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女士：

正如您所说，眼下我的朋友确实忙着生儿育女，未婚的则赶在四十岁大关之前扎堆步入婚姻，掀起了第二波结婚狂潮。您在信里说“这样的时期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令我大受鼓舞。我们这个年纪的单身女性总是不知不觉就退回到“不结婚成家就不放心”“再不结婚就糟了”的思维中，主要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周围的单身贵族越来越少。得知大家会随着孩子成长与离婚丧偶回归单身行列，让我觉得眼前亮起了一盏希望的明灯。

因为没有伴侣和孩子而感到焦虑的另一个原因是，看着年迈的父母住院、定期去医院看病或迎来死亡，我们必然会意识到，在当前的社会大环境下，生病时基本只有家人指望得上。好比母亲生病时都是我和父亲照顾，可我要是病了，怕是不会有家人来照看，我一度对此恐惧不已。但您的话语让我再次认识到，这种焦虑并不会因为组建家庭而消失。

见您提起寄物柜，我想起一起案子。大概三年前，有人在歌舞伎町的投币寄物柜发现了一具女婴的尸体。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寄物柜恰好在我好友的店所在大楼的正对面，而且那段时间，家住歌舞伎町的朋友都在讨论这件事。各种传言在狭小的花街迅速传播：加害者好像是某某的熟人，据说受害者在某家店上班……和某女因为“太喜欢他了”而捅伤牛郎的情况[2019年，东京一名女子刺伤一名男子，在接受审讯时表示“太喜欢他了，想和他一起去死”。该名男子是一名牛郎，曾与女子发生肉体关系并承诺结婚，而女子为了让他成为店里的头牌，不惜进入风俗行业赚钱。]如出一辙。花街本就是流言满天飞的地方，社交平台的普及更是让传播速度加快了十倍。

寄物柜事件发生后，孩子的母亲很快就因涉嫌弃尸被警方逮捕。当时在歌舞伎町周边出没的女性都在猜测孩子父亲是谁，传出了“听说男方是那家店的某某”的信息。消息还停留在“传闻”阶段就曝出了指向性明确的名词，这非常危险，毕竟有可能把无关的人牵扯进去。但怀孕明明有男人参与，在漫画咖啡店心惊胆战地生下孩子、杀死孩子、又把尸体扔进寄物柜的却是女人。如果她没有杀死那个孩子，日后的“家长”恐怕也只有她一个女人而已，所以当时才会有许多女性对这种不公产生无声的愤慨吧。

这周也有媒体报道称警方通过最先进的DNA鉴定技术锁定了二十二年前遗弃婴儿的母亲。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表示，既然技术都这么发达了，那就应该把父亲一并揪出来。

只要仍然只有女性能生育，那么无论最终是把孩子生下来养大还是堕胎，男方都是凭自己的意愿决定要不要介入（不管形式是出钱还是出力）。从某种角度看，抚养费和堕胎费都取决于男方的善意，这未免也太不牢靠了。婚姻便是“姑且在法律层面上对这种善意做出规定，可无论对方有没有善意，女人一旦怀孕，就只能生下来或打掉，只有男人可以随意选择。不过我个人觉得，指望个别男人改正这种不负责的行为也是徒劳，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力援助未婚单亲妈妈，为生育或堕胎的贫困女性提供大力支持。置身夜世界的时候，我见过许多单亲妈妈因为工作时间灵活而入行。还有许多性工作者（男女皆有）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因为一心想要尽快独立，所以选择了这一行。

所以我认为最必要的生育支持政策就是对单亲妈妈的援助，政府就应该在这方面发力。不过您和社会学家古市宪寿对谈时曾指出：“那岂不是在建立让男人更加不负责任的制度吗？”（当时二位正好聊到援助未婚单亲妈妈、让女性可以独立抚养子女的制度也更利于男方逃避责任。）读到这句话时，我不禁垂头丧气，心想“确实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而且正如我在信中多次提到的那样，我的观点背后往往是对男人的绝望和死心。这件事也让我再次痛感，用一句“期望他们做出改变也是徒劳”敷衍了事，反而便宜了那些不想改变现状的男人。我深刻认识到，问题就在于我将男人的不负责任看成了理所当然，对他们死了心。

除了朋友接连结婚生子造成的孤独，与我同辈的奔四女性仍然渴望婚姻的另一个原因可能与我们的青春时代有关。当时所谓的后女性主义[80年代在欧美国家出现的思潮，认为女性主义已经过时或夸大了问题，男女不平等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英美等国大行其道。在21世纪初的日本，受女性时尚杂志《CanCam》热卖等因素的影响，新保守主义的旗手随处可见。我属于援交辣妹那一代，《CanCam》热卖的时候，我恰好属于其核心读者群体（大学生），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明显受到了日本这种倒车现象的影响。

