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女士：

新年伊始，生活又回到了紧急事态宣言状态。尽管有些职业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但据我观察，在我居住的东京市中心，还是有很多人渴望与人见面交谈，无论情况如何。今天是星期六，我走进一家咖啡厅买咖啡，店里几乎座无虚席，女顾客的说话声铿锵有力，听着比平时更响，也许是因为戴着口罩。收银台附近的一桌人碰巧在讨论“冻卵”。

我之前没看过《未成年照顾者：我的故事》，读完您的回信便去补课，还看了一下编者涩谷智子之前通过中公新书出版的另一本《未成年照顾者》。故事的讲述者都是迫于眼前局面与需要，无法专注于自身成长的孩子。希望他们的声音能被社会各界听到，特别是那些正默默承受命运的重担、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未成年照顾者”的孩子们。话说2020年的热门动画《鬼灭之刃》里也有一个角色苦于照顾生病的父母，最后走投无路，变成了恶鬼。动画的主角也是一名“照顾者”，在父亲病故后忙着照顾母亲和弟妹。

我在夜世界（不限于AV行业）遇到过许多曾经的未成年照顾者，也遇到过正在照顾双亲的人，有男有女。一方面因为夜世界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或培训的人也能轻松涉足的行当，另一方面似乎是因为夜世界的工作模式相对灵活，对单亲妈妈和照顾者来说都比较方便。他们的家庭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家人疾病缠身或对某种东西成瘾，需要人照顾，有的则是一直被父母寄生，迟迟无法解脱。但总的来说，我的夜班朋友和熟人显然比大学院、报社的同学和同事更能接受自己对家庭的职责，也认为履行这种职责理所当然。

夜世界照顾者的面貌也并非百分百惹人同情。我见过牛郎过着吊儿郎当的生活，毫无顾忌地欺骗异性，成天吃喝嫖赌，每月给父母寄的钱却多得惊人。也见过风俗女郎花钱如流水，工作态度恶劣，却把独自将自己拉扯大的瘾君子母亲接到身边照顾。有熟人不停地补贴在旁人眼里“糟糕透顶的父母”，长大成人了也不逃离糟糕的家庭环境，而是默默接纳现状，我对此感到不知所措。您说“想必孩子们正在竭尽全力阻止家庭分崩离析，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堵住裂缝”，我觉得很是精辟。

当年的我认为自己的家庭坚若磐石，于是试图破坏、考验和糟蹋强大的父母和他们一手缔造的家。但置身一个“脆弱、渺小而易碎”的家庭时，孩子就会试图保护它，即便父母不是他们选的，也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关怀和教育。前些天，我和牛郎俱乐部老板手冢真辉进行了一次对谈。他出版了一本题为《新宿·歌舞伎町》的书。我们也聊到，许多牛郎明明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多少像样的馈赠，却格外重视父母。

当时我切身体会到，进入夜世界对我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是破坏我与父母关系的手段，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保护、照顾和珍惜父母的必然选择。我之所以在夜世界里越待越无聊，越待越不自在，也许就是自卑感所致，毕竟我不是只有待在这里才能活下去，而我的朋友是，他们主动选择了这片天地，堪称“化命运为选择的人”。置身于夜世界时，我大概是有些惭愧的，因为和那些以接受命运的方式进入那个世界的人相比，我待在那里的必要性要弱得多，而且乍看之下，我似乎是因为不愿接受自己的命运才入的行。如今想来，这种自卑感可能是一种天真吧。二十岁上下的时候，我很少提起出身，因为不希望别人误以为我是个“叛逆的大小姐”。尽管我不得不承认，当年自己确实有年轻人特有的憧憬苦难和黑暗的心态。

直到最近，我的想法才有所改变，想要充分发挥父母馈赠的天赋，也觉得自己肩负着这些年的境遇带来的责任。从这个角度看，您在上一封信里说“面对并非自己选择的出身，你完全没有必要感到羞耻”，给现在的我打了一剂强心针。

您问我，写作对我来说是天职、职业还是工作。“经过研究生阶段和报社那几年的训练，它已经成了我的职业”——我很想这么回答，但上一次用母亲的话重复您的建议后，我深刻反省并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基本在用对待工作的态度写作。

