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顺是国会的保洁员。通过劳务公司派遣工作十几年后，终于在2017年1月1日被国会直接聘用。

工作结束，四肢重如千斤，还要拖着沉重的身体乘地铁、换公交，再走一段陡峭的上坡路。40多分钟的回家路总是让人疲惫不堪。那天，明明多提了个沉重的行李，却一点儿也不感觉累。真顺提着装有菜籽油的纸袋，从右手换到左手，再换到右手，一直笑呵呵的。礼物当中还有国会事务总长的信，“虽然迟了，但是我们终于成了一家人。再次祝贺您，我也会尽力为您提供帮助”。这是她第一次收到节日福利和奖金，还涨了工资。

金融危机时期，真顺的丈夫被迫提前退休。他用退休金开了家炸鸡店，生意却不好。这样下去恐怕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了，于是真顺站了出来。她去餐厅打工，卖保健食品和化妆品，也去别人家帮忙照顾孩子。这些都是打零工。对于没有资历、也没有技术的家庭主妇来说，没有既轻松又长久稳定的工作。后来，经过卖化妆品的老同事的介绍，她进入了国会。

从早上6点到下午4点，擦洗打扫、整理、倒垃圾桶，工作都在意料之中，然而劳动强度超出想象。每到监察期间和年底，常委办公室所在的本部就有很多外人出入，三层总会议室经常挤满前来游学的学生。倒完一个垃圾桶，再倒第二个，回来时第一个又满了。手忙脚乱地穿梭于卫生间的各个隔间清扫垃圾，打扫周边卫生，再清扫，再整理。即便这样，还是不断有人抗议，没有卫生纸了，马桶堵了，水溢出来了。

真顺工作的十多年里，换过三次劳务公司。有一次公司倒闭，离职者差点儿没拿到离职金。还有的公司不提供工作服，或者不及时补充清洁用品。保洁员们只好自己掏钱购买清洁用品，破旧的衣服一穿就是好几年。

真顺资历较高，于是站出来抗议，却被安排整个夏天打扫外墙。每天站在烈日下擦墙，晒得头晕目眩。凡是给人留下不好印象的员工都被安排做苦力，轻松的活都分给上司亲近的人，于是职员内部开始分裂，出现了不同的派别。打招呼不回应，有通知也不转达，甚至不愿和她一起吃饭。虽然知道是劳务公司故意造成的局面，但是为了下次签约时不再遭到排斥，她什么都没有说，反而和照顾自己的同事们保持距离。

“和我走近了，你们也会受牵连，不要理我。”

傍晚结束工作后，真顺偷偷和同事在地铁站见面聊天，眼泪夺眶而出。

她没有要求成为公务员，也没有要求涨工资，只是想得到人性化的待遇。真顺和同事们把直接雇佣促成声明书发给全体议员，却遭到执政党的反对。一名议员说，如果保洁员成为非签约职工，那么三项劳动权利就得到了保障，如果动不动就罢工，到时候如何管理？这是议员在运营委员会议上说的话，真顺通过国会视频看到了这个场面。

年初工作会、座谈会、年终庆典之类的活动，她一个不落地参加，让大家了解保洁员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她敲开市民团体、国会议员聚会、劳动组合的大门。起先她也不自信，人家愿意和我们见面吗，会听我们说吗？最后她选择了勇敢面对，请求帮忙和协助。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几位临时工姐姐没能得到续约。年纪较大的姐姐们以6个月为单位和劳务公司签约，公司方面突然拒绝续约。她们多次向劳务公司抗议，说续约是约定好的，不要剥夺健康诚实的职员的工作机会，结果也无济于事。那天接到明天开始不要来上班的最后通牒，狭窄的休息室里充满了姐姐们的叹息和啜泣声。真顺感觉这种事很快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都站起来！姐姐们，我们就这样坐以待毙吗？”

她们从附近的办公室借来纸和笔。“遵守续约协议！”“我们还可以工作！”“我们工作20年了！”她们急匆匆地写了手牌，连语法都有错误，然后站到事务总长办公室门前。这样下去我也会被炒鱿鱼的，真顺举着手牌的手在颤抖。事务总长处理完外面的事情回来，看到这样的场面吓了一跳，先让真顺和同事们进了办公室。这是她们第一次因为清扫之外的事情进入事务总长办公室，也是第一次在那里喝到咖啡，第一次和事务总长说那么多话。最后，事务总长充当仲裁者，说服劳务公司和姐姐们续约。

表决新年预算草案那天，真顺已经下班回家了，可是所有心思都还留在国会。因为她听说保洁员工资不再是“管理劳务费”，而是升级为“直接雇佣预算”的消息。会议时间延长了，保洁员工资几乎是最后的表决项目。她焦急地等待国会的通过，等着等着睡着了，醒来，又睡着。正在这时，真顺的手机响了。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4点，她收到了预算草案通过的群发消息。从那以后，保洁员不需要经过劳务公司，可以直接被国会雇佣。

真顺一骨碌从床上站起来，连声欢呼，抱着被她吵醒的丈夫哭了很久。丈夫拍打着她的后背说“辛苦了，很棒，我为你骄傲”。

新的工作服上印有国会标志，没有了出入证，取而代之的是工作证。以前在所属单位栏填写劳务公司的名称，现在直接写国会。如果有需要传达的事项，首先会在事务处和管理服务科询问意见，商议之后再发公告。中间不用劳务公司经手，沟通更加顺畅。可以在同一空间面对面交流，做决定，她相信工作环境也会变得更好。以前值班结束后累得浑身都难受，现在总部值班人员从一个人增加到了两个人。

劳务公司的中间利润分配给了劳动者，还有了福利卡和节日奖金等福利。年初有位同事的母亲去世，真顺去参加葬礼，看到一次性碗、盘子、杯子上面印着国会的标志。葬礼用品都由国会资助。她无意中听到吊唁客人说，看来这家有人在国会工作，心里感到莫名的满足。同事流着泪说：

“妈妈总是内疚，说她没把我教好，让我做这么辛苦的工作。其实不是的，我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很自豪。我对母亲尽了最后的孝道。”

每到休息时间，真顺就和同事们去地下的咖啡厅。从前总觉得咖啡厅不是身穿保洁工作服的人出入的地方，十年来去咖啡厅的次数屈指可数。去办公室打扫卫生的时候，在内部食堂吃饭的时候，她都开始主动打招呼。以前真顺总是担心自己和别人打招呼，对方会不高兴，感觉抬不起头，现在终于觉得这是“我的工作单位”了。

“身体健康！”

“我们一定要健康！”

最近，同事们见面打招呼都说：“身体健康。”“这么开心，一定不要生病，要一起工作到很久很久。”同事们经常这样说。

情况的确比从前好了，真顺却不想满足现状。她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工作，没有谁更辛苦，或者谁比别人少辛苦。像需要照看孙子、丈夫生病这样的紧急情况，如果可以稍晚上班或稍早下班就好了。最重要的是，希望工作可以更长久。她还会像从前那样不轻言放弃，继续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