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一年九月五日，星期三—二〇〇一年九月六日，星期四（亨利三十八岁，克莱尔三十岁）

亨利：一整天，克莱尔在屋子里就像只老虎似的转来转去，阵痛每过二十分钟左右就袭击她一次。“尽量去睡睡吧。”我对她说，她刚躺下几分钟，就又起来了，直到凌晨两点才终于睡着。我躺在她身旁，清醒地看她呼吸，听她发出焦躁的声音，爱抚她的头发。尽管我知道结果，尽管我亲眼见到她没事，见到爱尔芭也没事，可我还是担心。三点三十分，克莱尔醒了。

“我想去医院。”她对我说。

“我们叫辆出租车好么？”我说，“实在太晚了。”

“高梅兹说随时都可以给他打电话。”

“好吧，”我拨了高梅兹和查丽丝家的电话，铃声响过十六下以后，高梅兹才接起来，他的声音听上去像是从海底传来的。

“嗯？”高梅兹说。

“喂，革命同志。时候到了。”

他咕哝了一句像是“麻尚倒”之类的，查丽丝便把电话抢了过去，说他们马上就到。我挂上电话，又打给蒙田医生，我留了言，请她打过来。克莱尔四肢撑住身子，前后左右地摇晃。我帮她下了床。

“克莱尔？”

她抬头看我，身体还在摇晃。“亨利……当时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决定？”

“想想一切都结束后，他们会递给你一个孩子，让你永远留着。”

“噢，真好。”

十五分钟后，我们正往高梅兹的富豪轿车上爬。高梅兹打着哈欠帮忙把克莱尔搬进了后排。“休想让羊水弄湿我的车子。”他友善地对克莱尔说。查丽丝冲进房间找了些垃圾袋，铺在座位上。我们钻进车里，然后车子开动了。克莱尔靠在我身上，紧紧拽住我的手。

“不要离开我。”她说。

“我不会的。”我对她说。迎上后视镜里高梅兹的眼睛。

“疼起来了，”克莱尔叫着，“哦，天，疼！”

“想想别的，想想开心的事情。”我说。我们的车沿西部大道朝南一路飞驰，路上几乎没有别的车辆。

“和我说说……”

我在脑海中搜索，想起最近去克莱尔童年的事。“记得你十二岁时，我们去湖边么？我们还一起游泳，你告诉我你当时来月经了？”克莱尔紧紧抓着我的手，几乎把我的骨头都要捏碎了。

“我说过么？”

“是的，你有点害羞，可也特别自豪……你穿了件粉色和绿色相间的比基尼，黄色太阳眼镜的镜架上还印着很多心。”

“我记得——啊！——哦，亨利，疼啊，疼啊！”

查丽丝转过身来说：“挺住，克莱尔，是因为孩子压住你的脊椎了，你转个身，好么？”克莱尔尝试着改变体位。

“我们到了。”高梅兹说着把车开进仁爱医院[仁爱医院（Mercy Hospital），建于1852年，是芝加哥第一家医院，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急诊区的下客处。

“羊水要破了。”克莱尔说。高梅兹跳下来，我们小心地把克莱尔从车里移出。她坚持了两步，羊水就出来了。

“真是不早不晚，小猫咪。”高梅兹说。查丽丝拿着病历卡冲在最前面，我和高梅兹扶着克莱尔缓缓穿过急诊室，沿着过道进入妇产科区。护士们漫不经心地为她准备病房时，她直立着倚在护士台边。

“别离开我。”克莱尔轻声说。

“我不会的。”我再次让她放心。我真希望自己能有如此的把握，我开始觉得冷，有些想吐。克莱尔转身靠着我，我双手抱住她，中间是那个圆圆硬硬的孩子。出来，出来，不管你在哪儿。克莱尔开始喘气。一个胖胖的金发护士走过来，告诉我们病房已准备好了。我们一个跟着一个进去，克莱尔立刻手膝撑地，趴了下来。查丽丝安置起东西，把衣服和洗漱用品分别放进衣柜和浴室。我和高梅兹站在一旁看着克莱尔干瞪眼，插不上手。她呻吟着，我们面面相觑，高梅兹耸了耸肩。

