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九月（克莱尔二十九岁）

克莱尔：我梦见自己走下楼梯，来到外婆的地下室。我左手边的墙壁上，依然残留着乌鸦飞进烟囱时留下的长长的炭灰痕迹；楼梯上、扶栏上积满了灰尘，我为了保持平衡，双手摸得黑乎乎的。我继续下楼，走进儿时一直令我恐惧万分的屋子。屋子里纵深的架子上，放着一排又一排的罐头，番茄、小黄瓜、碎玉米和甜菜根，看上去像是防腐液中的尸体。一只玻璃坛子里装着一只鸭子的胚胎。我小心地打开坛盖，把小鸭子连同里面的液体一起倒在手上，小鸭子喘息挣扎着，“你为什么丢下我？”当它能开口说话时，它就这么问了，“我一直都在等你来。”

我梦见我和妈妈在南黑文居民区一条安静的小道上散步。我抱着一个孩子，我们走着，孩子越来越重，后来我实在抱不动了，便向妈妈求助，对她说我没法再抱了，她却轻松地接过孩子，于是我们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一幢房子，穿过短小的走道，进入后院。院子里并排竖着两块屏幕，还有一台幻灯机。草地里，人们坐在椅子上，观看关于树的幻灯片。每次屏幕上都只有一半的树，一半在夏天，另一半在冬天。一样的树，不一样的季节。孩子笑了，高兴地大声喊叫。

我梦见自己站在塞奇威克地铁站的月台上，等待棕色线列车进站。我拎了两只购物袋，保安检查时发现，一只袋子里装着几盒椒盐饼干，还有一具幼小的红发死胎，被保鲜膜包裹着。

我梦见自己在家里，我以前的房间。夜已经深了，房间就着鱼缸里的灯管微微有些亮光，我突然惊恐地发现，有个小生物居然在鱼缸里游来游去，我赶忙移开盖子，用网筛把它捞上来，是一只长着鳃的小沙鼠。“对不起，”我说，“我把你忘了。”小沙鼠满脸责怪地瞪着我。

我梦见我在草地云雀的楼梯上走。家具都搬完了，房间里空荡荡的，光柱下漂浮的尘埃，在打过蜡的橡木地板上，仿佛一片金色的池塘。我走到长廊上，扫视一间间卧室，我来到自己的房间，里面有只木制的小摇篮独自兀立。没有声音，我害怕看摇篮里的东西。妈妈房间里的地板上铺着白床单。我脚下有一滴微小的血珠，它轻轻触到床单的一角，在我的注视下，把整个地面汪洋成一片血泊。

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克莱尔二十九岁，亨利三十七岁）

克莱尔：我住在水下，一切都迟缓而遥远，我知道上面还有一个世界，阳光普照，时间像穿过沙漏的干砾。而这里，我所在的地方，空气、声音、时间、感觉都是浓稠而密集的。我和孩子在一座潜水钟里，我们两个都要在这陌生的空间里努力求生。我觉得孤单。喂，你在这里么？没有任何回答。他死了，我告诉爱密特。不，她忧虑地笑着说，不，克莱尔，快看，他还有心跳。我无法解释。亨利在我周围游来游去，他想喂我吃东西，想帮我按摩，想给我鼓励，而我却朝他厉声大吼。我穿过后院，来到自己的工作室。它像一座博物馆，一座陵墓，安静，没有一线生机，没有一丝呼吸，也没有一点灵感，只是那些摆设，控诉似的看着我。我对着那张空荡荡的画桌，对着干燥的木桶和模具，对着刚完成了一半的塑像，说，对不起。我看着塑像的骨架，想，死胎，印有蓝色鸢尾花的纸还包在外面，六月时它看上去曾是多么充满希望。我干净、柔软、粉色的双手，我憎恨它们。我憎恨空旷。我憎恨这个孩子。不，不，我不憎恨他，我只是找不到他。

