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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潜逃死屋手记 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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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那位少校被撤职后不久,我们监狱里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苦役犯部被取消了,成立了一个刑事军犯连,直接归军事部门管辖,它是仿照俄罗斯刑事军犯连而建立起来的。这就是说,第二类苦役流放犯不再被送到我们监狱里来了。从这时起,我们监狱就开始只接纳军事犯,即接纳那些未被剥夺公民权的士兵,这些士兵也和别的士兵一样,只是他们都判了刑,被送来服短期徒刑(最长不超过六年),刑满出狱后再回到原来的营队去当普通士兵。不过,如果他们因第二次犯罪而再度被关进监狱的话,他们的刑期仍像过去一样,就将是二十年了。在这次体制改变以前,我们监狱里就有一个军犯部,那些军事犯之所以和我们待在一起,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关押他们。现在,整个监狱都变成军犯部了。当然,原来的苦役犯,即那些被褫夺了公民权、脸上打着烙印、头发被剃去一半的真正民事苦役犯,仍留在狱中,直到他们服完自己的刑期;新的苦役犯不再送来,留下的服完刑期后也将陆续离去,因而十年后,我们监狱里就不会再有一个苦役犯了。特别部的犯人也留在狱中,而且不断有新的犯有重大罪行的军事犯被陆续送来,直到西伯利亚开设最繁重的苦役营为止。因此,我们的生活实际上仍像过去一样:仍是原来那样的环境,干的仍是那些活,规章制度也几乎和原来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官长更换了,而且越来越多。任命了校官,连长,此外还任命了四名轮流在狱中值勤的尉官。残废老兵也取消了,代替他们的是十二名士官和一名军需官。实行十人编班,班长由囚犯们自己推选。不用说,阿基姆·阿基梅奇立即就成了挂名的班长。所有这些新成立的机构,整个监狱及其各级管理人员和囚犯们,均受要塞司令管辖,他是最高官长。这就是所发生的全部变化。不用说,囚犯们起初都很兴奋,他们猜测,议论,想摸清新长官们的脾气;然而,当他们看出一切仍和过去一模一样时,他们也就立刻平静下来,我们的生活依然如故。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大家都摆脱了原来的那位少校,人人都仿佛松了一口气,精神上也随之振奋起来。惶恐不安的神色消失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必要时可以向长官做解释,无辜者不再代替有罪的人受惩罚了,除非在发生误会的情况下。就连酒也照旧继续在狱中出售,尽管原来的残废老兵已由士官所代替。这些士官多半都是一些正派而又机灵的人,他们都很清楚自己所处的地位。一开始,他们中间有些人企图在囚犯面前摆架子,这当然是由于缺乏经验,以为可以像对待士兵那样来对待囚犯们。但他们很快就明白他们是在同谁打交道了。另外一些头脑过于迟钝的士官,也都在囚犯们面前碰了钉子。囚犯们有时甚至采取这样生硬的做法:例如,他们引诱士官上钩,用酒将他灌醉,然后严肃地提醒他:他曾和他们一起喝过酒,因而……这样一来,不管他们如何用牛肠子往狱中带酒或倒卖,士官们也就看着不管不问了,或者尽量不去注意这些事情。不仅如此,他们也像原先的残废老兵那样,常常到市场上去替囚犯们买面包圈儿、牛肉和其他物品,什么东西都买,只要携带着不伤大雅就行。至于为何要进行这样的变动,为何要建立军犯连,那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一切都是在我服苦役的最后几年中发生的。我还得在这种新制度下再熬上两年的时光…… 是否要把我全部的监狱生活以及我在狱中所度过的全部岁月都记述下来呢?我不想这样做。如果把这几年中所发生的事以及我耳闻目睹的一切,都依次一一描述出来,势必就会使现有的篇幅再增加三倍四倍。