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一次听众见面会后，我第一次见到阿德。她给我带了很多吃的，放下袋子就走，食物里也没有夹那种写有自己联系方式和冗长头衔的卡片，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听众。我翻了一下，袋子里有四盒凯司令拨奶油、一袋国际饭店的蝴蝶酥、一盒沈大成青团，都是我节目里提过的东西。虽说价格不贵，要买齐也需要花费一整个上午。这世界上总有奇怪的人，会对陌生人倾注更多的爱意。光景好的时候，我们电台的办公室能收到更多的时鲜礼品。我在节目里提到过的东西，自己也不见得爱吃，那只是说一说嘛，混口饭吃。上海人照着节令为这些东西排长队，我很不理解。但在节目里，我会热情洋溢地说，这就是这座国际化大城市最有生机的……排队乡愁。“你要没有排过青团队、鲜肉月饼队啊，你就不能说自己是正宗上海人。”

阿德那时还不知道，我已是这个夕阳行业的老油条。她救了我，像把我从拾人牙慧的城市文化沿水中捞起来一样。

那天是大寒，时间再倒转几日，书店附近曾发生一起因人群拥堵引发的踩踏事件。书店老板说，因为那起踩踏事件，他们以后将不能为观众提供座位。这场活动，最理想的售书模式，是直接在结账柜台签售。有序排队，直接结账，废话不多。我解释道，以我的书的销量，可以保证绝不会发生任何踩踏事件，最好还是能提供一些座位给现场观众会比较好。老板却说：“你毕竟是一个名人。”这我就当好话听了。还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是真的听见了还是产生了幻觉，老板说：“他们有没有位子坐，帮侬搭啥界呢？”

我想我可能是听错了。

那是我的第一本书。我对出版人说，我想出版一本真正的书（尽管是用来评职称的），像笛卡尔的《谈谈方法》或者梯利的《伦理学导论》那样朴素的封面，一看就是有干货的，当代人不一定能读懂，而不是那种印有我端庄肖像的机场鸡汤书。我毕竟也写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嘛。可出版人说：“你毕竟是一个名人。”她还说：“你到底在想什么呢？脑子坏了吗？年轻人评职称的书你不把自己照片放大一点，台里那么多播音员，不是叫小林就是叫小超，谁记得你是谁？”

“等你拿到金话筒奖，你就会想自己的照片一直出现在封面上了。”出版人又补充说，算一种安抚性的……不让步，“上次你同事，那个谁谁，拿了几十张自己的照片给我叫我选，然后让设计师出封面，每张照片出一个封面，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签售时风平浪静，人不多不少，撑满了面子，没有座位，倒也没有抱怨声。我很感动。阿德就排着队，交给我这些食物，让我在印着我自己照片的书上签名。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不重要”。所以我只写了自己的名字。我客气地问她是哪里人，她说“四川人”，又说，“也是上海人”。

我便当她是新上海人。

我有许多听众都是新上海人。他们不管是来上海念书，还是来上海工作，在业余时间里都喜欢听听上海故事，读读上海小说。我的节目，虽然收听率很低，居然也培养了一些忠诚的粉丝，愿意跟着我被引流至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下载App为平台增添装机量……他们对于这个城市的音乐、文学、民俗、饮食文化的了解，都是通过我们节目建立的（可惜我们节目随时都要倒闭了，用文学语言说，也许明天就倒闭，也许永远也不倒闭）。与其说这些文化是通过我们节目建立的，不如说是我凿壁偷光蹭来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老师帮了大忙，美国时期的碎片生活也曾拿来装点过门面）。后来我随单位结对子去了新疆克拉玛依做活动，在克拉玛依市里看到类似的景观。那座城市因为缺水，经由额尔齐斯河从北冰洋借了一段水源，那是唯一一条对接到北冰洋的水源。乌尔禾和准喝尔盆地附近每年只在六月间下一场雨。但城市里都在修喷泉，种花，花带里接着人工浇水的管子维持斑斓。像极了我的工作与人生。一般游客看不破，他们只觉得“哇塞厉害了666yyds……”，但总有人很喜欢。

