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的小学有两个操场，校门一进来是铺着水泥的小操场，早上升旗用，四边围着中低年级教室和行政中心，穿过中廊去到高年级教室那一头，才是标准的田径操场，远远接到据说闹鬼的后山垃圾场。小操场这边，行政中心的一楼柱子上，有一具公共电话，红色转盘式的，一块钱就可以打一通，柱子下面有一张小木凳，给矮个子的小朋友踩上去投钱拨号用。我从入学那一天起，听到老师介绍说那里有电话可以在必要时打回家，就巴望着有一天可以试一次。

实际上我试了不止一次，脑袋里的电话号码只有一个，要打当然只能打回家。第一次是忘了带美劳课要用的彩色笔，人一到学校，看到班长又把那盒七十二色的彩色笔挂在椅子上，我就知道忘了要带自己那盒标准二十四色来，终于有可以打回家求救的正当理由。打电话需要零钱，阿公每天早上会在店口给我五元零用钱，跟我说再见，那是我可以完全自主运用的钱。下课时间只有十分钟，我得先到福利社找开零钱，再在下一个下课时间跑到操场另一头打电话。福利社有不少一元可以买的东西，最常买的是咸橄榄一颗，或是小包碎面，两种都适合放在抽屉里，上课时避开老师视线，偷偷捏一点到嘴巴，偷吃的东西最好吃。买完东西找回四个一块钱，放进蓝色百褶裙的口袋里，丁零当啷走回教室，期待下一节下课可以站上梦幻小木凳拿起话筒打回家。

我记不得电话是谁接的，反正几个大人联合起来拒绝我的时候，都是同一张脸。电话那头说，彩色笔忘记带向同学借就好了，我就这样解开了向别人借东西来用的人生成就。有一次忘的是算盘，这可没办法和邻座一起用，于是硬着头皮打电话回去，大人说店里很忙，叫我自己想办法。我的办法就是等着老师发现以后骂我，那一堂珠算课正好小考，是简单的二位数加法，我如坐针毡地看着同学们打算盘，不敢作弊在考卷填上自己心算的答案。发回零分考卷时，老师没有骂我忘记带算盘，她骂的是：“怎么那么笨，连心算也不会，就算心算太难，笔算也比珠算快啊，你傻瓜啊？”

我回家万分哀怨地说班上的谁和谁，忘记带东西都可以请爸妈送来，就不会被老师骂，他们一听反而喜上眉梢，说被骂是应该的，“尚好顺唰扛咖噌（顺便打屁股），谁教你这泥粗线条”。经过算盘事件以后，我不再寄望家人们会帮我送来任何漏带的文具。

后来有一次同学忽然病了，老师打电话请家长来带回去，我又重新燃起希望，忘记带文具不行，生病应该就可以了吧？那时候万分懊悔小二那年被隔壁班男生的溜溜球打中眼睛，没有想到要把握机会打回家，只好尽量扭伤脚踝。

怀抱阴谋后，体育课上起来反而没那么讨厌，我的肢体笨拙，只要奋力跑一阵就会扭伤，下课时果然走起路来卡卡的，我满心欢喜装出可怜的声音打回去，那边说：“好啦！”就挂断电话。放学后我在教室等了很久，没有人来。老师一早就拎着她上午买的菜回家去了，几个平日和我一起走路回家的同学，听我说大人会来载，都先走了，我自己在教室里不知道可以做什么，陆续有高年级的陌生学生经过，见到我在里面呆坐显得不大寻常，一路边走边回头打量我，我越发坐立不安，没出没息地决定还是回家好了，反正自己知道脚其实演得比扭得严重。

从学校走回家里大约十分钟，我嘟着嘴拖着牛步走，一路看着对向车道有没有家人骑脚踏车的身影。几百公尺的路一下就到家了，我踏进家门也踩死最后一丝希望，没有人去接我，而且是根本没有人打算要去接我！店里生意并不忙，这时候大家赶着回家煮饭吃饭，没多少人来拿药，大人闲闲做着店里琐事，看到我垮着脸走进来，首先关心的居然还是我有没有打招呼：“啊转来不免讲腻？[闽南语，意为：回来不会说一声啊？]”我百般不情愿地念一遍“阿公我转来啊爸爸我转来啊阿嬷我转来啊”，只想赶快躲进后厅不理这些人。这些大人大概很得意总是能看穿我的居心，我很生气他们连一次也不肯配合演出，撒一次娇也不让，但小孩子怎么想在那个年代并不重要。

我就这样如大人所愿放弃上演讨拍的戏码，铁一般的死心，认定从他们身上要不到任何便宜，在学校有事情就求同学求老师，有时候有人帮，有时候没人理我，最坏顶多是挨老师一顿骂或打。如今回想起来，大人原来期待着我上学以后，能够断另一种奶，万一真有事情，电话会是学校打去的，其他就让我在老师眼皮底下自生自灭，才好学会靠自己。

四年之间，学校的公共电话从转盘式的红色，换成新款的按键式蓝色电话，我也彻底确认了公共电话的功能，对我来说，就只剩下和同学起哄乱打一一九和一一〇，警察伯伯比家里几个大人有反应多了。

（警察，对不起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