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女士：

您的来信似乎包裹着体温尚存的伤痛，看得我也感受到了刺痛。“把易碎品当作易碎品对待”，这句话是多么有力，但主动承认自己易碎又是多么困难。

这些年我一直在虚张声势，伪装自己，其中最大的伪装大概就是说“我不会受伤”或“我没有受伤”。第一次聊到“恐弱”的时候，我也说过我宁可忽略自己的伤口，当它不存在，也不愿意被视作受害者与弱者。在身体和精神的关系上，我也一直在自欺欺人。只善于忽视伤痛，也许可以陶醉于自己的强大，但要是不在应该面对的时候面对，到头来还是有可能失控。

《五体不满足》的作者乙武洋匡创作了小说《车轮上》，里面有“已经跨过去的人”这么一个短语。主人公得知性格开朗的酒馆妈妈桑（LGBTQ人士）自杀时，说了这么一番话：“我还以为圣子姐是‘已经跨过去的人’。她肯定也有挣扎和痛苦的时候，但我以为她早就克服了这一切，会坚强地活下去……”我觉得这番话清晰刻画了旁人对顽强生存的性少数群体与女性的看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情况是，他们也许能在每天的生活中克服小小的障碍，却从未翻越高耸的山头。

有一阵子人们常问我：“你后悔拍AV吗？”这就跟诱供似的，我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对方肯定希望我回答：“后悔也是有的，但没有那段经历，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世人试图把我们分成两类：要么是受害者，被迫拍片，受尽苦难；要么是积极向前的强大女性，经历过旁人看来十分消极负面的过去，但仍顽强地跨了过去，或以之为精神食粮。但我感觉许多女性是在这两者之间来回游走，选哪边全看当天的心情。至少我是这样。

如果我贬低自己的伤痛，坚持认为自己周旋得很好，那么对社会而言，我永远只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便利玩意。可我又不愿意高估伤痛，被迫假装自己受伤。所以我切身感觉很难确切把握自己的伤势，也很难准确地将伤痛表达出来。有时我也会信笔写出来，自以为好歹面对了，但过一天再看，又觉得夸大了伤痛的程度，翻来覆去，次次如此。“独立女性”之所以意外地成为好打发的情人，“已经跨过去的人”之所以没有机会承认自己的伤痛，让身体服从精神的援交少女之所以强化了大叔的幻想，自我决定的AV女演员之所以不能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或许都是因为陷入了自己对自己下的诅咒，进退维谷。

我这代人普遍认为性与爱显然是两码事，对我们来说，面临的挑战大概是如何面对孤独，而人们认为性爱一致时无须直面这种孤独。并不是说一个人只要双手奉上自己的性，就能得到爱的承诺，也不是说只要置身于爱，就不会为性迷失。女人在性这方面也可以积极主动，把性和爱完全分开，但是，在性从属于爱时女人用性换来的安全感与满足感，是现在的她们未必能够得到的。我不认为我们已经成熟到可以避免由此产生的不满或不安。我有时会想，也许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否填满原本由浪漫爱情填满的地方，也不知道如何填满或有没有必要填满，所以一直无法摆脱不满足的感觉，无法彻底放弃相当老土的浪漫爱情，对婚姻制度抱有过高期望，或是在工作和社交平台上寻求认可。

在我离开报社开始自由撰稿后不久，接连有好几个朋友来咨询，说有兴趣做撰稿人或找家出版公司当助理。她们婚后就没再工作，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大概是因为写作不需要任何执照或资金，乍看也不需要任何特殊技能，想要回归社会的人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个工作吧。不过在我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项因素是人们的表达欲普遍膨胀了。有些女性本就习惯在博客、推特上写作，现在还有用note[日本一个可以发布图文、音频、视频的免费博客平台。]的，所以她们想更进一步，将写作变成正式职业。特别是经济状况比较稳定的家庭主妇，即使当不了撰稿人，很多人也很愿意尝试能够署名的工作。

