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女士：

在上一封信里，您真诚地回答了我一直以来最想问的问题——您见惯了男人的危害，也在书里指出了他们是多么可鄙，可您为什么没有对男人绝望，从不鄙视他们，也从不放弃与他们对话呢？很高兴能够听到您的回答。因为对三十多岁的我而言，当下的主要课题之一就是直面自己对男人的心灰意冷，所以我无论如何都想问个清楚。

会愤怒、会抗议，但不死心、不嘲笑。如今使用社交平台发起抗议的年轻女性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态度。她们的一举一动促使我认识到，自己这些年是又死心又嘲笑，却很少愤怒和抗议。即便如此，我还是怀疑这有一半是因为她们还很年轻，还没有受到污染，所以才不至于对男人绝望。等她们过了三十岁，过了三十五岁，搞不好也会两手一摊，跟帖回一句“跟这种生物说什么都是白搭”。不过仔细想想，您和心理学家小仓千加子的书里都丝毫没有表现出“反正男人就是没救了，说什么都白搭”的态度，我却迅速陷入绝望，变得愤世嫉俗，也放弃了和男人对话，您的态度促使我想要开始直面自身的问题。

您在上一封信的开头指出：“不难想象，夜班的教训之一就是让你学会了轻视男人。”确实如此，无论是在与您通信的过程中，还是在这些年的写作中，我都愈发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也许不仅和我的性格与夜班经历有关，还跟我此前的成长环境脱不开干系，总之原味店单面镜后那些男人的可悲样子一直是我看待男性的起点。之前也跟您提过，我心底总有些鄙视他们，觉得不可能跟那群动物相互理解，也懒得跟他们平起平坐。

我上次在信里说对河合隼雄先生所谓“有害灵魂”的说法还是“有些感触”，也跟这种想法有一定的联系。无论是援交的时候，还是上夜班、卖娼、拍片的时候，置身其中时，我完全不明白“有害灵魂”是什么意思，简直一头雾水。所以我很理解那些接受宫台真司先生采访的女孩为什么会说“我不会受伤”。如果当年碰巧在涩谷与他擦肩而过，我大概也会这么回答。

这已经是我从AV界引退的第十五个年头，告别俱乐部和夜店也有整整五年。事到如今，我好像有一点点明白“有害灵魂”指的是什么。且不论“灵魂”或“有害”这两个词是否贴切，长时间近距离目睹人们（尤其是男人）在平时的社会生活中不会暴露出来的一面，了解到自己的生意在结构上有赖于他们可鄙的那一面，好像确实会让本不至于失去的希望和信任以惊人的速度消磨殆尽。也许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简单归纳为“变得世故”或“认清现实”，但这样可能会让人从根本上丢弃对他人的尊重。

最近我一直在想，我从十多岁开始苦苦寻觅的不能卖娼的理由也许就在这里。人们对卖娼的厌恶，以及父母对女儿卖娼的抗拒，可能不仅仅出于不检点、危险、玷污自尊之类的理由，还因为他们担心这可能扭曲我对他人的尊重。在我出入原味店的时候，大人只会禁止和劝诫，却从没给出明确的理由。我一直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可以用简明易懂的话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直到最近才看到了些许曙光。您在信里指出，说“反正男人已经无药可救了”是一种亵渎，我很庆幸能看到这句话。

我对男人的灰心说好听点是教训，说白了其实跟后遗症差不多。当然，就算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也很难轻易扭转自身的感知方式，调整人生态度也绝非易事。您说“我们可以在书中遇到可敬的男女”，这句话点醒了我。照理说，作为一个爱书人，我肯定也在书中看到过可敬的人，然而在我的印象中，阅读更像是一种见证人性丑恶和愚蠢的行为。上高中时，我爱看川端康成和志贺直哉，还有三岛由纪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书里的男人是那样自私、病态、愚蠢和不可救药，相较之下，原味店的顾客都显得可爱了。那时我甚至认为，爱上这份愚蠢是与世界对峙的唯一方法。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我小小年纪便容易绝望，或者说习惯先接受愚蠢的一面。