我坐到画板旁，手握一支铅笔，面前有一张纸，我什么都画不出来。我闭上眼睛，脑海中只是一片红色。于是我挑了一管水彩颜料，深镉红的，拿起一支蓬松的大画笔，我往罐子里倒满水，然后开始把纸张涂红。画面闪着光，纸张因为湿润而变得柔软，水分蒸发后又会深沉起来。我看着它蒸发，闻上去有一股阿拉伯胶树的味道。在画纸中央，有一滴小小的、黑色的墨水，我把它画成一颗心脏。不是无聊的情人节礼物，而是解剖学上完完全全的脏器，小小的，像玩偶一样，接着是血管，像复杂的交通路线图一样的血管，向四周延伸到画纸的边缘，固定住小小的心脏，它就像一只陷入蜘蛛网的飞蝇。看，他还有心跳。

到了夜晚，我把罐子倒空，洗净画笔，锁上工作室的门，穿过院子，从后门走进了屋子。亨利正在煮意大利面酱。我进屋时他刚好抬起头来。

“好些了么？”他问。

“好些了。”我让他放心，也让自己放心。

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三（克莱尔二十九岁）

克莱尔：它躺在床上，有些血，但不多。它脸朝上，努力想要呼吸，小小的胸骨震颤着。可是一转眼的工夫，它开始抽搐，鲜血顺着心跳的节律从脐带处涌出来。我跪在床边，把它抱起，把他抱起，是他，我小小的儿子，像一条刚被捕捉上岸的小鱼，挣扎扭动着，即将被空气淹死。我轻柔地抱住他，可他却不知道我就在身边。他很滑，他的皮肤几乎像是虚拟出来的，他闭着双眼，我疯狂地想着人工呼吸，想着911，想着亨利。哦，请别走，让亨利来看看你，好不好？可是他吐起了液体和泡沫，就像海洋生物在水里呼吸，然后他张大嘴巴，我能一眼望穿他的身体，我的手中空空无物了，他消失了，消失了。

我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我跪着，跪着，我祷告。亲爱的上帝，亲爱的上帝，亲爱的上帝。孩子还在我的子宫里。别动，嘘，躲好。

我在医院醒来，亨利在身边，孩子已经死了。

七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亨利三十三岁，同时也是三十七岁，克莱尔二十九岁）

亨利：我站在我的卧室里，是未来。夜深了，但月光照在房间里，显现出超现实般的明晰。我一直在耳鸣，在未来时总会这样。我看着克莱尔和那个我，他们还在熟睡，像是死了。我蜷缩着，膝盖抵住胸口，钻在被子里，嘴巴微微张开。我想去碰碰自己，我想把他抱紧，看着他的眼睛。但我没有，我只是站着，盯着睡梦中未来的自己。后来，我悄悄走到克莱尔这一侧，跪下来。就像现在，感觉越过了边界，我将让自己忘记床上的他，把意念都集中在克莱尔身上。

她动弹了一下，眼睛睁开了。她并不清楚我们在哪儿，我也不清楚。

我被欲望吞没，我渴望此时此地就能和克莱尔融为一体，越紧越好。我轻轻地吻了她，在她的嘴唇上流连，大脑中一片空白。她沉醉在梦中，伸过手来摸我的脸，当触到活生生的我时，才有些清醒。她来到我的现实中，顺着我的手臂摸下去，爱抚着我。我小心地把她从床单里剥出来，生怕吵醒他，此时的克莱尔还没有注意到。我想，那个自己到什么程度才会被吵醒呢？还是不去冒险了吧。我压在克莱尔身上，完全把她盖住。我希望我能阻止她回头，可她分分秒秒都会回过头来。当我进入克莱尔时，她看着我，我假想着自己并不存在，一秒钟后，她转过头去，看见了另一个我。她叫出声来，不过并不太响，她看看在她身体上面、也在她身体里面的我，想起了什么，便接受了，这太奇怪了，不过，好吧。在那个时刻，我爱她超过爱生命。

