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女士：

我在上一封信里问您当年有没有想过不从事研究工作，这固然是出于对时代背景的兴趣，但更多是因为我无法想象既不当大学教师又不做学问的您会是什么模样。冷清破酒馆的老板娘，这个形象着实教我意外。我有几个陪酒时认识的女性朋友，现在就当着小酒馆的店长或妈妈桑（数量不多就是了）。陪酒称得上卖弄女人味的极致，不过仔细想来，和夜总会里的其他人相比，她们基本都是不轻易拿女性身份当招牌的人。也许正因为她们深谙不能单纯地让别人消费自己的青春和纯真，才能在那个世界站稳脚跟。

插句题外话，我一直很排斥把酒馆的老板娘称为Mama而不是Madam的习惯，感觉带些恋母情结，怪恶心的。莫非也是因为男人非得把陪酒女郎区分成“追求的对象（处女）”和“完成蜕变的女人（妈妈）”，否则就没有安全感吗？如此想来，您说您二十多岁的时候厌恶自己是女人，想跳过是处女才会受到追捧的年轻女人的阶段，一鼓作气变成大妈，这倒也合情合理。

您在信里说，您有幸遇到了优秀的读者，出书后收获的“正解”比“误解”要多。还说您会有意识地两手抓，既出通俗读物，又出学术专著。这对我来说也是巨大的启发。出版《“AV女演员”的社会学》后，我又写了一本题为《卖身的话就完了》的随笔。当时我也对面露不悦的母亲做了类似的解释，却没有切实践行的气力。

您在回信中问“现在的你算是偶尔上上夜班的自由撰稿人吗”，其实我已经很久没上夜班了。刚离开报社的时候，我在歌舞伎町住过一阵子，偶尔想呼吸一下夜世界令人怀念的空气，就会去夜店坐坐台。但由于母亲病情愈发严重，我渐渐远离了那个世界。她去世后，我就彻底从夜班毕业了。正像您之前指出的那样，“父母的禁止”有着妙不可言的滋味，她去世的时间与我告别夜班的时间正好吻合，这未免也太凑巧了。但其实年纪大了才是更重要的原因，与在家里写稿相比，去店里上班变得不那么合算。我的市场价值不是“会消失殆尽”，而是早就开始暴跌了。

我不是那种能把服务做到极致的陪酒女郎，当不了妈妈桑，只会简单地用青春和纯真换取金钱。所以三十岁过后，我在夜世界的价值直线下降，与年龄成反比。夜世界特有的畅快感，即“自己能卖出价钱”的感觉也随之迅速褪色，只留下触目惊心的现实。但我毕竟曾被那个世界的强烈魅力深深吸引，所以至今仍会作为顾客或单纯的朋友和路人进进出出，也仍想把握并言说它那充满魅力、可怖又肮脏的轮廓。但是与年轻时相比，在那里工作至少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所以，我工作的路径大致是夜班（AV和陪酒）→报社记者→自由撰稿人。

您说您当年读研是为了拖时间，我读研则是因为还不想离开夜世界，但也不打算永远留在那里。尽管那时还很年轻，但我好像也会琢磨：要是找了工作，业余时间就很有限，没法再去夜店坐台或拍片，可大学毕业后做全职女公关或AV女演员，感觉又很冒险。我之前也在信里提过，年轻的我认为“不完全沉浸在白天或黑夜，但在两边都有立足之地”非常重要，避免失去任何一边的唯一办法，就是延长当学生的时间。所以我本科多念了一年，五年才毕业。在念研究生的两年里，我也一直维持着这样一种状态：无论置身于白天的世界还是夜晚的世界，我都能告诉自己“我的世界不止这一处”。

但在此期间，我先是对AV行业产生了恐惧，毕竟自己的价值不像一开始那么高了，在夜店也到了不能光把清纯年轻当卖点的年纪。于是我觉得自己必须找一份工作，好从夜世界抽身，这就是我入职报社的原因。我也觉得，在白天的世界里增长年岁，总比在夜世界人老珠黄要好。读研的时候，我在银座一家小俱乐部坐过一阵子台，感觉还挺自在，即使继续读博，大概也不会洗手不干，所以也想借此机会彻底过上不一样的生活。这种单纯的向往大概也是促使我走进报社的一个原因。

