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十一点五十五分（亨利三十六岁，克莱尔二十八岁）

亨利：我、克莱尔，以及一群勇敢者，站在柳条公园的某个屋顶上，等待所谓千禧年的来临。晴朗的夜晚，并不十分寒冷，我能看见自己呼出的热气，耳朵和鼻子稍稍有些僵硬。克莱尔的头被她黑色的大方巾包得紧紧的，脸庞在月光和街灯的映照下，白得出奇。这座屋顶是克莱尔一对搞艺术的朋友的。高梅兹和查丽丝穿着长夹克、戴着短手套，伴着只有他俩能听见的乐曲，在附近跳慢舞。身边每个人都醉醺醺的，打开早就准备好的罐头食品，谈论如何英勇地保护自己的电脑免遭灭顶之灾。我会心一笑，完全明白，一旦马路两边的圣诞树被市容管理队拔掉拖走时，所有这一派胡言都将被彻底遗忘。

我们等待着烟火表演，我和克莱尔倚在齐腰高的护栏上，俯瞰芝加哥全城。我们面向东方，正对密歇根湖。“嗨，大家好啊！”克莱尔一边喊，一边朝着密歇根州的南黑文挥动她的短手套。“真有意思，”她对我说，“那边早就是新年了。我肯定他们现在都已经上床睡觉了。”

在六层楼高的地方，我突然吃惊起来，我们竟然能看得那么远。我们在林肯广场的房子，从这儿往西北方向，那片街区，正呈现出一片寂静和黑暗。不过东南方的市中心却灯光璀璨，一些大楼专为圣诞节做了布置，窗户上的红灯绿灯交相闪动。西尔斯[西尔斯（Sears Tower），它曾取代过纽约的帝国大厦，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之一，总共103层，443米，供游客鸟瞰整个芝加哥市]和汉考克[汉考克（John Hancock Center），另一幢高344米、100层的建筑，外形像把梯子，初看有些怪异，但却是建筑结构力学上的一项新的成就。全美国的五大高层建筑有三座就在芝加哥]两座超级大楼仿佛巨大的机器人，在一片相对矮小的摩天楼顶空，相互对峙。我甚至还可以看见刚认识克莱尔那会儿，我在北迪尔伯恩大街住过的公寓，不过它刚好被几年前旁边新造起来的一幢更高更丑的大楼遮住。芝加哥有太多杰出的建筑，人们认为必须拆掉一部分，在原地造些更难看的，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欣赏那些剩下来的优秀建筑。路上车辆不多，这个夜半每个人都想待在别的什么地方，但不是马路上。这里那里传来了爆竹声，不时还夹杂着一些枪鸣，这些笨蛋大概不知道枪除了发出声响外，还能惹出别的事情。克莱尔说：“我都要冻僵了，”她看了看手表，“还有两分钟。”周围街区里庆祝的喧嚣已经传来，这说明有些人的表快了。

我想着下个世纪的芝加哥，更多人，多很多，难以容忍的交通，不过路面凹坑会少一些。格兰特公园那里将竖起一座类似可乐瓶爆炸的猥琐的建筑物；西区逐步摆脱贫困，而南区将继续衰落。他们最终还是把瑞格里球场[瑞格里球场（Wrigley Field），1914年建造，是全美棒球大联盟最古老的球场之一，也曾是小熊队的主场]拆了，建起一座丑陋的大型体育场。不过现在，它依旧在东北方灯火通明地亮着。

高梅兹开始倒计时：“十，九，八……”我们大家都跟着一起喊：“七，六，五，四，三！二！一！新年快乐！”香槟的瓶盖“噗噗”地陆续蹦出，各式各样的烟火朝四面八方割裂着天空。克莱尔和我彼此紧紧拥抱。时间停止了，我祈祷更美好的未来。

三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三日，星期六（亨利三十五岁，克莱尔二十七岁）

亨利：查丽丝和高梅兹刚生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罗莎·伊万杰琳·高莫林斯基。我们忍了一星期后，带着礼品和食物前往探望。

高梅兹开了门。他三岁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正趴在他腿上，我们一叫他“你好马克斯[马克斯是马克西米利安的昵称]！”他便立即把小脸藏到高梅兹的腿弯后面。一岁的约瑟夫就外向多了，他径直冲了过来，对着克莱尔咿咿呀呀说个不停，克莱尔抱起他，他又打了几个饱嗝。高梅兹揉了揉眼睛，克莱尔笑了，约瑟夫也笑了，在这片混乱之中，我也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他们的房子就像是条冰冻着玩具翻斗城[翻斗城（Toys“R”Us），1978年上市，是全球最主要、最专业的玩具、婴儿用品及儿童服饰零售商。全球共有约1500家零售店、玩具商店、特许经销店及授权商店]的冰河一样，乐高[乐高（Lego），世界著名的拼装玩具]积木散了一地，到处都是被遗弃的毛绒熊。

“别看了，”高梅兹说，“今天有特殊情况。我们正在排演查丽丝的虚拟现实游戏，叫‘亲子关系’。”

“高梅兹？”查丽丝的声音从卧室那头传来，“是克莱尔和亨利吗？”

我们快步走向卧室，一路上我瞥见厨房里有个中年妇女正在水池边刷盘子。

查丽丝躺在床上，抱着宝宝，她正在睡梦中，身材娇小、黑头发，有点像墨西哥人，而马克斯和乔[乔是约瑟夫的昵称]的头发都是浅色的。查丽丝看上去糟透了（在我眼里如此。克莱尔却坚持说她“好极了”），刚做完剖腹产，她胖了许多，一副又累又病的样子。我坐到椅子上，克莱尔和高梅兹坐在床边。马克斯爬到妈妈身上，偎依在她的臂弯里，一边瞪我一边把大拇指放进嘴里，乔则坐到他爸爸的腿上。

“她真美，”克莱尔说。查丽丝笑了。“你看上去好极了。”