阿德以外，我还记得一个听众，来自浙江舟山。考上了上海公安学院以后，他搞了一个收音机，开始听我的节目。他给我的工作邮箱写信，我的工作邮箱里有几千封信，大部分我是不看的，但是他说，“来自一个年轻警察的心声”，我就点开看了。他写道：“如果我不来上海当警察，就要回老家去开船。我能看到我开上二十年船之后自己的样子。我能认出各种海产海鲜，我能认出天边云的警报，我皮肤很黑，儿子很皮，赤脚在海边跑。谢谢你的节目，让我不用变成看得见的那样，你们给了我第二个人生。”我有点感动，但这感动不是那感动。感动淤积得太多了，反而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软弱的蠢货。这对男人来说，并不是给家人长脸的品格。

我父亲一直希望我当个警察。小时候给我看了不少警察故事。我还记得有个专门写“建国以来最大一宗爆炸案、盗窃案、强奸案、绑架案……”的老作家李动，是我阅读的启蒙。每当他写到“那个老警察一辈子没有立过功”，我就知道他马上就要立功了。还有一位专门写警察故事的畅销书作家，最爱写女警察经不起诱惑，对组织来说是不可靠的，可对于邪恶势力，她们又表现得过于一身正气。她们同时在意两样东西，一个是正义的荣光，一个是眼前的幸福。结果被作家讥讽为“麻袋片上绣花，底子不好”。我当不了警察，可能是差不多的原因。底子不好，多愁善感油腔滑调粉饰太平，这令很多人都失望透顶。事到如今，我连警察电影都不愿意看。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从小就知道。我更知道，我可能不是那样的，我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也有了第二个人生，就是隔空跟自己聊天。

电台主播在这个时代，如果还算是社会名人，那App上的网红就可以算是顶流了。尤其是我们节目的嘉宾费依然定在永恒不变的“一百元”，我已经很久没有请过真正的名人来一起做节目了。我还在当实习生的时候，倒是常常看到名人在办公室内外走来走去，我负责把他们没喝完的茶叶丢掉。现在，他们都活跃在抖音或小红书里，嬉笑怒骂，从中美关系谈到女性如何在两性关系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再或者就是本本分分地传授养生护肤育儿之道。我没有开抖音，是因为我注册账号后只关注了两个人，后来他们都惹上了麻烦。一位因为性侵未遂被抓起来了，另一位因为欠债被骂翻了。在我看来，短视频App就是虚拟世界的是非恶海、口舌凶场。还是LIVE时封闭的环境更让我有安全感。领导说，我这样的人算是鸵鸟性格，年纪轻轻就丧失了斗志，应该去新媒体的领地开疆拓土，或者找一个有钱的白富美结婚。

我问领导：“领导那你觉得我有啥才艺可以展示的？”

领导说：“最近那些拉着弹性裤子的男男女女不也没有什么正经才艺？你看那个谁，多卖力，已经接到汽车广告了。我们主要听众就是开车的司机，是不是？”

也不是吧。但我懒得说。我说：“是是是，我也想接汽车广告的。多少台型？”

领导见我可怜，问我：“你前几天是不是在打听养老院？爸爸妈妈要去啊？”

我说：“谢谢领导。是我想去。领导你人真是太好了。领导你有路子啊？”

领导说：“说你什么好啊，成天不知道在想什么。对了，以后避孕套的商务不要接了，影响不好，对你以后相亲相到白富美也不太有利。你想办法多接点汽车、养老院广告都蛮好，比较符合我们节目的气质……”

我说好好好，我一定想办法。

“现在连好的养老院，都要视频面试老人了你知道吗？搞得像儿童上幼儿园一样的。你亲戚要去，老人家要准备准备妆发，背一点有条理的话，知道吗？”

我说好好好，我一定想办法。

“子女一定要到哦。他们内部有鄙视链，没有子女的老人会被有子女的霸凌。作孽，有子女还送养老院，席子帮地板，相煎何太急……”

二

公安学院搬迁以后，我没有再去过。台里领导见我商业活动少，口碑好，特地安排我去给他们讲讲课。“你就讲你那个新书，不是说上海史的吗？1950年上海大轰炸嘛，蛮好的，就当是国情教育。对了，你这个讲轰炸的书，为什么封面是你自己的脸？哈哈哈哈，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卖相好，你怎么像高晓松一样的，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长得有点像吴亦凡？哈哈哈哈……”

