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的闲书

在《我与父辈》里，我写过大姐自小可能为股骨头坏死的难缠症，不青不红，疼起来她恨不得拿头去撞墙。可要好着时，她温和而宁静，总拿一本书，坐在屋里或者院里看闲书。太阳明暖，光也温美。那时候，阳光落在大姐的脸上和书上，自十几岁就长至腰间的长辫子，有时垂在她背后，有时绕前搭在她的膝上和书纸上。世界是娇好的，小鸟在树上唱着歌。我家的小院子，忠实地陪着日出和日落，伴着月亮升起又伴它降下去。在不冷不热的时段里，大姐从她的小屋走出来，捧着书，坐在小院的娇好间，背后是挂在墙上的锄镰或者红辣椒、大蒜辫，再或是一冬都未及取下脱粒的最后一挂金黄色的玉米穗。她就那么看着书，坐在屋门口。这时天下就为她看书的这一瞬宁静了。凝着不动了。像一尊神为世界留下的可命名为《静》《读》或抽象一些就叫《时间》《幸福的人类》，再或《人类最后的追求》之类的油画或雕塑。

二00九年，我和同仁一行到了西班牙毕加索的家乡马拉加，在那儿不仅参观了新起的毕加索的美术馆，还和他年老的儿子一起吃了饭。那个美术馆，最不同凡俗的惊艳处，不是有很多毕加索的画，而是拥有他平生画下的第一张画——十二岁时画的站在田野上的一个小姑娘。世人都说他果真是天才，十二岁就画得那么好，写实的功夫怎样了不得。可我看了那画时，喃喃叨叨在心里说：“什么呀，比我头脑中姐姐给我留下的那张’少女读书’的油画差得太远了。”无论是笔力、光线或意境，都无法和我头脑中的画面相论说。及至在那天的晚宴上，毕家的儿子问我感受时，我差点说出“没有什么了不得！”

二0—四年，到巴黎以西吉维尼小镇上的莫奈花园去，看那流水、睡莲、垂柳和日本桥，人人都在拍照和感叹画家的画和那好景致，我却依然觉得莫奈的画，没有我头脑中的《时间》或《人类最后的追求》的自然彩画好。那景致也没有凝存在我头脑中我家乡的房屋、院落、街道、田野、河流和山脉好。

不是记忆战胜了岁月，而是每个人的记忆都比现实残酷或壮美。没有任何的现实能比人的记忆更丰富。当时间变为记忆时，它就被创造超越实在了。我不能忘记大姐静而又静读书的美。我相信大姐从书中找到另外一个世界了。那个世界要比她所处的现实更为新奇、罕见和理想。

我也想找到并走进那个世界去。

我跟着大姐读起闲书了。

她的床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图书馆，虽然不大却也似乎应有尽有着。我跟着她读的第一本书是《西游记》。《西游记》最为让我惊奇的地方是石头会怀孕生孩子，而不是九九八十一难到西天去取经。之后的《三家巷》，《红日》《红岩》《红旗谱》，《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和《大刀记》，大凡那时代所拥抱的革命小说我都读过。我最初对文学的认知和理解，都来自大姐的床头和小说主人翁们不求爱、不怕死的红色经典里。我不知道那时我到底读了多少书，也不知道文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是姓张好还是姓李好。但从那时起，我开始爱好文学了，开始和大姐夜以继日地阅读了。

我常说，我读到的第一部外国小说是二十周岁后读的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平生读到的第一部外国小说没有封面没有名，是用牛皮纸包将起来的。大姐很小心地把那本小说送给我，嘱我千万不要弄烂弄丢它。说丢了烂了就再也别想从她那儿得到书。先前大姐给我书，从来没有这么郑重交代过。这次交代了，就一定是那书的分量、来源非同小可了。因为非同小可着，我愈发饥渴地想要去读它。于是那天午饭时，接过那本厚厚的书，就坐在我家小院大姐常坐的凳子上，端着饭碗读着那本书。那本书令我惊异的，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外国人没有中国人“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那样的姓。我僚异他们的名字都那么长，什么”斯基”“安娜”的，完全让人记不得。我非常想给书里人物换姓起名字，叫他们“张革命”或者“李红旗”，这样好记又清晰。实实在在说，那本书没有让我真正读进去。或者说我真正没有读。因为刚打开第一页，就被人物的名字挡在书外了。我在对着书页吃着饭，思忖应该给那叫”斯基”的人物换个什么名，给叫“安娜”的改个什么姓。

在那天的春暖阳光里，像父亲愁思竭虑要给自己的孩子起名样，我一边吃着饭，一边挖空心思地想着“李红旗”“张解放”“赵春枝”“孙红梅”这样的名字有多好，然后一碗汤饭流进肚子里，第一页书还没掀过去。也许看了好几页，只是遗落忘却了。总之一碗饭后我把书放在小凳上，端着空碗去灶房盛饭出来时，凳子上的那本外国小说不见了。

院里一个别人都没有。

家人吃饭都端到门外村头饭场上，那时没有谁回到家里来盛饭。且父亲、母亲、姐姐们，就是回家盛饭也不会动我放在那里的书。阳光明透，内心璀璨，它决不会偷走我的书。院里树上的枝叶被困在枝丫上，应该也没有能力弯腰拿走我的书。风很小，连掀开书纸的力气都没有，不要说能把砖似的一本厚书吹到、搬到哪儿。我盯着我坐过、放过书的凳子看，它宛若飘忽、静若虚空，连给我一句暗示都没有。凳上、凳下、凳周围，院子里，屋门口，通往一边的猪圈过道里，通往另一边我父亲后来常去的那个后院过道间，还有屋里、屋外、天上和地下，哪儿哪儿都找了，就是没有那本我生平第一次读到的外国的书。

姐姐回来气得把饭碗顿在桌子上，眼睛瞪得天下最大最大的葡萄般——真是美极了。

父母、二姐都帮着上天入地地找，桌上桌下、门前屋后，还有鸡窝和猪窝，可那书就是不翼而飞了。有谁能说不奇怪？世界上总在发生着不该发生的事。人类所有的陷阱都是被荒谬填满的，由此不得不让人相信鬼是存在的。我们全家都为这次莫名的丢书陷入震惊了。母亲对此的思考是：“这是老天不让你们读闲书，白天费眼睛，晩间熬煤油。”那时我们家、我们村，好像整个世界都是晚间燃点煤油灯。父亲对此和母亲的看法不一样，相比要更为悲观和深刻，“怕是老天不想让我们家出个读书人，就把那书收走了”。

姐姐被父亲这样的认知惊得眼睛大起来，仿佛是神在她面前告知一模样。

“没事的,”父亲说，“老天收走了书，只要把人留着就好了。”

如同父亲担心老天收走了书，有一天也会收走读书的人。

我不担心老天收走书，有一天还会收走读书的人。只是想着大姐怎么去向她借书的那人释解和还债，因为那书是她的一个同学从几十里外专门作为重金重礼借送的。

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夜。第二天的傍晚间，我们家的母猪生崽了。一窝生了十一个，个个健康并红润，像每个猪崽都是暗红发光的金条般。往年它生崽从来没有这么多，且还常有早夭的崽子让人惋惜和痛心。这一窝猪崽让我们全家看到生活的希望之光了，人人兴奋得宁可自己不吃饭，也要母猪吃多吃好些。且更为神奇重要的，是母猪起身离窝去猪槽吃它的熟糠大餐时，母亲发现猪为生娃闹窝而四处喘草和衔枝，在它为自己铺排的那个柔暖产床上，在树叶稻草的一堆里，正有我丢的那本牛皮纸包着的外国书。

