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出生于东京板桥。我在小规模外包工厂地区的小巷里度过了美好的幼年时期。

1960年：进入私立幼儿园，接受第一年保育。就读铃兰班。我当时既讨厌幼儿园，又讨厌幼儿园的老师。我特别不擅长折纸，还讨厌喝牛奶、吃鱼肝油。和邻居家的男孩A关系很好。

1962年：入学区立小学。A被他的男生朋友欺负，他们说他“天天净和女生玩”，所以他再也不和我玩了。我开始在附近的书法教室上课。作品第一次被登在书法会报上的时候，被评价为“像大象写的一样”。两年后，我亲眼看到日本为了备战奥运会，开始不停地拆毁、新建、重建各种建筑。

1964年：东京奥运会在这一年召开。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变成了个小胖子，得到了“胖墩比吕美”和“三年小胖”的外号。我的动作开始变得迟钝，开始极端依赖起了读漫画，后来就被父母禁止读漫画了。在朋友家、在学校，只要有漫画的地方，我都会一头扎进书里。当时特别打动我的有千叶彻弥的作品《紫电改之鹰》和《小雪的太阳》。电视上播放《铁臂阿童木》的时候我也拼命地追着看。但换台大权掌握在我爸手里，所以后来都演了什么我基本没印象了。我开始学习风琴，但是特别讨厌练这个乐器，于是立刻放弃并转班去了隔壁的绘画班，画画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1965年：这阵子我读到了石森章太郎的《人造人009》，还读到了《漫画家入门》。当时我特别爱看石森章太郎和水野英子的作品，而且沉溺于画画。每天都在幻想地球突然崩塌，学校被炸了，亲人死绝，只剩下几个人……我设想了地球崩塌之际，一个真正的、瘦瘦的自己突然从现在的皮囊里蹦出来的桥段。

1966年：我小学四、五年级的班主任是清水老师。我永远忘不了这个老师。校医告诉我爸妈：“你家孩子现在属于肥胖儿，得减肥了。”于是爸妈开始用饮食疗法，还让我出去玩，锻炼身体。很快我的肥胖问题就解决了，变成了普通体形。跑步接二连三超过其他同学的时候，我自己也吃了一惊。我虽然讨厌体育，但是运动神经不差，能翻单杠，也很爱跳箱子和一些体操垫上的运动，而且游泳速度也比大部分男生都快。在外面玩的时候，我是领头玩打仗游戏的，还爱玩踢罐子。我会混在男生堆里和他们一起玩。但之前胖的时候，我和女孩子一起玩跳绳会被欺负，所以基本选择敬而远之。六年级暑假前迎来初潮。小学期间，除了漫画，我还读了《西顿动物故事》，得到过一本《法布尔昆虫记》，但是我对昆虫实在没兴趣。读了《玛丽·波平斯》《绿山墙的安妮》；《少年世界文学全集》……其中有《奇幻森林》；《阿尔卑斯山的少女海蒂》《太阁记》《义经记》《古事记》。还有小孩子读的植物图鉴和动物图鉴。还有《杜立德医生在非洲》，这本书是我爸读给我听的，至今记忆犹新。我爸曾经是印刷工人，他会出于个人兴趣把一些打样稿带回家，于是我就成了当时日本最早读到《我爸爸的小飞龙》的孩子。后来书正式出版之后，我爸也给我买了实体书。还有一本《世界原色百科事典》，我也一字不落地读了。在书里还有“性交”“妊娠”一类的词条，我翻来覆去地读着，不想把书摸脏，但又忍不住想读。

1968年：就读区立中学一年级。入学典礼当天，我穿着制服走进中学校园的一瞬间，就知道自己将在这里度过极度不快乐的一段时间。那时候我进了游泳部，一天到晚游自由泳。装束方面一点不在乎，爱啃指甲，爱画圆体字，偏爱写片假名。读中学之后零花钱拿得比以前多了，于是就用零花钱买了《人造人009》的单行本。之后就开始沉迷石森章太郎。

中学二年级，冲田老师负责我们社会科的课程。矢田老师负责国语。这两个人给我带来了很大影响。矢田老师教了我们古典图书的阅读方法；还给我们发了不少没写在教科书上的古典著作的资料；还让我们从这些内容里选两部分译成现代语，告诉我们看不懂的话随便读读就好。我选了《兰学事始》和《奥州细道》来读，这两本书都成为我人生的基础。冲田老师还教育我们身为女性应该如何生活。大扫除的时候，她蹲着擦地板（当时穿着超短裙），好几个女生叽叽喳喳地说：“看到了看到了……”于是冲田老师训斥道：“怎么了？给人看到了又不会少块肉。”并且她还一边蹲着，一边叉开腿。我当时感动极了，觉得做女人就该这样。

中学三年级，我做了班上的委员长。打破了当时委员长必须是男生，副委员长是女生的惯例。那年暑假，我等牙医看诊的时候读了《罪与罚》，感觉自己代入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角色，但是当时我好像单纯把《罪与罚》当成恋爱小说读了。我还把我爸书架上的《芥川龙之介全集》《岛崎藤村全集》都读完了。我当时的校内评分很差，但考试不错。那时候我单恋一个男生，但是整整三年间都是单相思。后来有别人跟我告白，我就答应了。我们还“约会”过几次，但因为太紧张，都没怎么说话，当时就觉得谈恋爱好无聊啊。

