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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黄金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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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友秀树 二〇〇七年 八月一日 上午,九点三十五分。乡田检察长隔着茶几坐在大友秀树正对面的沙发上,他的旁边是柊副检察长——X地级检察厅地位最高的两个人。 这里是地级检察厅最宽敞、人口密度最低的办公室,检察长室。 乡田一到检察厅大友就缠上了他,让他看了自己和椎名熬夜赶出来的报告。 天快亮时大友才勉强睡了两个小时,整个人感觉头重脚轻,可现在顾不上计较这些。他尽量让自己看起来精神抖擞,向二位长官申请办案许可。 “了不起。光看数据就能得出这些结论……”柊副检察长身子略微前倾,感叹道。 “大部分都是椎名助理检察官分析出来的。” “哦,是那个小学究呀。这人才还是看你怎么用啊。”柊副检察长的嘴角带着微笑。 乡田检察长深深地靠在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报告。毛毛虫般粗壮的手指在纸上往来穿梭。 乡田和柊在很多方面恰好相反。看乡田的身体就知道他以前大学社团是搞体育的,大块头,看上去精神开朗。柊则是小个子,纤细,面容也是沟壑分明。然而,他们二人性格和外表都是截然相反。乡田小气而神经质,不太喜欢摩擦和混乱。柊则相对更加处变不惊,可能因为在特别搜查部锻炼过。 在这种场合下,柊副检察长更值得信赖,可是独立侦查属于非常规措施,必须得到乡田的允许。 检察官的世界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地级检察厅好比一座城堡,检察长就是王,拥有绝对权力。士兵在战斗之前得先获得王的首肯。 然而…… “我认为大型连环杀人还在进行之中。请您批准我办案。” 大友再次低下头恳求乡田。 “会不会让县警那边太没面子?”乡田说话时还盯着报告书,头也没抬。 他的反应早在大友预料之中,但亲耳听到后还是感到眼前一黑。耳朵里再次疼痛起来。 如果大友等人推测属实,大型连环谋杀案正在进行中,那就代表警察那边在检视尸体时错过了重要线索。这不光是颜面扫地的事,恐怕连领导都得撤职。这正是乡田放心不下的地方。这位检察官觉得维护和警察之间的关系更重要,而不是让真相大白。 许多无辜的生命可能正在牺牲! 大友不禁想要放声怒吼,他拼命地忍耐着。 “不会,这么大的事,他们到头来还得感谢我们呢。” 柊开口道。他是一条救命的船,他没有让人失望。正因为如此,大友才刻意避开跟检察长直接谈判而让副检察长也一起出席。 “是吗?”乡田向柊投去询问的眼神。柊点头。 乡田有时候很依赖柊的决断能力。即使乡田对独立搜查持保守态度,如果有柊推一把的话还是可以通过的,这是大友的推测。 “是。警察那边当然不好过,但两边本来也不是哥儿俩好的关系。有时候让他们服个软,说不定以后更好办事。而且,如果这次真的是刑事案件,我们单方面独立侦查到最后那也不大现实。证据搜集到一定程度之后,肯定还得和县警那边合作办案吧。一宗大型连环杀人案,警察没发现,我们检察厅替他们料理好再送到他们嘴边。这可是个大人情,也能提升检察厅的声望。” 柊口中的检察厅,等同于乡田检察长。 乡田长叹了口气,可能对名誉的渴望让他心动了吧。他将报告放在茶几上,故作姿态地抱起胳膊闭目沉思起来。他肯定没在思考,只不过难以下定决心而已。 “大友,你会自己负起责任好好干的对不对?” 柊给出了一个台阶。他的意思是万一有任何闪失都是大友一个人扛。 “是。”大友点头。 表忠心——功绩全部属于王,失败的责任全归自己。这是一个仪式,为的就是获得王的首肯。 “那我们就试试吧。”乡田来了这么一句。 成了。大友在内心做出了庆祝胜利的姿势,表面上却强装镇定。 “谢谢您。” “不过大友,你具体是怎么打算的?尸体可早都烧没了。” 柊投来锐利的眼神。他真不简单,直击要害。 如果真的存在多次连环杀人,尸体作为最重要的证据却已经不存在了。甚至眼下可能找不出任何证据,现场也没有保护。说大友和椎名所做的分析是一纸空谈他们也无法反驳。 “既然获准立案了,今天我就以协助调查的名义把他带回来。发现任何一点破绽就立刻对他家进行搜查。该做的都做一遍,剩下的就看能找出什么来一决胜负了。” “嗯,也只能这样了。”柊点头。 对,只能先动手再说。 每三十天杀一个人,持续三年以上,最少三十六人。杀了这么多人,肯定会留下什么线索。 当然也许自己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根本不存在什么连环杀人。数据的偏差可能因为某个意想不到的原因。那也没关系,甚至那样反而更好。 “能推测出动机吗?如果那名男性真是凶手,那么他只杀老年人,而且是护理需求高的老年人的理由是什么?”柊继续问道。 从尸检报告上来看,不像是为了抢夺钱财,也没有猎奇到去损坏尸体。如果真发生过相关情况应该早就立案调查了。 “这只是我个人推测,”大友先说了这么一句之后继续回答道,“根据目前已知的情况,凶手并未通过谋杀老人直接获取任何利益。那么就可以认为,杀人本身就是他的目的。” “杀人就是动机?” “没错。”大友点头。 换句话说,这叫作“自我满足”。比如在警察眼皮子底下完成谋杀的成就感,又比如说,夺人性命时那种无所不能的优越感。 因为这样的目的去杀人,比因为欲望去杀人更为邪恶。在罪刑法定原则下二者是同等性质的犯罪,可是前者作为人的罪孽更为深重。至少在秉持性善论的大友看来是这样。 “唉,总之——”柊放下报告瞥了一眼乡田,“如果真的存在多次连环谋杀,决不能坐视不管。大友,你去吧。” 大友听得出来,柊有意加重了语气。他以同样郑重的语气回答:“是。” 大友有一种预感。 被他们视作罪犯的人——“他”可能正是那种精神变态的人。 生来不知良心和善意为何物,是一种从根本上否定性善论的存在。终于要跟这种人正面交锋了,大友心想。 ★ “他” 二〇〇七年 八月一日 同一天,上午十点二十二分。“他”整个人躺在床上,眯起眼睛看着天花板。做好所有收尾工作再回到自己家时,大约六点了。“他”感到身心俱疲,浑浑噩噩,却无法熟睡。 “他”茫然地想到了工作上的事。 本来人手就不够了,现在又少了个重要员工。 接下来八贺护理站还能正常运作吗? 从这个意义上讲,昨晚的杀人是多此一举。 心深深地沉了下去。 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声音低沉,咚咚两声。接下来有人喊了“他”的名字,并不是熟悉的声音。 平时很少有人上家来找“他”。 心里开始忐忑。 但“他”并不打算装出家里没人的样子。 既然该来的总是会来,那就坦然面对吧。 “他”下床来到门口。 “来了。”透过猫眼,可以看见两个男人站在门口。 心中的忐忑并未停止。 “谁呀……” “他”半开了门。 其中一名男子是粗眉毛,给人感觉有点像狗;另一名男子戴眼镜,一头浓密的天然卷,活像一颗细长的花椰菜。 像狗的那个开口道:“我们是X地级检察厅的。” “是警察吗?”