那本书上除了有被母猪衔走留下的牙痕外，还有它生崽留下的产液纪念物。这多多或少少，是不是正揭示着读书、写作与生存的关系和密码？

大姐的辫子

大姐的头发和辫子的美，在我们村的世界是名闻遐迩的，黑亮、粗壮而且长。她长得好，加上那一头乌发和乌发编起来的辫，整齐扁平，从头垂到腰，或从肩头绕下到胸前，把她衬得如乡村天使般。她走到大街上，很多村人都会惊得尖叫道：“——哇！你看她的头发呀！”

我为姐姐的头发而骄傲。因此常常望着大姐的头发想：“卖了能卖好多钱的吧。”

那时候，我对女孩子的认识主要是看她的头发美不美。

那时候，因为我们村每月逢五为集日，等到一年谷雨后和立夏前，赶庙会的日子款款到来了，四邻八村的乡下人，会踩着春暖到我们村北的河滩来赶会。会上有戏唱，京剧或豫剧。剧目多是《红灯记》或者《沙家浜》。戏没什么看，但人多并热闹，如蜂多便有花香样。那年三月十八的庙会上，我看到了从洛阳来的剧团演出京剧《红灯记》，剧中的人物李铁梅，辫子粗长得让台下的观众有片惊叫声。我是为了去看那辫子才去看戏的。从台下的后场挤到前场去，又从前场挤到台下边，然后就发现，她的辫子并没有我姐的辫子长。且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辫子是假的，脖间的真发和假发连接处，粗得和人的手腕一模样，用红的头绳把那衔接的辫子一圈圈地裹起来。

我有些放心了。

我要回去告诉大姐说，李铁梅的辫子没有那么好，而且还是假辫子。

就在午时从庙会回家了。

然而一进门，看见全家人都在喝汽水。汽水瓶是今天“青岛啤酒”般的小瓶子，只是瓶色是种酱红色。瓶上都挂着淋漓漓的水。大家一人一瓶儿，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轻快惬意的笑。父亲、母亲还有哥哥和二姐，都仰头咕嘟嘟地喝着还不时地拿着瓶儿对着日光看。我很惊奇家里竟有汽水喝。这时大姐从上房屋里出来了，她一手举着瓶子喝汽水，一手提着一个小水桶。那桶里盛有半桶井冷水。井冷水里冰镇着一瓶摇头晃脑的汽水瓶。大姐到我面前后，放下桶，从桶里捞出那最后一瓶汽水递给我。这时我看见她的长辫没有了，齐耳发落在她的半脖间，让她变得比她十四五岁的年龄大许多，和村里该要出嫁的姑娘样。而且似乎也没有先前漂亮了。然她喝着汽水脸上的笑，和全家人的笑样轻松而满足，且还有一种漫溢出来的幸福感。

因为大家喝的汽水是她剪掉的头发换来的。

因为她去街上看见有人卖汽水，像人类第一次发现树上的果子是甜的样，便把她的头发剪掉卖给了街上的废品收购站——头发卖了三毛二分钱，汽水是五分钱一瓶，刚好买了六瓶还剩二分钱。一家六口人，一人一瓶汽水喝了后，大姐就没有她的长发了。

但我们全家第一次喝到汽水了，像尝了琼浆玉液的味道样。

而且我，不光有了一瓶汽水喝，大姐还给了我二分钱。二分钱那时能买一个小的鸡蛋或两颗小糖吃。

转正

1

云卷云舒，日出日落。

大姐初中毕业后，有幸做了小学教师去。

她教书的时候我还在读着书，后来我高中辍学去打工，她还继续在教书。后来我当兵，她还在教着书。再后来，我提干有人称我为“作家”了，她还在村里的小学教着书。时间远比河水结实并耐流，如云从来没有被风吹散过。许多河都干涸了，可时间从来没有断流过。我一清二楚地知道我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可我不知道大姐、二姐、哥嫂和母亲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他们的人生在我的记忆里，不是链条的一环扣一环，而是跳跃的一桩事情接着一桩事。如果不是那些事情在，我就觉得他们的人生里，完全没有时间存在了。

在我当兵的那些年月里，大姐择着日子结婚了，姐夫是我们同村人。我从部队回来探亲时，母亲说我的大姐出嫁了，吓得我呆在那儿，仿佛谁把我家房子扒了样。心里空得很，总觉得眼前多出一道深暗无比的渊壑来。大姐嫁走了，如同姐夫也把我的心给挖走了。我问母亲大姐结婚为什么没有写信告诉我，母亲说，没必要，你又从部队回不来。然后我看着母亲一边洗菜一边平静的脸，第一次从母亲的平静中，读到了这样一句话：生活就是伸曲不可、又车轮流水的这样呀！

中午吃饭只有父母、二姐和我在，总以为家里的什么被人拿走了，又不能不让人家拿，于是就缺失、遗憾地沉默着。晚上大姐回到娘家来看我，我看见她已经怀孕了，挺着肚子走路不方便，坐下时还不停地摸着她肿了的腿，就不知道该问她什么、说些什么了。

忽然间，我和大姐陌生了，亲情寸距也如邻居样。为了缩减这距离，我很想去替大姐教教书，让她在家休息生孩子。这时就见大姐和二姐商量道，她生孩子了请二姐替她去教书。在二姐点头应允后，她们议论着在小学教书应该注意的事项和规则。屋子里满是她们的商议和争论声。父母只是坐在那儿听着和看着。那些年，文明的灯火终于照进了我家和村落，高压电线就架在我家门口的路边上。四方并带有弧管的绿色变压器，也架在我家房西饭场的空旷里。因为我回来，母亲特意把屋里十五瓦的灯泡换成了四十瓦。光明普照着，如美无处不在样。可我沐浴在那光里，却又觉得是个局外人，缘由是我当兵在外，不能为这个家里带来任何益利做出任何事。

就那么在那光里木呆着。

木呆一些日子又回部队了。

下一年，我又探亲回到家，不仅哥哥结婚了，而且二姐也出嫁To家里忽然只剩下父亲和母亲。没有如别人一样觉得父母一下老了许多岁，因为从未觉得他们年轻过。他们从来都是苍老不息的劳作者，哪怕坐下闲缓也是不歇不息地劳作着——母亲总是坐在那儿做着针线活，父亲不是剥着玉米，就是收拾着农具和破了边的竹篮柳筐子。坐在那儿纯粹之歇息，在他们就是一种罪。不停地劳作才是农民最正当、庄严的人生和意义。这时候，大姐和姐夫回来了，还抱着他们已经一岁的大女儿。当我从姐夫怀里接过他们的女儿抱着时，大姐让她女儿向我叫“舅”后，那略嫌瘦黄的女儿竟果真叫了一声“舅！”

这一声叫，让我震惊了。

震惊不是因为一岁的孩子会说话，而是好像大姐把她出嫁从我身上带走的东西全部还我了。

我成了“舅”。

我已做了“舅舅”了。

这就是人生吗？

这也就是人生呀！

母亲生了很旺的冬火在屋里，父亲哮喘怕烟坐在背风一面上。天总想要下雪又不下，干冷而沉阴，使天下如浩瀚空洞的巨穴样。世人无不生活在天的巨穴下。人都在这巨穴中间奔波着，想要走出那洞穴，可谁都没有能力走出那洞穴。原来人自古至今都是活在一个洞穴里。我们烤着火，大姐和姐夫犹豫再三给我说了一件事。说学校有民办教师’开始转为公办教师了。大姐是那学校最老的_批民办教师，而且年年都被评为模范教育工作者；所教的小学班，还总是学校成绩最好的班。所以说，希望我能给县里有关人员通融一下“民转公”时考虑考虑她。

