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只是一条线。然后是另一条。一条线召唤一条线。一条线抚平另一条线。面是不存在的，面只是无数条线的集合。线有节奏，有逻辑，有抑扬顿挫。无数我们捉摸不定的东西都以线的方式存在，比如，宇宙指缝里漏下的光；星星跑动时扬起的风；你在人山人海之中，一眼望见最想望见的人，眼光自觉笔直，走出一条最短的线；然后以唇角为圆心，漾开半幅同心圆一般弧形的水波。

线有声音。石墨在纸面沙沙作响，拐弯时如同呜咽，顺滑的时候，像猫咪伸懒腰，发出满意的咕噜。钢笔性情耿直，是铁环滚动在烈日之下的柏油马路。油画笔顿挫生姿，像吊嗓子，像在练习拼写，字正腔圆地念出字母，有时候突然喑哑了一下。还有水墨，上帝保佑中国人！水墨如同云在山谷里涌动的腹语，像大海的核心，巨大的声音包裹在巨大的寂静里。有时候，线会吼叫，吞没那个画出这条线的人。

丽塔老了，她眼周的线密密匝匝，眼尾几根粗纹，要放倒笔锋，力透纸背，是收网的主绳。其余细线纵横交错，像提起的网，勒进肉里。眼睛是漏网之鱼，还在拼命拍打尾巴，水淋淋的。

“我怎么老是调不对你眼睛的颜色，丽塔？”

“波本威士忌，不加冰。”

“医生说你不能再喝酒了。”

“该死，我知道，”她露出性急的表情，嘴歪往一边，“我是说我的眼睛。波本色。”

她用手指头翻了翻下眼皮，做鬼脸似的。通红的指甲，箭头一样，指示着她的眼珠。“以前是肉桂咖啡的颜色，现在好像褪色了。”

别的女人染红甲都是丹蔻，丽塔涂红指甲，却只让人联想到暴力的事情，想到她像一个吃薯条的小孩，把手指头蘸进血里，番茄酱似的隔夜的浓血。

“今天先这样吧，光线不大好了。”我合上画板。

她靠在枕头上耸耸肩膀，“随便你。你明天还来吗？”

“来的。”我站起来，向她告别，她不看我，于是我探身在她脸上亲了一记。她的鼻孔真大，像黑色洞穴，会飞出蝙蝠的那种。每次凑近她，我都想起小时候父亲送我的小马邦妮，第一次用额头去蹭马的长脸，近距离看到马儿翕动的鼻腔。小马打了个响鼻，吓坏了我。亲吻丽塔，也同样胆战心惊。她任由我吻，我拍拍她肩膀作为告别，顺便摘掉她落在羊毛披肩上的一根白头发，也可能是我的，谁知道呢。

从伦敦到萨福克，火车一小时，开车两个半小时。以前我常常开着车往返在这条路上，每周三天，我去伦敦城市大学授课。火车很好，可火车免不了等待的时间，我痛恨等待。

英国乡村一成不变，康斯特勃时代的云，至今在我头顶涌动，暮云低矮，折射天光，地平线像一声叹息般垂下肩膀。野性难驯的树，是骑士和贵族立在天地之间。康斯特勃是我的老乡，我可以在他的画中辨认出每一道光线的变化方式。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里收藏了一幅他的云彩练习，淡蓝色如同古旧丝绒，云朵是天空的折痕，构图平铺直叙，好像只是有人擅自从天幕的布幅上，随机绞下一块，钉进了画框。康斯特勃真是个彻头彻尾的乡绅，他追求画面的平衡，就像在追求道德。他比透纳诚实，透纳总像在表演。我一边开车一边想，说不定丽塔会喜欢透纳。

丽塔，50年代伦敦苏荷区的女神，睥睨一切，颠倒众生。我几乎没跟她说过话，我遇见她的任何活动现场，她总是一副我刚刚顺路过来我马上就要离开的模样，一只脚尖急不可耐地在地板上敲着，用下巴看着全场的人。她喜欢穿红色鞋子，再贵的鞋子到了她脚上，很快鞋头就变得一塌糊涂，深褐色头发随随便便地披拂在后面，像马的鬃毛。

“天哪，快让我离开这儿！”我听见她对身边的男伴抱怨着，眉毛挑得像拉满的弓。男伴刚帮她端来两杯香槟，杯身上沁着细汗，马上放下就陪她往外走，她披着男人的西装外套，碎珠子的流苏从里面垂出来，发出摔摔打打的声音，古代铠甲的碎片也是这样撞击着。她身边的男人常常不同，但我也没留意过他们之间的区别，她跟任何男人走在一起，你都首先看到她，男的不过是罗马神像下面的底座。即使是她跟赫赫有名的培根在一起，我等他们过去了一会，才反应过来刚刚那是培根。

那时候她已经不年轻了，属于她的好时候已经过去。可能她就没有过好时候，据说她十八岁就来伦敦混，美得不可方物，已经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模样。战争刚刚结束，这也不足为奇。那时候我还小，没有见识过她美貌的巅峰期。等到我开始在苏荷区的画廊做展览的时候，她已经现出老态，但依然是人们嘴里的传奇。谁都认识她，也认识她上个星期、上上个星期或者上上上个星期勾搭过的男人，有时候是女人。谁知道呢？她可是丽塔呀！丽塔又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丽塔差点进了警察局，丽塔已经第五次戒酒了，他们这样说。我们在不同的场合照过面，却从没交谈过。那时候我太害羞，我用冷酷掩藏这种害羞，我还太年轻，忙着用眼睛吃这个世界，我从来没想到，我竟然会成为她晚年陪在她身边的唯一的一个人。