他下意识地反问道。 “不是,是检察官。”对方订正道。 二人自报姓名,像狗的那个叫大友,像花椰菜的叫椎名。 管他是警察还是检察官,对“他”来说差别都不大,都是抓捕有罪的人并加以惩罚的人。 该来的还是来了。 “我们在查一个案子,想请您协助调查。因为稍有些复杂,可以请您跟我们回一趟检察厅吗?” 这位叫大友的检察官看上去挺绅士,但一眼就能看出来,他的绅士是装出来的。 “他”闭上眼睛,深呼吸了三次。 冷静,冷静,冷静。 觉悟不是早就有了吗? 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接下来才是关键。 “您怎么了?” 睁开双眼,检察官正讶异地看着自己。 “没事,什么事都没有。我知道了,我们走吧。” “他”朝对方笑了一下,回答道。 ★ 大友秀树 二〇〇七年 八月一日 同一天,上午十点五十四分。针对“他”的调查取证在X地级检察厅的检察官办公室里开始了。 拿到立案调查的许可书后,大友秀树去了“他”家。地址在和工作单位所在地八贺市相邻的埜日市,一栋木结构简易楼里的一间,房子看上去也有年头了。门外没装门铃,敲几下门之后,“他”就来开门了。大友二人亮明检察官身份时,“他”多少表现得有些惊讶。要求“他”回来协助调查,“他”就闭上眼睛,似乎在调整心态,然后就笑着答应了。看“他”的反应,大友觉得应该是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大友和“他”分别在审讯桌的两边相对而坐。椎名则在一旁打开了用来记录的笔记本电脑。 空调故意调弱了些,为的是让室内稍微保持一点闷热。 “在休息日把您叫来实在是抱歉。” 大友在说话的同时重新打量了“他”一番。 那一头白发可能因为没时间打理而显得干枯,气色看起来也不好,深陷的眼窝下略微有些黑眼圈。整个人看上去比员工资料上照片里的他更为苍老。 大友还是觉得这张脸好像在哪里见过,但就是想不起来。 “他”十分安静,至少表面上看没有不安和恐慌。 “有什么事要问我呢?” “他”赶在大友开口前以明白清晰的口吻问道,声调有些偏高,跟外表完全不相称,给人感觉就像译制片选错了配音演员。 如此沉着镇静的表现,反而让大友更为确定了。 这个人果然是早有心理准备,要像这样接受审讯了。 “我想问的,是关于您工作单位‘八贺护理站’的事。”大友直勾勾地盯着“他”说道。 来吧,一决胜负。 大友在桌上摊开几份材料。 眼下没有证据能够直接证实连环杀人案的存在。“他”的证词尤为重要。如果说本场审讯毫无收获,案件调查被迫终止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所以没什么好保留的,手里有牌上来就要打出去。 大友有条有理地解释了八贺护理站客户中有很多非正常死亡的,指出这不合常理。 “我们对这个事很关注。这么说吧,我们认为这些非正常死亡是在人为因素下发生的,很有可能是谋杀。” “他”睁着深陷的眼睛凝视着桌上的材料,随后自言自语似的说了句:“没想到……” 由于“他”略微低垂着头,面部表情不易看清,也不知道是真的吃惊还是做做样子。 很快“他”又抬起头看向大友。可能因为兴奋吧,脸上有了些血色。 “不是为了昨天的事儿啊?” 昨天的事? 大友没能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什么意思?” “啊,没什么……”含蓄地笑了一下后,“他”继续道,“跟我以为的有点不一样。” 跟以为的不一样? 大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怎么不一样,但从这句话里至少能知道“他”确实是早有准备。 “他”继续问道: “检察官先生,那为什么要找我问话呢?你们还掌握了其他什么情况吗?” “他”的眼睛直勾勾地望了过来。 大友觉得整个后背都在冒汗,当然并不是因为室温。 “请您看看这个。” 大友翻动材料,拿出那张非正常死亡的发生和“他”工作时间相互间关系的表格。 “我们对照了非正常死亡的时间和森林八贺护理站里所有业务员的上岗时间,发现在您不上班的时间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率非常高。” 大友听见“他”深吸了一口气。 当“他”再次抬起双眼时,竟然主动直视大友,像是某种试探。 “你们怀疑我利用休息日去谋杀公司客户?” “他”的话里每一个字的发音都缓慢而精确,嘴角轻微上扬,眼角微微下垂。 竟然在笑? 大友一下子不知该如何回应。 大友觉得自己沉默了很久,虽然现实中只是几秒,他随后点了点头。 “是的。” 这次“他”的笑容更明显了:“检察官先生,那么你们认为我是用什么方法杀的人?” “他”这句话背后的真实意图很难判断。 像这样说话的人绝不可能是无辜的。只凭这一点大友就确定无疑,眼前的男子就是凶手。 大友注视着“他”,额头不觉间渗出了汗珠。 “承不承认?” 大友放弃了无意义的客套。 “他”没有回答,只是云淡风轻地笑。敌我之间相隔不到一米,却仿佛两个截然相反的季节。 “他”被质疑谋杀,却未显出一丝惶恐和困惑,甚至给人感觉“他”在期待着什么。 不管“他”是坦白还是否认,这种气质跟迄今为止大友接触过的犯罪嫌疑人显然都不一样。 “他”是想抵赖到底? 不知道。但既然做了,就得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大友找回他最根本的使命感,鼓舞着自己。 “你设法隐瞒了谋杀的事实。” 大友故意放弃了“您”而改称之为“你”,宣告了他的假设。如果所言属实,必然会造成对方的动摇。 完美犯罪。 这四个字常在推理小说里出现。 在现实生活中,想在谋杀案里完成完美犯罪极为困难。 在日本单看谋杀案,检举率约为百分之九十五。媒体大肆报道的无头案不过是极为罕见的个例。 警方对谋杀案的侦查之彻底,可以用“事无巨细”来形容。他们收集现场所有可能搜集到的证据,对被害人的社会关系也会进行细致入微地反复排查。 杀人这么大的事,不可能没有一丝破绽,证据一定会留下。哪怕是一根头发丝这样微乎其微的线索,警方都可以通过它找到犯罪嫌疑人。 一旦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就代表了案件的终结,哪怕是手法完美至极的密室杀人也没有用。甚至都不用破解手法,凭借反复排查审讯即可使凶手认罪。不管在哪个县,负责谋杀案的都是能力极强的王牌刑警。最能发挥他们强大能力的环节就是审讯。在封闭环境下实施的审讯,其残酷程度超乎人想象。最长二十天的拘留时限,通过变更犯罪嫌疑实施二次逮捕的方式可以无数次地延长。一般人在这个过程中绝无守住秘密的可能。 被警方认定为谋杀案并展开调查的瞬间就几乎等同于宣告有罪。只要被立案侦查,就不存在完美犯罪一说。 若是相反的情况则有可能,也就是不被立案侦查。警方没有将事件定性为刑事案件,不展开侦查,那么完美犯罪就可以成立。完成长期多次连环杀人只有这一种可能。 当然,正常情况下杀人事实不可能隐瞒。但满足某些特定条件时它将变得可能。 “你专门选择老年人实施谋杀。而且是护理需求等级高、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以弱者为目标的卑劣犯罪。大友觉得自己的话仿佛成了火种,胸中的愤怒随之沸腾。 “你尤其注意两点,一是行凶时不被任何人发现。这跟入室行窃没什么差别。你作为护理人员,充分利用已知信息找出了谋杀对象落单在家的时间,然后入室行凶。而另一点,就是下杀手时不在对方身上留下任何明显外伤。那么手段就是毒杀。强制被害人喝下毒药或者给其注射毒药。” “他”的面部肌肉耸动着,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就像在告诉大友他找到了正确答案。 那是一张怎样的脸! 大友的语气更强硬了。 “一般来说,即便被害人再怎么老,你行凶时也必然会遭到激烈反抗,导致现场留下争斗痕迹。可能在相互缠斗中还会留下不必要的外伤。可是,你……你杀的都是一些行动不便,几乎不能反抗的人!以一个普通成年男性的力量,足以不留下争斗痕迹,不留下明显外伤,顺利注射毒药。你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将毒杀伪装成了自然死亡!是不是?!” 伪装成自然死亡的毒杀。 老人安静地死去了——这是人为造成的结果。 这就是隐瞒谋杀事实的条件。它利用了现阶段针对非正常死亡的尸体检视制度的盲点。 毒杀这种谋杀手段将在尸体中留下决定性的证据,只要解剖,绝对会被发现。 但反过来,在不解剖的情况下判定毒杀极为困难,这也是事实。现在的日本,因为预算、人手、设备的不足,可实施解剖的尸体数目十分有限。非正常死亡的尸体解剖率全国平均约为百分之十,这还是在设有监察医制度的东京等重点地区拉高了平均值的情况下。非重点地区的解剖率不足百分之五,有些地区甚至不到百分之一。 绝大多数非正常死亡的尸体,都只经过检视就被判断为非刑事案件,不进行解剖。 检视被定义为“为判断人的死亡是否起因于犯罪,运用五官对尸体状况进行检验(外观检查)”。这里虽说是五官,其实判断的主要依据还是视觉,是看外表。所以这个环节写作检视而非检尸,就像是为了强调似的。 也就是说在当今日本的检视制度下,只有通过视觉可见尸体外伤和现场情况异常时,尸体才会被解剖。 毒杀不会留下外伤。即便是注射毒药也只会留下一个小小的针眼。如果是老人,多少都有褶皱、斑点或打点滴留下的针眼,仅凭肉眼观察就进行判断实际上根本不可能。 没有发现明显外伤,现场也无争斗痕迹,财物也未被盗。只有老人,仿佛睡着了一样死去。 光看这些,只能看到一个人寿终正寝的模样。有谁会去仔细查验这样一具尸体?更别提使用珍贵的解剖指标了。 若死掉的是身体健康的年轻人,那的确可能做出解剖的判断,接受护理的老人首先就没有这种可能。进行检视的人也被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左右了,那就是“人老了就会死去”这一自然法则。 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一般只要目测没有异常,甚至都不需要职业检视员来现场,所在辖区的刑警简单检视一番过后就定性为非刑事案件,作为自然死亡处理了。 这样一来,谋杀行为就可以隐瞒。现场留下再多指纹和毛发都无所谓,因为首先警方就不会立案。 大友不确定“他”对侦查方的这些情况了解多少,现实结果就是“他”制造的现场瞒过了检视,连环谋杀也得以进行。以上就是大友的推断。 “对,就是这样。” 居然,“他”就这么轻易承认了。 这完全在预料之外。 到现在为止,大友手上的牌只有一个又一个的推断。他没想到在没有任何像样证据的情况下,对方居然会坦白。所以他才故意以强硬的口吻质问对方,企图动摇其心理。 在一旁记录的椎名也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抬头观望。 言语和键盘声中断了,沉默瞬间笼罩了三人。 率先打破沉默的,是面带欣喜笑容的“他”。 “针对老人的毒杀只要行事稳妥就不会败露。我利用工作之便收集了客户信息。一旦发现接受护理的老人中有符合谋杀条件的,就在上门提供护理时安装窃听器,力求对其生活起居模式进行更为详尽的‘调查’。” 窃听器……居然都做到了这种程度。 “他”就像是展示完才艺后公开魔术的手法一样,喋喋不休地说起了一些根本没有被问到的细节。 “一旦被家属撞上,我就完蛋了,所以我一直很慎重。这一带很多家里都没有锁门的习惯,只要掌握了生活规律,很容易就可以闯进别人家里。独居的老人里有很多在营业所寄存了钥匙,像那样的家庭我就自己去配一把钥匙。当然,是未经许可的啦。诀窍就是不要硬来。进行彻底的‘调查’,确定可以下手的对象才实施‘处置’。” 什么“调查”,什么“处置”,“他”像谈工作似的谈论着杀人的手段。这显然不正常,可“他”说话时的口吻却冷静至极。 “‘处置’的方法?没错就是毒杀。从香烟里提取尼古丁进行皮下注射。” 尼古丁。这恐怕是最轻易可得的致死毒药了。水溶性易于提取,微小剂量即可置人于死地。尼古丁本身有极强的苦味,经口摄入几乎不可能,但给无法反抗的人进行注射就没有问题了。 听到“香烟”这个词,大友忽然感觉脑海里记忆的线头仿佛被拨动了一下,可却没能形成思绪,就那样消失不见了。 “他”还在继续。 “注射并没有多困难。很多人都是瘫痪的,能起来的大部分也是半瘫痪。极少数时候也遇到过反抗,那时我就用毛巾绑好再杀掉。事后仔细收拾成安静去世的模样,也没被人注意到过。” 这些证词跟大友的设想完全吻合。 “你认罪了?” 大友压抑着高涨的情绪最后确认。 “是。到现在为止一共是四十二人……不,杀了四十三个人。” “他”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四十三人! 大友自己负责过的案子就不用说了,这是个史无前例的数字。面前这个人在没有任何决定性指证的情况下,就淡然坦白了。 不堪负罪感的折磨而坦白的嫌疑人并不稀奇。但是“他”完全没有那种意思。 “我一直在想,总有一天要暴露。但我一直以为,那应该是在‘处置’时被发现,类似于被抓现行的感觉。没想到,你们居然只通过人的死亡这一事实本身就找到了线索。” “他”还在笑,就好像在谈论最近看过的一部电影,可从嘴里说出来的却是千真万确的认罪。 这算什么事? 藐视法律?以为没有尸体、没有证据就无法起诉? 别天真了。哪怕只有间接证据也能保证公审结果。这是有先例的。所谓的疑罪从无只是个程度拿捏的问题。只要嫌疑充分,仅凭嫌疑即可进行有罪判决。 就在大友正思绪纷乱时,“他”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人震惊。 “我家里有窃听器等作案工具,还有记录了所有杀人经过的笔记本。请你们去找吧。你们会去搜查犯罪嫌疑人的住宅,对吧?” 居然还主动提供证据? “你……该不会还想争取自首吧?非常遗憾,我们已经先一步确定了嫌疑,事到如今,你已经不够自首的条件了。” 《刑法》规定,必须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嫌疑犯身份被确定之前主动坦白的才算自首。 “他”在苦笑。 “怎么可能呢。我早就想好了,坚持到最后一刻,可一旦暴露的话就全盘坦白。” 这是跟卑劣的连环杀人犯不相匹配的清高。 难怪“他”表现出对审讯早有准备的架势,原来是这个原因。 可是,这不对劲。 “他”的话意思很明确,可是意图却全然不解。 相对于案子的严重性,“他”的态度太过轻松,行为、言语完全不像一个杀过四十三个人的凶手。 