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春季（克莱尔二十四岁，亨利三十二岁）

克莱尔：我和亨利结婚快两年了，还没有谈论过生孩子的问题。我知道，亨利对这一前景并不乐观。我一直不想问他，也不想追问自己究竟是为什么，因为我害怕他已经看到未来的我们是没有孩子的，我就是不想知道。我也不愿意去想亨利的问题是否会遗传，是否会扰乱生育的程序。就这样，很多重要的相关问题，我都不去想了，我整个人都陶醉在孩子的念头里：他长得很像亨利，黑头发、炯炯有神的眼睛；或者皮肤和我一样白，有股奶香、爽身粉和肌肤混合的味道；或者是个胖宝宝，看见每样东西都咯咯地笑个不停；或是个猴宝宝，低声细语的宝宝。我梦见他，梦见自己爬上树，在鸟巢里发现一只很小的鞋子；我梦见我手里的猫、书、三明治竟然都变成了小孩；我梦见自己在湖里游泳，发现湖底世界原来是孩子成长的秘密王国。

突然我身边到处都是小孩子：A&P商场里有个红头发的小女孩，她戴着太阳帽正在打呼噜；专门给素食者制作美味鸡蛋卷的福旺中国餐馆老板的儿子，一个瘦小的、瞪着眼睛的华裔男孩；放《蝙蝠侠》的电影院里，一个还在酣睡的孩子几乎还没长什么头发；在百货商店的试衣间里，一位友好的母亲让我帮她抱一会她三个月大的女儿——我当时真想跳起身，把那团又小又软的肉球贴在胸口，疯狂地跑回家，可我竭力克制着冲动，坐在一张粉色米色镶拼的塑料椅子上等她。

我的身体需要一个孩子，我觉得自己空空荡荡的，想要被充满。我想要一个我爱的人能够留下来：永远，留在我能够找到的地方。我希望亨利的一部分变成这个孩子，这样，当他去旅行时，不再是全然地离去，还会有他的一部分和我在一起……保险，以备火患、水灾和不可抗拒之神力。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日，星期天（亨利三十三岁）

亨利：一九六六年，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的一棵树下，我悠闲自得地坐着，我从一家漂亮的小干洗店里偷来了一件白色T恤和卡其裤，嘴里啃着金枪鱼三明治。在芝加哥的某处，我才三岁，妈妈还活着，时间错乱症还没有发作。我向幼年的我致敬。一想到自己的幼年，我便联想到克莱尔，联想到我们为了能怀上一个孩子而做的努力。我也很迫切，想赶快给她一个宝宝，看着克莱尔像瓜果一样地成熟，像丰饶女神得墨忒耳一样容光焕发。但是我想要的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他能做其他一切正常孩子能做的事情：吮吸、抓握、拉屎、睡觉、大笑；翻滚、坐直、走路、咿呀。我想看看爸爸笨手笨脚地摇晃孙子的模样，我给他的快乐实在太少了——这毕竟是个补偿，一个安慰。也是给克莱尔的一个安慰：每当我被时间带走，我的一部分就可以留下来陪她。

可是：可是。我知道，不用知道，也能感到，这几乎不可能。我知道，我的孩子很可能也是个会随时消失的人，一个会魔幻般失去踪影的宝宝，仿佛在童话里蒸发一样。就算依仗自己最旺盛的欲望，在克莱尔身上喘息，吸气，祈祷性的奇迹能赐给我们一个孩子，我身体里的另一个声音同样也会强烈地祷告——千万别怀上。我想起猴子的手掌[《猴子的手掌》（The Monkey’s Paw）是W.W.雅各布（W.W.Jacobs）于1902年写成的一部短篇小说。故事中某只死猴子的手掌是个具有灵力的法宝，可以帮助拥有它的人实现三个愿望。不过伴随着三个愿望到来的，却是无比沉重的代价。在雅各布的小说中，怀特一家人的第一个愿望是财富，不过其代价却是他们的儿子痛苦的死亡。于是第二个愿望是试图“纠正”第一个愿望。而当第二个企图“纠正”的愿望发出后，付出的代价居然比第一次更加沉重，于是又有了第三个愿望。到了最后，仅仅实现了第一个愿望，而其他两个愿望相互对冲，只是抵消发愿者的恐惧而已]，三个愿望，它们相继而来，却可怕万分。我们的愿望是否也如此矛盾重重呢？

