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女士：

您上个月的来信从弗洛姆的爱的技术谈到交易性行为问题，其中包含了许多我非常感兴趣的元素。我倒也不打算完全按既定大纲走，您提炼的思路为对话的发展方向添上了新的辅助线，我今后也想试着灵活运用它们。

弗洛姆的那本书我粗略翻过，不过是1991年的老译本。父亲也给我寄来了新版，于是我重读了感兴趣的部分。

弗洛姆分别论述了父爱（有条件的爱）和母爱（无条件的爱）。您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母爱似乎也正在演变成一种有条件的爱”，对此我非常认同。我甚至觉得，在父权元素相对后撤的情况下，母爱反而越来越强调条件了。

我以前看这本书时比较在意的是，弗洛姆提出的母亲与父亲概念，是否与他是个男性有关。当然，弗洛姆自己解释说，他提到的母亲和父亲其实是在“论述以母亲和父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母性原则与父性原则”。但他分析亲子之爱时没有提到孩子的性别，这让我觉得有些别扭。因为我自己是女性，与母亲的性别相同，而这恐怕是决定我们母女关系的重要事实之一。

我在上一封信里提到，糟蹋自己的性满足了我年轻时的自尊心。而您补充道，这是“母亲禁止并厌恶到极点”的事。我一边看您的回信，一边琢磨这一点。也许对我而言，母爱“本该是无条件的，但我怀疑它是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无条件”，所以我会把母亲作为女性引以为傲并长期坚持的东西扔进阴沟，变成她最厌恶、绝对不想成为的模样，一心想看看她的爱有没有“最低限度的条件”。

弗洛姆写道，无条件的母爱也有消极的一面，因为“这种爱不需要什么资格就可以得到，而且想创造也无法创造，想控制也无从控制”。我把廉价的性当作商品，似乎也是为了解决心头的烦闷。也许我是想尝试得到或控制这份爱，以便探索它是否真的无法得到或控制，又以幼稚拙劣的手段尝试“失去它”，以便试探我能否真的失去它。

毫无疑问，性市场与夜世界建立在有条件的爱上。它比无条件的爱更可控，让人误以为可以根据自身的不足或不满，掌控想要得到的认可。通过改变尊严的摆放位置，我们可以暂时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有人会直接发表歧视风俗女郎的言论。与美国相比，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包括来自警察的性暴力）或无视其人权的情况在东京也很少出现，相反，她们受到的侮辱和歧视往往来自将尊严摆在不同位置的女性同行。与社会割裂的她们没有在内部生出团结，反而产生了更激烈的分裂和歧视情绪。做外卖茶的看不起泡泡浴女郎和飞田[指飞田新地，大阪红灯区，可进行插入行为。]的女性，因为后者让男人干到最后；泡泡浴女郎看不起被包养的姑娘，觉得她们缺乏专业意识；夜总会陪酒女郎则看不起提供性服务的风俗女郎——这些景象在她们工作时间重叠的牛郎俱乐部里经常可以看到。

我进入夜世界的时候，多少有些追求自由的心态。置身于一开始就偏离了社会道德与规范的行业，卖不该卖的东西，扔不该扔的东西……对年轻的我来说，这种感觉似乎是奢侈而自由的。然而，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察觉到这种自由十分受限，而且附带条件，兴趣便渐渐减弱了。大家明明遭遇类似，肯定也很想倾诉，却因为自尊摆放位置的微小差异而互相看不起，这幅景象让我认识到在这里获得的全能感和认可是多么脆弱。

通过“不白白让男人干”而获取尊严的“干女儿”和艺妓的自尊心也不例外。当年，在政府审议《卖春防止法》时，沟口健二的电影《赤线地带》将镜头对准吉原，讲述了一个妓女渴望成为家庭主妇的故事。这名妓女好不容易赎了身，嫁了人，却被任意驱使，还没有任何报酬。最终，她厌倦了这种毫无自由的生活，回到了自由自在的红灯区。我认为在从事性产业的女性中，对家庭主妇的蔑视至今根深蒂固。