“我觉得糟糕透顶，”查丽丝说，“不过终于行了，我们有女儿了。”她爱抚着宝宝的脸。罗莎打了个哈欠，举起一只小手，她的眼睛乌黑而细长。

“罗莎·伊万杰琳，”克莱尔轻唤着宝宝，“真好听。”

“高梅兹还想叫她‘温斯黛[与英语中星期三（Wendesday）同音]’，被我立即枪毙了。”

“其实，她是星期四生的。”高梅兹辩解道。

“想抱抱她么？”克莱尔点点头，查丽丝小心翼翼地把女儿递到克莱尔的怀里。

看克莱尔抱着孩子，我想到她的流产，心一下子收紧起来，想要呕吐。但愿不是要去时间旅行，那种不适渐渐消退后，心中却留下了这个清醒的事实：一直都是流产，他们去了哪儿，我们丢失的孩子们，是否无比困惑地徘徊、环绕在我们上空呢？

“亨利，你想抱抱罗莎么？”克莱尔问我。

我慌了神，“不用了，”我带着过分强调的口吻说，“我感觉还没上来。”我解释道，起身走出卧室，穿过厨房出了后门。我站在后院里，外面下着小雨。我站着，深深地呼吸。

后门“啪”的一声。高梅兹也出来，并肩站在我身边。

“你还好么？”他问我。

“好多了，刚才又犯了幽居癖。”

“嗯，我懂你的意思。”

我们静静地站了几分钟，我努力回忆小时候爸爸抱我的情景，但印象中只有和他做游戏的样子，我们一起跑啊，笑啊，我还骑在他的肩头。我察觉到高梅兹正看着我，看着我的泪水从脸颊上滚滚流下。我用衣袖擦了擦脸，总该有人说点什么吧。

“别担心。”我先说了。

高梅兹做了个笨拙的手势，“我马上就回来。”说完就消失了。我以为他一去不回了，谁知一会儿，他叼着根点燃的烟，又重新出现了。我在那张破旧的、被雨淋湿了的、落满松针的烧烤桌边坐下。外面很冷。

“你们俩还努力想生孩子么？”

我吓了一跳，克莱尔很可能都说给查丽丝听了，而查丽丝很可能什么都没对高梅兹说。

“是啊。”

“那次流产之后，克莱尔好点了么？”

“是那些流产。不止一次。我们有过三次。”

“德坦布尔先生，流产一次，也许算倒霉；可流产三次，似乎就该算是不小心了吧。”

“高梅兹，完全不像你说得那么风趣。”

“对不起，”这一次，高梅兹看上去真的有些羞愧，我不想再讨论这个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句，甚至都无法和克莱尔谈，无法和肯德里克，以及那些曾经让我们把伤心事全部交付出来的医生们谈。“对不起。”高梅兹重复了一遍。

我站起来，“我们还是进屋吧。”

“呵，她们不需要我们，她们在谈女人之间的事情。”

“哦，这样啊。那么，小熊队怎么样？”我又坐了下去。

“别扯了。”我们俩谁也不看棒球赛。高梅兹来回地走，我希望他能停下来，至少，进屋去。“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他漫不经心地问。

“什么问题？小熊队？我想老投不中球吧。”

“不，我亲爱的图书馆小子，不是小熊队。为什么你和克莱尔总不能生小孩？”

“这可真的不关你的事，高梅兹。”

他毫不退却，步步紧逼，“他们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么？”

“滚远些，高梅兹。”

“嘘，嘘，注意文明。我认识一个有名的医生……”

“高梅兹——”

“她对胎儿染色体紊乱很有研究。”

“你怎么竟然会认识——”

“她是鉴定证人。”

“噢。”

“她叫爱密特·蒙田，”他接着说，“是个天才，上过电视，得过所有的奖。陪审团也很敬佩她。”

“哦，原来是这样。如果陪审团喜欢她——”我带着讽刺的口吻说道。

“你就去找她一次吧。老天啊，我这还不是想要帮你？”

我叹了口气，“好吧。嗯，谢谢你。”

“你的意思究竟是‘亲爱的革命同志，谢谢你的建议，我们现在就想去找她’，还是‘谢谢你，现在去一边歇着’呢？”

我站起来，掸落裤子上的湿松针。“我们进去吧。”说罢，我们一起进了屋。

四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一九九八年九月八日（亨利三十六岁，克莱尔二十八岁）

亨利：我们躺在床上，克莱尔蜷缩在她那一侧，背对着我。我从后面抱起她，面向她的脊背。大概是凌晨两点，刚把灯熄掉，此前我们无意义地讨论了好久，讨论不育之不幸。我紧贴着克莱尔的身体，一只手握成杯状罩住她的右乳。我想要知道，我们是否还站在同一阵营里，还是我已经被她抛在后头了。

“克莱尔，”我对着她的脖子轻柔地说。

“嗯？”

“领养一个吧。”我已经想了几个星期、几个月了。听上去，这似乎是个最佳的解决方案：我们将有个孩子了。他很健康，克莱尔也会很健康，我们都会很开心。这个答案显而易见。

克莱尔说：“可那不是真的，那是装的。”她坐直了，面对我。我也坐起来，面对着她。

“孩子是真的，也是我们的。怎么会是装的呢？”

“我已经累了，我们一直在假装。这次我要真的。”

“我们没有一直假装，你究竟在说什么？”

“我们假装是正常人，假装在过正常的生活！你总是消失去那些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而我假装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甚至上一次都要死了连肯德里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你假装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的孩子接二连三地死了我却假装不在乎……”她抽泣着，身体前俯，头发散落在脸上，像一片丝缎帘幕。

我厌倦了哭泣，我也看够了克莱尔的哭泣。在她的眼泪面前，我一筹莫展，无能为力。

“克莱尔……”我伸手安抚她，安抚她，也是安抚自己。她推开我。我下了床，抓起衣服，去卫生间穿上。我把克莱尔的钥匙从她的包里取出来，然后穿上鞋。克莱尔出现在门厅里。

“你要去哪儿？”

“我不知道。”

“亨利——”

