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早上，巴布尔开车将我送到突厥斯坦火车站。他昨晚喝得不少，可此刻却显得神清气爽。我则睡得很不好，天亮时才勉强睡着，可很快又被黎明的寒气冻醒。

房间里冷得如同冰窖。我穿上衣服，躺在沙发榻上捱时间。后来干脆塞上耳机，听鲍罗丁的《在中亚细亚草原上》——叶甫根尼·斯维特兰诺夫指挥苏联国立交响乐团。我闭目倾听单簧管和圆号奏出俄罗斯民歌的旋律，然后等待英国管吹出忧郁的东方小调。两种旋律彼此交错，直到隔壁传来巴布尔起床后的咳嗽声。

回到阿拉木图，我琢磨着接下来的行程。我决定深入哈萨克大草原，前往北部小城塞米伊。塞米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流放地，也暗藏着苏联时代的秘密核试验场。1949年，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在草原深处爆破成功。在随后的四十一年里，那里又进行了四百五十五场核试验，让哈萨克斯坦成为遭受核爆最多的国家。

我不知道自己能看到什么。去核试验场需要申请特别通行证，而且手续繁琐。我只好委托塞米伊的一家旅行社代办。在中亚旅行时，钱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有时候也要看运气。我都已经坐上北上的火车了，旅行社的姑娘才发来邮件，告诉我通行证还没着落：“我们希望明天能拿到。”

因此，前往塞米伊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我的忐忑自有原因。哈萨克斯坦幅员辽阔，是世界上面积第九大的国家。从阿拉木图到塞米伊，将是一趟穿越南北、长达一千多公里的火车之旅。我毅然跑到这里，把所有钱投入旅行中。如果旅途不顺利，事情可就惨了。

我买了一张二等车票。包厢里，将与我共度良宵的是一位单亲妈妈，带着一个还没上学的女儿。她们是哈萨克人，住在离俄国不远的小城巴甫洛达尔，是来阿拉木图旅游的。因此，她问我去塞米伊做什么时，我也就实言相告了：“旅行。”

“就你一个人？”

“是的。”

“塞米伊有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苏联的秘密核试验场。”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没有被打动，反而更加疑惑。后来我终于明白，要是哈萨克人问你来哈萨克干什么，你可最好别说“一个人旅行”——那会让你显得不太可靠。

发现包厢里有个不太可靠的人后，单亲妈妈变得谨慎了一些，只是出于礼貌，掩饰得很好。那个小女孩年纪尚小，则以一种防卫的眼神看着我。我想在她俩的下铺坐一会儿的计划，变得越来越难以实施。于是，我干脆去了餐车。令我有点意外的是，餐车里窗明几净，视野颇佳，而且不像可怕的俄国餐车——这里没有酒鬼。

此时，我已置身于哈萨克大草原。“草原”这个词，容易让人想到水草丰美之地。可是实际上，哈萨克大草原是干草原。更确切地说，是荒原。不仅十分贫瘠，甚至残破不堪。窗外，偶尔出现一片龟裂的丘陵，偶尔出现一排起伏的山岩，某些地方有小河流淌，闪着鳞片般的金光。在这片大草原上，你会感到火车其实是入侵者——入侵了桀骜不驯的风景。

黄昏时分，火车在一个小站停靠。站牌上写着“乌什托别”。

我猛然想起，以前看过一部叫作《中亚高丽人：不可靠的人》的纪录片：1937年，斯大林将二十万远东朝俄边境的朝鲜人流放到中亚，其中有三四千人就留在乌什托别——这里成了一座朝鲜小镇。

火车停靠二十分钟，我赶紧下了车。站台上有推着小车卖啤酒、熏鱼的小贩，长着一张张朝鲜女人的脸。和哈萨克人不一样，这些女人全都化着妆，穿着也更精致。即便放到韩国乡下，感觉也不会有什么违和感。

三三两两的乘客，穿着背心短裤，下车抽烟，也有人跟朝鲜女人买些下酒小菜。他们说俄语——这些流放朝鲜人的后裔早已不会说朝鲜语。

后来，回到北京，我又翻出那部纪录片重看一遍。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令我印象深刻：

“你们的祖国是哪里？”

“你用什么语言思考，你的祖国就是哪里。”

“我们说俄语，可我们生活在哈萨克斯坦。”

“我们不属于俄国，不属于哈萨克斯坦，更不属于朝鲜或韩国。”

“我们是什么人？”

……

列车员吆喝着让乘客上车。火车渐渐加速，掠过站台，掠过平房和铁皮屋顶，掠过杂乱伸展的天线，很快就把乌什托别甩在身后。暮色降临，草原愈显荒凉。我要了一碗红菜汤、一篮子面包、一杯啤酒，然后又要了一杯伏特加。我慢慢地吃喝，看着餐车里的人。