看了您的信，我才知道加纳也有“干爹”这个词。许多美国和中国台湾的朋友跟我分析日本的情况时也会用这个词。在他们的认知里，这个词指的似乎是日本年轻女性散漫的卖娼行为，也就是所谓的“爸爸活”或援助交际。一位家住洛杉矶的台湾熟人告诉我：“我交过一个日本女朋友，可后来发现她有干爹，拿钱跟人上床，好像也没有要洗手不干的意思，于是我就和她分手了。我知道对日本的女生来说，找干爹很常见，非常随意，可我还是理解不了。”

在我看来，曾经的援助交际和现在的爸爸活之所以能毫不费力地被大众接受，是因为在交易性行为（性行为+经济行为）中，男女之间的不对称性可以被简单地糊弄过去。您指出女性卖娼的社会前提是权力和经济资源向男性倾斜，这我也是认同的，但我感觉在性交易现场中受威胁的不单单是女性的自尊心，男性的自尊心也危在旦夕。无论是“拿了钱所以必须被当成玩物”的女人，还是“付了钱才能被对方理睬”的男人，都只得到了附带严苛条件的爱。通过爸爸活与援助交际，男人可以活在这样的假象中：我不是付钱给职业小姐让人家陪，而是在跟普通女性交往，我的经济实力可以帮帮她。女性也可以产生这样的错觉：我不是妓女，只是和我发生性关系的人碰巧很有钱，也欣赏我的魅力。

在双方自说自话的语境下，买什么、卖什么都能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意改写。我也享受过这样的游戏，仿佛那是什么不被允许的消遣。因为比起在学习、工作或运动等方面胜过那些男人，鄙视他们必须花钱才能得到我的爱，更容易满足我的认可欲求。话说父亲的新译本让我想起了一件事。他在多年前翻译过琼·史密斯的《厌女症》，日语书名叫《男人都讨厌女人》。当时我只有八岁，不会念“讨厌”这个词，念成了“男人都想讨个女人”，惹得大家哑然失笑。

您在信中指出，商品属性的性位于灰色地带。现在的我最认同的莫过于这一点。我始终与主张“性工作也是正当（或普通）劳动”的性工作者组织保持着一定距离，也是性工作那可疑的“灰色属性”所致。

因为AV女演员也是所谓性工作的一种，我又是当过AV女演员的写作者，所以身边有很多人为卖娼合法化、反对歧视风俗女郎摇旗呐喊，其中不乏与我走得很近的人。我有时也会发表一些观点，但对她们断言“性工作也是正当劳动和普通工作”这点一直都感到非常别扭。当然，我对自己待过的行业还是有一定的感情，也不认为应该废除。话虽如此，我对“普通工作”这个说法始终亲近不起来，而每当人们抨击歧视性言论时，这个词都会冒出来。为了用自己的语言解决这种不适，我苦苦挣扎了许久。

这是因为我确信，我之所以能够在那里满足浅薄但又特殊的自尊心，之所以一度沉迷，之所以自以为找到了容身之地，就是因为那种行为极其特殊。而且我有一种预感，这种特殊性带来的愉悦与兴奋就像毒品一样极其危险。但事到如今，我并不想用“有害灵魂”这一句话糊弄过去，而且经验也告诉我，它的吸引力是不可替代的。母亲临死前用“你周围可怕的东西”“让你受伤的东西”这样的表述模糊地暗示了其中的危险性。从那时起，我便认为自己写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回答“为什么不能卖身”。“谁规定的不能卖身？”——我抱着这样的劲头勇闯夜世界，但有时也会想，搞不好我是真的想知道不能卖身的理由。

您在信中提到，尽管我“完全不必出卖性价值，也可以利用其他资源满足认可欲求”，却还是进入了风俗与援交的世界。我已经在上一封信里讲述了这种扭曲的优越感是如何形成的。但说到底，我自己也很疑惑：为什么一直以来我都无法宣称“我根本不需要男人的认可”呢？我家书房里有各种各样的书，其中也包括您的著作。在拍完AV、去夜总会上班的第二天，我便能在条件优越的大学与大学院做研究。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无法舍弃“可以贱卖性的自己”“能用性换来金钱的自己”呢？我明明很清楚，给性开出的价码远无法实现自我满足。