报社的工作还是挺有趣的，况且我小学作文里写的理想职业就是写文章，所以大体上比较满意。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我意识到，只要你还打算在日本过下去，就没有比当公司雇员更好、更轻松的路子。我父亲一直在大学当老师，所以是拿工资的，但从我记事起，母亲就不在公司里工作了，过着一边做笔译一边做学问的生活。亲戚里也不太有所谓的公司雇员，所以我对雇员的印象比较负面，等到自己找工作之后才反应过来：“天哪，还有比这更妙的吗！”

我也不是不能继续留在报社。我至今觉得，日本的公司雇员一旦脱离这条轨道，想回去就十分困难，留下来显然是明智之选。工作本身做得也还算得心应手，但随着三十岁大关临近，我愈发怀念早该挥别了的刺激感。硕士论文也刚巧在同一时期出版成书，这让我渐渐觉得当公司雇员有些憋屈。不能穿短裤和高跟鞋，不能随心所欲四处旅行，要充分明白自己的立场，不能进出“见不得人”的场所……这应该是许多公司雇员在成长过程中不得不妥协、放弃的事情。我起初也告诉自己，过日子就是这么回事，但还是觉得这样太不自由了，于是在大致可以靠稿费养活自己的时候辞去了工作。同事都知道我出版了硕士论文，我偷偷用笔名写稿的事情也传开了，东窗事发（包括我过去的经历）恐怕只是时间问题，还是先溜为妙。而且我也想呼吸一下阔别已久的夜世界的空气。做过脱得一丝不挂的工作，让我养成了一种思维习惯：万一哪天钱不够花，重操旧业就是了，也许赚得不如以前多，但好歹能撑一阵子。这种习惯也促使我做出了离职的决定。

不过我之所以敢轻易辞职，最重要的原因大概是我与家人的关系还算不错，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实在走投无路了也有家可回。母亲经常建议我，要想在日本做自由职业者，找个正式雇员结婚会保险一点。她也是在父亲正式被大学聘用时辞去了工作。但我从没认真考虑过结婚成家的事情，只觉得姑且靠父母就行了。如果您问我后不后悔，我会回答“偶尔会”。第一，我所仰仗的母亲去世了。第二，父亲从大学退休了。第三，父亲在母亲去世后有意建立新的家庭。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本以为“老家”永远都会在那儿，却发现它搞不好就快没了。面对这样的焦虑，我不由得想，哪怕当一个穿不了高跟鞋、没法到处旅行的憋屈雇员，只要待在公司里，大概也不至于那么焦灼。

我年轻时过得太不健康，完全不觉得自己能长命百岁，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选择优先考虑当下的舒适，而不是未来的好坏。不知为何，我脑海中总有一幅模糊的画面：父母很长寿，我却走在了他们前面。但幸运的是（或者说不幸的是？），我也许能活很久，也许不得不以不太健康的状态活下去，如此想来，自由撰稿人确实很不稳定。论前途渺茫，自由撰稿人可能多少比AV女演员强一些，但在我看来，两者非常相似，都会被消费，都是用完即弃。因此，尽管工作内容和报社记者差不多，我的心态反而更接近拍片的时候。

您在信里问我：“你打算带着这个前缀（前AV女演员）走多远呢？”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使用这样的前缀绝非我的本意，但我猜他们是认为，没有这个前缀，我的作品就没有价值，可见“前AV女演员”能带来多么求之不得的附加价值。我经常在回答采访时说，我的目标就是用一辈子的时间摘掉这个前缀，但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其他附加价值可以超越它。也正是因为这个头衔实在难以超越，我总是劝那些有意拍AV的女性再考虑一下，告诉她们，你可以告别“AV女演员”这份工作，却永远无法告别“前AV女演员”的身份。

