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相亲

一个孩子从不吃饭而长大是桩奇怪的事；一个人不经男女而成熟，也是一桩奇怪的事。

一九八二年底，我轰的一声提干了。一九八三年春，二十五岁的我，窃喜骄傲着回家去相对象了。因为提干再也不是士兵着，再也不打算回到那个村庄与父老风雨同舟、共赴春秋了，于是有一种逆子感。有一种自己是土地的不肖子孙那感觉。因此不愿对人说我在军队已是军官了。不愿在村街上公然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就那么怀揣着捡了命运钱包那隐秘，回到家一一那个父母亲用他们毕生之心血，为我们兄弟姐妹盖起的瓦房小院内，兴奋并愉悦，却又故意在饭时诉说一些在部队的不易和辛劳。到饭后，在十五瓦灯泡的光耀下，一家人商量了明天就要如期而至的相亲与郑重，分工了姐姐明天一早要把屋里屋外扫一遍，母亲一早要买菜和打肉，中午给我的对象做肉丝捞面条。而父亲——母亲分给他的任务是，太阳出来村庄暖和了，他就躲到我家房后小院的日光下，勿动弹，晒暖儿，甭让我的对象看见他是一个病瘠人，一动身子就咳咳咳，吐痰常常会一连不绝大半天。

父亲欣然应允了这分配，兴奋地说这顾虑他早就思想了。早就准备连科相对象时他就躲起来，不让人家姑娘发现他是常年有病的人。

如同一场必要赢下的战争样，虽然觉得为了自己的婚姻让父亲躲避有不安，但也只是想想便敷衍过去了。扭头看看父亲脸上少有的喜悦和红润，并没有真要阻止父亲躲避那想法。时间一滑就到了第二天，太阳一如往日地起将和照耀。地球也依旧匀速和平稳，就连门口和村头的树，也都是今天和昨天一样儿，昨天又和前天一样儿。时间成于时间又败于时间着。不过我们家，到底是不再一样了。我在几个月前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了。从豫东到豫西，火车汽车地朝夕兼程着，回村至家我要相看对象了。恋爱一炉火样暖着一隅人世、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我。青春的孤寒与冷凉，也许会因为这次相亲而豁然春暖着。春暖花开着。

委实是我人生史中的一个好日子。

姐姐把屋里屋外、桌上桌下打扫得能照出天阙和人影，使人间的伦理、道德和利害，变得清晰透亮、黑白分明了。

母亲买完肉、菜在灶房忙得手脚不够用，把我四婶的手脚也给借了来。

而父亲，早饭一过就躲到后院去。日光和收音机，是他生命的礼物和血脉，日日月月伴着他。

到了上午十点多，也许十一点，总之不到正午对象就来了。媒人是同村一个我应叫他叔的人，在另外一个乡里当干部，穿了一身灰色制式干部服。女的是我们镇上商业门市批发部的批发员，是父亲退休接班而成为“吃商品粮”的人——“有工作”这三个字不是指她有人生事情做。“工作”的要义是她是”国家的人”，而非田野上的耕种者，户籍属于城镇户口那一种，吃饭供给为国有“商品粮”。我们是基于这样“门当户对”的。彼此在人生的前程上，中途都站在了同一平台或者同一命运中转站。不仅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我这同村叔叔是文学爱好者，读了很多书，在我家乡洛阳的《牡丹》杂志上发过诗。而他介绍给我的对象也是文学爱好者，也在《牡丹》上发过诗。

我们三个都是乡村文学家。

“志同道合，有共同语言。”同村叔叔这样告慰我。记得他们到来时，有孩子跑进我们家，大叫着“来了！来了！”后，被母亲和姐姐把他们赶走了。赶走后果真就来了。叔叔行前，姑娘走后，在母亲和姐姐的盛迎下，毫无拘谨地跨过我家大门槛，还边走边和叔叔讨论着一桩镇上的事。然后是进屋、坐下，端着母亲很快煮好的荷包蛋，用筷子搅着沉在碗底的白砂糖，还把她的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晃动着。这一连串的悠闲和动作，很像我家接待过的下乡驻队干部到农民家里吃“派饭”，当时让一直伴在边旁的我，有些哑然和不解，觉得人家不是来相亲，不是准备揭开一场神秘、温馨而又轰轰烈烈的恋爱史，而是临幸我家视察或调研，至于相亲恋爱那桩儿事，文件上没有写，她的上级也没有交代她领办，于是就和她没有关系了。

事情就这样，我客人、仆人样站在屋子里，直到叔叔发现我一直是站着，才“你坐呀”一声让我坐下来。一场人生的恋爱也就这么开始了，宛若大幕拉开后，出场的我是一段木头人。而对方，不是唱戏的演员而是指挥木偶的牵线人。太阳是种金黄色。我内心是种淡水色。门外的泡桐、榆树都已开了花，郁香味在我家院里无度地挥霍和飘洒。鸡和鸭并不妨碍我的相亲与恋爱，可它们还是被母亲和姐姐赶到哪儿了。且在这个节点上，姐姐和母亲，也都出门了，把偌大的院子、时间、房屋、寂静一整儿地都给了叔叔和我和对象。能听到院落外村街上走动着的脚步声。能听到被虫蛀的泡桐花，凌空飘落摔在地上的砰啪声。

母亲给姑娘和叔叔的碗里各盛了四个荷包蛋，给我盛了两个荷包蛋。十个鸡蛋祭品一样祭奠着我的相亲恋爱史。记不得叔叔是否吃完了那一碗荷包蛋，但我把那两个吃完后，对象吃了一个就把碗推在桌子上，说她不太爱闻土鸡蛋里的土腥味。然后我和叔叔就端着半空的碗，出屋朝大门口的灶房送。到灶房叔叔对我说：“你看人家多大方,你是军官你也大方些。”之后我们重又返回屋子里，叔叔推说有事出去了，就把我和她留在了一场命运的遭际里。

恋爱开始了。

我的心跳得像锤子敲在石板上；像雷鸣击在田野上。

她那双深藏在浓密睫毛下闪闪发亮的灰色眼睛，友好而关注地盯着他的脸，仿佛在辨认他似的，接着又立刻转向走近来的人群，仿佛在找寻什么人。在这短促的一瞥中，伏伦斯基发现她脸上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从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笑盈盈的樱唇中掠过，仿佛她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不由自主地忽而从眼睛的闪光里，忽而从微笑中透露出来。她故意收起眼睛里的光辉，但它违反她的意志，又在她那隐隐约约的笑意中闪烁着。

这是安娜第一次在见到伏伦斯基时，托尔斯泰写出来的话。

不可避免，苦杏仁的气味总是让他想起爱情受阻后的命运。

这是《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开篇和一场久远爱情的开门声。一切就这样原初着。

一切也就这样结束了。

阳光在院里如绸子落在水里样。鸡鸭不在了，麻雀替代了它们的宠爱从院里跳到屋子里，公然在我们面前觅食吃。墙上几十年如一日地贴着毛主席的像。像下几十年如一日地摆着我奶奶的遗像和爷爷褪了色的黄牌位。家具无声，麻雀却有言。墙壁和墙壁上糊的旧报纸，还有头顶用木板架在空中放粮食的杂物棚，都在昭示着乡村的历史、现实和对人生的浪漫之想象。她总是跷着二郎腿。可我不喜她第一次见面就跷二郎腿。

我们那时在沉默中说了这样几句话：

“你家的麻雀真胆大。”她有感而发道。

我笑笑：“你在《牡丹》上发过诗？”

她很骄傲地瞟了我一眼。

“我发过几个短篇和一个独幕剧。”我貌似随意地对她说，“都在省刊和武汉军区的刊物上。”

“那有什么了不起！”她大声说了这句后，再次看看我，又开始在半空晃着她的脚尖儿。我觉得她的跷腿和晃脚，把所有的时间占满T,把空间占满了，没有留给我任何可说话的闲空和余地。时间和空间，如是她的私产一样和我没关系。就这么默默沉沉到最后，是无言说了提醒她的话，她见我总看她的二郎腿，才悄然止了晃着的腿，把这条腿从另外一条腿上取下来，用盯视的目光看着我。

“我家穷得很。”我这样对她说。

她把目光收回去：“我知道。”

“我父亲有病你没听说吧？”

“听说了。”她又庄严正经地瞟瞟我，突然问了别的事，“部队还会打仗吗？”