我是个懦夫。应该有一个更好的男人让克莱尔靠在他的肩头，对她说：亲爱的，这完全是个错误，让我们接受事实，继续快乐地生活吧。可我也知道，克莱尔永远不会认命，她会永远悲伤。所以我盼望，违心悖理地盼望。我和克莱尔做爱，仿佛每一次都将带来好果实。

一

一九九六年六月三日，星期一（克莱尔二十五岁）

克莱尔：第一次出现那种状况时，亨利不在我身边。我已经怀孕八周了。宝宝如同梅子一般大小，已经有了脸和手，还有一颗跳动的心脏。初夏，夜色阑珊，我洗着盘子，望见那片混合着橘色和洋红色的天空。亨利大约两小时前消失了。他出去给草坪浇水，半小时后，喷嘴里还没有水的声音，我站在后门口，看见葡萄架下躺着一堆衣服。我走出去，捡起亨利的牛仔裤、内裤和他那件印着“砸了你家电视机”的旧T恤，把它们一一叠好，放在床上。我原打算拧开喷水机的龙头，后来还是没有那么做，如果亨利在后院现身，恐怕就要弄得一身泥水了。

我吃完自己调制的意大利通心面、奶酪，还有一小份色拉，维生素药丸，再足足喝了一大杯脱脂牛奶。我洗盘子时，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曲，幻想着肚子里的小家伙，他一定正一边陶醉在我的歌声中，一边忙着把这些曲调存储在他某个精巧的细胞里。我站着，仔细冲洗色拉盘，突然在我体内深处、盆腔的某个地方，有种微微的刺痛。十分钟后，我坐到客厅里，边想着自己的事情，边读路易·德倍尼尔斯[路易·德倍尼尔斯（Louis De Bernieres），1954年生于伦敦，1993年被评为英国最著名青年小说家之一]的小说，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如同在我身体的琴弦上快速拨弄。我没当回事，一切都很正常，亨利离开已经两个多小时了。我担心了一会儿，接着就完全没在意了。又过了半小时，我还没有真正地警惕。突然，那种奇怪的感觉开始变得像痛经一样，大腿之间似乎有些黏黏的血。我起身走进卫生间，褪下内裤，全都是血。哦，我的天啊。

我打电话给查丽丝。是高梅兹接的，我假装镇定地问查丽丝在不在，她接过电话立即问：“出什么事了？”

“我流血了。”

“亨利呢？”

“我不知道。”

“什么样的流血？”

“像月经一样。”疼痛开始加剧，我坐到地板上，“你能把我送到伊利诺伊州立共济会医院么？”

“克莱尔，我马上就到。”她挂上电话。我轻轻地把听筒放回机座上，仿佛过猛的动作会让它生气似的。我小心地站起来，摸了摸脉搏。我想给亨利留个字条，可不知该说什么。我写下：“去了伊州共济会（抽筋）。查丽丝开车送我去的。晚七点二十分。克。”我给亨利留着后门，把字条放在电话机旁。几分钟后，查丽丝就到前门了，我们上了车，高梅兹开的车，我们没有多说话。我坐在前排，望着车窗外面。从西区到贝尔蒙特，再从谢菲尔德到惠灵顿，一切都异常清晰、锐利，好像要让我深刻牢记住它们，迎接一场即将到来的考试。高梅兹把车拐进急救室的下客处。我和查丽丝下了车。我回头看着高梅兹，他朝我飞快地一笑，然后猛地驶向了停车场。我们走进去，随着脚接触到地面，重重大门依次自动打开，仿佛在一座童话宫殿，有人正恭候着我们的到来。疼痛先前曾像退潮似的减弱，此刻却又涨潮般冲向岸边，来势汹汹，不可阻挡。灯光通明的房间里，几个可怜瘦小的病人正排队等待，他们个个垂头抱臂，强忍着痛。我在他们当中坐下，查丽丝走到预诊台，后面坐着一个男人。我听不见查丽丝说了什么，可是当他问到“流产”时，我一下子醒悟了，就是这个名称。这个词在我的头脑里膨胀，直到充满了所有细小的沟壑，硬生生地挤开我全部的思绪。我哭了起来。