查丽丝说：“克莱尔，你想洗个澡么？泡泡热水会舒服些。”

克莱尔点点头，查丽丝朝高梅兹挥了挥手，意思是嘘。高梅兹说：“我出去抽根烟。”然后就走了。

“我要留下来吗？”我问克莱尔。

“当然要！别走——站在我能看见你的地方。”

“好吧。”我走进卫生间，拧开水龙头，医院的浴室总是让人浑身不自在，闻上去都是千篇一律廉价香皂混着腐朽肉体的味道。

“亨利！你在那儿么？”克莱尔喊起来。

我把头伸进房间，“我在。”

“留在这里。”克莱尔命令我，查丽丝来浴室接替我的位置。克莱尔发出一声惨叫，那是深深绝望之下的痛苦，我从未听过人类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我都对她干了些什么啊？我想起十二岁的克莱尔，她第一次穿比基尼，在湖滩上大笑着，全身粘满湿湿的沙子，坐在毛毯上。哦，克莱尔，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一个年长的黑人护士走进来，测量克莱尔的宫颈。

“好姑娘。”她轻声对克莱尔说，“六厘米。”

克莱尔点点头，笑了，做了个鬼脸。她抱着肚子，弯下身，呻吟声更响了，我和护士赶忙过去扶她。克莱尔张着嘴巴喘气，然后尖叫起来。爱密特·蒙田一进房间，便向她冲来。

“宝贝宝贝宝贝，嘘——”护士叽叽呱呱地对蒙田医生讲了一大通专业术语，我一句也没听懂。克莱尔在抽泣。我清了清喉咙，声音像从乌鸦嗓子里冒出来似的。“脊椎麻醉怎么样？”

“克莱尔？”

克莱尔点点头。人们带着管子、针头和仪器依次进来，我坐着紧握住克莱尔的手，看着她的脸，她躺在她那一侧，独自悲嗥。麻醉医师支起一根静脉注射架，一针打进她的脊椎，她的脸完全被汗水和泪水浸透了。蒙田医生给她做了检查，对着胎儿观测仪皱了皱眉。

“怎么？”克莱尔问她，“有问题？”

“心跳非常快。她害怕了，你的小女儿。克莱尔，你必须镇静，这样孩子才会镇静，知道么？”

“太疼了啊。”

“那是因为她比较大，”爱密特·蒙田的声音从容而宽慰。那位魁梧的麻醉师伏在克莱尔上方，他留着海象髭，厌烦地看着我。“现在我们要给你点鸡尾酒，嗯，一些麻醉药，一些止痛剂，你就会放松了，孩子也会放松的，好么？”克莱尔点点头，好的。蒙田医生笑了，“亨利，你还好吗？”

“不是很放松，”我努力想笑一下，不管他们给克莱尔用什么药，对我也都合适。眼前略微有一些重影，我猛吸了口气，它们才暂时消失。

“情况有所好转，看到了么？”蒙田医生说，“就像乌云过去一样，疼痛也会走的，无论从哪儿惹上了它，都把它扔到路边，随它去，你和你的小家伙仍在这儿，不是么？这里很好，我们慢慢来，不慌不忙地……”紧张渐渐从克莱尔的脸上消失，她盯着蒙田医生，仪器“嘀嘀”地叫着。屋里有些昏暗，外面，太阳升了起来。蒙田医生观测着胎儿监视仪，“告诉她你很好，她也很好。给她唱首歌，好么？”

“爱尔芭，没事噢，”克莱尔柔声说，她看着我，“那首说一对爱人坐在毯子上的诗。”