“不知道。”我把目光扫到另外某个地方去。

然后无话了。母亲、姐姐和媒人都从门外走回来，要给一对恋人烧饭吃。中午吃了肉捞面。第一、第二碗，端给我的对象和媒人叔。第三碗，端给一直在后院躲避着的我父亲。父亲在春暖中披着老棉袄，脚边放着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放豫剧《朝阳沟》。他在听着戏，吃着对象没有吃完的荷包蛋，见了我笑着问我道：“咋样儿？”我朝着父亲摇了头。“为啥呢？”父亲惊着问。我犹豫一会儿：“她一到家坐下就不停地跷着她的二郎腿。”

父亲想了一会儿：“那是大方一一公家的人。”

“是瞧不起咱们家。”我很直白地肯定道。

父亲又想了一会儿：“结了婚咱们分开过，你对她说我不连累你们过日子。”

我想了一会儿如想了一年样：“再说吧。”这是我对父亲说的话,也是对我人生爱情的犹豫和规划。几天后，我离家又回部队了。那时部队一般请假都是包含路途不超一星期。回部队后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半月后她回我一封信。之后我又给她写了第二封，二十来天后，她又回我第二封。接着我又给她写了第三封，说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关系不合适，我们就到此打住吧。人生总是有很多不得不在中途打住的事。她接到信后便紧赶紧地给我回信说：“我没说不行是你先说的，这儿我要谢谢你！”

一场恋爱也就这样轰然开始、淡淡结束了。来得快，去得快，颇像田野上偶然吹来的一股风。最后要说的两件事情是，我一直说不上来她长得好不好，一米六几的个，似乎皮肤有些黑，可那更为油黑的头发反让她的皮肤润黑而动人，深藏着一股田野的力量和田野的美。另外的一件事情是，那时的绿皮老火车，从我服役的河南商丘到豫西洛阳城，很奇怪去时需要六个多小时，返回也是六个多小时。

人生来回的时间原来是相等的。

恋爱如盛开在那个季节中的泡桐花，美得宛若一场尴尬而壮观的笑。

又一次相亲

当历史溯回至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南线的战热，曾经在全国掀起了青年男女对军人、英雄的崇拜潮，其让人后味的景况是，当战温被时间风凉后，军队的军官和士兵，找对象成了人道的困惑和疑难。军营成了大龄青年的集中营，因此军官和士兵，父母生病并不一定能请准假，但大龄者说要回家相对象，组织上十有八九会应准。我是以相对象的名义请假回家帮助父母收麦子，可也确实在收麦的时候又相了对象了。农历六月的骄阳烤在头顶上，人能嗅到头发烧焦了的苦潮味，且你在头上抓一把，隐约有一手窝的头发灰。打麦场、将午时，远远近近都是烈日的毒辣和模糊。这一天，我和父亲在麦场上扬麦时，麦场不远处的大堤上，突然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有个人下车站在大堤上，大唤着我的名字朝我招着手，切急如他或我的生命里生发了一件大事情。

我和父亲都，惊愕地呆在麦场上。

—“快点呀！快点呀！”

看清了，那唤的是我家亲戚吉伯伯。吉伯伯甚至唤着还在天空下面跺着脚，这样我就慌忙丢下手中的扬场锹，快步朝百米外的大堤跑过去。见了吉伯伯，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快上车！”就推着我把我塞到了吉普车的后座上。

车便喘着粗气扬长而去了。

丢掉父亲、麦场、村庄和街道，我裹带着炎热、沉闷和臭汗，窝在陈旧老车里猜测着命运里的新事情。而坐在前排那个为我命运开路的人，当年是我们县商业局局长的吉伯伯，用局长的沉默把氛围凝塑为仿佛我们要赶赴刑场样。在车上，他始终不说一句话，我也始终不敢多问一句啥，直到吉普车开出几里后，一直坐在前排的他，才扭头说我父亲为我的婚姻操碎了心，托人传话告诉他，担心我这辈子找不到对象打光棍。说现在一切问题都天好地好了。说在洛阳百货楼上班的一个姑娘非常愿意嫁给我，眼下只看我同意不同意。并在车上很神秘地交代道，我们今天去洛阳相对象，姑娘并不知道我们去，到百货楼门口他会把正上班的姑娘指给我，如果我相中看上了，他再去告诉姑娘说我同意，然后我再和姑娘真正见面、聊天、谈恋爱。说若我公然见了姑娘又不同意，那会伤了人家姑娘的心。

原来有姑娘没有见我就同意嫁我了。

且这姑娘不仅不是乡村的，不是镇上、县城的，还是我心中的首都洛阳的。那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慌忙低头看了一下我的脚一我的脚上是在打麦场上穿脱两便的旧拖鞋。人怎么能穿一双又脏又旧的拖鞋去相对象、去谈恋爱呢。我本能地用我的脚趾和拖鞋在车厢地上拱着和抠着，羞愧得仿佛姑娘正在盯着我的脚趾看。而我那身为一局之长的吉伯伯，这时发现我的头上还顶着很多麦秸花，脸上有一层麦场上的灰：“你这样多不尊重人家呀，得去哪儿找水洗把脸。”他说着，又一直让吉普车在乡村通往城市的路上奔驰着。这就又走了几十里，到龙门山下边，发现路边有机井抽水在浇地，便停车让我在路边洗了脸，洗了乡村的尘土与疲惫，也洗了脖颈、头发和状态，然后我们爽爽朗朗、光光辉辉地朝着世界的中心——洛阳奔去了。

洛阳离我家那时是六十公里。当车驶入市区时，我的心跳加速了，于是我常想，爱的程度一定和心跳成正比。当有人问我什么叫作爱情时，我会回答所谓爱，就是为了异性止不住的心跳吧。宽敞的马路，穿梭的公交，来往的人流和林立的楼——于连第一次从郊野到巴黎，看到的是不是也是这景象？均匀竖在路边的电线杆，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的姑娘们，过马路拉手一队的小学生。一座城市的文明在向我招着手。我当即就决定，既然那个在百货楼上班的姑娘没有见我就答应嫁给我，那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何乐而不为！只要她不傻、不痴、不残缺，我都将顺应这门婚姻和人生之安排；都将同意与她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白头偕老至残年风烛、岁月枯尽。年龄多大？大点小点都可以。个头多高？高些矮些又能成为什么问题呢。文化程度呢？你自己不也是高中没有毕业嘛。说到长相去，即便她长得不太好，那又能不好到哪里呢？在一段相当长的时代河道上，一个城市的百货楼，势必为一个城市的繁华之中心。是一个城市最热闹的心脏和广场。是人海中最该讲究的城市的脸。人来人往，四季稠密，如此，那儿的售货员长得不好她能不好到天上地下吗？没有什么可以挑拣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唯一令人不满意的景况是，六十公里很快就到了，可进城后的几里路，却漫长得如从北京到了南京、东京样，让人感叹路的无尽和风景之遥远。

不过几里也终归是几里。

吉普车突然停在了一栋高楼下的街角处。吉伯伯下车看了看他手腕上的表，说时间刚刚好，仿若果熟的季节恰巧吻着秋天般。站在路牙上，他替我拉拉衣服、整整乱头发，神秘地说他到前面大楼的门口朝我指指那姑娘，然后他会像顾客一样去百货楼里转一转。经过很像当时电影中地下党的接头样，掌握了秘密暗号后，我们朝百货大楼的门口走过去。非常庆幸我的心没有从嗓子眼里跳出来，如一只兔子庆幸自己把冬暖当作春天后，又终于没有一跃而入冰天雪地里。忘记她是在百货大楼的一楼售卖布匹还是衣服了。在我看，布匹和衣服本是同门之族亲，分不清彼此是很正常的事，何况我又不是真的失忆而忘记，而是因为过度兴奋和紧张，压根就没看清（没顾上）她的背景和衬托。

一朵正红的花朵盛开时，有没有绿叶不重要。

实说吧，她太漂亮了，把我惊呆在了一个城市的人流里。顺着吉伯伯的手指望过去，我一眼就把她给认准了。不高不矮，肌肤微黑（又是微黑，是天意的安排吧），将果熟似的脸和正忙着为顾客算账闪动的眼一一好像我在哪儿见过她。某种突如其来的熟悉和认定，使我相信姻缘前定的神秘性。我决定要和她恋爱了。要和她结婚生子了。要和她人生共难、赴汤踏火至恩爱尽头的那一端。