写《“AV女演员”的社会学》时，我有相当明确的“收件人”，就是那群随便乱说一通的学者和记者（通常是男性），他们或支持、或同情、或批判置身夜世界的我们。从原味店时代到出入夜总会和AV行业的时期，有无数男性论客（当然也有女性）在与我们毫无交集的地方擅自替我们发言。特别是与那些为了照顾父母而入行的人相比，我这样的年轻女性并没有什么理由入行，于是大批记者争相采访，有时《讨论到天亮！》之类的谈话节目还会自说自话展开激烈讨论。作为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年轻女人，我早就料到自己的行为会被别人指责“不像话”。尽管我打算按自己的方式活下去，朝这种批评竖中指，但看到别人说出我的心声或出言维护，我反而有种难以形容的别扭。眼看着那群大叔莫名其妙站在我们这边，自以为是地替我们说话，发表激情昂扬的演讲，“真想一枪打爆那群大叔的后脑勺”成了我写硕士论文的一大动机。

离开报社不久后，我拍过AV的事情就被一家周刊曝光了，当时有许多陌生人莫名其妙站在我这边，用文不对题的发言替我批评那些带有职业歧视色彩的报道。那时我也有类似的别扭，“不想被胡乱代言”一度成为我写作的主要动机。现在回想起来，这背后也许就有您之前指出的“恐弱”情结。我的所作所为就像是对试图保护自己的人放冷枪，招人嫌也是在所难免，但那时的我还是想把别人擅自替我发言时没有提到的部分写出来。

不过这只是最初的冲动。在疲于应对日常写作工作的过程中，我似乎失去了那种明确的动机，越来越不清楚自己想说什么，想对谁说了。我可以不再为出身而羞愧，但还是想重新思考一下能以自己的天赋履行怎样的职责。

上一轮的主题是“独立”，这一轮是“团结”，我很想把它们结合起来探讨。很抱歉在上一封信里让您唉声叹气了，只是和同辈女性交谈时，我总感觉大家不结婚就没有安全感。倒不是说我周围的朋友无法在工作中品尝到成就感，也不是说她们在经济上不独立。恰恰相反，按一般标准来说，她们的收入相当高，从事的也都是很容易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的工作。可这样一群奔四的人聊天时总是绕着“结婚”和“生育”打转，仔细想想还挺不可思议的。当然，年轻女性的年龄压力比较小，尚未确定事业的发展方向，还“什么都不是”，看起来更不受婚姻和伴侣关系的束缚。

疫情让我们清楚意识到，许多人都面临着经济不稳定的问题。哪怕在大公司身居要职，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就算有一技之长和资格证书，找得到专业性强的工作，潜意识里对国家发展前景的忧虑还是让大家无法对未来放心。我觉得这种焦虑不会因结婚而消失，不过今年元旦，我碰巧和四位单身朋友去神社，结果所有人不约而同地买了祈求良缘的护身符，不禁苦笑。要知道她们之中有编辑，有报社记者，有的就职于音乐行业的龙头企业，每个人的工作都既有成就感，收入又高，也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这也许是因为我们被毫无恶意地灌输了家庭观念和不结婚就不圆满的幸福神话，又无法轻易打破它。但在上学的时候我们更担心的是能否找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能否通过喜欢的工作挣钱，完全想象不到“不属于家庭这一单位”会让我们这代人如此焦虑不安。可能有部分原因是，在父母老去或离世之前，我们至少还有出生长大的那个“家”，就算自己不组建家庭，也不太容易感到孤独。就我个人而言，在母亲和祖父母相继去世、父亲与新的伴侣渐渐成为一家人之后，我才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觉得过年的时候无家可归了。

在社会整体结构中地位相当优越的女性竟如此渴望家庭，这让我感受到来源于工作的独立有其局限性。即使看起来足够独立，能通过工作树立自信，在经济上很是宽裕，能切实感觉到社会的认可，还是有人无法坚定地当一个单身贵族。而周围的人能为她们提供的最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除了找到以结婚为前提的伴侣，就是培养装神弄鬼的爱好或饲养宠物。说实话，我完全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让她们不再渴望婚姻带来的安全感。三十岁之前，单身朋友之间只会聊“父母天天催婚烦死了”，现在则无须父母出手，自己就陷入了模模糊糊的焦躁感。