而这种描写到头来必然会显得过于千篇一律,描写出来的事件也会显得过于单调乏味,特别是当读者已经可以根据所写出的篇章对第二类苦役犯的生活有一个大致了解的时候。我很想把我们的整个监狱以及我在这几年中的感受在一幅图画上鲜明而完整地描绘出来。我不知我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其实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做出评判的。不过,我确信我应该就此结束我的故事了。况且,对往事的回忆有时也使我自己感到厌倦。有些事情我也未必都能回忆得起来。最后几年仿佛已从我的记忆中消失。我确信,有许多事情已被我完全忘却了。我只记得,那些年月都十分相似,过得既缓慢,又无生气。我记得,那些漫长而无聊的日子都十分单调乏味,就像雨后屋檐下的滴水声一样。我记得,只是对于复活,对于重新做人,对于新生活的强烈欲望,才给了我等待和期望的力量。于是,我终于克制住自己:我等待着,屈指计算着每一天,尽管后头还有一千天,但我仍怀着愉快的心情把每一天送走,埋葬,高高兴兴地迎接着第二天的到来,因为剩下来的终究不是一千天,而是九百九十九天了。我记得,在那些年月里,尽管周围有数百个狱友,但我却处在可怕的孤独之中,可是后来我竟喜欢起这种孤独来了。精神上的孤独,使我能够重温我过去的生活,逐一检查过去的一切,回首往事,严厉无情地批判自己;有时我甚至感谢命运给我带来了这种孤独,否则,我就不会进行这种自我批判,就不会这样严格地检查过去的生活了。我心中充满了希望!我下定决心,我暗自发誓:在我未来的生活中再也不能重犯过去的那种错误和过失了。我给自己的未来拟定了一个计划,并决心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个计划去做。我产生了一种盲目的信心: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我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期待着自由,我呼唤着它早日来到我的身旁;我希望在新的斗争中重新考验自己。有时我感到十分焦急……如今一回想起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就感到难过。当然,这一切都仅仅与我一个人有关……我之所以要写这一切,因为我认为任何人都会理解这一点的,任何人也都会有这种遭遇的,如果他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就被投入监狱服苦役的话。 不过,干吗要讲这些呢!我最好还是再讲点别的什么吧,以免故事结束得过于唐突。 我有时曾这样想,也许有人会问:难道谁也不能逃出监狱吗?难道这么多年就无人越狱潜逃过吗?我已经说过,一个囚犯在狱中度过两三年以后,他就开始珍惜这几年的时光,不会不产生这样一种想法:最好还是不慌不忙地、不冒风险地把剩下的刑期服完,最后以合法身份在移民区定居下来。不过,这种想法只存在于那些刑期不长的囚犯的头脑之中,而刑期很长的囚犯也许是甘愿冒此风险的……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们监狱里并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不知是因为人们都十分胆小呢,还是因为军事监管制度特别严格,或是因为我们县城的地形十分不利于逃跑(开阔的草原地带)?——这就很难说了。不过我想,这几种原因也许都有作用吧。的确,从我们这儿逃跑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在我蹲监狱期间,也曾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有两个囚犯,而且是两个最重要的囚犯,决心冒险去试一试…… 少校被撤职后,A(就是那个给少校当密探的人)就变得孤零零无人保护了。他虽然还很年轻,但性格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坚强起来,而且定了型。一般说来,他是一个胆大妄为、做事果断而又非常机灵的人。