一处熟悉的地标，仅此而已。可是，在那一刻，整座教堂却似乎陌生得面目全非了；仿佛北方的群山褪去了积雪、绿色植物和表层土壤，展露出原本的面目，变成了宏伟的人工制品、中美洲的金字塔，成了早已消失的某个文明留下的遗迹。

我关上百叶窗，把死去的快递员那张面孔从电脑屏幕上清除掉。

然后，我给自己买了一张飞往苏黎世的票。

*　*　*

数据库里颇有不少关于罗尔夫·亨加特纳的信息。他曾在电子出版行业工作，在某个虚拟平台上达成交易，欧洲最大的软件供应商在此瓜分市场，结果让他们彼此都心满意足。我想象着他与诸位文化部长和卫星巨头们一起滑雪或滑水的场面……虽然这样的事很可能不会发生在最近几年、在他年逾古稀的时候，因为他得了急性淋巴瘤。他最初从事的是电影融资，为跨国合拍的影片协调资金上的安排。他有一张20年前的照片，是在巴黎的一场反好莱坞示威活动中，他在接待室里——现在这里成了他助理的办公室——举着攥得紧紧的拳头，站在当时尚且年轻的德帕迪约身边。

他的助理马克斯·赖夫被任命为遗嘱执行人。我在笔记本上下载了定价过高的最新版史怀哲德语软件，希望它能引导我顺利进行面谈，而不至于犯下太多错误，但赖夫坚持要讲意大利语，结果他说得流利极了。

亨加特纳的太太比他去世得早，但他靠她留下的3个孩子和10个孙辈挺了过来。赖夫接到的指示是要卖掉所有的艺术品，因为家族中没有一个人对这些收藏品表现出多大的兴趣。

“他有什么爱好呢？东正教的圣像吗？”

“一点儿也不是。亨加特纳先生是个兼容并包的人，但圣像的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有点儿反常。他收藏了一些宗教主题作品，有法国哥特式的，也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他肯定不是专门收集圣母像的，更不用说东正教传统的圣母像了。”

赖夫给我看了圣像的照片，收录在一本用亮光纸印刷的宣传册里，这本宣传册是专为此次拍卖而准备的。马西尼把他那本册子弄丢了，所以，这还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看见正在搜寻的失物到底什么样。对开页上用五国语言撰写了评论，我看了看其中意大利语的那一段：

这是一幅令人惊叹的典范之作，被称为“弗拉基米尔上帝之母”，很可能是“慈爱”（希腊语为“eleousa”，俄语为“umileniye”）圣像最古老的变体。画中描绘的是圣母将圣子抱在怀中，圣子的脸温柔地贴在母亲的脸颊上，这是个极具感染力的象征，代表着对所有创造物兼具神性与人性的同情。根据传说，这幅画像乃是衍生于福音传教士路加的一幅画作。12世纪时，那幅幸存下来的范本从君士坦丁堡被带到了基辅，现今保存在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被形容为俄罗斯民族最伟大的神圣财富。 圣像出自未知艺术家之手，是某个生活在18世纪早期的乌克兰人。它镶嵌在塞浦路斯画板中，尺寸为293毫米×204毫米，是一幅绘在亚麻上的蛋彩画[用蛋黄和蛋清调和颜料绘成的画，盛行于14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到16世纪后逐渐被油画所取代。]，装饰着精美的银箔。

列出的最低起拍价是8万瑞士法郎，还不到马西尼买价的1/50。

我看不出这幅作品有何美学上的吸引力，又不怎么像卡拉瓦乔的作品。颜色单调，笔法粗糙——故意画成了二维画面——甚至就连银箔也十分晦暗。油漆本身的状况似乎还不错。我一度以为，有条发丝般的细缝横贯了整幅圣像，但仔细一看，那更像是复印本上的瑕疵：要么是印版上的划痕，要么是摄影媒介的问题。

当然了，在西方传统中，这并不算所谓的“高雅艺术”，其中既没有艺术家的自我表达，也没有纵情肆意的风格特质。它大概是拜占庭原作忠实的复制品，用途是在东正教的信仰实践中发挥某种特定的作用，我无法判断它在这种背景下的价值。但我难以想象，罗尔夫·亨加特纳或卢西亚诺·马西尼竟会秘密皈依东正教会。那么，这纯粹是一项不错的投资吗？对他们而言，难道这只是一张18世纪的棒球卡吗？然而，倘若马西尼对圣像只有金融方面的兴趣，那他又为何要支付一笔远高于市场价值的巨款呢？为什么他会那样不顾一切地要夺回圣像呢？

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除了马西尼先生之外，还有谁出价要买这幅圣像？”

“就是平时的那些交易商，平时的那些经纪人。至于他们代表的是谁，恐怕我不能告诉你。”

“但你确实在监督竞价？”有许多潜在买家或其代理人都曾亲临苏黎世，亲眼观看了这些收藏品，马西尼也在其中，但拍卖本身是通过电话和电脑进行的。

“那是当然。”

“对于接近马西尼最终出价的价格，大家达成共识了吗？还是说，他只是被某个匿名的对手激得开出了这样的高价？”

赖夫僵住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这话听起来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当然不是有意暗示……”

“至少还有3位别的投标人，”他冷冰冰地说，“跟马西尼先生的出价相差也不过几十万法郎。如果你劳神去问问他的话，我相信他可以证实这一点。”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又用不那么戒备的语气说道，“很明显，底价定得太低了。但亨加特纳先生早就料到了，拍卖行会低估这件藏品的价值。”

这句话令我大为诧异：“我还以为，你是在他去世以后才知道圣像的呢。要是你曾经跟他讨论过它的价值……”

“我没有，但亨加特纳先生在保险柜里留了张纸条，就放在圣像旁边。”他犹豫不决，仿佛正在进行心理斗争，思索着我是否有资格得知这位伟人的真知灼见。

我连开口恳求尚且不敢，更别提要他非说不可了。我只是默不作声地等着他继续往下说。等待的时间肯定不超过10～15秒，但我发誓，我竟然蓦地出了一身汗。

赖夫微微一笑，把我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纸条上写的是：做好大吃一惊的准备吧。”

*　*　*

薄暮时分，我离开了旅馆房间，在市中心闲逛。我以前从来没有到苏黎世一游的理由，但是，撇开语言不说，这里已经开始有种家乡的感觉了。同样的快餐连锁店也已占领了这座城市。电子广告牌上展示的是同样的广告。VR客厅正面的玻璃上闪烁着来自同款游戏的超现实主义图像，里面12岁的孩子们全都屈服于同样令人遗憾的得克萨斯时尚。就连这里散发出的气味都与周六晚间的米兰一模一样：炸薯条、爆米花、锐步和可乐。