我走出门，“砰”地关上了门。外面感觉好多了。我记不得车停在哪儿了，后来发现原来就在马路对面，我走过去，坐了进去。

我本来是想在车里睡上一觉，可一坐上去，便决定先开到其他地方再说。沙滩：我要开车去沙滩。我知道这个想法很危险。我很累，很烦躁，在这种状态下开车简直是发疯……可我就是想开车。街道空荡荡的，我启动发动机，汽车在轰响中苏醒了。我花了一分钟才把车倒出泊位，我看见前窗里克莱尔的脸，让她担心去吧，这一次，我不管了。

我沿着安士莱街开到林肯广场，折到卫斯坦大街，然后继续往北。很久没在半夜驾车独自兜风了，我根本记不得上一次无谓地开车是什么时候。此刻感觉真好。我加速驶过玫瑰岗公墓[玫瑰岗公墓（Rosehill Cemetery），建于1859年，由芝加哥第一任市长和芝加哥第一位白人移民之子建造，是当时最大的非宗教墓地]，沿着汽车一条街开下去。我打开收音机，按下WLUW[WLUW是一家以社区为中心，致力于鼓励独立思考及言论自由的进步电台。其中心位于芝加哥莱奥那大学。该大学2002年起停止资助这家电台，不过电台并未中止节目的播放]的预设键，里面正在放科特恩[科特恩（John Coltrane），爵士乐史上无与伦比的次中音萨克斯演奏家、先锋派爵士乐的杰出代表]，于是我把音量调到最响，摇开车窗。杂音、轻风、柔和的不断重复的刹车灯和街灯，让我整个人都沉静下来，麻醉了一般。过了一会儿，我几乎都忘了自己出来的理由。在伊云斯顿的边界，我转弯驶向瑞奇街，然后从邓普斯特街一直开到防潮堤上。我把车停在浅水湖边，钥匙留在点火开关上。我跳下车，往前走。天气凉爽，四周一片静谧，我走上码头，站在尽头，眺望前方，橙紫色的天空下，芝加哥湖岸线上的点点灯火隐约地摇曳。

我如此厌倦，厌倦了思考死亡，厌倦了已经成为死亡的某种手段的床笫交欢。我害怕这一切都将永无尽头。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能承受多少来自克莱尔的压力。

我们不断创造，又不断失去的那些胚胎、那些细胞簇，他们是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重要，竟然会威胁到克莱尔的生命、让她的生活充满绝望的荼毒？大自然要我们放弃，大自然说：亨利，你是个混乱的机体，我们不想再让你繁衍后代了。而我，已经准备认命了。

我从没看到过自己在未来有孩子，尽管我和幼年的自己待过一些时间，尽管我陪着孩提时代的克莱尔度过漫长的岁月，我并不认为没有亲生骨肉，生命就会不完整。未来的我也没有鼓励我继续努力，有一次我还问过他，就在几星期前，我在纽贝雷图书馆的书库里碰见了他——二〇〇四年的自己。我们今后迟早会有孩子的，对么？我问他。他微笑着耸了耸肩。对不起，你得自己去经历，他回答我，沾沾自喜却又饱含同情。哦，主啊，告诉我吧！我抬高嗓门喊起来，而他却抬起手消失了。混蛋，我大叫着，伊莎贝拉突然从安全门里探出身来，问我为什么在书库里大喊大叫，在阅览室里都能听到我的声音。

我看不到出路，克莱尔像是走火入魔了。爱密特·蒙田一直鼓励她，对她讲历史上的生育奇迹，开给她维生素饮品，我想起《魔鬼怪婴》[《魔鬼怪婴》（Rosemary’s Baby），波兰籍导演于1968年拍摄的一部现代恐怖怪诞片]。也许我可以罢工。对啊，就这样，性罢工。我会心地笑了起来，潮水温柔地拍打着湖岸，掩盖了我的笑声。但这可行性极小，没几天，我就会匍匐屈膝的。

我开始头疼，我努力忽略它，我知道那只是因为我累了，如果能没人打扰地在湖岸上睡一觉就好了。这是个美好的夜晚。就在此时，一束从码头扫射过来的强光照在我脸上，我吓了一跳。

突然——

我来到金太的厨房，仰面朝天地躺在厨房的桌子底下，周围都是椅腿。金太坐在其中一张椅子上，探头朝桌下张望。我的屁股正好压到了她的鞋子。

“你好啊。”我虚弱地说。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虚脱过去了。

“我总预感到这几天里要被你吓出心脏病。”金太用脚踢了踢我，“快出来，去穿衣服。”

我屈膝弓背地从桌下挪了出来，蜷在油毡毯上休息了一会儿，清理了一下思路，克制住呕吐的冲动。

“亨利……你没事吧？”她身体倾斜，“想吃些什么？喝点汤？我有意式蔬菜浓汤……还是要咖啡？”我摇摇头。“你想到沙发上躺躺么？你病了吗？”

“不，金太，我没事。一会儿就好。”我硬撑着跪直了身子，站起来，蹒跚地走进卧室，打开金先生的衣橱。里面几乎空空如也，只有几条叠得方方正正的牛仔裤，从孩童的尺码一直到成人的，还有几件白衬衫。这是为我准备的秘密小衣柜，随时等我来拿。我穿上，回到厨房，侧过身啄了一下金太的脸，“今天是几号？”

“一九九八年九月八日。你从哪儿来？”

“明年七月。”我俩坐在桌边。金太在玩《纽约时报》上的填字游戏。

“那时是怎么样的，明年七月？”

“是个凉爽的夏天，你的花园会很漂亮。所有的科技股都涨了。一月份你该去买些苹果公司的股票。”

她在一只棕色的纸包上记录下来。“嗯，那么你自己呢？还好么？克莱尔怎么样？你们两口子该有孩子了吧？”

“我现在真的很饿，给我弄碗你刚才说的什么汤好么？”

