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女士：

我们聊女性主义的信件登上杂志的那个月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森喜朗辞职、奥运会开幕式风波、《报道Station》节目的广告问题……这令我再次痛感，能与您通过信件实时探讨这些话题着实幸运。一眨眼，便迎来了最后一轮。

今年我将迎来三十八岁生日。我认为自己作为作家和人都还很年轻，但和学生时代相比（那时的我可以吸收一切，见谁都咬），对事物的看法确实有些固化。对自身的性格与情绪也有了某种定论，看新闻时也有了某种既定的立场和感受，意外的惊讶和新鲜感明显减少，不太会有“原来我会对这种事情生气啊”“原来我会被这样的话伤害啊”的新发现。对社会、掌权者和男性的期望和理想已经降得很低，不会再因为一点小事产生新的伤口，这恐怕也是我变得拎得清的原因之一。而您在通信之初便指出了我的世故圆滑，让我“痛了就喊痛”。是您的信帮助我解开了思想上的疙瘩。

您在上一封信中写道：“我认为，社会变革变的不是真心话，而是原则和场面话。”这正是我通过这一年通信转变的一个观点。想必很多人都能切身感受到，人的行为可以改变，情感和思想却不行。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即使男人的行为多少得体了一些，他们心中龌龊的歧视心态和情绪也不会改变，遮遮掩掩的反而让我恶心。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嘴上说两句“巴不得扔石头砸你”总比一边骂“妓女”一边扔石头要好。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只在脑子里想想，说都不要说出来，把那些念头统统带回家去。不过，看到他们出于社会需要挂上假惺惺的微笑，我还是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在AV行业期间，我有时也会为影片内容的无聊而苦笑，同时感叹人的欲望是多么愚蠢。在外界抗议和行业的自救努力与自我约束下，这个行为多少得到了一些整顿，开始禁止演员穿水手服，一度流行的严刑拷打类的作品急剧减少。但水手服被禁，便换成西装和堆堆袜。不准用针刑，就改用水刑……这一桩桩一件件我都不难想象，最根本的欲望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上高中的时候都没有“JK经济”[涉及女高中生的灰色经济。]这个词，原味店遭禁之后，就冒出了观赏女高中生穿迷你裙折纸鹤的店。速配网站成为卖娼的温床后，又催生出了更高明的黑话。这些变化，我都近距离见证了。

虽然存在禁止卖娼的大原则，但日本情色产业总能迅速适应原则的变化，于是禁止插入行为的风俗店和干爹介绍业异常繁荣。我反省了一下，也许是这样的环境让我对原则的力量越来越不屑。直到今天，我内心仍有一半认为，男人即便遭到抗议，也只会换一种更难发现的巧妙方法而已，他们的欲望本身并没有改变。不过我从来没有被人扔过石头，没有遭受过警察的不正当暴力，“AV女就不该上报纸”的声音也比以前少多了（原来偶尔能听到一些），这都得归功于社会变革带来的变化，至少在原则层面实现了巨大进步，但我忘记了这一点。尽管我仍然有些担忧恶心的真心话失去发泄的渠道，但此时此刻，我终于感觉到社会原则的改变减少了自己受伤的次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还记得几年前，某周刊登出了一篇文章，题为“好睡的女大学生排行榜”，一位女大学生对此愤然抗议。她不光投诉，还要求与刊登文章的编辑部公开讨论，并指出了自己认为问题出在哪儿。她的做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编辑部也没有偷偷摸摸撤下文章，而是真诚地给出回应，承认哪些企业文化与习惯有问题，并诚挚道歉。且不论雅虎等网络新闻媒体在众目睽睽之下解剖自身文化这件事的意义，这个案例相当耐人寻味，因为它揭露了媒体的内情，让我们认识到很多媒体人一直在惯性的驱使下做自己都不觉得有趣的选题。尽管我与抗议的那位女生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但我在上一封信里说的“尖锐而有趣的观点或抗议”其实就跟这件事有关，而“找茬”二字背后则是耐克公司请科林·卡佩尼克（他为了抗议种族主义拒绝在演奏国歌时起立）代言时，以特朗普支持者为首的一群人大加抗议并抵制耐克之类的事例。