如今活跃在各大社交平台，用话题和标签发起运动的主力军是比我更年轻的一代。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她们从小跟社交平台打交道，反应比较快。另一方面的原因大概是，与我们的青春时代相比，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种“不惧怕自称女性主义者”的氛围，而且受美国名流主导的女性主义热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认为自称女性主义者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相反，以前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谴责性别歧视、抗议不公正待遇时会先申明“我不是女权”，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与年轻一代相比，我这一代人和比我略年长的一代人更常用这种申明。不想被贴上“女权”的标签，但又想好好抗议，一看就是21世纪初成人的那代人特有的心态。但申明之后紧跟着的话往往又是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言论，于是我想，也许很多女性并不是排斥女性主义本身，而是接受不了“女权”这个称呼。

在我看来，“我不是女权”中的“女权”指的可能是相当狭义的激进女性主义。很多女性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批判父权制，因为她们在学习机会、就业环境等方面没有经历过显著的性别歧视，也觉得当受害者有些不合时宜，对言论限制也不那么感兴趣。换句话说，她们觉得自己不属于那个群体，尽管曾受益于女性主义，但现在已经不需要它了。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这种现象很容易理解。这与英美等国主张后女性主义的女性是不是很相似？

在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流行文化中，女性主义者往往被局限在一种极端的刻板印象之中。当时我也丝毫不觉得女性主义会与自己的生活和人生产生任何交集，至少在上大学之前如此。我的认识非常浅薄，只觉得帮助那些受压迫者的思想并不是用来拯救我们这一代人的。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当年的自己错失了许许多多。我现在对女性主义的印象是，它就像一张又大又薄、五颜六色的毯子，由无数根丝线编织而成，其中有那么几根连接在我的身上。

要是我能早些从这块广阔的土壤中捞出一根细线就好了。毕竟如今生活在东京的女性多多少少都得益于女性主义。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日益发展壮大，在探讨某些话题时，大家的主张甚至会向四面八方展开，被恶意刻板化的那部分最容易让人退避三舍，许多女性因此错失良机，走了弯路。我认为原因在于外部的污名化，可为什么女性主义者的刻板印象没有被塑造成性解放，而被定型为言论限制呢？有一段时间，美国的律政剧里出现了许多要求政府管制色情制品、抗议职场性骚扰的女性主义者。拜其所赐，我的不少同龄人不幸错过了学习女性主义的机会。

不过在森喜朗[2021年2月3日，日本前首相森喜朗（时任东京奥组委主席）抱怨女性在会议上“话太多”，“竞争意识强，一个说完另一个也一定要说”，因此建议限制女性的发言时间。]引发的抗议浪潮中，很少看到“我不是女权”这样的申明。我感觉森喜朗的失言和后续的一系列骚动足以说明，尽管当代女性拥有且做出了多样的选择，但大家会因为同是女人而产生相似的感受。如果女性主义这根细线在这时想尽办法把女性团结在一起，那应该就不会有女性抗拒了。这类运动（好比#MeToo）具有强大的爆发力，可以让人毫无抵触地抱着当事人的心态参与进来，只是容易昙花一现。但无论如何，我希望女性主义这个词能像细线一样，对任何人来说都相对容易触及和掌握。

在过去的几年里，社交平台上陌生人对我的批判（我不太想用“批判”这个词，也许应该说是更随意、非正式的坏话？）呈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一半人说我是“极端女权”，另一半人说我是“反女权的男权走狗”。我在文章里讲述了自己仗着年轻，大肆利用由男人赋予但我实际上并不具备的价值，尝尽了甜头，从这个角度看，我确实算性别歧视的帮凶，但我也写下了在那个世界近距离观察到的男人的危害，所以也可能成为男人的公敌。我也知道自己态度不够坚定，总是左右摇摆，一直都比较抵触明确标榜“我是这个立场的人”。正因为我没有明确主张什么，人们才会受不同语境的影响，对我产生迥异的印象。

还记得十多年前读研的时候，很多人一听说我的研究涉及色情制品和卖娼，就想立刻弄清楚我到底是限制色情派还是捍卫表达派，是反对卖娼还是支持卖娼，非要搞清我的立场不可。他们跟查户口似的发问：你喜欢麦金农[凯瑟琳·麦金农（1956— ），美国女性主义者，认为色情作品侵犯人权，主张教育与职场中的性骚扰构成性歧视。]吗？你同意斯特罗森[纳迪娜·斯特罗森（1950— ），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反对审查色情制品，认为审查反而会使女性陷入更危险的处境。]在《为色情辩护》中的观点吗？你对废娼论有什么看法？你同意“性工作是工作”吗？……这确实是研究者的宿命，不过在学者群体中，卖娼的确是一个意见分歧特别大、争论也相当激烈的议题，而且反对和拥护的逻辑都简明易懂，所以对方经常要我澄清立场。我记得很清楚，出版硕士论文的时候，很多人最先想知道的就是这本书的立场。这也许是因为一般人绝不会为强奸或虐童辩护，但明确拥护援交和色情制品的人却和厌恶它们的人一样多。90年代，支持审查派和反对审查派几乎势均力敌，以至于当时有股逢人就问“你站哪边”的风潮，在大学里尤为明显。也许是因为我们经历过探讨女高中生援交的热潮吧。