1971年：入学都立竹早高中。当时“全共斗”和“嬉皮士”文化余色尚浓，还处在三无主义时代，学校从几年前就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席卷我们的生活。当时，老师和学生之间毫无距离感，可以说是真正自由的一段时期，简直像被放逐在荒原之上一般。我虽然也买了制服，但马上换回了私服，套上牛仔裤，就那么过了三年。很多学生在学校也不换室内鞋，我经常趿拉着进厕所用的拖鞋走来走去。我很喜欢和大几岁的那一代（全共斗最后一波）人一起行动，一起讨论，而且很喜欢谈政治。我当时算是个很难搞的人吧。

这段时间我读了太宰治，读了中原中也。学业一落千丈。在家庭科遇到了绘本，开始读起了石井桃子和内田莉莎子。古文老师推荐了《古文研究法》这么一本问题集，从那以后我在这一领域所向披靡。反之，我的理科成绩一跌再跌。我挺擅长英语的，但负责英文阅读的老师说我“读音很怪”，于是我彻底没了学英语的热情。我有个想做漫画家的朋友N向我推荐了冈田史子。在一个玩乐队的朋友介绍下，我认识了尼尔·杨。我开始认认真真听起了音乐，喝起了酒，喝到吐，还认认真真抽起了烟，用镇痛剂用得迷迷糊糊，反反复复地单相思，成绩跌到了最低点。

1974年：入学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日本文学科。考试全靠我唯一拿手的国语拿分了。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我患上了进食障碍，身心俱疲。我妈对每天吃不下饭的我没什么耐心，我们每天都在激烈争吵。我整日沉迷于中原中也、宫泽贤治、尼尔·杨、卢·里德、琼尼·米歇尔等人的作品中。不知为何，这段时间我没怎么读漫画。

1975年：我选了“新日本文学”文学学校的课程。当时，我深受讲师阿部岩夫的影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授诗歌的班级，并且开始写诗了。写好拿给阿部老师后，得到了表扬，我的进食障碍也随之结束，不过转移到了药物依赖上。我写了好几年的诗，在阿部老师的建议下，和岩崎迪子一起办了诗歌杂志《偶然》（Random）。我还在日本桥的木鱼花店开始打工，熟练掌握了一把抓够正好100克木鱼花的手艺。我还曾经被来买木鱼花的顾客大妈骂表情太臭。当时我沉迷于模仿中原中也，所以打工的钱都拿去逛Athénée Français[Athénée Français，日本1913年创立的一所法语学校。]了。

1976年：开始给《现代诗手帖》投稿。在朋友N的推荐下给营销公司打工画插图。这一年尼尔·杨首次来日，在武道馆开了演唱会。

1977年：在大学朋友的邀请下，为《母亲是……》（诗的世界社，西弗·塞得林·福克斯著，渥美育子等译）梳理翻译初稿。为渥美老师创立的杂志《女性主义者》跑腿。有时候我还要负责配送杂志，会在新宿小巷里的女性主义中心参加一些很厉害的集会，还会有人让我在集会结束之后留一下。当时的我还未有过性交体验，所以被当时的场景震撼到了，着实体会到了血与肉的真实感。这一年我经历了初次性交，因为总觉得必须挑战一下试试了。这次性交毫无快感，和那个男人的关系也并未维持下去。

1978年：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草木之空》（工坊出版企划）。我因此结缘了一些人，认识了一些人，还收到了一些人的鼓励，或多或少也得到了父母的帮助。新书出版前获得了第十六届现代诗手帖奖。收到了25000日元奖金的挂号邮件。求职考试只能考教职，屡战屡败，最后勉强考上了浦和市教委的临时岗位。入职浦和市立白幡中学，成为一名国语老师。虽然我在学生之间很有人气，但因为做事散漫，总是迟到，所以在同事和家长之间恶评不断。因为获得了一个给某杂志写漫画评论的机会，于是把丢了一段时间的漫画捡了回来，读了个遍。

当时的我每天过得极度幼稚，每天写的诗也是幼稚至极。但是那种幼稚至极、切开来仿佛能看到鲜血流溢飞溅的诗，我后来再也写不出来了。

1979年：我接下来的人生就是幼稚草率至极。执着于出轨恋爱，为此苦恼，伤痕累累。我妈忍受不了我出轨恋爱的做法，每天都在和我激烈争吵。于是我最终搬离家中，开始独居。和那个男人保持关系更是让我遍体鳞伤。我的进食障碍愈演愈烈，或许也和当时逐渐多起来的便利店有点关系。因为有了便利店，到了深夜也能买到食物了。我深陷出轨恋爱的烦恼之中，写下了《不要被扭曲》。

我虽然觉得自己很适合教师这份工作，但因为沉溺于恋爱、写诗，所以无法投入到教师工作中，只干了一年就辞职了。一时冲动，我就近和某编辑结了婚。但生活得并不顺利，苦恼更胜以往。我在苦恼之中写下了《我是便器吗？》。我们从新家驹込搬去了高圆寺，搬过去没几天丈夫就离开了家。独自住在高圆寺这片陌生土地上，我实在耐不住寂寞，于是开始养猫。我在某家出版社当了编辑，但很快就被社长喊去说“你更擅长搞创作”，然后把我开除了。后来我又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最终弹尽粮绝，带着猫回了老家。这两年里，我堕了好几次胎，完全是自暴自弃。可以说是亲身证实了做爱是一种自残行为。在一段时间的迷茫之后，我找了份补习班的工作。这一年，有现代音乐的作曲家邀请我参加表演，关于声音的表现，我也思考了很多。这一年我认识了枝元直美。不过，我那时候还无法敞开心扉，对任何人都无法敞开。我像只受伤的野猫一样在东京兜兜转转。我本以为随意做做爱就好，但结果一点也不好。这令我感到更加孤独了。