当工作带来的自信和独立不能填补这种焦虑和孤独时，如果我们仍然试图在婚姻之外找到某种联结，最先想到的就是女性友谊带来的团结。我和朋友虽然隐隐约约觉得缺乏安全感，却也没有那么苦闷孤独，这恐怕也得归功于友谊。因为我们会结伴参拜神社，共度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光。

尽管友谊如此宝贵，但大家下意识总觉得与异性的一对一组合似乎更加无所不能。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友谊没有婚姻那样的纸面契约，也不容易产生经济上的依赖。不过我最近感触尤其深的是，“女性友谊比男性友谊更容易因婚姻变质”，这一点至今仍是不争的事实。参加同学会或同事聚会，把酒言欢到深夜时，在场的男性往往既有已婚，也有单身，分布还算平均，留下的女性却清一色都是单身。前些天，我参加了一场近二十人的餐会，男宾有八名已婚，五名单身，六名女宾却是全员单身。这让我痛感已婚女性在家庭中的担子依然很重。日本还没有将育儿工作外包的习惯，有这么多已婚男士大晚上仍在外面闲逛，也从侧面说明他们的女性伴侣正在家里照顾孩子。

这就意味着，好闺蜜的其中一方结婚后，时间安排就不再那么灵活，即使有一个亲密的闺蜜圈，结了婚的人也会一个接一个离队。眼看着闺蜜们远去，女性就会比男性更加焦虑，生怕被孤零零撂下。既然如此，如果社会能够纠正家庭内部事务的分担比例，减轻养育子女的压力，女性就更容易通过相互扶持来缓解孤独感。

我认为维持友谊比维持夫妻关系需要更多的勇气和努力，毕竟后者缔结了契约（尽管那不过是一张纸），在经济上也高度融合。对于那些通过工作实现经济独立的女性而言，女性之间的互助能否成为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呢？您又是如何定位您与朋友的关系和互助意识的呢？

女性的团结是那样困难。您研究的女性学和女性主义发现并串联起了一条细线，使得曾经互不相容的女性如今多少有了一些联结，只是这条细线肯定无时无刻不在分分合合。在社交网络中，我们更容易因为说的话而团结在一起，但本该同病相怜的人也更容易因为对语句理解方式的差异而产生分歧。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好好珍惜那条在女性主义出现之前连看都看不到的线。只怪我围绕“友谊”聊了太多，这方面的话题还是等下一轮讨论“女性主义”的时候再向您深入请教吧。

---2021年1月11日

---铃木凉美

铃木凉美女士：

你现在是35岁左右，同龄人确实正处于生儿育女的阶段。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是31.2岁，女性是29.6岁（2019年），大多数人会在结婚一年内生育（而且我之前也说过，如今奉子成婚的情况占到了1/6，生育成了许多人结婚的大前提）。再过几年要二胎的话，35岁左右就刚好是需要拼命照顾两个孩子的时期（比如老大6岁、老二4岁，或者老大4岁、老二2岁）。

话说近半个世纪前。奔三的我在一个工作日沿着京都闹市区的河原町散步。走着走着，我忽然发现同辈的女性仿佛潮水退去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禁愕然。小姑娘在零售店当售货员，在办公室里上班。上了年纪的老阿姨在逛街购物。还有推销员模样的大叔匆匆走过。可是放眼望去，愣是不见一个已过25岁、稍微有点“过气”的同龄女性。在那个年代，女生被比喻成圣诞蛋糕，24岁之前结婚才正常，过了25岁就是不折不扣的“大龄剩女”。

我这一代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是24岁。那个时候，她们正独自留在家中，埋头照顾孩子。