（我们小时候写作文总喜欢写“银铃般”的笑声。长大了才知道，银铃般的笑声就跟真实的海鸥叫声一样，只适合出现在作文里，在现实里遇到，堪比噩梦。）

这是我童年以后，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警察。确切说，他们还不算是警察，而是未来的警察。这样介绍上海文化的讲座，我讲过不下二十场，每次都用同一个PPT，笑话都是一样的。和许多上海史专家不同的是，我还会讲点美国，还会讲点上海人在美国，好多故事都是我母亲讲给我听的。她后来的丈夫，原本是一个国际海员，1990年拿着护照和海员证跳船跑了，一起跑的还有几个人。后来成了中餐馆老板。人很勤快，看得懂英文报纸。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会去餐馆帮点忙。他也会给我发薪水，顺便叫我不要回去了。我母亲替我回答：“他不肯的。他很怪的。”其实我觉得，是她不想我过多地影响他们。他还教了我两道菜：干炒牛河和炒泡面。在美国，他们过着和中国差不多的日子，甚至还要更“中国”一点。我母亲会叫她儿子“阿拉小美（国人）“，令我误会他从小就决定好了性向。

讲座开场十分钟后，广播就开始分局点名。指挥中心的人在电台里显示了自己的权威，广播也是关不掉的，就这样测试声音传递的效果，惹来哄堂大笑。笑着笑着，我突然想起父亲。他的音容笑貌，他对我的诸多不满，宁死不屈那种不满，真令人无法买账。后来他每次点名家族聚餐，我都不到。过年更是直接宣布“不在上海”。他在新家庭里逐渐建立起了新的威望，成熟的威望，时间赐予他新的天伦之乐。他也不再期望旧家庭的认同，不再指望我。我记得他曾对我说：“我跟你妈，老早那么苦都过来了，人总是有感情的。”但他没有说对我有没有感情。我也很苦。我也过来了。

我本应该坐在下面。我坐在下面，和他们一起当学生，笑着笑着笑到桌肚下面去。父亲就开心了。

我最后一次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我在节目里胡说八道，误导年轻听众。“什么空军寡妇，有什么值得同情的。1950年杨树浦广兴码头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报纸上说两个人头都炸没了，人生父母养，你有没有心肠啊。扬子江拖驳公司死掉的船员，只有三个有名字，一个姓郑，一个姓邵，一个姓周。其余都没人认领尸体，横死街头。码头旁边还炸死了三头羊，活着的一头眼睛里一直在流血。这是谁干的？你读过大学的心里没点数吗？我以前在电台里听节目都做笔记，现在听你讲话只能记个屁。你跟你妈在法拉盛刷盘子把水刷到脑子里去了吧？她忘本你也忘本，你是不是活腻了，活腻了你把家里门窗关关好西装穿穿好开煤气啊，要不要你爷老头子上门来帮你啊……”

我这才知道，父亲平日里是听我节目的。他听我说到的那些节气时令，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我们没有一天是在一起度过的。我的工作就是在广播里号召大家在一起过节，不过节枉为中国人，不吃惯奶油蝴蝶酥青团枉为上海人。我那么虚伪，父亲倒没有生气。

父亲是个对很多事都抱有非黑即白的认识和刻骨的仇恨的人。就和跟我握手的学院院长说的差不多：“我们这里的学生啊，思想都很淳朴，人都很正派的，没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奇怪的是，他又和北新泾桥下钓鱼、顺便说说抗美援朝往事的老头子不同，他是真的很气的。回想起来，父亲那时应该已经患上了毛病，身体不痛快，心里也不痛快。不过，他没有跟我说，他的徒弟（那个终于也不再年轻的老婆）也没有跟我说。父亲撩起电话骂了我一通，我都懒得骂回去，你怎么能和自己徒弟结婚呢，你脸都不要了吗？后来又过了一段日子，他就病逝了。据我继母跟我说，父亲没有留话给我，他到死都不想见我。她还说，你当时应该多给你爸爸打打电话的。他每天听你节目的。你每次在广播里“哈哈哈哈哈”笑，他都很不开心。他没亲眼见过你这么“哈哈哈哈哈”笑过。现在也没机会了，你去坟墓前，也不好“哈哈哈哈哈”笑给他听。