吉伯伯用手指着她的暗示大约用了一秒钟，可我不到一秒就决定要和她结婚了。“看见没？”他这样悄声问着我。我异常肯定地朝他点着头。“是那个穿天蓝色衣服的，可不是穿灰黑衣服那姑娘。”当他再次这样向我确认那个姑娘时，我觉得他的确认和解释，多余得如仲春至来路边绿出来的草。接着他又趴在我的耳朵上，千嘱万托交代道，婚姻是人山高海大的事，就是当皇帝的事情也没有人的婚姻事情大。说千万千万要考虑好，同意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万万不可因为她先同意了，你就矜持随风同意了。

说完伯伯顾客一样朝着百货楼里的人流走，把我留在门口慎度思忖着。而当他汇入人流那一刻，我又一次极度专注地打量、揣度了对方的形象、衣着和忙碌，确认了自己愿意和她相处、结婚是无可挑剔的正确选择后，我无意间发现那姑娘也在朝我看，便慌忙从百货楼门口的人流退到大楼门外了。

天蓝得很，如我的内心一样开阔和明透。

人生和世界是如此地美。我忽然对父母把我送到这个世界汪洋着

一种感激心。

过了一会儿会儿豆粒般的时间里，吉伯伯满面红光地从百货楼里出来了。我们站在洛阳最中心的中州中路的大街上，以天地树木为据证，确认了我人生乃至是那时及我全家命运最为郑重、盛大的一桩事。

“同意吗？”他问我。

我朝他很肯定地点了头。

“同意不同意你得说出来。”他又笑着逼着我。

我也笑着喃喃道：“我同意。”

“这就好——那我去她家告诉她爸妈，并顺带把你们结婚的日子了定下来。”

又一场的恋爱也就这样偶然贸然地再次拉开帷幕了，宛若太阳出来必有光，春天到来时，山野悬崖的背阴处，也会有鲜花挂在崖头上。吉伯伯和吉普车再又走掉了。他让我在百货楼的门前站着不要动，他很快就会“带着结婚的日子”走回来。我们到百货楼的时间正好是午时一点钟，相对象大约用了八分钟，而从他离开到他返回来,用时大约三个来小时。在这三个小时里，饥饿风暴一样袭扰着我。非常想去对面的饭店吃顿饭，可我身上没带一分钱。就那么坐在洛阳中州中路的路边上，被遗弃的一个孩子般，望着天上的云，地上的人,想等伯伯回来后，第一件事情是要到饭店去吃一碗面。可到下午四点多，待那辆吉普哼哼咔咔地停在我面前，从车上下来的伯伯的脸色是绿的，仿佛谁在他的脸上掴了一耳光。他竖在路边看看百货楼，看看身边卖面的饭铺和人流，犹豫一下对我说：“回家吧，到家里再说具体事。”

我们上车了。

我们回家了。

两个多小时，吉普车又把我送到了我们家的麦场边。落日的余晖那时红如火烬着。伯伯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不过回来的路上他还是和我说了一句话：“这件事情以后不提了。”待我在麦场边的大堤路上下车后，他看我父亲在麦场收麦子，便朝我父亲扬扬手，对我说他实在忙得很，会议多得每天流汗也开不完，就不往家里去坐了。并让我告诉父亲说，不用忧愁我找对象的事，提干了，当上军官了，哪还愁找不到一”对象啊。

一九八九年还是一九九0年，那时我不仅结了婚，孩子都已四五岁，而且正在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里读着书。那年春节我们一家人回到老家过年去，在初二走亲戚的日子里，早已退休的吉伯伯，提着礼篮到我家里来，笑着说我在洛阳百货楼见的那姑娘，在《洛阳日报》上读到一整版的《洛阳地区出才子》的文章介绍我，还登着我的彩色大照片，那姑娘就专门找到他家质问他，为什么给她介绍对象时，没说我会写作和爱写作。“她和她家都后悔了。让她们后悔才好哪！”伯伯这样说着笑着望着我，直到这时我才明白，那姑娘的母亲是吉伯伯妻子的妹妹或姐姐，他们两家是“一条船”。而我第一眼见

了颇感熟悉那姑娘，原来长得像吉伯伯家的大女儿。

明白这些后，我对伯伯很尴尬地笑了笑。

世界上的许多事，收场之后尴尬地笑笑也是一种美。

（聊言之一）

信马由缰的闲话是可以叫作聊言的。

现在让回忆踮着脚尖在身后追着自己找对象的过往与经历，“缘分”两个字，就界碑一样竖在了自己的人生路口上。可当你有一天,重新回到那个路口手扶界碑去寻找方向时，又发现什么缘分哦，纯粹是偶然。当佛把偶然、无定的联系与分离称为缘分时，也正是对偶然、无定不可解地逃离、回避才使用“缘分”一说来遮蔽、模糊这种不可解。

其实，所有的命运都是偶然决定的。

偶然与偶然相遇的结果才是必然吧。

如果那次相对象，她不跷二郎腿，她和我的命运会是什么样？这么短暂、微小的一桩事，却影响着这么长远、重大的人生与命运，仔细想想这也太可怕了吧，宛若为了一只蚂蚁的行进，一列火车就刹车改变了方向样。

如果吉伯伯是个爱说话的人，什么事都要说透弄个清楚和明白，我和洛阳百货楼那个姑娘会是一家吗？

人们所有的活着、行走与努力，都不是在偶然中去寻找必然的，而是为了在必然中去相遇偶然的。当相信偶然决定必然、并是决定人生与命运的关键之键后，那么许多事情我们都可以释然了，放下了，去坦然面对了。哪怕一抬脚，走错了门扉进了监狱里，你也会在心里幡然醒悟地对自己悄悄说——

哦，这也就是人生啊！

第一次相亲

1

原来人的命运是被偶然决定的。

原来我们都是为了相遇属于自己的偶然才努力活着的。

不知道我是哪一天遇到了一个什么偶然就突然决定这辈子要离开土地到城市去，决计要把一个农民的身份抛下，把自己变成一个城里人。也许是父亲在奋力举镐刨地那一刻；也许是母亲在面对生活悠长叹息的那一瞬。也还许，是在我放学的路上，看见公社的干部手提水瓶、哼着小调，用条匙敲着瓷碗去公社食堂排队吃饭的某一时。总之说，似乎是在我刚刚懂事时，我就决定自己这辈子一定要逃离土地到城里去。

要誓死做个城里人！

在“表现狡慧——出人头地——嫁娶入城”这三部曲的农村青年奋斗史诗里，我没有一步、一部的超越和漏落。在军营为了得到荣光与表扬，曾经把连队早上打扫卫生的扫帚、铁锹藏在被窝里，目的是在第二天早上起床号没有吹响前，可以独自在军营里扫地和除灰。可以在周末种菜时，和别的士兵一道卷起裤腿，跳到厕所的大便池子内，用双手去铲刮凝结在便池底部的大小便。也还可以为了见报和立功，在“七一”和“八一”还未到来的前一个月，就把歌颂党和军队的诗歌与散文诗，早早地写好寄到报社去，等待“七一”“八一”到来那一天，诗文刚好登出来。

曾经不断给班长端去洗脚水，给排长和连长洗衣服。

曾经在训练中因跳不过木马、翻不过大轮环的单杠而睡到半夜两点爬起床，独自在操场加班训练至天亮。

也还曾经完全不知为什么，在新兵连的射击比赛中，莫名地十发子弹打了一百环。第二天，代表全团的新兵到师部去比赛，十发子弹卧姿一百米，又妥妥打出了九十八环的高分来，把团长高兴得一直拿手去我的脑壳上拍，仿佛他不经意就抓到了一个彩蛋般。不断的表扬和嘉奖，嘉奖和立功，命运的大门在我面前洞开得四敞八亮着，仿佛人类所有的光，都集中照耀在我的前程上。然而间，一九七八年十月到军营刚过三个月，下年二月南线的战温高热起来了。因此间，在整整三年士兵的生涯里，我都是在惊恐和不安中度过的。直到一九八一年的一天里，上边基于大批在前线立功的士兵们，凯旋回到军营，多都从士兵荣升为军官后，连队往往四个排会有五到六个排长挤拥着。一个连长或指导员的椅子上，往往有两个屁股四只脚。而营团里的位职亦如此。于是军队从长远着实去计想，突然下文铿铿锵锵说，以后所有部队都不从士兵直接提干了。要提干必须是从军校毕业或在军校的文化大队培训过（相当于中专学历）。而考军校或到军校文化培训队的人，又必须是党员、班长或者副班长，年龄不得超过二十周岁，三者缺一都不得报考军校去。

