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三（克莱尔二十七岁）

克莱尔：妈妈终于睡着了，在她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床上。她从医院里逃了回来，却发现她的房间，她的避难所，也被改造成病房的样子。不过此刻她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一整夜，她都在说话、哭泣、大笑、吆喝、叫喊“菲力浦！”“妈妈！”还有“不，不，不……”；童年的那些知了和树蛙们整夜齐鸣，编织出一张无边无际的声网，夜晚的灯光把她的皮肤照得像是蜂蜡，她嶙峋的双手哀求般地乱动，接着又握住我送到她龟裂唇边的水杯。此刻，天已经破晓，妈妈的窗口正对着东方。我坐在窗口的白色椅子上，面朝着床，却竭力不看她，不看躺在上面的微不足道的妈妈，不看那些装在瓶瓶罐罐里的药片、勺子、玻璃杯、静脉注射器和悬挂着的鼓鼓囊囊的药液，不看闪光的液晶板、便盆和肾型的呕吐盘，不看那盒乳胶手套、那只印着“生化危险品”的垃圾箱和里面满满的带血的针筒。我看着窗外，那是东方，几只小鸟正在歌唱，住在紫藤架上的鸽子们也已经醒来。世界是灰的。渐渐地，色彩渗透进来，不是深浅粉红色块的平铺，而更像一滴橙色的血斑，在天幕上缓缓化开。它们刚刚还在地平线附近游移，转眼就如涨潮般冲进了花园。接着是万丈金光，蔚蓝的天空，再后来，所有的色彩都在各自的位置上晃动个不停。牵牛花藤、玫瑰花丛、洁白的琴柱草、万寿菊，它们在晨露的覆盖下闪动着玻璃般的光泽。小树林边，银色的白桦树摇曳着，犹如系着天空的琴弦。一只乌鸦飞过草地，它的影子随之在地面飞移，乌鸦叫了一声，停在窗下，于是影子和身体也融合在了一起。阳光寻到窗口，发现了我的双手，发现了我在妈妈的白椅子里起伏的身体。太阳升起来了。

我闭上双眼。空调呜呜作响。我有些冷，于是站起来走到另一扇窗子下，关上空调。屋子里安静了，我走到床边，妈妈还是一动不动。起先她那吃力的呼吸声频频折磨着我的梦，此刻也全部舒缓下来了。她的嘴唇微微开启，眼睛虽闭着，眉毛却仿佛吃惊般地高扬；或许她在唱歌。我跪在床边，稍稍掀开被子，把耳朵贴上她的心房。她的身体还带着温热，什么也没有，没有心跳，没有血液的涌动，也没有气息进入她的肺泡。一片寂静。

我抱起她开始发出异味的消瘦的身体。在我怀里，她是完美的，她重新恢复成我美丽而完美的母亲。尽管她的骨头顶住了我胸口，尽管她的脑袋耷拉着，尽管她充满癌块的肚子像孕妇一样突起，但她在我的记忆中复活了，她笑着，放松着：自由了。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门开了，是埃塔的声音。

“克莱尔？哦——”

我把妈妈放回到枕头上，捋平她的睡衣和头发。

“她走了。”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六

（亨利三十五岁，克莱尔二十七岁）

亨利：露西尔是惟一爱这座花园的人。以往每次我们去拜访，克莱尔总是从草地云雀屋的前门直奔后门，到院子里去找她。不管晴天还是下雨，几乎每次她都是在花园里。她身体好的时候，就跪在花圃里，锄草、移植，要不就是给玫瑰施肥；生病时，埃塔和菲力浦也会用被子裹住她，把她弄下楼，放到藤椅上。她有时坐在喷泉边，有时坐在梨树下面，在那里可以看到干活的彼得，看到他耕地、修剪、嫁接的一举一动。当露西亚一有好转，就会重新摆弄花园，让我们高兴：红头小金丝雀发现了新的喂食者，日晷旁边的大丽花长得比想象中还要好，新冒出来的玫瑰花长成了一片不怎么和谐、甚至有点恐怖的淡紫色，可还是那么富有生机，令她舍不得下锄。曾有一年夏天，露西亚和爱丽西亚做了个实验：爱丽西亚每天花几个小时在花园里练大提琴，看植物是否会对音乐作出反应。后来，露西亚发誓说从来没有结过那么多西红柿，她还给我们看了一只和我大腿一般粗的胡瓜。于是，实验被认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却没有年年继续下去，因为那个夏天之后，露西亚就再也没有恢复过。

她的健康状况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就像那些植物一样。夏天我们都在的时候，露西亚精神振奋，房前屋后到处都是马克、莎伦家孩子的欢笑和喧闹。他们像小狗一样在喷泉里翻滚，在草地上满头大汗地嬉戏蹦跳。露西亚的衣服常常沾满了污垢，可她本人却仪态优雅，她总是站起身来和我们打招呼，夹杂着银丝的金铜色头发卷成一团，几股粗粗的头发不停地挣脱，从她脸上散落下来，她脱掉白色小羊皮园艺手套，放下史密斯—豪根[史密斯—豪根（Smith＆Hawken），美国连锁园艺用品商店，出售植物、种子和各种园艺用品]的园艺工具，迎接我们的拥抱。我和露西亚总是循规蹈矩地亲吻对方的脸颊，仿佛我们是一对好久不见的法国老年伯爵夫人。尽管她用一个眼神就可以让她女儿难过好几天，对我却一直很友好。我怀念她，而克莱尔……“怀念”这个词还远远不够。克莱尔饱尝着丧亲之痛，她走进房间，却忘了为什么要进来；她坐着看书，一个小时也没翻动过一页。可是她没有哭。对于我的笑话，她只是微微一笑。她吃我放在她面前的任何东西。当我想和克莱尔做爱时，她也很顺从……但过了一会儿，我只能离开她的身体，我害怕她那副神游于千里之外、温顺而无泪的面孔。我怀念露西亚，但我失去的是克莱尔。克莱尔已经走远了，留给我的只是一个看上去面容相像的陌生女人。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克莱尔二十七岁，亨利三十五岁）