说起来，我没听说过卡桑德拉综合征，但有很多朋友苦于所谓的精神暴力（不管对方是否有发育障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身边都有男人粗暴对待妻子或女友，用语言暴力伤害对方尊严从而获得快感。“可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该要个孩子了”，“不想变成孤家寡人”——朋友有时会找这样的理由接受他们，也许她们内心和我一样死心了，认为“反正其他男人也差不多”，“反驳抗议也没用，他们是不会改的”。而一旦认定男人是不会改的，女性主义言论也许就会变得干巴巴、空洞无力。

妇女解放运动、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和污名化的无谓拉锯让我们错失了宝贵的机会，也使女性之间产生了种种误解，我痛感这是一段充满苦难的历史。我也同意您的观点，看到《不良女性主义的告白》和《我们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在今天成为畅销书，我感觉不到丝毫新意。“拎不清的女人”这一口号跟《青鞜》提出的“新女性”概念一模一样，社交平台上对女性主义的抨击与当年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抨击也是如出一辙。

面对此情此景，您和其他前辈肯定会觉得“这些东西我们都说了半个世纪了”，但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参与者的广度和数量。社交平台上的女性主义言论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也不再是宽裕的家庭主妇或精英职业女性的特权，它对所有阶层的人而言都触手可及。比如，拒绝按公司规定穿高跟鞋的运动就不可能在那些从未被迫穿高跟鞋的知识分子中诞生。我个人认为社交平台的存在有利也有弊，但它至少让这样的运动更加普遍。随着类似的运动不断重复，这个圈子便能在离心力般的作用下不断扩大，这样一来，就算这些重复和五十年前相比看似毫无新意，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意义。

我和雨宫处凛女士既不属于第一批流着血开启女性主义的那一代人，也不属于咬牙承受重复的艰辛、努力把圈子扩大的当今一代。或许更贴切的说法是，我们任凭自己随着因反作用力而往回走的摆子，做了开倒车的帮凶。我无意自卑。恰恰相反，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也有强大之处，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认识到女性被置于何种立场，也曾追求这种立场。尽管不可能轻易实现公平，但我们这一代人立足于年轻女性和抨击者的夹缝中，两边的观点都能理解一点。

给我带来种种刺激的通信已经进行到倒数第二轮。姑且选了“自由”这个主题，我早就想和您聊一聊关于表达自由和“正确”的问题。

看到奥组委的一系列风波，我对森喜朗之流的言论仍然横行于世颇感无语，但之后爆发的抗议和反驳又带来莫大的鼓舞，让我觉得这样的言论好像已经不再那么可怕。因为今时今日，各个年龄、阶层、立场的女性都可以发出反驳的声音，表达的自由似乎也迎来一线希望。

我勉强算靠笔杆子吃饭的人，所以难免对限制表达的措施做出过激反应，基本上把表达自由看作金科玉律，但我也觉得，当处于困境的人和弱势群体被剥夺了发声机会，能够表达的人的自由受到一定限制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有地方自我表达的人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迟早会面临法律出手干预的棘手局面。不过我也坚信，如果我们能建设一个抗议更容易扩散、弱者声音更容易被听到的社会，表达就能获得自由。

最近接连发生了多起网友抵制广告的事件，这些广告带有性意味或宣扬陈旧的价值观，被网友骂上热搜，最后被撤下。加上2019年爱知三年展的审查风波[在爱知县三年一度的国际艺术展上，一个名为“表达不自由展·其后”的展览公开了曾在日本展出但被撤下的作品，其中有韩国摄影师安世鸿拍摄的“慰安妇”等。展馆收到大量恐吓信息，开幕不过三天，主办方以“保障观众安全”为由关闭了该展区。]，人们普遍感到表达越来越艰难，社会上的麻烦事也越来越多。这一倾向在电视界尤为明显，企业和杂志也自暴自弃，嚷嚷着“我们都成了软脚虾”，哭哭啼啼地做些不会被骂的保险内容。最近还冒出来一批不可思议的男性撰稿人，他们仿佛成了女性的发言人，每次闹出全网痛批的事情都要插上一嘴，甚至有人揶揄他们是“职业女性主义者”。

