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奈杰尔·恩布林心态稍微平和一点的话，他也许会意识到自己此时的情绪太过悲观了；但在这一刻，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个世界正在迅速滑向深渊。稍后，他可能会重新评估这个判断；但现在，他坐在餐桌旁，喝着茶，看着《马什里克日报》——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六家日报之一，报纸上没有什么内容能让他的情绪好起来。

“一群白痴，”他嘴里嘟囔着。

他的男仆马哈茂德，神奇地出现在厨房的门口。“有事吗？奈杰尔先生。”马哈茂德今年十一岁，非常快乐，而且极其热心，特别是在一天的这个时候，恩布林知道这个家如果缺了他将会变得一团糟。

“不，不，马哈茂德，我只是自言自语。”

“哦，那样不好，先生，非常不好。人们会认为那样是精神不正常。如果你喜欢的话，请一定只在家里那样说，好吗？”

“好吧。你去学习吧。”

“是，奈杰尔先生。”

马哈茂德是个孤儿，他的父母亲和两个姐姐都死于贝娜齐尔·布托遇刺后席卷巴基斯坦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冲突中。恩布林虽然没有领养这个男孩，但他给这个男孩提供食宿，一小笔津贴，还有一个稳定增长的信托基金，马哈茂德满十八岁后可以继承，但现在他对此并不知情。

又有一座清真寺被烧毁，又有一个教派领袖被暗杀，又出现了选举舞弊的传言，又有一名科学情报研究所的情报员因窃取国家机密而被捕，白沙瓦又在呼吁保持冷静。这真令人感到耻辱，所有这一切都是如此。请注意，这不是说巴基斯坦过去曾是什么和平的典范，但过去确实有过一些相对平静的时期，虽然那只不过是假象，就像一张薄膜覆盖在一口已经沸腾的大锅上一样。尽管如此，恩布林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适合自己，虽然他自己也从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可能是上辈子就已经注定了，但不管怎样，巴基斯坦已经融入了他的生活，现在他六十八岁了，已经牢牢地在他的第二故乡扎下了根，这一点已无法改变。

作为一名出生在英国统治时期的英国盎格鲁——撒克逊基督徒，恩布林知道，大多数处在他这种情况下的人都会——也许是应该——感到害怕。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二战刚结束的九十年时间里，英国控制着所谓的“印度次大陆”，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它包括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索马里兰、新加坡和上缅甸、下缅甸，即今天的缅甸。虽然在巴基斯坦，英国统治时期的记忆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淡了，但它的影响从未完全消失，恩布林每天出门的时候，从市场里老一辈人注视着他的眼神里，从警察之间小声的对话里，都可以看到以及感受到这一点。年轻一辈人可能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听到过英国统治时期发生的故事。恩布林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身份，即便他想这么做也做不到，因为他的乌尔都语和普什图语虽然流利但带有一点儿口音，更不用说他的肤色和六英尺四英寸的身高了，没有多少当地人具有这些特征。

但他基本上还是受到当地人尊重的，当然这和英国统治残存的影响毫无关系，更多是由于他本人的经历。任何时候从开伯尔市场上随便找一个本地人，他都不见得有恩布林在巴基斯坦生活的时间长。到底有多少年了？他心想。除去假期和到巴基斯坦的邻国短暂出差……哦，足有四十年以上。他过去的（有时也是现在的）同胞们很早以前就说他已经变成一个土著居民了。对此他并不介意。虽然他很清楚它的种种缺点，种种混乱和不稳定，但除了巴基斯坦，没有别的地方适合他。旁人认为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入了当地的社会，认为他“更像一个巴基斯坦佬，而不像一个英国人”。在内心深处，他把这看成是一种值得骄傲的评价。

恩布林二十二岁的时候，天真幼稚的他加入了军情六处。他是军情六处战后从牛津大学招募的众多新人之一。他的介绍人是一位同学的父亲，恩布林原本以为他是一名国防部的普通官员，可他实际上是为军情六处工作。臭名昭著的叛徒金·费尔比在身份暴露前，作为一名“鼹鼠”为苏联工作了很多年，而这位同学的父亲是少数几位从一开始就对他不放心的人。他向上级发出警告，金·费尔比只是个二流人才，总有一天，他要么会把事情搞砸，害得别人丢掉性命，要么会受到诱惑而变节。

在汉普郡海岸边的蒙克顿堡经过了军情六处的严格训练，并通过测试之后，恩布林被派往巴基斯坦的西北省或西北边境省[NWFP，巴基斯坦最小的省，原名“西北边境省”，2010年正式更名为“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普赫图赫瓦或沙尔哈德，看你是跟谁说起），这里毗邻阿富汗，当时刚成为一个西方和苏联克格勃较量的新战场。恩布林在那里待了六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边界地区的群山之中，和统治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地区的灰色地带的普什图族军阀打交道。如果苏联人向巴基斯坦方向派出探子，那就要翻过这些山，并经过普什图人的地盘。