我觉得自己能从事笔头工作是非常幸运的。在或正视或回避自我之后一边思考种种问题，一边生存下去，不写作的女性肯定也会经历同样的挣扎，但如果自己写的东西留在了书本或杂志上，回顾起来就方便多了，很容易看清自身认识的变迁与心情的波动，进而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已经跨过去的人”，也没能牢牢掌控事态。也许，无论写什么，我们至少可以把写作当成一项工作，借此养成自我怀疑的习惯，还会发现什么话招人嫌、什么话讨谁喜欢常常伴随着偶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可以理解她们为什么想在时间比较宽裕的时候尝试写作。而且我也觉得，比起在博客上用诗意的语句自言自语，以工作的形式写甲方给的主题（比如影评或关于汽车的文章）有时反而更能显露自己的心思。

但就个人而言，从2019年前后开始，我认为自己应该多关注一下我本人或我写的东西是如何被消费的。毕竟我现在既不是研究员，又不是报社记者那种受雇于人的撰稿人。靠笔头吃饭的人总认为自己想说的话都写在文章里了，于是彻底放心，不会像AV女演员和模特那样在意自己被用在了什么地方。近来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多注意写出来的东西有没有被断章取义，被随意用在违背本意的地方。

无论是卖娼、卖原味还是陪酒，我都不认为只有当事人才有资格发声，但我会认为，能以当事人的身份发声是一种巨大的特权，至少在面向部分读者时是这样。即使我说得比较深入，大家也很容易被说服，因为他们下意识地认为“当事人都这么说了准没错”（当然，这有利也有弊）。如今，无论是这类禁忌工作的从业者还是LGBTQ，群体内部的发声者都有所增加，但数量仍然有限，而且不一定能保证当事人身份的多元化，他们说的话也时常被用于支持违背自己初衷的讨论，说不定还会被贴上叛徒的标签。

还记得大约三年前，谐星组合“隧道二人组”的小品“保毛尾田保毛男”[“保毛”（homo）在日语中与“基佬”同音。小品主角保毛尾田形象怪异，下半张脸涂成蓝色，脸颊涂成粉红色，]被骂上了热搜。这个三十多年前的小品将男同性恋者塑造成恶心滑稽的形象，以此博取观众的笑声，而今在一个特殊节目上再次登场。当年公众的认识相当浅薄，现在电视台却特意复活了这种歧视性的表达方式，如此恶趣味的做法引发了舆论热议。当时，变装皇后Mitz Mangrove[日本艺人，生于1975年，五岁时便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性取向，喜爱穿女装、化浓烈的妆容。]在周刊连载中质疑了抗议中的陈词滥调：“‘说ホモ和オカマ不行，说ゲイ和オネエ就可以。’[日语指代男同性恋者的词汇中，ホモ（homo，英文homosexual的略称）与オカマ（okama，本意为肛门）一般被认为是蔑称，往往会替换为ゲイ（gay）。オネエ（onee，“男大姐”）使用范围更广，可泛指说话像女性的男性。]这是谁规定的？什么时候规定的？”“是时候意识到仅仅‘掩盖歧视’是毫无意义的了。”看到当事人发声为节目辩护，人们仿佛也放心不少，越来越多人发表了赞同的意见。

Mitz Mangrove的文章本身并没有大力为那段小品辩护，而是从亲身经历出发写出了抗议内容中令人感到不适的地方。还记得之前碰巧遇到他的时候，他说：“到头来，大家看到当事人都这么说了就会松一口气，可这样也不太对。”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人不看原文，只看网络新闻和推文就开始二次引用。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文章常被人断章取义，贴上“前AV女演员拥护/反对××”的标签，可我压根不记得自己拥护过那个观点或反对过那项运动。但也不能一味责怪网络新闻，我在工作中应该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文章有可能被过度解读。

我感到这项工作既麻烦又复杂。写作这个行业身处缝隙之中，要围绕当下的热点话题，找寻还没有被别人说过的东西。但有些时候，正因为是当事人，又想对那些搞错重点的支持者冷嘲热讽几句。有些人大体上站在指责歧视的一方，但他们的具体言行也可能让人不舒服。

前些天，网友抗议某连裤袜品牌的宣传图有性消费的嫌疑，最后品牌方撤下了引发争议的图片。[2020年11月2日，连裤袜品牌厚木邀请二十五位画师绘制女性穿着厚木连裤袜的图片。]