为了证明大姐的好，母亲还说大姐有两次在学校教书因为体弱累倒在了讲台上。说她昏倒被抬出来，第二天没有休息就又去班里上课了。

我愕然地看着姐。

她脸红着低下了头。

当我知道姐姐教书真的两次昏在那瓦屋土起的讲台时，我知道我能为姐姐做些什么了。哪怕仅仅是还大姐用她的头发给我换的一瓶汽水和二分钱。我当即答应说，明天就去县里找县长，和县长说说姐姐教师民转公的事。因为那时我已有些“名声”了，也认识我们县长T,以为自己的丑脸在别人那儿满月一样圆满和光辉。于是间，全家人看我一口应承后，欢天喜地，仿佛我这一去说，姐姐立刻就可以从民办成为公办正式教师样。那时不光是姐姐、姐夫、母亲很兴奋，连父亲那病黄的脸上都汪洋满挂红润的光。

第二天，我一早坐上长途汽车到县城，找到在邮局工作的哥哥说明情况后，哥哥利用邮局的电话之优势，很快找到了县政府的办公室。很快县长就答应要见我。记得去县政府是哥哥把我送去的，虽然那时我已是一个军机关的笔杆子，见了军长都可以周吴郑王、条理清晰地论说、汇报许多事，可是踏入县政府，面见县长和那浑厚结实的楼，还是让我忐忑和不安。毕竟是要去求县长。求人家关心私家一己的事。县长办公室在政府大楼的二楼上，进去时发现县长的办公室比我们军长的办公室还要大。大许多。光线也足到耀人眼，像人世的太阳都源自这楼上。

事情的顺利让我相信神说要有光，世上也就有了光。神说天地要分开，天地也就从混沌之中分开了。有了海，有了山脉、草原和旷野。我是上午十点进的县长办公室，不到一刻钟，就从那儿出来了。进门、红脸和让座，接过县长亲自给我倒的水，开始羞臊腼腆地说着大姐的情况和请求，没想到县长答应得爽快而坚定，还把大姐的名字和要求，记在了他的桌角台历上。

“我们县出个人才不容易，你这点事情我一定给你办！”这是我起身欲走时，县长重复了两遍的一句话。

从县政府大楼走下来，在楼下等着我的哥哥问了我情况后，说了句“太好啦！”就领着我和嫂子到餐馆美美吃了一顿饭。

下午回到家，姐姐、姐夫们，都在我们家里等消息。我又朝他们说了情况后，一家人如中了彩票般，又是欢天喜地地激动和兴奋，又美美吃了一顿饭——油烙馍，炒青菜，面汤里面洒鸡蛋。这样的好饭是多病的父亲十天半月才可以破费吃一次，然那天，我们全家人人都胡吃海喝了。

又过一些天，我回部队了。

又过一些天，我接到大姐一封信，说我刚回部队一周县长人就调走了。说眼下又有几个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了。那转为公办的，有比她年长的，也有刚民办两年转正的。也还有，人品差、教学差，但不知因了什么转正的。

然那转正的名单里边没大姐。

2

从此后，大姐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成为她的人生信仰了。也成为我的能力和对家里益利的一种验证和考核。为了转正大姐病了也不休息，生第二个孩子时，产假未完就慌慌跑去重新站到那砖围土的讲台上。而我每年回到家，都盼着县里的干部来看我，或者有机会借了理由就去和县里的局长、部长们一块吃顿饭。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办不成大姐转正的事，我对写作的意义都开始怀疑和减弱。

好在功夫是真的——千真万确一一不负存心留意的人。我好像真的成为一个作家了。发表容易了，稿费也常常比我的工资还要多，而且开始有书出版了。可以拿着那书当作礼物送人了，且还煞有介事地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书页上。这些书被辗转的路道带回县里后，他们真的把我当成无所不能的作家了。事情就这样，某一天的前夜里，我在开封军部大院的家属区，正准备洗漱睡觉时，我们县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突然进了我们家，做了自我介绍并放下提了许多的土特产，就坐下开始大致笼统地介绍这些年县里的改革和开放、变化和成就，希望我尽快回家去采访，能写出一篇文章登在《河南日报》上。当然着，去的同乡干部是天极得明白天极得好，没有忘记问我家里有什么困难要解决，需要县里帮着解决了，一定要给人家一个关心我家的机会和幸运。

想到了大姐民办教师转正的事，想到人家从县里驱车数百里，特意到了开封我的家，也只是为了让我回家采访写篇文章登在报纸上。于是间，我极爽快地答应来日随他们回去采访写作了。

采访当然是被安排着去采访。

写作当然是一片光明和美好，如雨过天晴彩虹架在稿纸上。也许是两天，也许是三天，我的采访就完了。之后因为时间如火山喷发一样急，需要文章在几月几日登出来——好像留给我写作和报社编辑的时间只两周，这让我回家看望母亲、小住一天的可能都没有。住在县里招待所，采访完了给哥哥打去电话说，大姐转正的事情没有问题。

县长答应得恨不能把双手拍在胸脯上。然后就在某天黄昏如火烧身地赶回部队写稿了。

半月后，那篇《故乡的春天》似散文也似报告文学的文字在《河南日报》登出来，一字未改大半版，醒目得与日与月同辉着。我知道这次大姐真的可以转正了，就是一种交换我也把我的物货完美超额地交你了，剩下的就是你把你的还给我。然而又过了一个月，我们县的县长又被突然调走了。是平调。非提升。次年我又回家时，县政府去开封接我回去采访的干部站在县城大街上，苦苦一笑对我说，报纸刊出来的第二天，正好是省工作组要进驻我县了解干部情况那一天。他们把准备好的报纸摆在县宾馆的每个房间里。说那时已经知道县委书记要调走，县长是接县委书记的重要之人选，所以想在那天登出一篇文章来，让省工作组的人都看到报纸后，给县长接任书记加上最有力的一砝码。

可这砝码一加上，县长没有接上书记的班，反而和书记一道被调走了。

后来我常想，是不是我笔下那颇为无耻和荒谬的溢美之词害了这位县长呢？

我对大姐转正的事情完全灰心了。

我开始相信文学除了能完成“审美”之需求，其实额外的一切都是要把沙子、空气和水烤成面包的事。是要把沙子拧成绳的事。终于到了又一年，春节我又回家过年去，县里的县长和书记都到我家拜年去，走时他们都对着村人大声唤：“连一有困难了你尽管说！”于是间，邻人和村人听到这话了，他们走后就围到我家里，说县里正在村头修公路，要我一定给县长和书记说一声，让公路从大街朝我家里拐个弯，把我们胡同那二十几户人家的一段黄土泥道修成沥青路。

这桩事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我自己出钱请那修路的人，加班加点来拐个弯，修了我们胡同里的路。胡同的路由沙土变为水泥路面后，村人邻人都说好，下雨下雪再也不用踩踏泥泞了。我母亲也说修得好，晚上出门回家也不怕绊倒了。可是又一天，我大姐去买了我们镇上商店最好的酒、最好的烟，踩着那胡同的硬路回到家，将烟酒和她教书得来的一打荣誉证书摆在我面前，说：“连科你面子薄，嘴金贵，向县长、书记说不出求人的话，那就最后一次你把这烟酒送给县长或书记。只要你把这烟酒送给人家了，我不转正也就认命了！”

大姐还说如果我觉得这烟酒不够多，她可以再到街上买。于是母亲也说大姐做得对，你可以成千上万地花钱给门口修一条路，为什么不可以去向新来的县长、书记张张口？嘴有那么金贵吗？多说几句话，难道嘴唇会从脸上掉下来？