如果给他以自由,他也许会继续充当密探并靠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来谋生的,不过若是那样,他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愚蠢和轻率了,也就不会又像从前那样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付出高昂的代价——被流放了。他在监狱里学会了制造假身份证。不过,关于这件事我不能肯定,我只是听我们囚犯们这样说。人们说,他在少校的厨房里常常干这种事,不用说,干这种事曾使他捞到不少好处。总之,我想,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我曾有机会了解过此人的内心世界:他简直厚颜无耻到了令人气愤、令人嗤之以鼻的地步,使我感到极端厌恶。如果他决心搞到一瓶酒喝,而要想把酒搞到手就非得杀掉一个人不可,我想他一定会把那个人杀掉的,只要这事能够悄悄地去干,不被人发现就行。他在狱中学会了谨慎从事。于是,这个人被特别部的囚犯库利科夫注意上了。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库利科夫。他虽已上了年纪,但却充满热情,精力旺盛,强壮有力,他具有各种特殊的本领。他浑身都是力量,对生活充满着渴望;像他这样的人,就是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也还是想要活下去的。如果说囚犯当中无人逃跑使我感到惊奇的话,那么首先使我感到惊奇的便是库利科夫。 不过,库利科夫已经下定决心逃跑了。他们两个人当中究竟谁对谁的影响更大:是A对库利科夫的影响大呢,还是库利科夫对A的影响大?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两个人很般配,他们俩都很适于干这种事情。他们交上了朋友。我猜想,库利科夫是指望A能把假身份证准备好。A是贵族出身,而且交游很广,——这就预示着一旦到达俄国内地,他们就将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冒险事业来。别人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商量的,他们怀抱着什么样的希望;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都不希望过那种平淡无奇的西伯利亚流浪生活。库利科夫是一位天才的演员,他能够扮演生活中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角色;他期望得到很多东西,起码他期望着事物的变化无常。这样的人本应受到狱方的严密监视。然而他们已商定好逃跑了。 要想逃跑,没有卫兵的协助是不行的。应该说服一个卫兵跟他们一起逃跑。驻守要塞的一个营队里有个精力旺盛的波兰籍士兵,他本应有一个很好的命运,虽说上了年纪,但仍显得矫健、稳重。他刚来西伯利亚当兵时还很年轻,由于强烈怀念故乡而开过小差。被抓回后,受了刑罚,并在军犯营关了两年。当他重新被送回去当兵时,他回心转意了,开始尽心竭力、勤勤恳恳地服务。后来由于成绩显著,被提升为班长。他是一个虚荣心很重的人,非常自信,而且自命不凡。他言谈话语中,都显得自命不凡。那几年我曾看见过他几次:干活时他和别的卫兵一起监押过我们。别的波兰人也曾跟我谈起过他。我似乎觉得,他昔日的乡愁已变成一种永恒的无声的仇恨,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头。这个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库利科夫选择他做同伴算是选对了。他姓科列尔。他们商妥一起逃跑,并订好了日期。当时正是六月,天气炎热。本地的气候相当稳定;夏天天气总是那么炎热,是适于过流浪生活的季节。当然,无论如何他们也不能离开要塞直接上路:因为我们这座县城位于一块高地上,四面八方都很开阔。往四周走很远都见不着森林。他们需要先到城郊某个地方去一趟,换上一般老百姓的衣服,库利科夫早就在那儿找到了一个隐身之处。我不知道他们那些居住在城郊的朋友们是否参与了这次秘密行动。应该说他们是参与了,不过后来在侦讯这一案件时,并未得到充分的证实。