当时的托儿所也不如现在多。而且要想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必须提交就业证明，让有关部门认定孩子是无人照管的儿童（现在上托儿所仍然需要证明孩子需要托管）。上托儿所的孩子是可怜的，母亲把孩子送去那种地方要么是出于迫不得已的难处，比如丈夫失业或生病，要么就是满脑子想着工作，“自私自利”。“怎么能把孩子送去托儿所，还不如你辞职回家算了”——周围的人会指责年轻的母亲，婆婆跟亲妈也会出面干涉，说“还不如我来帮你们带”。婴儿潮一代的年轻父母更加艰难，因为他们大多来自地方乡镇，家里兄弟姐妹多，连老人的帮助也指望不上。

那时都没有“丧偶式育儿”（ワンオペ育児）的概念。女人带孩子天经地义，没有人会特意给天经地义的事情命名。在丧偶式育儿一词横空出世时，我不禁感慨万千。“ワンオペ”即one operation，原本用来形容只有一人维持的工作现场是多么孤单冷清。这个词表明，让母亲孤立无援地带孩子是不对的。

当年还流传着所谓的“三岁神话”，说三岁之前是儿童人格塑造的关键时期，必须妈妈自己带，否则孩子就会“长歪”。这是不折不扣的神话，是毫无根据的伪科学。幼儿园和托儿所也只收三岁以上的孩子。在那之前，女人只能憋屈地跟孩子窝在家里，咬牙忍耐丧偶式育儿的艰辛。

接着，我亲眼见证了三岁神话的草草破灭。职业女性休完一年产假后重返工作岗位，呼吁政府解决待机儿童[需要入托，但由于空位不足，只能在家排队等待的幼儿。]问题，而媒体和论客都没有高举三岁神话的旗帜谴责她们。90年代开始的经济萧条导致男性工资迟迟没有上涨，为了维持生计，妻子也必须外出工作。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谁都不会指责在孩子满一岁后重返岗位的职场妈妈。不仅如此，出生率下降（少子化）致使劳动力日趋紧张，政府和企业都希望“女性也能出来工作”，认为“没有理由不雇用女性劳动力”。我不由得感叹：搞什么嘛，原来现实情况一变，三岁神话就轰然崩塌了啊，对母亲的要求也太会见风使舵了。

话说回来，如今已成“过去”的政客安倍晋三（希望他永远都别回归政坛）担任首相时曾主张延长产假，喊出了“三年育儿假，尽情抱孩子”的口号，结果遭到激烈的反对。搞不好他脑子里还有三岁神话的残余。“三年也太荒唐了！”“我们不想休这么长的假！”女性如此抗议也未受到规劝。我都纳闷当年的三岁神话上哪儿去了，兴许是变回神话了吧。

尽管“败犬”的数量有所增加，但观察同龄人便不难发现，大多数女性仍然选择了结婚生子，你们这一代也不例外。一旦有了孩子，孩子和家庭就会成为人生中的头等大事，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两件事将占据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占据女性的脑海。我是不明白为什么当了父亲的男人不会变成这样。眼前是一个无助而脆弱的小生命，一天没人管就会一命呜呼，而且他们应该为这个生命的诞生负一半的责任。夫妻俩一起带孩子都很吃力，他们却撂下一句“孩子的事情都交给你了”，任妻子“丧偶式育儿。孩子稍微有个头疼脑热，他们还敢冷冷地说上一句“不是你负责带孩子吗”。孩子有残疾，或是得了疑难杂症，他们也敢逃避否认……日本的男人分明是在抛弃自己的亲骨肉。不过，他们当然也在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当年没有“丧偶式育儿”，却有“密室育儿”和“母子紧贴”[这两个概念都指母亲为了兼顾家务与育儿，不得不将孩子放在屋里，确保孩子始终在自己视野内。]的概念。那时投币寄物柜才刚出现不久，把孩子抛弃在寄物柜里的母亲就属于我们这一代。许多走投无路的年轻母亲抛弃甚至杀害了亲骨肉。2020年秋天，人们在港区某公园发现了新生儿的尸体，孩子的母亲是个正在找工作的女大学生。我顿感不寒而栗。半个世纪过去了……情况竟没有丝毫变化。