二姐也站在大姐和母亲的立场上。风和树叶和花草，也都站在大姐的立场上。天空、大地和宇宙，没有谁觉得大姐说的、做的有错儿。时间是那年十月间，秋天把果实和庄稼送入收获的季节时，我为大姐的转正努力了三任县长、三任书记和第六个年头后，大姐都从少妇步入中年了，都成“妇女”了，我还没有把她转正的事情解决掉。我没解决掉，可学校每年都有二到三个民办教师转为公办的。比姐条件好的转，远不如姐的也在转。事情到今天，似乎已不是大姐转不转的事，而是我做不做的事。是我怎么努力她也转不了的事。可也似乎是，只要我再坚持一下子，她就柳暗花明能看见人生彼岸了。风雷不语，鸟雀自言着。非洲人有着非洲的事，欧洲人有着欧洲的事。我们村人自有我们村人的事。每一个世界都是不同的。因为不同世界才叫世界、人类才叫人类着。

这一次，我更为无耻地把《洛阳日报》的一个好友记者叫来了。他说过，我们县的县长、书记都是他的好朋友。于是我们又买了一些烟，又买了一些酒，第二天，我俩到县城，在吃过午饭休息时，生生地闯进县委书记家。进门记者就直言是来给书记送礼的，然后把烟酒用力顿在桌子上，拿出一张写满我姐半生教书、成就斐然的荣誉统计表，问书记说，这样的表现到底够不够转正的资格和条件。如果不够了，为什么那么多不如她的都转了；如果够了，为什么又年年次次都没转。

在书记哑然无语时，他逼着书记拿起电话质问有关下属是怎么一回事。

又一模一样、如法炮制地闯到县长家，同样的事情重新做一遍。同样的话重新说一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书记不收那烟酒时，记者提起那烟酒，当着书记的面，把那烟酒丢到他家门口的垃圾桶边上,拉着我就佯装愤怒地离开了。县长不收那些烟和酒，他也当着县长的面，把那烟酒半扔半放地丢在县长家门前的垃圾桶边上。

三个月后，县里和大姐，都电话和写信告诉我，说大姐民办转为公办正式教师的问题解决了。大姐刚教书时是十七岁，转为正式教师时，已经快要四十八岁了。天玄地黄，人生径俺，不要追问一条河里的水流是水深好还是水浅好，只要流着就是好。知道大姐转正了，我从军机关大楼下班去往家属区，脚步如飞了起来样。到家我告诉妻子说，大姐转正的事情解决了。妻子端着做米饭刚淘洗完的大米怔了怔，跟着我重复一声“解决了”，就把淘洗完的大米放边上，开始卷起袖子和面准备包饺子。

那天我们家里吃饺子。

我吃得太多了，下午上班肚子撑得直想笑。又过几个月，我和妻子回到老家去，大姐从她家回到娘家去看我，说了很多家里、村里高兴的事，最后说不该让我为她转正的事情作那么多的难。说她虽然转正了，学校其余七八个民办教师也都转正了。说全县剩余的民办教师那年一皆全都转正了。说因为那一年，是全国民办教师的转正收尾年，大凡没有特殊问题的，凡为民办性质的教师，全国一刀切地都转为公办正式教师了。

说完这些后，大姐和我和我妻子，我们站在那一隅秋天泛黄的院落里，看看天，看看地，又看看世界和人生，我朝大姐笑笑说：“跑跑送点礼，你的转正就有把握了。如果不跑不送礼，说不定一个学校只要有一个不转正，那留下的一个可能就是你。”

大姐想了想，对我笑笑说：“那倒是！”

于是我们都笑了。一家人的笑宛若一片温暖的海。

忧郁

我二姐是个经验实证家。二姐判断任何物事都要以经验和结果去论证。

二姐相信人是为目的活着的。没有目的，人为什么要那样或者这个样？二姐说，目的是人与行为的一切开始和结束。目的论就是二姐的人生论。关于我大姐，有次二姐用她的目的论，向我分析了大姐全部的人生和动机，说大姐敬业爱教，就是因为当教师要比农民好；争荣誉，当模范，就是为了可以把民办教师转为正式的公办教师这目标。说转正后还依然敬业与爱教，是因为公办教师也分级别和档次，像教授要分四级、三级、二级、一级样，晋一级工资就能多出上百元。

在二姐对大姐分析评判后，二姐最后异常担忧地说，大姐快要退休了，大姐一退休，她的生活就没有目的和目标了，到那时，大姐的人生就该虚空了。虚空了，大姐的生活就该天塌地陷了。

不幸的事情是，大姐被我二姐言中了。

大姐五十周岁那一年，她拿着退休的红花、奖状回了家。没有等红花与奖状蒙上灰，大姐在跟着县城和镇上旅行社的组团外出几次旅行的短暂轻松后，她发现最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她站在学校的那个讲台上。

现在，她有太多的空闲时间了。这个空闲在乡村，一般女性都用在以下几方面：打麻将、说闲话和站在村头东北秧歌的音乐声中做做甩手操。可惜这些大姐都不会。不会她又总是觉得身子不舒服，隔三错五要到医院看看病。医院也总能发现大姐萌芽小病的危险性，比如她嗓子发炎了，医生会告诉她说今天是咽炎，可你不治明天就有转化、转移为食道癌的可能性。比如说头晕，也许问题出在颈椎上，也许问题出在血压上，可医生总是说，你的心脏供血不太好，需要CT、核磁或者住院观察你有没有心脏病。于是果真大姐的心跳开始加速了，频率增高了，就检查出有“心律不齐”或者左心室、右心房的这个、那个了。大姐相信医生就如相信组织样。她相信所有医生的暗示和预猜；相信所有医生、医院都是为她好。相信那成包成捆的西药、中药吃下去，她会一劳永逸，百病皆无，可那西药、中药给她的信期不会超过三天、五天或一周。一周十天病不好，她就又慌忙到别的医院去找别的医生去。别的医院、医生又是一整套的号脉、问诊，各种检査和花费，最后否定了前医和前药，又给她大包小套的药品和治疗法。

也就这样儿，大姐的人生之脚步，从原来她家到小学的路道上,成功地转移、扩大到了从她家到镇上、县城、洛阳乃至北京医院的路途上。一生教书的退休工资都用在了退休后的看病上，就像她教书三十余年来，就是为了把退休的工资月月年年地送到城乡医院的收费口。母亲十分感慨地对我说：“幸亏你大姐有退休工资在，要不然可怎么看病呀！”大哥对此则一针见血说：“没这钱她就不看了，手头紧到只有一把空气时，说不定她就没有这病那病了。”

二姐对此除了叹息外，就是早知如此的惋惜和无奈。而大姐家的人，姐夫、孩子与儿媳，则完全不能理解大姐为什么退休后，本该过安静、稳妥、近临小康的日子着，结果反而成了今天狼狈不堪这样子。一家人经常为劝大姐不要迷信医生、不要总跑医院而争吵。而大姐，却为家人不支持她看病、不关心她的身体而懊恼、抱怨和不息不歇地诉说和哭闹，人一下子就从一个教师成了“祥林嫂”。直到又一天，哥哥、二姐和母亲，忽然意识到大姐不是没有病，而是在学校教书时，对孩子、讲台、民办、公办、转正和争当模范教师的过度之投入，而退休让她的人生落空了，活着的意义被悬置起来了，为此她先是有了一点忧郁和不安，可这忧郁和不安，没有被医院和我们当成病，最终发展成了终生难愈的忧郁症……

