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完成是个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我欠下了很多人情债，在此我一并感谢。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和利弗休姆信托基金的补助金支持我在俄罗斯联邦做了一年半的档案研究。A·D·马戈利斯、阿纳托利·列姆涅夫、阿比·施拉德尔、艾伦·伍德，尤其是安德鲁·让特，他们关于西伯利亚流放的开创性研究工作，在我确定这个主题的研究方法、在处理第一手资料方面非常珍贵。

我非常感谢我在圣彼得堡、莫斯科、托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拜访过的档案馆的员工，尤其是玛丽娜·帕夫诺夫娜·波德维吉娜和她在圣彼得堡科学院图书馆的同事。在寻找和解读在圣彼得堡的档案材料方面，伊利亚·马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而且在我的种种想法具体化的过程中，他提供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在识别本书中出现的一些不太知名的人物方面，他也极为有帮助。伊万·巴毕茨基帮助我在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收集资料。2012年夏天，尤利娅·波波娃帮我解释了俄语表达中的口语和废词。在英国，与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阿尔塔莫诺夫讨论革命者回忆录让我获益良多。

本书中有些材料和内容摘要曾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莱顿大学、慕尼黑大学、乔治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和圣彼得堡欧洲大学的研讨班和专题讨论会上，在《俄罗斯评论》和《评论界：俄罗斯和欧洲历史探究》上提交过。我非常感谢能参与这些座谈会，感谢这些期刊的编辑和匿名读者，他们为我提出了敏锐的问题和批评。朋友、家人和同事阅读了本书的草稿，有些时候，是整部稿件。对于这些人的评论和建议，我要感谢托宾·奥贝尔、亚历克斯·巴伯、理查德·比尔、罗伯特·比尔、亚历山德鲁·奇米西奥、奥兰多·费吉斯、詹姆斯·格罗夫纳、彼得·克雷默、加维纳·雅各布森、斯蒂芬·洛弗尔、鲁道夫·穆斯、亚历山德拉·奥伯兰德、阿曼达·维克里和乔纳森·沃特洛。除了给予我其他方面的帮助，丽贝卡·赖克还用自己非凡的批判技能审读了这份书稿，为我免去了众多不当之处，并大大提高了我在行文和论证中的清晰度。

从本书在2010年喝杯咖啡的间隙起步到六年后成书，我的经纪人彼得·鲁宾逊始终在敏捷地把控着这个项目。企鹅的西蒙·温德尔看到了本书提案的潜质，而且从那时到现在，他一直是个给予我支持与包容的编辑。克诺夫的乔治·安德烈乌对于重写这部稿件的部分内容提出了极好的意见。出色的技术编辑贝拉·库尼亚心平气和地忍受了我在最后时刻的改写。

最后，我要感谢已故的朋友和同事戴维·切萨拉尼，是他鼓励我从事这个主题的研究。我把本书献给我的儿子古斯塔夫·米洛陶伊。

剑桥，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