从乌什托别上来一个朝鲜潮男，戴着一顶时髦的毛线帽，正吃着蛋糕。一个穿着跨栏背心的小伙子会说英语，却告诉我他是一名矿工，去阿拉木图看女友。他后来喝多了，喋喋不休地自说自话，最后趴在桌上睡着了。要是在俄国火车上，乘警会把他拎去醒酒，就算他只是一个无害的失恋青年。

我回到包厢，母女二人已经睡去。火车在深夜时分继续穿越草原。等我早上醒来时，车窗外依旧是草原，仿佛没有尽头。乘客们拿着自带的茶杯，纷纷走到车厢连接处，在俄式茶炉前接水泡茶。我问列车员有没有茶杯提供，他开始说没有，后来看我是外国人就给我找来一个。可是，那个茶杯大概是谁用过的，里面还残存着喝剩的可乐。

火车跨过额尔齐斯河上的大桥，横平竖直的街道上点缀着古老的木屋，停着拉达汽车，有流浪狗对着火车吠叫，俨然是一座西伯利亚小镇的景致。接着，窗外出现了工厂和灰黄色的公寓楼，街上有了行人和车辆，扬起路边的尘土。这便是塞米伊市区外围一带的样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俄国人称这里为“魔鬼的粪箱”。

包厢里的母女跟我说再见，我下车登上塞米伊车站的站台，她们也跟着下来，到站台上透气。我这才注意到，原来小女孩的一条腿有点残疾，似乎是小儿麻痹症。她穿着白色芭蕾裤，在站台上一瘸一拐地跛行。

还没出火车站，就有两个警察拦住我，问我来这里干什么。我警惕地说，做生意。这么说倒也没错——如果他们查我的护照，会发现我办的是商务签证。

“会说俄语吗？”

“一点点。”

“箱子里有什么？”

“衣服。”

“打开看看。”

我扒掉行李套，拨开密码锁，打开行李箱。

“这是什么？”

“雨伞。”

他们点点头，示意我可以走了。

“谢谢，祝你们拥有愉快的一天！”

我走出火车站，对出租车司机说：“去游牧人酒店。”

2

游牧人酒店是一家老派酒店，在待客之道上做足了文章。不仅前台略懂几句英文，西装革履的门童还会帮你把行李提到房间。这里不接受网站预订，只能写邮件或者打电话。虽然没几个客人，可是提前两小时入住还是要收取半天房费。

只可惜酒店的设施处处陈旧。电梯间死气沉沉，走廊又长又暗，还铺着歪歪扭扭的地毯。房间形同囚室，只能打开一扇小窗，电源插头更是遍寻不着。你要是想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就得拔掉浴室的吹风机，坐在马桶上。可是浴室的设计偏偏又那么巧妙，能够有效地屏蔽手机信号。于是，你只好呆坐在天鹅绒面的椅子上（上面有若干不明污渍），呆望着窗外的一片苏联小区，听着铁轨上传来的火车声。

二楼餐厅供应早餐，可是早餐的品种有着游牧生活的单调。水果只有遭到虫蛀的苹果，蔬菜只有番茄和黄瓜。我在这里吃了三天早餐，番茄和黄瓜也一日比一日蔫痿，好似目睹一位不思进取的名媛，日日走着下坡路。唯一的安慰是那个俄式大茶炉，煮出的红茶又浓又苦，还带着一股红枣味儿。

旅行社的姑娘叫阿纳斯塔西娅，她答应来游牧人酒店接我，给我带来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她说，好消息是通行证终于到手；坏消息是我马上会发现，我们“无法沟通”。其实她的意思是，她不会讲英语。

可是我们之前一直沟通顺畅。无论是邮件还是短信，她都回复及时，英文看上去也没什么问题。

她说，那是因为她用了翻译软件。不过没关系，旅行社经理拉马扎诺夫先生会说英语，还会说中文，“他多次去过中国”。

阿纳斯塔西娅是一个身材丰满的年轻姑娘，有一头栗色长发。看到我后，她面露微笑，却誓不开口。很难想象，我们刚才还热火朝天地聊短信来着。我们沿着胜利公园走去旅行社办公室的路上，她一言不发，目视前方，一副坚信我们无法沟通的表情。不过，她人很善良，始终走在我的外侧，帮我挡住呼啸而过的汽车和掀起的尘土，就像一只松鸡，小心翼翼地领着小鸡渡过湍急的溪流。