说说我的二姐吧。

二姐有个外号叫“萝卜”，这在今天是她人生的机密或绝密，连她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二姐“萝卜”呢？百科全书般的过往历史都无能回答这问题。因为历史的原性是忘性要比记性好。倘若历史的记性好于忘性了，那所有的时间和人，都会被记忆、回忆的重量拖得双脚走不动路。

我是忘性好于记性的人。可我记住了二姐的外号叫“萝卜”，因为我们在一个六岁、一个八岁那一年，我俩读书在一个小庙里，升级考试时，我算术和语文，一门好的考了六十一分，一门更为好的分数为六十二。我当然升级了。升级是很不容易的事。尽管全班人人都升了级，还有许多同学语文是一百分，算术也是一百分一一就像神在帮助他们样——我们教室的墙上、房梁上，红的绿的画了很多神。

神们没有帮助我。

二姐也没帮助我。

她不光没有帮助我，还回家告密给我们的父母说，我升级考试考了全班、全年级的最低分。是可忍孰不可再忍了。姐姐告密的结果是，母亲用很冷很硬的目光盯着我，就像盯着一个不是她的孩子样。北风缠绵，天寒地冻，酷冷那时盘旋驻足在我家院落里。而母亲那责怪之目光，比那冬日还要冷，有零下几十度。说不定是零下上百度。没有零下上百度，我怎么会直到今天还感到母亲目光的寒冷呢？怎么会过了半个多世纪，我还记住二姐的外号叫“萝卜”？

是可忍孰不可再忍了。

到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时候了。吃饭时候我端着碗藏在大门外，等二姐端着饭碗从家走出来，我突然冲到她面前，连叫了她三声“萝卜、萝卜、大萝卜！”然后呢？然后便一面是悲剧，一面是喜剧，复仇者心里的块垒从我的胸中堆到她的胸中了。看着她不仅被我的大唤惊得碗从手里掉下去，而且那外号“萝卜”的羞辱让她面红耳赤，还蹲在地上哭起来。

到后来，那外号“萝卜”就是我打败二姐的利器和机密。每次在我要反击二姐时，只要对她大唤几声外号“萝卜”就行了。

做个男孩和弟弟，实在是伦理和命运的好，就像一个苹果和一丫枝叶样。枝叶把苹果举在枝头上，苹果迎来了所有目光的温暖和垂涎，只有傻子才记住枝叶给苹果的善爱和供给。而枝叶，这时所能乞求的，就是苹果在离开它走时，不要回说谩骂枝叶供给的短缺就够了。

怎么能不回说谩骂呢，姐的外号叫“萝卜”。

评工分

一不小心年龄就大了。

大了就该跟着父母和生产队，到田里与锹与锄和黄土为伍了。收麦子是四季最耗时耗力的活，那时农人和队干部，便力所能及地动员所有、所有能挪能爬的，都去收麦子和拾麦穗。太阳黄焦而暴燥，烧在头顶能听见树叶被烤后的尖叫声。在这尖叫里，队里不仅急赶急地收麦子，还要趁机给学生娃们评工分。

那时壮劳力每天是十分工，弱的奸猾的，那就减去你的尊严为九分。

妇女每天八分工，弱的懒的是七分。

学生娃儿每出工一天是五分或六分。六分工是了不得的少年劳动力。我们队是村里最富裕的一个生产队，十分工年终分红折合一毛二分钱，六分工就是七点二分钱。七点二分是三个鸡蛋的价。我希望在评工分中能成为每天六分工的少年劳动力，于是就请了烈日来见证这年我的拾麦穗。

日光是一片焦黄色。田野是一片金黄色。人的泥汗是一片糊黄色。大人们在这混沌黄里割着麦，孩子们每人几垄一片地在后边拾麦穗，目不遗寸地盯着被镰刀清洗过的麦茬地。

野兔子在麦茬地里跑来跑去着。

麻雀们高兴地在田里飞落盛宴着。

学生娃们都在田里拾麦穗，为了能让队长和大人们评议为每天六分工，我特意大喊着姐姐“萝卜”外号儿，从她手里抢过了一个新篮子，然后就在我的几垄麦田弯着腰，一个时辰、半个钟头都不直一下，把麦田遗落的麦穗一穗不落地捡到竹篮里。太阳高走时，我的竹篮已经有半篮麦穗了。太阳再高时，我的竹篮差不多就满了麦穗了。而到了太阳将要正顶时，我前边割麦的一叔一婶已经割到田头去另外的麦垄收割了，可我还远远落在他们身后边，才捡了三分之二的垄地长。而和我麦垄相邻、年龄相仿的同学们，这时却都差不多跟着割麦的大人到了别的田头上。

我有些不安起来了。

为了捡拾麦穗急得要尿在裤子上。

为了六分工和七点二分钱，我真的急得想要尿在裤子上。就在急得要尿裤时，却又发现我面前分给我的麦垄地里连一穗掉落的麦子都没有，被捡拾干净得像一群鸟雀从这垄地飞了过去样。

我有些惊异地站起来。

二姐朝我走来了。她挎着她的麦穗篮，那篮里有半篮是替我捡的麦穗。她把篮里的麦穗急急倒进我的竹篮里，小声对我说：“快去队长那儿交掉吧。”

然后她就又躲到一边了。

原来二姐快手快脚地在她的垄地拾完麦穗后，又在我的地里帮我拾麦穗。我慌忙挎着满篮的麦穗朝向生产队长去交麦穗。队长看我那年拾的麦穗多，喜得在我的屁股上暖暖踹了一脚儿。那年我和二姐都成了每日六分工的少年劳动力，干一天活儿年终分红能分七点二分钱。七点二分是不大不小的三个鸡蛋钱。

从此我就不再唤叫二姐是“萝卜”了。

拉煤去

从实招来说，那个时代日子好的人家做饭是烧煤，日子不好的做饭是烧柴。这是那时判断一个家庭生活好坏最确准的冷热和方法。倘若你家姑娘要嫁了，儿子要找对象了，想知道对方日子的殷实与寡薄，你万万不要把目光仅仅停在他或她家的住房上。不要简单地以草房、瓦房、泥墙或是砖石墙壁为贫富之尺度，还要看看他（她）家烧饭是烧煤还是烧柴禾。

我家日子好，盖了瓦房有时烧饭还烧煤，尤其在春节过年的日子里。买煤要到八十里外的一个叫高山煤矿的地方去。黄土路，上坡、下坡的起伏一个接一个。我和二姐要跟着村人去拉煤了。拉煤是一种庄严和仪式，能去拉煤就证明我和二姐真的长大了，可以做劳动力们才能做的事情了。烧煤的事情不用父亲用哮喘的喉咙顶着寒冷和北风，病牛一样往家的方向拼死喘息了；也不用欠情求人、起早贪黑帮助我家拉煤了。

夜已去半时，天亮还尚远，鸡叫的声音突兀刺刺挂在村头上，我们起床套车，穿衣上路，把母亲前夜烙好的干粮袋儿系在车辕上，用力试试胶车轮子里的充气足不足，再把气筒捆好备在车厢里，最后到父亲的床头听他重复一遍已经交代过的话，比如拉煤回来上坡时，要绕着坡道走“S”形的路，以减缓坡道的突陡省力气，而遇到坡陡道窄绕不出“S”形，那就一定停车等有路人走来了，叫伯、叫叔地张张口，求人家帮忙推推车。当然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每车一次买拉五百斤，一定要在往车上装煤时，用铁锹不断地把虚煤朝下用力拍，有可能时一个人装着煤，另一个人要在车上踩着煤，这样在煤车过磅时，你买五百斤的煤，那车上装的可能就是五百五十斤，而过磅的人要从车上往下铲煤时，一边嘴里骂骂咧咧地数落着，另一边，他铲煤费力气，可能只铲下三十斤或者二十斤。这样你买的煤是五百斤，车上装的可能就是五百多斤了。