难道是乌克兰特工杀掉了德·安吉利斯，好夺回圣像吗？这是不是为了追回被盗艺术品而展开的外交努力的阴暗一面？似乎不太可能。如果追回圣像有最起码的理由，那么，通过法庭来解决这件事，对这一大计起到的宣传效果会比这样好得多。屠杀外国公民可能会严重破坏国际援助，而乌克兰正在就贸易关系的升级与欧洲进行谈判。在这样一个国家，同一件作品几乎毫无差别的复制品比比皆是，我无法相信，哪国政府会为了单件艺术品甘冒这么大的风险。亨加特纳似乎并没有入手12世纪的那幅原作。

那么，会是谁呢？另一名收藏家，又一个痴迷的囤积狂，出价不及马西尼？也许这个人不像亨加特纳，他已经拥有了几张别的棒球卡，想集齐一套完整版？马西尼的保险公司或许掌握着必需的人脉和势力，可以弄清拍卖会上都有哪些真正的竞标者；我当然没这个本事。也不是只有与他竞争的收藏家这一种可能性。其中某个竞拍者可能是位交易商，他或她将圣像拍出的高价铭记在心，认为值得通过别的手段将其据为己有。

温度下降的速度比我预料的要快，我决定返回旅馆。方才，我一直在沿着利马特河西岸朝湖边走，到了第一座桥上开始掉头返回，然后中途停下来辨认方向。我两边各有一座大教堂，它们隔着河水遥遥相望。与米兰宏伟的诺斯费拉图城堡相比，这些建筑算不上富丽堂皇，但我心中却生起了一阵荒唐的恐慌，仿佛这对建筑合谋伏击了我似的。

我的史怀哲德语软件套餐附带免费地图和导游服务，我按动了“我在哪里？”的按钮，笔记本上的全球定位装置把坐标发给软件，软件揭开了蒙在周围环境上的神秘面纱。刚才说的这两座建筑分别是苏黎世大教堂和苏黎世圣母大教堂，前者看起来犹如一处堡垒，两座粗犷的塔楼并排耸立着，并没有完全正对河的东岸；后者曾经是座修道院，只有一座细长的尖塔。这两处建筑的年代都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不过，各种各样的改建差不多一直持续到现在。彩色玻璃窗分别由贾科梅蒂[阿尔伯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 1901—1966），瑞士雕塑家，画家。]和夏加尔设计。1523年，在苏黎世大教堂的讲道坛上，胡尔德莱斯·慈运理[胡尔德莱斯·慈运理（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 16世纪瑞士基督教新教改革运动的改革家。]发起了瑞士的宗教改革运动。

我眼前是一个教派的诞生地之一，而这个教派已经屹立了500年之久，比起站在最古老的罗马神庙的阴影里的感受，这种感觉还要奇异得多。两千年来，基督教塑造了欧洲的物质和文化景观，如同冰川一样无情，如同构造板块的碰撞一样残酷，这样的说法只是在陈述一个明摆着的事实。然而，即便我这辈子都在相关证据的包围中度过，但直到现在——对我而言，经历了成千上万年的遗产显得越来越怪异——我才真正理解了其中的意义。有些群体在我眼中如同古埃及人那样陌生，而他们之间晦涩难懂的神学争论改变了整座大陆——无疑，还连带改变了上千种纯粹属于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力量——尽管如此，这样的争论仍然影响着几乎每一种人类活动的发展，从建筑到音乐、从商业到战争莫不如此，只是程度各不相同。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一进程已经停滞不前了。不能仅仅因为阿尔卑斯山已不再升高，就判定地质学已经走到了尽头。

“您还想了解更多信息吗？”导游问我。

“除非你能告诉我，‘对大教堂的病态恐惧’这个词该怎么说。”

它犹豫了一下，然后用无可挑剔的模糊逻辑答道：“欧洲境内四面八方都是大教堂。您心里想的具体是哪几座呢？”

*　*　*

德·安吉利斯的同事向我提供了那家出租车公司的名称——她本人的商业信用卡最后的一项开支，就是乘坐出租车从银行前往机场。在米兰时，我已与出租车公司的经理通过电话，等我回到酒店的时候，她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告知了机场之行那位司机的名字。他绝非最后一个在德·安吉利斯生前见过她的人，但是，在她被人不知用什么手段说服、带着圣像前往维也纳之前，他倒有可能是最后一个见过她的人。当晚9点，他应该到车库去报到。我迅速吃完饭，然后再次动身，来到寒冷的室外。酒店门外的出租车统统来自他们的一家对手公司。我便步行出发了。

我见到潘安端时，他正在车库的角落里喝咖啡。用德语进行过简短的交谈之后，他问我是否更愿意讲法语，我感激地改了口。他告诉我，柏林墙倒塌时，他正在东柏林学习工程学。“我本来一直打算想办法完成学业，然后就回国的。可不知怎么回事，我却改了主意。”他呆呆地望着外面漆黑冰冷的街道。

我把德·安吉利斯的照片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仔细地看了许久：“不对，抱歉，我没载着这个女人到任何地方去过。”

我本来也并不乐观；不过，倘若能搜集到一些关于她精神状态的蛛丝马迹就好了。在去往机场的路上，她是不是一路上都在哼着“我们有钱了”之类的歌？

我说：“你每天肯定得接待上百个顾客吧。谢谢你的努力。”我正要拿回照片，他却抓住了我的手。

“我说的不是我肯定忘了这人。我是说，我肯定从来就没见过她。”

我说：“上星期一，下午2点12分，从洲际银行到机场。调度程序的记录显示……”

他皱起了眉头：“周一？不对啊。那天我的引擎坏了，我有将近1小时没上班，一直到差不多3点。”

“你确定吗？”

他从车里拿出一本手写日志，给我看了上面的记录。

我说：“为什么调度程序会弄错呢？”

他耸了耸肩：“肯定是软件出了小故障吧。电脑接电话、分配任务……都是全自动的。我们抽不开身的时候，就按一下收音机上的某个开关——这个我不可能忘，因为修车的时候，我一直开着收音机，其间没有接到过任何乘客。”

“会不会有别的人假扮成你，从调度程序那里接活儿？”

他笑了起来：“故意这么干吗？不会的。除非他们把收音机的识别号换掉。”

“那有多难呢？是不是需要一个伪造的芯片，带有一模一样的序列号？”

“不用。可是这相当于要把收音机拿出来，打开，重新设置32个指拨开关。怎么会有人费那个事呢？”然后，我看到他眼中光芒一闪。

我说：“你知道最近有哪个人的收音机被偷走了吗？是双向收音机，不是播放音乐的那种？”

他难过地点点头：“两种都有，有人这两种都被偷了。差不多1个月以前吧。”