“你给他埋在哪？”

“金山，树葬，一棵树东南西北四面，可以放四个人。”

“你们一起？”

“没有。他一个人。”继母说。

搞得我很搓火。但我忍住了。她眼见老了不少。她也不容易。不知道图啥。再嫁，也不会容易。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已经是一个孤儿了。“上海孤儿”，听上去像一部名著。我有天在电台里说了一些自己的事，没有忘记说这个梗，我说，天地之间，我只有和“上海”，有比和父母在一起更长久的感情。上海陪我的时间更长了，它还将越来越长，天长地久一样。随后就进了广告，再后来我又播送了一段南北高架下匝道均有拥堵状况发生的新闻……日复一日，生活的惯性是如此。总好像有过一点强烈的感情，愤怒、嫉妒、委屈，差一点要爆发，转眼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讲座结束后，有位教务处的工作人员加了我的微信，他说他听过我的节目，很喜欢我说长辈们的故事。他给我的留言，就像很多听众一样，是一整屏一整屏的心声，不能细看，细看会有一点难过，而我早已经过了随时随地难过起来的年纪（总有一个难听的声音在我耳边泼冷水：帮侬搭啥界呢？）：

上海话中“经格”是“经得起折腾”“经受得住冲击、撞击”的意思，是一个男人词，不太用在女人身上。生猛者“经格”，孱弱者“勿经格”。看得透“经格”的人，大多都是不够“经格”的。人对自己不够狠，受不了晴天霹雳，就成不了大器。

父亲对1950年上海大轰炸那么敏感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那时候生的。七十多次空袭，现在的人简直无法想象。死去的人刚用棺材盛起来，停在空地上，米格机就又来炸一遍。十六铺、高昌庙、杨树浦、浦东杨家渡等地都一片狼藉。死的人中间，就有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后来为了养活他，奶奶在码头扛大包，兼职做油漆工，女人做男人的活，很经格。更经格的是，她见过太多死人，她会用十分文学化的无锡话形容，很多人从虹口和苏州河一带涌过来，长长的三轮车队载着的那些人不知道要去哪儿，“大上海穷人可以生活的地方那么小，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唷，开盖货”。

父亲部队复员回来，就当了警察。

“其实我父亲也是警察。”后来我对那位教务员说。

“那你警察世家啊，厉害了……”他说。

“在江南制造局对面附近有一条河叫作白莲泾，河的尽头便是川沙镇，即是沙之川的意思。从这条河进去不远，对面就是董家渡码头，路过的第一个地方叫作六里桥……”我说。

“哈哈哈，你这么说话好像在做节目！播音腔！播音腔！”他说。

如今，我就住在白莲泾路附近，却无从涉渡时间之河中的上海了。

三

那天做节目的场地距离我家太远，出发早，于是早到了。工作人员带我去了休息室，居然还给了我一条毯子。开场前半小时，她又来做了个叫醒，我睁开惺忪的睡眼，从包里翻出脚本，打起精神准备开场振奋人心的那一刻：

弹幕这样的东西，其实并不新鲜。我们以前做节目的时候，算是观众留言区。节目做到后半程，总会念出一两封读者留言作为互动，最多的情况是点歌，也有粉丝问嘉宾问题的。编导会自动过滤许多奇怪的问题，例如“人人都说你是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人物之一，请问你什么时候写出《战争与和平》”，又如“听说你是美女钢琴师，请问你美在哪里”，等等。这样的话在传统广播节目里，绝不会被念出来。弹幕就不同了。在直播间人人都可以看到，“前方高能（。····—·。）”、“前方还有高能！！”（改变透明度效果）、“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文字沿路径移动效果）、大惊小怪的小黄人.gif……有时也会遭遇尴尬的情况，例如同事在厂商直播卖泡脚桶的时候，弹幕说“脚大放不进”，另一则弹幕回应，“上次卖避孕套，他们也这么说”。

上次，是哪次？我那次？我那次在卖避孕套的直播间看到最无厘头的弹幕明明是：“敏感肌可不可以吃？”