当然，我们应该让人们在抗议中认识到自己无意识的歧视性表达和对他人的无意伤害，但我个人认为，如果人们因为容易遭到抗议就憋屈地限制表达自由，那就很无聊了。诚然，我们不能放任仇恨言论这种明显会造成伤害的东西，尽管“怎么样算仇恨言论”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始终存在。但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获得了发声的机会，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让表达者更容易在无知无觉中施加伤害。

我认为，针对某种特定表达的抗议活动可以尽情搞，想搞多少都没关系，但近年的事件都沿着“被骂→道歉+删除”的老套路发展，这让我感到担忧和沮丧。与其说我是对这种趋势恼火，倒不如说我是对媒体有点恼火，因为媒体渐渐无法区分“尖锐而有趣的观点或抗议”与“单纯的找茬”。

我感到，即便只是遭到小规模的抗议，人们也会过度畏惧事情会酿成新闻，想假装无事发生，于是随随便便就把有问题的东西删掉了，到头来什么都没学到，毫无长进。社交平台上充斥着暴力的谩骂，而在讨论的第一线，我看不到丝毫捍卫表达的气概。在抗议者越战越勇的时候，我本希望捍卫表达的声音会更响亮，可最后只有匿名的谩骂屹立不倒，活力充沛。

那些要求删除问题发言的谩骂多少也有些问题，但我认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那些本该自信表达的人对政治正确过敏，助长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义”。有时我甚至觉得仇恨言论的罪孽相对变轻了，因为网友会以同样的方式抨击那些伤害他人的仇恨言论，以及因不恰当、不符合时代、灌输不良价值观而产生争议的表达方式。

诚然，回看二十年前的电视节目，我们会发现许多教人瞠目结舌的表达。有一次，我在父母家处理积攒的旧录像带时，一口气看了好几期初中时认真录下的音乐节目。女歌手说“我从没碰到过色狼”，主持人回答“那是因为你没有胸”，观众和歌手都笑着说“好过分哦～”……这样的一幕怕是永远不会重演了，这也是因为广大男女都成熟了。曾经广受欢迎、以揶揄男同性恋为主题的小品被再次搬上屏幕，结果遭到观众抨击的事还历历在目。某谐星在深夜广播节目中发表的争议性言论也一样，换成他年轻的时候，怕是不会激起丝毫水花。

“想法变得成熟”和“变得软弱”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但我有一个奢望，希望大家能够形成一种认识：适当的抗议对表达者来说也很可贵。我希望抗议者不要满足于无谓的道歉和删除，而要激发出更深层次的讨论。令人反感的种种愚蠢表达即便没有沿着老路立刻道歉删除，也会因为人们不准备讨论它们而被淘汰。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样可以避免大家错误地把歧视女性的表达和凸显人性愚蠢的精彩表达混为一谈。

自由和正确总是有冲突的，也有许多表达在众人的惋惜中被禁播禁售。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得到保护，抗议也不都是合理的，我甚至觉得试图建立某种标准也很荒唐，但仍然希望人们更果敢地发出适度的抗议，并且更勇敢地接受抗议。

川端文学中的男性角色在部分女性活动家中口碑极差。诚然，他们的形象有时与“正确”相距甚远，但我至少认为，比起阅读自以为什么都懂、替女性发言的男性女权撰稿人那些不痛不痒的专栏文章，看川端文学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人性。我总觉得抗议者好不容易得以发声，表达自由的捍卫者却只剩下“憋屈”这一句牢骚，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2021年3月11日