他真的是精神变态,欠缺良知吗? “你明白你自己做了什么吗?”大友不禁问道。 “他”则坦然回答:“是。我杀了许多人。” “你杀了许多老人!”大友怀着愤恨订正道,“你杀的是,身体行动不便、生活需要帮助、连反抗都几乎做不到的老人!” “他”只是毫不在意地点了点头。 “没错。但我的杀戮拯救了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我所做的也是一种护理,是让人解脱的‘死亡护理’。” 拯救?护理? 把杀死毫无还手之力的老人称作护理? 大友说不出话来。 这不像一个因愤怒和仇恨而丧失了理智的人,也不像是将错就错的态度。 这个人,究竟怎么回事? “哦,有一个人不是。对了,检察官先生,八贺市北郊云雀丘深处有一片杂木林,请你们去搜一搜吧。有一辆我遗弃的车,后备厢里装了一具尸体。是我昨天杀的。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这件事败露了呢。” “他”像是有些自嘲地说道。这就是刚才提到的“昨天的事”。 “他”继续平静地供认。 “只有这一个人是例外。笔记本上也没有写。” 到了下午,审讯告一段落的时候,大友向乡田检察长和柊副检察长做了报告。 “他”主动供认了罪行,对所有问题都坦白回答。尽管名义上还只是协助调查,但从现状来看,已经是供认不讳了。接下来的调查取证则有必要跟警方合作。 根据大友取得的供认材料,柊和县警厅的高层取得了联系并进行了协商。 这个从天而降的炸弹几乎让县警厅那边丢了魂魄,混乱不堪。柊于是趁机提议接下来的审讯和调查取证都由检察厅指挥并制定行动方针。 看起来这次是给警方卖了个大人情,乡田也是笑容满面,还说什么“想得多不如做得多”。 目前检察厅方面以大友为主进行审讯,摸清事实关系并查明作案动机;县警厅方面则负责实际的调查取证。 警方立即开始了对“他”家和云雀丘杂木林的搜查。很快大友这边就接到报告,在杂木林深处找到了遭遗弃的白色轿车,后备厢藏了一具尸体,跟供述内容一致。 死者名叫团启司,五十九岁,死前在森林八贺护理站担任站长一职。 下午四点二十分,接到报告的大友以遗弃尸体的嫌疑对“他”——斯波宗典实施了第一次逮捕。 “你有权在审判开始前选定律师。你可以针对犯罪嫌疑进行辩解。” 大友按照法定程序对其进行了权利告知,可是斯波却面带笑意地放弃了:“我不需要律师,也不辩解。” 头发苍白,眼窝深陷,脸上满是深深的褶皱。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老人。可是在从业人员资料上,他的出生年月日一栏写的是一九七五年十月。满三十一岁。跟大友同年。 这名极度早衰的男子,他杀了四十多个人,还说这是一种护理。 这个人,究竟怎么回事? 从确定嫌疑到实施逮捕,事情进展之神速完全超乎预料。可这个问题的答案却连冰山一角都未曾见。 ★ 斯波宗典 二〇〇七年 八月一日 同一天,晚上十点三十八分。斯波宗典在前后各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官护送下走下台阶。 X县警厅总部。地级检察厅实施逮捕后,他被移交到这里。从今天开始,他将暂时在这里的拘留所中生活。 走在前后的警官没有一句废话。绿色橡胶地面上回响着三个人急速走过的脚步声。 他们路过台阶的转角处。 转角处装了一面镜子,下方有一行小小的红字:狮子会捐赠。 斯波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镜子里的人不是父亲而是自己。 全白的头发,褶皱而毫无弹性的皮肤,略厚的嘴唇,深陷的眼窝上方的眉毛画出了和父亲一样的曲线。直到大学毕业为止,他的相貌都和年龄相符,后来开始了对父亲的护理,他就像打开了玉盒的浦岛太郎[日本传说中,浦岛太郎因救了神龟,被带往龙宫城享乐。在他回到地面前,龙宫的人送了他一个玉盒,并嘱咐他千万不要打开。回到地面后,浦岛太郎发现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地上已经过了很多年,早已物是人非。失落的他打开了玉盒,之后瞬间就变成了一位老人。]一样迅速地衰老了。现在这副模样像极了记忆中的父亲。 四年前,他应聘森林八贺护理站,那年他才二十七岁,样貌却远不是二十几岁年轻人的模样。团站长负责面试,他讶异地看着年龄只有自己一半却已白了头发的斯波,说了一句“你受苦啦”。 团……斯波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老实人,作为一名护理员他值得尊敬,所以昨晚猛然受到攻击时自己十分意外。可能正因为他平时行事端正,恶行败露时内心的动摇反而更大吧。 将团推开时的感觉还留在掌心。 那是突然遭受袭击时条件反射式的抵抗。自己虽然有老人的外表,身体却还是三十岁出头的男人。 团被斯波一推,仰面倒了下去,后脑勺刚好撞到堆在路边的水泥块上。 他就那么顺其自然地撞着了要害——也只能这样形容吧,反正他倒下之后就再也不动了。 自己当然没动过杀心。 心里有种悔恨,因为要了一条本不该要的命。不过事到如今,那些都没意义了。 当斯波发现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人配了办公室里寄存的钥匙,感到了莫名的兴奋。更巧的是钥匙的主人,正是自己计划通过“死亡护理”进行“处置”的梅田久治。 他忍不住想弄清楚究竟是谁出于何种目的配了钥匙。一半是为了保证“处置”的万无一失,另一半纯粹出于兴趣。 虽然他想过那十有八九是为了入室行窃,可心里还是有一丝期待——或许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人同样做着“死亡护理”之类的事。所以他才扮起了私家侦探。 尤其像团这样执着地献身于护理的人,更有这个可能性,他十分期待。 结果昨晚团是现身了,但做的事情好像只是无聊的偷盗。 团溜进梅田家之后,斯波在车里监听了里面的动静。窃听器装在了梅田睡觉的房间里,斯波几乎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这代表团虽然进到了梅田家里,但是并没有接近梅田。 团出来之后,斯波质问了他,他小声嘀咕了些什么借口,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斯波好像听到了“一时糊涂”什么的,剩下的全然没听清。 他不知道团究竟有什么隐情。是缺钱,还是精神压力?难不成是因为新车的贷款还不起? 团是负责人,但是从工作环境的恶劣和报酬的廉价来看,他和斯波这些一般员工并无二样。而且他还要背负管理的职责,可以说是更痛苦。再加上自森林公司受到处分后,他们还要面临无端的中伤,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些一时糊涂的举动也并不奇怪。 总之,哪怕并非出自本意,斯波的确杀死了团,并且为了能够继续“死亡护理”而藏匿了尸体。 尸体被塞进了团自己的车里。不愧是高级车,后备厢大到足够放得下一具死尸。斯波把团的车开进云雀丘深处的杂木林里遗弃掉。那一带很少有人去,先不管能瞒多久,至少可以争取点时间。 他徒步回到梅田久治家,开着停在附近的自己的车回了家。