在这种压抑苦闷中，我写下了《姬》（紫阳社）。

1980年：我的人生继续在幼稚草率的道路上狂奔。发生了很多很多事，开始和一个大学研究生N恋爱。这是我第一次和年纪相仿的男性谈恋爱，第一次在咖啡厅约会。人生变得积极了。我沉溺恋情，写下了《小田急线喜多见站沿线》。这一年我一直在补习班做讲师糊口。

因为《新锐诗人系列10伊藤比吕美诗集》的装帧工作，认识了菊地信义。

1981年：参演了铃木志郎康的影像作品《比吕美——拔毛的故事》。透过镜头和志郎康导演进行了不少对话，学到了很多。夏天，恋人去华沙留学。12月波兰全国颁布戒严令。我因为担心，战战兢兢地到处收集新闻，写下了《波兰一触即发》。

1982年：追随在波兰留学的恋人N，在戒严令下赶赴华沙。在波兰文学者吉上昭三老师（N的恩师，他当时碰巧滞留华沙）的帮助下，我参加了本地日本人学校的国语教师招募，暗中发力拿到了签证。当时，某编辑曾经警告我：“一年都不在国内，你会被人遗忘的。”但是在诗人集会上，八木忠荣对我说：“就算把父母杀了你也得去。”于是我下定了决心。父母也反对我去，但见我意已决，所以迅速送我出国了。戒严令状态下的华沙只能通过维也纳入境，我在哥本哈根转机去了维也纳，随后向着有N在的华沙奔去。这是我第一次海外旅行，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换乘，第一次去外国，第一次要说外语，第一次去社会主义国家生活。我和N一起努力生活，挨过了一段时间。住在华沙的岁月，在日本人学校的工作，对于我来说都是很棒的经验。休息时间我会去音乐教室听古典乐，那也是相当美好的经验。波兰语方面我彻底扔给了N，自己根本没努力。吉上老师的妻子也在工作，他把作为这种女性的丈夫应该怎么做的心得十分全面地告诉了N。吉上老师的妻子是我一直非常尊敬的绘本翻译家内田莉莎子老师。这对夫妇的生活方式给我们小夫妇俩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创作了《青梅》（思潮社）。对于我来说，写诗真的很自由。

1983年：回国之后和N领了证，在练马区的某个角落过着贫穷又幸福的生活。当时我怀了孕，对将来满心不安。正在这时，N入职了熊本大学。我们大松了一口气。定好了要去熊本之后，我和N马上找出地图去看。那儿好远。

这一年我参与了书四山田的诗歌杂志《一十一》的工作，学到了很多。开始和荒木经惟一起在《现代诗手帖》上连载《领土论》。

1984年：春天，生下鹿乃子。晚夏，我们搬去了熊本。那年很奇怪，是结草虫大爆发的一年。在那倒错的每一天，我一边给婴儿喂奶，一边踩死了成百上千的结草虫。N开始在大学工作后，手头宽裕了些。我去商店买灯泡的时候，一时冲动买下了NEC（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文豪牌子的文字处理机，很贵，和我生个孩子花的钱一样了，但是一咬牙还是买了下来。和现在的电脑相比，当时的文字处理机功能很少，简直什么都做不到。打不出比较难的汉字，每隔十页就要把字重组一遍，存储用的软盘又薄又软，很脆弱。周围的诗人都批评我说，诗歌怎么能用文字处理机那玩意儿写呢！但是，这样一来我写的速度就和声音速度一样了。而且也更方便遣词造句了。我觉得用这个写诗，我更自由了。

当时，我读了《照叶树林文化》，非常投入。还读了《印第安人口传诗歌》，特别沉迷北美原住民的口传诗歌文化。还邂逅了《苦界净土》。

本想在和荒木先生一起连载的《领土论》中谈谈父亲的话题，但当时我正好被妊娠、分娩、喂奶接二连三地“袭击”，内心大为动摇，话题便向着生育这个方向爆发了。我不时地会跑去东京工作，一开始是抱着鹿乃子去参加朗读会或者开碰头会，于是就有了那首名诗《杀死Kanoko》[Kanoko虽是作者的大女儿鹿乃子的名字读音，但在诗中并不专指鹿乃子本人，故本诗原文为平假名书写。]。在背着鹿乃子回熊本的路上，我在都营三田线西巢鸭站把这首诗交给了等在那儿的编辑老师。

育儿的这段时间里，N是我最强大的同盟。我们一起奋斗。在地方大学文学部就职，对于一个想要参与育儿的男性来说，这个教师身份和所处的环境都很不错。

1985年：作为诗歌杂志《一十一》的成员，我在各地参加朗读会。尤其是在“冲绳Jean-Jean”小剧场的朗读会上，我确立了自己的个人风格。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一边给婴儿鹿乃子喂奶，一边朗读着《杀死Kanoko》。当时，佐佐木干郎参与了密歇根的诗人旅居计划，我也想去，我当时就是特别特别想走出去。因为当时很沉迷印第安人口传诗歌，所以很想去美国。在佐佐木干郎的介绍下，我认识了一些美国的诗人，但我发现自己根本说不出几句像样的英语，我大为震惊，开始去熊本的英语对话教室上课了。鹿乃子在附近的公立保育园排队等待入园，进入4月之后她就入园了。自此之后，就由保育员们长时间照顾她了。