---铃木凉美

铃木凉美女士：

在最近这两封信之间，因为森喜朗辞去东京奥组委主席一事，各路媒体都来请我发表评论（其中还包括一直以来都跟我没什么缘分的体育报）。为了应对各种采访，我度过了异常忙碌的一个月。

说来丢人，森先生其实算我的师兄，我们都毕业于石川县某公立高中。北陆地区堪称保守王国，各地都以“家乡出过首相”为荣。这件事发生以后，我也打听了一下当地人的反应，据说有很多人表示同情，说什么“这番言论很有老森的风范”，“他大概是想活跃气氛，结果一不留神讲了真心话”。总的来说，大家普遍为他可惜，认为他本该以奥组委主席的身份成为开幕式上的标志性人物，为其政治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这次辞职闹剧最大的成果，就是没有出现铺天盖地的“又来了”“唉”和“说了也没用”。众所周知，森先生多年来经常发表不合时宜的问题言论，比如“日本是神的国度”等。这次的言论也丝毫不令人惊讶，大家都觉得“他会说这种话再正常不过了”“他果然又口无遮拦了”。被迫辞职后，他还马不停蹄地多方打点，好把自己定的人选送上那个位置，行事风格一如既往，足见他完全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他抱着那样的信念活到了八十三岁，事到如今要改恐怕也难。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社会对性别歧视的容忍度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然就是周围人为他营造了一个意识不到也无妨的环境。

有人说是国际压力迫使他辞职，但我认为原因不止于此，是国内外的舆论促成的。话一说出，马上有人在线上签名请愿网站Change.org等平台发起了多项签名请愿运动，迅速收集了超过十五万个签名。社交平台上出现了#拎不清的女人#这一话题标签，引来各路网友发布推文。到底是谁最先借用他说的“（我们的女性理事）很拎得清”，反过来想出了“拎不清的女人”这个标签呢？真是绝妙。

在独立媒体Choose Life Project发起的研讨会上，一名与会女性表示：“我为自己习惯了拎得清而深刻反省。”女性说出这样的话时必然伴随着疼痛。我感觉，要求森喜朗辞职的呼声之所以如此响亮，不仅因为他的个人素质问题，也不仅因为奥组委的组织文化（在场的其他成员都被他逗笑了），更不仅因为体育界和权柄、政坛纠缠不清，以至于广大现役运动员清一色地保持沉默。关键在于广大女性将这件事和自身经历联系了起来，这一点扩大了愤怒的基础。日本橄榄球协会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理事稻泽裕子坦言，“发言时间太长”的那个人“就是我”。她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回答：“置身于男权社会之中，我经常遇到放眼望去只有我一个女性的情况，所以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一起笑。[《橄榄球协会首位女理事坦言：森喜朗“说的是我”》]”肯定有很多女性有同样的遭遇。在那样的环境下，她们不笑不行，只能随大流。除了愤怒，她们更厌恶随大流的自己，悔恨得紧咬嘴唇。这件事也足以表明，无论吸纳多少女性成员，只要她们都是拎得清的女人，组织文化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拎不清的女人的怒火将手握重权的森喜朗硬生生拉下马，这说明女人的愤怒绝不是无力的。我还敢大胆预测，这次的成功经验将成为未来人们判断“说什么话算越界”的标杆。

不出所料，组委会再次因性别歧视言论成为媒体的焦点。据报道，开闭幕式的创意总监佐佐木宏提议，让女艺人渡边直美扮成Olympig（奥运猪）从天而降。让渡边女士变身为猪的“创意”本就毫无幽默可言，一点也不高明。万幸的是，在团队成员的反对声中，他撤回了这项提议。既然森喜朗的言论是无法容忍的，那么佐佐木的提议当然也一样。据说这位佐佐木先生还曾是广告巨头电通的顶尖总监，创作过不少热门广告。但事实摆在眼前，大型广告公司因为制作性别歧视广告遭到抨击的例子比比皆是。第一广告社请女演员坛蜜为宫城县拍摄了一则广告，性暗示随处可见。在博报堂为鹿儿岛县志布志市（以养殖鳗鱼闻名）制作的广告中，名为“鳗子”的少女穿着学校泳装说“养我吧”。照理说作品要经过多道检查，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看出问题吗？纳税人有权感到愤怒，因为支付给这些大型广告公司的高额制作费都出自税收。