到了旅行社，我立刻就被引见到拉马扎诺夫先生的办公室。拉马扎诺夫先生正坐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后面假装工作。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他在海南三亚培训时的照片，还有两张参加乌鲁木齐“一带一路”活动的结业证书。可是拉马扎诺夫先生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中文，他的语言天赋只是办公室的美丽传说。他用笔记本上的翻译软件和我沟通。

他写道：“司机和翻译都已安排妥当，明早八点从酒店准时出发。”

他穿着花纹时尚的外套，浓眉大眼，颇为英俊。他接着写道：“你一个人来这里，我们都很担心。如果遇到任何问题，随时与我联络。”

他递上一张名片，我塞进裤兜。然后，他拿起电话，吩咐了一句，我就被领去交费了。

3

从旅行社出来，我松了口气，还有大半天时间可以在塞米伊闲逛。我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如今，故居藏身在一片苏联住宅区里，仿佛时光错乱，把它遗忘在那里。那是一栋西伯利亚式木屋，旁边还有一座小型博物馆。

博物馆是苏联时代的建筑，采光不畅。阴影中坐着一位苏联时代的大妈，她摊开本子，让你登记，仿佛要签下死亡契约。博物馆有英文讲解员，可是那位姑娘说她现在很忙，要等四个小时。四个小时后博物馆就该关门了，于是我决定自己参观。

负责登记的大妈摇身变成管理员。她拿着好大一串钥匙，打开门上的锁。头顶的白炽灯像暖气片走水一样，一阵咕噜乱响，出现在我面前的是陈年的照片、笔记和书籍。

我沿着指引观看。每看完一部分，大妈就把那部分的照明关掉。虽说博物馆有政府补贴，也收门票，但看来还是资金紧张，不得不省钱度日。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在鄂木斯克的苦役，来到塞米伊充军。他说自己穿上了士兵的外套，但和过去一样是个囚犯。当时的塞米伊是一个“半城半乡”的地方，伸展在一个古代蒙古小镇的废墟中间，位于额尔齐斯河的西岸。多数房子是一层木结构，有一座东正教堂和七座清真寺。当时，俄国尚未征服整个中亚，塞米伊还是哈萨克草原边的边境地带，经常受到游牧民族的入侵。和现在一样，小镇缺少树木，到处灰蒙蒙的，布满浮尘扬沙。

最初几个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军营里，后来才获准在镇上独自生活。他租了一个单间木屋，房主是一个年老的孀妇，家务由这家的大女儿打理。她二十一岁，却已成寡妇。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三岁，已经度过了四年的劳役生活。他真能抵挡得住身边女性的魅力吗？今天，我们知道，他对寄宿的家庭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曾试图说服那位母亲，不要让她那个非常迷人的十七岁小女儿，偶尔在兵营卖身来补贴家用。

在塞米伊，受过教育的人极为稀少。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找去当家庭教师，从而结识了一位军官。这位军官的兴趣是纸牌和美色，基本都是从手下士兵的妻子和女儿中间挑来挑去。他喜欢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家里为他读报，正是在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了有夫之妇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他的初恋和日后的第一任妻子。

玛丽娅的丈夫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她本人则患有结核病，还有一个七岁大的儿子。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挡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燃烧的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焦虑和嫉妒，两人撕心裂肺，又互相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时发作的癫痫病，更是令一切雪上加霜。即便只是作为传记读者，我也感到疲惫不堪。

后来，他们终于结婚，在塞米伊租了一套房子。博物馆的大妈领我参观了这套房子。房间里有书桌、茶炉、摇椅，桌上摆着稿纸和水笔。陈设简单，但是实用。以当年的标准视之，或许还称得上舒适。然而，苦苦追求的婚姻却被证明是一个错误：他们仍对彼此心怀怨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背负着养家的重担，省吃俭用，可还是入不敷出。

婚后一年，他已在信中表达出失望和厌世。他的写作也不顺畅，期望获得的声名仍然遥遥无期。他写了一些《死屋手记》的草稿，构思了两部短篇小说，但都没有完成。他唯一完成的作品是一首颂诗，献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遗孀。正是这位沙皇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发配边疆的。

在诗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放逐之人，试图去安慰一个高贵女人的丧夫之痛。他想要回答一个问题，也是他日后所有小说想要回答的问题：世间的苦难是不是有它们的意义？

在塞米伊，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将自己的不幸视为天命。苦难让他流下“赎罪的泪水”，也让他可以“再度成为一个俄罗斯人，甚至成为一个人”。他在塞米伊生活了六年，完成了人生最艰难的淬炼。

一座城市会被一个伟大的人物照亮，但那只是刹那的光亮。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获准离开塞米伊，这座城市再度一蹶不振。它没有得到眷顾，自生自灭。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4