恰好在我敲定第二本书的出版日程、从《日经新闻》辞职的时候，周刊曝光了我的过去，所以我有时也会琢磨：要是没有那篇报道，自己还能接到多少工作？此刻的我又会写什么呢？因为演过AV，有一些工作我确实不能做，但“因为演过AV而得到的写作机会”明显多得多。您指出当事人的价值是有保质期的，但我感觉前AV女演员的保质期长得出乎意料，甚至是带贬义的“长”。越是想摆脱它，本人与前缀之间的反差就越有趣，人们反而会愈发强调那个前缀。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取得辉煌成就，大家就不会关注你的过去了吗？我觉得事情可能也没那么简单。我在信里提过，在找工作的时候，我想找一家不容易暴露我拍片过往的公司，结果曝光我的周刊给报道取的标题正是“《日经新闻》记者竟是AV女演员！”如此想来，我如果继续留在AV行业，或者什么工作都不做，夹紧尾巴低调度日，或者找一家在旁人眼里与“前AV女演员”相称的公司，也许就不会被贴上“前AV女演员”的标签了。被曝光过去、为了附加价值而被扣上那种前缀的人，恰恰是进入公众视野、为了摆脱AV女演员的过去而开始在其他领域耕耘的人，这也令我颇感讽刺。

一不小心扯远了。总之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即使我一辈子都摘不掉“前AV女演员”的帽子，这种状态能产生价值的时间也非常短，而且我只会写文章，并不是学者，所以等待我的是被消费、用完即弃的命运。您一直告诫研讨组的学生“要脚踏实地，积淀出不受时代和潮流影响的东西”，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巧合的是，母亲生前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也有类似的话。“出一两本别致的散文集也许很容易，大概也很有意思吧。但那只是烟花而已，除了过眼云烟什么都不是。希望你拿出更有意义的作品，为后人铺路搭桥，树立路标，甚至建起庇护所或瞭望塔。由衷期待你求师问友，出一本踏踏实实而非易冷烟花的书。”在写下这番话短短半年后，她就与世长辞了。也许她是看穿了我对父母的依赖，看穿了我“被人用完即弃、无路可走了就回家啃老”的小算盘，所以才会如此叮嘱。编辑邀请我与您通信时，我是多么想给劝我“求师问友”的母亲捎个口信啊。

在报社工作的五年半写的都是新闻稿，我本想在接下来的五年半里只写通俗的文章。而今我在这场疫情中度过了离职后的第六年。三年前，我决定不再接关于夜世界的连载，结果找上门的净是关于恋爱和性的随笔。于是我在一年前给自己立了新规矩，不接这方面的邀约，避开自己最能靠小聪明搞定的领域。但我也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想在需求耗尽之前逃离战场罢了，一如当年在AV行业对自己的需求临近枯竭时逃之夭夭。我在很多地方说过，夜世界会让人上瘾。正如您指出的那样，对无名的年轻人来说，写作也有成瘾性。我本想一边写点有趣的东西，一边做些能化作积淀的工作，却痛感这并不容易。莫非离开公司，靠小聪明写作为生终究是一个错误？广大为生计工作的自由职业女性（还有男性）也知道市场对自己的需求总有一天会枯竭，自己总会迎来用完即弃的一天，想做点什么却很难有坚实的积淀，很难做出成绩以摆脱困境。难道在日本，在不当公司雇员、不靠父母或婚姻兜底的前提下工作就这么不现实吗？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法国朋友。他（自称）是影像作家，一直靠失业保险和其他福利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他总说要利用这段时间养精蓄锐，干一番大事业，可我看他好像已经好多年没干过正经事了。我觉得这似乎不仅仅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

其实我有很多关于独立的问题想问您，谁知光铺垫就写了这么长。除了婚姻，我们这一代的女性好像仍然缺乏保障。那我们究竟需要什么呢？希望在接下来的几个回合里可以跟您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2020年12月3日