出版《好乳房坏乳房》（冬树社）。当时正流行新学院派，年轻男编辑满脑子惦记这个，催我：“写点什么呗。”我回答：“如果让我写怀孕生孩子的事，那可以。”随后，我就用买来的文字处理机一气呵成地写完了这本书。

出版《领土论2》（思潮社）。感受到了自由。

1986年：初夏，生下沙罗子。这是第二个孩子，我养得很放松，也很疼爱她。我对自己的这种变化感到吃惊。鹿乃子很黏着她父亲。N和我这一年都在忙着工作，在家里也一直处于战斗状态。我开始在育儿杂志《幼儿》（petitenfant）连载《肚皮、脸蛋、屁屁》。我发现自己写得越多，越能和他人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这一年起，我演讲的工作也逐渐多了起来。演讲的主题大多是关于“育儿”的。在讲坛上，我能看到无数疲惫的母亲听着我讲话，表示同感地拼命点头。我本以为只有摇滚歌手才能感受到那种一体感，但作为诗人我也感受到了，这一年，我知道自己能做到了。我还遇见了平田俊子，一起短暂地办了一段时间的同人志。

出版《女人的民俗学》（平凡社，与宫田登共著）。深深地沉溺在女性的产育文化之中。

1987年：出版《领土论1》（思潮社，与荒木经惟共著，装帧由菊地信义负责）。感受到了极大的自由。

出版《肚皮、脸蛋、屁屁》（妇人生活社）。这本书创作得十分自由。

参加《北方朗唱》（高桥睦郎、佐佐木干郎、白石和子、吉增刚造、天童大人）。关于朗读、旅行、诗人的生活方式，我学到了很多。（在新加坡）初次参加国际文学研讨会，思考了很多。

1988年：这一年接了太多工作，身心俱疲。虽然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我又觉得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反而做不到了。N也开始猛烈工作了，我们一家的状态就是两个工作强度抵达顶峰的大人和两个幼儿。可以说是乱成了一团。

这一年我拿到了驾照，于是又趁机提交了国际驾照的申请，周围人劝我最好放弃，但我还是申请到了。几天后，N要去华沙大学任职，于是我们去了波兰。他上一任老师开的车就留给了我们，我马上就拿来开了。多亏与朋友的丈夫（波兰人）同乘了几日，如今开车常用的词汇在我这儿还都是波兰语。上次去波兰的时候，我凡事都依靠N，这次N的工作忙碌，于是我也只能开始用起了我那词汇匮乏的波兰语。我把两个孩子送进了波兰的幼儿园，但她们都适应不了幼儿园的环境。在这段日子，我写下了《肚皮、脸蛋、屁屁在波兰》和《巫女与灵媒》。

出版《现代诗文库94伊藤比吕美诗集》（思潮社）。

1989年：回到日本后，父母已经搬去了熊本。自此以后，熊本就算我的老家了。

出版《肚皮、脸蛋、屁屁还有大腿》（妇人生活社）。

1990年：我对生活没有任何不满。丈夫很好，工作充实，孩子们也很健康。旁人常说我们是一对和谐的夫妇、理想的夫妇。我很讨厌被这样套进框框里，真的非常非常讨厌。但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多受欢迎，所以只要有工作找上来，我都不会拒绝。

这一年我参加了日德女性作家会议，认识了伊尔梅拉·日地谷·基尔希内雷特，和很多作家交谈，思考了很多东西。认识了田中美津、斋藤学，也知道了进食障碍自助组织——NABA。了解自身，这本身是很有意义的，但也是危险的。在金关寿夫老师的引荐下认识了美国诗人杰罗姆·罗森伯格和他的妻子戴安。罗森伯格是研究美国原住民口传诗歌的专家。这一年我还接触了说经调，十分沉迷。我还和平田俊子一起去了蒙古国，站在大草原上，我思考了很多事。

这阵子，我身边的情况纷繁复杂，人生真的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啊。

1991年：和N离婚，但此后我们依然以家人的身份住在一起。人生真的会经历很多事，很多很多事啊。我开始骑马，一开始是去阿苏的西部牧场，然后去了熊本的骑马俱乐部。我那阵子真的非常拼命地在骑马，也吃了很多的马肉。在金关老师的指导下，我离家三个月，拜托了罗森伯格夫妻，去了美国，踏上了研究北美原住民的口传诗歌之旅。此行，我与罗森伯格夫妇的朋友——英国画家H相遇。这一趟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我还记得我回去后给罗森伯格先生打电话时，曾对他说：“我本来想把这一趟旅行当成寻得启示之旅，但我却失败了，什么也没寻到。”

出版《巫女与灵媒》（平凡社，与上野千鹤子共著）。有上野女士拉着缰绳，我感觉自己可以肆意暴走了。

1992年：深陷恋爱的苦恼。和平田俊子一起去了爱尔兰，站在阿伦群岛的峭壁之上，我想了很多很多。和平田女士分开后，我去了英国，又遇到了H，此后又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

出版《家庭艺术》（岩波书店）。开始在作品中加入说经调。

出版《开朗厌食，健康过食》（平凡社，与斋藤学共著）。组稿时我瘦得相当厉害。

1993年：在H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和日本间不断往返。因为恋爱、家庭问题，还有自己的问题，我开始滥用抗抑郁药物和安眠药物，身心俱疲。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很多事，家中甚至已经没了我的容身之地。我那去过印度的主治医师向我推荐了饮尿疗法，我也尝试了。为了治疗抑郁症，我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骑马、游泳、其他有氧运动、合气道等。同时，我开始积极地辗转各地，举办朗读演讲。在奔波中，我尝试让自己打开一些东西。这一年我完全没有写诗，什么都写不出来。但我的头衔还是诗人。我一边觉得自己有名无实，一边还在做着朗读的工作。