我一下子懵了，过了一会才想起来。在众人面前背诵里尔克的诗歌，还真有些不自在。我开始了，“Engel！Es wäre ein Platz, den wir nicht wissen——”

“用英文啊。”克莱尔打断我。

“不好意思，”我换了换姿势，坐到克莱尔的肚子旁，背对着查丽丝、医生和护士们，我把手伸进克莱尔扣得好好的衬衣里，隔着她滚烫的腹部，感受爱尔芭身体的轮廓。

“天使！”我对克莱尔说，好像我们是在自己的床上，好像我们只是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一宿没睡而已。

天使！会有一个广场是我们所不知的，在那里，

在那不可言述的地毯上，那对恋爱着的人儿，那对

在此地永远

也达不到能够的，会表演他们令人心脏为之悬起的

种种大胆高耸的造型，

他们由欲望成就的塔楼，他们久久的，

因为从来没有地面，仅倚架在

彼此身上的梯子，颤抖着，——而能够了，

在围聚的观众面前，无数无声的死者：

那么他们会把他们最后的、一直储蓄着的、

一直秘藏着的、我们不认得的、永恒

通用的福祉的硬币扔到那张满足了的

地毯上那一对终于发自内心地微笑着的

情侣脚前么？[选自刘皓明译《杜伊诺哀歌·第五哀歌》]

“好了，”蒙田医生关掉了监视仪，“大家都很沉静。”她朝我们笑了笑，轻快地走出病房，护士们紧随其后。我无意中看见了麻醉师，他的表情仿佛在说，究竟哪来的娘娘腔啊？

克莱尔：太阳升起来了，我全身麻木地躺在这间粉色的房间里，躺在这张陌生的床上。我的子宫，就是那片异国他乡，爱尔芭正朝家的方向爬去，或者朝离家的方向爬去。疼痛离去了，可我知道它并没走远，它此刻正潜伏在某个角落或是床底，它会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猛地反扑回来。抽搐，在遥远的地方来来回回，好像阵阵铃声穿过重雾不再响亮。亨利躺在我身边，人们进进出出。我想吐，却没有吐出来。查丽丝递给我一纸杯的刨冰，口感像是陈年的积雪。我看着那些管子和不停闪烁的小红灯，不由想起了妈妈。我呼吸着，亨利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紧张而愁苦。我又突然担心起他会消失。“我没事。”我对他说。他点点头，抚摸起我的肚子。我流着汗，这里太热了。护士们进来给我做检查，爱密特也给我检查。在这些人中间，我觉得自己和爱尔芭是那么孤单。没事的，我对她说，你表现很好，你没有弄疼我。亨利站起来，来回地走个不停，直到我把他叫住。我感到自己全身的器官都变成了生物，每件都有自己的行程安排，都有自己的火车要赶。爱尔芭用头在我的身体里钻隧道，我的骨肉开凿着我自己的骨肉，把深处挖得更深。我想象她在我的身体里游泳，想象她落入清晨平静的池塘，在她的急冲之下，水流荡漾开来。我想象她的脸，我想看见她的脸。我告诉麻醉师说我想摸些东西，麻木感渐渐褪去，疼痛又涌了上来，不过这次疼得不一样，是那种可以忍受的疼痛。时间继续前行。