我可不想以“表达自由”的名义为这些性别歧视广告辩护。我反对的是法律层面的限制，但不反对市民层面的批评。我同意你的观点，“针对某种特定表达的抗议活动可以尽情搞”。不过你后面跟了一句“近年的事件都沿着‘被骂→道歉+删除’的老套路发展，这让我感到担忧和沮丧”，我却觉得是总算走到了这一步。你说“媒体渐渐无法区分‘尖锐而有趣的观点或抗议’与‘单纯的找茬’”，但不惜直面抗议和挑刺也要守护到底的“尖锐而有趣的观点”到底在哪里呢？佐佐木先生的奥运猪根本不值一提。这些年遭到抨击的性别歧视广告都是活该挨骂，一点都不冤枉，站在媒体的角度看，迅速撤下也是正确的判断。试想一下，换成短短几十年前，提出批评的人怕是会反过来遭到抨击，被扣上“吹毛求疵”的帽子（即使是现在，社交平台上也充斥着这种垃圾回帖），批评的声音搞不好都会被扼杀。你说“对政治正确的过敏助长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义’”，我觉得这样就挺好。这证明，关于什么是政治正确的“常识”终于普及了。不了解何为政治正确就说它“老土”还为时尚早。而且我们有必要明确区分你所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义”针对的是谁。如果它针对的不是权力（胳膊拧不过大腿），而是对女性和性少数等少数群体的批评，那就应该被称为必要的“考虑”，而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当“性骚扰”入选年度流行语的时候，有人批评道：“身体接触是职场的润滑油，要是不加点油，办公室里的气氛会很紧张。”一位在餐馆兼职的年轻女性也告诉我：“最近男同事跟我说话都小心翼翼的，感觉大家都有点提心吊胆。”我对她说：“你想想，如果他们不对你小心翼翼会怎么样？男的小心谨慎一点刚刚好。”他们“自然而然”的“无心之举”完全有可能是不折不扣的“性别歧视”。“是否有意为之”并非判断歧视与否的依据。

你说你气他们“随随便便就把有问题的东西删掉了，到头来什么都没学到，毫无长进”。没错，他们十有八九是“不会长进”的。森先生说他挨了孙女的数落，但他大概还不明白自己说错了什么，恐怕永远也不会明白。佐佐木先生说不定还在心里嘀咕：“切，好不容易想到一个这么有趣的点子！”向团队提议时，他八成也是这么想的——“哎，你们快瞧瞧，这个主意怎么样？很有意思吧？”如果在场的人发出附和的笑声，搞不好那个点子就被采纳了。但是坦白说，这并不好笑。好笑的前提条件是突破常识、出人意料，但这些年遭到抨击的广告在我看来都不好笑，尽管创作者对他们的提案颇有信心，客户也是使劲砸钱。

究竟是什么变了？是社会的原则变了。我认为，社会变革变的不是真心话，而是原则和场面话，而且能到这一步就已经是极限了。森先生和佐佐木先生可能没有认识到问题所在，但他们至少应该学到了一点：不能在公开场合发表那样的言论。性骚扰者多为惯犯。他们肯定几十年来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偶尔有一次遭到女性的指控，于是惊愕不已。我不同情他们，却能理解他们的困惑——“我一直都是这样，怎么会有问题呢？”没错，同样的行为在三十年前会被容忍，放在今天就不行。我只能说“问题就出在你对时代大环境的变化太不敏感，所以受到了惩罚”。