我长久凝视着阿德的弹幕，它们烙印在我的脑海，令我失神。我用微信点收了厂商两千块钱酬劳，没有问他们“现在政府鼓励生育了你们还好吗”。下周的商务，是要去一个企业家太太的读书会讲海派文化。在我之前，她们要在合唱团练声，在我之后，她们还要学插花。我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植入一个又一个彩色的表格里，看到自己的笑容做成海报，听振奋人心的开场借用我的声带传播出悠扬又浑厚的效果，越来越觉得虚幻。在直播间我看不到对方是谁，我当然知道很多人都在听我说话。如今我看到的真实听众，已经远不如虚拟世界的想象来得动人。不知为何，现实生活喜欢对称和轻微的时间错移。例如在阿德答非所问的弹幕里，似乎就留有文字沿路径移动效果的空间，召唤某种神秘的历史回忆纷至沓来，它们洇染，弥散，渐变，凿破了世事递迁的永恒流，泄露了生命的明辉与狼藉。

四

“上海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目前上海在全国共有四块飞地，这四块飞地上的人都是上海人（罪犯除外），有上海身份证：1.上海洋山港，隶属于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崎岖列岛，由大、小洋山等数十个岛屿组成。2.上海梅山冶金基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附近。是上海的钢铁基地之一，成立于1968年。3.上海盐城大丰农场，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中部地区，上海在此建有三个农场，安置知识青年和关押劳教人员，最盛期拥有八万知青。每年供应上海粮油等物产。4.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在安徽省皖南郎溪地区，是关押在上海犯下刑事性犯罪人员的监狱。上海在战争时期遗留的未爆弹药在此销毁，为目前四个飞地中最小的……

“好啦，那么我们来问个小问题，唐人街算不算飞地呢？广告之后回来。”

上海话念“唐人街”，和“荡人家”是同一个音。以前自行车带人，后座上的人都是侧坐的，脚踩不到踏板，就晃荡在半空（类似《甜蜜蜜》里张曼玉坐在黎明自行车后的场景）。“荡”，是载人的“载”又是悬空的脚的姿势，一语双关，很有意思。广告后，我就说了这个原创的方言谐音梗，听说这两年非常流行。

那天，我还请阿德来上了我们节目，她通过层层安检，出示了行程码、健康码、保证书、身份证，完成了复杂的审批。我们最后会给她一百块钱嘉宾费。

她好像在弹幕上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

我好像拨通了她的电话。鬼使神差。

她比我想象的成熟很多，与发射弹幕的无厘头很不相称。

我在节目里问阿德：“你觉得你们三线的生活，算不算飞地？你看你啊，出生在四川，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说的都是上海话，骂人都会骂出上海话。在美国，也有很多上海人是这样生活的，年轻人只会说英语和上海话，上海话里妈妈熟练的唠叨骂人都可以复刻得惟妙惟肖，但他们不会写汉字，也不会讲普通话，像不像？”

“那我会讲普通话，我也吃辣的呀。我是半个四川人，半个上海人。”

“像你们这样会说上海话，但身份证是5111l2开头的，还有多少人啊？”

“听你这么描述，搞得我好像脱口秀演员一样的……很多人，基本都回来了，大隐隐于上海市。”

“真想跟你们重新回去玩一下。抢救一下历史。哈哈哈哈。”

“要得。”她说。

我去过几次四川，都是出差。参观过酒厂、地震遗址，其余时间都在火锅店。记得那里群山环绕，非常潮湿。交通也不算太便利。解放前只有川陕、川黔公路和长江三条出川通道，解放后才建成了成渝和宝成铁路。三线建设期间，又新建了成昆、川黔等铁路和省内公路网。出于战备需要，正如阿德描述的，她的爷爷和外公，支援的是兵工厂建设，后来才转成机械。奶奶因为担心爷爷出轨，索性也跟去了。去的时候容易，回来就难了，只能带一个孩子。阿德的父母亲，都没有被家长选中。他们兢兢业业留在四川，只等着退休回上海养老。留给少年阿德的只有一条路，就是高考，通过考试回到上海。那也是很难很难的。办户口的时候，员警对她说，她这个情况有点复杂，因为她不算三线后代，他父母没有支援建设，所以建议她写一张说明书。这张说明书，她一直留到今天，留到那位员警光荣退休，都没有拿到上海户口。她比我会讲故事，真该请她去学校跟大家说说程咬金镇压铁山獠人的古代故事，诸葛亮也是在铁山道建兵工厂造兵器的，与荣县铁厂镇的汉代冶铁炉一脉相承。到了她这里，只留下了一点困惑，一点怅然。