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还是没能保住孩子。后来我才知道，亨利刚巧在一切结束前赶来了，可他们不让他进来。我当时在沉睡中，醒来时夜已经深了，亨利在我旁边，苍白憔悴，眼窝深陷，可他什么也没说。“哦！”我喃喃地说，“你去哪儿了？”亨利伏下身来，小心翼翼地抱起我。他用胡茬蹭我的脸颊，我感到自己被生硬地磨蹭着的，不是我的皮肤，而是身体深处，一个没有愈合的伤口。亨利的脸湿了，那究竟是谁的泪水？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三日，星期四，以及一九九六年

六月十四日，星期五（亨利三十二岁）

亨利：我按肯德里克医生说的，疲惫不堪地走进了睡眠实验室。这已经是第五个晚上了，实验步骤我已了然于心。我穿着短睡衣，坐在一张古怪的仿家居床上，拉森医生的实验室技术员叫凯伦，她往我的头上、胸口涂上药霜，再贴上电线。凯伦是个年轻的金发越南女郎，当她手上贴的假指甲划到我的脸时，她说了声：“哦，对不起。”灯光昏暗，房间里很凉爽。没有窗子，只有一面单向透光、看上去像是镜子的玻璃墙，坐在后面的或许是拉森医生，或许是今晚别的设备监控员。凯伦把电线一一接好，向我道了晚安，离开了屋子。我小心地睡下去，闭上眼睛，想象着玻璃墙的另一边——跟踪记录仪的指针像蜘蛛腿一样，在无尽的纸条上优雅地记录着我的眼球运动、我的呼吸、我的脑电波。几分钟后，我睡着了。

我梦见自己奔跑，一路穿过森林和灌木，就像个鬼魂一样。我跳进一块空地里，烈火熊熊……

我梦见自己和英格里德做爱，我知道那是英格里德，虽然我看不见她的脸，可那是她的身体和她修长光滑的腿。在她父母家客厅的长沙发上，我们做爱。电视机开着，自然档案频道，一群跳跃的羚羊，然后是游行队伍。克莱尔坐在游行队伍里的一辆小彩车上，别人欢天喜地地围着她，她却满脸忧郁。突然英格里德一跃而起，从沙发后面拿过一副弓箭，朝克莱尔射去。箭头应声直穿电视荧屏，只见克莱尔捂住胸口，就像无声电影《彼得·潘》里的温迪。我跳起来，卡住英格里德的脖子，我的手指牢牢锁住她的咽喉，冲着她尖叫——

我醒了，吓出一身冷汗，心脏嘣嘣乱跳。我这是在睡眠实验室里，我怀疑他们有事情瞒着我，怀疑他们看见了我的梦，读懂了我的思想。想了一会儿，我转过身去，继续闭上眼睛。

我梦见我和克莱尔在博物馆里漫步。这原本是座古老的宫殿，所有的画都镶上了洛可可风格的华丽金框。参观者身穿罩袍和马裤，头上顶着高高的假发套。我们经过时，似乎没人注意到我们。我们看着那些画，它们不是真正的画，而是诗歌，是被赋予外在形态的诗歌。“看这儿，”我对克莱尔说，“这首是狄更生[狄更生（Emily Dickinson，1830—1886），美国抒情女诗人，意象派诗歌的先驱之一，被誉为美国现代派诗歌的鼻祖。生前写过1700多首无标题短诗，当时不为人知，死后名声大噪。她的文字细腻，感情真挚，意象突出，清新自然，体现了朴素的自然美]的。”起初——心要求欢乐，然后——要求避免痛苦[译本选自《狄更生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76页]。她站在一幅明黄色的诗前，似乎身体也借此得到了温暖。看完但丁、多恩、布莱克、聂鲁达[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20世纪智利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毕肖普[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1911—1979），20世纪英国诗人]的作品，我在里尔克[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诗人]展厅里逗留了一会儿，我匆匆穿过“垮掉派”[垮掉派（Beats），二战后的美国，一群年轻诗人和作家组成的松散集合体。他们对战后美国社会现实不满，又迫于麦卡锡主义的反动政治高压，便以“脱俗”方式来表示抗议。他们奇装异服，蔑视传统观念，厌弃学业和工作，长期浪迹于底层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圈子和处世哲学。50年代初，他们的反叛情绪表现为一股“地下文学”潮流，向保守文化的统治发动冲击]，然后又在魏尔伦和波德莱尔的诗歌前驻足。突然，克莱尔不见了。我往回走，奔跑起来，经过先前的地方，猛然发现：她正站在一首诗前，不起眼的拐角处一首白色的小诗。她在哭。我走到她身后，看见了这首诗歌：此刻我躺下睡了，我乞求上帝将我的灵魂保全。如果醒前我已死亡，也乞求上帝将我的灵魂带上[此诗名为《一个自私小孩的祷告》（Prayer of the Selfish Child）。]。