丈夫或让女方怀孕的男方却极少受到指责。与我同辈的作家村上龙有一部题为《寄物柜婴儿》的长篇小说，讲述曾经的寄物柜弃婴长大后报复这个拒斥他们的世界。难道男人的想象力就那么贫瘠，设想不出如果自己生在那个时代，完全有可能让女方受孕，逼得人家不得不把孩子扔进投币寄物柜吗？但我从没有听过男人对遗弃、杀害子女的反省之词。

扯远了。一谈到养育孩子，我便会想起日本的男人是多么不负责任，怒气涌上心头，所以才偏了题。我想表达的是：同辈女性确实会因为结婚生子先后脱离朋友圈。而在生儿育女的阶段，这件事成为女性人生中的头等大事也是理所当然。偶尔见一面，聊的也都是孩子的事情。看着当妈妈的朋友围绕孩子聊得热火朝天，感觉掉了队也在所难免。而你正处于这个年龄段。我也是过来人。但是再多活几年你就会明白，这样的时期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罢了。

孩子生一两个就差不多了，而且一眨眼就会长大。过个五年、十年，孩子就不愿意跟父母同进同出。到时候，她们就能在晚上出门赴约，也可以跟你一起远行，在外头住上几晚都不成问题。还有一些女性会在育儿工作告一段落的同时（甚至等不到那个时候）恢复单身。我总会对她们说：“欢迎回归单身生活。”

而且我品出了一条真理：男性朋友会一个接一个离开，但女性朋友不会。

不仅如此，我有许多上年纪以后才结交的女性朋友。看到有人教育高中生或大学生“现在交的朋友是一辈子的，要把握时机”，我都不禁感叹：你们是不是觉得人只能在年轻的时候交到朋友啊？真可悲。我还曾和最近结交的朋友相视而笑，说：“还好没在年轻的时候认识你，不然我们肯定成不了朋友。”

年轻时结交的朋友确实宝贵，毕竟她们见过青涩的你，了解你还是刺猬时的模样。但与饱经风霜的女性相识相知，才更能让我们的内心丰盈。知己，知晓自己……这个词着实精辟。哪怕一年到头都见不上一面，哪怕受疫情影响无法亲密接触，只要知道她还在那里平安地活着，便是莫大的慰藉。而光是冒出“她万一不在了”的念头，失落感就足以将我吞噬。原来这就是长寿的痛苦之一啊。眼看着知己先后离去，我的一部分也随着和她们共度的经历一起消失在了另一个世界……自己就这样被削了一刀又一刀，这种体验就是长寿的痛苦吧。我曾多次目睹失去至交的老者恸哭，这恐怕是一种不同于失去家人的失落。所以我会像年幼无知的孩子一样，不由自主地祈求朋友们活下去，即便卧床不起，只要活着就行。

女人之间除了孩子和家庭还能聊什么？——常有人说这样的蠢话。其实我们有的是话题可聊，不聊那些也无妨。我的女性朋友大多已婚已育，但她们很少和我谈起丈夫跟孩子。莫非是因为我单身，她们有所顾虑，刻意回避？还是因为她们有分寸，觉得跟外人谈论丈夫和家庭也没有意义，或是有自信，觉得问题只能由自己解决？抑或是两者皆有？我有一位认识了足足四十年的老朋友，听说她的丈夫去世，我才知道人家是已婚人士。是丈夫在她的生活中只占很小一部分，还是她顾虑我的感受，闭口不提？我对她们和丈夫、子女的关系是感兴趣的，可她们的丈夫对我而言就是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陌生人，听那些陌生人的故事该有多无聊啊。而且我的朋友都绝对不会在做出选择、拿主意之前说“我回家跟老公商量一下”。

顺便一提，如果朋友结婚了，而跟你走得更近的是女方，那上门做客时肯定会自在一些，如果跟男方更熟就不会这样。拜访刚结婚的男性朋友的新居时，难免要处处顾忌初次见面的太太，身心俱疲。但要是和女方比较熟，就能放心大胆地走进厨房跟她谈天说地。还记得我认识一对夫妇，丈夫先走一步后，去他们家做客就轻松多了。毕竟人家老公要是在，我肯定还是会顾忌。朋友结婚时，我总会有这样的念头：我和你是朋友，但我并不想和你老公做朋友。再说了，好朋友选的丈夫也不一定好呀（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庆幸日本没有西方那样的夫妻文化。妻子去哪里，丈夫就跟到哪里，这也太烦人了。