“难道女性直到今天还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认可吗？”您的失望深深扎在了我的心坎上，因为我明明处在非常易于获得认可的环境，却久久没能离开男人以最简单的方式给予认可的地方。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处的环境太过优越，仅靠男人的认可无法得到满足；但我们自我意识又太过贫瘠，没了男人的认可就无法满足。按照评论家斋藤美奈子的说法，也许我们这代人面临的选择是“当社长还是当社长夫人”，而且两个选项的权重完全一样，感觉两边好像都有戏，两种人都想当，于是在夹缝中踌躇犹豫，迟迟无法做出明确的抉择。我最近出版的书里也提到，有些女性至今还盼着男方提出“请和我交往”，否则就坐立不安，但在工作中又步步高升，不把男人放在眼里。她们身披浪漫爱意识形态的余香，带着男权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她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的自由，但她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奔西跑，手足无措。

您在东京大学入学典礼的贺词中提到，东大的女生倾向于隐瞒自己就读的学校。比起“努力学习考进了心仪的学府”，隐瞒校名后获得的“可爱又没有威胁”的评价更能拔高自己。我很理解她们的心境。我有个朋友就是东大毕业的，但她对外坚称母校是东京女子大学。美剧里也常有这样的情节：女性角色在相亲派对上说，“如果我老实交代自己是律所合伙人，就没人愿意跟我约会。但只要改口说自己是空姐，就立刻有人约了”。

然而实际情况是，如果男人的认可就能让你满足，你大可去念大专，毕业出来当空姐，当年《JJ》杂志的主要读者群体就是如此。而那些女性精明地进了东大，上了哈佛法学院，当了律师，还会在不同的场合换上不同的面孔。我感觉她们仍然需要过时的认可，同时又在进化得更加灵活与顽强。对我来说，“一边读庆应大学和东京大学大学院，一边当AV女演员”，这句话在字面上即刻传达出的“受尊重与怜爱”的意思就十分重要。

两个都想要、两个都舍不得，也许是过渡期奢侈而无益的烦恼。套用弗洛姆对爱的定义，除非放弃对“被爱”的执着，积累“爱”的经验，否则当上东大毕业的律师也没用，因为只要得不到男人的认可，就仍然觉得不圆满。事实上，我在《非·灭绝男女图鉴》中引用的言论基本出自年薪近八位数的女性，她们的母校至少是早稻田、庆应这个级别。

在同一篇贺词中，您还谈到了近年的医学院招生考试问题[东京医科大学招生时调低女性考生的成绩，控制录取考生中的女性占比，理由是“女性多因结婚、生育而离职，导致学校和附属医院医生不足”。]。仅就我的朋友圈而言，大家对这则丑闻的反应是比较微妙的。我所说的“微妙”，并不是说她们容忍这个事实。

我的母校明治学院高中是一所中等水平的学校。招生考试是统一进行，但招的男生和女生偏差值[日本考生衡量分数排名的数值，偏差值越高，说明排名越靠前。]差了将近十个点。母校原本是男校，但受“教会学校”形象的影响，报考的女生比较多，要是光看分数，从上往下挑，招进来的便都是女生，所以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平衡性别比。而且校方也对外公布了这项政策。不过这与医学院的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毕竟没有经历过“女性的选项极其少”的时代，只觉得这是“针对愚蠢男生的救济措施”，而本校的学生称之为“为男生服务的平权行动”。刚听说医学院招生问题的新闻时，我和老同学都隐约想起了母校的招生政策，所以反应比较微妙。

希望医科大学与医院给女生平等的机会、高高在上地容许偏向弱智男生的平权行动，这两种心态同时存在于我们身上，并无矛盾。这就好像“让我决定自己的价值”和“但我不允许你说我作为女人没有价值”这两种心态在互相侵蚀又彼此共存一样。我还是很软弱，无法明确宣布“我不需要男人的认可”，但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下意识想起的并非作为强者的男人，而是作为弱者的男人。这也确实在不知不觉中让我有了一定的自尊。

