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躺下，就觉得睡不着，于是我闭上眼睛，仰面而卧，脑子没有休息，神经还在颤动。远远近近，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声音，只有两个水手的鼻息穿过了薄薄的板壁。

忽然有什么东西叽叽嘎嘎地响了起来。这是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桅杆上的滑轮；响声这样凄婉，如怨如诉，听得我浑身打哆嗦；然后，又无声无息了，从地下到天上，只是无边无际的一片寂静；无声无息，没有一丝风，水面没有波纹，小船没有摇晃；然后，忽然一下又响起了那捉摸不定、隐隐约约的呻吟。听到这种声音，我觉得好像有一把残缺的锯子在锯我的心。有些声音，有些呻吟，有些呜咽，多么能使我们心碎肠断，能在一秒钟内，使我们的灵魂充满了痛苦、恐惧和焦虑啊。我一面听着，一面等着，我又听见了这种声音，它似乎是我自己发出来的，似乎是从我的神经里拉出来的，或者不如说，它引起了我全身的共鸣，好像是一个亲切、深刻而又无可奈何的呼声！是的，这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声音，一个并不陌生、迟早会听到的但却使我灰心绝望的声音。这个不可思议的微弱声音穿过我的全身，好像在播下恐怖和妄想的种子，它能立刻唤醒一直沉睡在每个活人心灵深处的隐痛。这是什么？这是在我们灵魂里没完没了呼喊着，继续不断责备着我们的声音，它隐隐约约，用使人极其痛苦的方式折磨缠扰着我们，用一种说不出、压不下、忘不了、挡不住的方式责备着我们，责备我们做过的一切，同时又责备我们没做的一切，它是懊丧无由、悔恨莫及的声音，是一去不复返的日子，有缘相逢、无缘相爱的女人，消逝了的事物，落了一场空的欢乐，陨灭了的希望发出的声音；它是浮光掠影、过眼烟云、虚幻缥缈、了无痕迹的东西发出的声音，它是我们过去没有达到，将来也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发出的声音，这一极细的微弱声音宣告了生活的失败，力量的浪费，精神的无能，肉体的虚弱。

这转眼消失的窃窃私语声，在夜深人静时，断断续续地向我诉说着我本来可能倾心相爱的，我隐隐约约地向往的、期待的、梦想的一切，我本来渴望看见、知道、了解、欣赏的一切，我的永不知足、不自量力的心灵徒劳无益地希望着，却又失之交臂的一切，还有被无知锁住的心灵妄想插翅飞去的一切地方。

啊！我对一切都贪得无厌，结果却什么也得不到。我需要有整个人类的生命力，分散在千百万人身上的智力、能力、气力，还要有成千上万的生力军，才有可能满足我各种各样的胃口和好奇，但我结果却只落得两眼巴巴、两手空空地望着一切。

为什么要在生活中自找苦吃？大多数人不都生活得心满意足吗？为什么要让这无名的烦恼啃噬我的心？为什么不去认识现实中的欢乐、希望和享受？

那是因为我有与众不同的眼力，这种眼力既是作家的本领，同时又是他们的不幸。我写作，因为我了解现实，因为我对现实感到痛苦，因为我对现实了解得太多，尤其是因为我没有尝到现实的甜头，所以就来解剖自己，就来通过我自己思想的镜子观察现实。

请你们不必羡慕我们，请你们怜悯我们，因为这正是文人与众不同的地方。

在文人身上，不再存在任何简单的感情。他不论看到什么，不论是欢乐、愉快、痛苦还是失望，都自然而然地成了他观察的对象。他不顾一切，不由自主，没完没了地分析内心、外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只要他一看见，不管那是什么，他都一定要寻根问底。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感情冲动，没有什么大声呼喊，没有什么拥抱接吻是无所为而为的，无论一个人做了什么事，那绝不是因为那样做是既不知道原因，也不考虑结果，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个人打算的。