有网友表示：“女性购买这种商品是为了时尚穿搭和保暖，品牌方却把男性会喜欢的性暗示图片放在网上，岂有此理。”看到这样的意见，我险些下意识地提笔写道：“把连裤袜套在头上搞笑的谐星和撕坏大量连裤袜的男性AV助理导演，都是厚木的优质客户啊。”我不想侵犯他们的抗议自由，但也不想被扣上“前AV女演员为色情图片辩护”的大帽子，所以犹豫了一下。换作以前，我大概立马就发声了。也不知道作为一个表达者，我是变得不自由了，还是更谨慎了。再补充一下，我认为性消费本身绝对不会消失，再费心撤回也没用，所以才会忍不住去干涉那种耿直的抗议吧。

有个问题我已经酝酿很久了：当您以女性身份进入男性主导的职场，并取得了女性从未有过的成绩时，您会不会觉得男性会因为“这是女人写的东西”“女性学者写了性感女孩”[指上野千鹤子于1982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性感女孩大研究》。]而兴奋？我们在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看法时，却会因人们的关注点错位而被消费。我一直在琢磨，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还能怎么办。无论是研究社会学还是女性主义，我都怀疑男性能否彻底理解那些理论，进而反映到生活层面上，所以我猜测，即使在最高学府的职场上，男性也不一定拥有和他们所学理论一样的视角。

话说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有一次研讨小组请来Lily Franky先生[日本作家，代表作为《东京塔：老妈和我，有时还有老爸》，同名改编电影获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本名为中川雅也，也是一名演员(饰演过《小偷家族》主角阿治)、音乐人，荧幕形象是爱说黄色笑话的中年大叔。]当嘉宾。见介绍当天流程的学生很紧张，他便开了一句玩笑调节气氛：“你说得再卖力，我也只会盯着你丰满的胸部。”我也经常开这种有点恶趣味的玩笑，不过我相信现在还有些地方的大叔真的只会盯着女性的胸部看。就算把胸部遮起来，他们搞不好也会说，这么遮遮掩掩反而更下流。我认为女性在工作中很难避免被性消费，在厚木连裤袜问题中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总觉得男性就是那种在原味店套着内裤、以荒唐的模样自慰后便拍拍屁股走人的生物，所以第一反应是死心，觉得根本管不了他们。您在上次的信里回答了“为什么能对男人不感到绝望”。我自己认为，正因为我蔑视男性的“肉欲”，才会问出那样的问题。尽管这么想也许是对男性群体的冒犯。身为女人，虽然我不太能理解男人的本性，但我已经习惯放弃改变男人难移的秉性，转而与之共存，所以我很想知道，当有人用您不喜欢的方式看您时，您是如何面对的。

除了做研究和写书，您是否考虑过其他的职业道路？学生时代的您有没有考虑过不做学问？您当时可以选择的职业都有哪些呢？

如今……或者说早在我上学的时候（算下来也是二十多年前了），同类学校的女生可选择的职业已经十分广泛。尽管就读的院系专业不同，大家的职业选择都很多，可以在公司职员、专业岗位、研究岗位甚至创业道路中选择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工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琢磨自己想从事什么工作。但在此基础上，女性还要在界限不清的各种工作分类（比如以女性为中心的工作、女性身份至关重要的工作、女性身份不仅不重要还会成为瓶颈的工作、好嫁的工作、不适合结婚的工作……）的夹缝中东跑西窜，不知道该侧重哪方面的价值。

想从事的工作与符合理想人生的工作有时是一致的，可一旦出现冲突，就得考虑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有没有什么东西被忽视了、三十岁时还能不能保持同样的价值观……这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去挑选工作。而这种无依无靠的心境，也是将性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再坚信婚姻神话的女性必须面对的挑战之一。在不止“社长”和“社长夫人”这两条路、选项更细分也更丰富的大环境下，往自己的人生掺入多少“女人”的成分，大概是女学生的切实烦恼。

我可以分享一下报社的情况。我待过的《日经新闻》会把不少新招的女员工分配到东京总部，但大多数职员在二十多岁时要被派驻外地，所以在校友活动中时常听见求职学生烦恼“想试试看，却又觉得干了这行好像就没希望结婚了”。同期入职的朋友之间有时也会说起“上学的时候从未考虑过怀孕年龄的问题”。公司一直在稳步完善女员工的生育福利制度，但在这些制度之外，还要考虑有没有结识异性的机会、能否得到异性青睐、会被什么样的人选中等等。仔细想想，女性似乎需要在二十一二岁的年纪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做出一个相当重要的抉择。如果日本职场的人员流动性能再强一点，大家的心态也许还能轻松一些。

