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3月2日，尼古拉二世退位，权力移交给了临时政府。俄国被宣称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此前被普遍斥责为专制政治的象征的流放制度崩溃了。新政府宣布实行大赦，88000名囚犯因此获释，包括近5700名政治犯和约68000名罪犯。另有14500名囚犯被革命群众释放。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大规模逃跑也成为常见之事。4月25日，临时政府正式废除流放这种惩罚手段。

随着西伯利亚监狱的大门打开，从这些监狱中走出的政治犯往往怀有一种摧毁旧政权残余的坚定决心。伊尔库茨克的革命群众以一种迎接英雄的方式欢迎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苦役监狱里释放出的政治犯，这些政治犯走上讲台发表演讲。“他们的眼睛兴奋地发光，很多人憔悴的面庞表露出他们曾遭受的苦难。”民族志学者伊万·谢列布连尼科夫写道，“他们的演讲是那种狂热分子的演讲，洋溢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们从属于自己的观念，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大司祭，诞生于［革命性的］地下组织和沙皇的监狱中。”

1917年有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革命本应破除沙皇专制政权曾长期用作对抗颠覆活动的武器的流放制度，但并没有破除。监狱看守、流放官员和警卫突然被剥夺了权力，并且很容易受到他们以前的囚犯的报复。西伯利亚流放和监狱制度到1917年底仅存的表面秩序，被1918至1920年间席卷这片大陆的内战铲除了。流放者、囚犯、他们的家人和官员卷入了战斗、难民队伍、饥荒和流行病构成的大漩涡中。对于一个代价如此巨大却几无收获的制度来说，这是一个适切的不光彩结局。

然而，西伯利亚只是暂时交出了它的囚犯。1917年以后，流放和苦役将彻底改变，在科学、理性和工业化的时代，惩罚手段将有所改进。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从沙皇那里继承一个运作良好的刑罚制度，但他们确实继承了一套非常相似的现实困境：如何从广袤寒冷的泰加林和冻原地带中开采大量有价值的矿产资源，以及如何遏制苏维埃国家内的犯罪和颠覆活动。1917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以自己的热情和严厉来迎接这些挑战。

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制度，不再是主要关于强制孤立和刑罚流放罪犯和持异议者（并让少数特别危险的人从事强制性劳动）。现在，出于“净化社会”的需要和“个人改造”的预期，这个制度要按工业规模坚决地利用罪犯劳动。遥远的沙皇时代流放定居地（如中科雷姆斯克）和监狱（如鄂木斯克）发展成了主要的劳改中心。古拉格在新闻界被称颂为新公民的车间，古拉格的营地被誉为“有疗效的劳改营”。

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和使十月革命获得认可的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纪念革命前的美化政治犯的牺牲精神的书籍。回忆录、历史研究和档案文件建立了一套沙皇压迫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振奋家谱，这套家谱回溯了过往，将布尔什维克党人与他们的革命先驱联系起来，并将苏维埃势力的胜利表现为与暴政进行的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的高潮。西伯利亚流放的历史成为一个联系俄国的新统治者与19世纪60年代众多的杰出激进分子（如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19世纪20年代的十二月党人的重要纽带。前政治苦役犯协会在1921年成立，并开始出版《苦役与流放》杂志，该杂志致力于记录政治流放者和苦役犯的经历。然而，就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强调西伯利亚流放者的牺牲和沙皇俄国的暴政时，他们将自己的对手、持异见者和旧制度的残余势力投入了劳改营，其规模可能会超出沙皇刑罚管理人员的想象。

许多在革命前从事地下活动的激进分子——特别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成员，但也有日益增加的布尔什维克反对者——因此获得了比较在西伯利亚的沙皇监狱和苏维埃监狱的有利机会。大多数人不舍地回顾他们在革命前的监禁条件。伊万·特奥多罗维奇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布尔什维克”。

特奥多罗维奇在1875年出生于一个波兰贵族家庭，这个家庭拥有与沙皇专制政权进行革命斗争的骄傲历史。他的曾祖父在1830年华沙十一月起义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他的父亲和两个哥哥在1863年的波兰起义中战斗。在被沙皇军队俘获后，一个哥哥流放到高加索，另一个流放到西伯利亚。特奥多罗维奇在“憎恨俄国沙皇制度”的环境中长大。到他高中毕业时，这个起义者家族的后代深信自己将以一个“专业革命者”的身份生活。他于19世纪90年代在莫斯科学习，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该党后来于1903年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

特奥多罗维奇于19和20世纪之交在莫斯科的地下革命活动中表现活跃，后被一名告密者告发，于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三年后，他从流放地逃脱，随后一直留在日内瓦，1905年10月，他返回圣彼得堡，在那里继续在地下革命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于1908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五年苦役，后被流放伊尔库茨克省。九年后，他在二月革命期间返回彼得格勒，成为一名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特奥多罗维奇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于1918年7月19日发布了公布和认可对尼古拉二世的处决的公告）。他在1922年成为农业副委员，在建立前政治苦役犯协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从1929年起担任《苦役与流放》的主编。

1929年，苏维埃政权下令在列宁格勒革命广场（今天的三一广场）的边缘为前政治苦役犯协会的成员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公寓。最终，这些年迈革命者所从事的斗争通过这座位于涅瓦河畔的恢宏建筑得到了肯定，该建筑被称为“政治苦役犯之家”。从设备齐全的阳台上，他们可以越过广场看到彼得保罗要塞，一百多年前，戴着镣铐的十二月党人从那里开始了前往西伯利亚的流放之路。

今日，一个小型石刻纪念碑坐落于三一广场中心的政治苦役犯之家的脚下。该纪念碑于2002年建成，上有题词“献给古拉格的囚犯”。这个位置意义重大。在这栋新公寓里居住的几年中，这些前政治犯完全有理由羡慕十二月党人的西伯利亚流放岁月。

随着镇压活动在20世纪30年代加剧，代表着革命历史中一个更包容、更多元化的维度的前政治苦役犯协会，与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宽容相冲突。1935年，它被解散，它的杂志停刊。1937年6月11日，特奥多罗维奇像他的许多同志一样被捕。这个饱经忧患的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资深囚犯又一次身陷牢房中，他被指控密谋推翻政府。但是这一次，没有逃跑，也没有获释。一百三十名协会成员在“大清洗”中遭到处决，另有九十人被送到革命政权的劳改营，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奋力让这个政权掌权。然而，特奥多罗维奇从未到达劳改营。1937年9月20日，他被行刑队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