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三（亨利三十八岁，克莱尔四十岁）

亨利：未来的某一天，在芝加哥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建馆于1891年，其藏品跨越五千年的历史，是美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其印象主义及后印象主义派的收藏品仅次于法国。其入口处临密歇根南大街，后文中提及其正门口的两头大铜狮是芝加哥市的标志之一]的超现实展厅里，我穿得并不得体：我尽了全力才从存衣室里弄到一件黑色长大衣、从保安的更衣箱里搞到一条裤子，我还找到一双鞋，通常鞋子是最难找的。我还准备去偷只皮夹、去小卖部买件T恤、吃顿饭、欣赏一下艺术，然后再离开这座大楼，去另外一个充满商店和酒店客房的世界随处转转。我不知道这是猴年马月，应该离那会儿不太远，人们的穿着和发型和二〇〇一年差别不大。这次小小的停留，我既兴奋又紧张，因为克莱尔那会儿随时都可能生下爱尔芭，我当然想留在她身边；不过另一方面，这又是一趟很不寻常、很有质感的未来之旅。我觉得精神饱满，没有任何时光倒错的不安，非常棒。我安静地站着。这间黑暗的屋子里摆满了约瑟夫·康奈尔[约瑟夫·康奈尔（Joseph Cornell，1930—1972），美国艺术家，他最著名的艺术品就是那些超现实主义的神秘盒系列，它们的体积都相对较小，从地图、照片到铭牌等应有尽有，有的放在神秘盒里，有的则放在框子里。康奈尔的盒子有种独特的视觉魔力，在内容选择和物件摆放上，都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并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个人的象征主义精神]的盒子，灯光一一射向它们。一名讲解员领着一群学生，她让大家休息的时候，学生们都乖乖地坐到各自带来的小凳子上。

我观察着这群孩子，讲解员很普通，是位五十多岁、衣着整齐的女人，纯粹的金发，紧绷的脸。学生们的老师是个好脾气的年轻女人，她涂着浅蓝色的唇膏，站在学生后面，准备随时管教其中的不安分子。不过我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孩子，大概有十来个，我猜他们大概上五年级了。这是个天主教会学校，他们穿着统一的校服，女生的格子花呢是绿色的，男生的则是深藏青色。他们神情专注，举止优雅，却并不兴奋。真糟糕，我还以为康奈尔很对孩子们的口味呢。讲解员显然把他们看小了，仿佛在和小小孩说话一样。后排有个女生，看上去比其他孩子都要投入，我看不见她的脸，只见她又长又卷的黑发，孔雀绿的裙子，显然和别人不同。每次讲解员提问，这个小女孩的手都是高高举起，可讲解员却总不叫她。我看得出小女孩有点厌倦了。

讲解员在解释康奈尔的鸟舍。每个盒子都是空的，许多盒子的白色内壁上，画了栖木、类似真鸟舍里的孔洞，有的还画了一些鸟。这是他最荒凉、最严肃的一组作品，全然没有肥皂泡沫机的奇幻，也没有旅馆的浪漫。

“谁知道康奈尔为什么要做这些盒子？”讲解员敏锐地扫视着孩子们，等待着回答，那个穿孔雀绿裙子的小女孩挥动手臂，像是患了圣维杜斯舞蹈病[圣维杜斯舞蹈病（Saint Vitus’Dance），一种神经错乱症，多累及五至十五岁的女孩。典型的症状是抽搐，大部分发生在脸部和四肢]一样，可讲解员偏偏就是要忽略掉她。前排一个小男孩羞怯地说，艺术家一定很喜欢小鸟。小女孩实在忍无可忍了，她直接站了起来，仍然高举着手臂。讲解员勉强地问：“那你说说看？”