前者算是程序正规、公平公正的抗议形式，可即便如此，“真心话”还是不会改变。我在那本周刊上开了连载，所以再清楚不过。不过业界确实因此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报道援交、风俗业等题材时更注意表达和采访的方式，这应该有助于减轻人们受到的伤害，所以我现在认为这是一场有意义的运动。可也正是从那时起，杂志社频频要求我连载时别拿性别问题（好比这一次的《报道Station》广告问题）做文章，我对此还是略感烦躁，只觉得“你们到头来只是道了个歉，把东西删了，拍拍屁股溜之大吉而已”。

大概是上一封信有些词不达意，其实我并不是要为引起特定人群反感而遭到抨击的表达辩护，也不认为“抗议最终导致表达者道歉删除”有什么问题，但我觉得森喜朗那样的无心之言和引发抨击的广告或海报在性质上还是有一点区别，毕竟广告的创作者肯定抱有某种意图。我可以理解人们看了《报道Station》的网络广告之后为什么觉得不舒服，但仅仅观看广告肯定无法完全理解创作者的想法，眼看着还没把这个搞清楚，广告就被撤下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露骨的性表达是为了吸引谁是很明显的，可这次《报道Station》的广告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也无法理解制作方到底想表达什么。天知道他们是想博观众一笑却冷了场，是在反讽时局，是想引发某个群体的共鸣（那他们想要得到谁的共鸣呢），还是想攻击什么东西。拍出这支广告的人在学生时代肯定也有远大的理想，想制作出打动人心的影像，或通过有趣的作品撼动世界，可我心里还是会嘀咕，既然你都没什么好反驳的，说撤就撤，那还不如一开始就别发出来。反过来说，如果你有无论如何都想抛给世人的疑问，即使那是与时代相悖的价值观，我也愿意听上一听，流于表面的道歉我反而不感兴趣。而且我也希望，这个社会能对创作者的反驳敞开胸怀。

我选了“男人”当最后一轮的主题。其实编辑最开始联系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这次的书信连载时，我还有些忐忑，心想：标榜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积极发声的年轻女性那么多，她们中肯定有很多人想直接向上野女士提问，选我真的合适吗？但我还是不想放过这个机会，因为在我和同龄人心中，对男性的信任好似风中残烛，已然消失殆尽，而我想把这次连载变成一个契机，促使大家思考如何重拾这种信任。能通过书信了解您为何能在质疑传统男权社会价值观的同时，不放弃他们，不屈从于“反正男人就是没救了”的态度，这对我而言是莫大的收获。您指出，说“反正男人就是没救了”是一种亵渎，这让我对自己的态度做出了深刻反思。

可话又说回来，到这个年纪，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未产生“男人没救”的念头？我觉得有这样的心态也在所难免。诚然，对轻微不适和较小伤害视而不见的态度是懦弱的，无助于缩小性别差距，也无法发动费时费力的抗议引起社会变革，只会对森喜朗和冈村隆史的言论左耳进右耳出，任“拎得清”的态度蔓延。在制度层面上，我们这代人至少可以跟男生读一样的学校，上一样的课，进一样的公司，但现实中，援交和夜店陪酒女郎又十分流行。

采取这样的态度恰恰证明我们想尽量不被边缘化，尽量做自己喜欢的事，尽量不受伤害地活下去。

前些天，我和同期入职报社的女同事好不容易聚了一次餐，受疫情影响，我们都好久没碰头了。报社跟夜世界其实有许多共同点。置身于报社，自然也能见证人性中的愚蠢和卑劣，自己公司、采访对象和同行的其他公司都是大叔占绝大多数，因此在报社工作的女性往往会变得善于向现实妥协。无论是在求职过程中，还是在入职之后，或是在永田町、霞关、兜町[永田町是国会议事堂、首相官邸等机构的所在地，霞关是政府机关集中地，兜町是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所在地。]采访时，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大量的“小山口敬之”[山口敬之，曾是TBS电视台记者，被媒体称为“安倍御用记者”，因对伊藤诗织实施性侵而被控诉。]、“小佐佐木宏”和“小森喜朗”。要是每次都鼓起勇气狠狠抗议，为了不再出现受害者而积极检举，就无法集中精力完成好不容易抓住的记者工作，只会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所以我们也有苦衷，如果不把那些事当作毫无意义的琐事而置之不理，我们就无法生存。我有很多朋友并不怀疑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也大体上赞同女性主义者的抗议，但她们还是更重视自己的生活和幸福，重视公司的环境是否舒服，认为小伤口放着不管也会愈合，也变得善于疗伤了。