斯波的爱车是辆寒酸的二手车,他觉得车只要能跑就行,那车和团的车唯一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白色轿车。 一切办妥后,短暂的夏夜将要迎来黎明。斯波身心俱疲,实在无法继续去工作,于是就给营业所打了个电话,之后在床上倒头睡了。 狗和花椰菜找上门来是在数小时之后。 走完了阶梯,三人又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最终他被押进了一间外面有铁栅栏的小房间里。 拘留室。这实在是个狭小而煞风景的房间,只有一个小小的铁窗,镶着毛玻璃。 一名自称是看守的警察递来每天的作息时间表。表上规定每天早上七点三十起床,晚上九点就寝。现在已过就寝时间,所以他刚被催促早点睡觉。 光看作息时间表,比起两班倒的护理工作,拘留室的生活还更加规律,可以获得充足睡眠。 他将暂且在此起居,随时接受警方和检察厅的审讯。最后将面临法院裁决。 “死亡护理”无法继续了,但接下来才是关键。 做该做的事,这是早决定好的。 哪怕自己能做的事已经微乎其微,那也要做好该做的事。 这是战斗,至少要尽自己所能。 他不后悔。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斯波带着他的决心在拘留室里睡着了。 ★ 羽田洋子 二〇〇七年 八月十五日 十四天后,上午九点二十分。羽田洋子来到X地级检察厅总部内的检察官办公室。 上周末她接到通知,说本以为死于心衰的老母亲是被谋杀的。两名刑警找到她家里来告诉她这个消息。那是一个晴朗而炎热的早晨。那简直是晴天霹雳。 今天她作为一个相关证人被传唤到检察厅。 战败日。天还是那么炎热。到了八月,整个日本列岛都被酷暑包围,据说这是因为拉尼娜现象[拉尼娜现象:又称“反厄尔尼诺现象”,与厄尔尼诺现象代表的太平洋中东部海水温度变暖相反,拉尼娜现象指的是太平洋中东部海水异常变冷的情况。],这个名字倒是可爱,但实际影响却谈不上半点可爱。 检察厅她是第一次来,感觉跟市政厅之类的差不多,都是“政府机关”。 坐在她正对面的检察官三十来岁,年轻男性,天这么热,领带仍然系得严严实实。桌上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看起来他是个讲规矩的人。 他旁边操作笔记本电脑的办事员也是差不多年纪,不过他的领带就系得松松垮垮,袖子也是卷着的。他戴着眼镜,精瘦精瘦的,“豆芽”这个词拿来形容他再合适不过了。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我想问一问去年十一月四号的事情——” 那名自称叫大友的检察官开口道。 洋子面对他的问题,重复了上星期跟刑警们说过的话作为回答。 “据说,斯波在卧室里装了插头形状的窃听器,您注意到过没有?” “没有,听说过后才感觉好像是有过那么个东西……不太清楚。” 凶手叫斯波宗典,是每周两次上家里来提供洗浴服务的护理员。看到照片时洋子也觉得眼熟。白发男子。看外表还以为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员工,后来听说居然比自己还小,真是没想到。 警方告诉洋子,这个斯波借上门工作之便安装了窃听器,暗自侦察她和母亲的生活规律。后来他找到了洋子不在家的时间段,趁机上门行凶。事情过后再听到这些,着实让人感觉不自在。 “我们打算起诉斯波,要求判处极刑。”检察官就案发当天的情况问了一些问题,然后开口道。 极刑,也就是死刑。听说除了自己的母亲之外,这个斯波还用同样的手法杀了许多老人。也不知道杀多少人就判死刑,他杀了许多人应该是死刑吧,洋子茫然地想着。 “所以我们打算记录下羽田女士您作为被害人家属的心情,放到起诉材料里。您看可以吗?” “嗯。” 洋子点着头。“被害人家属”这个词听起来感觉就像是在说别人似的。 “您得知母亲是被谋杀的之后,心里是怎么想的?” 检察官的声调压低了些。 洋子思考着,想回答问题,但却不知怎么说好。 我是怎么想的? 见洋子支支吾吾了一阵,检察官以略带悲悯的表情换了个问法。 “羽田女士,当您母亲因为腿部骨折而需要人护理时,您选择了牺牲自己,照顾母亲,对吗?” “……是。” 这不是谎言。就像他说的,为了护理母亲,她牺牲了自己。 “您能选择那样去牺牲自己,是不是因为对您来说,母亲是最值得去爱的人?” “……是。” 这也不是谎言。孩子和母亲,她无法去比较哪边才是自己最爱的人,他们都是无可取代的存在。 “如此重要的母亲遭到了谋杀,而且是有预谋地安装了窃听器,事后又伪装成自然死亡的样子。您母亲被极为卑劣的手段杀害了。”检察官忽然顿了一顿,思考了一下措辞,以更坚定的口吻继续道,“是不是十分悔恨和绝望?” “……是。” 洋子受检察官语气的影响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应该是谎言。 洋子的心里既没有“悔恨”,也没有“绝望”。 母亲死的那一天,仿佛有一枚硬币掉落在洋子心里。硬币的正面是从日复一日地狱般的护理中解脱而出的踏实,反面是些许的失落。这两种情感背对背地贴合在一起。 洋子真切地感觉到母亲的死是一个转机,一切都开始好转了。从护理中得到解放后,肉体上、精神上,包括经济上都轻松了。不再需要支付母亲的护理费用,工作时间又更多,家里的收入也增加了。今年四月儿子飒太升小学后,她在市内一家小印刷公司干起了文员的工作,全勤。那是周末兼职的小酒吧里的熟客给介绍的。这样的生活本身算不上轻松,但跟当初还要同时照顾母亲时相比,已经好太多了。自己再也没有动手打过儿子,这就是证明。 所以,她不愿意把母亲的死看作是绝望。 哪怕骗自己也好,她多么希望母亲的死是寿终正寝。这是发自肺腑的心声。 “羽田女士,您没事吧?” 检察官递过一块手帕。 她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双眼正在流泪。 “不好意思。” 她接过手帕擦拭。手帕有一种温柔的触感,明显是高级货,还带有一丝柔顺剂的香味。 是呀,这个人过着用柔顺剂洗涤高级手帕的生活,他们不在同一个世界。 一丝毫不相干的心绪稍纵即逝。 “您心中太过悔恨,所以想起母亲就会落泪,对吗?” 检察官的话根本大错特错。 “……” “怎么了?” “我……得救了。母亲应该也是。” 这句话终于说出了口。 母亲的死让洋子得救了,这毫无疑问。对于丧失了身心自由、尊严尽失地活着的母亲来说,那难道不也是救赎吗?既然是被拯救,纵然失去了母亲,那母亲也不该是被害人,洋子也不是被害人家属。也没有什么悔恨和绝望。 她发现检察官的表情僵硬了。随后他皱着眉说道:“您的意思是,自己从过于严酷的护理生活中得到了拯救,是吗?” “是。” 没错。 短暂的沉默过后,检察官毅然决然地开口道:“这种心情并非不能理解。但是您的话,有可能被解读为您主观上希望母亲死亡。” 检察官的表情很痛苦,是真正的痛苦。 他一定是个善良的人,洋子心想。 “这段话我们不能写进材料里。您同意吗?” “嗯。” 洋子点头。这点道理她还是明白的。 “对于母亲被无情杀害的事实,您感到愤怒对吧?” “嗯。” 检察官为了在材料上塑造出“牺牲自我悉心照料的母亲惨遭杀害”的被害人家属形象,替洋子准备好了合情合理的证词。洋子只需点头认可便好。 