为了去核试验场，我花了一笔可观的费用，谁知排场也相应增大。第二天一早，我走出游牧人酒店，发现竟有三个人伴我同行。除了司机和翻译，还有拉马扎诺夫先生本人。

翻译是个叫艾达的年轻人，对于去核试验场这件事，显得比我还兴奋。他后来告诉我，他并非专业翻译，而是培训学校的英语老师。虽然苏联解体后他才出生，但对那段历史一直颇感兴趣。因此拉马扎诺夫先生一找到他，他就痛快地答应了，连报酬都不曾索要。

我本想告诉他，兴趣和工作最好分清。但转念一想，此等人生经验，我也是走了弯路后才无师自通的。要是当时有人这么教导我，恐怕我还会觉得人家倚老卖老。再说，省下的翻译费想必已经进了拉马扎诺夫先生的腰包。他大概需要钱置办行头。他昨天穿的那件条纹西装是意大利货，今天更是穿了一套专业的游猎装。英俊的脸上神采奕奕，抹了发油的头发严丝合缝，好像要去东非大草原来一场野奢之旅。

“拉马扎诺夫先生，你是不是去过非洲游猎？”

“没有，没有，公司的业务还有没拓展到非洲。”

“可是这身衣服很专业。”

“哈，哈哈，哈萨克斯坦也有国家公园，也可以打猎。”

“打什么？”

“大角鹿、棕熊，还有大雕。”

大雕？我估计艾达翻译错了，但没去追问。因为拉马扎诺夫先生打开了后备箱，给我看他带的一大捆口罩和防护服。他告诉我，核试验场里的辐射量依旧十倍超标，必须换上防护服才能进入。翻译这段话时，艾达的表情难掩激动。

我们开车西行，穿过塞米伊，近郊是一些快要倒闭的工厂。过了这里，我们就进入了真正的草原。遍眼望去，一片枯黄。公路的起伏极为柔缓，如同一条狭长的带子，伸向无遮无挡的远方。公路大致与额尔齐斯河平行，但中间相隔着草原，只是偶尔可以看到草木混生的河岸，瞥见奔流不息的河水。

“你能想象吗？俄国人就是沿着这条河入侵我们国家的。”拉马扎诺夫先生说，“他们沿着这条河逆流而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建起堡垒，塞米伊就是由这样的军事据点演变来的。”

“叶尔马克死在这条河上。”我说，“我有一个问题：俄国人把叶尔马克当作征服西伯利亚的民族英雄，哈萨克人也会这么认为吗？”

“不会。”拉马扎诺夫先生语气坚定地说。

司机也加入进来，与艾达和拉马扎诺夫先生一阵讨论。三个人中间，司机的五官最像地道的哈萨克人：脸膛黝黑，眉眼细长，留着小胡子。三个人中间，也只有司机还会说哈萨克语。拉马扎诺夫先生只说俄语。艾达则宣称，他的英语比哈萨克语好上十倍。

“你是做什么职业的？为什么会想去核试验场呢？”拉马扎诺夫先生问我。

“这个嘛……”

我心中暗忖，说我是作家和记者最符合实际情况，但有误导之嫌，让他们以为我想刺探情报，对我谈话就会多有顾忌。说我是自由职业者，虽然也说得通，但会让他们感到不解。如果只是笼统地说我是做生意的，他们肯定会继续追问，我做的是哪门子生意。最好的办法是说出一个职业，既能合理地解释我去核试验场的原因，也令他们不敢怠慢。

“我是向导，平时会带客人旅行，”我说。接着，又觉得把自己说得太低了，于是补充了一句，“我自己开了一家旅行社。”

拉马扎诺夫先生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还是同行！”接着，他向我讲起自己去乌鲁木齐培训的事。那是他第一次去中国，待了两个星期，见了很多同行。一个叫米娜的中国姑娘还帮他把公司手册翻译成了中文。

“中国女孩好可爱！”拉马扎诺夫先生说。

“米娜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中国的维吾尔族。”

“是吗？真的吗？”拉马扎诺夫先生瞪着我，帅气的面孔突然变得茫然。

核试验场位于塞米伊以西一百六十公里，哈萨克大草原的深处，隶属于库尔恰托夫市。苏联时代，那是一座没有标注在地图上的秘密城市，是苏联的核武器研究中心所在地。冷战时期，多达四万余名科学家和军事人员驻扎在库尔恰托夫。苏联解体后，核试验场随之废弃。如今，库尔恰托夫成了一座濒临死亡的鬼城。

草原上有一条岔路伸向库尔恰托夫。破碎的道路两侧开始出现废弃的住宅。墙面空洞，像被酷刑挖去了眼鼻。交叉路口处，还有一个花坛，可是同样已经荒废，周围是翻出的泥土和倾倒的树木。