我生活的村庄，一百二十八个人。当然啦，取决于当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这个数字每年都会略有上下浮动，但相差不会太多。今年，是一百二十八。年轻人总是离开这里，去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但是中年以后他们会慢慢住回来的，因为，所有英国人，除了伦敦人，本质上都是乡下人。

“屁咧，什么工作机会？”丽塔嗤之以鼻，“才那么点点人，除掉老人小孩和丑八怪，睡来睡去，很快就睡完了。”

她说得没错，村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谁娶了谁，谁睡了谁，谁杀了谁，确实一览无余。年轻人选择的余地不是太多，如果不赶紧跳上火车逃走，很快就没人可以搞了。不过我们总有搞不动的那天，那时候，我们就会回来，种花伺草，养鸡，喂马，搞搞土地。

如果让最早跑到美国的那帮英国人设计美元，他们可能会在钞票上印“In Earth We Trust”。郝思嘉的爸爸是爱尔兰人，所以才那么热爱土地。有谁能比岛民更知道土地是怎么回事呢？土地是我们在四顾茫然之海中，仅有的立足地。

“这一片领地，都是我的，未来会属于你。”小时候，爸爸穿着长筒胶鞋，带我在屋后大片的田野里散步，得意地拔出烟嘴，对周围指指点点，烟斗里升起一个烟圈，在空中越变越大，似乎能圈住一大片土地。胶靴在泥地里，总是越穿越重，抬起脚来的时候，能感觉这片土地在试图黏住我们。

父亲也是土地的信徒，前脚赚了钱，后脚就买成地。我小时候有点怕他，他每周去城镇上的银行上班，周六才回来，其实那里离我们村庄并不太远，开车可以当天来回。他工作很忙，在家里也甚少笑容。

遇到丽塔的那天，是我父亲落葬后的第二天下午。那天有个培根的回顾展在伦敦黑屋画廊开幕，培根已经死了六年了，想想都令人愕然。我不想在乡下的房子里待着，那里每样东西都好像泡在黑色的水里。我喜欢这种18世纪荷兰风格的尖顶老式房子，它特别低矮，在寒冷的冬天容易聚住热量。这种房子，心情好、天气好的时候，住在里面会觉得自己像个北欧的精灵。但在心情低落、天气糟糕的日子里，就会觉得自己住在一个黑呼呼的洞穴里，连白天都要点着灯。所以我没办法在里面画画，我在旁边盖了一座画室，有玻璃的天顶，能带来稳定的天光。父亲走了，只要我坐在房子里，我就忍不住想，这里面哪件他的东西我要保留，哪件东西我必须丢掉。我忍受不了看见任何跟父亲有关的物件，但我也忍受不了任何跟他无关的事物。最后我忍无可忍地站了起来，跳上了最近一班去伦敦的火车。

培根死了，他的画还在打动我，我没法像他那样画。这次他们又展了一幅他画戴尔的小画，画面上的戴尔狰狞地扭曲着，但却显得被动和悲伤。我看了很久，这种画永远没法让人舒服，就好像有人用手捣进来在绞着你的胃。我佩服那些把培根挂在家里，挂在餐桌对面或豪华办公桌后方的人，他们一定有着强大的神经，和强大的钱包。培根已经很贵了，贵到他只能被挂在美术馆和高雅的房子里了，他用他的粗暴，对峙着这种高雅。

傍晚的开幕餐会上，罗宾带了丽塔一起过来，带给我两本我正在找的画册。

“你们居然不认识？”他惊奇地说。

丽塔飞快地瞥了我一眼，她比我高，“我知道你，”她说，“国王十字火车站附近那个雕塑是你做的，那口青铜棺材。”

“嘿你说对了，她外号就叫棺材，她比棺材板儿还硬。”罗宾笑起来，他叫了两杯咖啡，从屁股口袋摸出扁酒罐，往里面倒了些酒，把其中一杯推给了丽塔。丽塔喝了一大口，在杯缘留下一圈果酱色的唇纹。

“别跟我说棺材，我爸爸昨天刚落葬。”我有气无力地说。罗宾飞快地拍了拍我的胳膊弯，以示安慰，但也仅限于此了，他知道我讨厌安慰。我歪了一下脑袋，表示领情。

我很少在白天这么近的距离看见丽塔，破除了灯光的神话，她已经是一个老妪了，我有点吃惊。不过我很长时间没见她，记忆也不太靠得住，可能她早就老了。她两腮的线条变软，皮肤上斑斑点点，嘴角因为被皱纹拖累，垂了下来，形成一种很奇特的表情，有点不屑，又有点慈祥。她掏出香烟，我跟她讨了一支。

“你爸爸多大了？”她突然问。

“七十九。”

“他怎么了？”

“心梗，倒在后院的灌木丛里。”

“我倒希望我能死得这么痛快。”她用手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

“一切都很快。我们家对面就是村里的墓园，从我家走着过去，也就五十米。”

“我去过你家，那是哪一年的事儿了？”罗宾插进来，“你们家的母鸡好肥啊。”

“昨天我们杀了两只烤了，村里人都来了。”

“多拉好吗？”

“还那样，她女儿去读大学了，她搬了过来。你知道，我妈妈那间屋子空了。”

