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窗帘不是每户人家都有的东西，那种有固定横杆，有挂钩，布面有规律重复的抓褶，在底部车一段反折作为垂坠重量那种典型的窗帘，在外公家、同学小稚家，和妈妈那个生了乳癌的好朋友家里都没有。他们在窗户顶上牵一条铁丝，拿一片畸零的花布，或穿洞，或用衣夹固定上去，家里有针车的也许车上布边，无所谓的人就随它毛，乍看起来好像只是临时用来应付一下午西晒，但其实在花布晒脆了以前，那就是数年不变的日常配备。

能稍微挡得住日晒的花布，不会是淡雅的浅色，阳光照进来的时候，穿过花布，把房间映成赭红或橘黄，布面上的大花小花，随着风吹的韵律，一下一下打出飘动的淡影，有时候正巧就落在人的脸上。在这样的屋子里，常常听到大人谈钱的事情。这一批猪亏了多少，他爸爸这个月又没有寄钱回来给阿嬷，她现在打那种针一支要几千块，他怕学费贵宁愿读附近的普通学校，讲这些话的人脸上没有明显的表情，只有碎花的淡影浮动。我年纪越大越害怕这样的房间，被花布染成红色的屋子里面，空气特别凝滞，却又不知道到底可以多大声喘气。一旦感受过穷的气氛，就连不穷的人也会怕穷。

我把窗帘当成一条贫穷基准线，没有正常窗帘的人，就是比我们穷的人。爸爸妈妈和阿公张着眼睛的时候都在工作，生怕花钱，我想我们大概只是站在比贫穷基准线高一点点的位置，一有闪失，就会落到基准线以下，从不穷的人变成真的穷人。为了怕赚得不够多不够快，我们必须节俭，学习勤劳囤积的蚂蚁，把钱一点一滴存进邮局和农会。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明明是可以时不时出门小旅行、每逢好日子可以上馆子吃大餐的富裕人家，实际上这些却很少发生，家里的窗帘已经残旧，只能从质料和做工看出它们在我出生以前，曾经和老屋一起有过某种荣光。那些存进账户里的钱，并没有好端端地躺在金库里，而是从一个暗黑的破口，一去不回头地流向远方的深渊。当时只有大人们知道破口的存在，但那也仅仅保全了我和弟弟“不知情”的事实而已，伴随破口而来的焦虑，其实一直蔓延在全家共存的空气里。穷是一种困顿，“觉得穷”是另外一种。

我有一个音乐盒，是仿真古董钢琴的形状，只是琴身破了一个洞，发条也不肯自转，要耐着性子扭才能听完一首舒曼的《梦幻曲》，大概就是因为故障，才会不知被哪个亲戚遗落在老家，变成我少有的玩具。家里种水果的小如上门来玩的时候，对我说非常羡慕我家这样有钱，能有如此精美的东西。她声音里的酸意我很熟悉，一时间不知道如何解释，那个音乐盒虽然是我的，但其实不是我的。在比自己匮乏的人面前，不能说自己的匮乏，很显然她的不满足比我更多，她的家人可能比我的家人更辛苦。

每年中秋节前后，一定有同学带着彩色塑胶须来献宝，那些是本来塞在盒子里面垫月饼的，放进塑胶铅笔盒底层，铅笔垫在上面看起来变得很梦幻，打开来还有淡淡的香味。只要能够在那几天拿得出彩须，就是班上的上流社会，要是有人将整个月饼空盒带来，就变成最威风的大富豪，很多同学会好声好气地拜托他分一撮须须给自己，像我。我试过分头向妈妈和阿嬷要求买一小盒月饼回家过中秋，两个女人居然套好招似的，给我同一个答案：“无采钱”。

四年级的时候，班上转来一个新同学小奇，她的爸爸被调来附近的糖厂工作，全家一起从城里搬过来。她的制服永远白净，每天带齐手帕卫生纸，他们住在糖厂的宿舍里，进门要脱鞋，小奇的妈妈不用上班，和她一样只会说“国语”，讲话很温柔，我去玩的时候，会像《樱桃小丸子》里面的小玉妈妈那样，打开冰箱倒饮料给我喝。小奇家的窗帘也是旧的，家具很简朴，只有一台电视，而且比我家的小。我怎么看都觉得小奇家似乎并不比我家富裕，但是她从来不像我，会羡慕班长常常有新的发圈，关心哪个同学新买了自动铅笔盒。在她面前我常常自惭形秽，懊悔自己的穷酸相，却又情不自禁地想要亲近她，到她家玩。

我很久很久以后的这几年才明白，小奇吸引我的原因，是她不觉得自己穷。不觉得穷，才能有生活的余裕。我在乡下过了那么多年，直到她转来，才见识到有这样和我们不同的人。当然，这和当时的政经背景有关，从容安心的父母，比较容易生养出从容安心的孩子。

觉得穷的人，因为知道自己有缺，对于身边的一切，往往不太计较差那么一点，只想要什么都能便宜一些，最终让自己也便宜起来。多放几本书就塌陷的三合板书柜，廉价却成分可疑的食物，铁皮搭建的住家，除了稳定薄薪以外乏善可陈的工作，咬着牙才能继续下去的婚姻，衰到别人还好没有衰到自己的政府疏失，缺漏太普遍，于是变成寻常，理智薄弱的话，甚至会觉得过着安生日子用稳当东西的人，看来奢侈得叫人憎怨。为了怕更穷，所以紧抱着骨子里的穷，且战且走地应付日子，像窗户上面用铁丝挂着的花布，把一切明亮映射成各种色阶的红，一张眼就觉得困顿，却看不见是为什么。

忽然领悟自己和身边许多人，原来都活得像那片花布窗帘的时候，曾经难免心酸愤慨，怪当局怪家怪自己，但是想想小奇，又觉得菩提本无树，费一点时间，扯下花布，装一套认真的窗帘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