克莱尔：妈妈的房间是洁白的，空荡荡的，所有的内科医疗器具都被拿走了。大床被剥得只剩下了垫褥，在干净的房间里显得污秽而丑陋。我站在妈妈的书桌前，这是张结实的白色富美家[富美家（Formica），1913年在美国成立的家具品牌，以耐火板为其特色。时至今日已发展出一系列室内装饰材料]书桌，在这间到处都是古老的法国家具、精致而充满女性气息的房间里，它显得前卫而怪异。妈妈的书桌放在拱墙里，半环型的窗子围着它，早晨的阳光空洒在上面。桌子锁了，我花了一个小时找钥匙，却一无所获。我两肘靠在妈妈旋转椅的把手上，出神地看着它。后来，我下了楼，客厅和餐厅也是空空的。厨房里传来了笑声，我便推开门。亨利和尼尔头聚在一起，盯着桌上的碗、面皮和擀面杖。

“放轻松，小伙子，放轻松！你会把它们弄硬的，你得轻轻地抚摸，轻一点，亨利，不然，它们就会像口香糖一样的。”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会轻点的，别打我就行了。嗨，克莱尔。”亨利转过身微笑着看我，满身都是面粉。

“你在做什么？”

“羊角面包。我刚发下毒誓，要么就搞懂这套面皮折叠术，要么就去死。”

“小子，你还是歇歇吧。”尼尔咧着嘴。

“怎么了？”亨利问，尼尔熟练地把整个面粉团擀成薄片，折好，切割，然后捏成形，放在蜡纸里。

“尼尔，我想借用亨利几分钟。”尼尔点点头，用擀面杖的一头指着亨利说：“记着十五分钟后回来，我们要开始做腌泡汁了。”

“遵命，夫人。”

亨利跟我上了楼。我们站在妈妈的书桌前。

“我想打开，可是找不到钥匙。”

“哈，”亨利迅速地看了我一眼，迅速得我都来不及读懂其中的意思。“那很容易。”亨利走出房间，几分钟后又回来了。他坐在妈妈书桌前的地板上，把两根大号的回形针弄直，开始拨弄左下角抽屉的锁，他把一根回形针塞进锁孔里，小心地左探右转，一会儿，又把另一根塞了进去。“搞定了！”他说着拉开抽屉。里面满满的全是纸，亨利轻而易举地打开了其他四个抽屉。很快，它们都张开嘴，吐出了全部：笔记本、活页本、园艺目录、一包包花籽、钢笔、短铅笔、一本支票簿、一条好时巧克力、卷尺，还有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显得孤单而羞涩。抽屉里的东西，亨利什么都没碰。他只是看着我，我几乎下意识地望了望门，亨利立刻明白了我的暗示。我又回到妈妈桌边。

这些纸完全杂乱无章。我坐在地板上，把面前抽屉里的东西归类。我小心抚平所有留着她笔迹的东西，放在左边。有些是目录和备忘录：别问P有关S的事。或者：提醒埃塔，周五B来吃晚饭。还有一页接一页的螺旋线、圆圈、波浪线、黑框、鸟爪一样的记号，有些记号中还有只言片语。用刀刃分开她的头发。以及：不能不能那么做。还有：如果我保持缄默，它会离我而去。有些纸上写着诗句，它们被改得面目全非，只留下极少的内容，如同莎孚[莎孚（Sappho），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希腊女诗人。出生于莱斯博斯（Lesbos）岛，作品主题以诗人与女伴之间的情感为主。后世以她居住的岛名为女同性恋（lesbian）的代称]的残卷。

一九七九年那年，妈妈失去了一个孩子，想要自杀。我的胃一阵抽搐，视线也模糊了。我现在知道了当时她在过什么样的日子。我把所有的纸都收拢起来，不再阅读。在另一只抽屉里，我找到一些更新的诗。接着我发现有一首是为我而作的：

亨利：快到晚饭时间了，我在尼尔面前显得碍手碍脚，她提议说：“难道你不去看看你家娘子在干什么吗？”是个好主意，于是我就去找她了。

克莱尔坐在她母亲书桌前的地板上，周围全都是白色和黄色的纸。台灯把一圈光亮打在她身上，可她的脸却躲在阴影里，头发仿佛带着火铜色的光晕。她看着我，递给我一张纸，说：“看看，亨利，她为我写了一首诗。”我坐在克莱尔身边读完那首诗后，有点原谅了露西亚，原谅了她极端自私的心胸和她恐怖的死亡。我抬头看着克莱尔说：“真美。”她点点头，满足地，就那么一小会儿，她确信她的母亲是爱她的。我想到我的母亲曾在夏日的午后唱起抒情曲，对着我们在商店橱窗玻璃中的倒影微笑，穿着蓝色裙子在地板上旋转。她爱我，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的爱。露西亚却像风一样变幻无常。克莱尔捧在手中的诗是个证据，永恒不变，不容辩驳，它是一张感情定格的快照。我看着一地的纸，如释重负。在这片混乱之中，它终于浮出水面，成为克莱尔的救命之舟。

“她为我写了一首诗。”克莱尔又说了一遍，满脸惊讶。泪水从她脸颊上滚滚淌下。我抱住她，她又回来了。那艘大船沉没了，母亲在倾斜的甲板上朝着一个哭泣的小女孩不停地挥手。这一切都过去后，我的妻子，克莱尔，终于平平安安地上了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