那一年在城郊一个偏僻的地方,住着一位绰号叫万尼卡-塔尼卡的年轻而又十分漂亮的少女,她刚刚开始自己的社交活动,很有前途,而且后来她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她还有一个诨名:火。看来,她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一行动,库利科夫已经在她身上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光。我们的好汉们一大清早就出工干活去了。这次派工安排得十分巧妙:让他们俩跟随一个过去当过砌炉工和抹灰工的囚犯希尔金一起去粉刷一座空营房,那里的士兵早已搬到野营地去了。A和库利科夫是作为搬运工派去的。科列尔被派去监视他们。由于三个囚犯需要由两名卫兵跟随,而班长科列尔又是一位服役多年的老兵,所以便派了一个年轻的新兵给他当助手。我们的逃亡者想必对科列尔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他也很信任他们,因此,经过多年顺利的服务以后,这个聪明、稳重而又谨慎的人,便决计跟他们一起逃跑。 他们是在早晨六点来钟来到营房的。除了他们,那里没有任何别的人。干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活以后,库利科夫和A对希尔金说,他们要到作坊去看望一个熟人,并顺便带几件所需要的工具来。跟希尔金打交道可得十分留心,也就是说要尽量表现得自然一些。他原是莫斯科的一个小市民,职业是砌炉工,他狡猾聪明,诡计多端,但却沉默寡言。他外表又瘦又弱。如果不是受到命运的嘲弄,他会按照莫斯科人的习惯穿一辈子坎肩和睡衣的,可是经过长期的漂泊后,他却进了我们监狱,而且是作为一个最危险的军事犯终身被关在特别部里。他究竟是怎样落到这种地步的,我不知道;不过,他从未流露过任何的不满情绪;他举止温和而又稳重,只是有时像皮鞋匠那样爱喝几口酒,不过,即使喝醉了酒他也很安分守己。他当然不会参与秘密行动,不过他眼光却很敏锐。不用说,库利科夫曾向他挤眉弄眼,说到作坊后要把昨天藏在那儿的酒带回来。这句话打动了希尔金的心,他没有任何怀疑就跟他们分手了,他自己则和那个新兵留了下来;就这样,库利科夫、A和科列尔到城郊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没回来,这立刻引起了希尔金的怀疑。他是个饱经世故的人。他开始回忆:库利科夫的情绪有点不对头,A似乎曾和他嘀咕过两次,库利科夫至少也向他挤过两次眼,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了,现在都回想起来了。科列尔的情绪也有点不正常:他走前曾对新兵进行了一番训话:当他不在时应该怎么做;他的表情很不自然,至少希尔金觉得是这样。一句话,希尔金越想越觉得不对头。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仍不见他们回来,他感到十分不安。他非常清楚,这件事会使他担当多大的风险:狱方可能会怀疑到他身上,认为是他故意放走了他们,他们之间可能达成了什么谅解。如果再迟迟不把库利科夫和A失踪的事向狱方报告,狱方对他的怀疑就会更大。时间不能再耽搁了。这时他又回想起来,最近一个时期库利科夫和A的关系特别密切,他们常常交头接耳,常常避开众人到狱室后面去溜达。他回想起他那时就对他们俩产生了某种想法……他用探寻的目光扫了卫兵一眼;那个卫兵正抱着枪打呵欠,傻头傻脑地用手指头抠鼻孔,因此希尔金觉得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只简单地对他说,让他跟随自己到作坊去一趟。应该到作坊去问问他们是否到过那儿?结果,那儿的人谁也没有看见他们。希尔金的怀疑被证实了。“他们也不可能是到城郊喝酒闲逛去了,尽管库利科夫常常到那儿去。”希尔金心里琢磨着,“他们若是到那儿去,是会告诉我一声的,因为这种事无须瞒着我。”希尔金于是把话撂下,也不回营房,径直向监狱走去。 当他来到班长面前,把所发生的事情报告给班长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班长听后吓了一跳,起初甚至不敢相信。