即使他感到痛苦，他也还能分心去注意他的痛苦，并且把它储存到他的记忆库里去；即使世上他最亲爱的人死了，他把他或她下葬后，从墓地回来时心里也会想：“我的感觉真是稀奇，就好像醉生梦死过似的……”于是他就逐一回想起送葬的邻人形形色色的姿态，装模作样的举动，不是出自内心的悲哀，只是表面上的愁眉苦脸，还有成百成千微不足道的、只有独具只眼的艺术家才会观察到的小事，如一个牵着孩子的老太婆如何用手在胸前画十字，一线阳光怎样划破云层照在窗子上，一条狗怎么穿过送殡的行列，殡仪车在墓地的大水松下给人多么深刻的印象，殡仪馆的人如何绷紧了脸，使得眉毛、眼睛、鼻子、嘴都挤在一起，四个抬棺木的人怎样费劲才把棺木放进墓穴里去，总而言之，这成百成千的小事，要是一个人全心全意、以全部精力、全神贯注在悲痛中的话，本来是不会有余力来察觉到的。

他不由自主，就把大事小事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会忘却，因为一说起他，就要知道：他是一个敏感的文人，他的心灵是这样构造的，简直可以说，在他身上，反作用比原来的作用还更迅速、自然，回声比原来的声音还更响亮。

他似乎有两个灵魂，一个灵魂是男女老幼生下来就都有的，另一个灵魂却在记录、解释、评论第一个灵魂的各种感觉；他的一生，不论什么时间，不论什么场合，都注定了要做自己的镜子，同时还要做别人的镜子，这面镜子注定了要反映自己的感觉、行动、爱憎、思想、痛苦，但却又不像一般人那样一是一、二是二，简单地感受到痛苦、思想、爱憎、感情，他的欢乐也好，悲泣也好，没有一次不伴随着对自己的分析解剖。

他不谈天倒也罢了，一谈起来总是说长道短，因为他的眼睛看得非常清楚，他善于解剖分析别人的情感和行动后面隐藏着的动机。

他一写起书来，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了解的事情，一股脑儿写了进去；即使是对他的亲戚朋友，也不例外，他毫不偏心，已经到了无情的地步，不管是他现在心爱的人，还是他以前爱过的人，他都把他们的心赤裸裸地暴露在我们眼前，为了取得更大的效果，甚至有点夸张，他唯一关心的只是他的作品，不是他对某人的感情。

即使他在恋爱，即使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他也会把她当作医院里的尸体一样解剖。他随身带了一副观察人用的、感觉灵敏的天平，无论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都会立刻放到天平上称一称，然后根据称出来的重量评定价值。即使她不假思索就扑上来搂住他的脖子，他也要看看这个动作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来的，是不是合乎分寸，有没有戏剧效果，然后作出评价，只要他感到有一点勉强，不太自然，他口里虽然不说，在他心里她却贬值了。

他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演自己，也演别人，既看自己演，也看别人演，但他绝不是一个规规矩矩、没有坏心眼的普通演员。在他看来，一个人心里想的、做的、口里说的和不说的，都像玻璃一样透明。他得了一种奇怪的职业病，他有双重心灵，这使他变得非常敏感，还没碰着他就会振动，像一架机器，非常复杂，连他自己都讨厌自己了。

再说，他与众不同的病态的敏感，使他变成了一个剥光了皮的肉体，几乎任何感觉对他来说都是痛苦。

我还记得在那些难过的日子里，瞬息消逝的情景使我心碎肠裂，深刻的印象一直萦回脑际，仿佛是些无法医治的创伤。

一天早上，在歌剧院大街，五月的春光使兴高采烈、熙熙攘攘的人群感到陶醉，我忽然一眼看见一个难以形容的人，一个弯腰曲背、衣衫褴褛的老太婆，她戴的黑草帽早已不成其为装饰品，丝带和假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掉光了。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着，每走一步都使我和她一样，甚至比她自己还更加感到行路的艰苦。她拄着两根拐杖，也不看过路人一眼，对一切都极端冷漠，喧嚷、人群、车马、阳光，对她都不存在！她到哪里去？到哪一所破旧不堪的房子里去？她提着一包用绳子捆好的东西。那是什么？是面包吧？大概是的。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邻人能够或者愿意为她跑这一趟路，于是她就只好自己爬上爬下，从她住的顶楼一直爬到面包店。一来一回，至少要走两个钟头。这是多么辛苦的路程！基督上十字架受难的道路也没有这样艰巨啊！