时间继续前行，疼痛潮起潮落，就像一个女人站在熨衣板前，前后来回地熨烫一张白桌布。爱密特走过来，说时间到了，该去产房了。剃光体毛，全身消毒。然后我被搬上了滚轮床，穿越过道，一块块天花板匆匆离去，我和爱尔芭正被推着临近那个照面的瞬间，亨利就走在我们旁边。产房里的每样东西都是绿色和白色的，除臭剂的味道，让我想到埃塔，我真想叫埃塔过来，可她却远在草地云雀屋。我脸朝上看了看亨利，他穿着手术助理服，我觉得奇怪，此刻我们应该待在家里才对。接着，爱尔芭好像涌动起来朝外顶，我也禁不住把她往外挤，一次又一次，像一场游戏，像一首歌曲。有人说，嗨，爸爸去哪儿啦？我环顾四周，亨利不见了，他居然不见了，上帝应当诅咒这个家伙，不，上帝，我不是故意的。就在此时，爱尔芭出来了，我也看见了亨利，他跌跌撞撞地重返我的视野，晕头转向又赤身裸体，可重要的是，他在这里！爱密特说我的天啊！然后又说，她的头冒出来了，我用力一挤，爱尔芭的头出来了，我伸手下去触摸她的头，那精巧的、湿滑、天鹅绒般的头顶。我继续挤呀挤，爱尔芭终于落入亨利期盼已久的双手中，只听有人说了声，哦！我一下子腾空了，放松了。我听见一下奇怪的声音，仿佛胶木老唱片上的唱针被放错了地方似的。爱尔芭啼哭起来，她立即存在于此了，有人把她抱过来，放在我的肚子上，我向下看到她的脸，爱尔芭的脸，粉红的，都是皱痕，她的头发真黑，眼睛盲目地搜寻，她的双手伸向前方，爱尔芭自己爬到我的胸口，停下来，筋疲力尽了，因为她的用力，因为眼前纯粹的一切。

亨利朝我倾过身来，触摸着她的前额，喊道：“爱尔芭。”

后来：

克莱尔：这是爱尔芭在世界上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抱着她，四周都是气球、泰迪熊和鲜花。亨利盘腿坐在地板上为我们拍照。爱尔芭刚吃过奶，小嘴唇上吐出初乳的泡沫，然后她睡着了，靠在我的睡衣上，就像一只肌肤和液体做的袋子，柔软而温暖。亨利拍完一卷胶卷，打开照相机的后盖。

“喂，”我突然想起来，“你去哪儿了？在产房里的时候？”

亨利笑了，“你知道么，我还希望没被你看到呢。我还以为你思想太集中了——”

“你那时去哪儿了？”

“是半夜，我在我以前的小学门口漫无目的地转悠。”

“你转了多久？”我问他。

“哦，天啊，好几个小时。我离开的时候，天都快亮了。当时是冬天，他们都把暖气关上了，我离开了多久呢？”

“我不太清楚，大概五分钟吧。”

亨利摇着脑袋，“我都要急疯了。我，我丢下你，居然在福朗西斯派克小学的走廊里游荡……我简直……我太……”亨利笑了，“但结果还不错，嗯？”

我也笑了，“‘结果好，一切都好。’”

“汝之言，何其明智也。”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亨利说：“请进！”理查走了进来，他停住，犹豫了一下。亨利转身喊道：“爸爸——”他愣了一下，接着从床边跳起，说：“快进来，这边坐。”理查捧着鲜花和一只小泰迪熊，亨利把它和窗台上的其他熊放在一起。

“克莱尔，”理查说，“我——恭喜你啊！”他缓缓地坐到床脚边的椅子上。

“嗯，您想抱抱她么？”亨利柔声问。理查点点头，不过还是望了望我，看我是否同意。理查看起来几天没有睡觉，衬衫也该去熨一下了，他的身体一股汗臭，还有那种过期啤酒难闻的碘味。虽然我也并不确定，但还是给了他一个微笑。我把爱尔芭递给亨利，亨利又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进理查笨拙的臂弯里。爱尔芭抬起粉红的小脸，看了看胡子拉碴的理查，然后钻到他的胸口寻奶头，过了一会，她放弃了，打了哈欠继续睡觉。他笑了，我已经忘记理查的微笑如何改变了他的脸。

“她很美，”他对我说，然后，他也对亨利说：“长得像你母亲。”

亨利点点头，“爸，她可是你的小提琴家，”他笑了，“只不过中间隔了一代。”