*　*　*

早晨，我重返此地，与另外几个司机确认了潘告诉我的大部分信息。无法轻易证明他谎报发动机故障，其实驾车去送德·安吉利斯的就是他本人，但我看不出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他为何要捏造一个“不在场证明”。他完全可以说：“对，是我开车送的她，她几乎一个字都没说。”谁也不会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什么。

看来是这样的：有人费了很大的劲儿，与德·安吉利斯一起坐进了一辆假出租车……然后，他们让她走进机场、打电话。大概是为了让总公司发觉出问题的时刻延迟吧。但她为什么要同意呢？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司机对她说了些什么，才让她这么配合？拿她的家人、恋人来威胁她？还是一大笔贿赂，数目足以让她当场就下定决心？然后，她并未费心去掩盖自己的行踪，因为知道无法做到令人信服？她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自己犯下的罪行显而易见，她不得不变成逃犯？

听起来得是多大的一笔贿赂啊。那她怎么会这么天真，以为有人果真肯掏这么一笔钱呢？

在洲际银行外，我从钱包里掏出她的照片，对着装甲玻璃旋转门举起，试图去想象当时的情形。出租车到了，她钻进车里，车驶入了车流之中。司机说：天气不错啊。顺便说一句，我知道你手提箱里装的是什么。跟我到维也纳去吧，我会让你发财的。

她责备地回望着我。我说：“好吧，德·安吉利斯，对不起。我不信你会傻到那个地步。”

我凝视着激光打印出来的图像。有什么念头正在我心中嘀咕着。带有司机识别号的数字式收音机？不知为何，这让我有些诧异。本来不该如此的。尽管我本人每天都在使用这种技术，但或许在我的潜意识中，电影里的出租车司机与警察是用让人听不太懂的粗声大叫互相交流的，这样的场景依旧挥之不去，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影响着我的判断。听见“拍卖”这个词，人们联想起的画面仍是一个男人或女人拿着锤子，在拥挤的房间里大声叫价，可是其实，除了在电影里之外，我从未目睹过类似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一切都是通过电脑来处理的，一切都数字化了。这张“照片”就是数码照片。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化学胶片就逐渐从商店里绝迹了，即便在我的童年时代，也绝对只有业余爱好者才会使用胶片这种媒介；大多数商业摄影师使用CCD阵列已经有将近20年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出现那道横贯圣像照片的细缝呢？这几百份拍卖目录在制作过程中，根本不会使用任何模拟式的中间媒介；所有内容应当都是从数码相机传到电脑上，再发送给激光打印机。唯一不合乎潮流的东西，就是最终用亮光纸打印出的宣传册了——不那么保守的拍卖行会提供在线版本，或是交互式CD。

赖夫把目录留给了我，回到酒店房间后，我又仔细查看了一遍。那道“细缝”绝不是油漆上的裂纹：它直接横穿了整幅图像，是一条粗细相等的笔直白线，从油漆直至凸起的银箔，没有丝毫的偏移。

是相机上的电子设备出了什么故障吗？若是那样的话，摄影师无疑会注意到这一点，然后再拍一次。而且，即使由于发现细缝的时间太晚，无法重拍，那也只需在任何像样的图像处理软件上按下一个键，便可立即将其抹去。

我给赖夫打电话，花了将近1个小时才接通。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制作拍卖目录的平面设计师叫什么名字？”

他死死地盯着我，就像是在他跟人上床的当口，我竟然打电话问他，杀掉猫王的人是谁。“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

“我只是想问一问他们的摄影师……”

“他们的摄影师？”

“对，或者是给藏品拍照的人。”

“没必要给这些藏品拍照。为了购买保险，亨加特纳先生早就给每一样产品都拍过照片。他留下了一张磁盘，里面装着图像文件，还对目录的版面设计做了详细的指示。他知道自己即将去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都准备妥当了。这算不算回答了你的问题？这样能不能满足你的好奇心？”

不太能。我鼓起勇气，低声下气地问他：我是否能要一份原始图像文件的副本？我正在咨询莫斯科的一位艺术史学家，而质量最高的彩色传真也无法恰如其分地呈现出目录上的圣像。赖夫颇为勉强地让助手把数据找出来，发送给了我。

那条线（也就是“细缝”）在文件里就有。

亨加特纳一直秘密地珍藏着这幅圣像，不知何故，他早就知道它会拍出惊人的高价，他留下了一张圣像的照片，上面有个明显的小瑕疵，并且确保每一个潜在买家都能看得见。

其中必定有某种深意，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　*　*

伦巴第是何时沦陷的，又在何时脱离了奥地利人的控制，有一份相关的日期表，牢牢印在了我16岁那年的记忆里，我对哈布斯堡帝国的认识几乎仅限于此。在2013年，这应该没什么要紧的，但我仍旧感到准备不足，心中有些仓皇。

在酒店的客房里，我打开行李，目光警惕地越过维也纳的屋顶，向远处望去。我可以看见远方的圣斯蒂芬大教堂，南塔几乎与主礼堂分离，最上方有座尖顶，犹如一根无线电天线，以金丝银线作为装饰。礼堂顶上则装点着色彩斑斓的瓷砖，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锯齿形图案，由菱形和“V”形图案组成，仿佛有人在这座建筑上盖了一条巨大的蒙古地毯，以便为其保暖。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倘若看不到这样的异国情调，反倒会令人失望。

德·安吉利斯正是在这同一家酒店里去世的（就死在我正上方的客房里，视野也相差无几）。客房是用她本人的名字登记的，付款用的是她本人的信用卡，而她本来完全可以使用不记名的现金。这是不是可以证明，她无愧于心——她是受人威胁的，并没有被收买？

我上午有一半的时间都用来劝说酒店经理了，想让他相信，即便他允许我找员工谈谋杀案的事，当地警察也不会因此就把他关起来。这个想法在他看来似乎无异于叛国。“假如有一位维也纳公民死在了米兰，”我耐着性子劝道，“难道你不认为，一名合格的奥地利调查员在当地能得到一切礼遇吗？”

“我们会派一个警察代表团去跟米兰当局联络，而不会派个单枪匹马的私家侦探。”

劝说毫无进展，于是我打起了退堂鼓。何况我还有约要赴。

我与一个黑市商人共进了午餐，这顿期待已久的午餐费用可以报销，约见的地点在一家健康食品餐厅。在米兰的时候，我付了几百万里拉给一家网络“介绍机构”，借此和“安东”取得了联系。他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得多，看上去也就20岁左右，浑身散发着自信，这种自信我以前只在腰缠万贯的青少年毒贩身上见过。我再次避免了讲我那一口蹩脚的德语。安东说的是CNN式的英语，我听着像有匈牙利口音。