美国爆发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那个国家在半个世纪前才刚刚通过承认黑人权利的民权法。当被问及“种族歧视是否会消失”时，一名美国知识分子回答NO。同理，如果有人问我“对女性的歧视是否会消失”，我恐怕也只能回答NO。消除歧视性的情绪难于登天。但许多人已经长进了，知道公开场合的歧视行为不仅越界，而且违法，会遭到起诉和惩罚。如果无可争辩的“令人反感的种种愚蠢表达会因人们不准备讨论它们而被淘汰”，那么在“抨击→删除”这一毫无意义的循环发生之前，人们就能及时发现问题，将其剔除。

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朝日电视台《报道Station》节目的网络广告[广告内容是一名年轻女性的自白：“公司的前辈刚休完产假，带着孩子来上班，小宝宝太可爱了！有个政客在嚷嚷‘性别平等’，什么嘛，现在喊这种口号也太过时了吧。”该名女性还就消费税、日本债务等问题侃侃而谈，接着，字幕出现一句话“这家伙原来在看新闻节目呀”。有人批评这暴露出广告方轻蔑女性，认为她们一般不看新闻，无法进行此类对话。]也走了一遍“抨击→删除”的流程，不知你看过没有。广告上线不过几天，一眨眼就走完了这个循环。那是一群成年人的心血结晶，他们肯定觉得片子发布以后能收获不错的反响，奈何我无法从中感受到丝毫的幽默与诙谐。这种水平的表达根本没有什么可辩驳的。不过话说回来——在广告发布之前的制作过程中，制作方内部怎么就没能发现问题呢？这着实令人费解。

因此，我完全无意以“表达自由”的名义为“抨击→删除”的性别歧视广告辩护。因为它们不配称作“表达自由”。

不过确实有一批人曾奋力争取“表达自由”。那就是促成了2019年爱知三年展“表达不自由展・其后”的人。这场展览不仅受到了口头抨击，还有电话骚扰，甚至收到“带着汽油罐上门”的威胁，总之都是不可理喻的暴力行为。主办方决定在做好万全准备之后重启展览，最终得以平安落幕。如果他们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定会轻易屈服于暴力。

人性中的卑劣与嗜虐、优越感与嫉妒心恐怕永远都不可能被消除。就连我都会一怒之下破口大骂“我非要宰了那个混蛋不可”，这辈子都不知道宰过多少个了（笑）。但我绝不会在公开场合说这种话，当然也不会付诸实践。有一次，某自由派学者当着我的面说“看到杀人的场面就会勃起”，令我惊愕不已。我惊愕并非因为他“看到杀人场面就勃起”这一事实（这太寻常了），而是因为他敢耿直地对我这个比自己年轻的女人说出这种话。

如此想来，我百分之百同意你在结尾表达的观点——“川端文学中男性角色的形象有时与‘正确’相距甚远，但我至少认为……看川端文学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人性。”你说“川端文学中的男性角色在部分女性活动家中口碑极差”，我大概也是“部分女性活动家”之一吧。川端文学读起来确实让人不爽。我在《雪国》的主人公身上感受到了一个自视甚高的男人玩弄纯情女人的自恋，《睡美人》就更不用说了，在我看来简直是一部利用迷奸药（下在饮料中使女性不省人事的安眠药）进行性骚扰的小说。所以我与富冈多惠子女士、小仓千加子女士合著了一本《男流文学论》表达这种不爽。文学界是一片狭小的池塘，从外界扔进池塘的小石子会激起阵阵涟漪。此书的反响褒贬不一，也不乏带有误解的批评和反感。文学评论家与那霸惠子对《男流文学论》的点评与你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认为吉行淳之介[吉行淳之介（1924—1994），颓废派作家，通过描写男女关系，探索人生的存在、怠倦和丧失。]将“歧视女性”的思想当成小说的写作方法，那么引起她们（《男流文学论》的作者）厌恶的小说表达难道不就是创作的胜利吗？被迫阅读一本把彻底的仇女作为方法的小说，我们可以反过来发现“男人”。这是一个奇妙的矛盾，批评在这一语境下变成了认可。从这个角度看，这部作品反而让我再次认识到了男性作家小说的有趣之处。[与那霸惠子，《〈男流文学论〉书评》，DaCapo，1992年4月号。]