我在报社只待了不到六年，但同期入职的朋友中有的已经是有十三年资历的中层，有的当上了记者俱乐部的领导，有的在主持新项目，有的生了两个孩子回归职场。她们有时候也只在自身处境比较从容的情况下，才能为改善公司制度出力，声讨不合理的规矩。但站稳脚跟以后，她们也有需要顾忌的情面，尽管看不惯小森喜朗们略带性别歧视色彩的言论，可想到他们也有值得尊敬的地方，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她们无法出声抗议微小的不适，沦为某种“拎得清”的女人，并因此产生难以名状的愧疚，但她们还是带着一身的伤痛乘风破浪，出人头地，做着自己喜爱的工作。在我看来，她们同样是斗士。我们这一代人肯定也积累了某种成果。硬说是什么成果的话，我最近觉得，大概就是对付渣男的实用方法吧。

也许因为很多同辈朋友在击退渣男方面经验丰富，所以我这种念头格外强烈。我觉得假装不痛的逞强态度和把痛喊出来的态度同样可贵。因为双方都不曾畏惧严苛的现实，咬牙坚持。有位朋友说，我们这一代人很懂怎么对付色狼。她的言外之意是，我们持性本恶的观点，认为男女同乘的车厢里永远都会有色狼出没，久而久之就成了专家，深知遇到色狼时该怎么逃、辣椒喷雾该怎么用、如何挑选被人摸了也不会明显感觉到的衣服，而不去质疑“有色狼”这一结构本身，无论好坏，这都是我们一直以来采取的态度。我觉得这句话精辟概括了我们的心境。想用钱摆布女人的男人永远不会变少，那就以青春为武器，把他们的钱统统卷走；性骚扰言论永远都不会消失，那就干脆戴着耳塞工作；总有男人想睡单纯的年轻女人，所以要多留个心眼，不要孤男寡女出去喝酒；刚进公司的时候要多讨大叔上司的欢心……像这样绞尽脑汁为自己创造容身之地的过程，确实和学习如何对付色狼的过程相似。即便内心暗藏一定的反抗精神，表面上看起来也是森先生所谓“拎得清”的女人。也许正因为我们只精通逃跑的方法，色狼才没有变少。我也意识到，正因为我们心底已经对男人灰心，认定色狼永远都不可能绝迹，才会优先采取应对策略而非试图改变社会。

我会产生难以名状的负罪感，原因在于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敷衍了事地说“反正男人就是没救了”，而是发声抗议，有时还取得了成效（好比和奥运会有关的一系列风波）。这些事实让我认识到，我们当年放弃的东西、我们认为放弃才更明智的东西其实是可以改变的，这让我下意识地自卑。但与此同时，我仍然认为掌握对付色狼的方法也相当重要。

令人备受鼓舞的是，社会已经相当欢迎指出结构层面的不均衡并呼吁改革的声音，而且受科技进步和女性力量的影响，以前不被视为问题的事情现在也得到了正视。但我也产生了些许危机感，觉得遇到渣男时的应急处理方法相对地被忽视了，或者说，谈论对付色狼的方法有可能被人攻击“对结构的批判还不到位”。在强制拍片问题[日本发生过多起逼迫女性拍摄AV的案件，一般由自称星探的男性接近女性，以当模特或演员的名义骗她们签下黑心合同。]受到关注的时候，我也不敢随便分享“如何辨别在街头跟你搭话的是不是黑心星探”“AV女演员如何才能顺利隐退”这样的知识，而是必须非常慎重地选择发言场合，否则就很容易被认为是在为这个行业乃至社会的邪恶本质辩护。

遥想近二十年前，也就是夜世界和情色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社会上也有很多坏男人，也有很多利用女性弱点的人，即使大部分无意识的暴力被消除，社会多多少少变好了，这样的人也不会消失。因此我认为，质疑结构本身（我们这一代容易忽视的事情）和姑且应对当前的现实、以免受到伤害（现在的年轻女性容易忽视的事情）必须两手抓。可要是把后者做到了极致，便会助长男人逃逸的倾向。若是一味追求前者，就会把自己逼得走投无路，遍体鳞伤。同时做好两件互相矛盾的事可真难啊。