“哦，伊琳，亲爱的。”罗宾又飞快地碰了碰我的胳膊。我知道他什么意思。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是孤儿了，再老也是孤儿，无人认领。

“昨天马车走了一大圈，还去海边绕了一下，最后从墓园回到家，只有五十米，两分钟就走完了。这太荒诞了，好像他出生就是为了走到对面去，然后这五十米，他走了将近八十年。现在只剩下我，看看我得花多久，才走得到对面。”

丽塔笑了起来，我吃了一惊。“对不起，亲爱的，我十分羡慕你。我好想住到你那里去。然后我就可以挑一个阳光好的日子，前一夜通宵跳舞，跳到筋疲力尽，等太阳起来了，我就喝杯橙汁，穿上我的法兰绒袍子，直接走到对面去，舒舒服服地躺下，就像年轻时候那样，我总是天亮了才睡觉的。”

“你应该去伊琳那里看看，萨福克的乡下太美了。”罗宾摇着头，“你知道萨福克羊吗？那种黑脸的山羊。”

丽塔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

“一群萨福克羊就像一群异教徒。它们只有脸是黑的，一脸干了坏事的样子，可是它们的身子，还是当年在祭坛上的无辜模样。”

我笑了起来，罗宾总爱胡说八道，他每晚在电台里信口开河，又读书，又念诗，迷倒一代又一代姑娘，现在也须发皆白。不过一大群萨福克羊盘踞在田野里吃草的样子确实惊人，圣经里一群白羊里只有一只罪孽深重的黑羊，但萨福克羊，每一只都长着一张棒槌也似的黑脸，好像在说：好吧，我们都是染罪之身。火车开过的时候，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几百只吃草的羊突然同时抬起黑脸，愕然朝火车这里看过来，像被人捉了现行。

“你相信鬼魂吗？丽塔？”

“绝对相信。”

“昨天晚上，我觉得我看到我爸爸的鬼魂了。”

住在一个很小的村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所有人都认识你，而我，一个心不在焉的艺术家，却不见得能认出我所有的邻居。女人不请自来，梆梆梆敲着我工作室的门，我正在作画，没好气地打开了门，颜料果然蹭在了把手上。

“哦，甜心，”一个扎着佩利斯腰果花头巾的女人挤了进来，显然刚从海边市集回来，她的篮子有两条冻得梆硬的鱼，“她们说你画画。”

“有何贵干？”我不客气地说。

“你瞧，你会画画，我会做果酱，我们何不来个交换呢？用我的果酱，换你一幅画，怎么样？这是我种的樱桃，甜极了。或者你喜欢橘皮酱？这个星期橘皮没有了。”

我正想摔上门，多拉从里间出来了，她马上熟练地接手了这一情况。

“嘿，林德太太，你太好了，今天海边热闹吗？”

“非常好，我的果酱很受欢迎，只剩这两罐了，这是我新做的。”

“我喜欢果酱，太好了，还是樱桃味儿的！我们到那边房子里说话，我有刚刚泡好的茶，日本茶叶，也许您愿意喝一杯。”她脚不沾地地把那个婆子撵走了。回来后，她跟我说，“你怎么不让林德太太看看你收藏的骷髅，说不定她就不敢跟你讨画了。”

几枚头骨，还有我画的许多张脸，在工作室的四面墙上，围着我。那些我爱过的人，像叶脉书签一样，压扁了，变成了墙上二维的线条。叶肉消失了，只剩下纵横交错的线，干燥的线，固定地对抗消亡。撒切尔夫人曾向我订制一幅肖像，我拒绝了，我只画我爱的人，我对撒切尔夫人远谈不上爱。

奈特老师是一团灰色的细线，很柔和，有许多淅淅沥沥的毛边。就像有人要把他织成一件开司米细毛衣，但中途改了主意，又拆了。他睡着了，我趁他午睡时候画的，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爱他，也不会知道我的眼睛是怎么从他的骨骼里偷走那些线的。我爬上床边的凳子，从上往下看着他，就能得到一个全然的俯瞰角度。我偷得不多，小心翼翼，这里抽出一根丝，那里抽出一根丝，然后，织起来。他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等他午睡醒来，只会觉得怅然若失，然后他会表扬我画得好。在画面上，他看起来就跟死了一样，阳光在他的眼窝和鼻梁之间留下阴影。睡眠是死亡的小样，每天分给我们试吃，直到我们习惯它。

老了以后就越睡越少，越醒越早，父亲退休以后，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在房子里四处转悠。现在轮到我，早上五点钟的天光不足以画画，我就去海边写生，画日出时分的海怎么被第一道光线照亮。

即使是夏天，海边的清晨也还是很冷的，我穿上最厚的靴子和外套，保温杯里带着滚热的茶。几年前，政府委托我在海边做了一个雕塑，是纪念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的，他也是我的老乡，据说布里顿常常在这一带海岸线散步，海浪在他脑中盘旋，一时间也不知道是海浪在模拟音乐，还是音乐在模拟海浪。我用银灰色的铸铜做了一枚巨大的扇贝，立如蝶翅，又如风之竖琴。造型并不难，我在海边捡了一些漂亮的贝壳，很快组合成我要的样子。难的是如何用铸铜做出合适的厚薄量感，太重了会破坏扇贝的褶皱美，太薄了又会影响结构稳定，经不起海边的狂风。贝壳边缘我镂空刻了一行诗：“我听见永不消逝的声音。”