我认为“卖娼不太好”，在这方面与坚持在日本发声的性工作者协会成员水火不容。但我也认为“卖娼这行当还挺有意思”，可以就这一点跟她们开怀畅谈。可我一说自己对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所谓的“（援交）有害灵魂”（当时大家都爱谈论这句话）还是有些感触，她们就立即把我划入敌人的范畴。我常常毫不掩饰自己对出卖性的厌恶，所以对性工作者的权益和去污名化感兴趣的人基本都看我不顺眼。甚至有前辈建议我说：“如果要以AV为题材，最好先适当加一段声明，比如‘支持审查派的部分活动当然也很重要～’，这样不容易挨骂。”我个人觉得，双方的观点我都可以理解，也都有无法理解的地方。也许正因如此，我养成了含糊其辞的习惯，从来不说自己是某某派或属于某某群体。

在某些话题上讨厌某个人，在另一些话题上又很赞成那个人的观点，这很正常，但最近常有人指着我说：“你以前明明跟他们对着干，怎么投敌叛变了！”“你在讨好女权！”“这次又跑去跟男人献媚了！”围绕女性主义积极讨论固然很好，奈何在社交平台上，屏蔽他人、跟自己人抱团是如此容易，所以我有时也会担心，一方若是给另一方打上“不是女性主义者”的标签并将其驱逐，女性主义这根细长的线就会被过度切割，人们逐渐只能接受在所有话题上达成一致的小团体，而这很有可能再次抬高女性主义的门槛，就像我们这代人十多岁时体验过的状态。

眼下的局面与90年代围绕色情制品的讨论如出一辙，支持管制派和表达自由派都声称对方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者。而在社交平台上，简单粗暴的主张能吸引更多的关注，所以我感觉支持审查制度的人似乎又占了上风。针对一张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图片、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仇恨言论或政客的失言，网友很容易就可以发起签名运动，向公众呼吁：“你不觉得这让人很不舒服吗？让我们来抗议吧！”社交平台特别适合做这种事情，我也认为这样挺好的，但反过来说，社交平台可能就不适合探讨“审查有时候是不是做得太过火了”“会不会有一些表达被审查扼杀在了摇篮里”之类的议题。我担心大家要是注意不到这种失衡，那些我在高中便厌倦了的成见也许会在娱乐圈死灰复燃。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觉得女性主义的话语本应出现在更触手可及的地方，让许多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接触到女性主义并获得救赎。现在想来，我上高中的时候，还有当夜总会陪酒女郎和AV女演员的时候，都不怎么认为女性主义可以拯救自己，只觉得它是一门学问，会巧妙利用我们讲述的经历，一会儿说我们有主体性，一会儿又反过来说我们是受害者。不过我痛感日常能意识到女性主义的时间在女人的人生中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一个人沉浸在快乐的非日常状态，尤其是感觉不到问题存在时，是不需要思想的，这在某种角度来看也很自然，但热闹过后，人生还要继续，热闹与热闹之间也许还夹着痛苦的日常。尽管男人为性设定了双重标准，我的身体也曾是他们性别歧视的帮凶，但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因为我告诉自己，女性主义与我做出这一选择时的自由并不矛盾。

有些女性对自己的境遇总体上是满意的，想要讴歌做女人的乐趣，有时甚至会享受男女不平等的状态。她们不太想追求性解放，也不觉得自己受到压迫，想享受包括色情制品在内的各种表达方式，所以她们认为自己不算女权。我倒觉得让她们产生这种认识的社会着实可悲。我还认为，女性主义的魅力就在于，它像一块宽大的地毯，五颜六色的丝线穿插其中，你可以在既有观点的基础上接触到它，而它并不要求你为之反省。即使你不把日常生活的某种不便定性为男性歧视女性的结果，女性主义中的思想也有可能向你伸出援手。