金太笨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打开冰箱。她取出一只长柄炖锅，热了一些汤。“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金太，没有新闻。没有孩子。我和克莱尔每天一醒来就要吵，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金太背对着我，用力地在汤锅里搅拌。她的背影流露出了委屈，“我没有‘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只是问问，不行吗？我好奇而已啊，真是的。”

我们沉默了几分钟。勺子一下下刮着锅底，仿佛正刮在我的心上。我想起克莱尔，想起她把头伸出窗外看着我驾车离去的样子。

“金太。”

“亨利。”

“你和金先生怎么从来没有过孩子呢？”

长久的静默。然后，“我们有过孩子的。”

“真的？”

她把沸腾的汤倒进一只印着米老鼠的套碗里，那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碗。她坐下来，理了理头发，把散乱的白发都顺拢进后面的发髻里去。金太看着我，“你先喝，我一会儿就回来。”她起身走出厨房，我听见她拖着脚步走过走廊上的橡胶地毯。我只管喝汤，她回来时我已经差不多喝完了。“喏，这就是敏，我的孩子。”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当中有个小女孩，五六岁的样子，站在金太的房子前，也是我从小长大的房子。她穿着天主教会学校的制服，微笑着，手里还拿了把雨伞。“那是她第一天上学，很开心，又很紧张。”

我仔细地看照片，不敢问。我抬头，金太正眺望窗外的河。“后来怎么了？”

“噢，她死了。那时你还没有出生。她得了白血病，死了。”

我突然想起来，“她是不是经常坐在后院的摇椅上？穿红裙子？”

金太吃惊地盯着我，“你见过她？”

“是的，我想是的。很久以前了，我当时大概七岁，我站在河边的坡台上，光着身子。她要我从她家后院走开，我告诉她，这是我家的后院，可她不相信。我当时也想不通，”我笑起来，“她警告我，要是我不走的话，她妈妈马上就会过来揍我的屁股。”

金太笑得颤抖起来。“你看看，她说得很对，嗯？”

“是的。可再过几年，她就走了。”

金太微笑着，“也是哦，敏是个小火药桶，她爸爸总叫她‘大嘴巴小姐’。他很爱她。”金太把头扭过去，偷偷碰了碰眼睛。在我印象中，金先生沉默寡言的，整天都坐在扶手椅上看体育节目。

“敏哪一年生的？”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就死了。真有意思，要是她还活着，就是个中年妇女了，也该有自己的孩子了。今年她四十九岁，孩子们也该上大学了，恐怕年龄还要再大一些吧。”金太看我，我也看着她。

“我们在努力，金太。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在努力。”

“我可什么也没说。”

“好啦。”

金太朝我翻翻眼睫毛，好像她是路易丝·布鲁克思[路易丝·布鲁克思（Louise Brooks），美国女影星，1920年代默片时期因自然地扮演堕落放荡的角色而成名]之流似的，“哎，伙计，我做这道填字游戏时卡住了，纵九，‘K’字母打头……”

克莱尔：我看着警局的潜水员往密歇根湖的深处游去。这是个多云的早晨，很闷热。我站在邓普斯特街的码头上，五辆消防车，三辆救护车，谢瑞丹大道上还有七辆警车。灯光闪烁个不停，总共十七名消防员、六名助理医生、十五名男警官、一名女警官。这个又矮又胖的女人，脑袋像是被警帽压扁了似的，一直重复着愚蠢的陈词滥调。她的本意是安慰我，可我真想把她推下码头。我抱着亨利的衣服，此刻是清晨五点，已经来了二十一名记者，包括一些电视台的，他们有自己的转播车、麦克风和摄像师，一些文字记者还带了摄影师。一对老年夫妻在现场看热闹，谨慎又好奇。我竭力不去回想警方的描述：亨利从码头的尽头跳了下去，被警车探照灯的光柱照到。我努力不去想。

两位新来的警察往码头前面走去，和一些早已在那儿的警察交谈了会儿，然后年长的那位朝我走来。两撇老派的八字胡，在顶端形成了尖角。他自我介绍，迈克斯队长，他让我想想我丈夫自杀的动机可能会是什么。

“嗯，我认为他不会自杀，队长。我的意思是，他是个游泳健将，或许他仅仅是游到了，呃，魏尔米特或其他什么地方去了”——我胡乱地往北面一指——“现在他随时都会回来……”

队长疑惑地看着我，“他是否一直有深夜游泳的习惯？”

“他常常失眠。”

“你们是不是刚吵过架？他是不是很失落？”

“没有，”我说谎了，“根本没有那回事。”我望着水面。我知道我的话听上去没有一点说服力。“我当时睡着了，他一定是想去游泳，又不想惊动我。”

“他有没有留字条？”

“没有。”我正绞尽脑汁地想要编出一个更好的理由，附近岸边突然传来一阵水声。哈利路亚！来得正是时候。“他在那儿！”亨利在水里站了起来，一听见我的呼唤，便潜入水中往码头这边游来。

“克莱尔，这是怎么啦？”

我跪在码头上。亨利看上去很疲倦，很冷。我轻声说：“他们都以为你淹死了。有人说亲眼看见你从码头上跳下去了。他们在这里搜寻你的尸体，已经两个小时了。”

亨利看上去忧心忡忡的，却也很逗趣。他又一次招惹了警方。所有的警察都围到我身边，沉默地朝下望着亨利。

“你就是亨利·德坦布尔？”队长发问了。

“是的。介意我先上岸么？”大家跟着亨利往岸边去，亨利在下面游，我们则在码头上以同样的速度走。他爬出水面，站在沙滩上，浑身上下滴着水，活像只湿淋淋的老鼠。我把他的衬衫递过去，他接过擦干了身体。他把其他衣服穿好，很镇定，等待警方下一步的决定。我真想过去亲吻他，然后再宰了他，颠倒过来也可以。亨利双手抱起我，他又冷又湿。我斜靠着他，感受他的冰凉。他也斜靠着我，感受我的温暖。警察提了些问题，他很有礼貌地一一回答，大多都是伊云斯顿的警察，也包括少数刚好路过摩顿格鲁和斯格齐地区的警察，幸亏没有芝加哥警方，他们认识亨利，还会逮捕他。