您在上一封信里写道：“人性中的卑劣与嗜虐、优越感与嫉妒心恐怕永远都不可能消除。”曾经的我认可这一观点，而这一观点蕴含的前提是“纠正行为是有意义的”，但我总是下意识地回归“反正男人无药可救”的思维。此刻的我一边反省，一边全方位地、发自内心地感到认同。但我也觉得，除非卑劣与嗜虐消失不见，否则卖娼、强奸、色狼和性骚扰都不会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尽管我打心底里认为，强奸的受害者不应该内疚，也不应该让她们陷入自责或是受到他人的责备，但我仍然希望那些尚未成为受害者的人能知晓如何不被强奸。这不是在追究受害者的责任，只是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坏男人（当然还有坏女人）遍地跑的社会平平安安活地下去。可我要如何传达这一点，又不让已经受到伤害的人自责呢？最近我一直在琢磨，我要如何告诉女生“你们得再聪明一点，在街上被自称AV星探的人搭讪，也千万别跟着走”，同时又不伤害那些已经受到伤害的人呢？好难啊。

通过与您对话，我认识到自己对广大男性抱有些许蔑视，绝望地认为男人心底的欲望不会改变，亵渎了那些有意改正态度的男性。对此，我也进行了反思。肯定有许多男性比我高中时透过单面镜看到的男人聪慧得多，也可敬得多。“应该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否定卖娼，否定将自己的性用作商品”是我给自己布置的课题，而这次反思让我看到了些许曙光。

在此基础上，我希望那些比我年轻、比年轻时的我更积极主动拥抱变革、有自我牺牲精神、不断汲取新价值观的女性多留个心眼，学会应对尚未彻底改变的男性、揪着陈旧价值观不放但没有恶意也全无自觉的男性，以及不属于“大多数男性”的卑鄙罪犯，不要不当回事。也许对社会变革来说，大多数男性的认识更为关键，但我觉得对付少数坏男人往往才是安全生活的必要条件。“我必须在此高声抗议！”“我必须鼓起勇气告发！”……我由衷敬佩这样的想法，但因为了解这个行业过去的模样，所以我深知社会产生了些许变化，坏人伪装得更巧妙了，碰到坏心眼的大叔得撒腿就跑，否则就会卷入危险。做“拎不清的女人”很棒也很酷，但我有时也会嗅到危险。我殷切希望，社会变革和追求个人幸福可以越来越容易兼容，变革者能够在幸福生活的同时对社会提出抗议，而不至于陷入危险。

非常感谢您在这一年里真诚回答我的提问（其中也不乏幼稚青涩的问题）。从性的问题到女性的活法，再到女性主义的现状……我们进行的广泛讨论，对我和读到这些书信的同龄人（比如变得有些过于现实的老同事与朋友）来说都有良性的刺激，定会成为帮助我们决定人生方向的精神食粮。事实上，最近与女性朋友碰面时，我们时常聊起这样的话题：“现在这份工作我还挺喜欢的，可是总感觉不满足，今后的人生到底该往哪里走呢？”换作以前，我们可是三句话不离恋爱，成天吐槽男人。也有许多朋友告诉我，她们特别期待看到我们的书信，内容相当发人深思。我对您的观点深感赞同，但时不时仍会觉得男人就是蠢得不可救药，这种秉性也许并没有改变太多，不过我会逐一反思心中的这些想法，在写作之路上继续前行。

---2021年4月6日

---铃木凉美

铃木凉美女士：

哎呀，这就最后一轮啦。

一年真是转瞬即逝。

书信是一种技术含量很低的工具，但纸面上的对话比面对面交流更加深入，还能展开你来我往的辩论，给我带来了不少刺激。而且比起写给广大读者的文章，收信人非常明确的书信不容许敷衍和糊弄，逼得我写下了不少在其他地方从未说过的话。只能说我是完完全全着了编辑的道吧。你疑惑为什么自己被选中，其实刚接到邀约的时候，我便为编辑的“阴谋”暗暗叫好。因为我早就对你产生兴趣，直纳闷编辑是怎么知道的。