我抬起头来，看看这一望无际的屋顶。她就要爬上去。要多久才爬得到呢？在那狭窄阴暗、迂回曲折的楼梯上，她要停下来喘息多少次呢？

大家都转过头来看她。有人说了一声“可怜的老太婆”就走开了。她的长裙，她的破破烂烂的长裙，松松垮垮地穿在她皮包骨头的身上，似乎粘在人行道上，她连拖也拖不动了。这副老皮囊里还有一颗心呢！有一颗心吗？不是，只不过是没完没了、不断折磨她的痛苦而已！啊！悲惨的老年，没有面包，没有希望，没有子女，没有金钱，只有等死，我们想到过没有？我们有没有想到那些在顶楼里饥寒交迫的老人？有没有想到那些昏花老眼里的泪珠？这些眼睛从前也曾有过闪闪发光、脉脉含情、扬扬得意的时刻啊！

还有一次，天在下雨，我一个人在诺曼底平原上打猎，踏着一大片耕翻过的土地，泥浆在我脚下溜来滑去。一只伏在土疙瘩后面的鹧鸪不时被我惊动，吓得它在倾盆大雨下笨重地飞了起来。我开了一枪，火药给从天而降的瀑布浇湿了，只像皮鞭似的噼啪响了一声，而那只灰色的小鸟却掉了下来，羽毛上还流着鲜血。

我感到悲哀得要哭，像天上的乌云在对我、对全世界放声大哭一样，我的心给悲哀浸透了，厌倦压得我再也抬不起给泥浆粘住了的大腿；我正要回去，忽然看见医生的马车顺着田野上的横路来了。

这一辆窟窿似的马着一个低低篷，由一匹老马拉着，沉沉的日子里，仿佛报丧似的在乡下东奔西走。忽然一下马车站住了，医生的头伸了出来，对我喊道：

“嗨！”

我向着他走去。他对我说：

“你能帮我的忙去看一个白喉病人吗？我只是一个人，在我刮掉病人喉咙里的假膜的时候，要有人扶住她。”

“我同你去。”我回答说，并且上了他的马车。

他就告诉我：

可怕的白喉在乡下流行，掐住了马蒂纳这一家可怜人的脖子！

父亲和儿子在本星期初已经病死。现在，母亲和女儿也快要死了。

照顾她们的女邻居忽然觉得不舒服，头天晚上丢下她们走了，让门大开着，让这两个病人躺在铺着草荐的床上，没有一点水喝，独自在那儿呻吟，喘气，挣扎，孤零零地待了二十四个小时！

医生刚刚洗过母亲的喉咙，给她喝了水；而孩子，痛苦得要命，急得喘不过气来，只是把头埋在草荐子里，不肯让人碰她。

医生见惯了这种悲惨的事，无可奈何地用悲伤的声音反复说：

“不过我也不能整天整天地待在病人那里。天啦！这两个病人真叫人难受。你想想看，她们二十四个小时没有喝水。风把雨都吹到她们床上。连母鸡也到壁炉里来避雨了。”

我们到了这个农家。医生把马系在门口的一棵苹果树上，我们就进去了。

一股强烈的病味和潮气——又发烧又发霉的气味，又像医院又像地窖的气味，扑鼻而来，使人窒息。这所房子里没有火，没有生气，阴沉沉、暗淡淡的，像在沼泽地里一样寒冷。钟也停了；雨从大烟囱里落下来，壁炉里的灰给鸡刨得到处飘扬，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听得见风箱般急促而嘶哑的出气声。那是女孩子在呼吸。

母亲躺在一张木头架子似的大床上，这是农民的床铺，她身上盖着破旧的被子和破旧的衣服，看来倒还安静。

她把头稍微转过来，朝着我们。

医生问她：

“你们有蜡烛吗？”

她有气无力地低声答道：

“在碗橱里。”

医生点着蜡烛，带我走到房间最里边，朝着小女孩的卧榻走去。

小女孩在喘气，脸上瘦得皮包骨头，两只眼睛很亮，头发乱七八糟，样子看起来很可怕。她伸直了瘦削的脖子，每吸一口气，就有几个地方深深地陷下去。她笔直地躺着，两只手抓紧盖在身上的破衣烂衫；一看见我们，她就转过脸去，把头埋在草荐子里。

我抓住她的肩膀，医生勉强逼得她露出了喉咙，从里面使劲拉出一大块白膜来，这块白膜看来简直干得像张皮子。

她马上呼吸得松快一些，并且喝了一点水。她的母亲用一条胳膊支撑住身子，瞧着我们。她吃力地问道：

“完了吗？”