“他做这些盒子是因为他很孤独。他没有可以去爱的人，他做了这些盒子，这样就可以去爱它们，这样人们就知道他是存在的，因为小鸟是自由的，盒子是小鸟躲藏的地方，在里面小鸟会感到安全，他也想要自由，想要安全。这些盒子是他留给自己的，这样他也能变成一只小鸟。”小女孩坐了回去。

我完全被她震撼了，这个十岁的孩子居然能透彻地读懂约瑟夫·康奈尔。讲解员和整个班上的孩子都不知该如何是好，看起来还是老师早就习惯了她，说：“谢谢你，爱尔芭，你的感觉很敏锐。”她转身冲老师感激地一笑，于是我看见了她的脸，我看见的是我女儿的脸。我一直站在隔壁的展厅里，我往前走了几步，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我看见了她，她也看见了我，她的脸一下子放出光彩。她跳起来，撞倒了自己的小折椅。我几乎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扑进我的怀中。我紧紧抱住她，跪在地上，双手环绕着她，听着她叫我“爸爸”，一遍又一遍。

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地看着我们，老师跑了过来。

她问：“爱尔芭，这是谁？先生，请问您是……？”

“我是亨利·德坦布尔，爱尔芭的父亲。”

“他是我爸爸！”

老师的双手几乎完全绞在了一起，“先生，爱尔芭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我哑口无言，可是爱尔芭，我的女儿，却能从容应对。

“他是去世了，”她对老师说，“可他不是一直都死的。”

我开始整理思路，“这个很难解释——”

“他是个时错人，”爱尔芭说，“和我一样。”老师完全明白了她的话，可我却被弄得一头雾水。老师的脸在彩妆下有些苍白，但也充满了同情心。爱尔芭捏了捏我的手，暗示让我说些什么。

“呃，老师您叫——”

“库泊。”

“库泊老师，我可以和爱尔芭单独待几分钟么，就在这儿，和她说说话吗？我们平常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嗯……只是……我们正在实地考察……集体……我不能让您把孩子单独带走，再说，我不能确定您就是德坦布尔先生，要知道……”

“我们打电话给妈妈。”爱尔芭说，她在书包里翻了会儿，突然掏出一只手机，她按了一个键，铃声随即响起来，我迅速地意识到机会来了：另一端，有人接起电话，爱尔芭说：“妈妈？……我在美术馆……不，我很好……妈妈，爸爸在这里！告诉库泊老师，他真的是我爸爸，行吗？……哦，太好喽，再见！”她把手机递给我。我迟疑了一会儿，凑了上去。

“克莱尔？”那头传来几声清晰的吸气声。“克莱尔？”

“亨利！哦，天哪，真难以置信！快回家来！”

“我争取……”

“你从什么时间里来的？”

“二〇〇一年，爱尔芭快要出生的时候，”我朝爱尔芭笑了笑，她靠在我身上，把手放在我的手心里。

“还是我过来吧？”

“这样会更快一些。听着，你能告诉老师我就是我吗？”

“当然——我去哪儿找你们？”

“大狮子这里。克莱尔，你越快越好。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爱你。”

“我也爱你，克莱尔。”我犹豫了一下，把手机递给库泊老师，她和克莱尔简短地聊了几句，总之，她同意我把爱尔芭带到美术馆门口，和克莱尔在那里碰头。我谢过库泊老师，她面对这个异常的局面始终相当优雅。我和爱尔芭手牵手走出了摩顿翼楼，走下旋转楼梯，来到中国陶器馆。我的大脑在飞转，我首先该问什么呢？

爱尔芭说：“谢谢你留给我的录像带。妈妈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我的。”什么录像带？“我可以开耶鲁和马氏特了，我现在正在研究沃特斯。”

都是锁，她在学撬锁。“太好了，继续努力。听我说，爱尔芭。”

“嗯，爸爸？”

“什么是时错人？”

“时间坐标错乱的人。”我们坐在唐代瓷龙前面的长凳上，爱尔芭在我对面，两手放在腿上。她看上去和我十岁时一模一样，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爱尔芭还没有出生呢，可她已经在这里了，就像落入凡间的雅典娜。我们坦诚相对。

