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讨厌职业套装。虽然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实属无奈，但我就是很讨厌。我觉得这玩意儿比中学生的制服还诡异。

几年前，我去某女子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来帮忙的学生们全都穿着整齐划一的服装。我问她们：“这所大学也有制服是吗？”她们回答我说：“这是职业套装。”我着实吓了一跳。也就是说，高中毕业后，从制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瞬间，女孩们又自发去购买了制服的替代品，甚至还会收到别人送给自己的替代品，并且为顺应社会需要在不同场合去穿它。

有人认为穿这种衣服是为了表达：我所处的场合不适合做太时髦的打扮去宣扬自己。这一点我理解。有人认为穿这种衣服，是把它当作保护自己的铠甲。这一点我也理解。可是，当时那一群穿着职业套装的女大学生，她们连说话的声音都不是本嗓，而是用一种尖且细得听不清的小声音，斟酌用词，说话方式，行走、站立方式，全都已经超越了“慎重”的程度，可以说是极其卑微。所有的这些，都给我留下一种她们在尽全力地想把自己的存在埋没在这个社会之中的印象。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没表现出任何个性，没做出任何自由的发言。为了埋没自身而披上铠甲，这未免太过凄凉了吧。

纵观人世间，想要在这个社会之中生存下去，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点我很清楚。其实过去那个年代也并不好过，但是情况越来越严酷。这一点我也明白。所以，这些都是为了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的手段。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也是我们当下的境遇。无论怎样迁就，都一定要抢到正式员工的位置。越是努力，越期望可以在一个更能保证生活质量的职场工作。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岁数渐长，经验也越积越多。激素的分泌，还有皱纹、脂肪、经验等都在变化，我们就会变成不再畏惧站在他人面前的女性，变成不会被埋没的能随心所欲去打扮的女性。到那时，如果生活也能安定下来，那就更好了。不论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有着什么样的家庭样貌、什么样的性取向、什么样的亲子关系，选择了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活出自我，就是最好的。

以上这些话，我希望年轻女性能听进心里。

职业套装无法轻易脱下，所以，为了找回自我，本人想在此宣扬一种方法：

“日本的女人啊，请用本嗓说话吧。”

在我母亲那一代，接电话的时候都会捏着嗓子说：“您好，这是伊藤家。”其实，我也受了母亲的影响，所以接电话的时候偶尔也会捏着嗓子说话。但手机是属于我个人使用的、能够贯彻“我属于我自己”的工具，所以我用手机说话的时候基本是用本嗓。我年轻那会儿，如果有男人在身边，而我又很想吸引这个男人注意时，就会故意让自己声音甜一点，细一点。我刚开始说英语的时候有点放不开，说得不流畅，所以也会用高了八度的嗓音讲话。发出这种动静，我自己也很不舒服，但是又改不了（如今我说英语已经基本用本嗓了）。

纵观我们全社会，接受过专业接客训练的女性，都会朝气蓬勃且高亢地捏着嗓子发声。动画声优的声音也一样，无论如何坚强有力的角色，只要是女性角色，音调都很高。只要去听听同一个动画的英语配音，就能马上明白其中的不同了。无论多么清秀的女主角，英语的配音用的都是低沉的本嗓。可以说，我们的文化和“假嗓子”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一直这样子说话，不就没办法倾吐自己的心声了吗？

女儿二三十岁的时候，母亲还会擅自认为自己的力量能够波及女儿。如果女儿生性体贴温柔，则会选择接纳母亲的这种“错觉”，会不由自主地去努力，其实女儿无须照顾母亲的情绪。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起青春期时那种毫无来由的顶撞，二三十岁这个年龄段的女儿们拥有更加成熟的力量，或许更容易真刀真枪地顶撞母亲。与社会的关系、对性行为的态度，这些最容易导致和母亲产生冲突，也是最有意义的冲突主题。接下来，你也完全可以无视母亲的期待，无须去回应她们。