别说年过五旬的80年代女学生，跟我同龄的精英女性也对《爱的迫降》十分着迷。从结构上看，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浪漫爱情故事。女主角是韩国女社长，在迫降朝鲜的特殊情况下，得到了英雄的保护，顺理成章地当了一把“公主”。但她在韩国很有权势，教了男主角很多东西，男主角也全力支持她的事业，一点也不眼红。这么完美的男人只存在于幻想之中，不过，现在没有特殊设定就很难发展出正统的浪漫爱情故事，这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也许迪士尼从公主路线改走女英雄路线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

即使一个人享有各种能力和资源，只要执着于“被爱”、不愿放弃男人的认可，就无法从容地选择“爱”一个人，而是尴尬地想方设法隐瞒好不容易考进的东京大学的校名。尽管终点是那样遥远，但走向它的脚步正变得愈发统一，这令我颇受鼓舞。

---2020年10月12日

---铃木凉美

铃木凉美女士：

在与你通信的这半年里，疫情造成的隐居生活加深了我的内省。天知道这种“自肃生活”[为了防控疫情，日本政府呼吁民众“自肃”（自我克制、自我管理），一般指主动减少外出次数。]会持续多久。天知道在那之后，我的人生还剩下多少。我这辈子会不会就这样结束呢……

在看到和听到餐饮店、旅游胜地和活动会场因为Go To Campaign[日本政府为重振旅游产业而推出的大规模财政补贴活动。]而人头攒动时，我不由得纳闷：大家就这么想出去走走、跟别人见面、热闹热闹、释放活力吗……作为一个本就不爱凑热闹的人，我更喜欢新冠疏散生活的静谧和鲜有变化的日常，如果这就是“晚年”，我甚至觉得就这样走完一生也不错。说起来，近代之前的人也只知道自己所在的狭小世界，他们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照着父母的方式生活，年复一年地重复同样的事情，直到人生的终结。仅有的慰藉，便是四季的流转变化。刚来山间躲避疫情时，望出去还是一片早春风光。眼看着树木披上新绿，又变成夏日的浓绿，如今树叶又渐渐被秋色染红。等冬天到来，我的新冠生活便凑齐了一年四季。真没想到疫情会持续这么久，此刻我甚至不确定，当春天再次来临时，它能否告一段落。好在令人欣慰的是，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四季的流转都不会停歇……

话虽如此，对那些正要成长、前进和发展的年轻人来说，这种闭塞肯定会带来莫大的痛苦。你的人生才刚刚走过三分之一。而我走完了三分之二还不止，大概有五分之四吧。我的人生是从后往前数更快一些，而等待着你的未来却比过去长久得多。疫情下的一年在我生命中占的分量，自然与你有所不同。

你在信中提到了有条件的爱。弗洛姆所谓的“无条件的母爱”当然只是一种理念，现实生活中的母亲是形形色色的。你说你小时候便觉察到，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专家，你的母亲一直在观察你这个独生女，就好像你是她的实验对象似的。据说许多发展心理学家也会以这种方式观察自己的孩子。也不知道他们如何区分“作为科学家的观察”和“作为父母的爱”，但我很好奇父母在心里琢磨“啊哈～这就是心理学中的镜像阶段啊”的时候，被观察的孩子会做何感想。千万不能小看孩子。因为他们对父母的情绪是非常敏感的。

探讨有条件的爱时，你强调了“孩子的性别”，这一点确实很重要。父亲和儿子、父亲和女儿、母亲和儿子、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同的。最近学界也有人指出，照护者与被照护者的亲属关系决定了照护质量，“亲子”这个模糊的术语终于走下了历史舞台。婆媳与母女之间的照护关系当然有很大的不同，被照护者是父亲还是母亲、照护者是儿子还是女儿，也会对照护效果产生巨大的影响。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关注照护关系的组合及性别差异，其实亲子关系中也存在性别差异。自古以来，父子关系一直带有神话色彩，母子和母女关系则大不相同。