“知道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爱尔芭笑了，“您好。”她是我见过的最沉着的孩子。我仔细地打量她，她有哪些克莱尔的影子呢？

“我们经常见面么？”

她想了想，“不多。大概已经有一年了。我八岁时见过您几次。”

“我去世那年你几岁？”我屏住呼吸。

“五岁。”天啊，我不知所措了。

“真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个的，是吧？”爱尔芭懊悔万分，我抱住了她。

“没关系，是我问你的呀，不是吗？”我深深吸了口气，“妈妈还好么？”

“还可以，就是伤心。”这句话刺痛了我，我再也不想知道别的了。

“说说你吧，学校好吗？你们学些什么？”

爱尔芭咧开嘴，笑了，“我在学校里倒没学到什么，不过我读了所有的史前工具，还有埃及知识，我和妈妈在看《魔戒》，我还在学皮亚佐拉[皮亚佐拉（Astor Piazzolla），1921年3月生于阿根廷。他的千余部作品，充满个性的音乐生涯和毋庸置疑的阿根廷风格，影响着世界上一代代最优秀的音乐家。他本人也被称为探戈之父]的探戈。”

十岁就拉这个？天啊。“小提琴？你的老师是谁？”

“爷爷。”刚开始我以为她说的是我爷爷，后来才醒悟过来那是指爸爸。太棒了，要是爸爸肯花时间在爱尔芭身上，那她一定很不错了。

“你水平高吗？”这个问题真无礼。

“是啊，我水平很高。”谢天谢地。

“我的音乐从小就不好。”

“爷爷就是这么说的，”她咯咯地笑了，“可你喜欢音乐的。”

“我热爱音乐。只是我不会演奏乐器，我学不会。”

“我听过安妮特奶奶唱歌了！她长得真美。”

“哪张唱片？”

“我亲眼看见的，在抒情歌剧院，她演《阿伊达》。”

她是个时错人，和我一样。哦，真健忘。“你也时间旅行。”

“那当然，”爱尔芭笑得可高兴了，“妈妈常说我和你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肯德里克医生还说我是神童。”

“怎样个神法呢？”

“有时，我可以去我想去的任何时间和地点。”爱尔芭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让我好生嫉妒。

“如果你不想走，你可以停下来么？”

“嗯，不行，”她有点尴尬，“不过我还是挺喜欢的，有时候不太方便……不过很有趣，你知道的，对吗？”对，我知道。

“如果你能随心所欲，那就多来看看我。”

“我试过的，有一次我看见你走在马路上，你和一个金头发的阿姨一起。你看上去很忙的样子。”爱尔芭脸红了，就在这一刹那，看着我的仿佛是克莱尔。

“那是英格里德。我认识你妈妈以前，跟她约会过。”我努力回想，那时我和英格在干吗呢，会让爱尔芭这么不自在？我心中一阵悔恨，竟然给这个懂事又可爱的孩子留下了坏印象。“说到你妈妈，我们出去等她吧。”这时我的耳中传来高频嚣叫，真希望克莱尔能赶在我消失前到来。我和爱尔芭起身快步走到大门的台阶那儿。已是深秋了，爱尔芭没穿外套，我用自己的长大衣把她裹在怀里。我靠在一只狮子身下的大理石石墩上，面朝南方，爱尔芭靠着我，从我胸口探出脑袋，她的身体完全裹在我的大衣里，紧贴着我裸露的身躯。天下着雨，车队在密歇根大街上缓缓游动。这个神奇的孩子给我的无穷爱意，令我深深陶醉，她紧紧地靠着我，仿佛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仿佛我们永远不会分离，仿佛我们拥有一整个世界的时间。我紧紧地粘在这一刻上，与疲乏斗争，与时间强大的引力抗衡。让我留下来吧，我哀求我的身体，上帝啊，时间之父，圣诞老人，一切可能听到我呼唤的神啊！就让我见见克莱尔吧，我会带着平静的心回去。