出版《肚皮、脸蛋、屁屁 比起孩子，父母更重要》（妇人生活社）。我发现那些在《幼儿》投稿的妈妈，经常会因为打了孩子、过度辱骂孩子而苦恼。

出版《我是安寿姬》（思潮社）。我写了好多好多，我还活着。

1994年：我仍深陷抑郁的混沌之中。这一年应该也发生了很多事，但我却都不记得了。我似乎还曾入住精神病院，但也没有任何记忆了。

出版《肚皮、脸蛋、屁屁在波兰》（妇人生活社，与西成彦共著）。

1995年：春天，发现自己怀孕了，非常震惊。无尽的苦恼之后，我决定把孩子生下来。秋天，我去美国生下了小女儿小留。枝元直美来照顾我，为我做了口味不甜的红豆椰奶，是那味道滋养了我的产后生活。这一个月我在美国属于非法逗留，这段记录的恶果一直残留了很久。

出版《手、足、肉、体》（筑摩书房，与石内都共著）。这本书的内容是从前一年开始在Switch[日本文化杂志之一，内容涵盖电影、音乐、艺术、时尚等方面。]杂志上连载的。我曾想光着身体，让石内都老师为我的手心脚底拍照。这一年我的进食障碍复发了（进食障碍的特征之一就是在消瘦时更想在人前露脸）。

出版《家庭的医学》（筑摩书房，与西成彦共著）。在这本书里，我们两人都非常努力地思考了家庭崩坏的问题。

1996年：我的家庭依然在动荡。我和N的家庭关系最终分崩离析，我决定带着孩子们搬去加利福尼亚，和H组建新的家庭。这段日子我一直用传真机和枝元联系，创作了《吃了什么？》。

出版《无处可去！》（朝日新闻社）。这段日子里，我没有任何容身之处。

出版《现代语翻译樋口一叶〈浊流〉等》（河出书房新社）。这本书唤醒了我的翻译欲。

1997年：2月，我带着孩子们搬去了加利福尼亚。此后，每年夏天我都会带着孩子们回熊本住一段时间。对熊本的自然文化等的感情也逐日加深。我和H没有领证，我对他没有像对N那样能够敞开心扉，我们选择了生活费AA，完全不去照顾彼此的同居的形态。我的工作突然减少了很多，为了多赚点生活费，我开始创作起了小说，但过程很不顺利。女儿们开始经历青春期和对外国文化的不适，十分棘手。H也上了岁数，接受了好几次手术以及疗养。我完全顾不上工作，也没心情再考虑工作变少的事情，每天都在拼命，都在烦恼。之前非法滞留的问题波及至今，为拿到护照费了好大的劲。最终以艺术家身份申请永住时，我找了各种人写推荐信，又为自己的非法滞留缴纳了罚款，总算是扫清了障碍。我的文字处理机（几年前买的）也替换成了电脑。

1998年：在《西日本新闻》报纸上开始以“关于个人情况的商谈”为主题连载内容。这段日子里，我写了三本小说：《室内植物》（1998年）、《拉尼娜》（1999年）和《三个小小日本人》（2001年）。写完小说后，我开始思考起了自己和N之间的关系。我为什么一定要离开N呢？接下来该怎么做才好呢？我应该再重新思考一下才行。

夏天，开始养狗，起名茸茸。狗狗是朋友家出生的一只德牧，来我们家时还是个只有三个月大的幼犬。那之后的两年内，我带着沙罗子和狗狗，每周都去犬类训练教室上课。这一年，因为厄尔尼诺的关系，加利福尼亚雨水很多。

出版《啊，找到了》（福音馆书店，牧野良幸绘）。这是我创作的第一本绘本。

1999年：开始沉迷室内园艺。连续做了两年芥川奖的候补，我已经有畏惧心理了。《幼儿》原编辑关口香拿着一首不知是谁作的英文诗来找我，请我把它翻译过来。我迅速翻译好发给了她，她把译文放在了网络上，得到了广泛传播。2013年，这首诗以绘本的形式出版。

出版《拉尼娜》（新潮社）。获得第二十一届野间文艺新人奖。在颁奖仪式上，黑井千次老师对我（黑井老师会对新人予以温柔的指导，当时对我的态度也非常和蔼）说：“从此以后，你得认认真真对待小说了。”我思考过了要不要这样做，可是，我又没有能够认真对待小说的自信，不由得感到前路黯淡。

出版《吃了什么？》（杂志之家，与枝元直美共著）。这本书是几年前我和枝元往复发送传真的内容总结。

2000年：我开始沉迷最古老的佛教传说《日本灵异记》。沉迷的契机，是其中浓郁、原始、直截了当的情欲。11月1日的亡灵节，我和枝元直美一起去了墨西哥。

出版《伊藤不愉快制作所》（每日新闻社）。这本书是两年前连载于《每日新闻》的作品《草莓妹妹的奶奶》的总结。里面写了鹿乃子青春期的各种逸事。组稿的时候，鹿乃子的心态已经稳定下来了，沙罗子依然很难搞，小留则整日恶作剧。

出版《木天蓼》（集英社）。这是我的第一本饮食随笔集。在饮食方面我似乎一直都在吃苦。但是我又必须思考饮食，而且从国外的文化之中我也体验到了很多。我有好多好多东西想写。