在种种评论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水田宗子的批评最切中核心。

男性作家不理解女性，没有准确地描写女性，没有把女性作为人来描写。这个观点本身是正确的，但是用作批评男性作家就有些偏题了。这是因为男性作家对现实中的女性感到失望，才会追寻梦想中的女性，并描绘出内心的风景。……男性作家将梦想自说自话地托付给女性，并自说自话地诠释女性，但正因为他们梦想中的女性与现实中的女性之间存在鸿沟，男性的内心风景才会如此绚烂多姿。……他们的作品是男人一手缔造的“女性叙事”，一览无余地展现了男人内心的风景，而这实则是“男性叙事”。[水田宗子，《逃向女人与逃离女人》，《故事与反故事的风景》（田畑书店，1993），收录于井上辉子、上野千鹤子、江原由美子等编《新编·日本的女性主义7：表达与媒体》（岩波书店，2009）。]

如此想来，男性作家的作品赤裸裸地展示了他们的软弱和愚蠢，这是多么凄惨、多么耿直。三岛由纪夫的《假面的告白》是戴着“假面”却诚实到教人心头一颤的告白，川端的《睡美人》也是认识到衰老的男人对性不加修饰的坦白。

我对吉行淳之介一直心存芥蒂，所以在《男流文学论》的开头便提到了他。但我对吉行这个人并无怨恨，问题在于当时沉迷阅读吉行的男人，他们开口闭口就是“想搞懂女人就去看吉行”。他们认为吉行特别懂女人。事实上，也有不少女人为了搞懂女人去看吉行，尴尬到我无法直视。他描绘的女人是男人幻想中的女人，反过来说，女人只要了解活在这些幻想中的男人的自私和与之形影相随的软弱，她们就可以配合他们的剧本一起演戏，或是背叛他们，动摇他们……总之女人也能有所收获。从这个意义上讲，男人非常诚实，直教人惊呼“把底牌都亮出来不要紧吗”。以掏心挖肺的诚实写就的作品，就是出色的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凄惨的谋杀和性暴力，但没有人嚷嚷着要禁止它们。现实和表达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有时候，正因为人们在表达中做出了犯罪、杀人、虐待之类的事情，才不至于在现实中这么做。也正是通过这些表达，我们才能深入学习男人、女人和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女性主义者中少有的“表达自由派”。因为我认为想象力是无法管控的。

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某些表达产生不快，我也不阻止你以令人不快的方式进行表达。不仅如此，我还会捍卫你这么表达的“自由”。但我对你的表达感到不快，并将这种不快表达出来也是我的“自由”。我反对的是法律限制、政治干预等来自公权的压制。迄今为止的“抨击→删除”都是市民活动的成果，而不是行使公权的结果。

说到表达自由，我也算日本学术会议问题[2020年10月，日本学界顶级机构日本学术会议提交了105名换届会员推荐名单，有6名没有得到时任首相菅义伟的任命，这6名学者都曾反对安倍政府安保法案。]的当事人之一，毕竟我曾是会议成员（现在仍是合作成员）。我与佐藤学先生、内田树先生共同编著了《学术自由危在旦夕》一书。电影导演和艺术家也对这个问题颇有共鸣，因为他们担心学术自由的危机会直接导致表达自由的危机。学术界有所谓的御用学者，也有鼓吹荒谬理论的人，但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反驳，没有逻辑和证据支持的理论也会被逐渐淘汰。决定“何为正确”的既不是权力，也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我对学术界抱有希望，因为我相信学者的相互批评是公正公平的，建立在信息公开与程序透明的基础之上。

---2021年3月25日

---上野千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