“小提琴家？”理查看着熟睡的宝宝，黑色的头发和一双小嫩手。此刻的爱尔芭根本没有一点小提琴家的样子。“小提琴家？”他摇摇头，“可你怎么——不，没关系。这么说，你是个小提琴家呀，你现在就会拉么，小姑娘？”爱尔芭微微吐出舌头，我们都笑了。

“她再大一点，就需要有个老师了。”我建议。

“老师？哦……对，你们不会把她交给那些铃木白痴[一种小提琴教学法，由日本小提琴家、音乐教育家铃木镇一博士所创]吧？”理查问。

亨利咳嗽了一下，“呃，事实上我们希望，如果您平时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理查明白了。我真高兴他领会了，他终于意识到有人需要他，只能是他亲自来教他的孙女啊。

“我很乐意。”他说。爱尔芭的未来就如同一条红地毯，从这一刻起铺展开来，直到视线的尽头。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二（克莱尔三十岁，亨利三十八岁）

克莱尔：六点四十三分，我醒来，亨利不在床上，爱尔芭也不在她的婴儿床里。我胸部疼，阴部疼，浑身都疼。我小心地下床，走到卫生间，缓缓地穿过走廊和餐厅。客厅里，亨利抱着爱尔芭正坐在沙发上，小黑白电视机的声音很轻，他也没看，爱尔芭睡着了。我坐到亨利旁边，他搂住了我。

“你怎么起来了？”我问他，“我听你说还要再过一两个小时呢。”电视荧屏上，气象预报员微笑着指着一张中西部地区的卫星云图。

“我睡不着，”亨利说，“我想再多听一会这个正常的世界。”

“哦。”我把头靠在亨利肩上，闭上眼睛。当我再睁开眼时，上一个手机广告刚结束，下一个瓶装水广告又开始了。亨利把爱尔芭递给我，站起来。我听见他去做早饭了。爱尔芭醒过来，我解开睡袍给她喂奶。我的乳头又疼了。我看着电视里一个金发主播向我说着什么，满面笑容，另外一个亚裔女主播，和他一起，也对着我有说有笑的。市政厅里，戴利市长[戴利市长（Richard M.Daley），第四十五任芝加哥市长，1989年上任，1991、1995、1999、2003年均连选连任]正在回答问题。我打起小盹，爱尔芭还在吮我的奶水。亨利端来一盘鸡蛋、吐司面包和橙汁。我想要咖啡，亨利一定是不声不响地在厨房里先喝了，我能从他的呼吸里闻出来。他把托盘放在咖啡桌上，又把盘子放到我的大腿上。爱尔芭吮奶的时候，我吃了鸡蛋。亨利把蛋黄涂在他的吐司上。电视里一群孩子坐着雪橇从草地上滑过，为了展示某种洗衣粉的效果。我们吃完了，爱尔芭也吃完了。我拍拍她的背，亨利把盘子都收进厨房。他一回来，我便把孩子交给他，直奔卫生间。我冲了澡，水热得让人受不了，不过这下子原本酸痛的身体像是到了天堂一般。我呼吸着雾气腾腾的空气，小心翼翼地擦干皮肤，在嘴唇、乳房、肚子上抹了止痛香膏。镜子上都是水蒸气，我也不用照了。我梳了头发，穿好运动裤和羊毛衫。我觉得自己畸形了，瘪缩了。客厅里，亨利坐着打盹，而爱尔芭正在吮她的拇指。我坐下来，爱尔芭睁开眼睛，发出猫一般的叫声。她把拇指从嘴里拿出来，一脸迷茫。一辆吉普车穿越了沙漠。亨利已经调到了静音，他用手指揉了揉眼睛。我很快又睡着了。

亨利说：“克莱尔，醒醒。”我睁开眼睛。打转的电视画面。一条城市街道。一片天空。一座着了火的白色摩天高楼。一架飞机，像玩具一样，慢慢飞进第二座白色高楼。火焰无声地蔓延。亨利调响了声音，“哦，上帝！”电视里一个声音不停地说，“哦，上帝！”