话说曾经的“女大学生圣经”、发行量直逼八十万的《JJ》终于宣布停刊。一想到今天的女学生主动舍弃了当年《JJ》坚定鼓吹的攀高枝神话，我不禁感慨万千，但同时我也能大致想象到，在缺乏强硬价值标准的大环境下，面对广泛选项的女学生该有多么手足无措。我也觉得，在旧价值观余音缭绕的状态下，哪怕在最先进的学府深造过，也可能对自己的选择感到焦虑。尽管我很清楚，那些能明确说出自己的职业理想与目标的人会对此嗤之以鼻。

顺便一提，硕士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想尽量选择跟AV女演员不沾边的行业，这样有助于摆脱过去，也不容易暴露，因为大家肯定会觉得“这种地方怎么会有AV女演员”。此外还得是对文科硕士敞开门户的行业。有了这些条件，我没怎么考虑便把“好结婚、受异性欢迎”的行业排除出优先考虑范围。在步入“女人的人生”之前，我已经有了一段“作为前AV女演员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还是很幸运的。

---2020年11月11日

---铃木凉美

铃木凉美女士：

在写给你的信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写一些从未对任何人、从未在任何地方说过或写过的东西。

作为学者，我本不需要出卖隐私，也不打算这么做，所以逢人便说“我卖想法，但不卖感觉”（尽管破过几次戒）。但也许是通信这种形式使然吧，尽管知道书信会被公开，但一想到自己和你一对一“面对面”，我便觉得没有糊弄与搪塞的余地。难得编辑在这个社交网络和短信息主导的时代想出了如此慢条斯理的玩法，我似乎也完完全全着了道。

你对“已经跨过去的人”感到的别扭引起了我的共鸣。人的改变不会像爬楼梯那样逐步发生，也不是一旦改变就再也回不了头。你能将自己的过去融入现在的自己，这就类似于性暴力的受害者将受伤的经历融入现在的自己，而不是假装一切从未发生。但谁也不敢说“有”这种经历一定比“没有”好，而且这样的“融合”非常脆弱，随时都可能瓦解。全方位地肯定现在的自己，包括积极的侧面和消极的侧面……这种状态固然是最理想的，但我认为没有多少人能够达到。

年纪大了也是一样。我跟许多老人打过交道，自己也到了被人说成老人的年纪，有时会深切感觉年龄与成熟没有一点关系。看到上了年纪的作者在书里写什么“我最喜欢现在的自己”，我只想立刻骂上一句：“扯淡！”

对了，这次的主题是“工作”是吧。

关注你的动向时我一直在担心：她接下来准备做什么呢？她会以作家的身份活下去吗？可她会写什么，怎么写呢？

作为一个研究社会学的人，硕士论文《“AV女演员”的社会学》出版成书，这个起步可以说是相当幸运。我本以为你会继续深造做学问，但你并没有走这条路（当然，你随时都可以重启学术之路）。听说你进大报社当了记者，我还以为你喜欢写作，没想到后来又辞职了。在《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颁布后，主流媒体的记者是最受女性追捧的职业之一，照理说你完全可以留下来。莫非是因为过去的经历曝光后实在待不下去了？

现在的你算是偶尔上上夜班的自由撰稿人吗？根据之前提过的“反论资排辈”思维，你在夜世界的市场价值会消失殆尽，那你是不是打算有朝一日靠笔杆子活下去呢？

顶着“撰稿人”头衔的女性大有人在。语言是最简单的工具，人人都可以使用，也不需要画漫画的技能或搞设计的品位。我也知道有许多女性想写署名文章，专栏、影评……什么样的都行。对我们这一代女性来说，写作称得上最便捷的工具，哪怕一度回归家庭，放不下实现自我价值的念头，也能立刻把它用上。有许多女性确实走了这条路，为杂志写写填缝的短文，出版刊载当地最新信息的杂志，甚至成立自己的编辑制作公司。其中确实有人频频发表署名文章，还有人推出了纪实作品，一跃成名，深受后来者崇拜。好比酒井顺子女士和岛崎今日子女士，就成了大家的榜样。