我在草地里跺脚，天很冷，黑暗中，寒风吹在我赤裸的身上。地上都是积雪，我跪在雪地里，鲜血滴在雪中，我伸出双手——

“我的天啊，他在流血——”

“究竟是怎么回事？”

“该死的，他把电感应器全扯掉了，帮我把他弄回床上去——”

我睁开眼，肯德里克和拉森医生都俯在我上方。拉森医生紧张而不安，肯德里克的脸上却挂着喜悦的笑容。

“你找到了么？”我问，他回答道，“太完美了。”我说：“真棒！”然后便失去了知觉。

二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二日，星期天（亨利三十四岁，克莱尔二十六岁）

亨利：我醒来时，闻到了铁锈的味道，那是血，到处都是，克莱尔就像一只在血泊中蜷着身子的小猫。

我摇了摇她，她说：“不。”

“快醒醒克莱尔，你在流血。”

“我在做梦呀……”

“克莱尔，求你了……”

她坐起来。她的手上、她的脸上、她的头发上全是血。克莱尔伸出手，托出一个躺在手心的小怪物，只说了一句，“他死了”，然后就哭了。我们坐在浸满鲜血的床边，相拥而泣。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六日，星期一（克莱尔二十六岁，亨利三十四岁）

克莱尔：我刚想和亨利出门。这是个飘雪的下午，我还在套靴子，电话铃突然响了，亨利穿过客厅，去接电话。我听见他说：“喂？”然后“真的啊？”接着“哇噻，太好了！”他又说：“等等，我去找张纸——”一阵沉默，其间只被打断过一次，“等会儿，解释一下。”我脱下靴子和大衣，穿着袜子走进客厅。亨利靠着沙发，电话机像只宠物般躺在他的大腿上，亨利飞快地做着笔记。我在他旁边坐下，他咧嘴冲我笑笑。我看了看小本子，从第一页上面开始：基因4：每4，无时间1，时钟，新基因=时间旅行？染色体=17×2，4，25，200+重复标签，性关联？不，+过多的多巴芬接受体，什么蛋白？……我明白，肯德里克成功了！他终于研究出来了。接下来会怎样？

亨利放下听筒，转向我。看起来他和我一样震惊不已。

“接下来会怎样？”我问他。

“他要把这些基因克隆出来，移植到小白鼠身上去。”

“什么？”

“他要培育一些会时间旅行的老鼠，然后再治好它们。”

我们同时笑出了声，接着，我们跳起舞来，彼此搂着，在房间里转着，笑着，跳着，直到双双倒进沙发，气喘吁吁。我扭头看亨利，在分子层面上，他非常不同、非常另类，可是我眼前这位穿着白色扣领衬衫和厚呢短大衣的普通男人，他手上的皮肤和骨骼都和我的一样，他的微笑也与常人无异。可我一直觉得他与众不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序列中多了几个字母？无论如何，这还是有关系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改变现状。而在这座城市的另一端，肯德里克医生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琢磨着如何来培育不受时间束缚的老鼠。我笑起来，但是一想到这将生死攸关，便捂住了嘴巴，忍住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