阿德带我去的地方非常隐蔽，重峦叠嶂，有许多树木和天然溶洞。整个厂区，都是围绕着一座山头建设的，最鼎盛的时候，据说有三千多人。1970年，阿德的母亲就在那里上班。后来考了会计证，从分厂调到总厂，在总厂跟着领导做事，领导说盈利就做盈利的账，领导说亏损就做亏损的账，她一辈子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执行得很好。1986年，新厂搬迁到了成都，旧厂就荒废了，交给了当地政府保管。与此同时，阿德出生了。她出生在一幢四层楼高的厂区宿舍里，楼道间的窗户是十六宫格蜂窝状的，其实并没有玻璃，那只是透气口。阿德说，还有一种透气口，是菱形的。飞地乐山，如今已经几乎不见了。大渡河金口峡谷，倒是很具体。人和物，均不如山河长久。只在一些人的记忆里，过往还有一些情感记忆的存档。他们不在了，一切就都被清空了。

阿德闪烁着奇异的眼光，凝视着我，对我说：“我刚来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听你的节目。你语速快时，会有上海口音。我听得出来。你讲英文很好听，我们四川考来的，英文口音都一般。”

我突然发现她有点好看的。我也突然发现自己有点膨胀，这是我最熟悉的粉丝眼光和场景。我也早就学会了克制自己的虚荣之心。我筹措了一些谦卑的神色，说：“那个读书节目，因为收听率太低，后来关掉了。”

“你去做杜氏的直播，应该也是为了钱吧。”

“谁不是呢？你也是个大人了，应该懂得生活不易的道理。你看这里的人，哪个是容易的？”我说。

“你把自己的头，印在自己的书上，应该也是被迫的吧。”

这倒戳到了我的痛处。我无话可说，只是看着她笑。这个笑容，也是拿捏熟练的笑容。不至于笑到抽筋，也不至于真的愿意笑。

“你以前的节目比较好听。有一次，你念过契诃夫一个短篇小说，叫作《主教》。它的结尾写到那个名叫彼得的主教死了，一个月后，一个新的主教到任，谁也不再想到彼得，他完全被人忘记了。只有他的老母亲每逢傍晚出门去找她的奶牛，在牧场上遇到别的女人，谈起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的时候，才会说到她有个儿子，做过主教。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总是生怕别人不信她的话。并不是所有人都信她的话。后来我看了那个故事，有足足四节写了主教在复活节前的活动，他与这个小镇上其他普通人几十年的交往，他牵挂的人、探望的人、理解的人，他若隐若现的疾病。结尾，人们忘记了他。”

“是，是有这么个故事。”我说，“没想到你是个这么有灵气的年轻人。我已经不是了，那个我已经死了。你要加油哦。”我心里突然有些不是滋味的东西翻腾起来，胜过了我听说继母没有和我父亲合葬的计划时的不爽。

“你改变了我。”阿德说。

她好像越来越美了，在月色里。（“你披星戴月，你不辞冰雪，你穿过山野，来到我的心田。”）

“嗯？你展开说说？”我好奇地问。

“那之前我和去四川的家人一样，都非常讨厌俄国人。像你父亲讨厌大轰炸。你永远不懂的。”阿德说。

天尽黑了。

我小时候听父亲说，不要在天完全黑才下山，不然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是他们军人的说法。我从来没有验证过，上海没有山。这常识原来是真的。之前还有的天光，很快就没了。有很长一段路，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说。只听得到风声。再后来，我在漆黑里也看不见她了，看不见她的眼波，也看不见她的方向。月亮也不见了。我还想，我是不是不应该说我已经死了，而她还活着。这样爹味十足的话，让她不开心了。

我摸了摸口袋，有一张触感绵软的纸，不知道是什么。没有月光了，山林里也看不清是什么纸。我摸了纸的纹路，闻了闻，它好像一张百元钞票。它是不是一张百元钞票？我又抬头照光源，还叫了一声：“阿德。”

没有回音。但是，我感觉到有一片云披星戴月、不辞冰雪，穿过了山野，荡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