如此地掐指一算计，自己虽然是班长和党员，可年龄在入伍时已逾越二十周岁的分水岭，于是内心反而坦荡实落了，宛若人在绝望后的放松感。

横竖不能提干了，也就不屑于理想思想了。

世无狼心，羊就可以逍遥在天空之下了。

要求退伍，精算未来——已经是党的一分子，村支书有意让自己回去接班当村长，进而荣升为一个村委会的一号人物村支书。再说已有几篇小说由手写变为铅字了，如果神能光顾我一眼，到县文化馆、图书馆做个“有工作”的人，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也就决计回家了。任营里、团里怎样以人才的名誉谈话和挽留，都是一只兔子必须要从春窝搬入秋巢或者冬窟里的事。

一九八一年的冬，和任何时间的冬天相似着。辽阔的豫东平原上，云卷云舒，落叶无尽。人生的沉默在商丘市的大街上，用脚步说着“再见！”“再见！”的感伤和别语。一百二十几元的退伍费，两个月一百三十几斤的全国流动粮票都已装入我的口袋了。给父亲、母亲各买了一套衣服和礼品，给哥嫂、姐姐也都买了礼物并有小糖和糕点，还有回去见人必敬的过滤嘴香烟和为人点烟的打火机。专门接送退伍军人的绿皮老火车，我入伍时它停在商丘火车站，走时它还停在那个火车站，仿佛三年来，它把我们送到这个平原上的军营里，而它在这三年都没走，一直停在那儿等着我和别的乡村青年回到土地上。

欢送的鞭炮和锣鼓，在极度简陋的站台上喧嚣烦闹着，一如在人的内心悲凉时，用旷野篝火来安慰心灵样。几乎所有退伍的士兵都在哭。几乎所有来送行的军人都在站台上招手笑着擦眼泪。我不知为何没有伤悲也无什么喜悦和激动。没有向谁招手告别也无意向谁去拥抱。听见有一对战友告别时，彼此含着眼泪说：“下年还不能入党和提干，你就走了吧。”而那另一个，在车窗下的回答把我的灵魂都震得发抖了——“我等着去打仗。踏上前线就是死了也心甘。”

在一节车厢的门口上，另外一队战友告别时，则说了另外一番喜人的话：“回去写信啊——别告诉我对象我连班长都不是。”而那登上车厢的，回身招着手：“我真和她结婚了，会给你寄烟寄喜糖——”唤叫声把整个站台、天空都给暖热了。人心好得很。人心也嘈杂糟得很。一世界都是人类的善爱、悲伤、情怀和猫与老鼠的计虑和推算。我提着、扛着行李夹在队伍中，登上了火车偏后的一节车厢内。茫然如整个天空和豫东平原都空无一物搁在我心里。不知为何又忽然意识到，我当兵的目的是要逃离土地进城去，是想在城里娶妻生子安家的，是决然不要再如父母样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地手脚和土在一起。可现在，三年的奋斗和担忧，到头来却又要回到那个村落里。回到那块土地上。如同落叶归落叶，草还归草地，而牛马，必然重新回到它的车辕和耕地上。

落了泪。

这为命运伤感的泪，混淆了人们伤别的愁绪和温情。冬暖的太阳在天空冬暖着。吵闹的喧嚣伴着吵闹喧嚣着。不知道那时的时间是比先前脚步快了些，还是比先前慢了些。而我是恨不得火车在一瞬间里就开走。一走了之的心情有诀别的毅然在里边，可那火车却又死死地僵在铁轨上。为了离开这烦泼和伤愁，我把背包、行李摆上堆积如山的行李架，独自坐在车厢一角望着哪儿，让告别的时间缠绵成团儿,由我的双脚将它踢到别处去，扯成坚韧柔长的细线把别人和别人牵在一块儿。

我就那么木呆在车厢里的一角上。

有人用很奇怪的目光打量我。也有战友过来安慰说：“你都入党了，还这么伤感干什么！”

一片军装没有艳红的领章帽徽时，原来是那么地庸俗和难看，仿佛绿旺的果树沦为干野荆般。而如我样脱了军装又买了别色衣服的，蓝的、黑的和正灰色，则没有一人是穿在身上可身恰好着。

我就那么看着这节车厢里的乱，听着车厢外的鞭炮和锣鼓声，及来自宣传车上大喇叭音乐的雄壮和悲凉。

火车应该快到启程的时间了。广播里在广播让送行的军人、战友赶快离开车厢到站台上。人生的驿站将要从这个狼烟滚滚的烽火台，到下一处寂寥或者安好的驿站上。我隔窗盯着站台上到处都是再见的招手和张开大唤着什么圆洞洞的嘴。凌乱来往的脚步如同集市上毫无规范纪律的脚。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凌乱又忽然齐整得朝向两边退过去。站台上迅速打开了一条宽阔的路。原来是团长崭新的专座吉普车，从站台的西端朝着东端急急开来了。接着那吉普似乎走过了头，突然刹车停下来。团长从那吉普车上纵身跃落在站台上，大唤着什么返身朝回跑。

所有开着的车窗都挤满了人头朝外看。之后又有人扭头在车厢里把目光落在我身上。不等人们把事情弄出个所以然，我和满车厢的人就都听见团长登上我们这节车厢大声地唤：

“——阎连科在哪儿？!”

“——阎连科在哪儿？!”

我慌忙从座位上弹起来。跟着高大的团长就从门口炮弹一样射到我面前。他迅疾地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而后切急切急地说了一句话：“你可以提干了一快提上行李跟我下车去！”

我茫然无措地立在那儿，仿佛没有听清团长说什么。

而团长，这时脸上露出粲然的笑，告诉我说（原）武汉军区战

士文工团在北京全军的汇报演出中，获得了集体第一名，作为奖励和对人才之重用，总政治部首长给武汉军区特批了一批提干之名额，要专门把这些战士演员、歌手和乐器演奏手，统一直接提干留在军营里。而在这一批特批的提干指标中，我因为创作的独幕话剧《二挂匾》，在演出中深得观众和首长之喜爱，还获得了什么节目奖，所以我作为创作之骨干，名字也进入了那个预提干部的名单里。团长是刚刚接到电话通知的，所以这时才赶在退伍的火车启程前，要把我和我的行李还有“退伍军人证”，一并收回到那座大平原上的军营去。

这是人生的一份最偶然、额外的幸运通知书。当时不光是我被亲爱的命运的重锤所击中，而整个车厢的退伍军人们，都被这来自天宇垂直降落的馅饼的重力给砸得头蒙了。整节车厢连一点声响都没有。所有的目光都聚在团长的脸上和我的命运上。而那时，我头脑中适时闪出的一句思考是：“天呀，前线还在打仗呀！”

而团长，见我蒙寂在他眼前不说话，看看手腕上的手表最后通牒道：“这样吧——要提干你现在就下车，不想提你就坐着火车回家去。”

“我能不能回家和我父母商量商量呢？”这是我那时说得最为适时、得体的一句话。

团长想了想：“准你回家一星期。七天内你从家里回来了，我就给你提干了。七天内你没有返回军营里，我就把这提干指标退到上边

军部去。”

事情就这样成了呢。

说有光就有了光。

说有水就有了水。

当人生搭上命运的顺风车，老旧的绿皮火车正变为“和谐号”的快车时，那轨道的左转和右行，掉头或前行，似乎和谁都没有网联了。这是多么危险的一桩事，我差一点就被命运把我从车上抛下去，只是在车要走到前几秒，上帝才想起文学与艺术，也是他给人类的一件灵魂物，他不能只管人们的活着与生存，还应该在不忙的时候过问一下人的灵魂物。

哪怕那东西有时是灵魂，有时只是依附灵魂的一坨肉。

感谢命运！

感谢哪怕它只是肉体活着的依附物——文学与创作！

2

事情就这样成了呢。

说有光就有了光。

退伍后重返部队提干并没有给家人带来惊喜和欢乐，反而带来了一夜的不安和沉默。因为那时从中越边境前线传来的枪炮声，还总是响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里，虽然我所在的部队没有上前线，但军人是战争的饥饿之食物，让每一个人都同感身受着。我是那天黄昏到的家，当向全家说了部队还让我回去提干后，一家人都不再为我的归来喜悦了。不光是战争，还有父亲的身体日渐之衰弱，哥哥在外工作,大姐、二姐都已嫁人，家里急需我回来劳作种地，照顾父母。可我一到家，却告诉父母说，部队还要我回到部队提干去，并且说反正要返回，我的背包就让团长带回留在军营了。