二〇〇二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二（克莱尔三十一岁）

克莱尔：我要给爱尔芭画幅像。这一刻，她已经九个月零五天了。她仰面躺在一块浅蓝色的小法兰绒毯子上，毯子下面还有一条中国毛毯，黄褐色中间杂着一些洋红色。我刚给她喂完奶，乳房很轻，几乎空荡荡的。爱尔芭困极了，于是我从后门出去，穿过后院，来到我自己的工作室，感觉好极了。

我在工作室的门口站了整整一分钟，呼吸，尘封已久的工作室发出淡淡的霉味。我在板夹里搜索，找到一些像牛皮一样的柿棕色的纸，然后抓起一把彩色蜡笔和别的工具，还有一块画板，（带着一些由惋惜而起的痛苦）关上门，回到房子里。

房间很安静，亨利上班去了（我希望是如此），我能听见洗衣机在地下室里搅动的声响，空调在呜咽，林肯大街上远远传来车辆的喧嚣。我坐在爱尔芭旁边的毛毯上，梯形的阳光一点一点从她肥肥的小脚旁挪上来，再过半个小时，就能完全铺洒在她身上了。

我把纸夹在画板上，把蜡笔散在毛毯周围，可以随手取到。我握着铅笔，注视我的女儿。

爱尔芭睡得很熟，她的胸缓缓地上下起伏，我能听见她每次吐气时柔和的哼哼声，她会不会感冒了？六月的午后很暖和，爱尔芭全身上下只有一条尿布。她的脸红扑扑的，左手有节奏地握紧又松开。或许她梦到了音乐。

趁着爱尔芭转头朝我的这会儿，我开始勾勒她的头部轮廓，其实我倒没有刻意先画这里。我的手像地震仪指针一样不停地在纸上运动，通过眼睛的把握，记录爱尔芭的脸庞。她下巴上肥肥的肉遮住了脖子，她踢腿时，膝盖的凹陷发生了微小的变化，过后又恢复到原样。我的铅笔记录下爱尔芭饱满凸起的肚子，一直画到她的尿布上方才隐没，一道陡峭的、呈一定角度的线条穿过她圆滚滚的曲线。我端详着画纸，修改爱尔芭腿部的弯度，重新画下她右臂与身体之间的那道皱褶。

我开始用蜡笔着色，我用白色勾勒出高光的部位——从她的小鼻子下来，一路经过她的左侧，穿过一只只指关节，她的尿布以及左脚外沿。然后我用墨绿色和深蓝色粗粗地打上阴影，爱尔芭的身体右侧临界毛毯的地方有块深深的阴影。就像原本一池的水，我往其中充满了实体。现在画上的爱尔芭一下子变得立体了，从纸上突现出来。

我用两支粉红色的蜡笔，一支是类似贝壳内壁的浅粉色，另一支则是生金枪鱼的肉粉色。我迅速几笔抹上爱尔芭的皮肤，仿佛爱尔芭的皮肤早就隐藏在纸里，我只是去掉一些透明的遮挡层而已。在这着了色的皮肤上，我用冷紫罗兰色勾出爱尔芭的耳朵、鼻子和嘴（她的嘴微微开启，形成一个小“O”字），她黑而浓厚的头发则呈现出深蓝色、黑色和红色的混合。我小心地处理她的眉毛，真像两条调皮的毛毛虫在她脸上安了家。

现在，阳光已经罩住了爱尔芭。她动弹着，一只小手遮住眼睛，发出一声叹息。我在画面底部记下她的名字、我的名字以及日期。

画完成了，它是一个记载——我爱你，我生下你，我也为你画了这幅画——当我走了，亨利走了，甚至爱尔芭也走了，它会继续告诉人们，我们创造了你，你就在这里，此时此地。

爱尔芭睁开眼睛，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