曾经我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那种抛弃母亲不管的无情子女,一直默默忍受着,哪怕内心真的想放弃也没有放弃。 现在也一样,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那种希望母亲去死的无情子女,要把本该是救赎的死说成是绝望。 这是诅咒。 来自哪怕死了也要纠缠我的母亲的诅咒。 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诅咒缠身,自己可能也就不是个人了。为了不让硬币的两面剥离,人或许应该无条件地接受这样的诅咒。 如今最让洋子放心不下的不是已经成为过往的母亲,而是将来的儿子。 是否有一天,我也会用诅咒束缚自己的儿子呢? ★ 大友秀树 二〇〇七年 八月十七日 两天后,下午两点三十二分。大友秀树对斯波宗典进行了逮捕后的第三次审讯。 X地级检察厅并没有刑事部和公诉部的职能分割,大部分案件从办案侦查到实行公诉都由同一个检察官负责处理,这种制度叫作“主任立会”。但是,鉴于本案的规模之大,大友只负责办案侦查和厘清事实真相,直到提起公诉为止,起诉后的审判阶段则转交柊副检察长负责。 他们已达成内部共识,要将死刑作为一审判决的目标,考虑到被害人的数量这也是理所当然。 大友的任务就是铺路。 现在他们以团启司的尸体遗弃嫌疑对斯波实施了逮捕拘留,媒体也将该案作为护理业务员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伤害致死案进行报道。但拘留期限很快要到了,预计明天将以几件已充分调查取证的谋杀案嫌疑人的身份对其进行再次逮捕,大致的事情经过也将对记者公开。 预计案情公开后将引起巨大骚动,县警厅和地级检察厅的宣传部门已经在商议应对方式。 无论对检方还是警方,斯波都展示出极为配合的态度,在审讯过程中如实回答了所有提问。从斯波家里搜出来的记事本上也详细记录了他的杀人细节,相关调查取证也进行得很顺利。 在供述的四十三例谋杀案里,斯波只否认了最后一例团启司谋杀案的杀人意图。 他说他注意到办公室里有人和他一样配取了客户的钥匙,并且确定了那个人是团启司。他在团启司私闯民宅后对其质问时遭到了团启司的袭击,又本能地进行了反击。 实际上,从一个被认为是团启司使用过的便携小包里,也的确发现了客户的钥匙以及可以推定为盗窃赃款的现金。案发现场的路边还掉落了被指为团启司用来攻击的铁锤。应该是团擅闯民宅时用来护身的东西。 当然也不完全排除这些都是斯波伪造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难以解释为什么他仅对这一个案子大费周折地否认杀人意图。大友认为斯波关于作案事实的供述可信度很高。 仅团启司一案是没有杀人意图的意外伤害致死,其他四十二例护理老人则是蓄意谋杀——到此为止,斯波的供词和大友的预判都完全一致。 问题在后面——杀人动机。 专门寻找行动不便、容易杀害的目标实施犯罪。杀人本身就是目的。将他人的生杀大权握在手里,为了在幼稚的为所欲为中自我陶醉,卑劣的连环杀人——这是大友的推测。因此他有预感,能犯下此类罪行的人应该是没有良知的精神变态。 但实际上,斯波在被逮捕后一直强调,他选择的谋杀目标是护理负担过重、致使本人和家属都痛苦不堪的人。他管那叫“死亡护理”,是杀人的同时也是护理,甚至说是为了被害者本人和家属而杀。尽管目的还是杀人本身,但这和大友推测的动机完全不同。 “检察官先生,不管你们怎么审判,我只是做了正确的事。” 今天的斯波还是坚定地如是说道。 这是他的宣言——即便他承认犯下了法律上的罪行,但却不背负道德上的原罪。 如果想真正审判这个人,必须让他背负作为人的原罪,让他悔过,必须让他有负罪感。 “你是说你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也是正确的吗?” 大友拿出作为物证扣押的斯波的记事本,翻开第一本的第一页说道。 那里写着日期,“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还有一行字,“杀死父亲”。五年前平安夜的弑父。那是斯波第一次实施谋杀。 “是的。” 斯波简洁地答道。没有动摇也没有迟疑。 “你父亲一人把你养大,你却亲手把他杀死,你管这叫正确?” 大友刻意以强硬的语气责问。 斯波小时候,母亲因事故死亡,父亲是他唯一的亲人。父子年龄相差较大,四十七岁,巧的是这正是大友和自己父亲的年龄差。 谋杀唯一血亲,无疑是这一连串杀人案的源头。 “是。不管重新审视多少遍,除了正确,我得不出别的结果。” 斯波很断定,还是没有丝毫迟疑。他的冷静反而逼得大友开始动摇,喉咙深处仿佛有近乎刺痛的干渴。 “为什么?为什么你能这样面不改色?” 大友开始僵硬的喉结在颤抖,他艰难地挤出这个问题。 斯波低垂下眼帘,平静地开口了。 “一九九九年时,我爸因脑梗死倒下了。当时情况很危急,接受了紧急手术。我一心希望手术成功,父亲能得救。可能应验了吧,父亲保住了性命。当时我很高兴,我觉得发生了奇迹。可父亲的身体留下了后遗症,我发誓要尽一切努力照顾他。可是呢?我太天真了……往后的三年,简直是地狱。 “你看我的样子,是不是像个老头?头发全白了,皮肤干燥全是褶皱。呵,我本来是有点显老,但开始给父亲护理之前可没这么严重。才三年,我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斯波朝上捋了下白发。 常听说精神疲劳和压力让人头发变白。妻子玲子最近也因为搬家和育儿的压力,白发越来越明显了。 不过三十岁就头发全白,一副老头模样,这绝对异常。 地狱?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 不等大友发问,斯波就继续了他的供述。 “本来父亲就有些失智症的前兆,身体行动不便让他的精神病变迅速加剧了。他开始意识混沌,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不分昼夜地拖着瘫痪了的半边身子四处乱爬。 “一个人照顾那样一个父亲,太苦了。嗯,真的太苦了。 “失智症病发的父亲情绪起伏十分激烈。稳定的时候性格温和也明事理,一旦激动起来极具攻击性,根本管不了。 “我不顾一切地照顾他却换不来一声感谢,还常常对我大声痛骂。就这样,至少那时候他还认得出我,都还算好的。 “失智症日渐严重,父亲时不时地想不起我是谁。 “我照顾他,他还害怕,问我是谁。 “我当初发誓要照顾父亲到底,他本该是我唯一的亲人。可是失智症连这一点维系都摧毁了。我再怎么用心对方也感觉不到,再怎么尽力也等不来回报……我觉得,这世上应该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了。 “如果我身边还有亲人,可以帮我一把,或许情况又不一样吧。可是我没有那个指望,我只能一个人坚持。 “纯粹从客观上讲,也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护理的同时能干的工作很少。因为不能长时间离家,所以正式工作几乎都不可能。我只能在家附近找可以灵活安排时间的零工,但是靠那点收入根本无法维持生活。渐渐地父亲的积蓄也花完了,生活开始穷困起来。 “很快,我生平第一次面临着一日三餐无法温饱的境地。我一直以为饥荒那是非洲或者东南亚某些遥远的国度才有的问题,它居然那么轻易地就降临到了我的头上,简直好笑。 “我困惑了很久,最终选择了申请生活保障。我总觉得一旦沦落到要靠低保的地步,就等于打上了低人一等的烙印,所以一直在犹豫。不过最终证明是我想太多了,因为我连低保都申请不上。亏我还劝自己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才下定决心去申请。 “在福利办公室的窗口我得到了鼓励,他们说:‘你有劳动能力,对吧?苦是苦了点,要努力呀。’但我真的不知道,我还应该怎么努力。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社会存在漏洞。 “这个国家基础设施完备,表面富足,很难意识到那个漏洞的存在。确实就连我在东京待业的时候,生活也过得还行。可那也几乎是摇摇欲坠地行走在漏洞边缘了。 “父亲倒下,护理是最后一根稻草,我们父子掉进了深渊。 “等我意识到时已经晚了。一旦掉进了那个洞里,想再爬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越贫穷越愚钝,这话一点不假。在深渊的底部卑躬屈膝,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人就不正常了。 “我也不记得具体什么时候了。有一次,在吃饭时,父亲打翻了茶水还是什么。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等我回过神时,父亲脸颊通红,眼眶还含着泪。发生了什么?我还在想呢,就听到啪啪的声音。然后我才发现,我的手还在不停地扇父亲的嘴巴。当时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意识,手只是机械地动作,去打父亲。 “就是这双手。 “曾经发誓要用来照顾父亲的双手,在打他。 “那种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那已经不是人的生活。” 斯波在话语之间不自觉地激动了起来。他停顿了一下,深深喘了口气。可能是说话太久的原因,喉结附近在上下抖动。 “所以,你就杀了自己的父亲?” 大友尽可能地调动起表情肌肉,做出愤怒的样子瞪着斯波。 耳朵的深处在疼痛。 斯波的境遇值得同情。正如斯波所言,这个社会存在漏洞。大友知道一位老婆婆,为了进监狱一次又一次地去盗窃;还知道一位独居老人,被谎称来照顾他的亲戚杀害;还有一位失智症老人,走失在外时被货车撞死。 这不代表可以对杀人持肯定态度。如果犯罪可以推脱给社会,司法制度就形同虚设了。 大友不等对方回答继续说道: “这说明你杀死父亲只是为了逃避艰苦的护理生活。不管你摆出多少事实,也不能改变你是个自私的凶手这个事实!” 斯波点了点头,仿佛他早已料想到对方的这种反应。 “检察官先生,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你知道自己身处安全地带,绝不会落入洞里。没有掉下去过的人,不会明白洞底的那种绝望。” 安全地带——曾经佐久间拿来形容自己的这四个字再次回响在耳畔,这让大友怔住了。 耳朵深处的疼痛似乎更强烈了些。中耳持续不断地疼痛,耳鸣嗡嗡作响。 年龄差距较大的父亲需要护理,从这点说,斯波和大友是一样的境遇。但是大友能把父亲送进高级老年公寓,斯波却只能一人承担。同一个国家同一种境遇,彼此之间的差别却大到令人眩晕,这让大友心生愧疚。他没能立即反驳。 斯波继续说话了,也不知他是否察觉到了大友的内心变化。 “我当然想从那种痛苦的护理中解放出来,越早越好。我不否认杀死父亲是为了自己。但是,同时那也是为了父亲。 “父亲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受够了,杀了我吧。’那是护理生活开始后的第四个十二月。那一天他还比较稳定,看上去他知道自己是谁,也认出了我。那时候的父亲意识到他自己患了失智症。 “‘我不光身体不行,头脑也不行了。我也让你受了不少苦,对吧?我不想再这样活着了。够了。这样活着,对我、对你都是折磨。还不如做个了结,杀了我吧。’父亲说着说着就哭了。 “我告诉他:‘我知道了,我来杀你。’然后父亲就满意地笑了。他说:‘我脑子已经不清楚了……趁现在能说话我一定要告诉你。有你在身边我很幸福,谢谢你今生来当我儿子。’ “那句话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 “那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即便人老了身体功能衰退了无法自主生活了,即便因为失智症而丧失自我,人还是人。是有时欢喜,有时悲,在幸福和不幸间往返的人。 “是人就有应当维护的尊严。沦落到丧失尊严、只能延命的地步时,就应该被赠予死亡。 “我想到了,通过杀死父亲去报答父亲,这样自我也能得到回报。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杀死了父亲。稍微花了点时间,因为要去买注射器。 “最开始我打算勒死他,但怎么也下不去手。拯救也好,维护尊严也好,报答也好,我反复跟自己说着那些,可是亲手杀死骨血相连的亲人,心理上实在受不了。 “如果可能的话,我真希望能有人替我去做那些。如果真的有死神,我真希望他在我们沦落至此之前就夺走父亲的性命,但是到了这个地步就只能靠我自己。 “所以我想到了毒杀,至少这样就不用亲手接触了。新闻上有时会报道,小孩子不小心喝了泡了烟屁股的水导致死亡的事故。所以我想如果能提取尼古丁直接注射的话应该能杀死成年人。想法很业余,但结果是不错的。 “那天正好是平安夜。 “那天的父亲好像没认出我来,还问手持注射器的我说:‘请问你是哪位?’我想,当时的我在他眼里只是一个素不相识的白发男子。看他没有反抗,我想他可能是把我当成了医生。 “注射比勒死简单多了。针随便一扎,针管推到底,父亲就死了。很简单。 “临死之前的瞬间,他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可能那不是完全的安乐。但我觉得比起那样活着,父亲这样走掉要安详得多。 “我觉得我做了正确的事。” 正说话间,大友听见了抽泣的声音。他扭头,看见打字记录供词的椎名红着眼圈。 大友心中也有所感触。 可是如果感情上被斯波牵制,就无法对其问罪。 耳朵内里的疼痛和耳鸣越来越强烈了。如此强烈的不适还是第一次。大友狠命地咬紧牙关,拼命抵抗。 不能被他左右,不能输。 “为什么你没有就此收手?”这个问题当然必须问,“按照你刚才的供述,你对你父亲的谋杀属于受托杀人。比起正常的杀人罪,这个罪要轻得多,而且存在酌情考量的事实。为什么在那之后,你要去杀那么多人?!” 斯波苦笑了一下。 “因为没被发现。我打电话给警察,告诉他们‘我爸死了’。我当然以为自己要被逮捕了。面对提问,我也心不在焉答得支支吾吾,可是那个上家来的警察居然一点都没有怀疑,就把父亲的死亡归为自然死亡。 “我从这件事里感受到了命运。我之所以被放过,一定是因为我还有我应该做的事情。 “生在这个年代、有过这种经验的我——应该去做的事。” 斯波说话的神态宛如一个虔诚的信徒。 有一个词叫作“圣召”,说的是被神选中赠予使命的意思。斯波是想说,他杀死父亲却未被发现,对他来说是圣召吗? “你所谓的应该去做的事,就是不断地杀死那些需要护理的老人?” 斯波平静地点了点头。 “没错。所以送走父亲后,我马上去考了护理资格证,去应聘了森林公司。这个国家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在同时加剧,我想,像我和父亲这样的人一定还有很多。事实上就是有。进入护理行业工作之后所接触到的现实,超出了我的想象。 “无数人在洞的底部、在爱和负担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可这个社会却根本没打算去填上那个洞,而是挥舞着欠缺换位思考的良知,把那些人逼得更紧。 “‘死亡护理’正是拯救那些人的手段。 “我在做的,是我曾经渴求别人来为我做的事。 “我不知道警方的检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是凭经验知道了毒杀老人不容易被察觉。用毒把老人杀死再伪装成自然死亡的样子,就不会被怀疑。 “明白了那些,我就想到了通过‘死亡护理’这种终极的护理手段去拯救类似曾经的我和父亲那样的家庭。我想尽可能做得长久,越多越好,坚持到最后一刻。 “我当然想到了,总有一天真相会被发现,我会被抓起来。呵,这一天也真的来了,也就是你们找到我家去的那一天。 “我深深地明白杀人是犯罪,但我只是在做正确的事。所以我决定如果有一天‘死亡护理’被别人发现了,我就毫不隐藏地、堂堂正正地说出我的主张。 “检察官先生,不管你们打算对我施以怎样的法律制裁,我也只是在做正确的事。” 斯波斩钉截铁地说。 大友倒吸一口气。 这是黄金律。 这《圣经》中的一节,恰巧就被森林旗下的老年公寓作为经营理念高高挂起。 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自己就要怎样对待别人——这是通用于所有法则和伦理的根本原则。这个人或许并不知道这个知识,但他的行为准则正是黄金律本身。所以他才能公然主张自身行为的正确。他所做的事不正是典型的明知故犯吗? 现阶段的调查取证也证实了斯波所杀的老人的家庭,无一例外都有着过重的护理负担。被害人家属里,也确实有人像昨天来提供材料的羽田洋子那样,吐露了“被拯救”的心声。 但是…… 但是,无论他秉持的信念多么完美,也不可能承认这种为了救赎的杀人。不管出于身为检察官的立场,还是大友个人的伦理观。 “不,你错了!” 大友否定道。 斯波直视着大友。 大友竭力组织着语言。 “通过死亡获得救赎是骗人的幌子!那种死只不过是放弃! “就像你说的,哪怕得了失智症,人终究是人。你说的没错,人有应该守护的尊严。可正因为如此,杀人才是错的!救赎也好,尊严也好,都是以生为前提的。你的父亲不是求死,是放弃了生命! “你肯定也不是真想杀死父亲,无法下手勒死他就是证明。人有与生俱来的善行。人在杀人的时候会无条件地产生负罪感,如果杀的是亲人就更是如此。 “你只不过搬起自私的理由,把负罪感遮盖了起来。死亡不是救赎的选择,也不是守护尊严的努力,它只代表放弃了一切!而且,你根本没有权力让别人放弃生命!” 性善论。 人性本善,这是大友所坚持的观点。人是追寻善的生物,这一定也适用于斯波。所以大友在控诉,朝着斯波灵魂深处的善性控诉。 斯波像是有些意外,一瞬间瞪了下眼睛,然后笑了。 疯狂地、疯狂地笑。 “检察官先生,这是多么完美的标准答案! “以生为前提?善性? “你能说出这种话,还不是因为你身处安全地带。你这是站在豪华邮轮的顶层,教训无处可逃的溺水者生命和善性的宝贵!好极了,真是好极了!如果可能,我也想和你一样。 “如果死不是救赎而是放弃,那也是这个世界逼得人不得不放弃! “如果我真的不想杀死自己的父亲,那就是这个世界逼我不得不杀!” 斯波的叫喊如剑一般朝大友毫不留情地劈下。 大友一下子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把《圣经》当作一本书去读的时候。从那些他并不相信的故事里,他看到了这一条: 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 原罪。这句话宣判了生来不完美的人有罪,但这无疑是一句寻求善的箴言。 面对一时间无言以对的大友,斯波压低了声调继续道: “而且,检察官先生。这些话从你口中说出来,反而又多了一种滑稽。你不正是想对我处以死刑,才像这样进行审讯吗?” 投手突然投出了瞄准打者头颅的危险球。 “现……现阶段,还不到求刑……就连起诉,都还没决定……” 大友明白这吞吞吐吐的回答,是连自己都无法骗过的谎言。 斯波轻蔑地嗤笑着。 “我可杀了四十三个人,等待我的是死刑。再怎么不懂法这我也知道。” 斯波预言了自己的未来。这恐怕是正确的。 斯波继续道:“我是杀人了,你不也是吗?检察官先生,如果真像你说的,人在杀人时会无条件地产生负罪感,那么你也和我一样,把它遮盖住了。检察官先生,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这世上有时候不惜将负罪感遮盖也要杀人。” “不对!你这样出于个人意愿的杀人,跟法律系统中的死刑完全是两码事!” 大友吼叫着,像是在说给自己听。 斯波笑了。 “就是一样的。检察官先生,通过死刑杀死罪犯,不就是为了社会,为了人吗?所以它是正确的,所以负罪感可以被遮盖住。我也一样,我杀老人是为了这个世界为了他人。这没任何不同。” 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大友把这句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这场审讯究竟为了什么,他早已说不清了。 耳鸣声变得从未有过的喧嚣。 他想要的答案一个也没得到。 犯罪嫌疑人明明已经供认不讳,可随着话语的叠加,苦涩的挫败感却在喉咙深处越发黏稠。这样的审讯他还是第一次。 只有一点是明确的,自己的预感错了。 斯波根本不是什么精神变态。 这天之后,大友又对斯波进行了数次审讯,最终没能成功让其承认自身的罪过。斯波全盘承认了杀人的事实,却没有背负哪怕一丝一毫的负罪感。 失败了。 这当然是大友极度私人的挫败,检察厅的工作仍朝着一审死刑的目标顺利进行。 事实相关的调查取证充分确保之后,案件即进入下一阶段。哪怕大友对犯罪动机不予承认,他也没有权利不向上提交起诉状。 二〇〇八年二月,距离逮捕将近半年之后,大友就获得了充分调查取证的四十二例谋杀和一例伤害致死的嫌疑对斯波宗典提起诉讼。 不久后大友才意识到了。 斯波持续谋杀老人的动机并未在审讯过程中全盘托出,他还在隐瞒真正的目的。 一切都在斯波计划之中。不光是杀人,罪行暴露,还有法庭审判,甚至死刑,这些都是。 待大友意识到一切的真相时,他已然身处法庭,无法接近了。 开什么玩笑! 翻腾在心中的,是一种近似愤怒却茫然无措的情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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