一床盖了三年的旧被子，要与不要无所谓，但那表明我想离家提干的态度了。于是家人饭后沉默着，为到底我返不返军营去提干，犹豫、纠结和矛盾。从黄昏一直延续到半夜，直到深夜十二点，哥哥半夜下班，从县城沿着一条小路在水边摸黑骑车走了三十里，赶到家里告诉父母说，连科爱写作，他回到家里这爱好连一点用处都没有，就是县文化馆里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又有什么关系能让他进入文化馆？

“让他走吧，家里多大的困难都有我。”哥哥的话最终把一家人的纠结开解了。都同意我逃离土地重返军营了。而为了解决家里种地无人手、父母需要照顾这实在中的实，常给父亲看病的医生出了一个好主意，说尽快给连科找个对象让他结个婚，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家里有人照顾了，他也可以回到部队提干了。

倒是两全其美的事——可我的人生之愿是离开土地要到城里安家呀！

倒也不失为一种开解人生套环之良方，毕竟我已过了二十三周岁，到了该找对象的年龄了，何况那时在乡村，二十二岁没有结婚就算大龄青年了。然而任谁都难以想象到，当找对象的事情被列入议事日程后，那快马加鞭之速度，要比中央文件的落实快到千万倍。说找对象是第二天上午间的事，到下午，医生就领着一个同村姑娘到了我家里。

阳光。小院。一家人的忐忑和喜悦。还有我不知所措的懦弱和沉默。我一生都没有预想过我的对象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没有想过人的恋爱的方式应该是怎样地开始和行进。甚至爱情的物形、斤两和她在人生中的精神含义与肉体之比配，或说世俗的爱和精神的爱，哪个更为重要或者不重要，这在我今天的思想里，都如人们无法说清春种的三月重要还是收获的秋天更重要。我是一个人生的路盲、色盲、语言盲，也还是人生两性中的爱情盲。在《失明症漫记》那部著作里，作家写到失明者中的女性被人强奸时，那女性愤怒地反省思考道：“最惧怕的倒不是遭受强暴……最糟糕的是我们有快感！m萨拉马戈是真的了解人，知道人。识人如同人知天象宇宙的不可测。

小院、阳光和那年冬天的寒冷与温暖。事情就这样到来了。世代中国婚姻中的媒人之角色，绝不简单是我们经常嘲笑的机巧、花言和

谎话所构成。中国千年不衰的婚姻史，和人口盈增的庞大与不息，其中的媒人是有着重大功绩的。

大约下午三四点，有一高一矮两个姑娘跟着媒人到了我们家。高的瘦一点，矮的微胖一点儿，她们都脸色通红地坐在我家上房里。过了一会儿，我被媒人叫着推到了东边厢房屋，之后那瘦的高点的，也被叫到了我家东房里。“你们说说话。”媒人这样说着就又出门去,并把屋门关上了。屋里窗子小，光亮并不好，就是白天也需要开着灯。在这个东厢小屋里，当兵前的多少年，我都住在这东屋靠南的小间内，床、桌和墙上糊的旧报纸，屋顶用芦苇结的方格子，方格上又用报纸铺的天棚顶，一切的熟悉都如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间小屋样。我是在这间小屋开始写作的。她坐的地方和椅子，就是我最早偷偷开始写作的地方和椅子。我坐在她对面几尺远的床沿上，我们彼此望望沉默着，都把头勾下不说一句话。那时我第一次体会到时间有重量，重起来每一秒都可以把人的头颅和尊严，压得如虫子活在石碑下边样。也就那么沉闷着，让时间压在屋里、压在我俩的头上和肩上，还有彼此的人生未来上。也许她在等着我说一句话，比如问她一句“同意不同意”。可我终于没有那样去问她。我也担心她会突然问我这样一句话。好在她也终于没有说出这句话。好在这沉默、沉闷只过了几分钟，她突然再次抬头看看我，起身朝屋外走去了。

她去灶房帮我母亲洗菜烧饭了。

在洗菜、烧饭的空闲里，她还拿起苕帚扫了地，把我家灶房、院里的垃圾和煤灰，集中到簸箕里端到门外大街上，倒在了各家门前的垃圾坑。当我看到她去我家灶房帮助母亲烧饭时，我的心朝深远不明的地方沉下去。看到她完全如我父母的女儿——我的姐妹一样端起父亲因哮喘咳吐的痰盂去倒、去洗时，我知道我的婚姻躲无可躲、退无可退了。

善良和勤劳，无声无言地决定了这一切。

那时候，我从东屋出来站在院子里。又从院里走到我家后院木在那。后院共有二分地，有一棵椿树两棵泡桐树。自一九七九年二月的战争始，父亲每天、每夜都在那儿莫名地思虑和走动。他不理解世界上为什么要打仗，不理解人为什么不可以不打仗。那椿树和泡桐，见证了父亲对他儿子的思念和不安，直到他的身体彻底垮下去。父亲把他未完的人生交给了我。现在轮到我在那儿发呆了。无论是战争还是活着与生存，无论是婚姻、爱情、善良与美好，一切都归结为人生命运的扭结和纠缠。终于父亲把他一生没有想明白的事，交给我来思考To见证了父亲思考的椿树和泡桐，现在又见证着我的沉默和无言，直到媒人医生从外走到后院里。“不错吧？长得好，又勤快，你们家正缺这样一个人。”这样说着笑一笑，他又从后院出去了。之后不知道外面有了什么喜悦和商定，二姐从外面跑到后院里，用很严肃的声音问我说：“你同意这门亲事了？”

我有些愕然地望着我二姐。

“不同意你赶快说声不同意，迟说就来不及了呢。”

这是二姐那时作为姐姐、女性给我说得最为中肯周正的一句话。可那时我说不出“不同意”这三个字，如我这一生都没有向谁正经八百地说出“我爱你！”懦弱是我的人生之痼疾，它终生都如鼻子眼样陪伴着我。拙于言辞之怯劣，让我今天成了今天这样儿，一如风成就了风，土成就了土，北方的花草和树木、河道和山昴、天宇和气候，终于让北方人成了北方人。

也就这样有了对象了。

记得母亲给人家的订婚彩礼是一百元。就是这少而又少的一百元，人家还千推万辞不肯接，说父亲常年有病每天要吃药，这一百元应该留给父亲治病用。据此我常想，善良作为人的美德存在时，在女性身上是更易招引悲剧的。男人的善，常会滑入、落坠到无能的深渊里。而女人、女性之善良，又多都注定自己一生之悲凉。不是说恶是人生美好的推动力，而是说，是什么土壤才让大地长出的苹果有苦味，让甘甜的杏和梨子挂在树上还是杏和梨，而一经摘下落到人的手里和世界，就成了杏干、梨干或腐物？为什么在我们的世情环境里，男人的善良常常是无能，女人、女性的善良又最常招来恶或悲剧呢？

3

回到部队我并没有云开日出就提干。

因为提干实在是人生的一桩大事情，不知道家在哪儿的上级就决定，我们那批整个武汉军区的战士文化骨干兵，要经过半年的专业培训才可以由士兵跨入军官层，于是那些吹奏演唱的，都到了军区文工团里培训和学习。而我和另外几个文学爱好者，到了军区文化部下属的一个内部刊物《战斗文艺》编辑部里去学习。而这所谓的学习和培训，其实就是在编辑部里接接电话取取信，把看完的报纸夹在报夹里，从自然来稿中，用剪子把信封剪开来，看有没有“吓人一跳”的散文、小说和诗歌。

那是一段漫长的等待和焦虑。在别人的不安等待中，担心的是万一不能提干就要退伍回家去。而在我的等待中，不安焦虑所追加的，还有万一提干了，我和我的对•象该怎样地厮守和相处？在家时，我们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初相对象那半天。另一次，是几天后我离开家要返回军营时，她又到我家去送行。送行时她没有给我什么信物纪念品，但她把她家舍不得吃的粮食给我家背了一袋儿。