所有的贝壳放在耳边，都能听见大海的啸声，这可真是个奇迹。我把扇贝做出裂隙，让风可以在其中穿行。

自从我做了这枚大贝壳，这里就成为本村的地标。村人喜欢在雕塑前面举行海滨婚礼，仲夏的夜晚，青年男女在贝壳的庇护下野合。我撞见过不止一次，夜色里远远望到贝壳那里有几条白生生的胳膊和腿绕在一起，像一只巨型的章鱼从水里湿漉漉地爬上沙滩，爱，让人退化成软体动物，我赶紧绕道而行。我幻想着他们生出的孩子会继续来这里捉迷藏，然后他们死掉了，也就在雕塑面前举办葬礼。

父亲的葬礼也在这里，并没有太多选择，要么这儿，要么乡村教堂。显然父亲会更喜欢大海，他早就不去教堂了。

在墓园的时候，有个男人一直站在后面，他个子很高，穿得也考究，一身黑西装，衬衫领口里打着领巾，不太像本村的人。等人散得差不多了，他走上前来，对我抬了抬帽子。“你一定是亨利的女儿，你跟他长得可真像。我叫恩斯特，从伊普斯维奇来，是你父亲的好朋友。”

我跟他重重地握了握手，邀请他结束后一起去家中喝一杯，多拉烤了些鸡肉馅饼。我想他一定是父亲生意上的伙伴。父亲走得突然，我并不熟悉他的朋友，也没通知他以前的同事，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消息的。葬礼对我来说是个麻烦，我不擅长应对邻居的慰问，更怕听他们回忆往事，幸好他们大多围着多拉，好像是她丧了考妣。那个叫恩斯特的男人端着酒杯，出神地在看柜子上我们一家人的各种照片。我趁机从后门溜走，去田野里喘口气。

芦花鸡看见我出来，慌乱地颠着肥大的屁股逃走了，逃得毫无章法，有一只甚至一头扎进了柴垛。白色的大鹅也快步四散走开，大概是早上多拉抓鸡的时候吓着它们了。不知道动物对于迟早要被主人吃掉这件事情到底能明白多少，起码它们心中有数：那些被抓走的鸡们就再也没能回来。

我抽了比平时更多的烟，磨磨蹭蹭，估算着邻居们应该走得差不多了，才起身往回。我跟多拉之间有默契，我不在，反而便于她提前结束战斗。“恐怕伊琳是太伤心了，我得找找她去。”我能想象她抱歉地捂着领口，对那些阿公阿嬷们这样说，引起他们一阵同情的叹息，然后把他们统统打发走。这就是我们的组合，村人们会因为她而原谅我。艺术家是一个很好的壳，在这个壳里，你尽可以扮演一个不近情理的、脆弱又疯狂的人，一个咄咄逼人的、人缘很差的怪胎。你横冲直撞，然后全世界都不得不为你让路。

那天晚上我听见楼上有人走来走去，一只脚拖着走路，还有抽屉拉开又合上的声音。这吓坏了我，以前每天晚上都有这个声音，但是以前父亲还活着啊。

自从战争时受了伤，父亲有条腿就不太利索，平时看不出来，阴雨天那条腿会隐隐作痛。在田野里散步，能明显看出一只脚留下的脚印比另一只脚更深。我叫醒了多拉，但是她也没有勇气上楼去查看。

第二天，我们锁上了楼上的房门，但是到了夜里，依然听见有人在房间里走动，拉抽屉和柜子的声音，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我跟多拉乍着胆子爬上二楼，有一瞬间我以为我看到了父亲，再细看时却什么也没有，好像只是一阵白色的雾霭。

“然后早上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发现他的雨靴像以前那样放在门厅里，上面的泥巴竟然还是湿的。”我对丽塔说。

“你爸爸生前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丽塔问我。

“不好说，他曾经希望我是个男孩，这算吗？”

“恐怕不算。”

“他以前不太喜欢我学艺术，不过到退休那年，他自己也拿起画笔开始画画，居然画得不坏。有一幅画是他画我们屋后的森林，把树叶画得火红，好像烧起来了一样。这幅画我一直挂在家里。”

“我妈妈是个萨满，”丽塔说，“我们相信强烈的愿望会在世间不散。那些走不掉的人，往往因为他们还有一股强大的念力牵扯，有时候是他们自己有心愿未了，有时候是活着的人用强烈的爱憎在拉住他们。这个结不解开，他们就只好日日夜夜在世上游荡。”

“你是说鬼魂吗？”

“鬼是人的反义词，生而为人，死而为鬼。我倒宁可称它们为‘灵’，灵不是人的反面，灵是人的萃取。”

“我只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夜夜在楼上走来走去。”我站起来，穿上外套，“我得赶紧回去了，我不能把多拉一个人留在那间闹鬼的房子里过夜。”

几天以后，我又来到伦敦，在丽塔的公寓里为她画像，这次没有旁人在场。收到她的来信，我竟一点也不意外。那几天我一直在无意识地用水墨勾划一些小幅的脸庞，勾完才意识到那是丽塔。她柔软的嘴唇大极了，我回忆起许多年前，我第一次得知丽塔的艳名，几个男人以猥亵的口吻，谈论她非凡的尺寸。

丽塔在信里向我开口讨要400英镑，好帮她支付那些该死的账单。作为回报，她提议道，她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充当我的模特儿。她的字写得忽大忽小，字母跟字母之间隔得很开，捏着信纸，我想了一会儿，我愿意画她。我没有让她来我的画室，我提出去她的地方，想让她更自在一些，反正我暂时也不打算画尺幅太大的肖像。