用这封信画上圆满的句号真是再合适不过。用社会学术语说，我们谈论的就是如何在实践上打破“结构与主体”的困境这一基本问题。

你写道：

质疑结构本身（我们这一代容易忽视的事情）和姑且应对当前的现实、以免受到伤害（现在的年轻女性容易忽视的事情）必须两手抓。

话是没错，可两者兼顾何其艰难。

若以“场面话”（原则）和“真心话”区分，前者就是场面话主义，后者是真心话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一代的女性被同辈男性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耍得团团转，受够了他们的场面话，于是将男人从“革命”这种非日常状态拽进了名为“日常”的战场。但即便是在那里，她们搞不好也活在“男女平等”或“平均主义”[男女都该花时间照顾孩子！联络会编撰，《男女均分主义：不是煮夫，亦非主妇》，学阳书房，1989年。]这样的场面话中。再说了，如果公共领域的结构完全不变，只在私人领域实践那些冠冕堂皇的原则，男女双方肯定会互相折磨，搞得遍体鳞伤。这类夫妇在我身边已是尸横遍野。如今人们热烈讨论“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另外也确实有人对法律不屑一顾，选择事实婚姻，忍受着各种歧视，生下并抚养子女，并坚持在法庭上反抗对非婚生子女的歧视，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个地步。

我认识很多夫妇，他们觉得再嚷嚷也没用，选择接受现实，优先考虑孩子的利益，于是在孩子出生的同时成为合法夫妇，这是因为日本的制度在各方面都有利于登记婚姻的夫妇，他们也无法要求别人放弃这种优势。个人能否在相同的结构下做出与他人不同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的可行能力，即有没有相应的资源和选项。

你们这代人的犬儒主义也许就是“再嚷嚷也没用（反正……）”的真心话主义吧。这几年掀起了回顾1970年安保斗争的五十周年热潮[全共斗白皮书编辑委员会编撰，《全共斗白皮书》（新潮社，1994），续·全共斗白皮书编撰执行委员会编撰《续·全共斗白皮书》（情况出版，2019）。代岛治彦导演的作品《在你死后》（2021）是一部纪录片，旨在追悼1967年10月8日死于羽田斗争的京都大学学生山崎博昭。]，如果政治犬儒主义是学生运动一代留给下一代的遗产[70年代参加过安保斗争、越南反战运动的一代有犬儒主义倾向，日本社会直至2011年核灾前都未出现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有学者解释称，这是因为他们目睹了自己衷心信仰的理念在实践中造成了与期待完全相反的悲惨结果。]，那不得不说他们罪孽深重。互联网这种全新的信息工具为真心话主义提供了展现的舞台。

思考“结构和主体”时，我总会联想到“慰安妇”问题。这个问题极其复杂，致使日韩关系恶化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支持者和学者内部也产生了种种分歧。站队的标准之一就是朴裕河女士出版的《帝国的慰安妇》一书。这本书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幸存“慰安妇”告它诽谤——这本书认为，加害者（“皇军”士兵）和受害者（朝鲜“慰安妇”）之间其实存在“同志关系”，同一种结构逼得前者奔赴险地，使得后者不得不从事性劳动。积极为“慰安妇”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人本就是少数派，却针对此书观点出现了分歧。

我、兰信三与平井和子筹备两年，出版了《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研究》，以求抛砖引玉。其中收录了平井和子女士的文章《士兵与男性性：去过“慰安所”的士兵和没去“慰安所”的士兵》。当年有“慰安妇”和日本士兵殉情，也有人和士兵两情相悦。她们在严酷的环境下寻求聊以慰藉的关系，这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据说她们不收“相好”的钱。当时，她们是日本帝国的臣民，在前线穿着和服，改成日本名字，穿着传统日式围裙、挥舞着日本国旗给出征士兵送行。这可能是迫于没有选择余地，在那种情况下存在“同志关系”也是可能的，在日军占领的地方，她们就是被占领国人民眼中的“日军走狗”。也有一些女性施展与生俱来的才智，广受士兵追捧，如“慰安妇”索赔案的原告之一文玉珠女士。站出来说自己当过“慰安妇”的女性都是从“慰安妇”的残酷现实中幸存下来的人。她们之中肯定有一些人采用了形形色色的生存策略。我们对这些历经艰险的幸存者怀有满腔敬意。