所以我在感官上很排斥这样的说法：“反正机会不平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纠正，剩下的一部分问题就让当事人各自处理吧，多谢了，女性主义，是时候说再见了！”“现在是后女性主义时代了！”如今女性做出的选择多种多样，大家都有各自的观点，也有发声的平台，所以建立团结确实有些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殷切希望大家不要把女性主义当成“总有一天要挥手告别”的东西，而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从五颜六色的丝线交织而成的女性主义地毯中挑出能帮到你的那一根，也不要因为在少数话题上意见相左，就去驱逐那些不认为自己不自由、但又想再自由一点的女性，而是将她们也一并团结起来。

---2021年2月11日

---铃木凉美

铃木凉美女士：

一眨眼，我们的通信都进行到第十轮了。这次终于聊到了“女性主义”。

你之前说过，你的观点建立在“对男人的绝望和死心”上，觉得“对他们抱有任何期望都是白搭”，而且“男人的不负责任是理所当然”。

嗯，不难想象，夜班的教训之一就是让你学会了轻视男人。这可能是因为来找夜班女性的男人暴露了他们最丑恶的一面，企图依靠金钱和权力来占女人的便宜（而且是以最简便的方式）。他们说不定也是有骨气和品性的人，只是夜班的职场女性无从得见。事实上，他们特意来到夜世界消费，也许就是为了毫无防备地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没出息的一面。

写着写着，我不禁感慨：搞了半天，其实女公关跟妻子也没什么区别。一个踏入社会的男性在工作中表现得多么威风可靠，妻子和孩子都很少有机会见到那样的他，而更常看到他在家里不负责任、窝囊邋遢的一面。那些所谓英雄人物的公众形象和家人对他们的评价有着惊人的落差。大多数妻子都觉得丈夫是“自说自话、无药可救的人”，抱着这样的念头伺候他们，有时还得忍受拳打脚踢。

我的父亲就是如此。日语里有个说法叫“对外人好、对家人差的人”，说的就是他那种情况。外人对父亲交口称赞，说他绅士又温柔，殊不知他在家里是个大男子主义的暴君。他去世后，以前常找他看病的人来参加葬礼，我才知道病人是多么信任他，但这是家人从未见过的一面。话说“大阪饿死两孩事件”[2010年7月，警方在大阪某公寓发现三岁女童和一岁男童的尸体，家中没有大人和食物。随后，两个孩子的母亲（风俗业工作者）被捕，被判蓄意杀人罪。]中的单亲妈妈在最后时刻向她父亲求助，却惨遭拒绝，而这位父亲是颇受尊敬的高中橄榄球队教练。性虐亲生女儿的父亲是当地名士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男人能如此毫无防备地向女人暴露自己最自私、最卑劣的一面呢？为什么他们可以厚着脸皮要求女人全盘接受他们的无理要求呢？

你听说过“卡桑德拉综合征”吗？据说它专指丈夫有心理发育障碍的女性所面临的苦难。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她在特洛伊陷落时受尽凌辱，成了阿伽门农的战利品，最后被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杀害，一生坎坷。[卡桑德拉被阿波罗赐予预言能力，但因抗拒阿波罗而被诅咒预言无人相信。女性主义理论借助这一神话形象，说明女性的声音不受重视。卡桑德拉综合征的重要特点便是，当事人的痛苦经历不被人相信。]

卡桑德拉们的报告中尽是妻子的控诉[真行结子，《我老公有发育障碍？卡桑德拉型妻子如何抓住真正的幸福》，SUBARU舍，2020年。]。丈夫坚持自己的做法，还将这一套强加在妻子头上，使得她不得不一味忍耐。他们永远将自己放在第一位，对妻子和孩子漠不关心，除非有具体的指示，否则就坐着不动。找他们商量一些复杂的事情吧，便默不作声，跟块石头似的砸不出一点声响。其中不乏超乎想象、令人哑然的案例。有个丈夫特别讲究冰箱里东西的摆法，妻子每次买冷藏食品回来放入冰箱，他都要把里面的东西统统拿出来整理一下。还有妻子说不敢把孩子交给丈夫带，因为要是留下孩子独自出门，丈夫就会自顾自地出去慢跑。我见过不少妻子因为担心丈夫照顾不好孩子而不敢出门。孩子是夫妻俩造出来的，你都不敢把孩子交给他带，却敢跟这样的男人上床，还怀他的孩子呀。谁都不会突然变成父母。女人也是慢慢积累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为一个母亲。男人又不是没有学习能力，但妻子对丈夫的期望值太低，于是不得不独自扛起一切，这样的情况不仅限于卡桑德拉综合征的患者。

我是越听越觉得卡桑德拉们的控诉毫无新意，越听越不明白她们跟普通家庭的妻子到底有什么区别。“老子”是家庭的中心，谁都不准反抗自己的做法与讲究，如果家人无法容忍，便回以暴力或无视……这么说起来，家暴男也是如此。目黑区虐童案的死者结爱的继父船户雄大就是这样，他坚信只要自己在家，家人就该围着他转，时刻把他放在第一位，还强迫家人服从这一套。若是反抗，等待他们的就是暴力和没完没了的说教。[船户优里，《致结爱　目黑区虐童致死案　母亲的狱中手记》，小学馆，2020年。]

