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小学不久，有一天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陌生男人发传单，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路人，不特别惹人提防的模样。我们交会的时候，他抽起一张黑白印刷的传单塞到我手上，叫我拿回家给大人看，我当时的读写能力只发展到注音，尽管勉强认出几个“民主”“人民”之类笔画简单的字，还是不足以拼凑出完整的句意，也猜不出传单上说的是什么。回到家里，店口碰巧没有客人，只剩阿公一个人顾着，我把传单递给他，问他上面到底说的是什么，阿公只瞄了一眼，就从药柜后面急急走出来，拽住我的手臂吼：“这会枪杀你知呒知？！”

我当然呒知，而且觉得手几乎要被阿公拆下来。阿公凶起来很像暴力漫画，阿嬷和爸爸的几个兄弟姐妹，每一个都曾经警告我，阿公属虎的，很凶。但是阿公真正对我这个宝贝孙女暴怒的次数，一只手可以数完，这是其中一次。我被吼得不敢作声，阿公的意思是我会害自己或家里的人被枪杀吧，是谁会来杀呢？有枪的人只有警察和阿兵哥，他们是保护人民的人，无端端的哪里会杀我们？我不懂阿公到底在说什么，路上天天有人拿传单回家，无论想杀人的是谁，总不可能跑到这么多人家里，一个一个全部杀掉吧？

三叔也这样被吼过。他还单身住在老家的时候，曾经提议大家一起上甲仙的锡安山走走，说朋友最近才去过，没想过离我们这么近的地方，有一个美得像仙境的世外桃源。我一听到甲仙就想到芋冰，还没来得及欢呼，先看到阿公的表情，赶紧把手脚和鼻息全都收敛得像只乌龟，不敢嘁噌。阿公对着三叔暴吼：“那种所在未使去！”说他不做正经事，专想一些“呒属赛欸代志（不实在的事情）”。三叔很闷，平白被阿公骂了一顿，事后对着我抱怨阿公什么都怕，才是呒路用。我静静听了，把锡安山这个地名记在心里，判定那是个阿公觉得危险，但应该有点意思的地方。

很多年后，阿公老得不能出门了，我们终于上到锡安山，原来那是一个自外于社会的基督教会，开辟了一个山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当年为了土地等诸多议题，和当局有过多次激烈的冲突。我读了停车场边上控诉国民党政府迫害的手写海报，终于抓到一点蛛丝马迹，能够猜测阿公为什么不让我们来锡安山。冲突事件里谁是谁非一时三刻很难看得明白，但是站在与当局对立的那一边，似乎很容易有人流血。或许是因为这样，阿公才以最高层级的戒心来提防，任何与当局为敌的人事物，他一丝一毫的边也不许我们沾上。

我觉得阿公稍嫌夸张了，冲突抗争难免有流血，但那毕竟是小众之小众，别人家的事，我们家安分营生，会有什么事能轮到我们头上呢，何至于要这样怕？他对警察的忌惮根深蒂固，经常拿警察恐吓小孩，说他们会把不听话的囝仔抓去关，我着实怕了许多年，要到上了小学，课本教我们军人和警察都是保障我们生命安全的人，才渐渐放下心来，知道阿公只是吓唬我。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那天凌晨，学生冲进“行政院”的隔天，坐在济南路上的我，倒是出乎意料地又凑出几块阿公心中恐惧的拼图。在这个过程里，随着社会事件的冲击，多读了台湾史料，我发现自己和阿公虽然在不同的时代，遇见不同的事件，却很可能生出相同的害怕。要说怕警察，我们怕的不是派出所里面，点算到后来总会变成同学娟娟的爸爸，或菜市场文金婶他家老三的那一种；而是在难见真身的云雾里，代表当局来界定暴民排除暴民的那种警察。一个凌晨的见闻让我对台湾社会和当局生出恐惧，我推想，阿公心中巨大的不安，靠的肯定不只是一个锡安山事件的喂养，能让一个人怕到终身不提自己的害怕，那恐怕是更多更暗黑的见闻。

阿嬷热衷于妇女会的免费活动，我也爱哭爱跟路参加过几次，在民众服务站前面和村里的阿婶阿姨们集合，搭游览车出去玩。回来以后，阿嬷会说两句某某民意代表人不错，真慷慨，这次迌（玩乐）了盖欢喜，下个月选举要“凳乎伊”（投他的票）的话。但阿公完全不会，他缴所有该缴的税，履行一切公民义务，但是对于政治没有一丝一毫个人见解。每到选举日，阿公出门投票前只会机械式地问过爸爸或阿嬷，应该投给谁比较好，没有第二句话。爸爸还会说，做囝仔的时阵，曾经在门口看过军用卡车上面载着用布条蒙眼的村民，不知道要去哪里，有没有回来。但是我和阿公相处的二十多年里，没有听过阿公提起，他看过什么样的人，见识了什么样的场面。根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原则，我好像不能主张，这个社会曾经惊吓过阿公。

谜底后来是爸爸揭开的，在我追问之下，爸爸才模糊想起，大伯父从前在日本读书，一次回台的时候，傻乎乎接受友人请托，帮带了一份包裹，入境的时候被翻出一本《毛语录》。阿公费了许多精神和金钱，才让大伯父平安回到家，但警察从此时不时过来关切家里的日常起居，让阿公很难放心。我猜是那些我根本无从想象的周旋，让阿公决心成为无声的公民，安静得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只是，在那个时空背景下，他的沉默反而为自己打上一盏探照灯，成为我的历史舞台上说出最多故事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