“警方让你从水里出来时，你怎么没有任何反应？”

“我戴着耳塞，队长。”

“耳塞？”

“防止水流到耳孔里去。”亨利装模作样地在口袋里掏了一遍。“我不知道放到哪去了。我游泳时总是戴耳塞的。”

“你为什么在凌晨三点游泳？”

“我睡不着。”

诸如此类的问题，亨利摆出各种支持性的论点，他的谎言滴水不漏。后来，警方无奈地开给他一张五百美元的罚单，理由是在湖滩开放时间以外游泳。警方放了我们，我们往汽车那儿走去，记者、摄影师、摄像师们一拥而上。无可奉告，出来游泳而已。请你们不要拍照。“咔嚓咔嚓”。最后我们终于走到汽车前，它孤零零地停在谢瑞丹街上，还插着钥匙。我发动了车子，摇下我这边的车窗。警察、记者，还有那对老年夫妻仍站在草地上，看着我们。但我们没有相互对视。

“克莱尔。”

“亨利。”

“对不起。”

“我也是。”他侧过头来看看我，碰了碰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我们静静地向家驶去。

二〇〇〇年一月十四日，星期五（克莱尔二十八岁，亨利三十六岁）

克莱尔：肯德里克领着我们，穿过铺着地毯、贴着隔音墙板的走廊，进入会议室。会议室里没有窗子，只有一条绿地毯，一张光亮可鉴的黑色长桌，周围是一圈软垫旋转椅。一块白色的写字板，几支记号笔，门上方的一面钟，一只咖啡壶，一些配套的杯子，咖啡伴侣和糖。我和肯德里克坐在桌边，亨利却在屋子里转个不停。肯德里克摘下眼镜，用手指按摩起他精巧的鼻翼。门开了，一位年轻的身穿手术服的西班牙裔男人，推着一辆车走进房间。推车上是一只被布盖住的笼子。“您要放哪儿？”这个年轻人问道，肯德里克说：“如果不介意的话，把推车也留下吧。”他耸耸肩走了出去。肯德里克来到门口，拧下某个开关，整间房间里的灯光昏暗下来，甚至连站在笼子旁边的亨利都看不清了。肯德里克朝他走去，在一片沉寂中，把布揭了开来。

笼子里飘出一股雪松的味道。我站着，目不转睛。我看见的只是一团卫生纸做的小窝、几只小碗、一个水杯、一个小运动轮和一些又轻又软的松木屑而已。肯德里克打开笼子的顶部，把手伸进去，掏出一个又小又白的东西。我和亨利围上去，一只小白鼠趴在肯德里克的手掌心里，对我们眨着眼睛。肯德里克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笔灯，拧亮，对着它迅速不停地闪动。小老鼠的身体僵硬了，过了一会儿，就消失了。

“哇！”我叫了起来。肯德里克把笼子重新盖上，调亮房间里的灯。

“这会在下周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他微笑着说，“而且是系列专题的第一篇。”

“恭喜，”亨利说。他看了看钟，“它们一般会消失多久？它们又会去哪儿呢？”

肯德里克指指咖啡壶，我们都点了点头。“一般消失十分钟左右，”他倒了三杯，边说边把杯子递给我们。“它们会去地下室里的动物实验室，那是它们的出生地。但它们似乎就只能消失几分钟而已。”

亨利点点头，“长大以后消失的时间会长一些。”

“是的，到目前为止是的。”

“你是怎么弄的？”我问肯德里克。我仍然无法完全相信他已经成功了。

肯德里克吹了吹咖啡，抿了一口，然后做了个鬼脸。咖啡很苦，我给自己的加了些糖。“是这样的，”他说，“塞莱拉[塞莱拉（Celera Genomics），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基因数据公司，于2001年4月27日宣布已测出并收集到老鼠的全部基因数据]排序出了老鼠的整个基因组，这对我帮助很大，于是我便知道上哪儿去寻找我们预先锁定的那四对基因了。不过，要是没有那个，我们也可以成功。”

“我们首先复制了你的基因，接着用酵素把DNA上有缺陷的蛋白弄掉。在细胞四分体时期，我们将这些损坏的部分融进母鼠的胚胎中。这还是容易的一步。”

亨利扬起眉毛，“那当然啦，我和克莱尔常在厨房里做类似的实验。那么，困难的步骤是什么呢？”他坐到桌上，把咖啡放到一旁。我听到笼子里的小运动轮发出“吱吱嘎嘎”的转动声。

肯德里克看了我一眼，“困难的部分是让母鼠，就是白鼠妈妈顺利地产下转基因小白鼠。母鼠接二连三地死去，大出血。”

亨利一下子紧张起来，“鼠妈妈死了？”

肯德里克点点头，“鼠妈妈死了，鼠宝宝也死了。我们当时弄不明白，只能昼夜不停地观察，然后我们发现了原因，胚胎鼠发生了时间旅行，当它们重新进入母鼠的子宫时，鼠妈妈便大出血而死。即便不是如此，它们也会在十天左右后流产。真是令人非常沮丧。”

我和亨利交换了一下眼色，又相互别过脸，“和我们很类似。”我对肯德里克说。

“呃，是的，”他说，“但我们已经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亨利问。

“我们觉得可能是免疫反应的问题。鼠胚胎中的一些物质对于母鼠来说是全然陌生的，于是母鼠的免疫系统就会把那些物质当作病毒或其他什么异体，产生对抗和排斥。后来我们抑制了母鼠的免疫系统，结果就像魔法一样神奇。”

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像魔法一样。

肯德里克突然弯下腰，从地板上捡起了什么。“看你往哪里逃。”他说着，把他轻轻攥在手心里的老鼠拿给我们看。

“太棒了！”亨利欢呼起来，“接下来呢？”

“基因疗法。”肯德里克对他说。“药物。”他耸了耸肩，“即使现在我们可以让它发生，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它为何发生、如何发生。所以我们还要再研究。”他把老鼠递给亨利。亨利双手捧成碗状，肯德里克把老鼠倒进他的掌心。亨利好奇地观察起来。