“完了。”

“没有人留下来给我们做伴吗？”

一种恐惧，可怕的恐惧，吓得她声音发抖了，她怕这样与世隔绝，被人抛弃，她怕黑暗，怕她感到的近在眼前的死亡。

我答道：

“不，好大娘；我留下来等医生给你请一个看护来。”

我转身对医生说：

“给她把莫杜伊大妈请来吧。我出钱。”

“好极了。我马上给你把她请来。”

他和我握握手，走了出去；我听见他的马车在湿漉漉的大路上越走越远。

只剩下我一个人和这两个垂死的病人待在一起。

我的猎狗帕夫躺在黑魆魆的壁炉前面，它使我想起：生一点火也许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于是我又出去寻找木柴和干草，不久，熊熊的火光把房间最里面小女孩的床都照亮了，她又开始喘气。

我坐下来，伸直了两条腿烤火。

雨打着玻璃窗；风震动着屋顶；我听见这两个女人的急促、困难、呼哧呼哧的呼吸声，还听见我的猎狗在壁炉前把身子蜷成一团，满意地吐着气。

生活！生活！这也是生活吗？这两个可怜人睡的是草荐子，吃的是黑面包，干的是牛马活，受尽了世上的苦难，现在却快要死了！她们做了什么错事？父亲死了，儿子死了。这些穷人还算是好人，还算是大家喜欢的、尊重的、单纯的老实人哩！

我瞧着我的靴子冒气，瞧着我的猎狗睡觉，把我的命运和这些受罪人的命运一比，我忽然感到我舒服得可耻。

小女孩又喘气了，忽然，这种嘶哑的声音使我觉得难以忍受，它像一把尖刀，每一下都刺痛了我的心。

我向她走去：

“你要喝水吗？”我问道。

她点点头表示要，我就把一点水倒进她的嘴里，但是她却咽不下去。

母亲还算安静，转过头来瞧着孩子；忽然，我感到恐惧掠过心头，使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好像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生命时钟擦过了我的皮肤。我是在什么地方？我已经不知道了！难道我是在做梦吗？这是一场多么令人心寒的噩梦啊！

难道真有这种事情发生？人就这样死去？我瞧瞧这茅屋阴暗的四角，仿佛要找到一个面目不清、丑恶可怕的催命鬼，蜷缩在一个黑魆魆的角落里，等候机会把人杀死，咬死，压死，扼死；这催命鬼喜欢鲜红的血、发烧的眼睛、起皱的额头、憔悴的脸孔、雪白的头发、腐烂的尸体。

火要熄了。我又加了几根木柴，烤烤背脊，我的腰部多么冷啊。

要死，至少我也希望死在一间舒服的房子里，床边要有医生，桌上要有药品！

而这两个女人却孤苦伶仃地过了二十四个小时，在这没有生火的木头房子里，在这草荐子上奄奄待毙！……

忽然，我听见马蹄嘚嘚声和马车隆隆声，看护进来了，她脸上没有表情，心里因为找到了活干而高兴，看见这种凄惨的场面也无动于衷。

我给她留下了一点钱，赶快带着猎狗走了；我好像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似的赶快走了，我在风雨声中奔跑，仿佛一直听到这两个病人喉咙里的嘶哑声，我要逃到我温暖的家里去，吃我的仆人为我准备好的盛餐。

但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忘不了这么多使我厌恶这个世界的事。

有时，我多么愿意不再有思想，不再有感情，我多么愿意像一个野人，生活在一个光明、温暖之乡，在一片东方的国土上，那里没有刺眼的嫩绿，只有成熟的金黄，那里睡觉不必担忧，醒来不必发愁，行动没有顾虑，恋爱没有烦恼，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我要在那里筑一所方方正正的、像巨大的珠宝箱似的、在阳光中闪闪发亮的大房子。

房子的阳台上看得见海，海上掠过片片白帆，好像大鸟的尖翅膀，那是希腊人或穆斯林的帆船。围墙上几乎没有墙眼。这所东方式的住宅中央有一个大花园，园中种了像遮阳伞似的棕榈树，树下的空气是懒洋洋的。树下还有一个喷泉，泉水笔直向上，然后化为无数珍珠，落回一个金沙铺底的大理石水池。我在园中吞云吐雾，偎香抱玉，醉生梦死，但又随时可以中断抽烟、亲吻、做梦，到池子里去游泳。