不过无论如何，最后都是孤身一人。区别不过早晚而已。

我有朋友与志同道合的伴侣阴阳两隔，五十多岁便早早成了未亡人（这个称呼就不能改改吗）。还有朋友在六十多岁送走了丈夫，他们原本形影不离，十分恩爱。我担心她会一蹶不振，她却说“老公送了时间给我”，然后精力充沛地投入生活。而天天说老公坏话，“盼着他早点死”的女性却在失去丈夫之后陷入了长时间的空虚状态，消沉不已。她们的例子直教我感叹，夫妻可真是难懂。

作家小池真理子在《朝日新闻》周六版连载了近一年的随笔《月夜林中的猫头鹰》，字里行间透出失去配偶的撕心之痛。她的丈夫藤田宜永也是作家，我记得他们应该没有子女。最后都是孤身一人，他们与我有着同样的命运。

你说你的父亲有了新的伴侣是吧。女儿在媒体上写文章，你父亲也因为隐私被曝光而头疼吧。不过成年的女儿疏远父亲的新家庭也是人之常情。但我想提醒你一句，不要急于将无依无靠的心转向婚姻和家庭。婚姻也好，家庭也罢，都不是女性的人生安全保障品。毕竟从婚姻和家庭“毕业”的女性都深有体会。

说起来，我在和男友分手、离开京都、送走父母之后，有一阵子经常对女性密友嘟囔“我没有家了，好想要个家”，觉得自己到头来还是无家可归了。在东京虽然有住处，但总觉得是个临时的落脚点。因为东京有活可干，所以才跑去那里工作，但那不是过日子的地方。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一时冲动，买下了现在为了躲避疫情隐居的山区土地。在那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买地建房。还记得当时有人问：“这地买了有什么用啊？”我回答：“管它呢，就买来放着。”说白了是为了自己的心理健康买的。

为我和这块地牵线搭桥的女性朋友早就在当地定居了。我问她：“在这儿建房子的都是些什么人啊？”她如此回答：“唔……都是放弃在东京盖房子的人。”这话还真没说错，在这一带，你可以用比东京公寓便宜得多的价格买到带土地的房子。这笔廉价的投资成了一剂良药，治疗着我“好想要个家”的心理顽疾。这块地我本想闲置，但最后还是建了房子。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离开“公司”时，我不得不搬走堆积在研究室的大量书籍。好不容易处理掉了一半，但剩下的总得找地方存放。东京都内的公寓要好几百万一坪[1坪约3.3平方米，100万日元每坪相当于1.6万人民币每平方米。]，哪来的地方放书。而建在山里的这栋房子堪比装满书的书库。在空无一人、好似阅览室的空间里独自阅读写作真是太幸福了。

话说在结交女性朋友的时候，我一直有意识地和比自己大十岁左右的人来往。要是年龄相差二十或三十岁，你会很难想象那个年纪的自己……但只差十岁的话，便能进入想象力的射程。于是你就会知道“哦……我再过十年会变成这样啊”。所以我三十多岁的时候会问四十多岁的朋友：“过了四十岁会不会轻松一点？”四十多岁的时候则问“过了五十岁会不会轻松一点？”我十分敬重的一位女士给出了令人难忘的回答：“嗯……四十多岁有四十多岁的苦，五十多岁有五十多岁的苦。人啊，无论多大年纪，日子都轻松不了。”她在晚年遭受了亲朋好友的无情背叛，尝尽了难以言喻的苦涩。

她年近古稀时写了一首题为《归路》的诗。其中有这样一段：

此去向何处，

归路何其长。

可见上了年纪的人也一样无处可归。家庭和子女都成不了“归处”。

在人生的旅途中，也许有人与你同行，也许没有。有旅伴也许是幸运的，也可能不幸。有时候，旅伴确实能为我们的人生增光添彩。

不过到头来，终究是孤身一人。

只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便不难做出选择了。

---2021年1月26日

---上野千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