当然,希尔金向他声明:这一切都仅仅是猜测和怀疑。班长立即跑去报告少校。少校立即报告要塞司令。一刻钟以后,一切应该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并报告了总督本人。潜逃的两个囚犯都是要犯,彼得堡可能会严加申斥的。不管正确与否,A被认为是政治犯;库利科夫则是特别部的头号罪犯,而且是军事犯。在此以前,还没有发生过特别部囚犯越狱潜逃的先例。人们还回想起来,按照规定,特别部的每个囚犯外出干活时应该派两个卫兵跟随,至少也应该一对一。这一规定未能被遵守,因此才发生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立即往附近各村镇派去了信差,通知说有囚犯潜逃,并留下了他们的面貌特征。派了哥萨克去追捕他们;还给邻县邻省下了公文……总之,狱方感到十分害怕。 与此同时,囚犯们却处在另外一种焦急不安之中。他们一下工就立刻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大家听到这一消息后,都从内心里感到高兴,这一消息震动了每个人的心弦……这一事件不仅打破了监狱里的单调而平静的生活,把监狱搅得像个蚂蚁窝一样乱成一团,而且在每个囚犯身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拨动了他们那早已被忘却了的心弦;一种类似希望和勇敢无畏的东西,一种对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渴望,又在每个人的心中翻腾起来了。“既然有人能逃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呢?”他们一想到这里就振奋起精神来,带着挑战的神气望着别人。他们突然都变得高傲自大起来,开始用傲慢的目光打量值班的军士。不用说:狱方人员立即都飞奔到狱中来了,要塞司令也亲自来了。囚犯们振作起精神,大胆而又轻蔑地瞧着他们,一个个都沉默不语,显得既严肃又庄重,他们心中似乎在说:“我们会应付这种事情的。”狱方人员倾巢出动早已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事。他们还料到一定会进行搜查,因此事先都把东西藏了起来。他们知道,狱方遇到这种事往往都是事后聪明。果然不出所料,狱方人员忙乱起来,什么地方都翻寻到了,——但却一无所获。下午上工时,对囚犯们加强了警卫。晚上,哨兵一刻不停地查巡监狱;比平时多增加了一次点名,但点错的次数也比平时增加了两倍,这又引起了一片手忙脚乱;把囚犯们赶到院子里,重新进行清点。然后又按狱室点了一次名……总之,乱成了一锅粥。 然而,囚犯们对此却一点儿也不在乎。像以往遇到这种情况一样,他们都显得这事与自己毫无关系,整个晚上都显得格外彬彬有礼。“他们什么碴儿也找不到的。”狱方自然认为狱中可能还有逃犯的同谋者,因而下令对囚犯们进行监视和窃听。但囚犯们对此只是付之一笑。“干这种事情,难道还会把同谋者留下来吗?”“这种事情只能悄悄地去干,不会让别人知道的。”“像库利科夫和A这样的人,干这种事还能留下痕迹吗?他们办事老练圆滑,不会露出一点破绽的。他们是见过世面的人,见多识广;上了锁的门他们也能进得去!”总之,库利科夫和A的声望在增长;大家都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似乎觉得,这两个人的丰功伟绩将会流传到苦役犯的子孙后代,比监狱的寿命还会更长久。 “他们真老练!”一些人说。 “瞧,都以为从我们这儿跑不出去。现在不是有人逃跑了吗!……”另一些人补充道。 “不错,是跑啦!”第三个人一边说,一边带着权威的神气回头看看周围的人,“可是跑的是谁呀?像你这样的人敢跑吗?” 若是在别的时候,对一个囚犯讲这种话,那个囚犯会立刻回敬几句,以维护自己的面子的。可是现在却谦恭地默不作声。“的确,我们可不是库利科夫和A那样的人;光说不行,先得做出个样子给别人看看……” “弟兄们,说真格的,我们干吗老待在这儿呢?”第四个人打破了沉默,他手托着腮,谦恭地坐在厨房的窗台上,他的话声虽然很低,而且拖着长音,但内心里却显得十分得意。“我们干吗老待在这里?活着不像一个人,死了不像一个鬼。唉——唉!” “这种事可不像从脚上往下脱鞋那么容易。老唉声叹气有什么用!” “瞧人家库利科夫……”一个火暴性子的年轻小伙子插嘴道。 “库利科夫!”另一个人立即接过去说,同时轻蔑地瞥了那个年轻小伙子一眼,“库利科夫!……” 那意思是说:有几个人能像库利科夫那样呢? “还有A,弟兄们,这小伙子也真够机灵,嘿,他可真是个机灵鬼!” “那还用说!就连库利科夫也得听他的摆布。他可滑头啦!” “喂,弟兄们,你们说说,他们现在已走远了吧……” 于是,人们立即又议论起他们是否已经逃走很远?他们朝哪个方向走了?最好往哪儿跑?附近有什么村镇?熟悉本地地形的人开口说话了。人们都兴趣盎然地听他们讲。他们讲起附近农民的习性,说这一带的农民都不可靠。离城市近的农民都老奸巨猾,他们不会同情囚犯的,如果被他们捉住,就会被他们出卖掉。 “弟兄们,这地方的庄稼汉可不好惹。哦——哦——哦,这些庄稼汉可厉害啦!” “不可靠的庄稼汉!” “西伯利亚人都是穷光蛋。要是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会把人杀掉的。” “哼,我们这几位也不是傻瓜……” “当然啦,现在还不知道他们谁能斗过谁。我们这几个人也不是好对付的。” “那就等着瞧吧。” “你怎么看?他们会被抓住吗?” “依我看,一辈子也抓不住他们!”另一个火暴性子的人应声说道,一边用拳头捶着桌子。 “嗯,这就要看他们谁斗得过谁了。” “我是这样想的,弟兄们,”斯库拉托夫接过话茬儿说道,“我要是一个流浪汉,他们一辈子也别想抓住我!” “你?” 有的人笑了,另一些人则显出不愿听的样子。可是斯库拉托夫却再也憋不住了。 “一辈子也抓不住!”他兴致勃勃地接着说,“弟兄们,我常常这样想:就是有一个小缝儿,我也能钻过去,他们休想抓住我。” “说不定你肚子一饿,就会去找乡下佬要面包吃。” 一阵哄笑。 “要面包吃?胡说!” “你还犟什么嘴?谁不晓得你和瓦夏大叔就是因为害死了一头牛[就是说他们杀死了一个乡下农民或一个乡下女人,因为他们怀疑他或她施展魔术,借用风力,使很多牲畜倒毙。我们监狱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杀人犯。——作者注]才被送到这儿蹲监狱的?” 笑声更大了。那些严肃的人更加气愤地瞧着他。 “全是胡说!”斯库拉托夫喊道,“这都是米基特卡造的谣,其实他也不是说我,而是说瓦西卡,不知怎么把我也给捎带上了。我是莫斯科人,我从小就过流浪生活。当教堂执事教我认字的时候,他揪着我的耳朵让我跟他背诵:‘上帝啊,大发慈悲吧,可别让我进地狱……’我却背成:‘大发慈悲吧,让我进警察局,’等等……你们瞧,我从小就开始过流浪生活了。” 又是一阵大笑。这正是斯库拉托夫所期望的。他不能不扮演这种小丑的角色。大家很快就不再理他了,又开始认真地谈论起来。主要是一些老年人和通晓这种事情的行家在议论,年轻人和性情温和的人则伸着脖子高高兴兴地听他们讲;厨房里挤满了人;军士们当然没有在场,因而大家都无拘无束。我发现有个鞑靼人听得特别带劲,他叫马麦特卡,身材矮小,颧骨很高,样子显得特别滑稽。他几乎连一句俄语也不会说,别人的话也几乎听不懂,可是他却从人堆里探出头来,津津有味地听着。 “怎么,马麦特卡,雅可西[鞑靼语:好。]?”没人答理的斯库拉托夫由于无事可做,便挨着他坐下来说。 “雅可西!哈,雅可西!”马麦特卡一边兴高采烈地嘟囔着,一边向斯库拉托夫点着他那滑稽可笑的头,“雅可西!” “他们不会被抓住吧?约克[鞑靼语:是。]?” “约克,约克!”马麦特卡一边挥着手,一边说。 “看来,你没听懂我的话,是吗?” “是的,是的,雅可西!” “去你的雅可西吧!” 斯库拉托夫用手指在他帽子上掸了一下,顺手把帽子往下一拉,蒙住眼睛,便高高兴兴地走出厨房,弄得马麦特卡困惑不解。 整整一个星期,我们监狱都处于严格的戒备状态,对附近地区进行了紧张的搜捕。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囚犯们立即就得知了有关狱方在外面所采取的措施的准确消息。头几天的消息对逃亡犯是有利的:无影无踪,如同石沉大海。囚犯们都非常高兴。对逃亡者命运的一切担忧和不安都消失了。“他们什么也找不到的,一个人也抓不住!”——囚犯们都得意洋洋地说。 “不会有什么事;已经是出了膛的子弹,追不上啦!” “再见吧,别怕,我一会儿就回来!” “大家都说,附近地区的农民都被动员了起来进行搜查,凡是可疑的地方、森林、峡谷,都派人守卫着。” “那也没有用,”囚犯们嘲笑着说,“他们准是遇到了什么人,把他们藏起来了。” “那还用说!”