我就这样别她离了家。

就这样回到部队给她写了信，她也适时给我回了信。一切的问题似乎都出在回信上。夏天的武汉极度地热，蚊子在那个世界幸福得无时无刻不在唱着歌。大约是在十月间的一个夜晚里，为我们争取到了提干指标的文化部长到了我住的筒子楼，扯着他女儿，提了一兜黄香蕉，到我屋里说了一些我们学习、培训上的事。说了我小说写作上的事。末了很歉疚地取出一封打开了的信，说非常对不起,因为那信寄到了编辑部，大家以为是自然来稿也就剪开了。剪开才发现，那是我对象写给我的信。接着部长说请我别介意，大家发现是我对象的来信并未看那信，只是看了掉出来的照片都说我对象长得好，都祝福我找了一个好对象。然后便都沉默了。电风扇在屋里吹得地动山摇着。汗在我脸上挂得密集而沉重。部长几岁的女儿闹着要回家。他把女儿抱起来，催我尝吃一个香蕉后，说那年湖北的香蕉特别好，柔美的甜味在历史和现实里从来没有过。之后在他起身要走时，又忽然立下脚，谨慎小心地问我说：“你对象什么文化程度呀？”

我擦了一把脸上的汗：“小学吧。”

“哦”一下，部长抱着女儿就走了。可他走到门外一会儿，又慢慢回来立在门口上，异常认真地看着我：“我觉得我们这批文化骨干里，你可能会真的成为作家呢。我也是从农村当兵进城的，提干后才在武汉找了对象成了家。”说到这，他注目盯着我，从我脸上看到什么才又接着说，“提干后在农村找对象没有什么不好的。我的意思是……”他又停下来，想了一会儿，把怀里的女儿从这个胳膊换到另外一弯胳膊里，“我的意思是……为了你好，你要和你的对象真的吹掉了，你得首先保证她不会到部队来告你，保证她不会把告状信写到组织上。

部长说完就走了。

他似乎完成了他人生中的另外一件事。步子明白而轻快，身影在那个年代里，被灯光长长地拖着和我的记忆连在一块儿。这让我想起我所在部队新闻干事的婚姻、人生和命运了。他因为提了干，和城里一个姑娘谈了对象后，就把农村的对象吹掉了。而就在他刚结婚的几日里，农村的姑娘把告状信写到了军队组织上，组织上因为他喜新厌旧给他了一个警告记过的大处分，并让他一定要安排好农村对象的情绪和人生，说那姑娘如果连续告状到部队来，那就只能开除他的党籍和干部职务了。而在这桩婚姻纠缠中，更重要的不是他旧有对象的告状信，而是他城里的妻子知道他在农村曾经有过对象后，砸了锅，摔了碗，并把气极的耳光赠送到了他脸上。从此干事就在妻子面前矮人一等了，除了烧饭、洗衣、写稿和读书，就成了妻子隔三错五怒吼发泄的出气筒。

还有我们村庄的——主人翁大我好多岁，比我“保家卫国”早几年，经过奋斗和屈辱，终于出类拔萃成预提干部时，在干部任命书即将盖上最后的上帝之印的前几天，他的对象从老家到了部队里。他将她安置在团部招待所。然在那天晚饭后，在军营熄灯号还未及吹响的那段情爱时间内，他和他的对象独自坐在招待所的房间里，这时军营停电了。光明的世界一下退回到了原始幽暗里。于是整个招待所、军营和世界，一皆变得暗黑了，要点蜡烛照亮人心了。可这时，他们没有点蜡烛，也没有从黑暗的房间走出来。

就这样，他们在黑暗的爱里过了半小时。

半个小时后，营院的断电修好了，光明、秩序、纪律和人的意识之规范，都完好如初地回到了军营和这个世界上。可是第二天，我的同乡被组织叫去谈了话，通知他不再是预提军官了。缘由是在昨夜停电时，他和他的对象没有从暗黑的房间走出来，也没有在房间把备好的蜡烛点起来。漆黑洞洞，人性原初，大家都在光里你们一男一女在黑暗里边干了什么呢？

能干什么呢？

又干了什么呢？

_切的解释都是徒劳和没有证据的。

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谈论爱情是一件羞耻的事。那个时代庞大而完整，社会的每一个部件都和个人人性的每一部分重叠吻合着。而人性的每个零部件，包括思想、情感、精神、灵魂等，也都是时代部件的组成和分配。那时候，没有谁能脱开时代设定的婚姻与爱，也没有谁能脱开时代而莫名地仇怨、记恨、荣辱和进取。善是建立在国家意志和时代意义上的善，美是建立在国家和时代意义上的美。人被固有的不仅是工厂、矿山、学校、商店和街道，还有人的意识、情感、婚姻和性爱。

我的同乡就这样从预提军官的名单中被拔草一样剔除了。

他就这样又退伍回家了。

而他的对象就这样成了毁灭他一生前程的罪人和恶人，结婚后为他生儿育女、做牛做马，都无法偿还她给他及全家人一生所带来的损伤和变故。因为她知道，如果没有爱，没有在那断电暗黑的半小时，她因爱他而顺势拉了他一把，并把头靠在了他肩上，他和她及他们的子女们，都将不是农民而是城里人。

命运真的是牵一发而系千钧。送走部长我又回到了屋子里，灯光昏黄，时代更替，但毕竟已不是我的同乡所处的那个时代和四围高墙、铁网的招待所。这个承载了太多中国历史转折的八十年代初，光像光一样，人像人一样，我就像我样。在那屋里站了一会儿，从部长拿来的信里抽出对象的信。信封是那时印刷通用的白信封。剪开信封的剪痕还留在信口边。她的信写在一张红线横格的信纸上。未及看她在那半页纸上写了怎样的句子和内容，那本已了然的意外就再次刺入我的眼睛了一一那刺我眼的不是她写的字，而是她不会写的字，都用拼音替代和标注。那拼音替代的字数大约有信的四分之一强，似乎信就是用密码拼音写成的。实在说，早先她给我写过几封信，那拼音的替代并不让我多么意外和惊讶，因为我知道，她小学没毕业，只读过二年书，能把拼音写好都已是一种努力和聪慧。可在那一刻，事情似乎不再一样了。属于我个人的隐私被人知道了。揭开的是伤疤，流出来的是脓血，而引人议说发笑的，则是那血水摊开后形成的一朵花非花的花。她的照片从信封里掉了出来了。照片是一张那时照相馆才能出产的寸形人工涂彩照。她依然的一脸纯净、善良和一心一意的执着与朴素。可景况就在那一刻，我的世界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无形羞辱夺去了。我是那被羞辱的中心和靶标，而她似乎是我被羞辱的全部和源头。我在那一瞬的漫长时间里，人不再是了人。我也不再是了我。恶从我的内心升将起来了。魔已经完全占有我的灵魂了。我不愿再去替她着想了。也不愿再替时代、组织、父母和家乡那块土地着想了。我已经不是我。我是真的那个我。我即是我的时代、人生和命运。我又不是我的人生、时代和命运。

在一片混乱的思维中，我决定要破釜沉舟地试一试，决定要朝毁掉别人而成全自己的方向走过去。

为了不使她的回信重新回到编辑部那每天都有一麻袋用剪子剪开的来信中，我度日如年，煎熬备至地等到半月后，从武汉学习结束回到商丘的军营里，终于动笔给她写了一封长如长城、固如长城的退婚信。今天去回想那封长而又长的信，我想我一定在那封信上写了一千、一万个“对不起”，并动用了一个文学爱好者所有的才华和男人的虚伪与假意，去无尽地放大自己的“无奈”和“不得不如此”的借口与措辞的美，不然她怎么会在不数日的长长回信中，历数了她对我们家的好，历数了我作为”陈世美”的不义和恶，而在那信的最后一句说：“你放心，我不会到你们部队去告你。也不会给你们部队写封告状信。尽管我知道我一告你你就全完了，不能提干了，要回来和我一样种地了。我不会怪你阎连科。我只怪我没有好好读过书。只怪我的命不好。只怪我们都是农民谁都想过上好日子！”

那封信几乎没有错字和白字，也没有一个拼音夹在叙述里。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封信她是找谁回我的，字迹的好，和她的行为一样端正和素洁。倘若今天我还留着那封信，或者有一天，她或不知是谁，从哪个世界的角落翻出了我给她的信，这个世界和我家，会对我淡然一笑还是勃然而怒呢？

4

生活很早就像小说了。

当现实呈出故事的力量而战胜虚构时，我为小说家的想象而汗颜。羞愧让我以作家的名分跪到生活面前去，宛若悔悟让信徒跪到神的面前去。

我的儿子将近两岁时，我第一次和妻子带着他回到老家过春节。田湖镇还是那个田湖镇，东西的街道还是东西主街道。车站的天空还在天空上，而村里的柴草、纸屑和冬天的雾，也还是那样伙同北风边走边聊在北方大地上。婚姻的事，终于掀过了那一页。孩子的出生，填补了我生活中几乎所有的缺失和漏洞。我们一家三口拉着手，和世界上所有幸福的一家三口样，行李、书包还有提在手里的各种物，见人必要递烟、说话的热情和特意找回来的家乡方言腔，应有尽有，一应俱全，圆满如每月农历十五起升在村头的月亮般。可走到大街的十字路口时，我的对面忽然走来了一个人。