2001年：在津岛佑子的邀请下，参加了日印作家远征队，思考了很多很多事。

出版译作《风儿不要来》（Out of the Dust）（理论社，凯伦·海瑟作）。我在书店里偶然见到了这本书，于是买回去送给了沙罗子。当时，沙罗子适应不了生活环境，每天都过得进退维谷，非常煎熬。后来我问她有没有读，她说这本书非常有趣。于是我便将这本书推荐给了理论社。沙罗子还帮忙做了这本书的翻译初稿工作。我当初是想通过语言去了解孩子情况的，实际上我也真的了解到了她在想什么，了解到了她的状态。这本书的主角和沙罗子年纪相仿，状态也很相似。

2002年：秋季，鹿乃子离开家独立。

出版《万事OK》（新潮社）。从这一年起，我已经顺畅掌握了一周一次商讨人生的活动。

2003年：加利福尼亚山火频发。

出版《小奈的夏天》（福音馆书店，片山健绘）。自从搬去加利福尼亚，我每年都带着孩子回日本。这段日子里，我眼中的日本和之前一直居住的日本完全不同。它的风景之中似乎也呈现出浓烈的生命与死亡。

参与了《主题读解日本文学》（小学馆，津岛佑子、中泽启等）的项目。从津岛老师那里拿到了“说经调”和“曾我物语”两大主题，扩展了不少眼界。我感觉自己似乎总在拖拖拉拉地原地踏步，于是开始思考：眼下似乎不该再把精力放在写不出的小说上。

2004年：在新井高子的邀请下，为诗歌杂志《看呀》写了诗，并决心转投诗歌创作。我将写到一半的小说内容悉数投进了诗歌之中，构思了长长的一首叙事诗，开始在“老朋友”《现代诗手帖》上连载。这是我时隔十三年创作诗歌。翌年集结成为作品《河原荒草》。一开始创作方法我都忘了，随后，我又一点点地回忆了起来。我发现自己果然还是擅长写诗，适合做诗人。

秋天，沙罗子离开家独立。父母年事已高，我开始频繁在加利福尼亚和熊本两头跑。父亲被诊断为有一级看护需求，我也由此认识了护工S。自那之后，S作为护工主任一直关照父亲，直到父亲过世。

出版《日本的灵异故事》（朝日新闻社）。本作品在杂志《小说旅行者》上连载了两年。因为被《日本灵异记》的色情感深深吸引，于是我着手将其翻译成了现代语。我绞尽脑汁在其中摸爬滚打，一直到这本书打样为止，我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我一边修改着排版稿，一边认识到：我真正想创作的其实是诗歌。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我开始对经文产生了兴趣。

出版《爱之歌》（筑摩书房）。困苦时期写下的文章在这一年终于集结成册。

出版《肚皮、脸蛋、屁屁和小留》（PHP研究所）。这是“肚皮、脸蛋、屁屁”系列的最后一本。《幼儿》已经停刊了，妇人生活社也已不存在。照顾了我二十年的《幼儿》主编T老师在这本书的出版方面很照顾我。

2005年：出版《河原荒草》（思潮社）。这本书宣告了我的诗歌复活。负责装帧工作的是菊地信义。

这一年的冬天，加利福尼亚遭遇百年一遇的多雨之冬。迎来了百年一遇、茂盛蓬勃的绿色之春。初春时节，我去了红杉国家公园。被那里的参天大树所感动。

从这一年的9月到12月，我带着小留回了熊本。虽然此行是想让小留把日语学扎实，但碰巧（可以这么说吗？）母亲倒下，父亲开始独居了。与此同时，我的伴侣H查出心脏病，在加利福尼亚接受了一场大手术。我想回却回不去。回头再想想，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那四个月的。为了让父亲顺利独居，我费尽了手段。正巧运气不错，当时我开始在《群像》上连载起了《镊子 新巢鸭地藏缘起》。一直以来想用现代诗去创作说经调的尝试成功了。说经调原本就是讲述女性苦难的一种艺术形式。现代女性的苦难，有金钱上的、男性上的、孩子上的、看护上的……我发觉自己承受了这一切的苦难，于是便以自己为主人公开始倾诉。在倾诉的过程中，现实的苦难也由此而略微减轻。

出版《让我们开口说英语》（岩波书店）。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希望能将使用英语去生活（去吃苦）的事情结集成册。

出版《绿植大妈》（筑摩书房）。书中讲述了我对观叶植物们狂热的爱。

2006年：为了看护家人，我频繁地往返于熊本和加利福尼亚之间。在熊本也渐渐交了些朋友。《镊子》（简称）连载时，我频繁地前往巢鸭的镊子地藏尊高岩寺。还暂借了中泽启老师个人主页的一片地方，开始写起了博客。我的《河原荒草》获得了第三十六届高见顺奖。这是我第一次获得诗歌奖候补，也是第一次获奖。

2007年：出版《镊子 新巢鸭地藏缘起》（讲谈社）。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有一种“一直想要创作诗歌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的感觉。本书获得了第十五届荻原朔太郎奖，以及第十八届紫式部文学奖。

出版《郊狼之歌》（Switch出版社）。在连载《镊子》的同时，我在杂志《郊狼》（Coyote）上也连载了《郊狼之歌》。我在其中将印第安人民间故事（而且专挑了色情内容）和自己创作的诗歌组合在了一起。我想通过创作去思考自己为什么要待在美国。这一年我依然在熊本、东京、加利福尼亚三地奔波，在日本积极参与朗读会和演讲。尤其是在九州这边十分活跃。秋季，我在美国国内自由自在地过了几天。