拉马扎诺夫先生说，虽然库尔恰托夫不再对外封闭，可人口还是减少了一半以上。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大部分都在镇上的核研究中心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检测核污染情况，消除核试验的灾难性后果。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二十几年，至今还未结束。

我们径直开到核研究中心门前。这里有门禁，无法开进去。拉马扎诺夫先生下了车，拿着通行证去和军人交涉。随后，我也下了车，做了登记，过了安检，这才进入核研究中心。

这是一片规模不小的区域，积木般地散落着数座建筑。我们要去的博物馆继承了原来苏联时代的小楼，本是核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办公的地方。库尔恰托夫主导了苏联的原子弹计划，这座小镇也以他的名字命名。现在，他的雕像就摆在博物馆的入口处。为了开发原子弹，库尔恰托夫曾蓄须明志，雕像也是一副面带虬髯的形象。

博物馆为我配备了翻译兼讲解员，艾达突然发现自己失业了。这位讲解员的英文扎实，词汇丰富，水平比艾达高出不少，可惜脸上长满粉刺，而且体有异味。他的工作热情也成问题。大多数时候只是蜻蜓点水，只有在不断追问下，才肯透露更多细节。有几处的讲解委实太过敷衍，被路过的馆长听到后教训一顿。可他甚有个性，只是默默接受训斥，既不吭声，也不辩解，过后依旧我行我素。

馆长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俄国女人，对我倒是颇为和蔼，还亲自带我看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控制台——和007电影中拍的差不多。控制台上有黑色听筒电话，可以直通克里姆林宫，各种仪表和指示灯用来监视系统数据，中间有一个红色按钮，称为“贝利亚按钮”。当各项准备就绪，按下这个按钮，原子弹就轰然爆炸。

为了检验核爆的效果，苏联军队在试验场内建造了房屋和桥梁，仿制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还放入一千五百只各类动物，以测试原子弹对不同物种的杀伤力。这些无知的动物散落在试验场的不同区域，兀自在寻找食物、喝水、交配，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浑然不觉。如今，被热浪灼伤、遭辐射变异的动物尸体和它们的器官，就用福尔马林药水泡在大大小小的罐子里。与之相比，我看过的任何一部恐怖片都相形见绌。

库尔恰托夫的办公室依旧按照原样保留了下来，书架上摆着一套精装本的《列宁全集》，墙上挂着一幅列宁肖像。讲解员说，我可以坐在库尔恰托夫的椅子上，在留言簿上写下尊姓大名。

我用中文写了两句祝愿世界和平的废话，然后拉马扎诺夫先生和艾达也过来写。艾达写得尤其认真，难掩激动的心情。写完后，拉马扎诺夫先生摆好姿势，让艾达为他拍照。穿着这身游猎装，我觉得他其实更适合站在那些罐子前留影。

讲解员说，1949年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库尔恰托夫被授予了各项荣誉。他后来也参与过氢弹的研制。只是那时候，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堪忧，不久即发生中风。萨哈罗夫接替他成为主导氢弹试验的灵魂人物。

当科学家们目睹了核弹的威力，意识到人类已经站在自我毁灭的边缘，而核按钮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时，他们都变成了反核人士。晚年，库尔恰托夫反对核试验，萨哈罗夫更是成为苏联的异见人士。他于1989年12月去世，留下一千五百多页的回忆录。在他去世前两个月，核试验场进行了第四百五十六场——也是最后一场核试验。

哈萨克人终于愤怒了。在电视转播中，诗人苏莱曼诺夫没有按原计划朗读自己的诗歌，而是宣读了一份谴责核试验的声明。接着，阿拉木图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核运动——一百多万人签署了反对核试验的声明。

当时，东欧剧变的大浪已经席卷而来。苏联帝国风雨飘摇。

5

为我讲解时，讲解员不断看表，我以为他有什么急事等着处理。结果，当我们结束参观，赶在饭点之前来到核研究中心的食堂时，发现他已经坐在那里用餐了。

食堂里空空荡荡，有一种苏联式的性冷淡：花岗岩地面、淡绿色的壁纸、铺着白色油布的餐桌、钢管椅。看了那么多被辐射的动物标本，我没什么胃口。拉马扎诺夫先生似乎问题不大。他还多拿了几块蛋糕，装进书包里，说是以防我们到了核试验场缺水少粮。

午饭过后，我们开车去镇上转了转。核研究中心的员工大都回家午休，街上有了些许人气。镇中心只有一条尘土飞扬的主干道，两侧是赫鲁晓夫式的六层住宅楼。这样的楼房在中国北方也很常见，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走在库尔恰托夫镇上，我竟有一种走在北方重工业小镇的感觉。