“它有文身。”他说。

“这是我们惟一可以识别它们的方法，”肯德里克说，“老鼠们总是逃出来，动物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都快被搞晕了。”

亨利大笑起来，“这是我们达尔文的进化优势，”他说，“我们具有逃逸的本领。”他爱抚着老鼠，老鼠却在他手里拉了泡屎。

“对压力零度忍耐[由于一连串的校园枪击事件，美国政府推行了一个称为“零度容忍”的政策，根绝枪支和毒品。后来这个短语极为流行，意为不给予一丝的宽容或容忍]。”肯德里克说着，把老鼠放回笼子，那小家伙便飞快地爬进卫生纸做的小窝里。

一到家我就给蒙田医生打了电话，滔滔不绝地告诉她免疫系统的抑制和大出血。她听得很认真，约我下周去她那儿，与此同时，她自己也会做一些研究。我一打完电话，亨利便放下《芝加哥太阳报》的商业版，紧张地盯着我。“值得试试的。”我对他说。

“在他们成功以前，很多鼠妈妈都死了啊！”亨利说。

“可毕竟成功了！肯德里克成功了！”

亨利仅仅说了一句“是啊”，就继续看报纸了。我刚张开嘴，又立即改变了主意，走出工作室。我太兴奋了，不想和他争论。像魔法一样神奇。像魔法一样。

五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一日，星期四（亨利三十九岁，克莱尔二十八岁）

亨利：二〇〇〇年的暮春，我沿着克拉克街往前走。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安德森威尔[安德森威尔（Andersonville），芝加哥北部的一个著名社区，距离市中心8公里。早期以瑞典移民为主，同性恋的人群也相对较多。也集中了许多特色小店、酒吧和饭店]的夜晚美妙而温暖，时髦青年有的在科皮[科皮（Kopi），咖啡店]的小桌边品味别有风味的冰咖啡；有的坐在雷扎餐馆[雷扎餐馆（Reza’s），波斯餐馆，在芝加哥拥有两家连锁店]不大不小的桌子旁美美地尝着酷司酷司[摩洛哥的一种主食，在一个深口大盘里装上北非的米食——粗粒小麦粉，用鸡汁蒸熟后轻敷陈年奶油再蒸，反复三次，鸡汁的甜、奶油的香郁都渗入后才将各式肉类、蔬果、汤汁淋上]；有的就这么在街上溜达，全然不理会路边的瑞典小饰品商店，却高声赞叹彼此的宠物狗。二〇〇二年，我本该在工作，不过，嗯，我想，马特会替我完成下午的那场演讲展示的。我在脑海里记上一笔，下次得请他吃顿饭。

我闲逛着，克莱尔出乎意料地出现在街对面。她站在老牌乔治服装店的门口，看着橱窗里的婴儿服。她的后背充满了渴慕，双肩仿佛也因着期盼而感叹。我看着她，她将额头贴在橱窗玻璃上，沮丧地站在那里。我穿过马路，避开一辆联邦快递的货运车、一辆富豪，来到她身后。克莱尔抬头，猛地看见我映在玻璃中的倒影，吃了一惊。

“哦，是你啊，”她说着，转过身来，“我还以为你和高梅兹去看电影了呢。”克莱尔有些防备，有些心虚，仿佛我正好撞见她在干什么勾当似的。

“我有可能是在那儿。其实，我今天本该去上班的，在二〇〇二年。”

克莱尔微微一笑，看上去满脸倦容。我估算了一下，她的第五次流产刚过去三个星期。我迟疑了会儿，然后张开双臂抱住她，令我欣慰的是，她全然放松地靠在我怀中，枕着我的肩。

“最近怎么样？”我问她。

“糟透了，”她轻声说，“心力交瘁。”我回忆起来，她前不久刚在床上躺了几星期。“亨利，我退出。”她看着我，想测试我对这句话的反应，紧张地打探我所了解的最新情况。“我放弃了，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有没有借口阻止我给她那件她想要的东西呢？我找不到任何隐瞒她的理由。我站着绞尽脑汁，是什么令她产生了怀疑？我想起的只有克莱尔的确信，那也是我正要为她创造的。

“坚持，克莱尔。”

“什么？”

“别放弃。我现在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有孩子了。”

克莱尔闭上眼睛，低声说：“谢谢你。”我不知道她是对我说，还是对上帝说，但这并不重要。“谢谢你。”她重复着，一遍又一遍，看着我，对我说道，仿佛我就是报喜耶稣诞生的天使的化身。我倾过身体亲吻她；我感到决心、喜悦和使命感正在克莱尔的体内奔流。我回忆起克莱尔大腿间冒出的那满头黑发的小脑袋。我惊叹此时此刻究竟如何创造了那样的奇迹，那样的奇迹又如何创造了此时此刻。谢谢你，谢谢你。

“那次受孕你知道么？”克莱尔问我。

“不知道。”她看上去很失望。“我不仅不知道，而且一直都在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让你再次受孕。”

“太好了。”克莱尔哈哈大笑起来，“这样说来，不管发生了什么，我只要安安静静的，任其发展？”

“是的。”

克莱尔咧开嘴，冲我一笑，我也咧开嘴对她笑了。任其发展。

六

二〇〇〇年六月三日，星期六（克莱尔二十九岁，亨利三十六岁）

克莱尔：我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一边信手翻着《芝加哥论坛报》，一边看亨利分拣杂货。那些棕色的纸袋子整齐地排在灶台上，亨利像变戏法一样从里面取出调料、鸡肉、荷兰干酪。我等着兔子和真丝围巾，不过眼前的却是：蘑菇、黑豆、小宽面、莴苣、菠萝、脱脂牛奶、咖啡、红萝卜、青萝卜、芜菁、燕麦、黄油、松软干酪、全麦面包、蛋黄酱、鸡蛋、剃须刀片、除味剂、青苹果、咖啡伴侣、面包圈、小虾、奶油芝士、烤麦片、海员沙司[海员沙司（Marinara Sause），由西红柿、大蒜和洋葱制成的沙司]、冰冻橙汁、胡萝卜、避孕套、红薯……避孕套？我站起来走到灶台旁，拿起那只小蓝盒，对着亨利晃了晃。