我把拍卖目录翻到圣像那一页，递给他。他瞥了一眼圣像的照片：“哦，没错，是弗拉基米尔。我可以给你另外弄一幅，跟这幅一模一样。1万美元。”

“我不想要仿品。”虽然这个主意很有吸引力，但马西尼是绝对不会上当的，“哪怕是类似的当代作品也不行。我想知道，这幅画是谁要的，是谁散布消息说，这幅画会在苏黎世转手，他们会花钱把它弄到东方去。”

我不得不刻意留心，强忍着不低头去看他把脚搁在了什么地方。他来之前，我谨慎地把一撮硅土微球撒到了桌子底下的地板上。每个微球内都装有一个微小的加速计，这是由几微米宽的弹性硅光束组成的阵列，跟一个低功耗的简单微处理器装在同一枚芯片上。我们下次见面时，在我撒下的5万个微球中，只要有1个还粘在他的鞋子上，我就可以用红外线进行查询，弄清他到底去过哪些地方，或者换鞋时到底把这双鞋放在了哪里。

安东说：“圣像都是往西走的。”他这话说得像是自然法则一般，“经过布拉格，或者布达佩斯，到维也纳、萨尔茨堡、慕尼黑。都是这么安排的。”

“难道你不觉得，为了500万瑞士法郎，说不定，有人会不惜费力地改一改传统的供应方式吗？”

他皱起了眉头：“500万！我不信。这东西凭什么能值500万？”

“你才是专家。应该你告诉我才对。”

他对我怒目而视，似乎怀疑我是在嘲讽他，然后再次低头看起了目录。这一回，他甚至连评论都读了。他谨慎地说：“这幅画的年代兴许比拍卖商以为的要早。假如真的是……比方说15世纪的话，这个价格差不多还算合理。说不定你的客户猜到了真实年代……另外还有人也猜到了。”他叹了口气，“但要找出这个人是谁，那可就贵了。人们会很不情愿开口的。”

我说：“你知道我住在哪儿。一旦找到了需要说服的人，就告诉我。”

他阴沉着脸点了点头，仿佛当真希望我会掏出一大笔现金给他，用于各种各样的贿赂似的。我险些将“细缝”的事拿来问他——这有没有可能是某种暗号，可以让行家知道，这幅圣像比表面上的年代更早？但我可不想出洋相。他已经看见了那道细缝，却什么也没说。或许这终究只是个没什么意义的电脑故障罢了。

我结了账，他站起来要走，然后又弯下腰来，轻声对我说：“要是你对任何人说起我在做的事，我就杀了你。”

我板着脸答道：“反过来也一样。”

他走后，我想放声大笑。真是个爱吹牛的傻孩子啊。但我却笑不出声。我看，假如发现自己踩到了什么东西上，他应当不会有多开心的。我拿出笔记本，查看了约见日志，然后将右臂垂到身侧，片刻间，我朝地板上残留的微球都发送了一遍“伤脑筋”代码。

然后我从钱包里抽出德·安吉利斯的照片，举到面前的桌子上。

我说：“我是不是有危险？你怎么看？”

她回望着我，没什么笑容。她的眼神可能是忍俊不禁，也可能是表示关切。反正不是漠不关心，这一点我很确定。但她似乎尚未准备给出预测或建议。

*　*　*

就在我准备再次与酒店经理交涉时，市政府的相关官员终于答应，用传真给酒店发一份形式上的声明，承认我的执照在整个司法管辖区内都受到认可。虽然声明上说的也不过是我已经给他看过的文件，但这似乎让那个经理心满意足了。

酒店前台的接待员几乎已经不记得德·安吉利斯了，他说不出她原先是高兴还是紧张、是友好还是冷漠。她的行李是自己搬的，有个搬运工还记得，当时见她拎着手提箱和一个旅行袋。（去取圣像之前，她是在苏黎世过的夜。）她未曾使用过客房服务，也没去过酒店里的任何一家餐厅。

发现尸体的清洁工出生在都灵，这是他的主管说的。我拿不准这种同胞关系会带来助益，还是会造成阻碍。当我在一间地下储藏室里找到他时，他倔强地用德语说：“所有的事我都跟警察说过了，你干吗还要来烦我？如果你想了解情况，就去问他们好了。”

他转过身去，不再理睬我。他似乎是在盘点地毯、洗发水和消毒剂的存货，却表现得像是在忙什么紧急的事。“80岁的女客人在睡梦中死去，你很可能会从容面对。可是吉安娜才27岁。真是一出惨剧啊。”

一听到她的名字，他就紧张起来；我看得出，他的肩膀绷紧了。事情过去了6天之后？因为一个他从没见过的女人？

我说：“你从来没见过她，是吗？你没跟她说过话？”

“没有。”

这话我不信。酒店经理是个心胸狭窄的白痴，与人结交很可能是被严格禁止的。这家伙20来岁，容貌俊美，与她讲的是同一国语言。他当时做了些什么？在走廊里并无恶意地跟她打情骂俏了30秒？现在他是不是在担心，自己一旦承认了，就会遭到解雇？

“如果你告诉我，她都说过什么话，别人谁也不会知道的。我向你保证。我不像警察，没有哪件事非要弄得那么正式。我只是想帮你把那帮杀了她的浑蛋抓起来。”

他放下条形码扫描器，转身面对着我：“我只是问她从哪儿来，在城里干什么。”

我脖颈后面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打探到跟她这么密切的消息，简直不大敢相信这是真的。

“那她什么反应？”

“她很有礼貌，也很友好。不过她显得有些紧张，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她说什么了？”

“她说自己是从米兰来的。”

“还有呢？”

“我问她为什么会来维也纳，她说，她是来当监护人的。”

“什么？”

“她说她待不了多久。她到这儿来，只是为了给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太太当监护人。”

*　*　*

监护人？夜里有一半的时间，我都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否暗示着，她并没有放弃对圣像的保管权，临死的时候还在守护着它？暗示着她将其视作卢西亚诺·马西尼的财产，直到最后一刻，还一直打算把圣像交给他？

那个所谓的“出租车司机”都对她说了些什么？把圣像带到维也纳去1天？没必要让它离开你的视线？我们不想偷走它……只想借用一下？趁着圣像消失在另一间西方银行的保险库之前，再对着它祈祷最后一回？可是，弗拉基米尔圣母像的这幅摹本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为它费这么多事呢？可能正是同样的特性，让它在马西尼眼里价值500万瑞士法郎——不过是什么特性呢？

德·安吉利斯为何不惜断送自己的工作、冒着坐牢的风险，来配合实施这个计划呢？这一切根本就是个圈套，即使她对这个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但要让她甘愿毁掉自己的事业和声誉，他们提出了怎样的交换条件呢？

我只睡了10到20分钟，就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有人在用力拍我的房门。待到我摇摇晃晃地从床上爬起来，套上裤子，警察早已等得不耐烦，用一把万能钥匙自行把门打开了。此时还不到凌晨2点。