没有错，就是她！

短短的几年间，我走完了屡战屡败的相亲路，而最终逃离土地后，终于到了少年、青年的梦想地——在城市的一桩婚姻中，歇下了一个乡村青年丑陋疲累的脚。而那个成全了我的人，就像有意这时回来和我见面样。她从我迎面走过来，背上背着很大一个蓝包袱，左边有个三四岁的姑娘扯着她的衣襟儿，右边还有个两三岁的姑娘扯着她右边的衣襟儿，而在她的怀里边，还抱着一个女娃儿。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一步一步走近时，我看见她又怀孕了，肚子鼓得和她背上的包袱一模样。她就那么慢慢拖着脚步走，背负着我留给她黑暗的人生和命运，像驮着世界上所有乡村女性的苦难朝我走过来。

我立马呆在路的中央愕住了。扭头刚好看见路边有上帝设在那儿的男厕所，便慌慌拉着儿子拐进了厕所里。今天去想那时的窘迫和难堪，是知道那一厕脏地正该归我的存留去处呢，只是不该把儿子拖进那个脏地方。

在厕所里做了不需要的事，磨蹭了足够的时间出来后，我和妻子、儿子若无其事地拉手回家了。又几天，正年间，见到村里熟知根底的人，方知她在我刚刚提干的日子里，找了婆家远嫁到离我们镇几十里的深山区，丈夫也是“有工作”的人，在国营的一家煤矿下井挖煤窑。她因为一连三胎都是女娃儿，所以要超生回到娘家生孩子，缘此我们碰上了。

也缘此，我们再次分手了，是人类的一处污地收留了我。

难以想象让婚爱成为我们个人和家庭、而不是时代之配制，曾经是我们民族忽略的一桩大事情。时间跨过一九四九年的门槛后，婚姻中的新观念——超越媒妁之言和门当户对的“革命婚姻”，曾经在数十年里挤压着每个个人最应该主宰的上天赋予我们的恋爱、婚姻、家庭和自由隐私权。可在很长很长的日子里，我们太多人的恋爱与婚姻，只要你成为“公家人”，“有工作”，你的婚姻就必然要成为时代的配制和组成。你爱上谁，谁爱上你，需要组织的审查、批准和盖戳。你不爱谁，谁不爱你，同样需要组织审查、批准和盖戳。戳印主宰着这一切，就像日光、风雨和温度主宰着万物生长样。

在短暂而漫长的相亲道路上，我和所有的人都一样，挑选别人也被别人挑选着。曾经有同族的姐姐在洛阳给我介绍了另外一个女青年，是洛阳一家街道乒乓球厂的女职工。姐姐来信说，让我把照片、身高、腰围、体重都量好、写好寄给对方去。我盯着来信思忖许久回信说：“为什么？是要预估一头猪的体态品相吗？”我忘了八十年代初，西风东渐、港风劲吹时，不知为何在找对象的过程中，特别注重男女双方的“三围”成了时代之时尚。还有一次是一九八三年初，早我几年当兵的同乡战友结婚了，为我二十五岁还没有对象分外地急，决定把他认识的一个女军人试试介绍给我。女军人的父亲是我们县里的武装部长，她正在军队的护校读着书，毕业就是军官女护士。这让我觉得有些高攀的忐忑和不安，可又想试试叩磕一下婚姻的门。于是就大胆写了一封信，人家礼貌得体地回了信。见没有遭到回绝的冷，便觉得春天就在黎明间，于是在战友的燥热鼓动下，我又写了一封更有温情诗意的信，人家又回了一封仲秋般不冷不热的信，于是我和战友觉得可以发起攻势去抢山占地了。

我明悟，在任何战争中，进攻总是强势总为主动者，便调动了所有的文学才华和辞藻，华丽、婉转、美妙和暗喻，如果那封信现在还在她手里，我想它一定是古今中外求婚者的又一个令人作呕的范例和范文。可结果，人家一周没回信。半月没回信。一月没回信。我和战友着急了，如同种上小麦就渴望麦收般，恰好那时开封的《东京文学》发了我一篇小说——妈呀，还头题！战友从邮局买了杂志后，就匆匆寄给对方了，这次不日人家回信给我战友说：“有能耐让他去考大学，不是还是没有学历嘛！”

我忘了那个时代是属于学历的时代了。中专、大专和本科，学历是那个时代最为黄金的婚姻与升迁的通行证。今天去回顾那时急脚快步的求婚路程时，才发现婚姻从来都是大时代的一部分。它从来都不单纯地属于个人与家庭。原来时代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我们的家庭和命运，也包括今天已经相当个人化的婚姻和性爱。

原来千年的媒妁婚姻被打破后，婚姻权被悄然转移到革命和时代的名下了，并没有真正、完全地交给婚姻者的个人手里边。能让自己的婚姻不与时代相勾连，一定是我们时代的智者、幸运者。能让婚姻不与家庭千丝万缕的利益纠缠在一起，那需要多大的勇气、智识、境界和牺牲。而公章，又是这个时代和权力在婚姻中最有力、最形象的替代与象征。所以在婚姻、爱情与性事里，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打破公章在其中的垄断权。到现在，时代已经有四十几年的改革与开放，当都以为国家已经富到可以重新定义贫穷和活着的含义时，我却以为恋爱、结婚、离婚不需要那么多的公印和手印，也是历史留给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的一份最有价值的纪念品。

挣脱与命定的事

婚姻是从宽门走进去，而朝着窄门走过来。

人世间有谁不是婚姻的受益者？又有谁不是婚姻的受害者？

总以为，我和妻子的婚姻是一件挣脱和命定了的事。争吵、妥协、相安和白头，也都是为了挣脱和命定了的事。哈金在他的名作《等待》的开篇中这样写：

每年夏夭，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他们一起跑了好多趟吴家镇的法院，但是当法官问淑玉是否愿意离婚时，她总是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年复一年，他们到吴家镇去离婚，每次都拿着同一张结婚证回来。那是二十年前县结婚登记处发给的结婚证

《等待》的开篇这一段，让几乎所有的美国读者，都感到愕然与惊颤，其不可思议的境况是，如同和睦家庭的堂屋里，会定时刮起田野上的风。读者几乎人人都以为，这是天下小说最好的开头了，犹若他们在烦闷的夏天准备远行时，一出门就搭上了神秘凉爽的轧而在中国这一边，人们读到这一段，并不会有美国人的意外和愕然。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和日常。是我们说的挣脱和命定的事。哈金的了得、了不得，正是他深深地谙明作家该怎样向生活与人的命运致以最深沉的注目和鞠躬。而于我，十几年前读到这个开篇段落时，独自在屋里没有惊颤感，也没有不以为然的凡庸和俗常，只是不知为何会放下书，独自在屋里久久地沉默和呆怔。独自望着窗外的烦闹大世界，仿佛被哈金的灸针缓缓捻捻刺到了某个被人忽略的命穴上。那种为《等待》中的孔林和淑玉夫妻将要盈泪的慢痛感，在心里潺潺地浸润和缓流，不止不息，纠缠绕绕，并对那忽然到来的沉默一即甘愿沉溺于其中，又想要浮游冲上来，正如一个人钻进水里憋气时，那永恒一瞬的犹豫和坚持。

一九八四年，我仍然一如既往地急脚行走在相亲的路道上，在那疲累、羞辱和麻木的状态下，是她让我停脚歇息了。结婚时二十六岁，那时对逃离土地的信念，已经可以上升为人生信仰的高度上。乃至于要在城里成家与立业，不仅是我和一代、几代人的梦想和信念，而且我以为，还是世界走向文明的一种取之不竭的原动力。这是我的人生之开端，也是写作之初想要达到的目的地。乃至于自己发了一些作品、成了一名军官后，以为有了找个城里对象的本钱时，却在短短的三年间，我伤害着别人也被别人伤害着。及至被几个城里姑娘嗤之以鼻地断然拒绝后，连得到“婉拒”都觉得是种安慰了。于是间，一种被夸大的绝望，在我内心化为于连式的沉默与苦痛，日日都在我青春的饭里蒸煮和熬煎。没有対•城市和城里人有任何的仇恨和愤懑，反而更加努力地追求和向往。也就这时候，一九八三年的末，我的妻子以对象之名义，被朋友介绍到了我眼前。她不仅是个城里人（开封人），而且比我以前所有相亲的姑娘都更为漂亮和娴静，也更为犹豫、默认我们间的往来和可能。这中间，是犹豫大于默认，还是默认大于犹豫，我一生都没有一二三地弄明白。设想在她的一生里，怕这也是无法去明白和厘清的事。总之说，我们都在犹豫和交往中。在她那一方，我不知她犹豫什么和默认我什么。而在我，犹豫是因为她的父母——我的岳父母，明确地提出一个条件说，他们家有三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待我从部队转业后，一定要留在开封市，而不能把他们的女儿带到洛阳或我的老家农村去。