“两不误”这种词啊，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盛行一时。如今基本上没人再用这词了，它成了过时的词语。当时会“帮忙”做家务的男人是极少数派。到了90年代，再到21世纪，随着时代发展，“帮忙”这个词变成了“分担”，甚至进一步变成了没有明确以夫妻哪一方为主的“做家务”……不，这其实只是幻想罢了。区区几十年，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根本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男性的意识，女性的意识，想改变并没那么简单。

所以，女性只能拼命努力了。还有，不要怜悯你的另一半。他自己能做的事，就让他自己去做。他又不是婴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来做完成得更快”“我比较擅长做这些”“我们一起做比较实惠一些”等等想法，都是在扼杀你自己，也是在扼杀你的伴侣。你就坚持不要去可怜伴侣，心狠一点去逼你的伴侣行动吧。又或者，在你的伴侣开始行动之前，把家务扔到一边视而不见好了。

坚持以上建议，你会得到这样的结果：目前的“两不误”问题，将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虽然困难程度并未降低，但是情绪上会好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等你们年纪大了，你的身体衰弱了的时候，家务的负担可以由你们二人共同承担。而万一出现你的伴侣成了独居老人的情况，之前培养出来的家务能力，也可以帮助他去维持正常的生活，并且提高他的生活品质。

我总觉得“主妇”这个词带有一些歧视的意味，所以从来不用。在家庭中，我是会做家务的人，同时是个女人。也曾有一段时期，我不怎么赚钱，只能依靠当时同居的男性的收入生活（同样有反过来被依靠的时期）。在那一段时期，我也很少自称“主妇”。如今的所谓主妇，要在饮食教育方面亲力亲为，想法非常脚踏实地，理想也同样远大。有钱有闲，并不需要有太多拼命赚钱的欲望。到了更年期，又更添一份正义、行动力和侠肝义胆。社会或许一直都是凭着将这样的女性塞进家庭之中，无偿地利用女人们的善意和劳动而运转的。然而，主妇的基础的确还存在于旧有的婚姻关系之中。如果离婚，生活环境就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名字、住址、朋友都会变。甚至导致很多人无法温饱。选择做主妇，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底色将充满以上这些变动。请你多多留意这些问题，并坚持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你的人生才能无坚不摧。

我想告诉那些有工作、有家庭的女性，不要放弃你的职业。因为如果没有办法自食其力，那你将无法离婚。因为，如果没有接触社会的手段，你的生活将会被紧紧上锁。因为等育儿告一段落，看护告一段落，等你一直“依靠”的东西消失时，你自己，包括你的生活，就会仿佛被掏空一样陷入虚无。我非常能够理解你们此刻的处境有多艰难、多痛苦，我也很清楚、很理解那些除家庭外没有其他职业的女性生活的充实度和专业程度。但即便充分了解这些，我还是要强调：不要放弃你的职业。

虽然她的行为看上去可能非常“女里女气”，但这单纯只是人类的情感表达而已。哭泣只不过是偶然在女性的文化之中比较常见，所以女性比较惯常哭泣。而在男性文化中，男人们极度忌讳哭泣，也很不习惯哭泣。工作场所一般都是按照男性文化的规则去运转的，所以哭泣的那一方自己也会觉得羞耻，可能会有种在人前便溺的感受吧。应对策略就是假装没看见，这样做就好。与其想办法让哭泣的人止住眼泪，不如表现得泰然自若些，这样就简单得多了。别训斥，别指责，别安慰，别惊慌，放着别管就好。

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母亲就告诉我要“学点技术”。我母亲家境贫寒，小学可能都还没毕业就已经被迫去做工了。她是个吃过很多苦的女性。和我父亲在一起后，作为一个小工厂主的妻子，依旧要一刻不停歇地工作。父亲心里只有母亲一个人（父亲说的），虽然蛮靠不住的，但是他很温柔，也很风趣，总是把“我爱你”挂在嘴边（母亲说的）。不过父亲挺老派的，什么活都不干（母亲说的）。所以，我母亲只能一直拼命地干活干活干活。

我就是在这样一位母亲整日“学点技术”的叨念下长大的。“甭管是去当老师、当接生婆，还是当个梳头匠（母亲生活的年代比较老，所以只知道这一类的职业），总之你得学点技术。”