女性学自成立之初便开始关注母女关系。在以弗洛伊德为首的心理学理论中，“自我”是男性自我的代名词，这些心理学家一直在关注男孩如何成为男人，但对女孩漠不关心，所以母女关系在心理学层面基本无人讨论。正因如此，女性学才有必要研究母女关系。直到最近，母女关系问题才得到世人的关注，女儿说她们无法爱自己的母亲，母亲也开始说她们无法爱自己的女儿。那母子关系呢？“儿子比女儿可爱多了”——我认识好几位母亲敢淡定地说出这句话，丝毫不觉得难为情。最近，一位叫太田启子的律师写了一本有趣的书，题为《致未来的男孩》。她自己是两个儿子的妈妈。她在书中提到，妈妈圈子里经常有人说“男孩子都是爱撒野的小傻瓜，可就是可爱呀”，这让她觉得很别扭。在大约同一时期出版的《“母与子”的日本论》一书中，作者品田知美认为，母亲这种行为背后是一种阴谋，也许是想让男孩一直停留在“小傻瓜”的阶段，不让儿子独立自主，脱离自己的控制。我倒是很想采访一下被这样养大的儿子对母亲的看法，但成年男性满口都是母性赞歌，很少谈及其他。照理说，母子关系中肯定有更多的爱恨矛盾。也许是母性对儿子的压抑实在太强，使得他们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长久以来，女儿反叛父母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性越轨”，因为这是父母双方都最为厌恶的事情。你为了考验“有条件的母爱”，为了看看做到哪一步会突破底线，“以幼稚拙劣的手段尝试‘失去它’，以便试探能否真的失去它”，这其实并不罕见。可如果你是儿子……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也许你就无法背叛母亲了。

当年的我也想脱离父母的引力圈，但主要是想摆脱我的父亲，而不是母亲。因为母亲太过无力，不足以成为“毒母”。她的无力甚至让我产生了恨意。父亲下达了“禁令”，于是我把他看不顺眼的事情都做了一遍，其中也包括性越轨。为什么如此无聊的事情竟会如此妙不可言？其实我很清楚，关键就在于“父亲的禁止”。

《所以你也要活下去》的作者大平光代对“有条件的爱”进行了异常激烈的反抗。她在背上文满文身，成了黑帮成员的妻子，后来又重归正道，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一名律师，甚至成了大阪市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副市长。她上初中时遭受过严重的校园霸凌，自杀未遂后又被同学指着鼻子骂“没死成的孬种”，于是拒绝上学。这样的她最后被母亲的一番话彻底推入谷底。

妈妈都不敢上街了……求你了，好歹去上学吧，妈妈难为情死了。

就是这句话让女儿走上了弯路。这也难怪。女儿拼命拒绝上学，但“妈妈更关心的是面子，而不是亲骨肉”。

强大的女儿会表现出大幅而激烈的越轨。大平光代不断挑战极限，借此“逼问”母亲：你已经抛弃过我一次，我要做到什么地步，你才会真正抛弃我？经过这场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遍体鳞伤的磨难后，她成了一名帮助少年犯重返社会的律师，而且似乎也与母亲和解了。而我最终还是错失了机会，你也早早失去了母亲，同样没有机会和解。要想达成亲子之间的和解，关键是双方都得长命百岁。

话说回来。最近我注意到，写“我”开头的句子时，用过去式结尾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人生已经不能从头来过，空余遗憾和反省。在我与评论家樋口惠子合著的《人生止步时》一书中，我问她“想不想在死前跟某人和解或者道歉”。樋口姐姐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她说她根本不想跟人道歉，甚至“想化作厉鬼吓唬某几个人”。我却做过太多需要反省的事，想向我伤害过的人道一声不是。曾经的我是那样无知，那样不成熟，那样傲慢。我一点都不想回到年轻的时候。没有比那更痛苦的日子了。

儿童画家岩崎知弘在年过五旬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动人的话。

回想起来，年轻时的岁月可悲而浅薄……我付出了二十多年脚踏实地的努力，才敢说“自己好歹比当年强了些”。我屡战屡败，流尽冷汗，好不容易才稍微懂了点事。事到如今，我又岂能回到过去？