“怎么，你有外遇吗？”

亨利正翻着冰箱，他抬起头，一副挑战的样子，“没有，事实上，我得到了圣灵的启示。当时，我正站在牙刷货架边。想听听么？”

“不想。”

亨利站起来面对我，脸上的表情仿佛是在叹息，“哎，我都买回来了：我们不能总想着生孩子。”

叛徒。“我们说好了……”

“……要一直努力。我觉得五次流产已经够了，我们完全尽力了。”

“没有。我是说——为什么，不再试一次呢？”我竭力克制住恳求的语气，不让嗓子眼里升腾起来的怒火冲进我的话语。

亨利走到灶台边，站在我面前，但并没有碰我，他知道此刻他不能碰我。“克莱尔，要是再流一次，你会死的。我不能眼睁睁地让你去送死。五次怀孕……我知道你还想再试试，可我不能了。我受不了了，克莱尔，对不起。”

我走出后门，站在黑莓灌木丛边，阳光下，我们的孩子，没了生命，被逐一包裹在丝般柔软的日本雁皮纸里，小心地睡在一只只木盒之中，在这傍晚前的午后，他们静静地安息在玫瑰的花影里。我虽然感受着太阳的热度，却为他们而颤抖，在花园的深处，在和煦的六月，他们却是冰冷的。帮帮我吧，我在心中对我未来的孩子说。他不知道，因此我不能告诉他。快来吧。

二〇〇〇年六月九日/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亨利三十六岁，克莱尔十五岁）

亨利：现在是星期五早晨八点四十五分，我在候诊室里等着罗伯特·冈萨雷斯医生。克莱尔不知道我在这里，我已经决定来做输精管结扎手术了。

冈萨雷斯医生的办公室位于喜来登街，靠近底维赛街，这座崭新的医疗中心离林肯公园的温室花园不远。候诊室是棕色和深绿色基调的，墙上有许多方格板，还有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历届德比赛马大会冠军的镶框照片。一股阳刚之气扑面而来，我觉得自己真该穿件晚餐礼服，嘴里再叼根雪茄。我得来点喝的。

之前，计划生育部那位好心的女士，已用她温和干练的嗓音安慰了我，手术几乎没有疼痛。而此刻，我身边坐了五个男人。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得了淋病，或者前列腺出了问题，也许其中有人和我一样，坐在这里等着终结为人之父的使命。在这些陌生的男人中间，我感到一股休戚与共的力量，我们一起坐在这间摆设着皮木家具的棕色房子里，在这个灰蒙蒙的早晨，等待轮流进检查室，脱下我们的裤子。有位很老的男人，他双手紧握着拐杖的上端，身体前倾，闭着眼睛，厚厚的镜片把他的眼睑放大了，也许他并不是来做结扎手术的。一个十几岁的男孩，随手翻着一本过期的《绅士》杂志，还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闭上眼睛，幻想自己正在一间酒吧，女酒保背对着我调酒，现在，她把少许温热的水倒在纯麦威士忌中，这大概是间英国酒吧，没错，跟这里的装潢很搭配。我左边的男人咳嗽起来，几乎快把肺也咳出来了。我睁开眼睛，自己仍坐在候诊室里。我瞥了一眼右边男人的手表，一种巨型的复杂运动表，应该既可以计时短跑，又能呼叫总部吧。已经九点五十八分了，离我约定的时间还有两分钟。不过，今天医生看病的速度好像慢了一些。前台叫道：“利斯顿先生。”那个大男孩突然站起来，推开厚厚的门，走进医生的办公室。其他人偷偷彼此打量了一眼，仿佛地铁站里有人要向我们兜售《街头宝典》一样。

我紧张地僵硬起来，一直劝自己说，即将进行的这件事完全是件必要的好事。我不是叛徒。我不是叛徒。我要把克莱尔从恐怖和痛苦中解放出来，她永远不会知道真相。另外这也不疼，也许只是一点点疼。我再告诉她，她会理解的，我真的是不得已。我们尽力了，我们黔驴技穷了，我不是叛徒。就算疼点，也值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她。一想到克莱尔坐在我们的大床上，满身鲜血摧心痛泣的样子，我就想吐。

“德坦布尔先生。”我应声站起，我真的想吐了，膝盖发软，头脑发昏。我弯下身子，不停地作呕。我发现自己的膝盖撑着身子，枯黄的草秆覆盖着阴冷的地面。我的胃里空空如也，只吐出了些黏液而已。天真冷。我抬起头，草坪的那片空地，光秃秃的树，天空飘着大朵的云，夜幕开始下垂。我孤身一人。

我站起来找到衣物箱，很快我就穿上那件印着“四人帮”乐队成员头像的T恤、毛衣、牛仔裤、厚袜子、黑色军靴、黑呢大衣、浅蓝色的大手套。不知道什么动物把箱子咬出了洞，还在里面安了家。这些衣服象征着八十年代中期，克莱尔大概才十五六岁吧。我是在附近转转，等克莱尔出现，还是走开？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面对朝气蓬勃的她，我转身朝果园走去。

似乎是十一月下旬，草坪枯黄一片，在风中瑟瑟作响。一群乌鸦在果园的边缘争抢着几只被风吹落的苹果。就在我走近它们时，有人气喘吁吁地从身后跑了过来。一转身，正是克莱尔。

“亨利——”她上气不接下气，声音像是得了感冒。她站着，粗声粗气地说了一分钟，我没办法和她说话。她就站着喘个不停，呼出的气息在她面前形成一层白色的雾。一片灰黄色的背景之中，她的头发红得鲜艳，她的皮肤透出淡淡的粉红。