我要有几个漂亮的黑奴，披着轻纱，光着脚板，在软绵绵的厚地毯上来去如飞。

我的墙壁要像女人的酥胸，柔软而有弹力，每套房间靠墙要摆一圈沙发，各式各样的坐垫可以使我爱用什么姿势，就用什么姿势躺着。

然后，当这无比美妙的休息，无所事事的享受，无始无终的梦境，无忧无虑的生活，使我感到腻味的时候，我就要人把一匹白马或者黑马、一匹像羚羊一样轻捷的快马牵到门口。

我要骑马飞跑，让呼啸的狂风迎面扑来，我要大口喝新鲜的空气，喝得心醉神迷。

我要像一支箭似的穿过这五彩缤纷的大地，沉醉在浓烈如酒的景色中。

到了平静的黄昏时刻，我要放马狂奔，奔向那落日残晖染成玫瑰色的辽阔天边。那里，在一片霞光中，给夕阳烧红了的山岭、一望无际的沙漠、阿拉伯人的服饰、单峰高耸的骆驼、马匹和帐篷全都成了玫瑰色。

玫瑰色的火烈鸟从沼泽中飞上玫瑰色的天空；我发出欣喜若狂的喊声，淹没在无边无际的玫瑰色中。

在马车走过铺石路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中，我不再见到穿着黑色衣服的人，坐在人行道上不舒适的椅子里喝苦艾酒，谈生意经。

我不管交易所的行情、政治上的大事、内阁的更替，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蠢事，不值得我们为之浪费这样短促而充满假象的生命。为什么这样钩心斗角，这样惨淡经营，这样倾轧争夺？我还是宁愿在这窗明几净的高楼大厦里避风躲雨。

我要有四五个如花美眷，分别住在隔墙无耳、各不相扰的金屋里，她们来自全世界五大洲，使我能够亲身玩味各色人种如花盛开的女性美。

我闭上眼睛，让我的梦想展翅高飞，任意翱翔，我痛苦的心灵才渐渐平静，那时，我听见我的水手醒了，他们点着了提灯，不声不响慢慢地干起活来。

我高声问他们：

“你们在干什么？”

雷蒙吞吞吐吐地答道：

“我们在准备钓鱼的工具，因为我们想到，要是明天一早就出太阳，先生也许会有兴致去钓鱼。”

到了夏天，阿盖的确是海滨钓鱼客的乐园。他们全家同来，住在小旅馆里，或者干脆在船上过夜，白天在海边松林的树荫下吃鲜鱼汤，听松香给太阳晒得噼噼啪啪响。

我问道：

“几点钟了？”

“三点，先生。”

我并没有起床，只是伸出手来，把房门打开，看看他们在隔壁干什么。

他们两个蹲在狗窝似的小房间里，有一根桅杆穿过房间，安装在纵梁上。房里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简直像个小偷的仓库。板壁上井然有序地挂满了形形色色的工具，有锯子、斧头、铁笔、绳索、锅子。在两张卧榻之间的船板上，有一个水桶、一个火炉、一个琵琶桶，桶上一道道铜箍在灯光的直接照射下闪闪发亮，提灯吊在船锚的缆桩中间，在锚链旁边。一根很长的钓鱼索上装了无数钓钩，两个水手正把鱼饵挂在钩上。

“你们要我什么时候起床？”我问他们。

“越早越好，先生。”

半个钟头之后，我们三个人已经坐上了小划子，离开了“良友号”，把我们的渔网撒在德拉蒙山脚下、黄金岛附近的海面上。

等到这根二三百米长的钓鱼索沉入海底之后，我们又把鱼饵装在三根细细的深水钓竿上，再用绳子绑块石头当作船锚，把小划子停在海面，然后我们就开始钓鱼。

天已经亮了，我清清楚楚看得见圣拉斐尔海滨，就在阿尔让斯河口，还看得见郁郁葱葱的摩尔山，横在海上，跨过了圣特罗佩海湾，一直伸展到卡马拉海岬。

在南方的海滨当中，我最喜欢这个僻静的角落。我喜欢它，仿佛它是我的故乡，仿佛它是我青年时代的乐园，因为它粗犷淳朴，色彩浓郁，因为巴黎人、英国人、美国人、上流社会的人物、来路不明的外国阔佬还没有把它污染毒化。