然而我，虽然自幼想要逃往城市去，但真正渴望的终老生根地，

却是十几岁就已被我视为首都的豫西洛阳城——是那个离我老家六十公里的九朝古都里，而不是“背井离乡”的遥远开封府。就这么，犹豫着，默认着；默认着也彼此犹豫着。双方迟疑晃悠在人生的路口上，犹如一股有来向而无去向的风，盘旋在人生鬼打墙的路口间。也就这时候，一九八四年的又一天，我哥哥突然朝我所在的商丘军营打去一个长途电话说，几天前父亲再次病重，把哥哥叫回到他的床前道，他预感着多年不愈的哮喘病，会让他难度这年冬天的冷寒和人生；说他一生辛劳努力，四个子女中有三个都已婚姻成家，只有老小连科还未结婚是他最心头的痛。说，他倘是能看着连科结了婚，就是到寒冷的冬天果真离去了，心里也会踏实许多着。

哥哥在电话的那一端，我在电话这一端，相距数百里，说完后彼此在电话中沉默着，而我在这端，能听到哥哥在那端伤悲无奈的喘息声。大约哥哥在豫西嵩县邮电局的某间电话房，也是可以听到他的弟弟在遥远豫东的无着和无奈，于是就都沉默了。

到沉默将要炸开时，哥哥缓解着对我说了一句话：“看看吧，去和人家商量一下，有可能了就结婚。——为了父亲，而且你的年龄也那么大了呢。”

然后，哥哥把电话放下了。

在这端，河南商丘军营的一间办公室，听到哥哥放扣电话那声音，像一个农人无力地把他耕用一生的锄，顿放在了收工回家的田头上。田野和那锄，就彼此相拥结为一体了。看着我握在手里的耳机音口上挂的我的哈气和水粒，看着夏天窗外营院的树叶和天空，当我放下电话从机关办公室里出来时，感到有一种挣脱了时代却走进了婚姻宿命的悲凉和压力。一种来自命运安排的巨大的力量正在朝我围过来，觉得自己若不迎上去，定会铸成终生之大错。那时候，军营里有了下班收工的军号声，师机关干部去食堂集合吃饭的哨，正连续地吹响在我的头顶上。

而我没有去吃饭。

没有去宿舍取什么，只是抬头看了看浩瀚的苍穹和天宇，看看被红砖围墙堵着的豫东大平原，取出口袋牛皮纸叠的一个钱包儿，点数了里边的钱，就转身朝营房外面走去了。

朝火车站的方向走去了。

我要结婚了。

我要去开封，告诉我那在默认和犹豫着的对象说，请你和我结婚吧。我年内必须要结婚！这是命运安排给我的事。是我父亲的生命给我命定的事。甚至我想说，现在结婚我们就是人世间和他人一样的一对夫妻了，如果你不应不结婚，我们就将劳燕分飞、各奔东西，所有的经过只是路人的一次偶然相遇吧。实在说，那时我没有想到时代的辖制和婚姻，是属于我的还是社会和家庭的，没有想到我的决断是否对她是一种粗暴或不公，或是一种威胁和私挟，只是怀着命定之决然，便果敢地朝商丘那个老旧的车站奔过去。

从军营急急走出来，也就赶上公共汽车了。

从公共汽车上跳下来，也就赶上了一点多的火车了。从商丘到开封，那时火车的路程是三小时。火车自然是记忆中的绿皮老火车。车座是被人坐得油光结实的木条凳。我买的是站票，就在那火车上站了几小时。记不得火车驶过河南东部的旷野沙地时，我恍惚了什么或思忖了什么事；也记不得经过因为有着焦裕禄，而名著天下的兰考县馒头般的沙丘时，对饥饿、贫穷和逃离与奋斗的杂念和感受。虽然那时我已读过一些书，对于连的印象之深刻，如同在农村老家割麦时，镰刀留在身心上的疤，但还是觉得于连的命，远远地好于自己着。而自己，也永远不会有着那个曾经成功过的于连的经历和奋斗。也因此，那个西世遥远的巴黎城，就是我永生无法抵达的爱情圣地的象征了。巴黎的繁华与贵族们的日常和生活，也是我们无法用想象去触摸的挂在天空的金丝绒。而我和我一样的人，通过各种捷径、荆棘从农村奔往城市的一代一代的青年们，想要成为城里人的“这一个”，和想要拥有城里一间房的奋斗者，其实都无法和于连的艰辛、奋斗去比论。那时候，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血液中，原是有着于连的脉动和激情，有着对于连式的人生与命运的谙解和明悟。也就那么到了开封了。到了落日中被《水浒传》描写过的宋都相国寺的胡同口，依时依点地，等着对象下班的身影走回来。

等着她骑车回来时，一兜儿倒出我的摊牌和请求。

她也就依时骑车回来了。

在胡同口上看见我，她在车上怔一下。

刹车，停住，问了一句很平常的话：“你又出差吗？”

我没有回答她的话。依着一路的思虑和筹划，立在胡同口，离她两步远，我对她说了我父亲的病，说了我想结婚的话。说了为了父亲我必须结婚的想法和安排。那时她就站在我对面。我们中间隔着她那辆可行可止的自行车，看不出她脸上有什么惊讶、不安、愉快或者不愉快。她上班在开封电瓶车厂的车间里，是很好的车工技术员。身上制服式的工装是灰蓝杂合色，可以和黄昏、蓝天混为一谈而不分彼此地兼容着。我们就那么站了一会儿。彼此闷着想了一会儿，她对我自然而得体地说：“我得回去跟我爸妈商量商量呀。”

也就回去了。

推着自行车，离开我时脚步的慢，如同推着她不可测的未知和未来。就那么一直推着走，再也没有骑上车。我在后边盯着她高挑的身影，待她走出十几步，又追着大声唤她道：“一我就在这儿等你回话啊!”

我不知道那大声的唤，是不是一种逼婚和胁迫。但是我知道，我的唤声给她划定了非此即彼、不合便分的分界线。她听到了我的唤话后，扭头看看我，没有点头也没有说些啥，就又慢慢走去了，像缓步、谨慎地走在一段最人生的钢丝上。

那天的中饭和晚饭，我是合在一起去吃的。在她家吹古台街的街口吃了一碗面。从买票、排队，到端上一海碗烷面坐在路边的窗口上，大约用了三十来分钟。然就在这三十分钟后，她从她家出来了，在那小馆的门前找到我，默站一会儿红着脸，告诉我说她爸妈同意我们结婚了，并说如果我父亲真的不在了，就把母亲接到城里一块儿住，也好对老人有个照顾和照应。说完这些话，并不等我再说一句啥，她看看左，看看右，就又转身走去了。好像我在那胡同口的逼婚和等待，会惹出一桩什么事端样。再或者，仿佛她出来告诉我这个可以结婚的消息是假的，是偷着出来送给我的一番安慰样。总之着，在那小馆前的路边上，她说完又匆匆走去了。可在她走了后，我再次望着那条狭长斑驳的老胡同，再次望着她的背影时，对她和我人生命运的谢意与恩情，忽然觉得如若不像《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跪在广场（城市）的中央，在地上磕头，怀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去吻那肮脏（城市）的土地”1,我将无法说明我对她的感激和对命运的爱。

她走后，我的泪水莹莹哗哗地流出来。

就那年，一九八四年的十月一日国庆节，我们结婚了。

就是那年冬，我父亲在我们结婚不久后，到底如了他的预感样，苦痛地离开了我们和他始终留恋着的人世间。

在我和她的婚姻里，我从中得到的太多太多了。而在她，得了什么、失了什么，有了什么样的利益和伤害，她却从来没有去想去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