大概是她的这个“学点技术”的咒生效了吧，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拿到了中学教师资格证。《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颁布数年前，女学生的就业情况非常恶劣，我在大学的时候根本捞不到什么像样的求职机会。当时那种嬉皮士风潮还尚有残留，大家总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而且我从大学起就开始写诗，并十分沉迷。所以我不想找什么安稳工作，一头热地坚信自己未来能成为诗人。我这个“成为诗人”的想法，单纯指“写诗，出版诗的人”，压根儿没考虑到赚钱的事。而大部分诗人是没办法单靠写诗糊口的，他们都有其他的职业。单把写诗放在生活的中心位置的话，这种诗人的生活大多难以维系下去。不过呢，我当时还很年轻，觉得这样子很正常，没什么不好的。

读大学的时候，我在木鱼花商店、营销公司上过班，还给他们画过海报。不过这些都算打工，不是正式的工作。我参加了几场选拔教师的考试，悉数落榜。正在这时，我拿到了一个面向新人的诗歌奖，作为诗人得到了一些工作邀约。当然，靠写诗依旧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后来，埼玉县一所学校录用我做了临时教员，于是我成了一名市立中学的老师，同时还是一年级学生的班主任。我工作得十分愉快，而且还蛮擅长教书的，但是在那儿只工作了一年，我就辞职了。在中学既教书、写诗，又沉迷于恋爱——我发现自己无法同时兼顾这三件事，所以选择了辞职。

辞去教师的工作后，我结了婚，之后又离了婚。那段时间我还做过某出版社的杂志编辑，但是只做了几个月就被炒了。我不擅长做编辑工作。后来我又去补习班做讲师，维持生计。当时我的恋人去华沙留学时，看到那儿的日本人学校正在招募本地教员，于是告诉了我。我拼了老命留在了华沙。然后在那儿待了一年。后来我回到日本，靠丈夫（我和恋人结婚了）的奖学金和两个人的打工钱维系生活。结果我又怀孕了，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丈夫找到了工作，去了熊本。翌年，我的书《好乳房坏乳房》出版了，紧接着工作就接二连三找上门来。我逐渐能靠写作生活下去了，所以也就一直写到了现在。

无论是怀孕的时候，还是生孩子的时候，甚至是抑郁的时候，我都从未想过要放弃工作。我觉得如果不写作，我这个人都好似不存在了一般。离婚的时候，我也是一边想着“接下来只能靠写作养活孩子们了”，一边情绪悲怆地着手小说写作。不过我好像并不擅长写小说，所以没过多久我就又回到了诗歌创作上。

我这份工作并不怎么赚钱，而且也很难写出什么东西来。稿费提不上去，书也不太畅销。明明从早忙到晚，赚到的钱却和在东京某个偏僻小巷里开小工厂的父亲收入差不多。换算成时薪更是少得可怜。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

我想起了我那一直念叨着“学点技术”的母亲。当年她卧病在床，情况恶化的时候，我对她说：“妈妈，加油啊。”于是母亲嘀咕了一句：“我这一辈子净加油了。”时至今日，这句话仍在我耳边回荡。说过这句话后母亲的病情好转，她又活了两年，然后离开了人世。

关于第一本诗集总被称作“处女诗集”的话题，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了。当时比较主流的称呼，是将女诗人称为“女流诗人”。一听到有人这么喊我，我就觉得土得掉渣，简直难以忍受。我还被人喊过“闺秀诗人”。这个闺秀的“闺”，指的是开在后宫的一扇小门。也就是说，那是一个设置在家庭最深处的地方。也可以将其看作家庭，或者是寝室。在那种地方很“秀”，难道指的是床上功夫吗？想到这儿，我差点要挽起袖子痛骂对方。不过白川静老师说了，形容一名女性颇有文采，就是“闺秀”。后来的几年，“女性诗人”这个称呼成了主流，但是我对这个称呼也是相当不满意。为什么把我框进了“女性诗人”里？为什么擅自限制我又把我搁置圈外？为什么不直接叫我“诗人”？