除了偶尔回过几次英国之外，恩布林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亚地区那些“斯坦”国家度过的——土耳其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些国家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被苏联统治过，或是至少不同程度地受到苏联的影响。冷战期间，当中情局的美国人和他在军情六处（正式的名称是英国秘密情报局，但恩布林从来就不喜欢这个名字）的同事们在柏林、布达佩斯和布拉格那浓雾笼罩的街头执行任务的时候，恩布林却和普什图人一起，吃着“夸比利”（一种大米里掺着胡萝卜和葡萄干的食物），喝着苦涩的红茶，疲惫地在群山中游荡。一九七七年，在没有通知自己在伦敦的上司的情况下，恩布林娶了一个普什图部落的女孩，她是当地一个小军阀最小的女儿。但不幸的是，两年后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他在一次空袭中失去了她。她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他经常想，这也许就是自己退休这么多年以后，仍待在巴基斯坦的原因。在他内心深处是否还在希望有一天发现法瑞莎仍然活在什么地方？毕竟她的名字翻译成英语是“天使”的意思。

白日梦，恩布林心想。

就像期待出现一个稳定的巴基斯坦也是一个白日梦一样。

七千英里之外的马里兰州银泉市，玛丽·帕特·福利正拿着一杯通常在晚上喝的、重新加热过的加盐半咖／半低咖咖啡。她脑子里也有类似的想法，不过想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埃米尔。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情报机构被两个问题困扰着：他到底在哪里；怎样才能抓住这个混蛋。尽管白宫把埃米尔当成头号敌人，但除了极少数转瞬即逝的例外情形，玛丽·帕特不大同意把他摆在那么重要的位置。当然这个家伙应该被绳之以法，最好是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让他从此消失，但杀死埃米尔并不能完全解除美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如果埃米尔拥有恐怖袭击的情报的话，他到底掌握多少，对于这一点存在着争议，玛丽·帕特和她已经退休的丈夫埃德倾向于认为“不是很多”。埃米尔知道自己正受到追捕，既然他是一个头等的王八蛋和杀人魔王，那么他肯定不会傻到在此时参与具体的行动决策，更何况现在恐怖分子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信息隔离的好处了。如果埃米尔是某个国家的元首，那么他可能会收到定期的简报，但他不是，至少没有人这么认为。中情局估计，他现在躲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处的某个荒无人烟的山区。但这如同大海捞针一样，不是吗？而且，还不能确定他就在那一地区。她确信某一天，有人会幸运地找到他。问题是，是要活着还是要死的？实际上她对这一点并不关心，但能和那个混蛋肩并肩站在一起，能面对面地看见他，这种想法对他的追随者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

“嗨，亲爱的，我回家了……”埃德·福利高兴地大声说道，他穿着宽松的运动裤和T恤衫走下台阶，进了厨房。

自从退休之后，埃德的日常活动就局限在以他的书房为中心三十英尺左右的范围。他正在写一部美国情报史，时间跨度从独立战争到阿富汗战争。他目前写的一章在玛丽看来非常棒，是关于约翰·霍尼曼的，一位出生于爱尔兰的织工，他也许是那个时代最不知名的间谍。他受乔治·华盛顿的亲自委派，负责渗透英军统帅豪手下最令人恐惧的一支部队——驻扎在特伦顿和霍尼曼附近的“黑森雇佣军”。他伪装成一名牲口贩子，悄悄穿越敌军防线，搜集关于“黑森雇佣军”的战斗序列和布防位置的情报。他返回的情报对华盛顿击溃对手非常关键。对于埃德来说，它是这部少为人知的历史中最理想的一章。关于怀尔德·比尔·多诺万、猪湾事件，以及铁幕的内容固然不错，但那些事已经被大家熟知，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再也写不出多少更引人入胜的情节了。

埃德和玛丽一样，老早以前就可以退休了，只有兰利内部包括老杰克·瑞安在内的少数几个人清楚福利夫妇为国家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和牺牲。埃德是爱尔兰裔，毕业于福特汉姆大学，然后进入了新闻界。在溜进坏人和间谍的世界之前，他是《纽约时报》的一名普通而称职的记者。至于玛丽·帕特，她天生就是干情报工作的料。她的祖父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马术教练，她的父亲是万尼亚·鲍里索维奇·卡明斯基上校。一九一七年，她的父亲预感到形势不妙，于是在革命爆发前将自己的家人悄悄送出了俄罗斯。随后发生的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沙皇尼古拉斯和他的家人也丢掉了性命。

“亲爱的，今天工作很辛苦吧？”玛丽·帕特问她的丈夫。

“筋疲力尽，简直要累垮了。用了许多很深奥的词，词典不够用了。”他弯下身在她的面颊上轻轻吻了一下，“你怎么样？”

“还好，还好。”

“又在考虑问题了？还是关于那个人？”