多么机密的生存经验啊，我和二姐怀揣着令人兴奋的秘密上路了。

腊月的夜，深远而寒凉，天空如悬浮倒凹的玻璃擎在头顶上。狗吠声就像狗吠声，鸡叫声宛若鸡叫声。而我们在天空下的脚步声，却不仅是着人的脚步声，还是叩击人生柴扉大门的磕碰声。五六辆去拉煤的车，别的都是一人一车一劳力，只有我和二姐是双人少年一辆车。村人怕我和二姐从车队掉下来，就让我们夹在车队最中间。怕我们在这来回一百多里的路上走伤腿，遇到平路就让我们坐到他们的车上拽着自己的车，以此省着我们的腿脚和力气。就是到了三十里后要从一个叫明皋的地方自公路拐入黄土小路上，村人还指导我们空车行路时，要一个人拉着车，另一个坐在车上歇着脚，这样轮流坐着车，就可以彼此少走许多路。可以把节余的力气用在买完煤的重车回走上。大家走在夜的深内里，有人唱着歌，有人会莫名其妙地突然大叫一嗓子。

沿路的村庄如此一个个地被我们甩到身后了。

也便天将亮时到了煤矿上。

原来到煤矿拉煤的人们排成长龙阵。

来时并没有见到有同行的人流和车队，可到了煤矿的煤堆黑山下，却发现买煤的汽车和拖拉机，还有更多更多的架子车，都如从地下被吐了出来样，凌乱而嘈杂，还有来得更早的人们就地烧饭的浓烟和烧烤。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煤黑和灰尘。买完煤的拉着重车、脸挂喜悦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因为他们车上装的煤不是单纯的粉黑煤，还赶巧装了很多黑亮发光的煤核块垒和颗粒，这时有经验的村人就来告诉我和二姐说，装煤时要多挑煤核颗粒煤，说煤核耐烧能烤火，而粉煤比起煤核就如粗粮相比细粮样。我们点着头，在车队里把车朝前挪移着，并开始吃着母亲特意给我们烙的油烙馍。

馍里有葱花，香得一世界都漫着面味葱香味。喝了在路边生火烧开的水，开水甜暖如生活本身就是一碗放了糖的荷包蛋。什么都是好的、美的、新鲜温暖的，时间也因此变得充满热意并快捷。于是太阳刚起升，就轮到我们装煤了。

原来在煤矿用的铁锹都是簸箕形的大铁锹，一锹的铲装比我家的两锹还要多。我比二姐力气大，我用那铁锹往车上装着煤，二姐在那煤山下四处捡着煤核抱到车子上。待我铲装累了后，二姐替我铲装煤，我跳到车上把暄煤用力朝下踩。我们就这样把匝有竹编的煤车装满了，还过去帮着村人装煤车。及至大家都把煤车装好后，又都拉到磅场去过秤，再把交过钱的煤票条子交出去。记不得那过磅的两个中年从我们车上铲下去了几锹煤，只记得他们一个过着磅，一个朝下铲着煤，看着我和二姐说：“哪里的？这么小就来拉煤呀！”然后每朝下铲一锹，我和二姐心里疼一下，到不知铲到第几锹，二姐对那铲煤的说：“别铲了，再铲就不够五百斤的重量了。”那铲的就朝磅的看一眼，管磅的朝他点个头，他不仅不朝下铲了，还从地上又铲了一锹装到车上去。

我们就把煤车从磅上拉走了。

到了一片空地上，等着过完磅的村人们，大家比较着谁家车上的黑煤多，就发现我家的煤车顶上有被铲下去的大坑儿，便都担心我家车上的黑煤不够五百斤，被那过磅的铲下太多了，心里的难受如被人挖走了一坨肉。然而已经被人挖走了，没有办法了，只能忍疼割爱了。可这时，二姐朝不远处一片起火烧饭的野灶走过去，一会儿她就用她的衣服兜回来几兜的黑煤核。原来在那儿起灶烧饭烤火的人，走了就在灶旁这儿扔着几块黑煤核，那儿扔着几块黑碎煤,二姐就去捡回来，这多少弥补了我们对不够五百斤的焦虑和担忧,心里有了不吃亏的平衡和满足，便同村人拉着黑重的煤车上路了。

上坡和下坡。

下坡又上坡。

好像回去没有一段是平路，如没有谁的人生可以一马平川样。我驾辕主拉在车辕内，姐姐拉着边绳在右边。大家先是一队拉开朝前走，后来力大脚快的，就到了前边了。拉煤的车队也便散开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大家的前边还是在后边，就那么低着头地拉，不说话地走。也许走了三十里，也许走了四十里，忽然觉得灰黄的太阳到了头顶上——似乎是午时来到了，于是把车子停在路边上，我去找着石头起野灶，二姐端着备好的铝锅到一个村里去找水。待二姐回来后，我不仅垒起了石头野灶儿，还捡来了柴禾生起了火。

那天中午我们吃的是野灶煮汤面。汤面里还放了在家母亲切好的白菜叶，和用白菜叶包好的猪油和盐粒。汤面是二姐烧煮的，吃起来如同大年初一的炒菜和饺子。我们姐弟就坐在路边石头上，一个人端着一个搪瓷碗，边吃边望着世界的空旷和辽远，就看见日光转暗了，看见了我们未来的人生就在眼前边。看见了前边村里有人吃过饭后下地去，身后跟着一条狗。看见后边拉着煤的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去，见了我们就和没有看见样。

快要吃完时，二姐突然问我说：”连一你长大后准备干啥?

我有些懵怔地望着姐，不知道她为啥这个时候问这个，也不知道我这个时候该要怎样回答她。腊月的北方已经相当荒寒和冷酷，路上有水洒落立马会结冰。麦田地里长出来的麦苗都被冻成蔦黑色，让人担心来年春天它还能不能醒转活过来。我们就在那酷冬荒寒里，因为吃着热汤面条并不觉得冷，只是觉得内心空旷、魂灵没着落，如人在空中飘浮着，无论怎样努力脚都落不到地面上。后来我知道古希腊的安泰了，为故事里安泰离地而亡的命运感慨和忧伤。可那时，我除了无知就是内心的虚荒和茫然，有漫无边际的空旷铺在心里边，也就那样望着姐，像等着二姐对我未来的释解、安顿样。

这时二姐就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你是男娃儿，你要努力离开家。”

我越发不懂地望着二姐端碗僵在半空里。

“不行了你长大当兵去。当兵提干了，就不用这样在家苦劳受累了。”

再也没有说啥儿，像我睁着双眼寻找未来又看不见未来在哪儿。也就这样在荒野、无知和茫然中重新上路了。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两个人没有人家一个人的力气大。可我们也从未想过回家晚就晚一些，总是想要拉着车子急往家的方向去，仿佛慢了家会丢了样。到了午后半晌我们从土道到了公路上，二姐和我换了辕绳和边绳。我看见二姐在车辕里像一只绵羊驾着马的车，心里动一下，还是由她拉着往前了。

原来路是一脚一脚走了过去的；坡道是一肩一肩拉了上去的。

坡路原来不仅是为了让人走，还是为了让人如牛马样拉着一车黑煤朝上爬。后来爬着爬着起风了，我们怕车上的煤粉被吹走，二姐就到路边结冰的水渠用饭锅端来两锅水，一碗一碗洒在煤车上。煤车的前边是在竹圈上边堆的煤堆儿，我索性搬来两块冰块压在车前煤堆上。这就重又上路了。如父亲说的样，上坡时我们走着“S”形的路,如果连“S”形的路都拉不动，我们就停在那儿等有人走来了，叫叔叫婶地请着人家帮推车。