忽然，我手里拿着的钓鱼线颤动了，我的心也跟着颤动起来，但过后并没有动静。然后，一阵轻微的震动又拉紧了卷在我手指上的钓索，一阵更厉害的震动使我的手也震动了，我的心怦怦跳，眼睛紧紧瞪着澄蓝的海水，开始心情迫切、轻手轻脚地拉起钓鱼线来。不久，我就看见，在小船的倒影下，有一道白光像闪电似的乱窜，画下了一些短促的弧线。

这条鱼看起来似乎很大，但是钓上船来一看，却像沙丁鱼一样小。

接着，我又钓到了一些鱼：蓝的、红的、黄的、绿的、闪亮的、银白的、虎皮的、金黄的、有小斑点的、有长条纹的，这些好看的、在地中海岩礁下游来游去的鱼，种类繁多，斑驳陆离，仿佛是为了使人赏心悦目，特意涂上颜色似的。我还钓到了一些身上有刺、怒发冲冠式的鲉鱼，一些形状像蛇、叫人恶心的大海鳝。

没有什么事比在海上钓鱼更有趣的了。钓鱼索会从海里钓出什么来呢？每从水里拉起一个钓钩，我们不是大出意外，就是喜出望外，或是大失所望！远远看见一条绝望挣扎的大鱼慢慢地拉上了船，心情是多么激动！

十点钟，我们回到游船之后，两个水手得意扬扬地告诉我，一共钓到了十公斤鱼。

不过我一夜没有睡好觉，现在要得到报应了！我头痛得要命。无论什么苦刑折磨人也没有头痛这么厉害，它把我的头碾得粉碎，把我逼得发疯，它使我的神经错乱，使我的记忆涣散，像灰尘一样随风而去。头痛抓住我不放，我只好躺倒在卧铺上，闻着一瓶乙醚麻醉剂。

几分钟之后，我恍恍惚惚听到一种模模糊糊的声音，不久，模糊声变成了嗡嗡声，我仿佛觉得我的身体内部正在变空，变得轻飘飘的，像在腾云驾雾，不，我的身体正在化为气体。

然后，我的头脑感到昏昏沉沉，如梦如醉，无忧无虑，懒洋洋的，虽然我还觉得头痛，但是已经不那么厉害了。这是一种可以忍受的，而不再是那种叫人心碎肠裂、折磨得整个肉体都无法忍受的痛苦。

不久，这种神奇美妙的空虚感从胸口扩大到了四肢，连手脚也变得轻飘飘的，轻得好像肉和骨头已经溶化，只剩下了一张皮，要没有这张皮，我怎能感到生活的温柔甜蜜，怎能在安乐乡睡大觉呢！我发现我不再感到痛苦了。痛苦已成过去，也溶化了，不，是汽化了。我还听得见声音，像是四个人的声音，有两对人在谈话，但我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有时声音模糊不清，有时我能听到片言只语。其实，这不过是我的耳鸣加重而已。我没有睡，我还醒着，我还明白，我能感觉，我能说理，说起理来格外清楚，格外深刻，格外有力，而且格外高兴，简直是心醉神迷，原来我心灵的各种能力一下提高了十倍。

这不是麻醉药产生的幻想，也不是鸦片烟带来的病态感觉；这是说理的能力奇迹一般地变得敏锐了，观察、判断、欣赏生活和事物的方式变得新颖了，而且完全意识到、完全肯定这种方式是正确的。

忽然，我想起了《圣经》里的古老传说。我仿佛尝到了智慧之果，一切神秘对我昭然若揭，我具备了如此新颖异常、无可置辩的领悟力。一大堆论点、理由、证据涌上我的心头，但是立刻又被更有力的证据、理由、论点推翻了。我的头脑成了思想斗争的场地。我成了一个超人，具有不可战胜的智慧，一证实了我的力量，我就感到这是一种奇妙无比的享受……

我就这样过了很久很久，鼻孔一直对着乙醚麻醉药的瓶口呼吸。忽然，我发现药瓶已空，于是头又痛起来了。

足足十个小时，我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这种痛苦，然后，总算是睡着了。第二天，我好像一个大病方愈的病人一样精神抖擞，写下了这几页之后，我又开船到圣拉斐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