二〇〇一年二月十二日，星期一（亨利三十七岁，克莱尔二十九岁）

亨利：整整一周，克莱尔都很古怪，心不在焉的，仿佛有个只有她自己能听见的秘密，占据了她全部的注意力，像是通过她的内在领受上帝的启示，又像是要破译卫星传来的俄罗斯密码。每当我问她时，她总是微微一笑，耸耸肩。这全然不像克莱尔，我警觉起来，但立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仅仅瞥了克莱尔一眼，便感到一定有大事情发生了。她的表情惊恐而恳切，她走近我身边停下来，什么也没说。我闪过一个念头：有人去世了。会是谁呢？爸爸？金太？还是菲力浦？

“倒是说话啊，”我问她，“发生了什么？”

“我怀孕了。”

“怎么会——”我刚一开口，就完全明白了，怎么会，“别担心，我记得。”对我而言，那个晚上过去好多年了，可对克莱尔来说，只是几周前的事。我从一九九六年来，当时我们正拼命想要一个孩子，克莱尔当时几乎还没睡醒呢。我真是个粗心的混蛋。克莱尔等着我说些什么，我强挤出一个笑容。

“真是一个惊喜！”

“是的。”她看上去都有点哭了。我把她拉进怀里，她紧紧地抱住我。

“害怕么？”我在克莱尔的发丝里低声问。

“嗯。”

“可你之前从来没有害怕过。”

“我以前都疯了。现在我知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们站着，想着究竟会发生什么。

我迟疑道：“我们可以……”我有意说了一半。

“不，我不可以。”确实是，克莱尔不可以。一日为天主教徒，便终生为天主教徒[天主教规定，除非是被强奸，否则不得堕胎]。

我说：“或许这是件好事。一场意外的惊喜。”

克莱尔笑了，我发现，这是她想要的结局。事实上，她一直希望七是我们的幸运数。我的喉咙一紧，我得离开一会儿。

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日，星期二（克莱尔二十九岁，亨利三十七岁）

克莱尔：收音机闹钟上显示上午七点四十六分，国家公共电台正在沉痛地报道某处的空难，目前已有八十六人死亡。我觉得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亨利那半边床空着。我闭上眼睛，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一艘颠簸的越洋远轮，我正躺在船舱里狭小的铺位上。我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爬下床，走进浴室。十分钟后我还在呕吐，突然亨利伸进头来，问我感觉如何。

“很好，从来没这么好过。”

他坐在浴缸边上，但我真希望我呕吐的时候不要有什么观众在旁欣赏。“我不该担心吗？你从来都不呕吐的。”

“爱密特说这是好现象，我本来就应该呕吐。”这表明我的身体已经把这个孩子认作我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异体。爱密特老是给我开那些只给器官移植病人才开的药。

“也许今天我应该再输点血给你保存起来。”亨利和我都是O型。我点点头，继续吐。我俩都是贪婪的血液银行家，他曾两次需血，而我有三次，其中一次还是大量需血。我坐了一分钟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亨利过来扶住我。我把嘴巴擦干净，刷了牙。亨利下楼去做早饭，我突然对麦片产生了强烈的欲望。

“燕麦粥！”

“好的！”

我开始梳头，镜子里的影子气喘吁吁。我想，怀孕中的女人应该神采奕奕的，可我并不神采奕奕，不过，好吧，但我仍然怀孕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九日，星期四（亨利三十七岁，克莱尔二十九岁）

亨利：我们在爱密特·蒙田的办公室里等待做B超，既渴切又犹豫，我们拒绝了羊膜穿刺，要是让那又长又粗的针拨弄几下，克莱尔肯定又会流产的。她已经有四个半月的身孕了，几乎挨过了一半。如果像罗夏测试[罗夏测试（Rorschach test），一种判断被测试者性格的心理测试，工具是10张两侧大致对称、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墨渍图。它们的制作方法是把几滴墨水甩在一张纸上，再把纸对折起来，墨水就在纸的两面洇染开来]那样，将时间对半折叠的话，目前正是时间中缝的那道折痕。现在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把孩子过早地呼出来。