他们一共有4个人，其中两个身穿制服。一个警察拿着一张照片在我面前挥舞着，我眯起眼睛瞧了瞧。

“昨天，你跟这人说过话吗？”

照片上的人是安东。我点了点头。他们倘若不知道答案，就根本不会问出这个问题。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好吗？”

“为什么？”

“因为你朋友死了。”

他们给我看了尸体，这样我就能确认果真是同一个人。他胸部中弹，被人抛尸在运河附近。没有扔进运河里，也许是凶手中途遇到了干扰。在太平间里的尸体当然没有穿鞋，但以防万一，朝微球发送代码仍然是值得的——这些玩意儿最后可能会出现在最不寻常的地方（首先是在鼻孔里）。但我还没来得及想出一个貌似有理的借口，好从兜里掏出笔记本，他们就把床单拉了起来，重新盖在他头上，把我带走问话去了。

警察在“安东”的笔记本上发现了我的名字和号码（他们即便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也会保密的……还有另外几件我想知道的事他们也不会说，比如说，弹道与德·安吉利斯身上的那颗子弹是否一致）。我将餐馆里的对话从头到尾复述了一遍，但没有提及（非法的）微球；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的，我自愿认罪也没有任何好处。

我受到了应有的蔑视，但连口头上的辱骂都没有遭遇过，真的——可以给个五星好评了。我在塞韦索被打断过肋骨，在马赛有个睾丸被人踩碎。4点半的时候，我可以随意离开了。

我从审讯室走向电梯，途中经过了六七间小办公室，用隔板隔开，但并没有完全封闭。一张桌子上搁着个纸板箱，里面堆满了用塑料袋装起来的衣物。

我从旁边走过，然后在恰好不会被人看见的地方停下来。办公室里有一男一女，这两人我先前都没见过，他们正一边说话一边做笔记。

我走回去，将头探进办公室里，说道：“对不起……劳驾……您能不能告诉我——？”在说这句德语的时候，我尽量用上了最难听的口音。这个开端不错，听起来肯定特别差劲。他们骇然地盯着我。我明显一副在拼命找词的样子，掏出笔记本，按下了几个键，笨手笨脚地鼓捣着常用语手册软件，向办公室的更深处走去。我想，我眼角的余光看到了一双鞋，却无法确定。“劳驾，您能不能告诉我，最近的公共厕所在哪儿？”

那个男人说：“在我把你的脑袋踢掉之前，赶紧滚。”

我一面退了出去，一面犹豫地微笑着：“谢谢，太太！非常感谢！”

电梯里有监控摄像头，我连扫都没有朝笔记本扫上一眼。在门厅里也是如此。走到大街上，我终于低头看了一眼。

我拿到了227个微球发出的数据。软件已经在忙碌地重建安东的活动轨迹了。

我险些欢喜得叫出声来，这时我忽然想到，假如我没能捕捉到他的轨迹，或许反倒会更好。

*　*　*

走出餐馆之后，他去的第一个地方看上去像是某人的家。无人应门，但我透过窗户，可以瞥见欧洲大陆上最自命不凡的几支摇滚乐队的海报。如果这里不是他自己家，那也可能是朋友或女友的住处。我坐在街对面的一间露天咖啡馆，勾勒出这间公寓看得见的那部分的轮廓，猜测着墙壁和家具的模样，重现着他在那里待过的几小时留下的痕迹，然后对猜测加以修改，再重新尝试。

服务员站在我身后，目光越过我的肩头，看着占满了屏幕的多重曝光效果的简笔画像：“你是编舞吗？”

“没错。”

“太刺激了！这场舞叫什么名字啊？”

“‘边打电话边不耐烦地等着’。这是在致敬我的两位偶像兼导师，特怀拉·萨普[特怀拉·萨普（Twyla Tharp， 1941— ），美国舞蹈家和编舞家。]和皮娜·鲍什[德皮娜·鲍什（Pina Bausch， 1940—2009）德国现代舞编导家，欧洲艺术界影响深远的“舞蹈剧场”的创立者。]。”服务员听得钦佩不已。

3小时后，没有发现任何活动的迹象，于是我继续前进。安东曾在另一间公寓做过短暂的逗留。这间公寓里住的是一个苗条的金发女子，十八九岁年纪。

我说：“我是安东的朋友。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吗？”

她一直在大叫：“我不认识叫这名字的人。”然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我在过道里站了半晌，心中暗想：是不是我害得他送了性命？是不是有人发现了微球，因此才冲着他的心脏开了一枪？可是，假如他们当真发现了微球，应该早就把它们销毁了，不会留下任何可以追踪的线索。

在乘车去运河长眠之前，他去过的地方就只有一个了。原来这里是位于高档住宅区的一幢独立式两层住宅。我没有按门铃。这周围没有方便的观察点，所以我只是从旁边走了过去。窗帘都拉上了，附近没有停放的车辆。

走出几个街区，我在一个小公园的长椅上坐下来，开始给各数据库打电话。这所房子3天前才刚租出去，我没费丝毫力气便打听到了业主的信息——是一位公司律师，在全城各处都有房产——却查不到新租客的名字。

维也纳有一张集中式公用设施地图，以免人们不小心挖到地下电缆和电话线路。电话线路对我毫无用处，无论是谁，只要稍微想想办法，也不可能再通过电话线路遭人窃听了。但房子里却有天然气，比水更容易通过，而且发出的动静也小得多。

我买来了铲子、靴子、手套、白色工装裤和安全帽。我从电话簿的条目上把天然气公司的徽标截了图，然后喷到安全帽上，远看特别像真的。我鼓起所有剩余的勇气，回到街上——既在那所房子里的人看不见的地方，又尽可能地靠近房子。我挪开几块铺路石，开始挖了起来。此时中午刚过不久，路上还有稀少的车辆，却几乎没什么行人。距离最近的一所房子里，有个老人从窗户里悄悄地窥视着我。我忍住了想向他挥挥手的冲动，那样就不像真的工人了。

我挖到了天然气总管，爬进底下的洞里，把一个小盒子按压到聚氯乙烯管道上。盒子里伸出一根空心针，用化学方法熔化了塑料，在穿透管道壁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密闭性。人行道上有人走过，还牵着两条流着口水的大狗，我没有抬头。

控制箱轻响了一声，这是成功的信号。我把洞填好，将铺路石挪回原位，然后回到酒店补了会儿觉。

*　*　*

我留下了一条纤细的光纤电缆，从埋在地下的控制箱出发，一直通向附近一棵树周围未经铺设的地面，末端藏在土壤下，距离地表仅有几毫米。次日早晨，我将所有存储的数据收集起来，然后回到酒店进行筛选。