---铃木凉美

铃木凉美女士：

这次的主题是“独立”呀。

你在这次的回信里说，你无法想象“既不当大学教师又不做学问”的我会是什么模样。也许在旁人眼里，我在高学历精英的路上一直走得顺风顺水吧。

之前告诉过你，我读研并非一心向学，也没有雄心壮志，只是为了逃避就业拖时间。之所以能在“大学”这个讲究学历的社会生存下来，不过是因为父母阴差阳错地为我提供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他们也恰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说起来，我十八岁时还有“从医”这条路可选。我的父亲就是医生，开了一家私立医院。在我们家的几个孩子里，我的成绩还算不错，所以我感觉得出父母希望我学医。可真要走这条路的话，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念本地的金泽大学医学院，到时候就无法逃离那个家了。祖母和母亲一直教育我：“这年头女人也得有一技之长。”母亲说这话可能是出于怨恨，毕竟她这辈子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丈夫。可真到了女儿选学校的时候，她突然翻脸不认人，说什么“女孩子上个大专就行了”，搞得我很是纳闷，心想：“妈妈，你这些年说过的话算什么啊？”现在想来，她也许是对女儿迅速脱离父母的掌控产生了危机感。后来，她见我选择不结婚、不成家，便觉得自己的人生仿佛被全盘否定，对我说了好些满是怨气的话。

不仅如此，一想到以后要当医生，我就觉得后半辈子的路都铺好了，一眼就能望到头，不禁感慨“捧着铁饭碗的人生可真无聊”。跟家境贫寒的朋友说起这些时，他们强烈反驳说：“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当时女生的大学升学率还很低。看到同辈的女性说“我从小看着大人吃苦受累，不想落得和母亲一样的下场，所以拼命学习，找了一份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我只觉得她们是那样光芒四射，眼睛都睁不开了。

看完你的回信，我感到自己那可悲的旧伤在隐隐作痛。你说你之所以敢轻易离开好不容易入职的名企，“最重要的原因大概是与家人的关系还算不错，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实在走投无路了也有家可回”。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都能告诉自己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觉得这种乐观精神是父母的馈赠，不过这背后存在依赖心理。你觉得实在不行了还可以靠父母，当年的我也一样。我曾经在一次鲁莽的旅行中花光了钱，只得打电报回家让父母寄钱来。结果当然是挨了一顿臭骂，但我坚信他们不可能不给我寄钱。

告诉你一个没人知道的秘密：有一段时间，我把银行卡的密码设成了父母家的电话号码。每次输入那个密码取钱，心头便是一阵苦涩的刺痛，因为我意识到自己都一把年纪了，还没有摆脱“实在不行还能靠爹妈”的心态。或者说，也许我是想用这份苦涩自勉，才会一直用早已销号的老家电话当密码。

我的父母有一腔愚蠢的父母心。无论我干出什么事，他们都会原谅。我甚至认为，就算子女杀了人逃回家，他们大概也会敞开大门。你说你“年轻时过得太不健康，完全不觉得自己能长命百岁”，这话也把我看乐了。女儿最大的叛逆，就是狠狠糟蹋父母无比珍视的自己。但反过来说，女儿越是下得了手，就说明她越相信父母的爱呀。

你觉得自己会走在父母之前？照理说，死亡的顺序就是出生的顺序，若是颠倒了，在佛教里称“逆缘”。对父母而言，人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孩子的不孝也莫过于此。送走父母后，有人对我说了一句毕生难忘的话：“孩子的职责就是不走在父母之前，你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不由得想，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对别人说出这番话。你送走了母亲，所以也算是尽到了一半的责任。