有心理发育障碍的男性之所以结得了婚，是因为他们作为社会一员在职场是吃得开的，至少在婚前，他们不会那样对待自己的伴侣。等结了婚，开始共度日常生活，妻子才会惊愕地发现丈夫的怪癖和异常。专业人士建议她们把丈夫当病人对待，因为心理发育障碍是一种病，可就算他们是病人，侵犯妻子权益的行为也不该被容忍。既然他们能在家庭之外做好社会的一员，照顾他人的感受，那回到家以后也应该这么做。可专家却建议妻子在丈夫回家后帮他疏解，因为有心理发育障碍的丈夫在外面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与传统的妻子角色没有什么不同——帮丈夫缓解紧张情绪被视作妻子的职责，因为“男人一出门就有七个敌人”[日本江户时代的俗语，指男人在外要面对多重挑战和压力。]。莫非女人一旦成为“自己人”，就会化身为方便好用的化粪池，可以无限处理各种污物不成？看到男人展现出这样的一面，女人无法再尊重男人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真想对男人说，要想得到女人的尊重，你就该表现得让她们可以尊重你。

说回“夜班”。男人既有高洁的，也有卑鄙的（女人也是）。同一个人格也可以既高洁又卑鄙。“我当女公关是为了积累社会经验，来店里消费的客人都是商界精英，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得体，对我们也很体贴，我真的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持这种观点的夜班女性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我相信她们同样看到了男性讨人厌的一面，搞不好比值得尊敬的一面还要多。

我无意说“反正男人已经无药可救了”。因为说“男人没救了”或“女人没救了”和说“人没救了”一样，都是一种亵渎。人有可能是卑鄙狡猾的，但也可以是卓越崇高的。社会学家有看统计趋势的习惯，所以看到离婚男人不负责任的案例时，我们也会想：“呵，男人真是没救了。”但并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作家石牟礼道子笔下的男男女女是如此拼命，让我不由得感叹“人可真坚强”。一想到世上有中村哲医生[在阿富汗开展人道主义援助长达三十年的医生，2019年因枪击身亡。]这样的人，我便肃然起敬。他是肯定不会去花柳巷的。总之我们可以在书中遇到这样可敬的男女。

每次看心理学家霜山德尔的书，我都会被深深触动[霜山德尔，《霜山德尔著作集》（共七册），学树书院，1999—2001年。第六册《多愁多恨亦悠悠》的解读为上野所作。]。他留下了“自灯明”这三个字，意为“在黑暗中行走时，依靠微弱的亮光照亮自己的脚下”，而为点亮黑暗而燃烧的，可能是自己的生命。每个人摸黑前行，靠着仅有的灯光照亮脚下的画面浮现在我眼前。霜山先生也在他们之中。光是想到世上有过他这样的人，就觉得人生值得走一遭。

你反复问我“如何能对男人不感到绝望”，我之所以相信别人，是因为遇到了让我觉得值得相信的人，与他们的关系带出了我最纯净美好的一面。人的好与坏取决于关系。恶意会牵出恶意，善意则会得到善意的回报。权力会滋生揣摩上意与阿谀奉承，无助会催生出傲慢和自大。我看某人不顺眼，对方可能觉得我更讨人嫌。也许大家都有狡猾卑劣的一面，若想让自己心中的美好成长壮大，远离计较得失的关系才是明智之举。

你在上一封信里提到了“我不是女权”这个说法。想要和其他人分享对男权社会的气愤，却又不想被打上女性主义者的标签，也不想自称为女性主义者。话说我最近和摄影家长岛有里枝进行了一次对谈，刚巧聊到了I'm not a feminist, but...（我不是女权，但……）。我曾为她的著作《从我们1的“女生拍照”到我们♀的“女孩摄影”》[女孩摄影（girly photo），日记性质的生活快照美学，与男性镜头下的女性不同，这种摄影充斥着女性摄影师的个人语言和私人体验。]写过书评，于是邀请她参加我担任理事长的NPO法人妇女行动网络（Women's Action Network，简称WAN）的上野研讨组书评会。在会上谈论种种话题之后，她觉得意犹未尽，便邀请我进行了这次对谈。[上野千鹤子，《摄影史的herstory》，《新潮》杂志2020年7月号。对谈《连带（movement）很有趣》刊登于2021年4月号。]