我们坐在候诊室里，周围大都是满心期待的夫妇、推着婴儿车的母亲，还有蹒跚学步、东撞西歪的幼儿。蒙田医生的办公室总是让我感到压抑，我们在这里度过太多焦虑的时光，听过太多不幸的消息。可是今天完全不一样，今天一切都会顺利的。

护士叫了我们的名字。我们走进常去的检查室，克莱尔脱掉衣服，躺在检查台上，涂上润滑油，接受检测。技术员观察着监视器；法籍摩洛哥血统、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的爱密特·蒙田观察着监视器；我和克莱尔手牵手，也观察着监视器。图像逐渐加深，一点一点展现出来。

屏幕上是一张世界气象地图，或者是银河系，一个充满了群星的漩涡。或者是个婴儿。

“真可爱，是个女孩[原文是法语]，”蒙田医生说，“瞧，她在吮拇指呢，真的很漂亮，而且很结实。”

我和克莱尔长长地出了口气，屏幕上，一座漂亮的星系正在吮她的大拇指。我们看她的时候，她把手从嘴边拿开。蒙田医生说：“她笑了。”我们也笑了。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克莱尔三十岁，亨利三十八岁）

克莱尔：预产期还剩两个星期，我们还没给宝宝取好名字。事实上，我们几乎还没有讨论过，我们很迷信，一直回避这个问题，仿佛一旦给孩子起了名字，就会引来复仇女神的关注和折磨。最后亨利抱回一本《姓名大全》。

我们爬上床，才晚上八点半，我已经筋疲力竭了。我躺在我那侧，对着亨利，肚子像座突出来的半岛；他则用肘撑起头，躺在他那侧对着我。书横在我们中间，我们彼此对望，怯生生地笑了。

“有什么主意吗？”他边问边翻起书来。

“简。”我回答说。

他做了个夸张的表情，“简？”

“我以前所有的洋娃娃、长毛玩具都叫‘简’。每个都叫‘简’。”

亨利查了查，“它的意思是‘上帝的礼物’。”

“对我正合适。”

“来个特别点的吧，伊莱特怎么样？乔多萨呢？”他边翻边即兴发挥，“这里有个好名字：璐珞鲁拉，阿拉伯语里是珍珠的意思。”

“就叫珍珠好么？”我想象着我的孩子就是一颗光滑的发亮的白色小球。

亨利的手指在字里行间移动，“听好：‘（拉丁语）可能是鳞芽一词的变体，指这类疾病衍生物中最具价值的一种形态。’”

“呃，这本书写的什么呀！”我把它从亨利手中抢过来，为了反击，故意查他的名字，“‘亨利（日耳曼语）一家之主、居住地的首领。’”

他笑了，“查查看‘克莱尔’。”

“这是另一个名字克拉拉的变体，‘（拉丁语）辉煌的，明亮的。’”

“很不错嘛。”他说。

我随手翻了一页，“菲洛米尔？”

“我喜欢这个名字，”亨利说，“可是叫昵称的话怎么办呢？叫菲利还是叫梅尔？”

“皮瑞妮（希腊语）红头发的。”

“要是她不是红头发呢？”亨利拿过书，抓了一缕我的头发，并把一团发梢含在嘴里。我抽出头发，统统拢到身后。

“我以为我们已经知道该知道的一切了，肯德里克一定检测出她是红头发的吧？”我问。

亨利重新拿回了书，“伊苏尔特？佐伊？我喜欢佐伊，佐伊有很多可能性。”

“什么意思？”

“生命。”

“好呀，非常贴切。插上书签吧。”

“伊丽扎。”亨利又提了一个。

“伊丽莎白。”