有几百只窃听器多次成功进入了那所房子的天然气管道，然后又返回到控制箱——单个窃听器轮班的时间长达1小时，各个窃听器发挥作用的时间有所重合，就这样分别窃听，再返回来送出结果。单个窃听器提供的音轨往往效果很差，但用软件将所有音轨一并处理后，一般都能得出可以理解的语音。

一共有5个声音，三男两女。所有人讲的都是法语，不过我不敢肯定法语是他们每个人的母语。

我慢慢把情况拼凑出来了。圣像没在他们手里，这些人是被一个叫卡图尔斯基的人雇来找圣像的。显然，他们曾经向安东付过钱，让他密切注意相关动向，但他却跑回来找他们索要更多的钱，以换取他继续效忠，而不倒向我这一方。问题在于，他其实拿不出任何实在的东西……而他们刚从另一个来源得到了密报。关于杀他的事，这几人说得很隐晦，不过，或许当他们说再也用不着他的时候，他曾经企图用某种方式来敲诈他们。不过，有件事是一清二楚的：他们在轮流监视城市另一头的一间公寓，他们认为，杀掉德·安吉利斯的那个人最终会在那里露面。

我租了一辆车，在其中两人出发去换班的时候跟在后面。他们在目标公寓对面租下了一个房间，借助红外线双筒望远镜，我可以看到他们的望远镜瞄准的方向。监视之下的这个地方看似空空荡荡，透过破旧的窗帘，我只能辨认出剥落的油漆。

我拿公用电话报了警，说话时，我用的是笔记本合成出来的声音。我给审问过我的那个警察留了一条匿名信息，把能解锁微球内数据的代码发给了他。法医几乎立即便可找到那些微球，但通过依靠蛮力的显微镜检查，提取信息则需要耗费几天时间。

然后我等待着。

5小时后，大约凌晨3点，我跟踪的那两个人匆忙离开了，没有人来换班。我取出德·安吉利斯的照片，在月光下仔细端详。我仍然不明白，她身上到底有什么地方让她左右了我；她要么是个窃贼，要么是个傻瓜，也可能是个傻乎乎的窃贼。不管是哪种情况，她都因此葬送了性命。

我说：“别光站在那儿傻笑了，就跟所有的答案你都知道似的。祝我好运怎么样？”

*　*　*

这栋建筑年代久远，而且破败不堪。我毫不费力地打开了前门的锁，尽管通往顶楼的楼梯一路上嘎吱作响，但我一个人也没碰到。

透过712号公寓的门，可以检测到足以说明问题的电场图案，看似与10种不同类型的报警器相连。我撬开了相邻那间公寓的锁。天花板上有一个检查孔，恰巧位于沙发的正上方。当我抬起双腿、盖好检查孔时，底下有人正在睡梦中呻吟。我的心怦怦直跳，这是因为我在一座异国城市入室行窃，是由于肾上腺素、幽闭恐惧症、恐惧和期待的共同作用。我将手电的光柱向四周扫了一圈，只见老鼠正匆忙飞奔。

712号公寓内相应的检查孔像房门一样，配备了警戒装置。我挪到天花板上的另外一处，掀开隔热层，然后在石膏板上挖了个洞，钻进了底下的房间。

我也不知自己指望着会找到什么。一个挂满圣像、摆满许愿蜡烛的神龛？超自然现象的相关事物？还有一沓落满灰尘的书籍，讲述的是斯拉夫民族神秘主义的教义？

房间里空空如也，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以及一套连接在电话插座上的虚拟现实装置。维也纳一直在与时俱进，就连这间破旧的公寓里，也安装了最新的高带宽ISDN网络。

我瞥了一眼下方的街道，一个人也没看见。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倘若有人正在上楼的话，那他们比我之前弄出的动静可小多了。

我把虚拟现实头盔套到头上。

原来模拟的是一栋建筑，比我以前见过的所有建筑都更壮观，朝着四面延展开来，犹如一座体育场，或者罗马斗兽场。在远处大约200米的地方，耸立着巍峨的大理石柱，柱顶带有圆拱，支撑着阳台，上面装饰着华美的金属栏杆，另一组大理石柱支撑着另一个阳台……如此这般重叠向上，共有6层。地板上铺的是瓷砖或拼花地板，棱角分明的精致穗带勾勒出复杂的六边形图案，颜色金红错杂。我眼花缭乱地抬起头来，将手伸到面前（却毫无作用）。这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大教堂，礼堂最高处是气势恢宏的穹顶，尺寸大得令人无法估算。阳光从基座周围的几十扇拱形窗户里倾泻而入。上方的穹顶被类似于马赛克的图案所覆盖，色彩精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由于光线太过明亮，我眼中泛起了泪水；我眨了眨眼，让泪水流出，这才开始看清这幅画面。一个头上有光环围绕的女人伸出手来……

有人用枪管抵住了我的咽喉。

我一动也没动，等待着俘虏我的人开口。过了几秒，我用德语说：“我希望有人能教教我，怎么才能像那样悄没声息地移动。”

一个年轻的男声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答道：“‘拥有耶稣话语的真理者能听见其静默。’出自安提阿的圣依格纳修[后使徒时期的基督教会领袖之一，最终被罗马帝国皇帝投入野兽笼中殉道。]。”然后，他必定是将手伸向了虚拟现实装置的控制箱，调低了音量——我本来也打算这么做的，但似乎显得有点儿多余——因为我忽然发觉，我方才一直听见的是一层白噪声，掩盖了周围的动静。

他说：“喜欢我们建造的东西吗？灵感来源于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也就是查士丁尼的神圣智慧教堂——但并非一味盲从的复制品。新的建筑结构没有必要对粗重的物质做出让步。伊斯坦布尔的原型建筑现在成了一家博物馆，当然，在那之前的5个世纪，它还曾经被用作清真寺。但这两种命运都不会降临于这个神圣的场所。”

“不会。”

“你是替卢西亚诺·马西尼干活儿的，对吧？”

我编不出什么貌似可信的谎言，那种能让自己更受欢迎的话，于是答道：“没错。”

“我给你看样东西吧。”

我僵硬地站在原地，做好了准备，希望他会把头盔从我脑袋上摘下来。我感觉到他在移动，枪管略微挪了个位置，然后我发觉，他正把虚拟现实装置的数据手套往手上戴。

他用手一指，我的视线便随之移动起来；他是看不见我眼前的景象的，这一点让我钦佩。我仿佛从大教堂的地板上滑行而过，径直向圣殿走去。圣殿与中殿之间隔着一面镀金格子大屏风，屏风被成百上千幅圣像所覆盖。从远处望去，屏风闪烁着富丽的光芒，画像的主题无法分辨，这些彩色的嵌板组成了一面美得不可思议的抽象马赛克图案。