“我年轻时候的照片跟现在完全不像了，”她在起居室里穿着一件吉卜赛晨袍，挥手抱怨着，“而我又忍受不了用一张老太婆的照片做遗像。该死的培根！我竟没有得到任何一张他为我画的画。不过得到了又怎么样呢？我可能会把它卖了，好付医药费。”

“我们都认为你曾是他的缪斯。”

她耸耸肩膀，“也许吧，但那太短暂了，培根不喜欢女人。他画过我，只是因为我们都热爱疼痛。他很快就有了戴尔，那个英俊的小毛贼，他在偷东西的时候从培根的天窗里掉了下来，被他抓住了，可怜的家伙。”

“反正你也不可能用培根的画做遗像。”

丽塔哈哈大笑起来。“会把牧师吓死的，如果我的葬礼上竟然有牧师的话。”

“这里埋葬着魔鬼，很快她将掀开冻土，卷土重来。”她模拟着布道的口吻。

“我看过培根为你拍的照片。”那是一张很骇人的照片，针扎穿了她整个手臂。“他私下里是个残暴无情的人吗？”

“恰恰相反，他很慷慨，任何人只要跟他在一间房子里共处半个小时以上，都会被他迷住。他不喜欢送画给朋友，他甚至一画完就对着画面乱砍乱涂，直到把它们彻底毁掉。但是他常常会拿出一捆钞票来，说，‘这种东西我已经有很多了，我想你应该不介意拿一些去用’，弗洛伊德年轻时有很长一段时间都靠他接济。”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功成名就了，我不觉得他对周围人还有兴趣。”

“真没想到他又活了这么久。他才三十多岁，医生就判了他死刑。他的心脏一团糟，没有一个心室是正常的。他们告诉他，他从此必须滴酒不沾，甚至不能情绪激动，否则随时有可能倒地不起。为了宣布这个消息，他兴高采烈地喝光了好几瓶酒，之后也照喝不误，然后一口气活到了八十二岁。”

“所以你看，医生也不总是对的。”

“我可不敢赌我能有培根的好运气。而且，相信我，我是萨满的女儿，我很清楚死亡会在哪里等着我。”

“萨满的能力会遗传吗？”我用蓝色、橙色和白色的线织出她的眼睛。

“你可以把通灵术看成是一门语言，不同的通灵方式，就像不同的语种，本质上是一种沟通。一个人天赋再好，语言还是需要学习和使用的。”她摸出一套黑色的骨牌，开始在桌子上排列起来，“我正在自学占卜。”

“你妈妈没有教过你吗？”一条线从鼻翼开始，到她的嘴角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我希望她教过，但她死得太早。”她停了一下，把其中一张骨牌翻过来，不看我，“大屠杀，我是我们家唯一活下来的人。”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假装非常专注地在她的嘴角铺出灰色的细线。“我这辈子没结婚，没孩子，所以，等我死掉，我们家就全死光了。”她接着说，“也许我早就跟他们一起死了，只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安葬。”

不知道她在卦象上看出了什么，她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于是她收起牌，走到我身后看了看。“你非常擅长画女人啊，是不是把我画得过于温柔了？”

“你说了算，女王陛下，这一幅算是你的订件。”

她笑了起来，“王尔德那个雕塑，也是订件吗？”

“那是政府的订件，我不必对政府负责，因为政府是抽象的。”

“我跟你说过吗？我在你做的那口绿棺材上做过。王尔德那个铜绿的脑袋在旁边全程看着我们，亏你想得出来。”

“那是一张长椅，只不过长得有点像棺材而已。而且那是在大马路上啊。”

“后半夜那儿没人。我又穿了一条长裙子。”她故作媚态，拎起晨袍的裙裾，哈哈大笑起来。

“好吧，你可以想象王尔德的灵魂也参与了你们的性爱，虽然他压根不喜欢女人。”

“你喜欢王尔德吗？”

“我喜欢一切毒舌的人。”

她给自己倒了杯酒，只端起来嗅了一嗅就放下了。然后又给我倒了一杯。“你最喜欢他哪句毒舌？”

我想了一会儿，“王尔德说过，‘英国人绝不会对一件艺术品感兴趣，直到有人说这件东西不道德’。后来我开始做艺术，每次我想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作品，我就会想起他这句话。培根可能也是这么红起来的。”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人们可能永远也欣赏不了培根的画。战争结束的时候你才刚出生。那时候我从波兰来到伦敦，半座城都被摧毁了，甚至半个欧洲都摧毁了。但每个人都很兴奋，很放纵，空气里好像还残留着火药，只要拿出火柴轻轻一擦，就会凭空引爆烟花，那是自由的味道——我们本来要活成炮灰的，但我们活成了烟花。你明白那种感觉吗？我们干一切禁忌的事情，只为了得到一点乐子。道德有什么用？所有人刚刚死里逃生。哦，天哪，我得喝一口，让医生见鬼去吧。”

我们端起酒杯，我理解的碰杯，只是两只杯子在边缘处轻轻一挤，但她却好像是一艘巨轮撞了过来，我的酒泼出来一些。她仰脖喝了一大口，挽起袖子，我瞥见她身上的伤口。“痛苦是个好东西，痛证明你还活着。别人都死了，凭什么你配独活？培根跟我一样，我们嗜痛就像嗜蜜。彼得·莱西把他打得遍体鳞伤，一只眼珠都爆了出来。有一次，他俩都喝醉了，莱西把他从十五英尺高的楼上扔了下去，他竟然没摔成肉酱。警察也管不了这事。因为培根先生跟警察说，他是自愿的，他喜欢这样。”