“岂能回到过去”的我在与你交流时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在你那个年纪发生的一切。这让我感到刺痛，仿佛撬开了不愿回忆的过去、堆积已久的课题与封存多年的问题，开始反思身处其中时看不到的种种。

你在信中反复问我——“为何能对男人不感到绝望呢？”年轻时，我爱过他们，也被他们爱过，我伤害过他们，也被他们伤害过。毕竟我当年置身于身边都是男人的环境，而当时的男人比现在的年轻人更野蛮、更不客气，所以我根本不愁找不到人。甚至有个嘴臭的男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京都大学的女人可真好啊，什么样的丑八怪都有男人追着跑。”（笑）

有些男人很天真，有些男人很狡猾。恋爱不需要尊重也可以谈。我很无知，他们也一样。知道自己是一个浑身缺陷的女人、没什么了不起，也就没有资格要求对方完美无缺。但浑身缺陷的年轻男女一旦试图认真开展围绕自我的斗争，就有可能受到伤害，或伤到对方。我从不认为女性在爱情游戏中是弱者，因为我知道她们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加害者。

但性要另当别论。

和今天相比，性在当时是更大的禁忌。毕竟在那个年代，“初夜”这样的词语仍然存在。父母教导女儿婚前要保持处子之身，一旦发生婚前性行为，就会被打上“残次品”的标签（也正是那样的年代才会激发格外激烈的性革命）。

你给自己制定了一项使命：“写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回答‘为什么不能卖身’。”请一定给出只有当事人才能说出的答案。我由衷期待着。

你接着写道，“‘谁规定的不能卖身？’——我抱着这样的劲头勇闯夜世界。”其中的“劲头”一词让我心里一紧。你用“劲头”来形容自己的行为动机，可能很少有人可以准确理解这一点。

在明治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肉欲”（好可怕的词啊）对男人来说是“精神被身体打败的地方”，但对女性来说也许更像是“身体屈服于精神的地方”。仔细想想，从闭上眼睛短暂出借身体的援交少女，到出于义理、人情、忠诚和孝道决定沉沦苦海的妓女，也许女性一直以来都在牺牲自己的身体，无视它的呐喊，让身体屈从于精神。

在通信的过程中，我再次扪心自问：在那一场场“把肉体和精神扔进阴沟”的性事中，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是为了性认可吗？不是。因为周围早有许多人将我看作有性属性的人，简直多到烦。是因为性欲吗？也不是。我感觉更多是为了让身体屈服于精神（我称之为观念）。

森瑶子女士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她的出道作就叫《情事》。其中有一句话令人难忘：“我想做爱做到呕吐为止。”据说这句话引起了许多女性读者的共鸣，壮大了作者的书迷队伍。至于森女士有没有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我就不细说了，但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丝毫没有克制过这份欲望，想当年找个男人容易得很，只要说一句“我想做”就行了。

在90年代初的电视剧《东京爱情故事》中，铃木保奈美饰演的女主角赤名莉香主动对男友完治说“我们做吧”，引发舆论热议。可这能有多难呢？ 对于今天那些绝不主动提出交往、非要让男方表白的女生而言，也许是有些难。

80年代在英语国家进行的性生活调查中，有一道题问“谁发起的”，回答“男方”的占了绝大多数，占比从高到低依次是登记结婚的夫妇、同居的异性恋情侣和同性恋情侣。我看到这个结果的第一反应是“不出所料”。可能男女双方都认定，性爱应该由男人主动发起，女人就该被动等待。顺便说一下，问卷里还有一道题问的是“谁能说不”。结果显示，“无法说不”的女性占了绝大多数，占比高低顺序一样。这体现出了登记婚姻中女方的性不自由。那现状呢？女人主动提，就会被扣上“放荡”的帽子，甚至有男人说“女人主动提就没兴致”。常有女性天真无邪地问我：“男朋友要怎么找呀？”我会回答：“主动约就行了。”可听到这话，她们便会惊呼：“欸～这我哪敢呀～”