出版《那时候，冲田老师还在》（理论社）。在书里谈到了清水老师、矢田老师、冲田老师等等。

出版《想到死亡 我们终将成佛》（平凡社，与石牟礼道子共著）。关于死亡的事，和受人尊敬的石牟礼道子老师聊聊就懂了。

2008年：春季，参加朗读计划“诗人的声音”（天童大人企划），进行了一番许久未曾经历过的满意朗读，我对朗读的热情被再度点燃。夏季，我们全家去了英国。和熊本的伙伴们集结成“熊本文学队”，和很多人相遇，产生关联。在《小说旅行者》上连载《海千山千》（后改名为《读解〈般若心经〉》）。我那阵子每天收集并阅读佛经，我也不晓得自己读不读得懂。

出版《女人的绝望》（光文社）。《镊子》的连载结束后，开始在《小说宝石》上连载作品。我不想被《镊子》的那种讲述型文体所纠缠。于是选择了一种落语文体进行创作。我不想让这部作品紧紧围绕着“我自己的问题”去表现。于是这本书的形式就变成了人生商谈式。它是以《西日本新闻》连载的《万事OK》为基础去创作的，不过内容本身是虚构的。

出版译作《你要前往的地方！》（河出书房新社，苏斯博士原作，改译版）。我偶尔会在朗读会朗读这部作品，也常会被内容感动，觉得作者写得很好。

2009年：樱花开放之时，母亲去世。几天后，我在博客上写道：“明明是第一次面临亲人去世，但我的内心还算平静。母亲卧床不起五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可能一直在模拟她离去的场景吧。”父亲成了孤家寡人，我回熊本的频率更高了。

这阵子我开始在福冈周边举办“现场直播·万事OK”的活动。聚集了很多前来找我商谈的客人，我当场为大家解答疑惑。算是一种寂庵法话式演讲会吧。最后收尾时，我会朗读我的作品《新译〈般若心经〉》。我被选为《我发现了》（Eureka）的新人栏推选人，开始阅读他人的诗歌。我想，我也是从这时起开始反哺一直培养我的诗歌圈子的。同时，我还在一个电视节目上担任主持，做常规出演。这个电视节目名字叫《男子禁制》（LaLa TV），它的形式就是由我来接受三名女性的人生商谈，并为她们解答。在这一节目之中，我遇到了也再会了各种女性。

出版英译诗集Killing Kanoko（《杀死Kanoko》）（Action Books[美国的一家出版机构。]，杰弗里·安格鲁斯编译）。在这段日子里，我终于有种在美国找到些容身之处的感觉。

2010年：父亲的存在使我感觉越发地沉重了。我拼了命地频繁跑回熊本，拼命地给他打电话。还忍不住和编辑老师发牢骚，讲述自己有多痛苦，内心多沉重。于是编辑劝我把和父亲的对话记录下来。

出版《读解〈般若心经〉》（朝日新闻社）。多亏这个工作，我开始逐渐沉迷起了经文和佛教。一开始可能单纯是出于好奇。后来我读到了《般若心经》，逐渐走到了意料之外的境地。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茸茸的弟弟死了，它老家的父亲也死了。我前夫的父亲去世了。我的恩师也去世了。母亲也去世了。死亡整日充斥着我的头脑。

出版《好乳房坏乳房》（完全版）（中公文库）。在二十五年前的作品里，我说错了一些话，也落下了一些话没说。关于自闭症，我当时根本不了解（反省），而且，我当时也没意识到自己写下的文字有可能会伤害到他人（反省）。如今的世道，人们已经忘记该如何疼爱孩子了。所以，不该一个劲地扩散一些对孩子比较负面的意见，应该先把“孩子很可爱”这个根本性的观念说出口才行。如今的我，是抱着把二十五年前的自己“终结掉”的想法重写并添补这本书的。我感觉非常爽快。要是人生也能如此，在二十五年后重新改写一遭，那该多好啊。

2011年：出版《肚皮、脸蛋、屁屁》（完全版）（中公文库）。这本书也属于对自我的“终结”。

出版《开朗厌食，健康过食 回归》（平凡社，与斋藤学共著）。不仅以当事人的身份，还以当事人母亲的身份增添了一些新的观点，这本书也算是时隔十九年的“回归”了。

2012年：春天，父亲去世。第二天我在博客上写文：“因为父亲的去世，我忙得不得了。请大家尽量不要发悼念邮件给我了。如果近期能尽量别来找我，那就更好了。我光是应对亲戚们就已经到极限了，请大家原谅我。而且我的地址也变了，暂时住址未定。”

初夏，鹿乃子的孩子出生。就是人们说的“外孙”。盛夏时节，父亲的狗路易被带去了加利福尼亚。茸茸老得厉害，腿脚越发不方便了。我把这部分经历融入了《犬心》的创作中。我开始沉迷发酵食物，红茶菌、盐曲等，忙着培育起了菌类，再度开始骑马，开始学跳尊巴，处理了父亲的家，以上种种日常生活，都被我写在了《汉子（女人）》的文章之中，连载于《妇人公论》上。后更名《闭经记》，出版成册。冬天，茸茸死了。那一天，我在博客上写道：“我感觉死去的茸茸还在这儿。它盘卧在沙罗子的垫子上。茸茸的存在正一点点从这个房间里稀薄下去。台面上，路易还和平时那样打着盹。它那毛茸茸的身子和鼾声，都是它还活着的证明。”