“听说培根小的时候，他爸爸让马夫鞭打他。”

“他爸爸是军官，所以希望他当个硬汉，可他偏偏哮喘，骑不了马，打不了猎，还偷穿他妈妈的女装。”她一旦喝开，就再也刹不住车了。“你知道吗？戴尔自杀之后，他的灵魂也没走，自杀的人是无法被超度的，他一直跟着培根。从此以后，培根就像变了个人。”

我一连许多天没有回到乡下，等我再回去时，多拉已经搬走了。表面上的理由是她的女儿回来度假，她也没有勇气一个人住在那个空荡荡的大房子里。但我清楚，以多拉的善解人意，她不可能没有察觉到我的变化。

她没有拿走她所有的东西，看起来，她只是回家小憩一段。她用不伤及自尊的方式，给我腾出时间和空间。我坐在她房间里发了一会儿呆，念及所有她为我做的事情。婚姻是确定的，婚姻是一份大家都很熟悉的合同，权利义务不必宣讲，忠诚的边界也厘得很清楚。可婚姻之外的亲密关系，那就各有各的打法。

多拉在食盆里留下了足够的饲料，鸡和大鹅也可以自行觅食，但它们看见我时，还是出其不意地愣了一下。家禽和猫狗不同，它们不是宠物，传情达意有障碍。它们只是前后左右转挫了几下脖子，确认大家对我重新出现这个情况都已经清楚了，就抬起爪子来，轻手轻脚地踱开。

我打开冰箱，切了一些剩的磅火腿，又煎了几枚鸡蛋。家里食物不多，但反正我也待不了两天。我只是回来取一些衣物。丽塔最近咳得非常厉害，夜里也离不了人，有时候她难以入睡，就会推醒我，让我陪她彻夜聊天。她一脸虚火，两颧和眼睛都红通通的，酷爱在夜里点香薰蜡烛，在烛光里像个渴望睡前故事的任性小孩。只是这次，是小孩非要给大人讲故事。她把以前当模特时的华服拿出来，一件件穿给我看，穿了又脱，满不在乎地让它们在地板上堆成一堆，华丽的褴褛。我看见她凸出来的肋骨，像两扇对开的百叶窗，宽大的骨架让她看起来仍然很结实。我们常常睡到下午，然后去她最喜欢的惠勒餐厅吃饭。这是我们一天里唯一的一顿饭，要吃上很久很久。我肉眼可见地瘦了。

晚上，我一直没睡，我在等子夜，十二点是阴阳交替的瞬间。按照丽塔教我的方式，我一遍一遍地念着咒语。楼上又传来了隐约的脚步声，一只脚拖着。我点燃蜡烛，举着它上楼。

房门锁着，我停下来，仔细听了听，脚步声消失了，又过了一会，房间里传来拉抽屉的声音。我扭动钥匙，推开房门，房间里什么都没有，所有家具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蜡烛也没有像丽塔说的那样会猛烈抖动。我突然觉得一切都那么可笑，我不再害怕了，甚至有点失望。我把烛台放在书桌上，在桌边坐了下来。

就在这时，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件事，就好像有人把一切都告诉了我，我突然明白了每天夜里父亲的抽屉被拉来拉去是他在找什么。我打开写字台左边第一个抽屉，动作幅度太大，一下子带倒了蜡烛，蜡烛磕在桌面上，跳动了一下，熄灭了。我咒骂了一声，四周一片寂静，但又好像站满了人。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停在一片黑暗之中。

又过了一小会儿，我的眼睛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家具在暗影中浮现了出来，房间初步具备了五官。我摸索着走到墙边，打开电灯开关。桃花心木镶嵌的书桌上滴了一摊蜡油，这可是父亲以前的心爱之物，从意大利古董市场买来。我用指甲抠了两下，确认桌面没有被烫坏，便又接着去拉抽屉，摸向抽屉里那个暗格。

果不出我所料，那里面空空如也。

我把车停好，走向右手边那座浅绿色的漂亮房子。房子前面种着许多绣球花，米色栅栏上挂着一面小小的国旗。

我刚敲了敲前门，门就开了。我事先已经打过电话，他一定在等我。我们用力握了握手。“我太太现在不在家，她去超市买东西了，不过她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往南边走一小段有家咖啡馆，我们可以去那里说话。”

我还没来得及表态，门廊前的道路上有个跑步的男子经过，跟他打了个招呼，并好奇地看了我几眼。

“恩斯特先生，其实你很清楚我要来和你谈什么对吧？”我等男人跑到听不见我们说话的距离，忍不住开口了，“你能不能把你在我家拿走的东西还给我？”

恩斯特愣了几秒钟，他用质询的、请求原谅的眼神看了看我，然后请我稍等，返身回屋了一小会，穿上外套走出来，轻轻锁上了门。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的手，他有一双惨白的、修长的手。这双手做任何事情都显得深思熟虑，他示意我跟他走。我们一言不发地向咖啡馆走去。