为什么不敢？因为女性不习惯被拒绝。男性也会在遭到拒绝时受伤，但他们可以积累经验，训练自己避免或减少伤害。被拒绝并不意味着你的存在被全盘否定，说一句“哦，这样啊”就行了。

我见过的最得体的拒绝是这样的：

“我今天没那个心情。”“哦，这样啊。那下次再说。”……只是我跟他并没有“下次”了。

我不需要从男人那里得到什么，也不需要和他们耍心机，所以我很容易向他们发出邀约，被拒绝也满不在乎。但邀约或被邀约的男人和我活在截然不同的剧本里……现在想来，我跟他们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同床异梦”。也许“干女儿”和“干爹”之间、援交少女和购买她们的男人之间也有同样的鸿沟。

我从不向对方索要什么，也没有任何期许，甚至不会约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不费钱、不拖泥带水的情人，也就是现代人口中的“床伴”。有时是我的手头更宽裕，所以我负责伙食等方面的支出也是常有的事。包吃包喝还包睡……有时我也纳闷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其中还不乏已婚人士，这让我觉得很讽刺，心想如今的男人只要找准一个独立女性，不费一点成本就能拥有情妇了。要知道以前找情妇可是男人有本事的体现。不要求男人娶，也不要求男人跟妻子离婚，不吵不闹，哪怕男人渐渐疏远，也只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哦，这样啊”，然后干干净净地离开……这样的女人不就是对父权制的补充吗？

没错，“独立女性”。也许那就是我的“咒语”。

我从那种关系中得到了什么？这种独立具有“性独立”的内涵。也许我是想用自己的身体证明性和爱不是一回事，性并不从属于爱，女性可以出于性欲发生性行为，也可以主动……写出来一看，不难发现这就是后现代关于性观念的命题群，丝毫不逊色于秉持“爱与性合一”的浪漫爱意识形态。让身体服从于观念……如果是这种快感令我沉醉，那我与你做的事情就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方向不同罢了。我寻求的是“性”关系，而不是爱或认可，所以男人在床上低语的“我爱你”都令我厌恶。我心想，我的性欲是纯洁的，不容玷污。

我敬爱的作家富冈多惠子在《刍狗》中塑造了一个专门猎捕少男的中年女性。她笔下的这名女主角如此说道：“我很好奇，仅仅是陌生人肉体的一部分具体地进入我的身体，算不算是肉体关系。”这种“好奇心”面向的是“没有关系”的广漠世界。身体部位的连接并不产生任何形式的“关系”。富冈老师那一代的女性比我更年长一点，她们还生活在一个只要插入生殖器就会被视为“越界”的时代。她们不得不进行这样的性实验（恐怕是用自己的身体）……我对这一点感同身受。

通过这段经历，我知道女人也可以把男人当作工具，也可以利用他们，消费他们。所以我很理解你为什么会觉得在交易性行为中，“受威胁的不单单是女性的自尊心，男性的自尊心也危在旦夕”。“将身心扔进阴沟的性事”不仅是对自己的侮辱，也是对对方的侮辱。

在我看来，使身体屈从于观念的终极案例，就是平冢雷鸟[平冢雷鸟（1886——1971），二战前后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袖，《青鞜》杂志的创始人之一。]的盐原殉情事件。夏目漱石的徒弟森田草平与雷鸟同游白雪皑皑的盐原，最后殉情未遂，成为一大丑闻。受其影响，日本女子大学从校友名册中抹去了雷鸟的名字（尽管后来又恢复了）。据说漱石后来以雷鸟为原型，塑造了《三四郎》中的美祢子，但他根据森田提供的片面信息，把美祢子写成了一个傲慢浅薄的美女，这对雷鸟来说实在不算公平。

事实上，盐原殉情事件连“殉情”都算不上。二十二岁的平冢雷鸟（平冢明）在前往盐原之前留下了“遗书”。其中如此写道：

我贯彻毕生的体系，因自身原因而死，非因他人所犯。

女人留下这样的遗书，教男人情何以堪。这段文字中没有一丝对男人的情爱。据说他们之间甚至没有性关系。因为根据雷鸟的自传，她是在盐原事件之后才“失去童贞”，对方是她主动邀来的禅宗僧人。