我们路过一家小超市、一家理发馆、一家美甲店。这差不多就是库尔恰托夫的全部商业活动。

“有饭馆吗？”

“有一家。”司机说。原来他就生活在这里。十六岁那年，他来库尔恰托夫当兵，复员后留了下来，娶了镇上的女子。他有一儿一女：女儿远嫁他方，儿子还在镇上读书。

艾达说，他的表哥也在这里当警察。他是塞米伊人，却主动申请调到这里。

“为什么？”我没想到还有人主动要求调来这里。

“这里的工资水平和塞米伊差不多，但很清闲，基本无事可做。”艾达说，“也有人把这里当作职业跳板，受几年苦，然后晋升他处。”

草原的天气喜怒无常，突然下起了小雨。天上乌云滚滚，小镇就更显破败。返回核研究中心之前，我们经过一座东正教堂。讽刺的是，教堂以前是杀人如麻的贝利亚的别墅。如今，教堂濒临荒废，周围杂草丛生。拉马扎诺夫先生不由得感叹：在这样没有生活的地方，他最多只能坚持半天。

我们等着上午的讲解员一起去核试验场。谁知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硬邦邦的军人。讲解员说，核试验场有近两万平方公里，而设施遗迹散落各处。如果没有军方人士带路，我们只会像没头苍蝇，到处乱撞。

这倒也解释得通。只是这样的话，车里的座位就少了一个。艾达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他一定感到万分沮丧，但没有表现得太过明显。他说，他不去了。他一会儿到表哥家坐坐，等我们回来。

为了去核试验场，艾达连报酬都没拿，可是面对眼前的情况，我们也只有把他牺牲掉。不过，这次之后，想必他就学会把兴趣和工作分清了。我跳下车，拍了拍艾达的肩膀，表示安慰。等回到车里，我才猛然意识到，艾达是幸运的。

问题出在那个体有异味的讲解员身上。在博物馆时，空气较为流通，异味还不明显，只是袅袅缭绕，可是一旦关进狭小的密闭空间里，那气味就像暖烘烘的羊膻气，阵阵袭来。开始时，我还能打开一道窗缝，然后对着那道窗缝呼吸。可是进入核试验场的地界后，军人就明确指示：“关闭所有车窗。”

相比吹进带有辐射的沙尘，还是乖乖忍受异味更好。不过，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哪种死法更令人愉快。

军人穿着迷彩装，细看之下才发现是能扎紧裤腿和手腕的防护服。他还拿着一个盖革计数器，不时探测周围的辐射值。在这片一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区域里，进行过四百五十六场核试验，这对于环境和当地居民的影响可想而知。讲解员告诉我，如果要残留的核物质完全清除，至少需要上千年的时间。若以人的生命为量度，那几乎与永远无异。

车窗外是漫无止境的枯黄草原，汽车上下颠簸，仿佛在大海上冲浪。坐在车里，我的确有一种在茫茫大海上追踪鲸鲨的感觉，只不过我们要追踪的是掩藏在荒野深处的核遗迹。

军人不时指点方向，明确发出指令。对于这片在我看来毫无变化的草原，他像对自家后院一样熟悉。讲解员说得没错：如果没有军人带路，我们只会迷失在这里，就算有一位在镇上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司机也无济于事。

视野前方，突然出现一片大型混凝土遗迹。它们伫立在草原中间，俨然一座座钢铁要塞，也像是伸出水面的巨型鲸鱼鳍。讲解员说，那是为了获得核爆数据而建造的掩体。当核爆发生时，测量仪器就放在掩体内部。为了抗受冲击波，钢筋混凝土浇筑得格外厚实，可即便如此——当我们随军人走近查看——墙体经过核爆后烧成了黑色，混凝土之外的东西全都毁了：扭曲的钢筋、仪器的碎片，密密麻麻，满地都是。

附近还有一个地下防空洞，是模拟地铁系统而建。我们徒步走到防空洞前，俯身钻进去。里面漆黑一团，空气如井底一般冰冷。讲解员打开手电筒，四下探照。内部的建筑结构依旧完整，只是经年累月的遗弃后，到处布满尘土和碎石。显然有动物在这里安家了，我们的出现惊扰了它们，防空洞深处传来一阵怪响。讲解员说，测试表明地铁系统具有一定的抗核打击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在莫斯科乃至北京，都有精巧复杂、四通八达的地下系统。

“你还要往里走吗？”他问我，“我觉得里面不太稳固。”

我们钻出防空洞，像土拨鼠又回到草原。讲解员说，这些设施全部建于二战结束后不久。当时苏联经济困难、人员不足，要在荒野上建造如此复杂的设施，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拉马扎诺夫先生亦啧啧称赞。他还像顽童一样，捡起一块石头，扔进洞里，假装倾听回响。