在对谈中，她讲述了自己和90年代崭露头角的其他年轻女性摄影师是如何与女性主义保持距离的。

90年代的她恰好如你所说，是“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批判父权制，因为在学习机会、就业环境等方面没有经历过显著的性别歧视，也觉得当受害者有些不合时宜”的女性之一，“尽管曾受益于女性主义，但现在已经不需要它了”。当时已经有人喊出后女性主义一词，说受够了成天把“女性”挂在嘴边的日子，认为女性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部分男性也说：“你们还在嚷嚷这些啊，女性主义已经过时了。”从1990年到1995年，我出版了六册《新女性主义评论》，有人提议将书名定为“后女性主义评论”，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标题里带这个词的书，但我坚持认为：“等一下，现在说‘后’还太早。”当时“社会性别”这个术语尚未确立，性骚扰、家暴这样的概念都才刚刚普及。

数据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对女性的歧视并没有消失。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日本的指数排在第121位（2020年），这成了一张显而易见的底牌，仿佛水户黄门随从的一声大喝：“你没看见这个家纹吗！”[“水户黄门”是江户时代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的别称，在民间传说中，他经常外出搜集民间故事，路见不平挺身而出。在改编的古装剧中，他的随从每次都会亮出绘有家纹的印笼，作恶之徒见了立马跪地求饶。]那时大叔还口口声声说什么“日本女人已经够强势，不需要再强势了”，可如今没有一个人敢说日本不存在性别歧视。而且前任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引发的一系列风波也足以表明，人们已经理所当然地将那种言论判定为“歧视女性”，无须在每次指出问题之前声明我不是女权了。

I'm not a feminist, but...是有前史的。在妇女解放运动兴起的时候，许多女性都说过I'm not a lib, but...。言外之意，“我对她们的观点有些共鸣，但不希望被视为与她们一样的人”。运动参与者的声音被扣上“尖叫”“丑八怪的歇斯底里”等污名，受尽揶揄。对那些说I'm not a lib, but...的女性而言，I'm a feminist便是现成的名头。可能是因为和妇女解放运动相比，女性主义在历史上算是更正统的术语，听起来更知性文雅一些吧。解放运动的女杰还记着这份仇，所以至今仍然主张“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不一样”，因为她们扛住了污名，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为此感到自豪。由于被扣上了婊子、女巫之类的帽子，她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主动以“女巫”自居，组织“女巫音乐会”。

那些说I'm not a lib, but...的女性立即遭到了报复。因为女性主义也迅速被污名化。后来，随着“社会性别”这一术语的引入，有一批人表示“我是立场中立且公正地做性别研究，并不需要为此成为女性主义者”。要知道社会性别本就是描述男女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术语，所以它不可能是“中立且公正”的。照理说女性主义应该是女性解放的思想和实践，社会性别研究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论武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怪gender这个外来语太有迷惑性，还穿上了学术术语的外衣，使得一些人更中意社会性别理论而非女性主义。一群人认为“研究社会性别”比“研究女性学”更酷（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学是二流学问），于是又催生出了另一批人立场鲜明地说自己在研究女性主义。渐渐地，社会性别也被污名化了，在一波基于误解和曲解的反性别平等运动[1999年，日本颁布《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后，出现了大批反对者，他们认为促进性别平等的措施破坏了传统与家庭。]之后，旨在让“社会性别”失效的攻击开始了。

在此之前，政府文件中的“男女平等”就已经被晦涩的“男女共同参与”[《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声称要建立一个“男女共同参与的社会”。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一用词刻意模糊了男女不平等的事实，实质是号召女性既要育儿又要工作，变相恶化了女性的生存境况。]取代。全国各地的“女性服务中心”也都把招牌改成了“男女共同参与中心”。男性也被纳入到政策中，本就少得可怜的女性政策预算还得分一部分给男性，各地还办起了面向男性的烹饪班。与此同时，“女性已经足够强大，不再需要女性服务中心”的言论卷土重来，以至于各地都出现了撤并这些机构的趋势。女性服务中心是政府的下属机构，要想明确体现出设置此类机构的政策目标，叫“男女平等中心”恐怕都不够，叫“消灭女性歧视中心”才最有效果。无论女性做什么，都会被污名化，被打成二流，被视而不见，被打回原点。

我讲了很多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事情。在你看来，这一切似乎都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一代人好像与这些运动全无交集。与团块二代的作家雨宫处凛对谈时[上野千鹤子、雨宫处凛，《世代之痛：团块二代问团块一代》，中公新书La Clef，2017年。]，她表示“女性主义连我的一根头发丝都没碰到”，这令我颇感震惊。女性服务中心的目标群体是本地的已婚女性，职业女性和单身女性却很难得到相关政策的支持，也没有针对她们的项目。社区的全日制市民和定时制市民[全日制市民指儿童、主妇、老人、自由职业者等白天黑夜都在当地的居民；定时制市民则指需离开住宅去工作的人。]在每天下午5点换位，双方没有任何交集。