亨利看着我，有些犹豫，“安妮特。”

“露西。”

“不好。”亨利坚决地否定。

“是不好。”我也同意。

“我们需要的，”亨利说，“是全新的开始，是一张白纸。我们叫她塔布拉·罗萨[塔布拉·罗萨（Tabula Rasa），源自拉丁文，意指“洁净的桌面”；在文学涵义中，借指“原生的、纯净无瑕的心灵”。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用它来比喻人类心灵的本来状态就像白纸一样没有任何印迹]吧。”

“提坦妮·怀特[提坦妮·怀特（Titanium White），“钛白”的意思。文中暗含的是这个名字比“纯净无瑕（Tabula Rasa）”更纯净]呢？”

“布兰歇，布兰卡，比安卡……”

“爱尔芭。”我说。

“和那位公爵夫人[这里指的是西班牙画家戈雅（Francisco Jose de Goyay Luvientes，1746—1828）于1797年所作的传世名画《爱尔芭公爵夫人》（Duchess of Alba）]一样？”

“爱尔芭·德坦布尔。”我说的时候，这个名字像是在嘴里打了一个滚。

“非常好，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他翻到那一页，“爱尔芭（拉丁语）白色；（普罗旺斯语[中世纪的法国南部之语]）一天中的黎明时分。嗯，不错。”他费劲地爬下床，我听到他在客厅里到处乱翻，回来时捧着《牛津英语大辞典》第一卷、《兰登书屋大辞典》，以及我那本破旧的《大美百科全书》第一部分。“‘普罗旺斯的传统抒情诗……献给爱人的晨歌。拂晓，共度了一夜的情侣被堑壕观察哨的喊声惊醒，在对黎明来得太早的抱怨中依依惜别，这样的题材，有如中世纪的牧羊女之歌一般恒久不变，这种体裁的诗歌借用了爱尔芭的名称，它有时出现在诗歌的开头，而通常总会出现在末尾，构成每首诗歌的叠句。[原文是法语]’真是伤感。再看看《兰登书屋》，这个解释好多了，‘山坡上白色的城；堡垒。’”他把《兰登书屋》扔下床，继续查百科全书。“伊索，理智年代，阿拉斯加……到了，爱尔芭。”他快速掠过条目，“古意大利一系列早已消失的城市；爱尔芭公爵。”

我叹了口气，躺下来。孩子在肚子里动了动，此刻她一定正在睡觉。亨利又回去仔细研读《牛津英语大辞典》。“Amour, Amourous, Armadillo, Bazoom[秘密的恋情，偷情。暧昧的。犰狳。（美国俚语）女人的乳房，奶子]。天啊，现在的参考书目里居然还印着这些。”他把手伸到我的睡衣里，缓缓地抚过我紧绷的肚子，孩子用力踢了一下，正好踢在他手落下的地方，他愣住了，看看我，满脸惊讶。他的手四处漫游，感受着那些他所熟悉和不熟悉的地势。“现在，你这里可以装多少个小德坦布尔呢？”

“哦，总是有地方再怀一个的。”

“爱尔芭。”他柔声说。

“白色的城市，一座白色山岭上固若金汤的堡垒。”

“她会喜欢的。”亨利把我的内裤一直褪到脚踝处，然后扔下了床，凝视着我。

“小心点……”我对他说。

“会非常小心的。”他一口答应，解开自己的衣服。

我觉得自己是个庞然大物，就像海洋里一片由枕头和毯子组成的大陆。亨利弯身俯在我身后，运动起来，用舌头探索着我的每一寸肌肤。“慢一点，慢一点……”我害怕起来。

“行吟诗人在黎明唱的歌曲，以……”他进入我的时候，对着我温柔地耳语。

“……献给他们的爱人……”我接下去说。我闭上双眼，亨利的声音仿佛从隔壁传来：

“就……这样，”又说：“是的，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