我们回到汽车上，前往1949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弹坑。军人要我们一会儿穿上防护服，戴上口罩，套上鞋套，因为那里的辐射比其他地方又高出不少。汽车又开了一小时，随后远远停下来，司机不想再往前多开了。我们下车换上防护服，戴上口罩，徒步走向弹坑。

四周是凄凄荒草，草尖随风摆动，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但是军人手中的盖革计数器开始上升。弹坑掩藏在一片荒草后，已经形成一片湖水，就像草原上的小湖一样。湖面泛起圈圈涟漪，有鸟儿振翅掠过，四周几乎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宁静，让人很想坐下来，静静发呆。讲解员说，湖里有鱼，附近的牧民会来这里垂钓。经过多年治理，湖水已在安全阈值内，鱼可以食用。

“那为什么还要穿防护服呢？”

“因为你们是游客。”讲解员说。虽然他此刻也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只是肚腩太大，把拉链撑开了一道口。他接着说道：“穿防护服主要是为了避免带有辐射的尘埃吹到身上。”

其实，讲解员的话可以换个角度理解：游客在意的事情，对于天天生活在这里的当地人，实在没办法事事介怀，否则生活如何继续下去？我在资料中看到，核试验对几十万哈萨克人产生了影响。试验场周边地区的婴儿死亡率是其他地区的五倍，许多当地人罹患癌症。尽管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已是核试验后的第三代，但他们仍在忍受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军人用鞋尖拨弄着地上的土壤。他发现一颗焦化的泥粒。那东西就像一颗黑色的鼻屎，混杂在正常颜色的土壤中。他将盖革计数器凑近，数值陡然飙升，瞬间发出警报的啸叫。他告诉我，这就是核爆烧焦的泥土。虽然大部分的地表土壤已经被置换过，但还是有这样的泥粒残存下来。

“这东西具有极强的辐射性，一定要避免粘到身上。”他用鞋尖将这颗泥粒掩埋，然后带着我们离去。

从弹坑走出来，找到司机和汽车，脱掉防护服，摘掉口罩。等我们都坐进车里后，却发现汽车无法启动了。

司机嘬着牙花子咒骂，而我的心情已经麻木。虽然有认路的军人，但要步行走到有人或有信号的地方，至少也得几个小时。在这样辐射超标的地方再待上几个小时无异于慢性自杀，而和体有异味的讲解员闷在不能开窗的车里也同样令人绝望。

在司机的号召下，我、讲解员、拉马扎诺夫先生、军人一起下来推车。司机依旧气定神闲地坐在方向盘后面。如此这般地推了几十米，汽车突然发动起来。拉马扎诺夫先生居然“耶”的一声跳了起来，要和我拍手相庆。

所有人都兴高采烈，车厢里洋溢着喜悦的气氛。要不是我花了一笔巨款，让车里的每个人都满意，他们可是没人想来这里一日游的。现在，工作已经结束，只剩返程。

回库尔恰托夫的路上，我问核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是什么。讲解员说，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不情愿地发现自己成了世界上第四大核国家，仅排在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包括钚在内的大量裂变材料，仍旧留在核试验场的隧道和钻孔中，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美国人担心，这些材料会落入“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手中——这被认为是苏联解体后最大的核安全威胁之一。

为了获取西方投资，不被孤立，新生的哈萨克斯坦只有主动弃核。核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就是将特殊混凝土浇注到试验孔中，以结合废钚。这项获得美国资助的秘密工作耗时十七年，直到2012年才基本完成。

我问讲解员：“库尔恰托夫过去拥有那么多科学家，那么多知性活力，可现在人口锐减，日渐衰落。你怎么看待这种状况？”

没想到讲解员立刻翻脸反驳：“谁告诉你库尔恰托夫日渐衰落了？政府会确保这里一直繁荣下去。”

这之后，他没再跟我说一句话。显然，我的问题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连带体臭都散发得更浓了。

讲解员的反唇相讥不过是一句伤心话罢了。库尔恰托夫原本就是一座因核而生、因苏联而活的城市，现在两者都不存在了。它的辉煌已成往昔，活力也已消散，只有苏联的幽灵还会偶尔闪现在鬼影憧憧的街道上。

回到核研究中心，讲解员既没有与我们告别，也没有一言半语，自己转身走了。拉马扎诺夫先生打电话给艾达，然后我们开车去接他。他在表哥家里无所事事地闷了四个小时。其中有三个半小时，表哥还不在家。