那时候，我每次去地方上的女性服务中心，负责人都会感叹：“在这地方啊，社会性别这个词都没人听过。”但不了解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也没关系，只要年轻女性能自由自在地活出自己就行。我始终认为，是否自称女性主义者并不重要，关键不在于名头，而在于实质。

在长岛有里枝女士作为新生代女性摄影家登上历史舞台的90年代，日本也建起了东京都摄影美术馆，这意味着摄影在艺术界获得了公民权。刚从美国回来的笠原美智子女士也因此得到了大展拳脚的舞台，以策展人的身份积极举办了一系列围绕社会性别的展览。也正是她让我将视线投向了摄影界。1991年“走向名为‘我’的未知：当代女性自画像”、1996年“社会性别：来自记忆的边缘”、1998年“Love's Body：裸体摄影的近现代”……光是列举这些展览的标题，便知她对工作是何等投入。她还有一本题目非常直截了当的著作，《性别摄影论：1991—2017》。但在这本书里，你找不到任何一位受杂志追捧的年轻女摄影家（如长岛女士、HIROMIX、蜷川实花女士）。我很想知道笠原女士这么做的原因，她恰好也同意评论长岛女士的书，所以我抱着期待参加了书评会。

在我与长岛女士的对谈中，我问她是否知道和她活跃在同一时期的笠原女士策划的展览。长岛女士表示，她当时就读于美术大学的设计系，完全没接触到那方面的信息，而且那时她沉迷电影，对这种展览也不感兴趣。我还问过另一位当年立志成为摄影家的女性，她回答“知道是知道，但没有深入了解”。在笠原女士积极发声的时候，她的声音却没有被最应该听到的人听到。

我不由得想：太可惜了！

可惜的不仅仅是以长岛女士为首的新生代摄影家没有与笠原女士建立联系。她们本该有机会看到笠原女士介绍的海外女性摄影家如何面对相同的烦恼和挑战并顽强地生存。“运动”就是这样产生的。女性运动也是运动，它形成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女性”这一集体身份认知的确立。这种认知完全可以在想象的层面上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一同构建。我们也正是这样对外国女性的烦恼与痛苦产生了共鸣，喊出了#MeToo的口号。

长岛女士说，当年的她对美国的“女孩文化”很有共鸣。书名里的“到我们的‘女孩摄影’”最能反映这一点。我也会问年轻人是从哪里了解到女性主义，她们给出的答案往往是“从艾玛·沃特森的联合国演讲开始”或“从韩国的运动开始”。罗克珊·盖伊的《不良女性主义的告白》和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的《我们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都被翻译引进了，但我认为这些书的内容没什么新意，只觉得这些东西我们都说了半个世纪了。有些人称其为第三波或第四波女性主义，但我不认为这称得上范式转变，不足以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角度。

通过听取年轻人的观点，我深感比起缺乏信息或无知，对女性主义的排斥似乎才是导致她们与女性主义保持距离的关键。媒体一直在丑化女性主义，长期将女性主义者描绘成可怕的女人或讨人厌的女人，女性又从小被灌输与男人为敌会吃亏的观念……她们抵触女性主义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说到底，我们的声音似乎没有被听到。

也有人批评我们发声的方式不讨巧，传达信息的方式太糟糕。我只能说，不好意思，是我们太没本事了。2020年的WAN研讨会上，我们请到了日本妇女解放运动的旗手田中美津，请她围绕“女性主义改变了什么、没有改变什么，以及将会改变什么”进行演讲。她素来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是两回事。她说，满口晦涩外来语的“纸上谈兵型女权”是没有用的，女人只有在失去理智时从心底发出的嘶吼才能被人们听到。问题是，田中女士的声音最终又被多少人听到了呢。时代变了。如今许多年轻人甚至都不认识电视界的女性主义者代名词田嶋阳子。

长岛女士那一代女性摄影家没能和女性主义建立联系，因为外部的男性视角将她们一并归纳为“女孩摄影家”，于是她们不得不说“我不是”。许多女性艺术家拒绝参加“女性与艺术”展，只要了解这段历史，便不难想象这群骄傲的创作者有多么不愿意被简单粗暴地归入“女人”的范畴。而“女人”是男性凝视下的“那个低劣（二流）群体”的代名词，这意味着女性自身也将这种布满厌女情结的男性凝视内化了。