长大成人后，我目睹了那些得不到父母关爱，甚至被冷待或虐待、在家没有容身之地的孩子长成了什么模样。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这代人正因为认定父母是伟岸、强大、坚不可摧的，才能喊出“粉碎家庭帝国主义”之类的口号。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见证了家庭在这些年的变迁，痛感它变得脆弱、渺小而易碎。想必孩子们正在竭尽全力阻止家庭分崩离析，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堵住裂缝。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慨，是因为我读了涩谷智子女士编写的《未成年照顾者：我的故事》。编者向日本读者介绍了“未成年照顾者”的概念，让大家认识到有一批（未满十八岁的）孩子不得不扛起责任，照顾离不开人的父母。他们自己还在需要照顾的年纪，但周围总有人说“你真了不起”“你好努力呀”，使得他们只能逼着自己振作，无从倾诉内心的痛苦。他们得不到同学的理解与同情，走向沉默与孤立。他们没有求助的途径和知识，或是求助了也没有人伸出援手。但他们没有回避摆在眼前的照顾需求……对这些孩子来说，父母不是他们依赖的对象，而是依赖他们的人。这样的家庭和孩子肯定一直都存在，但直到未成年照顾者这个概念横空出世，他们才被世人看见。是涩谷女士让那些（曾经的）孩子开口说出了长大成人之后也无法消弭的种种感受。这本书堪称心血结晶，看得我不禁感叹，要与孩子进行多少沟通才能做到这一步。

我切身感受到孩子是无法选择父母的，尽管做父母的大概也会感叹自己无法选择孩子。这么看来，你我都非常幸运，毕竟我们能有“实在不行就靠父母”的念头。有句话叫“英雄是能够化命运为选择的人”。我觉得那些没有逃避眼前照顾需求的孩子，就是将无法选择的命运变成了自己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中每一个未成年照顾者讲述的故事都如此震撼人心。

但面对并非自己选择的出身，你完全没有必要感到羞耻。多亏父母赠予我的爱，我拥有了“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乐观精神，也拥有了不惧怕未知世界和新鲜体验的秉性。也许你的满不在乎和鲁莽也是父母的馈赠。

说回“独立”这个主题。

天职（vocation）、职业（profession）、工作（job）是有区别的。三者重合是无上的幸运，但这样的情况寥寥无几。“无论能不能赚到钱都会做”的是天职，“利用专长谋生的差事”是职业，而工作是“奉人之命的有偿劳动，无关好恶”。除此之外还有爱好（hobby），指自掏腰包也要做的事。对我来说，我的职业是教育服务业。尽管没有任何相关执照，也没有受过培训，但在实践中掌握了必要技能，足以拿出与工资相符的成绩。研究女性学和社会性别如今称得上是我的天职，但它起初只是爱好而已。我甚至在某小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作为爱好的女性学论》。天职就是别人不下命令，你也愿意主动去做的课题。至于冲着钱做的工作，各种各样的我都做过一些。不过没尝试过性工作。

对你来说，写作是这三者中的哪一种呢？

人活着就得吃饭。养活自己意味着你必须要有市场。钱出自别人的口袋，所以你要是对他们没有用处，他们就不会为你掏钱。我在智库做过兼职研究员，体验过信息变成金钱的过程，还学会了如何将信息转化为金钱。但“课题”终究是别人给的，本质上无异于“借人之物，图己之利”。我的社会学技能可以在这份工作中派上用场，所以当年我说不定也可以选它作为职业。在囊中羞涩的研究生阶段，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挖角。大阪某新兴智库邀请我加盟，表示“想招个能立刻用上的人”。我考虑了一天还是拒绝了。理由荒唐得很：懒得一大早爬起来，从京都最北边坐电车去大阪上班……光是回想起这件事，我就直冒冷汗。

女性学这个爱好之所以能转化成天职，也是多亏了时代的巧合。不过与“化命运为选择”一样，我能够“化偶然为必然”也实属侥幸。但正如我在上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我为自己不仅乘上了时代的浪潮，还创造了浪潮本身而自豪。

我也动笔杆子写过文章。文字是一种非常方便的工具。写作这种行为涵盖了爱好、天职、职业与工作。我会针对写作性质的不同使用不同的文风。

想必你已经在写作的乐趣中品尝到了自我表达的愉悦。写作是一种技能。而技能是可以磨炼的。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陷阱就是自我模仿。不止作家，所有创作者都要面对这样的陷阱。你一旦产生市场价值，买家（编辑）就会约你写“类似于××的东西”，只为复制昔日的辉煌。因为这样最保险稳妥。但越是顺着他们的要求来，你的市场价值就越低。