然而，当我走近时，产生的效果却令人难以抵挡。

这些图像都是用同一种“粗糙的”二维风格制作的，我曾经揶揄过，马西尼那张“丢失的棒球卡”就是这种风格——可是在这里，把它们全部放到一起，其表现力却似乎比文艺复兴时期任何一幅夸张的杰作更胜千倍。这不仅是因为各种色彩经过了“复原”，达到了实实在在的颜料所不具备的华丽程度：红色和蓝色如同闪闪发亮的天鹅绒，银色则似炽热的钢铁。在那些人物身上，并非写实的简单的人体几何形状——如在痛苦中俯首的角度、仰望天空的眼睛里不带感情的奇特恳求——似乎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情感语言，清晰而精准，打破了一切妨碍理解的藩篱。像巴别塔出现之前的写作，像心灵感应，像音乐。

或者也可能是抵在喉咙上的枪帮我扩展了审美方面的感受力。再也没有什么比一大剂内源性的鸦片更能让感知大门敞开的了。

俘虏我的人一指，将我的视线引向了两幅圣像之间的一处空白。

“这就是我们的切尔诺贝利圣母所归属的地方。”

“切尔诺贝利？这幅画是在那儿画的吗？”

“马西尼什么也没告诉你，对吧？”

“没告诉我什么？这幅圣像真是15世纪的吗？”

“不是15世纪，而是20世纪。1986年。”

我的脑子转得飞快，但我什么也没说。

他以实事求是的语气把整个故事讲了一遍，仿佛本人曾经身临其境似的：“真教会的创始人之一是四号反应堆的一名工作人员。事故发生的时候，在数小时内，他就受到了致命剂量的辐射。但他并没有马上死掉。两周后，他才真正明白了这是一场多大的悲剧——他发觉，不仅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有数百名志愿者、消防员和士兵在剧痛中死去，而且在后来的若干年里，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送命；土地和水被污染了几十年，一代又一代的人染病——就在这时，我们的圣母在幻象中来到他面前，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他要把她描绘成弗拉基米尔上帝之母，尊重传统，把每一个细节都复制下来。可是实际上，他会将之作为神器，创造出一张新的圣像，她会赋予这幅画神圣的力量，向其中倾注圣子对所发生的苦难全部的同情，倾注他对子民展现出的勇气和自我牺牲感到的欣喜，也倾注他愿意分担他们即将背负的悲伤和痛苦的意旨。

“她叫他往作画时用的颜料中混入一些泄漏的燃料，等到画完以后把它藏匿起来，直到有一天，这幅画能在唯一真教会的圣障[东正教用来分隔教堂内殿用的屏帏。]上占据应有的位置。”

我闭上双眼，看到了出自电视纪录片中的一幕：事故发生后用赛璐珞胶片拍摄的电影镜头，画面上布满了可怕的闪光和痕迹。这是感光乳剂中记录下来的粒子轨迹，是胶片本身遭受的辐射损害。这就是亨加特纳那道“细缝”的含义——无论这是他用现代相机拍摄圣像时出现的真实效果，抑或只是电脑添加的一种程式化的呈现。对于知道如何解读密码的潜在买家而言，这是发给他们的一条信息：这幅画与评论中的描述并不相同。这是一件稀世珍品，是一幅全新的圣像，是原创的真迹。这是《我们的切尔诺贝利圣母》， 1986年作于乌克兰。

我说：“我很惊讶，居然能有人把它带上飞机。”

“如今包含的辐射剂量几乎检测不出来，若干年前，大多数温度最高的裂变产物就已经衰变了。但你还是不会想亲吻它的。说不定它害得那个迷信的老人早走了一段日子，本来他可以活得再久些的。”

迷信？“亨加特纳……莫非以为它能治好他的癌症？”

“不然他为什么要买它？这幅圣像在1993年被盗，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一直有传言说，它具有神奇的力量。”他的语气中带着轻蔑，“我不知道那个老顽固信的是什么教。可能是顺势疗法吧。以毒攻毒，用让他得病的东西来治好他。最好的全身扫描仪可以捕捉到锶-90极其微量的痕迹，确定事故发生的时间；如果是切尔诺贝利引发了他的癌症，他早就该知道了。可是我猜，雇你的那个人不过是个老派的圣母崇拜者，他还以为，只要把所有的钱都烧给圣母的神龛，就能挽救他孙女的性命。”

或许他认为自己这话会让我受刺激吧。我根本不在乎马西尼有什么信仰，可是一不小心之下，仍有一股怒意涌上了我的心头：“那个快递员呢？她又算怎么回事？对你来说，她只不过又是一个迷信的傻农民吗？”

他沉默了片刻。我能感觉到他把枪换到了另一只手。我可以准确地察觉出此时枪口抵在什么地方。我闭着眼睛，却仿佛能看见他站在我面前。

“我哥哥跟她说，在维也纳有个来自基辅的小男孩，眼看就要死于白血病了，他希望能有机会向我们的切尔诺贝利圣母祈祷。”现在，他声音里包含的轻蔑彻底消失了，以《圣经》为依据的夸大的笃定也不见了踪影，“马西尼跟她说过他孙女的事。她知道他对圣像有多牵挂，她知道，他永远不会心甘情愿地让圣像离开身边的，哪怕是短短的几小时。所以她同意把圣像带到维也纳来，晚一天再送货。她并不相信它能治愈任何人，我觉得，她根本就不信上帝。但我哥哥说服了她：那个男孩有权对着圣像祈祷，从中获得一点儿安慰——哪怕他手里并没有500万瑞士法郎。”

我挥出了一拳，这是我这辈子最狠的一下。这一拳结结实实地砸在骨肉上，从头到脚撼动着我的整个身躯，感觉犹如触电一般。有那么一会儿工夫，我只觉得晕头转向，不知是不是他扣动了扳机，轰掉了我的半张脸。我摇摇晃晃地摘掉头盔，冰冷的汗水从我脸上滴落。他躺在地板上，痛得浑身发抖，手里依然握着枪。我走上前去，踩住他的手腕，然后弯下腰，轻而易举地夺走了那件武器。他十四五岁年纪，四肢修长，却十分瘦弱，脑袋光溜溜的。我照着他的肋骨狠狠踢了一脚。

“你假扮成了那个虔诚的癌症患儿，对吧？”

“没错。”他流着泪答道，但我说不清他哭是因为疼痛还是悔恨。

我又踢了他一脚：“然后你就杀了她？就为了把那幅见鬼的切尔诺贝利圣母像弄到手？那个什么他妈的神迹也实现不了的玩意儿？”

“我没杀她！”他像个婴儿一样号啕大哭起来，“是我哥哥杀的，现在他也死了。”