这是一片很好的住宅区，每家每户门口的草坪都修着得体的寸头，罕见的阳光，晒得草尖几乎透明。几棵有年头的橡树，投下巨大的树荫，光线的明暗对比令人恍惚，好像我又回到了跟父亲在田野里散步的时光，有一瞬间我甚至觉得行走在我身边的这个沉默的老人就是父亲，或者我们此刻是三个人在行走。

下午时分的咖啡馆里人并不多，有两个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在聊天，一位穿着紧身裤的青年在电脑前全神贯注。我们点了喝的，找了个角落坐下来。恩斯特很老派地等我呷了一口咖啡之后，才斟酌着开了口。

“我很抱歉。”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很小的相框，递给了我。

我吃惊地接了过来，那是我父亲的一张照片，我从小看熟了，是他结婚那天拍的，照片上他笑得腼腆。这张照片应该是搁在我们家客厅的壁炉上的，我太熟视无睹，压根没发现它被人偷偷拿走了。

“你把我妈妈裁掉了？”

“对不起。”恩斯特看着我，好像在评估应该告诉我多少。我并不傻，我小时候就知道父亲有秘密。成人之后，这个秘密变得不值得侦破，它像那种谜底过于简单的谜语，只是大家都选择不说，就像主动绕开马路上的一棵大树，很自然，仿佛那棵树本来就该长在那里。我想母亲多半也知道。

“这对她不公平。”我接着说。

“是的。”他在口袋里挖着，又摸出半张照片来，“我本来想丢掉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又没丢。也许还可以贴回去。”他把照片放在桌子上，推了过来，“我不该这么自私，毕竟这也是你的回忆。”

我接过照片，母亲年轻的时候可真美，她穿羊蹄袖的婚纱，头上又披了白色蕾丝，显得人大了一廓，月晕那么膨胀的一团白光，脖子上挂着珍珠，眉眼像浸过，水汪汪的。那一定是她生命里紧张又美好的一天。她戴着白缎长手套，一只手伸出去挽住新郎的胳膊，但那只手现在被裁断了，像伸手去够什么却没够到。我又转脸去看父亲的那半张，黑色西装的臂弯里一只断了的白手，假肢一样攀住他。我把两个半张重新拼在一起，端详片刻，把父亲那一半递给了恩斯特。

“你留着吧。他俩都死了，再拼回去也没啥意义了。”

恩斯特很意外，他接过相框，喃喃地道了声谢，为自己辩解似的：“我太想拥有一张亨利年轻时候的照片了。我没有他这个年龄段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他走得那么突然……那天在你家看见，我想我要是错过了，就再没机会了。”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他如释重负。我们有一会儿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恩斯特开口道，“亨利常常跟我说起你，他很爱你，伊琳。”

“嗯，我知道。”我停了停，又说，“其实你不用觉得抱歉。”

眼前这个男人，他不欠我什么，只有我妈有资格生气。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也并不了解我妈，她当然不幸福，但她这一辈子是怎么消化这件事的？那棵树长在她的房子里。她是否也拥有她自己的秘密生活？我记得他们并不争吵，中年之后，两个人甚至相处得还算融洽，像两个终于摸清了赛事规则的、疲倦的队友，因为赛程过半，也就决定继续配合，打完全场。我年轻的时候忙于跟自己缠斗，谁会想要去了解父母呢？父母不过是生活里的两片剪影，像舞台上的远景一样不需要有细节。现在我年过半百，终于获得了一点点去体察他人的能力，但他们已经不给我机会了。

“你是怎么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消息的？”

恩斯特用手叠着餐巾的边缘。“你相信灵魂吗？伊琳。”

“嗯，没有亲眼看到的东西，我都不相信。”

“我也不信。我从来不睡午觉的，那天我本来要去修一下花园里的浇水泵，但我太困了，就在工具房的一张躺椅上打了个盹，然后我就看见了亨利。他穿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胶鞋上全是泥，站在一丛灌木旁边。他对我说：你不是一直想在那里吗？现在你可以在那里了。然后我就醒了，越想越觉得不对。”

我沉默不语，父亲走的那天，确实穿的是深蓝色的衣服。

“说来也奇怪，人上了点年纪，就忍不住琢磨，自己会以什么形式死掉。以前我常想，亨利死的时候，你母亲会守在他身边，我却不能在场，我就心如刀绞。他活着的时候跟她一起生活，我倒比较容易接受。我们已经让渡了活着的空间，我们还要接着让渡出死。反过来也一样，我死的时候，我的家人会在病床前，把我团团围住，看着我咽气，亨利却不能出现。”

“我母亲在这之前就去世了，这你也知道。”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想参与我爸爸最后的时光，大可以来陪他生活。

他点点头，“是啊，我知道。可我太太还活着。”

“你是不是还偷走了我爸爸的手枪？”

“被你发现了。”

“我并没有发现，是爸爸让我来找你的。他不停地敲那个抽屉，每夜都不得安宁。”

“亨利。”他嘴唇有点哆嗦起来。

“可能他是担心你做出可怕的事情来，所以他指示我来找你。你得把它还给我。”

“我想过，确实想过。亨利没走太远，如果我动作快一点，说不定我还能追上他。‘你不是一直想在那里吗？现在你可以在那里了。’那里，到底是指哪里呢？亨利是来报信的，这个信息很含糊。我知道他有这把枪，他从战场上带回来的。我也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以前有很多年，他必须枕头底下压着枪才能睡得着觉。去年议会通过禁枪令之后，他没上缴，这种小口径的手枪，弄不到持枪证的。但我一直没有下定决心，这太难了。”