你的母亲和我给出了同样的建议。而且她的措辞是如此精彩——“希望你拿出更有意义的作品，为后人铺路搭桥，树立路标，甚至建起庇护所或瞭望塔。”我把同样的意思表达成了“脚踏实地，积淀出不受时代和潮流影响的东西”。不愧是搞文学的，这表达能力教我甘拜下风。请容我再感叹一下，能用这样的文字交流的母女实在是让人眼红。（但我也不禁感慨，你这个当事人肯定烦透了吧……）

只有走过之后，才知道自己要走哪条路。你不必急于决定路线与去向，不妨尝试一下新的主题和文风。新的主题必然需要新的文风。不尝试一下，又怎会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呢。得天独厚的环境让你天生可以满不在乎、鲁莽行事，那就把这点好好利用起来吧。而且你经历过挫折与伤痛，甚至不惜刻意脱离那个优越的环境，这使你拥有了别人没有的财富。

如果我只能给你一个建议，那就是永远不要低估读者。作者的衰颓始于低估读者的那一刻。到时候，你也只配拥有相应的才华。我时常告诫学生，写文章的时候要想一想这是写给谁看的，文章的“收件人”最好是你能勾勒出面貌、可以用专有名词描述的人。作为学生论文的第一个读者，我也一直在琢磨我这个读者配不配当收件人。对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无法信任和尊敬作为收件人的导师。还有一句话我也经常对学生说：别以为你的收件人只在学术界这片小天地里。他们经常被论文主审和副审的意见牵着鼻子走，所以这样的建议非常必要。

文章也可以写给“尚未出现的读者”。话说回来，先前提到的未成年照顾者的动人故事，我觉得就是写给其他不知身在何处却有着类似经历的未成年照顾者，写给“尚未出现的读者”。我能感受到：啊，这些文字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天职、职业与工作都无法让别人代劳。

但在信的结尾，你说“除了婚姻，我们这一代的女性好像仍然缺乏保障”，看得我不禁唉声叹气。什么样的工作都能督促我们成长。遭遇瓶颈与难题的时候，即便有最亲近的人守在身边，能够突破难关的人也只有你自己。被逼到极限后努力克服——这种经历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体会到。人会在这个过程中品尝到成就感，建立自信。如果这种体验伴随着认可，那就赚到了。如果认可是以金钱的形式出现，那就是撞大运了。难道年轻女性没有机会品味这种成就感吗？

你朋友的逸事也把我逗乐了。“我想起了一位法国朋友。他（自称）是影像作家，一直靠失业保险和其他福利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他总说要利用这段时间养精蓄锐，干一番大事业，可我看他好像已经好多年没干过正经事了”——多么似曾相识的感觉。在80年代的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有余力，当时我结识了一批年轻人，他们一边领着失业保险过日子，一边玩音乐、搞戏剧。我觉得披头士就是在英国那种青年文化中诞生的。那时我还感叹，看来没有经济保障和时间，文化就无法诞生。但金钱和闲暇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无论工作本身赚不赚钱，最大的回报都是自己获得的成就感。尝到甜头就会上瘾……研究的乐趣就在于此。即便工作是为别人做，而不是为自己做，也能品尝到成就感。这是成长的喜悦。你会感到自己做成了一些事，因此脱胎换骨。哪怕到了我这个年纪，都能尝到这种滋味，仍在成长期的你就更不用说了。现在的自己和那时不一样了——当你可以说这句话，想要把全新的自己展现给某个人看时，可惜她已经不在人世。

我向来认为，父母和老师存在的意义就是有朝一日听孩子或学生说：“感谢你们多年来的照顾。从明天起，我不再需要你们了。”过了这一天，就只能自己培养自己了。这些你应该早就心知肚明。

---2020年12月14日

---上野千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