另一些人说道,“我们的人可不是糊涂虫;他们事先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人们还进一步进行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逃亡者也许一直还在城郊某个地方待着,藏在某个人家的地窖里,等“警报”解除和头发长长,过个一年半载再从那里动身…… 总之,大家都处在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状态中。可是,逃跑后的第八天,忽然传说已发现了线索。不用说,这些谣传立刻遭到囚犯们的蔑视和驳斥。可是这些传闻当天晚上就被证实了。囚犯们焦虑不安起来。第二天全城的人都在说,逃犯已被捉住,正在往回押送。到了下午,人们说得更加详细了:他们是在七十俄里远的一个乡村里被捉住的。最后,得到了准确的消息。值勤班长从少校那儿回来,明确地宣布:天黑以前就将把潜逃犯押回监狱,直接关进禁闭室。不能再有任何怀疑了。这一消息对囚犯们产生的影响是难以描述的。他们一开始似乎都很气愤,接着又灰心丧气起来。后来,有人企图加以冷嘲热讽。人们开始嘲笑,不过他们嘲笑的不是捕人者,而是被捕者,一开始说风凉话的只是少数人,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起来了。只有那些严肃、坚定、有独立见解且又未被这种冷嘲热讽弄糊涂的人,才没有参与嘲笑。他们鄙夷地瞧着那些轻浮的人,自己却一言不发。 总之,库利科夫和A如今受到人们的贬抑,就像他们以前受到人们的赞扬一样。大家都乐意贬低他们,好像他们使大家蒙受了屈辱似的。人们带着鄙夷的神情讲述他们如何忍受不住饥饿,跑到乡下人家里去乞讨面包。这是把流浪汉贬得一无是处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事实是:逃亡者受到了追踪;他们躲藏在森林里;追兵从四面八方把森林包围起来。当他们看到实在走投无路时,便投降了。他们当时除了投降没有任何别的办法。 傍晚时分,当逃亡者被捆绑着手脚、由宪兵监押着送回监狱时,全监狱的囚犯都拥到木桩栅前观看,瞧瞧怎样处置他们。当然,除了停在禁闭室旁的少校和要塞司令的马车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逃亡犯被关押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以便第二天送审。囚犯们的嘲笑和鄙视立刻又烟消云散了。当他们更详细地了解到当时的情况以后,也觉得除了投降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大家便怀着关切的心情注视着审讯的结果。 “准得挨一千棍。”一些人说。 “岂止一千!”另一些人说,“会把他们打死的。A也许会挨一千棍,库利科夫会被打死的,我的老弟,要知道他是特别部的囚犯呀。” 然而,他们都没有猜对。A只挨了五百棍;这可能是因为考虑到他前一个时期品行良好,而且又是初犯。库利科夫似乎挨了一千五百棍。这次惩罚是相当宽宏大量的。他们俩都是有头脑的人,在审讯时没有牵连任何别的人,他们明确地说,他们是直接从要塞逃跑的,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过。我最替科列尔感到惋惜:他失掉了一切,失掉了最后的希望,他受的刑罚最重,大概挨了两千棍,后来把他作为一个囚犯发配到别的地方去了。A受的刑罚较轻,这应感谢医生的帮助。他被送进医院后又神气起来,大声嚷叫着说如今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已做好准备去干更加令人震惊的事情。库利科夫受完刑罚后回到监狱,仍像过去那样落落大方,彬彬有礼,好像他从未离开过监狱似的。不过囚犯们对他的看法却变了。尽管库利科夫时时处处都表现得文质彬彬,但囚犯们从内心里不再尊敬他了,他们对待他似乎更加简慢无礼起来。总之,在这次潜逃之后,库利科夫的声望大大降低了。成功,对于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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