我转身继续往果园走去。

“亨利——”克莱尔追上来，抓住我的手臂。“怎么啦？我究竟做了什么？你为什么不理我？”

哦，天啊。“我在为你做件事，非常重要的事，可没能成功。我一紧张，就飞到这里来了。”

“那是件什么事呢？”

“我不能告诉你。就在我自己的时间里，我也没打算告诉那时的你。你会不高兴的。”

“那你为什么要做？”克莱尔在风中瑟瑟发抖。

“这是惟一的办法了。我没办法说服你。我想，只要做成了，我们之间的争吵才会终止。”我叹了口气，我会再试一次的。如果有必要，可以再试第三次。

“那我们为什么要吵架？”克莱尔看着我，紧张而忧虑，鼻子里淌出了清涕。

“你感冒了吧？”

“是的。我们在吵什么？”

“导火线是一次大使馆举办的晚会上，贵国大使的夫人打了我国首相情妇一记耳光，后来这直接影响了燕麦关税，最后导致了高失业率和暴动——”

“亨利。”

“嗯？”

“就这一次，就这一次，请你不要再开玩笑了，好好回答我刚才的问题，行吗？”

“不行。”

没有任何预兆，克莱尔一巴掌重重地甩在我脸上。我往后退了一步，诧异的同时，却高兴起来。

“再来一下吧。”

她糊涂了，摇了摇头。“克莱尔，求你了。”

“不。你为什么要我打你？我刚才是想伤害你。”

“我要你伤害我，求你了。”我垂着头。

“你是怎么啦？”

“所有的事情都一团糟，我都快失去知觉了。”

“什么可怕的事情？究竟怎么啦？”

“别问我了，好吗？”克莱尔走上前来，离我很近，她抓住我的手，脱下我手上那副可笑的浅蓝色的手套，把我的手掌放进她的嘴里，一口咬了下去。痛得钻心。她停住，我看着自己的手掌，血从咬痕里慢慢渗了出来，小小的血珠。我或许会得败血症，不过在那一刻我毫不在意。

“告诉我。”她的脸离我只有几厘米，我粗暴地亲了她。她反抗着，我放开她，她转过脸背对我。

“这样不好。”她的声音小得像只蚊子。

我怎么了？十五岁的克莱尔，和那个经年累月折磨我的、那个坚持拒绝放弃生育的、那个挑战死亡和绝望的、那个把男女欢床变成陈尸遍野的战场的女人，并不是同一个啊。“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克莱尔，那不是你。原谅我。”

她转过身来。她在哭，脸上一片模糊。正巧我外套口袋里有包纸巾。我擦拭她的脸，她也抽出一张擤了擤鼻涕。

“你从来没有亲过我。”哦，不。我的表情一定很滑稽，因为克莱尔笑了。我不敢相信她竟然是在为这个哭，我真是个十足的傻瓜。

“哦，克莱尔。你——忘了那件事，好吗？从记忆中抹去，就当它从没发生过。过来，我们再来一次，好吗？克莱尔？”

她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来，我抱住她，看着她。她的眼睛红了一圈，鼻子也肿了，这次感冒真的不轻。我把双手放到她耳朵后面，托起她的脸，亲吻她，我要把我的心装进她的心里，保存好，以免今后我再弄丢。

二〇〇〇年六月九日，星期五（克莱尔二十九岁，亨利三十六岁）

克莱尔：整个晚上亨利都安静得出奇，忧心忡忡的样子。吃晚饭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像在记忆的陈堆里搜索一本一九四二年读过的书，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他的右手包着绑带，晚饭后，他走进卧室，趴在床上，头挂在床脚，脚压着我的枕头。我走进工作室，擦拭那些模具和定纸框，我喝着咖啡，一点也不自在，我不知道亨利出了什么问题。最后，我回到卧室，他仍是那么躺着。躺在黑暗里。

于是我也躺到地板上，舒展身体的时候，背部发出响亮的“吱嘎”声。

“克莱尔？”

“嗯？”

“还记得我第一次吻你么？”

“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真对不起。”亨利翻了身。

我顿时充满了好奇。“那次你在担心什么？你要做件事，可是没做成，你还说我会不高兴的，那究竟是什么事？”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我就是《大象之子》[出自英国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儿童读物《大象之子》（The Elephant’s Child）。很久以前，大象的孩子们都没有象牙。其中有一只“极其好奇”的小象来到丛林的大河边，问鳄鱼那天的晚饭是什么。当它惊恐地发现自己就是鳄鱼的美味时，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据说从此以后，所有的象都长出了长长的牙齿]的原型啊。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不。”

“要是我猜对了，你会说吗？”

“恐怕也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累极了，今天晚上不想和你吵架。”

我也不想吵架。我喜欢躺在地板上，有些凉，但很可靠。“你去做结扎了。”

亨利默不做声。他这样默不做声，我真想找面镜子放在他鼻子前看他还有没有呼吸。最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也不确定。我担心会是那样，我看到了你的便条，上面写着你和医生约在今天早上。”

“那张便条我已经烧了。”

“下面那张空白的纸上有你写过的痕迹。”

亨利一声呻吟，“你厉害，福尔摩斯，我被你逮住了。”

黑暗中，我们继续相安无事地躺着。“想去就去吧。”

“什么？”

“去做手术啊，如果你坚持的话。”

亨利又翻了个身，看着我。我能看见的只是他黑乎乎的脑袋和黑乎乎的房顶。“你没有冲我大吼大叫。”

“不会的。我不会那样了。我放弃了。你胜利了，我们不要孩子了。”

“我觉得不应该叫作胜利。其实只是——必然。”

“随便吧。”

亨利从床上爬下来，靠着我坐在地板上。“谢谢你。”

“别客气。”亨利亲吻起我。我回忆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亨利来的那个阴郁的日子，果园里寒冷的风，还有他身体上的温热。接着我们开始做爱，这是这几个月来，我们第一次不计后果的纵情欢乐。亨利染上了我十四年前的那场感冒。四个星期后，他成功地结扎了输精管，而我则发现我第六次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