“妈妈在那！”爱尔芭叫起来。一辆我并不熟悉的白色轿车正加速驶向我们，在十字路口突然停下，克莱尔跳了出来，任凭车子在路中央阻碍着交通。

“亨利！”我试着朝她奔去，她也奔了起来，我瘫倒在台阶上，手臂仍竭力伸向克莱尔：爱尔芭抱着我，大声呼喊着什么。克莱尔离我只有几步远了，我用尽我全部的意志，看着咫尺天涯的克莱尔，奋力清晰地说出：“我爱你。”然后就消失了。该死，真该死！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晚7：20

（克莱尔三十岁，亨利三十八岁）

克莱尔：我躺在后院一张破旧的折叠躺椅上，书和杂志散乱在四周，我肘旁的玻璃杯里，融化的冰块稀释了喝了一半的柠檬水。天开始转凉了，早些时候还有三十度，现在微风习习，蝉儿高唱着它们最后的夏日歌曲。上空飞过十五架喷气机，它们从四面八方纷纷来到奥海尔机场[即芝加哥机场（Chicago O’Hare Airport）]。我的肚子腆在我眼前，让我在此小憩。亨利昨天早上八点就不见了，我开始担心起来，要是我生的时候他不在身边怎么办？要是连孩子都生出来了他还没回来呢？他会不会受伤？他会不会死了？要是我死了呢？这些念头一个个互相追逐，如同过去老太太们常戴的那种古怪的毛皮围巾，先把一头含在嘴里，再一圈圈地绕个不停，我一分钟也忍受不了了。以前我可以忙忙碌碌的，比如，整理工作室、洗一大堆衣服。现在我却躺在我家的后院里，挺着肚子躺在斜阳下……不知道亨利在哪里，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哦，上帝，让他回来吧。就现在。

但什么都没发生。潘内塔先生沿着小路开车回来，车库门“吱吱”地打开又关上；一辆好心情冰激凌车开来又开走；连萤火虫都出来参加夜晚的狂欢了，可是没有亨利。

我越来越饿，亨利不回来做晚饭，我在后院这样硬撑下去真会饿死。爱尔芭在肚子里蠢蠢欲动，我原想起身去厨房找点东西，但最后还是决定，就像以往没有亨利喂我时一样办。我缓慢地一点点站起来，稳稳地走进房间，找到我的钱包，打开一两盏灯，我自己出了前门，并随手锁好。这样走动的感觉真好。我又一次诧异了，为这种诧异而诧异：我身体的某个部分怎会如此庞大，像失败的整形手术，又像非洲部落里那些为了美丽而刻意拉长脖子、嘴唇或耳垂的女人。我努力保持自己和爱尔芭的平衡，仿佛踏着暹罗双人舞的舞步，走向欧普泰国餐馆[欧普泰国餐馆（Opart Thai Restuarant），一家位于林肯广场附近的泰国餐厅]。

餐馆里很凉爽，坐得满满的。我被领到前窗旁的一张桌子边，我要了春卷、豆腐、泰式面条，清淡又安全。我喝下整整一杯水，爱尔芭压到了我的膀胱，于是我去上厕所，回来时，菜已经上桌了。我边吃边想，如果亨利也在的话，我们会说些什么呢？他可能会去哪儿？我在脑海里梳理着记忆，对照起昨天穿裤子时突然消失的亨利和我童年时见到的亨利。这只是消磨时间而已，我只要等他回来听他自己说就行了。也许他已经回来了，我不得不忍住冲动，才没立刻回家看个究竟。菜来了，我把柠檬汁挤在面条上，再把面条送进嘴里。我幻想着爱尔芭那幼小粉嫩的身子蜷缩在我体内，拿着一双精巧的小筷子也在吃泰式面条。我想象她有长长的黑发和绿色的眼睛，她会微笑着说：“谢谢妈妈。”我也会微笑着回答她：“不用谢，我非常乐意。”她有一只毛绒玩具阿尔方佐，爱尔芭还给阿尔方佐吃了些豆腐。我享用完毕，坐着休息了几分钟。隔壁桌旁有人点起了烟。我付完账，起身走了。