那是一个杂志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作者和读者都对杂志青睐有加。我有几位熟人就在那个时候出道，她们乘着杂志文化的浪潮，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了自由撰稿人。

但出版市场早在90年代就迎来巅峰，纸媒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当年采访经费充裕，稿件的单价也很高。可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几位熟人开始跟我抱怨行情日渐走低。照理说，只要名气够响，业绩过硬，工作单价就会上升。但她们恐怕没有想到，就因为成了自由撰稿人，自己的工作量随行业衰退而不断减少，单价更是不增反降。

热爱书籍和杂志、希望从事编辑工作的年轻人在今天也没有绝迹。我们上野研讨组的学生有时也会被这类出版社录取。遇到这种情况，我总会说：“恭喜你，挺好的。可天知道你们公司还能撑多久。”

当然，就算从纸媒变成了电子媒体，内容产业也永存不灭。但在电子媒体上，作者不得不置身于明显更为激烈的竞争之中。网络新闻上的署名文章以点击量论英雄，默默无闻的YouTube主播也能靠足够高的播放量一跃跻身名流行列。如今的媒体环境已经与我们那个时代大不相同。

你在信里说，你担心自己写的东西会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被消费。不过在那之前，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也是媒体语境下的消费品呢？而且只要你是一个消费品，就注定“用完即弃”。

作者无法选择媒体（除非是业界红人），而是媒体选择作者。这意味着没人下订单就无法写作。也许你现在忙得不可开交，来自媒体的订单源源不断，甚至无法想象无人下单的状态。

上野研讨组也走出过几位独具一格的作家。而我对开始走红的研究生的忠告始终是：“不要被用完即弃。”

无名的年轻人一旦意识到有人需要自己，便会心生欢喜。要是自己的作品引起了别人关注或得到赞赏，他们就会得意忘形。作品要是能换来金钱，那就更不用说了。编辑总在寻找有走红潜力的人才，年轻人很容易被这样的编辑唆使，信以为真，甚至刻意迎合。可他们一旦过气，编辑便弃之如敝屣。我对此深有体会，毕竟也是过来人。所以我一直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脚踏实地，积淀出不受时代和潮流影响的东西。

对编辑来说，作者不过是商品罢了。打着灯笼都找不到愿意与作者殉死的编辑。当一款商品卖不出去的时候，放弃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我对编辑最大的赞美，就是将其比作鬣狗。因为他们就像以腐肉为食的鬣狗一样，擅长发现作者最危险的部分，赋予其商品价值，放上货架。你的前缀“前AV女演员”对他们来说肯定也有求之不得的附加价值。

但是你打算带着这个前缀走多远呢？

对你来说，前AV女演员的经历已成过往，但你并没有更新自己的履历。AV行业源源不断有新人崭露头角，制片现场也会发生变化。你作为当事人的价值是有保质期的。诚然乙武先生[即前文提及的作家乙武洋匡，他自幼患先天性四肢切断症，天生缺乏四肢，《五体不满足》是他的自传。]有“作为残疾人的当事人性”，伊藤诗织女士也有“作为性暴力受害者的当事人性”。但这种当事人经历写过一次就结束了。人不能反复书写自己的历史。

人们常说，每个人一生至少会写出一部杰作，但专业作家需要不断推出杰作，一次还远远不够。一辈子只写出一本畅销书也不行，你得像铃木一朗[铃木一朗（1973— ），曾是职业棒球选手，保有美国大联盟单季最多安打纪录，以及连续10个赛季每季都能击出200支以上安打的吉尼斯纪录。]那样，每个赛季的安打率都稳定在三成左右。

每每言及此处，我都很庆幸自己是一名社会学家。不过这句话背后更多是一种感慨：还好我不是作家。当然，我也不认为自己是当作家的料。作家是以自己为试验田，把自己切成碎片，社会学家则以社会（即他人的集合）为试验田。我一直认为，在自己脚下再怎么挖都挖不出什么花样，所以才奔赴名为“他人”的战场。而且他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社会学家永远不缺研究材料。我素来认为，想象力无法超越自身的认知，而现实远超想象……所以我对虚构作品的要求极高，很少有小说能让我觉得有趣。读到无聊的小说时，我只想大吼一声“把时间还给我”。但论文或纪实作品不然，只要能告诉我原本不了解的事实，哪怕文章写得再拙劣，心里都是喜悦胜过烦闷。