照理说，指出“慰安妇”经历的多样性，绝不意味着替她们所处的严酷结构开脱。恰恰相反，个人在结构的胁迫下带着必死决心行使的生存策略反而凸显了结构的严酷。朴女士的书读来让人唏嘘不已，它展示了大日本帝国殖民统治对朝鲜半岛的深度压迫，就是这种压迫让当地女性迫不得已和敌方士兵结成“同志关系”。然而，这本书遭到了拒斥，其支持者也备受责难。

这本书还收录了茶园敏美女士研究“潘潘”[在驻日美军基地提供性服务的日本女性。之所以叫“潘潘”，有说法称是模仿深夜“慰安所”的敲门声，也有说法认为来自美国大兵召妓时的拍手声。]的文章《名为性的接触区：自日据经历说开去》。在日本，对潘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禁忌。占领期是人们不愿回忆的过去，潘潘更是人们不想放到台面上讲的耻辱，当事人的证词少之又少，连使用潘潘这个词都会遭到限制。而战后出生的女性学者拿起这个主题，揭示日本女性在战败和占领时期权力压倒性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利用她们仅有的资源“性”，采取多样化的生存策略。在女性没有参政权的时代，她们被卷入男人自说自话发动的战争，又被迫置身于战祸和占领的荒谬局势。女性大可争辩“依附打了胜仗的男人有什么不对”，但在打了败仗的男人看来，她们就是屈辱的象征。茶园女士的研究动机就是帮助被战后史记忆排除在外的“潘潘女郎”恢复名誉，同时为有类似经历但终究没有站出来的广大日本女性创造发声的机会。我们敬佩她们顽强的生存策略，但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为战败和占领的结构性强制开脱。我们这个项目旨在寻求一种复合型的方法，在结构和主体间的夹缝中，尊重既不能还原为结构、也不能还原为主体的能动性，同时不为结构的暴力开脱。[上野千鹤子，《序章：战争与性暴力比较史的视角》，《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研究》。]

遗憾的是，我们似乎还远未克服这一困难。

我一直想在信中提一提“慰安妇”问题，却迟迟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总算在最后一轮如愿了。这是因为我觉得，你关注的性暴力受害者与“慰安妇”的立场在结构上属于同一类型。

比如，你在信中写道：

尽管我打心底里认为，强奸的受害者不应该内疚，也不应该让她们陷入自责或是受到他人的责备，但我仍然希望那些尚未成为受害者的人能知晓如何不被强奸。这不是在追究受害者的责任，只是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坏男人（当然还有坏女人）遍地跑的社会平平安安地活下去。可我要如何传达这一点，又不让已经受到伤害的人自责呢？

“是你自己跑去那种地方的，活该！”“都怪你毫无防备，随随便便跟人家走了！”……性暴力受害者时常遭到这样的指责。还有一些女性为了将伤害降到最低而迎合加害者，并为此自责不已。这就是自我负责理论。也许你们这一代人被过度灌输了这种观念。但是，无论你穿什么衣服、在几点去了哪里、是多么天真无知，毋庸置疑的是，错的是加害者，受害者没有责任。

自由主义的自我负责理论有一个前提：个人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是可以自由进行自我决定的主体。但这是一个神话（毫无根据的幻想）。承认自己是“结构”暴力的受害者绝非溃败（不过是直视现实，没有自欺欺人罢了），若你基于“主体”的选择，调动手头的所有资源（无论资源多么有限），想办法生存下去，那就值得称赞。

专门研究性骚扰和家暴的心理咨询师信田小夜子在最近的著作《家庭和国家的共谋》中写道：“承认伤害并非屈服，而是抵抗。”那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坚忍的证明。

不过话说回来，肯定也会有男性读者看到我们的书信——但搞不好他们一看到我俩的名字就直接跳过去了（笑）。你在信里写道：“在我和同龄人心中，对男性的信任好似风中残烛，已然消失殆尽，而我想把这次连载变成一个契机，促使大家思考如何重拾这种信任。”我很想知道，他们看到这段话会做何感想。