平冢雷鸟可能是日本近代女性主义者中最理念化（即脱离实际）、最形而上学的女性。她只对自己的开悟与天才感兴趣。《青鞜》原本是旨在帮助女性“展现内在才华”的文学杂志，因为它受到“大叔媒体”的揶揄与强烈抨击，雷鸟才摇身一变，成了“女权斗士”，可见“垃圾评论”有时也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草平大概是想调戏一下雷鸟这位有智慧、有教养、有自尊的女人，看看她会有什么反应。但雷鸟也想试探到底，心想：“我会服从自己的意志，可你有多大的思想觉悟呢？”没有几个男人经受得住这样的考验。草平终究配不上雷鸟。在我看来，器量小的男人夹着尾巴逃跑了，就是这起殉情未遂事件的始末。（顺便说一下，《死之棘》的岛尾敏雄是极少数的例外，面对女人赌上全身心施加的考验，他坚持到最后都没有逃避。）

如果这场“殉情”没有以未遂告终……那便是两个一同死去的男女因截然不同的理由死去（名副其实的“同床异梦”）。如果没有遗书，后人永远不会知道两个人的剧本存在根本差异。不，即使留下了遗书，那些缺乏阅读理解能力的人大概也只会一头雾水。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殉情通常是男人带着女人踏上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旅程。但富冈老师对《心中天网岛》[日本木偶戏的经典剧作，描写相爱的两个人因义理的束缚而无法结合，最终殉情。]做出了不同的诠释，她认为女人自己也有去死的理由，是女人把男人拖去了死地。殉情丝毫不意味着爱的圆满。男人和女人因不同的理由赴死，在不同的剧本中同床共枕。

“性自主”被翻译成sexual autonomy。在后艾滋时代，法国和英国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法国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之间开展了三次调查，有助于我们把握不同时期的变化。调查组成员之一米歇尔·博宗曾跟我提起衡量法国女性“性自主”程度的指标——性观念越是自由、进步，性伴侣就越多。这个标准实在太直白，教我忍俊不禁。从这个角度看，基于自我决定使用自己身体的性工作者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独立女性”。这也成了她们尊严的源泉。

“性是性，爱是爱，两者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在性革命之后，这个理所当然的观点终于变得理所当然。这个结果是我们想要的，但我们的灰心和沮丧感没有得到丝毫减轻。

爱仍然困难重重，而性的门槛虽然大大降低，但我不认为它的质量有任何提高。试图打破性爱一致的一代人和认为性与爱显然是两码事的一代人，开展的实践当然不一样。你们这一代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觉身体越来越不听使唤，也渐渐觉得“让身体服从观念”不外乎是对身体的虐待。使身体屈从于某种观念的极致就是自杀，自杀就是对自己身体的极致虐待。特攻队士兵的死，显然也是对身体的虐待。对顶级运动员的赞叹固然是惊叹和佩服他们能将身体完全置于自身意志的控制之下，但运动员肯定也很清楚这种控制的局限性。

开始跟残障人士来往后，我才意识到身体是无法任由我们摆布的，身体是我们的第一个他者。他们已经和不听使唤的身体打了许多年的交道。他人本就是不能摆布的，但在那之前，他们还不得不与“自己的身体”这一不听使唤的他者相处。“变老”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会突然成为残障者。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感觉到精神和身体都是易碎品。不小心轻放，身心都会破碎。易碎品就得享受易碎品的待遇。而当年的我是多么傲慢，以为无论怎样胡来，我和对方都不会碎。

人们常说我很坚强，说我抗击打能力强。才不是呢。谁愿意主动变成一个“抗击打”的人啊？挨打了就会痛，就会受伤。一旦伤痛过度，就会碎裂坏掉。

把易碎品当作易碎品对待。

这一点对自己和他人都万分重要，而我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搞明白，真是愚蠢至极。

---2020年10月18日

---上野千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