有没有编辑在你耳边嘀咕：“要不要写本小说看看？”

这足以说明，人们认为小说是人人都能写的东西，还认为每个人都想冲破制约、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而小说就是自我表达的形式。但我认为这种想法错得离谱。我认识的好几个人都被编辑的低语冲昏了头脑，开始尝试小说。我很不欣赏这种做法，每每看到那种人，我都不由得感叹“这人也没能抵挡住写小说的诱惑啊”，又觉得“这人以后也只会写小说了”。村上龙在《工作大未来：从13岁开始迎向世界》中将作家定义为“死刑犯也能做的工作”，令我印象深刻。作家恐怕是想写作的人选择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工作。

既然如此，已经年过三旬、想要靠笔杆子活下去的你也是时候明确要写什么、怎么写、用什么风格写了。

你肯定会反问，我又是如何选择了这份职业呢？

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一心想走学问之路，我只能说“不是”。恰恰相反，当年的我是个稀里糊涂的姑娘，对未来没有任何规划，甚至没有想过靠工作养活自己。在没有任何雄心壮志的情况下，一心不想找工作的我为拖时间读了个研。这背后是以失败告终的学生抗争运动的惨痛经历。考上研究生后，我向一位相熟的教授报喜。教授问我：“那你硕士毕业出来打算做什么呀？”我老实回答：“老师，我是一点想法都没有。”教授便说：“女孩子嘛，就这样挺好的。”在那个年代，大家甚至不觉得这是性别歧视。

你问我有没有考虑过不做学问，这么说起来，我二十岁的时候只觉得这个年纪烦得要命，巴不得一脚跨到三十岁以后。而我想象的三十多岁的自己，是冷清酒馆的老板娘。当时京都大学周围有很多廉价酒馆，囊中羞涩的学生只要往那儿一坐，店家就会给他们上二等酒[1992年之前，日本国税局将清酒划分为特等、一等、二等，税率视等级而定。]（当年还有这种东西呢！）。我在家里从没帮父母干过活，就靠着坐在吧台前问“阿姨，这是怎么做的”学了一些小菜的做法。多亏那段经历，我现在还会做口味清淡、更适合当下酒菜而不是下饭菜的京都小菜。回到故乡金泽，在闹市区的后街开一家跟小吃摊差不多简陋的破酒馆，做个忙里忙外、看人下碟、略带倦容的酒馆老板娘……说这是二十岁姑娘勾勒的未来蓝图，倒也着实好笑。在那个年代，上了三十岁就是不折不扣的大妈。在那幅图景中，老板娘身边没有丈夫和孩子的身影，可能是因为早在那时我就已经没有成家的打算了。

那是一个女生读研出来也没有工作可做的年代。大学里教的社会学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也完全不觉得自己是做研究的料。我做过各种兼职，但都无法靠它们维持生计，有两次差点决定退学。之所以打消这个念头，是因为还有奖学金这条财路。爹妈的钱有附加条件，但奖学金没有。

想一鼓作气从“女孩”变成“大妈”，跳过“女人”的阶段……那时的我就是如此厌恶自己是女人这件事。在三十岁将至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女性学，只觉得茅塞顿开：哦，原来我还可以研究自己啊！面前出现了一件自己主动想做而不是别人让我做的事情，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不过当时我完全不觉得自己能以此为生。我还想，如果我不适合做研究，那就让研究来迎合我吧。哪怕过着失业者一般的日子，我也没有丢掉这种不羁和自恃，还挺不可思议的。

后来，时代的浪潮将我（们）推到高处。因为我和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女性都迷上了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渴望阅读这方面的书籍。而当时的出版市场上并没有我们想读的书（翻译过来的外版书除外），于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创作者得到了志同道合的女性编辑提供的机会。