每次和周围的男性谈起色狼和性犯罪，他们的反应都是“我就和他们不一样”“我从没干过”，但他们中不乏经常享受风俗服务的人，妻子被出入风俗店的丈夫传染了性病也是常有的事。战争期间去“慰安所”的士兵其实都是普通的日本男性。也有些具有想象力的男性会想，自己如果置身于同样的情况，搞不好也会干出同样的事情。

我没有遭受过家庭暴力，也没有虐待过孩子（因为我没有把自己置于那种情况下），但我可以理解、共情那些曾置身其中的女性。援助“慰安妇”的女性运动之所以不断壮大，正是因为那些不用成为“慰安妇”的女性产生了伴有疼痛的共鸣，觉得“遭遇不公的也可能是我”。1991年第一次看到“慰安妇”的报道时，我也感到了切身之痛。女性运动让那些不是直接受害者的女性也参与进来，带头解决女性面临的困境。因为我们感觉到，其他女性的过去也许就是自己的明天。

可为什么要由作为受害方的女性出面解决性暴力问题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男人的问题难道不该由男人来解决吗？是色狼逼得女性不再信任男性，可广大男性为什么不将怒火对准色狼？为什么男性不主动发起打击色狼的运动，还把女性的指控看成诽谤，坚持主张“色狼蒙冤”？最有资格对性骚扰者感到愤怒的就是不会性骚扰的男人，可他们为什么要反过来包庇败类，而不是痛骂？出入风俗店的男人为什么不引以为耻？……男人可真是难懂。

也许答案显而易见：“男人就是这样。”但真是这样吗？如果“男人就是这样”，那他们应该也有“说不定我也会……”的同理心。照理说，有了这样的同理心和理解，他们应该更愿意面对男人身上的危害性。女性运动一直建立在这种同理心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与女性运动相匹敌的男性运动，原因只可能有两个。要么是男性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危害性，要么就是他们从中受益。

如果这个问题绕来绕去，又回到了“男人就是这样”，那么正如你所说，“对男性的信任”就会像风中残烛那样“消失殆尽”。

不过我感觉，每一代人接受“男人就是这样”的方式存在一定差异。我母亲那一代将“男人就是这样”作为不可改变的前提，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她们的生存策略是一味隐忍，“给足男人面子，好好捧着就行了”，并把这种“女性的智慧”传授给了女儿。而她们的女儿，也就是我这代人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心想“这也太荒唐了”，拼命反抗却不断碰壁，遍体鳞伤。你们这一代相当于我们的女儿，也许你们认识到了墙有多厚，以侮蔑男人为代价，学会了如何以更狡猾、更省力的方式活下去。“拎得清才更占便宜”大概也是你们的选项之一。再下一代的年轻女性生于少子化的时代背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成人，坚信女人在各方面都不比男人逊色，所以发出了无比正当合理的呼声：“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不公！”“岂有此理！”

我丝毫不认为你所描述的那一代“比我年轻、比年轻时的我更积极主动拥抱变革、有自我牺牲精神、不断汲取新价值观的女性”是在“自我牺牲”。恰恰相反，我认为日本史无前例地涌现了一大批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的女性。长久以来，日本女性的“女人味”总是与不顾自身利益、把丈夫和孩子放在第一位的美德挂钩（即使在今天，“母性”也要求母亲自我牺牲，但没人要求父亲这么做）。当然，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无论男女，但女人一直被置于“只能通过男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构下，所以她们的生存策略要么是勾引男人，不然就是利用男人。加纳女性找“干爹”也是这种生存策略的体现。置身于这种结构，女性当然会最大限度利用手头的资源维持生存，岂能责怪。我甚至觉得，那些嚷嚷“想当家庭主妇”的姑娘也不是在开倒车，而是出于自身利益做出了选择。把这个选择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她们一点都不想要全心全意相夫教子的人生，只是在利用社会性别术语粉饰“我想要远离竞争社会，过上舒适生活”这个（男人无法选择）的选项罢了。如今的女性不必依赖男性，也可以追求自身利益。她们不必期望男人说出“我想给你幸福”“我会一辈子保护你”之类的话，而可以抬头挺胸地说：“自己的幸福自己争取！”