玛丽点点头。“事实上，今晚就要开始工作了。可能在加紧准备着什么。不过我还是相信眼见为实。”

埃德皱起了眉头，不过玛丽·帕特不清楚这是因为他为错过了这次行动而惋惜，还是因为他同她一样对这次行动表示怀疑。恐怖组织对于情报工作越来越在行，特别是在9·11之后。

玛丽·帕特和埃德·福利有足够的资格玩世不恭。他们在中情局服务了将近三十年，亲身经历了中情局的内部运作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他们曾经是中情局莫斯科站的夫妻情报官员，那时苏联还存在，中情局当时的主要对手是克格勃和苏联卫星国的情报机构。

他们俩都是从兰利的行动处基层开始干起，埃德是从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上退休的，玛丽曾经担任过行动处的副主任，后来她要求调到国家反恐中心，同样担任副主任。正如预期的那样，当时有很多传言，猜测玛丽·帕特实际上是从行动处副主任的位置上降职了，她在国家反恐中心的职务只不过是退休前的一个暂时安排。当然这都是无稽之谈。国家反恐中心是反恐的尖兵，玛丽·帕特是主动要求到那儿工作的。

当然，她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还在于行动处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了。它现在的名字叫“秘密行动处”，他们俩都不喜欢这个名字（虽然他们也没指望“行动处”这个词能骗过什么人，但“秘密行动处”这个名字稍显高调了些），不过他们也清楚，这只不过是个称谓而已。但不幸的是，在换了名字的同时，行动处在秘密行动和情报搜集方面下的工夫似乎在减少，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政治上。虽然玛丽和埃德政治观点各异，但他们都认为把政治和情报工作混在一起很荒唐。许多该死的中情局的上层官员只不过是些公务员，他们主要关心的事就是怎么往上爬，福利夫妇对此很不理解。在他们看来，没有比保卫自己的国家更有意义的工作了，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幕后。中情局冷战时期的负责人之一詹姆斯·吉泽斯·安格尔顿称这种幕后工作是“镜像的荒原”。尽管安格尔顿在追查苏联“鼹鼠”这件事上表现得像个妄想型偏执狂，给兰利内部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但玛丽·帕顿认为，安格尔顿给间谍世界起的这个绰号还是很贴切的。

尽管她热爱自己从事的工作，但“荒原”还是充满了危险。在过去几个月里，她和埃德开始谈到她退休的事，虽然她丈夫很委婉地没有明确表态，但她还是可以从一些细节中看出他的态度。他有时会在餐桌上留下几本摊开的《国家地理》杂志，正好翻到印有斐济照片或是介绍新西兰历史的那一页，这是他们曾经计划在“某一天”要去的两个地方。

有时她也会难得地放下手头的工作，思考一些别的问题。每当这时候，玛丽·帕特发现脑子里总是萦绕着一个自己从未认真考虑过的问题——为什么我还在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有足够的钱应付退休以后的生活，退休后也不会没事可干。如果钱不是问题，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情报工作是她的使命，她从加入中情局的第一天就知道这一点了。她在过去的工作中干得很不错，但不可否认，中情局已经与过去不同。人也与过去不同，大家的动机不再单纯。没有人再提“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了。更糟糕的是，情报界也深深沾染了华盛顿官场上的一些恶习，玛丽·帕特担心这种情况很难逆转。

“你什么时候回来？”埃德问道。

“说不准。也许要到午夜。如果时间太晚了，我会给你打电话的。不用等我，你先睡吧。”

“关于乔治城那件事你有更多的消息吗？”

“跟报纸上差不多。杀手是单独行动，被一枪击中头部。”

“我刚才听见有电话铃响……”

“响了两次。小埃德打电话来问个好，说他明天再给你打电话。还有杰克·瑞安。他想知道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他说等你有空了再打电话过来。也许你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些写作的素材。”

“我可不做什么指望。”

他们两人的书都是有关过去的记忆：埃德写的是历史，前总统瑞安写的是回忆录。他们俩每周至少通一次电话，谈谈过去发生的事，看看两人对某件事的记忆有没有什么出入。

从一个刚进中情局的新手到后来不幸成为总统，杰克·瑞安的职业生涯与玛丽·帕特和埃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时相处得非常好，但有时也闹得很不愉快。

她怀疑杰克和埃德每周通话的内容百分之九十都是关于战争的，而只有百分之十跟他们写的书有关。她对此没什么可抱怨的，毕竟他们完全有资格这么做。埃德的职业生涯她太清楚了，但她觉得杰克·瑞安的某些经历只有他自己和少数几个人知道，就连她也不了解。哦，得了，她安慰自己。谁的一生中还能没有一点儿秘密呢？

玛丽·帕特看了看手表，然后一口喝光了最后一点咖啡，浓烈的味道刺激得她皱起了眉头，接着她站起身，在埃德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我该走了。别忘了喂猫，嗯？”

“放心吧，宝贝。开车小心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