时间是在我和二姐的用力和沉默中从午后近着黄昏的。那时路边笔直的杨，任它枝条在风中招手和跷指，我们都没有扭头呼应和聊说。我们只是低头不停地拉着车，不停地走着路，一会儿是我在车辕里，一会儿是二姐在那辕架里，我们像两头没有长成的牛，知道自己生来就是应该拉犁耕地的物，低头用力是唯一能做的事，也是应该做的事。

力气用尽了，黄昏到来了，可等待我们的，是还有脚下几十里的路。路两边的田野和草荒里，有莫名其妙的响动声。田野那边的山坡上，先是高高挂着晕暗色，后来就成了漆黑模糊的世界之界了。二姐这时不知从哪儿又摸出一块干粮饼，她掰下一小块，把大的递给我。我没有推辞就把那三分有二的烙饼接来大口、大口吃起来。吃多了，就应该在辕架里边拉着车。就应该更加明洞为了日

子去拉煤，不仅可以让我们春节过年有煤烧、有火烤，而且还可以向左邻右舍证明我家日子好，不仅有柴烧，而且有煤烧。更重要的一档事，是我和二姐可以向同伴、同学们宣称：“我们去拉煤T!”“我们比你们成熟、长大、更有力气了。”村人们也可以在村里四处宣讲说：“闫’家的孩子了不得，小小年纪姐弟就跑一百多里去拉煤了。”

然我和二姐真的再也拉不动了呢。

过了有路标的明皋村，我们知道离家还有三十里。可那三十里，宛若要从北方到南方的三千里。天色黑得如同泥浆般。路两边的寂静里，有无数薄冰为了增厚响出的砰啦、咔嚓声。因为公路是上年才铺上去的沥青路，沥青在黑夜发出黑金似的光。就在这光里，我问二姐说：“你说爹、妈会不会来接我们呢？”

二姐朝着前方的遥远望了望，没有回话把我从车架辕里换将出来了。

“爹哮喘，可咱妈会来接咱吧？”又走了一段路，我又这样问二姐。二姐依然没有说母亲会不会接，只是说前边的村人差不多就该回到村里了，我们再坚持一下也就回到村里了。就那么坚持、坚持地走。坚持、坚持地拉着车。走一走，歇一歇。因为歇下身上的汗落

T,会冷得身上也结冰，于是又慌忙起来拉着车。再遇坡道甚至平路也走不动了时，就又停在路边歇着脚。这时有汽车亮着大灯从我们身边开过去，我们就觉得卡车司机是多么神圣、伟大的一种职业啊，拉几吨、十几吨的货，脚一踩油门就轰轰跑走了。这时若有夜运的马车、牛车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我又觉得真的做牛做马也很好，力气大，车上装多少东西一低头，就把车子朝前拉走了。

做人出力实在是一桩糟糕的事。而做人不出力，风天雨天都在家里坐着有饭吃、有衣穿，那和神仙有什么差别呢？我实在不想做人了，实在不想如牛马一样拉车出力了。实实在在说，我真的走不动了呢。二姐看我真的走不动了后，就又只好同我坐在路边歇着茫然着。先一歇儿几分钟，再一歇儿会有十几分。到后来，我们是朝前拉上十几分，就地坐下十几分。拉上半小时，也歇坐半小时。未来的前路好像和我们的脚步相反样，愈往前走离家愈远样。然而远了也得走，前边到底是家的方向呢。人往家的方向走着本身就是朝着奇迹走过去。人生若不为了奇迹谁还活着呀！奇迹也就果真出现了，像上天看见我和二姐力气耗尽时，派神来帮着我们样。我们坐在路边歇息着，很想去路边干了的河里找块冻冰解解渴，冰润一下干裂的嗓，就在我和二姐在路边河里找着存水存冰时，我们听见了“素粉——连科一一”的大唤声，接着就看见，有一个马灯远远地亮在黑暗里，像上帝说天下要有光，人类的混沌里边就有了光。

上帝说，人要有饭吃，大地洪荒里就有了稼禾有了粮。

上帝说，有人接你们，哥哥就来接了我们了。

哥哥听见我们的呼应朝着我们跑过来。

哥哥说他是听说我们去拉煤了,特地从县城跑回来要接我们一程路。县城离我家每年每月都是三十里，路程从来没变过。哥哥是晚上八点下班特地骑车回来接我们，所以有些接迟了。不过到底还是接上了，说如果他到家我们也到了家，那他就白白跑了这一趟。

接上了好。接上了天好地也好。生活美好，人心明阔，世界总是在绝望时候又有新希望。哥哥接上我们，让我和二姐觉得世界和日子，温暖得如寒冬中有一间旺了炭火的屋，也如城里人家旋转在夏日生活里的电扇和空调。

哥哥把马灯挂在车子辕杆上，让二姐和我都坐在煤车前边由他拉着车——谁让他是二姐和我的哥哥呢。我们就坐在煤车前板上，由他拉着车，看他像更有力的牛马样。

人生是多么美好啊！

哥哥拉着车，我和二姐都坐着，怕从车上掉下来，我一手扶着车辕板，另一只手空出来拉着二姐的手。二姐的手上有茧子，可还是柔和得和二姐一模样。有一个村子被哥哥和车子甩在身后了。又有一个村子被甩在身后了。村头的大桥就到了，母亲在大桥头上等我们。穿过村街到家了，大姐和父亲在门口等我们。血缘的亲情美得像冬天里的火，夏天里的风。伦理的血缘把我与父亲、母亲、大姐、哥哥和二姐牢牢联系在一起。真要感谢上苍把我生在这个家，给我这样的父母、哥哥和姐姐。

那年春节下大雪，我们熬年烤的火，全是我和二姐拉的煤和煤核儿，暖得连透风的屋子都没一丝冬日寒意了。村人、邻人那年都去我家烤火熬年夜，那煤和煤核儿，把一个村落、一个世界的寒气都给烧没了。

请允许我把《我与父辈》中写到二姐的一段文字原原本本录在这儿吧：

偏巧那年，由初中晋升高中时，却又要由分数定夺命运。那些年月，我对阅读小说因着过分迷恋，而对人生，也因此变得有些迷惘。想横竖反正，我的命运就是同父母一样种地，不得不作于日出，息于日落；因此，并不相信考取高中就可以不再羞于人生、耕田种地，可以变为不是农民的城里人。也就无所进取，随遇而安，陪着同学们如同打哄看戏一样，参加了那年的升学考试。其时的结果，录取中的政策规定是，凡持城镇户口的同学，必须百分之百地予以录取，而对农村户口的学生，既要看考试分数，还要看大队和学校的共同推荐。就分数而言，二姐的分数高于我；就推荐而言，我姐弟二人，就只能有一人可读高中。

话是午饭时候父亲从门外带进家的。那是夏天，知了的叫声，在树枝上作张作致，泼烦泼乱，叫得密不透风。父亲坐在我家的院里，说了我和二姐只有一人可以上学读书的景况后，他看着我和二姐，有些为难，又有些犹豫踌躇地说，家里的情况，你们也都明白，人多嘴多，谁都必须吃饭，又要给你们大姐看病。这样，也是确实需要你们有一个留在家里种地，挣些工分。父亲说完，我和二姐在那个时候都端着饭碗，僵在父亲面前，谁都没说话。有一瞬间，时间生硬，再也不会如水样细软地流动。命运那时冰明水亮地冷在了我和二姐之间，就像时间成了石块冰坨，无形地砌压在了我家的院内。就这样过了许久，许久许久母亲从灶房端着饭碗出来，说，都吃饭吧——吃完了饭，再说这事。