不过，我是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诗人出道的。当时我20岁出头，的确靠了“年轻”“女性”当卖点。因为我确实年轻，确实是个女人，而且还很符合当时对年轻女孩的审美——瘦瘦的，长得不错。这些算是附加价值吧。当时年纪轻轻，我满脑子都在想着和性有关的东西，所以想写的也全都和性有关。作品里很爱用到“阴户”这种词。

我好像越说越多了，不过请继续听下去吧。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翻译出版了一位美国女性主义诗人的诗集。当时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帮忙梳理翻译初稿。作者是西弗·塞得林·福克斯，诗集名称是《母亲是……》（Mother is…）。这本诗集的主题，就是女人、性、身体、家人。其中运用了大量和性相关的词汇与意象，数量之大真的闻所未闻。而那阵子正是我开始创作诗歌的时候，可以说是受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吧。

在这本诗集中，表示女性的性器官时用的词是“cunt”。但它貌似是个相当不好的词，它不能被译成“女性性器”或者“阴道”，而是要被译成“阴户”。这是我在翻译过程中学到的一点。当时我心想：“那我也要用用这个词！”于是就立刻用在了自己的诗里。

年轻、瘦弱、可爱的女诗人一个劲地写着“阴户”，这搞得那些批评家（大多是男人，基本全是男人）又高兴，又惊愕，又厌恶，因为他们的反应太有趣了，于是我加倍地用起了这种词。那心情就好似掀裙子的男孩子一样。

当时我极度沉迷性和写作，事到如今，每每想起当时，我都会意识到：自己其实就是搔着那些对女色的贪恋之心处世的呀。

不过，我对此既不感到后悔，也无须反省什么。因为当时的我，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手中的武器去战斗了，我为自己感到自豪。不过，渐渐地，我心中逐渐冒出很多疑问……比如说，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来没听过或者用过“阴户”这个词啊。而且，也没人对我用过这个词。这个词不属于我自己，我不想用不属于自己的词汇去表达自己的性器官。想到这儿，我跑去查了很多表达，结果毫无结果。关于性的词汇陈腐且不洁。于是，我最终将使用的词汇固定在了阴茎、阴道、性交这几种表述上。

那时候，我想要大大方方地去书写性器，好似在写双手、双脚、面庞、腹部一样稀松平常。我想要像书写饮食和散步一样，正常地书写性交。当然，时至今日我依然坚持这样想，也始终带着这种意识在创作。那时候，我讨厌别人喊我“女性诗人”，讨厌被人扔进“女性”的框架里，我只想做个“诗人”。我想站进男人堆里，和他们一起去工作（当时也正值国家颁布《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前夕）。

后来，我怀孕了，而且是出于个人意愿的怀孕。然后我生了孩子，并对自己经历的一切感到震惊。怀孕、生产、排出经血和胎儿，不通通是属于女性的特征吗？于是我开始尽情书写这些……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也成了我的武器，为我所用了。就在我沉迷书写这些的时候，猛地回过神来，我发现自己早已过了把年轻、瘦弱、可爱挂在嘴边的年纪，我已经是个成熟的女性了。

首先，我的工作环境既没有产假，也没有育儿假。不过嘛……我搞创作的时候不是也总拿孩子当素材吗？所以没有就没有吧，算是负负得正了。还有，在我这一行，可能任何保证都没什么意义。

不过，在作品中写到孩子，和过着有孩子的生活，是两码事。

我的一位诗人前辈（男）曾说过：“我绝对不会让小孩的声音出现在背景音里。如果有工作的电话打过来，我会很严厉地要求妻子绝对不要让小孩发出声音。”

当时我很认同这句话，坚信这就是专业的风采。虽然诗里写到了孩子，但是绝不能因为小孩拖了工作的后腿。我当时很拼、很努力，觉得自己必须做到和男人一样才行。

我也在诗歌朗读会的时候给孩子喂过奶，不过那是故意演的。也曾经在录杂志对谈的时候带着小宝宝一起去了。那是因为小孩实在不知道能找谁看管，属于事出无奈的下策。记得当时我背着小孩打车去对谈会场的酒店，出租车司机还问我：“您是做保姆的？”