6

回塞米伊的路上，我们经过了一座真正的鬼城——查干。苏联时代，查干也是一座地图上没有的城市。如今，它真的没有了。

查干原来是一座空军小镇。苏联曾将第79重型轰炸机师部署在这里。拉马扎诺夫先生说，它位于库尔恰托夫附近并非偶然——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轰炸机就是从查干起飞的。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在于，在领导人的意志下，它在很短时间内建成。苏联解体后，它又迅速遭到遗弃。你会发现，一旦国家的意志退潮，人们就会自然地用脚投票。科学家和军人带着家眷匆匆离开，短短数月内，查干人去楼空。

我们拐上一条无人的土路，前方渐渐露出一座小城的剪影。从远处望去，好像是一片没了工人的工地。或许是因为气候干燥，加之地处荒野，那些楼房依然好端端地立在那里。墙面虽然剥落，可是下面的“肌体”仍在喘息。荒草长了半人多高，树木从一户人家的客厅里长出来，一直蹿到楼顶。成群的乌鸦在这里筑巢，一等黄昏降临，就会铺天盖地飞回来。

楼房没有窗户，没有大门，没有家具，好像被掏空了内脏。但司机说，当年人们走得匆忙，值钱的东西后来才被附近的牧民搬空。我问司机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他年轻时常来这里找战友。他们会开上拉达汽车，拿上鱼竿，一起去额尔齐斯河钓鱼。

“你怀念当年的生活吗？”

司机耸耸肩。

“你的战友还在这里吗？”

“苏联解体后，他搬去了鄂木斯克。听说去年死了。他喜欢喝酒。”

说完这句话，司机的表情依旧稳定。他看上去既没有难过，也没有感慨，只是谈论着一件平常往事。他开着车，带我们走在昔日的街道上。即便一切已成废墟，他依然能够“如数家珍”。他不时伸手，指着某幢房子告诉我：“这个是商店，那个是桑拿房，那边是芭蕾剧院……”

芭蕾剧院？我无法想象这里竟还有过芭蕾剧院，还有过与之配套的生活。在我眼里，所有房子都像没有面孔的人，张着空洞的嘴巴。

“这里其实并不适宜生活。”司机说，“夏天四五十度，蚊子铺天盖地。冬天大雪覆盖，零下四五十度。”

“那库尔恰托夫呢？”

通过艾达的翻译，司机说：“都一样，它们都是国家意志的产物。”

我问艾达，司机是否用了“国家意志”这个词。

艾达说：“他没用那个词，但他是那个意思。”

我们经过几座窝棚一样因陋就简的小房子。司机说，这些房子有人居住，所用材料都是就地取材，从查干拆下来的。可是，这些房子看上去并无一点烟火气，更像是鬼城的一部分。

此时，黄昏将至，草原上一轮红日。我突然看见前方有两个金发男孩在骑车追逐。他们玩得正开心，两边是废墟和荒草——那可真像是鬼片中出现的场景。

听到身后有动静，两个男孩停下车，回头张望。就在汽车经过的瞬间，他们突然呲牙咧嘴，向我们竖起中指。两个男孩的五官像是俄国人，但表情十分粗野。司机说，他们其实是哥萨克人。

哥萨克人？中亚的哥萨克曾经四处征战劫掠，为沙皇开疆拓土。他们信奉东正教，但过着游牧生活。我想不到，令人闻风丧胆的哥萨克竟已退缩到世界边缘，守着一座鬼城过活。那些歪歪扭扭的房子，无水无电，仿佛草原上的沉渣碎屑，也像被某种诅咒附体，任由其自生自灭。

我们回到公路，向塞米伊飞驰。此刻，就连那座流放犯人的小城也显得令人愉悦。离开苦役地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这么高兴地前往塞米伊。他坐在运草绳的马车上，却从未感到如此美好：“头顶是天空，身边是广阔的空间、纯净的空气，还有灵魂的自由。”

到达游牧人酒店时，天已彻底黑透。拉马扎诺夫先生问我要不要去吃饭，他知道一家时髦餐馆，还做鸡尾酒。可我不想再与拉马扎诺夫先生应酬。他不过是一介浮泛之人，却装得比一般群众高明。我倒是挺喜欢温文尔雅的艾达，只是他年纪不大，经历单纯，恐怕说不出太多东西。我最想和司机聊聊，听他讲讲当年钓鱼的故事。然而，司机还要赶回库尔恰托夫，在漆黑一团的草原上，再开三个小时。

我们在酒店门前分手。我看着他们各自走上回家路。我也选了一条路，想找个吃饭的地方——夜色中的塞米伊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在这片文明的边缘地带，国家意志曾如潮水般袭来，终又退却。我想打捞那些残存的东西，放在玻璃罐中观察。

相似的事情总会不断地重演——走在昏黄的路灯下，我甚至能听到自己怦然的心跳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