他哥哥死了？“安东？”

“他去把你的事告诉卡图尔斯基的打手们。”他抽泣着说出了这句话，“他觉得，他们不会让你闲着的……他还觉得，要是他们跟你争个你死我活的话，我们说不定就有机会把圣像从这座城市里弄出去了。”

我早该猜到的。要想找到被盗的圣像，还有什么办法比亲自跟他们做买卖更好呢？要想掌握对手的动向，还有什么办法比伪装成对手的线人更好呢？

“那圣像眼下在哪儿？”

他没有回答。我把枪塞进后兜，然后弯下腰，托住他的腋窝，把他抱了起来。他的体重顶多也就30公斤。或许他是真的即将死于白血病吧，反正当时，我并不怎么在乎。我把他朝着墙上猛地一甩，任凭他摔倒在地，然后又把他抱起来，如是再三。血从他的鼻子里往外涌，他开始哽咽，噗噗地吐气。我第三次将他抱起，然后停下来，查看了一下我的杰作。我发觉，刚才那一拳打断了他的下巴，我的手指很可能也断了一根。

他说：“你什么都不是，什么也算不上。历史中的沧海一粟罢了。时间会吞噬世俗时代——以及所有亵渎神明的愚蠢邪教和迷信——就像沙尘暴里的一粒尘埃。”他露出了血迹斑斑的笑容，但语气里既没有自命不凡，也没有得意扬扬。他只是在陈述观点而已。

那把枪肯定是在我的牛仔裤兜里被捂热了，温度达到了体温；当他把枪管抵在我的后脑勺上时，一开始，我还误以为那是他的拇指。我直盯着他的眼睛，企图看穿他的意图，但我看到的唯有绝望。到头来，他只是个孩子，独自置身于一座异国城市，在灾难面前不知所措。

他将枪管沿着我的头颅滑过，对准了太阳穴。我闭上眼，不由自主地抓紧了他。我说：“拜托——”

他把枪拿开了。我睁开眼睛，恰好看到他打爆了自己的脑袋。

*　*　*

我只想在地板上蜷成一团，睡上一觉，然后再醒来，发现这一切都是梦境。不过，某种机械的本能让我仍在不停地行动。我尽可能清洗掉了血迹。我留心倾听着邻居们有无惊醒的迹象。这支枪是瑞典出产的非法武器，配有内置消音器，子弹本身发出的咝咝声几乎听不见，但我拿不准自己刚才的叫声有多响。

当然，我从最开始就一直戴着手套。弹道测试会证实他是自杀的。但是，天花板上的破洞、他被打伤了的下巴和肋骨上的瘀青都得解释一番，而且，我的头发和皮肤碎屑可能掉得满屋子都是。最终还是得审判一回，我非进监狱不可。

我差点儿就准备报警了。我太累了，没力气去想逃跑的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令我十分厌恶。确切地说，我并没有当真动手干掉那男孩——只是打了他一顿，吓唬了他一回。即便是在那时，我也仍然在生他的气。他对德·安吉利斯之死负有部分责任，至少不亚于我对他的死应负的责任。

然后，我心中那个机械的部分说：安东是他哥哥。在他被杀的那天，这兄弟俩可能见过面，可能是在安东家里，或者是在他跟那个瘦弱的金发姑娘同住的公寓里。他们在同一片地板上踩踏过半晌，在同一块鞋垫上蹭过脚。从那以后，他或许就已将圣像从一处藏匿之所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我拿出笔记本，在尸体脚边跪下，发送了代码。

有3个微球做出了回应。

*　*　*

我是在黎明前找到圣像的，它在市郊一栋拆毁了一半的建筑里，被埋藏在瓦砾之下。圣像依然放在手提箱里，但所有的锁和警报器都失去了作用。我打开手提箱，盯着那幅画的真身看了一会儿，瞧着跟目录上的照片差不多，单调又难看。

我想把它唰啦一下撕成两半，又想点堆篝火，把它烧掉。就因为这幅画，有3个人送了性命。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把头埋在手心里，坐在瓦砾上。这幅圣像对它合法的主人意味着什么，我不能假装不知。我见过他们正在修建的教堂，那就是它归属的地方。无论那个故事多么不足为凭，我总归听说了它诞生的经过。神灵对切尔诺贝利遇难者的同情传递到了一张带有放射性的圣诞卡上，这样的传言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无稽之谈，这也并不是重点。德·安吉利斯对此也丝毫不信，但她还是断送了工作，还是自愿来到了维也纳。我大可尽情地梦想一个世俗而理性的完美世界，却仍然不得不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行动。

我确信，我能赶在被捕之前把圣像交给马西尼。他不太可能像之前答应过的那样，交出世间的所有财产，可是，趁着那个孩子还在人世、他的感激之情尚未消失，我多半能从他手里榨取到数十亿里拉。这笔钱足够给我自己聘请几位相当出色的律师了，或许也足够让我免于身陷囹圄。

又或者，我可以完成德·安吉利斯在危急时刻本来该做的事，而不是至死都在捍卫马西尼该死的财产权。

我回到了那间公寓。离开之前，我关掉了所有的警报器，这次我可以从正门进去了。我戴上VR头盔和手套，用指尖在圣障上的空白处写下了一条看不见的信息。

然后我拔掉电话插头，切断网络，找了个地方藏身，直至夜幕降临。

*　*　*

午夜即将来临前，我们在位于城市东北方的游乐场外见了面，从见面的地点可以看到摩天轮。这又是一个可以被牺牲掉的孩子，虽然心中惊骇，却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我完全有可能是警察，也可能是任何一种身份。

当我把手提箱递过去的时候，他打开箱子，往里面瞥了一眼，然后抬头望着我，仿佛我是某种神圣的幻影。

我说：“你要怎么处理它？”

“从实体象征中提取出真正的圣像，然后把它毁掉。”

我差点儿回答说：那你应该去偷亨加特纳的图像文件，这样所有人就都可以省去不少麻烦。但我不忍心。

他把一本用多种语言印制的小册子塞进我手里。我在去地铁的路上翻阅了一下，其中清晰地阐明了真教会与各国东正教之间在神学上的差异。显然，这一切都归结到了化身问题。上帝是作为信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肉身，凡是没有领悟这一重要区别的人，都需要尽快得到纠正。

我看过以后几分钟，册子上的字母就消退了。是由呼出的二氧化碳引发的反应吗？这些人确实借用了某些奇怪的大师所使用的方法。

我掏出了德·安吉利斯的照片。

“这就是你希望我做的事吗？你满意了吗？”

她没有回答。我撕碎了照片，任凭碎片飘落在地。

我没有坐地铁。我需要冷空气来让头脑清醒一下。于是，我步行返回城市，在过去不可思议的废墟与未来无法想象的预兆间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