不过呢，我生第三个小孩的时候已经40岁了。当时的我身材已经臃肿起来，而且遇到困难也能爽快开口了。因为感觉不说不行了。于是我开始直接告诉对方：孩子发烧了，我得去幼儿园接她，只能晚些交稿了。到这时，我开始觉得：一边育儿一边工作的女人凭什么要把小孩的存在藏得严严实实？露出来点有错吗？之前发表意见的前辈诗人是个男人，所以他怎么可能了解女人的处境呢？

不过，人急起来就是有谁就用谁（小孩子也一样吧）。所以有时候小孩明明没发烧，我也拿她做借口挺过了危机。而且这个借口还用过不止一次。

遗憾的是，过去那些男诗人大多很歧视女性，对女性很无知，也很没礼貌。明明这么无知，但评论女性的作品时却面不改色地大谈什么子宫啊、寒证啊……听得我十分火大，但又没能力反击。因为我的确不够努力，而且总想规避冲突，做事也太吊儿郎当了。

我一直都觉得，就因为女性评论家和女性的选拔委员会成员太少了，所以我写下的那些关于“生产”“育儿”“月经”的主题，总是得不到什么认真的评价。如今我依旧是这种感觉。但话又说回来，当我站在评价者一方时，难道我就只选女性相关的作品了吗？说来很不甘心，但我确实没有做到。

我又想到一点，以前女性诗人好像一直没有架构起什么关系网。而且以诗人的身份被邀请到外国的机会，还有在大学教书的机会，都少得可怜。不过现在这些情况有了很大改善。

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一阵女性诗作的风潮，还推出了只刊登女作者诗歌的杂志。那个时代的那股风潮，产生了昭告世间“我们女人始终都在”的效果，我坚信一定有这种效果。不过，我虽然从不吝于以自己“女性”的身份为武器，利用这世间（男人们）的好奇心，但这样限制或压制我们，又会令我感到违和。我倒是希望在一个男人女人都乱糟糟地混在一起的环境里，尽情地做我自己。而这样的我，只不过刚好是一个“女性”而已。

经历了以上这么多，还曾有人问我：“您是女性主义者吗？”我记得几十年前，我是否定了的。我当时回答：“也并不是啦，我只是个女人而已。”但是如今我不再这么想了。我觉得只需要回答“我只是个女人而已”就够了。我生而为女，意识到身为女性的坏处，为此感到火大，于是做出抵抗……这不就已经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女性主义者了吗？我打从骨子里就是个女性主义者，不是吗？

告诉大家一个悲伤的事实，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这种情况，有的人就是毫无来由地和你“话不投机半句多”；有的人霸凌起别人时就是能做到面不改色；还有的人，不去伤害别人他就活不下去。与此同时，有的人很容易被他人的话语伤害到，但有的人就完全不为所动。如果遇到了不投脾气的讨厌的对象，那不如赶快逃跑吧。因为就算鼓起勇气和他对抗，花时间与之辩论，即使把自己累得半死，对方大抵也是不会改的。所以只能逃跑了，逃吧！逃跑也是一种勇气！

“要多关注别人对你的看法”，这句话也算是来自父母的一种咒吧。它属于“做个好孩子”这一咒念的一部分，是父母的咒之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类。我刚开始顶着“诗人”的头衔在社会上活动的时候，感觉这道咒“啪”的一声，把我从邻居和世间的注视之中解放了出来。我看得出，每当我介绍自己是个“诗人”的时候，对面的人都会想：“这个女人绝对是怪胎，不能期待她和普通人一样了。”还有，就算我穿着奇装异服去学校，或者搞错了扔垃圾的时间，或者在别人面前做一些不着调的发言……总之，就算别人都在做的事我都没做，其他人也不会说我什么的（当然我妈还是永远在念叨我）。

秘诀就是，当个怪人。我觉得任何人身上都有逐渐变成怪人的潜质哟。

如果你的抑郁是因为压力大，那请放下压力。否则你会始终在里面转圈。不过我们大多数人的情况是“明知道抑郁是因为压力大，但就是放不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请先将手头的其他一些杂事，包括工作在内的一切都暂停，只去面对那个“放不下压力”的原因本身。这样可能或多或少会放松一些吧。嗯，不过这个方法只能说是杯水车薪。