不过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出版界都由男人主导。我可以预见到自己在那个地方会被如何“消费”。我的“破处”作《性感女孩大研究》被视作“年轻女人写的荤段子书”，很是畅销。女性主义论文集《女人的快乐》也采用了编辑提议的擦边球书名。随后出版的《裙子底下的剧场》是围绕内裤的研究。《女人游戏》的序言题为“放眼望去皆阴户”，以至于人们给我起了个“四字学者”[阴户（おまんこ）写成片假名是四个字。]的雅号。也是在那时，我成了“社会学界的黑木香”。《女人游戏》还闹出过这样的笑话：我的一位男性朋友在长途卡车司机停靠休息的餐馆边吃边看这本书，一个大叔凑过来说：“小哥，看啥呢？哟，玩女人？[《女人游戏》（女遊び）的书名也可译为“玩女人”。]挺有意思的嘛！”还有人跟我抱怨：“看你的书必须包书皮，否则都不好意思拿出门。”

把书名列出来一看，还真是壮观得很。说我“利用了男性凝视”倒也没错。当时还有人说我是卖弄女性元素的“商业女权”。不过我心想，管他呢，卖得动就行，不服气就写本畅销书出来瞧瞧啊。年长的大妈直皱眉头：“听说最近冒出来一个年轻的女社会学家，就喜欢用荤段子炒作？”我始终坚信，即使读者的购书动机有违我的初衷，但只要他们在阅读之后理解我的真实意图就行。值得庆幸的是，比起误解与误读，我遇到的更多是优秀的读者，让我感到自己的观点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过于害怕被误解，人就一句话都没法说了。既有正解又有误解也无妨，管它是八二开，还是六四开，只要我觉得正解多于误解，就有勇气继续写下去。女性学的先锋一代应该可以抬头挺胸地说，我们在没有读者的地方创造读者，和读者共同成长，还走出了一批出色的作家……是读者培养了作家。我们绝不能低估读者。而且我有幸遇到了一批优秀的编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栽培之恩。

我一直有“两手抓”的意识，既出通俗读物，又出学术专著。出了一本容易引起误会的书，就再出一本学术色彩比较重的书。听到人们惊呼“这两本书居然是同一个人写的”，好不畅快。我将这两种书称为硬派与软派、A面与B面、上半身与下半身。哪怕把“荤段子”类的著作从列表中删除，剩下的也足够多。应聘的时候，我都会把它们删掉，让面试官当它们不存在。但对方总会告诉我：“很遗憾，我们没法当这些书不存在。因为它们不仅不是加分项，还会倒过来扣你的分。毕竟外行人都是通过这些书认识你的。”是我自己刻意做了这些招人白眼的研究，也算是自作自受。

90年代初，我突然成为东大教官时（当时东大还是“官办学校”，所以学校里的老师被称作“教官”），一个学生问：“上野老师，你是怎么拿到这份工作的呀？是睡来的吗？（笑）”说这话的是个女生，我当然知道人家是在开玩笑。这种玩笑在当时还是可以开的，但如果开口的是男生，也许就无法太平收场了。

大学教师是一种奇怪的职业。“教学研究两手抓”不过是无稽之谈。在大多数高等学府，你跟学生讲自己正在做的研究课题也是白搭，因为学生理解不了。虽然被称为“研究者”，但无论在研究方面取得多少成绩，工资都不会多出一分钱。特别是在私立学校任职时，我切身体会到自己的工资出自讲台下学生的家长支付的学费。我在某私立大学新创办的院系待过一段时间，在学生结业前，校方拿不到政府补助，所以我的工资100%来自学生家长的钱包。我从未像当时那样强烈地感受到，大学教师从事的是教育服务业。调到官办学校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同校老师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教育服务的提供者。

我曾用学生的四年学费除以毕业所需学分对应的课时数，算出每节课是5000日元。据说，如果通知下周停课，日本学生会拍手叫好，美国学生却会嘘声一片，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上的是私立学校，每年要交大约400万日元的学费，理应享受服务。然后我转念一想：也许学生是因为学费一年一交才意识不到，要是改成每上一堂课都要交一张5000日元的代金券呢？我的课值不值这个价？