出版《用生硬的声音朗读〈叹异抄〉》（普纽玛舍）。我对佛教的好奇心无比高昂，忍不住开始读起了亲鸾。这段时间的奔波令我疲惫到了极点，我动不动就在随笔中发起牢骚。

出版《比吕美的万事OK》（西日本新闻社）。集结了我这十五年间每周的商谈回复。在九州北部，我给大家的印象更像是个做人生商谈的大妈，而非诗人。

出版《狸子》（福音馆书店，片山健绘）。又去熊本过夏天了。

2013年：往返日本的频率降低。秋季，小女儿小留离家独立了。冬季，我独自去了柏林，在那边暂住了一阵子。

出版《闭经记》（中央公论新社）。写这本书时的感觉，就和之前在《幼儿》上连载《肚皮、脸蛋、屁屁》时一样，我感觉读者、我自己，还有编辑的情绪都严丝合缝地重叠在了一起，我感觉自己成了代替大家发言的人，非常开心。我在书中聊到了更年期和绝经的事，也聊了父亲的死，并且重新思考了母亲的死。

出版《犬心》（文艺春秋）。父亲的衰老和茸茸的衰老时期是完全重叠的。茸茸一直都在我身边，从小时候起一直到去世。我作为茸茸的“妈妈”，一直看护它直到它去世。

出版《今日》（福音馆书店，下田昌克绘）。

2014年：这段日子我一直在研究植物的语言。感觉头发好像开始产生光合作用了。开始在南加利福尼亚的日语情报杂志《灯塔》连载人生商谈版块《海千山千》。春季，和H两人一起去了英国，在伦敦暂住了一段日子。夏季，路易死了。那一天，我在博客上写道：“沙罗子哭着对死去的路易说：‘你见到外公外婆之后，别忘了跟他们夸夸自己，告诉他们你自己去了美国，还学会了英语哟。’”

出版《父亲的人生》（光文社）。

出版《木灵草灵》（岩波书店）。

《闭经记》《犬心》和《木灵草灵》这几本书，我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创作的。作为女人如何生活、对老狗的观察（还有它的排泄）、和父亲的交流、对植物的观察……这几本书的主题各不相同，但究其根本其实都一样，那就是生与死。我观察着，记录着。一边往返两地，一边坚持写作。

出版《老师！要如何死才好呢？》（文艺春秋，与山折哲雄共著）。这是从看护主题的四连作中衍生出来的一部作品。它或许也可以说是2007年出版的《想到死亡 我们终将成佛》的续作。

秋季，出版了杰弗里·安格鲁斯的第二本翻译诗集Wild Grass on the Riverbank，也就是我的《河原荒草》。眼下，我以伴侣身份去观察H的老去。准备完成《生而为女，不必抱歉》。

---（2014年8月记）

2014年：这一年秋季出版了《生而为女，不必抱歉》（岩波新书）。

2015年：H开始坐轮椅，他出门去任何地方都需要我陪伴。秋季，我们从动物收容所领回了一只年轻的雄性德牧克莱默。这一年，我获得了第五届早稻田大学坪内逍遥大奖。

出版《新译 说经调》（平凡社，一之关圭绘）。终于对长年阅读的说经调“下手”了。出版译作《丽芙卡的旅程》（理论社，凯伦·海瑟作，与西沙罗共译）。这本书是第一次明确写明二女儿沙罗子是我的共译者。出版译作《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集/宇治拾遗物语/发心集 日本文学全集08》（河出书房新社，共译）。对景戒和长明的爱基本等同于鸥外。出版《石垣凛诗集》（岩波文库，编辑、解说）。解析前辈诗人的经历是非常骇人的体验。

2016年：H反复住院出院，我在两地的往返频率更胜父母那时候。4月，在熊本经历地震。我和H从康复机构搬回自家，他在自己的工作室内离开人世。只剩我一人了，真孤独啊。

出版《禅教室 通过坐禅了解佛教精髓》（中公新书，与藤田一照共著）。但是，我尚未抓住精髓。

出版《能·狂言/说经调/曾根崎心中/义经千本樱/假名手本忠臣藏 日本文学全集10》（河出书房新社，共译）。尝试翻译了《苅萱》。

2017年：每天的生活就是带着狗狗散步。孤独得就好似生活在真空环境中。接受了早稻田大学的邀请，开始考虑回日本生活。

出版《切腹考》（文艺春秋）。喜爱了森鸥外十年，最后找到了归宿，在那里，我再不会想起H的死。

2018年：春天，我带着狗狗克莱默一起回国。虽然定好要在早稻田大学文化构想学部文艺传媒论系任教三年，但我人住在熊本。和学生交流非常有趣，但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应付不来，往返奔波也很辛苦，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人生危机。

出版《美味》《身后无遗物》（两本书都由中央公论社出版）。我将H死去前后的经历写成了散文。

出版《老师，我想和您谈谈人生》（集英社国际，与濑户内寂听共著）。关于死亡，我请教了敬爱的寂听老师。这一年的2月，石牟礼老师去世。

2019年：继续在早稻田任教。因为太过疲劳，所以会出现很多情绪化的瞎逛乱跑的情况，随之陷入了更深的危机，完全进入了恶性循环。夏季，拿过境签去了趟华沙。和诗人同行创立杂志《校际诗作》。这一年我获得了第二届种田山头火奖。

出版《小奈的夏天》（福音馆书店，片山健绘）。这本讲述生与死的绘本终于出了单行本。

出版《奶奶曾在这儿》（福音馆书店，MAYA MAXX绘）。这本书讲的也是生与死的话题。

---（2019年8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