我颤颤悠悠地走在西部大道上。一辆汽车满载着波多黎各的大孩子们，从我身边驶过，孩子们对我嚷着什么，我没能听清。回到家门口，我刚要掏钥匙，亨利便打开了门，说道：“感谢上帝！”把我抱住。

我们接吻。见到他我一下子如释重负，过了好几分钟才发现，原来他见到我也一下子如释重负。

“你刚才去哪儿啦？”亨利问。

“欧普。你刚才去哪儿啦？”

“你也没留张字条。我回家，你不在。我以为你去了医院，我打了电话，可他们说你不在……”

我笑起来，停也停不住。亨利困惑地看着我。最后我终于喘上了气，对他说：“你现在总算尝过那滋味了吧。”

亨利微微一笑，“对不起，可我只是——我不知道你当时在哪儿，我有些慌，我以为我错过爱尔芭的出生了。”

“可你去了哪儿？”

亨利神秘地一笑，“等会儿再告诉你。就等一分钟。我们坐下来吧。”

“还是躺下吧。我累坏了。”

“你整天都干吗了？”

“四处躺着呗。”

“可怜的克莱尔，难怪你这么累。”我走进卧室，打开空调，放下窗帘。亨利拐进厨房，几分钟后端着饮料出来了。我在床上安顿好自己，接过一杯姜汁汽水；亨利则踢掉他的鞋子，手捧一杯啤酒，躺在我身边。

“全都告诉我。”

“嗯，”他抬起一根眉毛，张开嘴，又闭上了，“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毫无保留地全都说出来吧。”

“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离奇的事情。”

“比你和我的事还要离奇？”

“还要离奇。我是说，我们之间的感觉还比较自然的，男人遇上女人嘛……”

“比看着你母亲去世一遍又一遍还要离奇？”

“嗯，现在想来，那只是一个不断重复的恐怖场景，我日后一个频繁的噩梦。而刚才的，完全是超现实。”他爱抚着我的肚子，“我去了未来，我真的去那儿了，太真实了，我遇到了我们的女儿，就是这里的。”

“哦，我的天啊。我真妒忌死你了。不过，那可真……”

“是的。她大概十岁。克莱尔，她太棒了——聪明伶俐，很有音乐天赋，还……非常自信，什么问题都难不倒她……”

“她长得什么模样？”

“就是我这样，一个女孩版的我。我是说，她很漂亮，眼睛像你，不过总体看上去更像我一些：黑发，白皙，有些雀斑，嘴巴比我小，耳朵也不朝外翻，头发又长又卷，手形和我完全一样，手指修长，个子也很高……就像一只小猫。”

完美，简直是完美。

“但她也受了我的基因的影响……不过个性却是你的。她特别突出……在美术馆里，我在一群学生中一眼就看到了她，她正在解释约瑟夫·康奈尔的鸟舍，她说康奈尔当时非常悲痛……不知怎么的，我就认出了她。而她本来就认识我。”

“嗯，我一直希望这样，”我不得不问，“那她……也是……”

亨利犹豫着，“是的，”他最后还是说了。“她是的。”我们都沉默了，他触摸着我的脸。“我知道。”

我想要哭。

“克莱尔，她看上去很开心。我问过她——她说她喜欢那样。”亨利微笑着说，“她说很有趣。”

我们都笑出了声，开始有点惆怅，可后来我突然想通了，然后我们开怀大笑起来，直到脸都抽了筋，直到泪水哗哗流下来。因为，当然，很有趣。非常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