出现这样一大批“厚着脸皮”优先自身利益的姑娘是我喜闻乐见的，因为男人打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人都是天生的利己主义者，最看重自己，无关性别。大人比小孩重要——这么简单的道理，根本用不着太宰治点明[太宰治的短篇小说《樱桃》反驳了“大人要以孩子为重”的说教。]，但以前这话只有男人能说，女人说不得。不过现在女人也能说出口了。

不用说，孩子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也会说“我比父母重要”。孩子没有必要牺牲自己来照顾父母。如果你不喜欢父母，大可以转身离开。在采访照护问题的过程中，我对此深有感触。

再扯远一点，其实活着就是孤独地面对自身的利己主义。只有建立起彼此自我对等的纠葛，男女之间才能有正经的恋爱。

最后说几句贴心话吧。

你从小在父母的关爱中长大，对很多事情都满不在乎，大胆而叛逆，有那么一点点坏心眼，但也有“良知”，懂得把握分寸，能在失控前刹车。你仍未走出污名化的过去（不知道的人可能就当那些是年少轻狂时的“冒险”而已），是一位智慧和表达能力过人的作家……这便是我眼中的你。虽说你带着污名，可“前AV女演员”这顶帽子还有多大的分量呢？人生路还长着呢。基于过去的经历给自己布置“作业”固然重要，但今天的你并不完全是那些经历塑造的，一如性暴力的受害者也不是只靠那些伤痛过活。再说了，世人没有心思记住他人过往的每一个细节。只要你一步一个脚印，用心写每一篇文章，读者便会想：“哇，她居然拍过AV！难怪这么理解性工作者”或“难怪对男人这么苛刻”。“你现在是谁”比“你过去是谁”重要得多。

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吧，别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迎合媒体（尤其是男权媒体）的需求，扮演某种角色。到了四十岁上下，人生的太阳便会渐渐西斜。届时你会痛感人生有限。给人生中重要的事情排一排优先级，千万别颠倒了主次。

在这一年里，我总忍不住用亲戚大妈的口吻和你说话。尤其是得知你小小年纪就失去了母亲之后。你肯定嫌我太唠叨，烦死人了（笑）。你对母亲又爱又恨，但你应该从她那里得到了许多东西。想必你的智慧就是在与母亲的智慧对抗中得到了磨炼。而且像她那样将自己的智慧和情感全部倾注在女儿身上的母亲也是难得一见。我曾说庆幸自己拥有一位“愚蠢的母亲”，但那其实是反话。“聪慧的母亲”能看透女儿的心思，将女儿逼入绝境，借此磨炼她的自我。一个大人倾其一生与你面对面，这也是无比珍贵的馈赠。

我没有生孩子的原因之一在于无法选择孩子的性别。万一生了个女儿……我无法抑制这种恐惧。女儿会识破母亲的阿喀琉斯之踵，成为她最激烈的批评者。青少年时期的我一定是个非常不讨母亲喜欢的女儿。要是我身边也有那样一个女儿……光是想象那一幕，我都两腿发软。我逃避了与母亲的对决，但为了接纳她的人生，也为了肯定自己，我恐怕不应该逃避的。

经过长达一年的通信，我对你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我一定会继续关注你所做的事和你选择的人生道路。

我在四十岁出头的时候失去了母亲，只能捧着堆积在我们之间的课题，没完没了地絮絮叨叨。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光戛然而止，让我深陷无法挽回的情绪之中。

母亲走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半夜里给一位女性朋友打电话，感慨万千道：

“原来逝者也是会成长的啊……”

当然，改变的是我，不是逝者。但我在内心与亡母的对话慢慢变了。宽恕和被宽恕的感觉将我填满。逝去的母亲永远都是那个模样，但我与她的关系会变。我相信你也仍在与母亲对话。

高桥和子女士[高桥和子（1932—2013），小说家。铃木凉美的父亲铃木晶是她的弟子。在高桥生前，铃木晶一家都住在她位于镰仓的家中。]是另一位对令尊影响巨大的女性，我对她也很感兴趣。令尊至今住在位于镰仓的高桥故居，真希望有朝一日能和你一起上门拜访。

期盼疫情平息的那一天。

---于疫情之下的第二个春天

---上野千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