教师是我最不想从事的职业之一。因为我从来都不觉得学校是个有趣的地方，也从来没有尊敬过老师。在那个年代，女大学生毕业后要么当公务员，要么当老师，而我实在不愿意凑合当个老师，干脆没考教师资格证，断了自己的后路。其实我只是太懒了（笑）。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教师。仔细想想，只有大学老师是没有教师资格证也能担任的教职。坐在讲台下的也不是孩子，而是大人。大学不同于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是可以选老师的。不愿意上我的课就别选我——大学老师是可以这么说的，这为我提供了绝佳的借口。如果学生还是选择了我，我就努力工作，力争对得起这份薪水，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和信任——我抱着这样的信念投入了这份工作。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许许多多出色的学生。其实老师也是学生培养出来的。大学院的工作尤其严肃，因为老师培养的是可能在不久的未来成为自己对手的学者。

按照惯例，大学老师退休时都会出一本《某某老师花甲纪念论文集》，里面要放几篇徒子徒孙拍马屁的论文。快从东大退休时，一个学生问我：“老师，您不打算让学生编一本退休纪念论文集吗？”我兴致缺缺地回答：“太土了，我才不要呢。”而学生给出的替代方案，便是后来的《挑战上野千鹤子》（千田有纪编）。我在书中回应道：

这些学生是离我最近的人，熟知我的论文有怎样的长处和短处。他们想拿起在我手下磨好的刀，刺向我的阿喀琉斯之踵……能被这样一群人选中，我深感欢喜。

把书送给一位同事时，对方表示：“这本书提高了后人出退休纪念论文集的门槛。”

尽管教师不是我主动选择的职业，但从结果来看，这份职业非常好。因为我可以亲眼见证年轻人和不那么年轻的人的成长，仿佛竹笋褪下一层又一层的皮。看着他们，没有生过孩子的我心想：“瞧我拐来了多少别人家的孩子……”那心态堪比花衣魔笛手[德国传说中用笛声引诱孩子进入山洞，任由他们困在里面活活等死的人。]。毕竟家长可以见证孩子儿时的成长，却很少有机会见证孩子成人后智慧长足进步的过程。

我和立命馆亚太大学现任校长出口治明合著的《你的公司与工作方式幸福吗？》马上就要出版了，到时候也给你寄一本。出口先生这些年的工作经历颇为独特。我们在这本书里聊了各自的工作方式。其中也包括少有人问及，所以从未在其他地方提过的事。提起《JJ》停刊时，你说现在的女生不光可以攀高枝当社长夫人，还可以自己开公司当老板，却因为选项过多而迷茫。我忽然想到，如果我晚出生个二三十年……会不会体会到那种“面对广泛选项手足无措”的感觉呢。

话虽如此，社会的变化总是差那么一口气。正如你在信中所写，肯定有很多女性在“以女性为中心的工作、女性身份至关重要的工作、女性身份不仅不重要还会成为瓶颈的工作、好嫁的工作、不适合结婚的工作”的夹缝中“东跑西窜”。

我曾梦想成为小酒馆的老板娘，可见并不排斥服务业。作为服务的提供者，我也很有服务精神，学生都能为我作证。如果我生在另一个时代……说不定能在企业里出人头地，当上高管呢。当然，这是不是我想做的另当别论。

而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选择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这意味着你选择了一种没有保障的人生。我是拿工资的雇员，甚至当过一阵子国家公务员。还记得刚成为雇员时，我结结实实吃了一惊，感叹每个月都有固定金额入账也太舒坦了。我并不喜欢组织，却作为组织的一分子走过了这么多年。出口先生也不例外。我们合著的书名里之所以有“你的公司”这几个字，正是因为我们都是上班族。我在书里提到了自己为什么明明可以当自由人，却没有离开组织。

我一直把自由职业者称为“买国民健康保险[面向公务员、公司职员以外的普通居民、个体户的保险。]的人”。一旦离开“公司”，成为国民健康保险的被保险人，你就会深刻感受到组织为雇员提供了多大的保障。无能的人受到的保护尤其多（尽管今天的企业可能已经没有这份余力）。新冠疫情也让人们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每每看到因疫情失去工作的非正式员工或自雇人士，我就不由得感叹他们的处境着实艰难，好似赤手空拳立于荒野之中。

我发自内心地祈祷，你的选择能结出积极向上的硕果。

---2020年11月20日

---上野千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