不然，干脆放下所有好了。当然，自杀也是方法之一。我想，所有深陷抑郁的人都曾想过自杀吧。但是这么做实在是太伤害亲人和朋友了。我实在做不到。我还和濑户内寂听老师打听过出家的事。她说，在过去，出家也被认为是一种自杀。后来我搬去加利福尼亚居住，尝试斩断和日语之间的关联。我想，这或许也是我本人独有的一种自杀方式吧。

瑜伽、游泳、打太极、针灸、骑马、养猫、养狗、散步、跑步、跳舞、顺势疗法、合气道、百次参拜等，这些方法看上去好像有点良莠不齐，不过如果能够通过其中某种办法达到身心统一，那就说明它是有一定效果的。

我来说说我的经验。我曾经在医生的建议下采用过“饮尿疗法”，这种做法蛮触碰心理底线的，我可以说是相当认真地遵医嘱去做了。我还吃了一些抗抑郁的药物，但我这个人属于比较容易产生依赖的体质，所以也开始对抗抑郁药物成瘾，结果情况反而更加糟糕了。还有，运动貌似是有效的。我当时一整天都在做有氧运动，游泳、练肌肉……

还有就是动起来。让身体动起来。

我当时就是旅行、旅行、旅行、旅行，一个劲地跑出去旅行。而且是用日本古典文艺中经常谈到的“行路”的方法去旅行，去漂泊。我想，对于无路可走、进退维谷的人来说，应该尽量让身体动起来，去迈出新的一步。所以我才会拼命地坚持旅行。

因为电话那头的人生病了，这是很严重的事，靠你自己是不可能解决你朋友的问题的。就算是双亲、妻子或丈夫，也会因为负担过重而想要甩手不干。这就是病人带给他人的压力。快逃吧，你应该先保护好你自己。只要别接电话就好了。渐渐地对方就不会再给你打了。其实，在我抑郁的时候，也曾因为一个劲地给朋友打电话，导致我们的友谊结束了。我真心觉得对不住我的朋友，但同时我知道这都是没办法的事。等心灵痊愈后，我们自然会明白自己给别人带去了多大的苦恼，也理解并接受自己因此失去了一段友谊的事实。等到下次再出现抑郁的情况，我尽量不只选择同一个人，而是多找几名友人去倾诉。

工作太忙，没时间和朋友相处。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反正必要的时候你还会交到女性朋友的呀。朋友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所以交朋友要比和丈夫或者兄弟姐妹相处起来更轻松。

我也会训斥你的。围绕结婚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离婚”。谁都不能说自己绝不会离婚。而且，没有收入，就很难下定决心去离婚。在婚姻之中想要离婚但又没法离，只能忍耐的那些日子，和工作很无聊的日子，还有忙碌于工作和育儿的日子相比，不，根本没法比，因为前者实在是太痛苦了。

其实，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面子”。这个词完全是为了让人活得更憋屈才创造出来的。像“迷信”“妖怪”这些也是一样。为什么要憋屈着生活呢？因为在某类社会形态之中，这样的方式更适宜生存。因为这样就能让所有人做相同的事，让他们的动作变得局促，于是很方便管理，而且他们还不会考虑太多“无用”的事。但可惜的是，这样的社会已经开始瓦解了。大家从自己的家庭之中走了出来，走向各种地方去居住。去邂逅其他的文化，认识不同的价值观。一件事对于A国的A来说很羞耻，但对于B国的B来说就很平常，很自然，甚至很值得自豪。所以，所谓“面子”是不存在的。周围那些说三道四的人和你的人生无关，无视他们就好。和你的人生有关的，只有你的家人和一部分朋友。但就算是这些，也比不上你本身重要。

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贯彻“我属于我自己”“我要活出我自己的样子”。以这个目标为鉴，你会马上明白现在丈夫该做什么，妻子该做什么。你的丈夫眼下快要被工作的压力压垮了。你的丈夫如果不做任何变化，就无法活出他自己的样子了。不辞职的话，他的生命甚至有可能遭遇危机。那么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生活或家庭支出，最重要的是夺回你丈夫活下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