我用了很多方式去画丽塔，有一段时间我喜欢用炭条。炭条是一种很霸道的材料，虽然它脆，易折断，但是它所经之处留下的一切痕迹，就像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一样。医生说得没错，丽塔的肝脏在硬化，身体每况愈下。她的容貌也在变化，鼻弓弧度越来越大，眼睛也陷了进去，肤色发黄，有时候看起来甚至是暗橙色的，紧紧地包着她的眉骨。整张脸像河流退去后，露出河床，然后河床也渐渐变干。我的画面上经常只有一团残暴的线条，我用手指擦出她的眼周和嘴角，那是她脸上最为柔和的地方，是河水尚未退尽之处。

她的财务情况一塌糊涂，偶尔有人会送来鲜花，但是没人为她支付账单，她拒绝再见以前的朋友，有时候甚至不肯吃药。“我看人没错，”有一次她对我说，“大概只有你肯付钱画一个垂死的老女人。”

她掉了两颗牙齿，说话的时候腮帮子开始吸进去。她把牙齿埋在阳台上的花盆里，然后哈哈大笑。

“也许我死了以后它们会发芽的。”她说。

我每个星期都回乡下去，现在晚上不再有恼人的声音了，也许是我习惯了，不再竖着耳朵谛听。丽塔说得没错，肉身总会消亡的，不散的是念头。死了的人，活着的人，念头和念头会纠缠，最后汇在一起，形成合力。

丽塔迷上了降灵会，但她总是独自冥想，偶尔喃喃自语，并不告诉我她看到或听到什么。她想搞清楚人死的那一瞬间，灵到底从哪里脱体而去。“你可以趁我断气儿的那一瞬间亲我，”她说，“只要你时间掐得恰到好处，没准儿可以把我的魂儿，一口气吸出来，然后吞下去。”

“听起来很恐怖。”

她耸了耸肩膀，“这有什么，你就当你在吃一只牡蛎。吃牡蛎不就是这样嘛，提起来，就着嘴，要吸得快，反正人跟人就是互相吃掉的关系，所谓爱一个人，无非也就是你选择宁可被谁吃掉。就好比莱西吃了培根，培根又吃了戴尔，那些食物链顶端的灵魂总是很膨胀。我被很多人爱过，也折磨过很多人，现在我老了，落到你手里，我情愿被你吃掉。”我想她是衰竭了，灰了心，她已经六十六岁，如果她年轻二十岁，我一定不是她的对手。

“也许没有你想得那么复杂，也许我不停地画你，你的灵魂已经被我一点一点转移到纸上来了。”

“那我宁要个完整的，你画得太多了。”

我真的是画得太多了，东一张西一张的纸片，哪一张才能代表她？她死了以后我还在画，一直一直画。我对着她棺木中的睡姿，笔在纸面上扶乩一样移动着，有时还哆嗦，像失智了一样，直到殡仪人员忍无可忍把我拽开，钉上棺木。她的线条弥散开来，失去焦点，脸上浮现出斑块，手却紧握着。她变小了，河流细得快要消失了，最后的水滴也渗进了土壤。只有我看到这整个过程。我们画画的人，都自负眼睛像钩子一样，但现在我被教育了，世间盲目之人甚多，那些能看见肉眼不可见事物的人，才不是瞎子，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具备为非物质赋形的能力，画出虚空的能力。

我订制了她的棺木，跟我雕塑的王尔德青铜棺木椅款式相似，如果她愿意，她可以半夜从坟墓里翻身坐起，在棺材上继续跟谁胡来。丽塔说，假使让她选她最喜欢的王尔德语录，她会选这句：“被烫疼过的孩子，依然爱着火”。

从1998年2月4日我们相遇，到1999年1月6日她死掉，我和丽塔相处的日子里，留下了近200幅写生，我销毁了它们中的大多数，留下40多张。最后一张是我在她下葬之后画的，我在木板上用亚克力画出棺木的形状，她的面孔在棺木上浮现出来，好像我有一双俯瞰的透视之眼。然而我对她灵魂的去向依然一无所知。

我希望她能给我一些提示，像我的父亲那样，半夜敲敲哪里，或者显示一些可供联想的迹象，但是没有。只有一次我梦见阳台上的花盆里开花了，那些花不长叶子，花瓣上密密麻麻全是牙齿，在风里使劲摇着。

到了春夏之交，天气回暖，我又恢复了清早去海边写生的习惯。海先是潜伏着，然后开始跃跃欲试，最后涨潮终于来临，一堵堵墙一样的海水，前赴后继，笔直撞向沙滩，像自杀式袭击。最近我一直在尝试用左手画画，我的右手太熟练了，一出手就不由自主地流露经验，但左手还保持着纯真，像刚刚学步的小孩，跌跌撞撞，有时还会捣蛋。一连画坏了好几根线之后，我觉得手在风里有点僵冷，就停下笔，使劲地搓。我老了，我的膝盖现在每天都隐隐作痛，有时候画得久了，画完会突然站不起身。我还痴心妄想，要在这个垂老的肉身里去召唤那个隐藏着的孩子吗？我一边这么想，一边伸手去包里掏着，一侧是多拉给我准备的保温杯，里面装着热红茶，一个三角形的手帕包软软的，应该是她做的鸡蛋火腿三明治，另一侧还有一个三角形的手帕包，摸上去硬邦邦的，很重，我不用打开就知道是什么。于是我把它掏了出来，用尽全身力气扔向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