对女性“分而治之”是厌女症古往今来的老一套。最近刚辞职的森喜朗的言论便是最新鲜的例子，极具代表性。他说：“（我们的女性理事）很拎得清。”反讽这句话的话题标签#拎不清的女人#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令人颇感痛快。“拎得清”正是分而治之的关键词，拎得清的女人甘受侮蔑，拎不清的女人则会遭到制裁。无论被归入哪边，都是厌女症的结果。我在广大女性的发言中看到，有人说自己已经习惯拎得清。可是要知道，女性说出这样的话时必然伴随着疼痛。无论女性是否按男人的规则行事，都会受到伤害。但令人欣慰的是，不管拎得清还是拎不清，“我都是女人”——这一集体自称终于登场，声明差异的“我不是”被取而代之。

我不认为那些拒绝成为受害者、坚称“我不会受伤”的女性可以挣脱这种陷阱。话说你在信里提到了河合隼雄先生，这位大叔在很久以前对援交少女说“做这种事有害灵魂”。你还记得他发表这番言论时的情形吗？《制服少女的选择》的作者宫台真司反驳称援交“不会让灵魂受到损害”。我却觉得这两位半斤八两，男人应该停止为受害者发言，发动代理人战争。也许宫台先生在田野调查时听到有女孩说：“我的灵魂不会受到伤害。”但是如你所知，信息提供者会下意识地对采访者潜在的期望做出反应。而且我们都知道，社会学领域的“动机词汇”有一种倾向，那就是人会选择更容易被对方理解和接受的词汇。听到你这个曾经的原味少女说，你对河合先生所谓的“有害灵魂”有些感触，我便想：“哦，也许是吧。”希望有朝一日，这些当事人能够找到适当的语言表达她们的经历和情绪。当然，每一种经历和情绪都不会只有一种色彩，而是五颜六色的复杂混合物，包含了骄傲、自尊、惭愧和后悔。

不过话说回来。正如你所说，女权领域的站队问题着实教人头疼。一说“卖娼这行当还挺有意思”，就会被立刻认定为支持性行业。说“对出卖性抱有厌恶感”，就会马上被划入敌人的范畴。要知道人是一种复杂的生物，“我对××抱有厌恶感，所以才觉得它有意思”也是完全可能的。在关于表达自由的争论中，我属于女性主义者中鲜有的“反（法律）限制派”，因而被打成反女性主义者，AV行业的人也向我发难，而男性的“表达自由派”又误以为我是自己人。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女性主义的世界。追求“正确”的人往往不能容忍其他半点“不正确”的事物。人类的历史充斥着异端审判与猎巫。

但我一直认为，女性主义可以不受这些问题的困扰。因为女性主义是一个自我申报的概念。自称女性主义者的人就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不存在正确和错误之分。女性主义是一种没有政党中央、没有教堂和牧师，也没有中心的运动，所以没有异端审判，也没有除名。女性主义也不是什么智能的机器，只要把问题塞进去，它就会把答案吐出来……我一直都这么想。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义长久以来都是论战不止、热火朝天的言论竞技场，今后也不会变。可局外人还是不停地让我们站队，问“你是女权还是反女权”。多荒唐啊。干脆撂下一句话，“我就是我”，随他们去吧。

因此，无论他们说我搞歧视、反日还是别的什么，都没人可以阻止我自称女性主义者，我也不打算摘下这个头衔。毕竟我从那些自称女性主义者的女性的话语中学到了太多太多。我发表的言论大多是借鉴来的，几乎没有原创。再说了，“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在日语里也都是用片假名写的外来语。很遗憾，它们都不是日本女性的发明创造。

“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衍生自法语的genre（类型、种类、性类型）。它起初是一个语法术语，与法语名词分阴阳的特征有关，跟英语没有关系。某次国际研讨会上发生了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情，一名面相尖酸刻薄的法国女性主义者对英语圈出身的世界级性别史学家琼·斯科特如此说道：

“英语里原本都没有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它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在场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立即回应：

“管它是谁创造的，把能用的都用上就是了。”

斯皮瓦克是出身于前殖民地的知识分子，作为一名活跃在英语圈的学者，她没有放弃印度国籍。她接受的教育几乎都来自英语圈的知识，但她反过来利用这一点，表示要“举起敌人的武器对付敌人”，如此果断的反应惊得我一时喘不上气来。斯皮瓦克是女性主义者，斯科特是女性主义者，那位提出刁钻问题的法国女士也是女性主义者。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见证了许多这般惊心动魄的时刻，也在这样的竞技场上得到了历练。“多亏有她们，才能有今天的我”——这个念头就是我坚决不摘女性主义头衔的理由。

有个说法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哪怕你是个小矮人，只要站上巨人的肩头，视野便能宽阔许多。后来者永远都有站上前人肩膀的特权。岂有不用之理？不用就太浪费了……发出如此感慨的我也正是在挑战前人的同时形成自我，并终于意识到自己也正被逐渐嵌入历史。

---2021年2月25日

---上野千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