也就各自吃饭去了。

忘记了二姐是端碗进了屋里，还是端碗去了别处。而我，端着用红薯叶子煮了红薯面条的一碗黑色粗饭，到了门外的一棵树下。树下空无他人。而我在那片空无里，却是无论如何也无心食咽那碗汤饭。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所谓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在我正为上学还是不上学的迷惘里，下乡到我们村里的一个知青，男，穿着蓝色制服，三七分头，高个儿，款款地从村街上走过，还和熟人点头说话。说话的顺序，是村人恭敬地先和他说，而他自己，只是懒洋洋地点头哼哈着答话别人。

他答着去了。

而我，在他走后很长的时间里，都还看着他的背影，就像看着一条通往远处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忽然、猛烈猛烈地想要继续读书，想要去念我的高中，想要从二姐手里，夺走属于她的那半个去念高中的期冀。也就匆匆地吃饭，匆匆地回到家里，看见二姐也正端着空碗，从哪儿出来到厨房盛饭。

我们在院里对望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就如彼此都不太认识对方一样。

下午，下地劳动，不知为何二姐没去。

晚间，二姐也没有在家吃饭。

饭后，二姐也没有很快回家。

我问母亲，二姐呢？母亲说，找她同学去了。也就这般，把一段命运暂时搁在脑后，就像把一个疮疤暂时用膏药糊了一样。也就睡了。月落星稀。窗外是清明夜色，有蝸蝸的叫声，还有半透明的潮润的夜气。睡到半夜时候，也许我刚要醒来间，就在这个时候，我家大门响了。二姐的脚步，轻柔地落在院里。接着，那脚步的声响，到了我睡的门口滞重下来，仿佛是再三犹豫后，二姐推开了我睡的屋门，进来站到了我的床前。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二姐说：”你没睡？”

我以”嗯”作了回答。

二姐说：”连科，念高中，姐不去了。还是你去念吧。”

说完这话，二姐借着窗光的月色，看了看我。我不知道那时的二姐，看见了我什么表情。而我，却隐约看见二姐的脸上似乎挂着凄淡的笑。笑着转身走时，还又回头对我说道：”你好好读书。姐是女的，本该在家种地的。”

然后就是漫长地等待高中开学了。在开学的前一天里，二姐给我买了一支钢笔，送给我时，她眼里含着泪水，却是依然地笑着说道：”好好读书，连二姐的那份也给读上。”’

就这样，我成了理学大家程颍、程颐故里的嵩县四中的高中生，尽管只在那儿读了一年书，就又肄业外出打工了。然那一年的高中生，也是二姐把她的命运当成沙石为我修筑的一段人生的路。倘是没有这段路，没有这一年的高中之肄业，我就不能冒伪为高中毕业而从军入伍去。

不从军入伍去，而我的写作与命运，将必然是另外的样貌和岔道。

嫁走的二姐

读书、辍学和打工，后来我当兵走掉了。

我没有想到时间与岁月，在人的生命里宛若流水在风里。不知道是风吹着水，还是流水生着风。那一年，是我当兵后的第三年，因为规定义务兵三年可以探亲回次家，我请假回家了。

家还是家的那样儿。门前的椿树一点没长粗，且举在天空未及冬落的枯叶也毫无寸变着，原来有多少枯叶现在还是多少叶；原来哪一片枯叶长在哪儿、什么形状就还是原来的形状举在原来那地方。

原来我家房上有多少瓦，三年后还是多少瓦。

原来院落地上铺着由我和二姐从东山伊河那边拉回的红色水纹石片儿，现在那红色水纹石片还完完好好铺在院落里。时间一直都驻脚坐卧没有动，只是人们为了证明时间的流动才把日历一页页撕下去。我回到家是在初冬时的一个黄昏里，太阳已经从东山累到西山边。因为我回来，母亲慌忙有序地在灶房烧着饭；父亲慌忙有序地咳嗽着,并在一连的咳中生着冬烤的火。听见父亲的咳嗽声，我发现家里最深隐着的变化了——父亲的病比以前重多了，人比以前更为肌黄了；生火咳嗽时，会因为一丝凉气或烟尘，咳得难以缓过来。于是我慌忙过去给父亲捶着背，接过他手里拨火的铁钳不让他动，并一边往火盆里添柴吹着火，又一边无意随口地问：“二姐去哪儿了？”

“出嫁了。”

父亲的声音小且僵硬着，像说二姐下地干活还没有回来样。我微微怔一下，看见火苗在屋里哆嗦着，而我手里拨火的钳子僵在火上不动了。天下静得很。火苗响出的声音如前朝的水泡在后朝破灭样。我看着父亲的脸，那脸上显出些微的无奈和局促，说我二姐已经嫁走快有半年了，姐夫也是我们同村人，人实在，家里也殷实，过日子是让人踏实安稳的。说之所以二姐出嫁没有告诉我，是因为我反正从部队回不来，那就不如不知道可以安心工作好。

我又想起了那句话——

生活就是伸曲不可、又车轮流水的这样啊！

晚上吃饭只有我和父亲和母亲，三个人坐在火旁端着碗，屋里空旷得如世界上只有从伊甸园搬家出来的那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们。记得彼此没有话，又恍惚记得我和母亲和父亲，吃着饭说了很多话。饭后二姐和二姐夫回来了。大姐和大姐夫也都回来了。全家人围着火盆坐下来。没有话，也好像说了很多话。然后夜就深起来，让原本有些寂寥的屋里不知为何总有尴尬厚积着。我知道，这种落寞和尴尬，皆源于我对姐夫们的生分和不认同。不认同不是因为他们的穷富、聪愚和言寡，而是他们把我大姐、二姐带走了。我有些不解父母把大姐、二姐辛辛苦苦养育二十来年后，怎么会说让人带走也就让人带走去。那一夜，我对大姐、二姐和姐夫们，有很深的抱怨、嫉恨和隐忍。那一夜，我整夜都是沉默居多地坐在屋子里，直到夜深的脚步靠过来，大姐和大姐夫要走了，二姐和二姐夫也要回家了，他们一同起身离开我去送他们，二姐在院里回头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老大不小了，该找对象结婚了，不然家里只有父母两个怎么办？”

我重又想起了那句话——

生活就是伸曲不可、又车轮流水的这样啊！

这也就是人生吧！

莫名地觉得应该回到聊言之说了。

大姐和二姐的出嫁，让我想到一个时代的乡村婚姻中，革命与算计的笼罩和反笼罩。革命是那时婚姻的纲，而在革命的笼罩下，婚姻的考量和算计，倒成了对纲的挣破和突围。一九四九年前，大姐夫的父亲为了生存而当兵，成了国民党部队的一个为吃饭去打仗的人。而在一九四九年后的历次革命运动中，被批斗、游街之命运，便注定在了他们全家人生的动荡和悲凉。而其儿子之婚姻，无论他长得多么俊朗、读过多少书，其婚姻便成了被革命和社会鄙视、唾弃的路野之草或乡崖之荆物，直到一九七八年，“阶级”在政治中被经济所取代，他的家庭也从政治家庭的捆绑中，被解放、抖落为正常家庭的一部分，也才有了他与我大姐的这桩婚姻的事。

二姐的婆家不似大姐的婆家那么带有阶级和政治的烙印在里边，但过日子的生存指数却高高地挂在他们婚姻自由的旗帜上。二姐选择二姐夫，除了二姐夫更为实在、诚恳外，还因为他是同村人，彼此的家庭根知而底晓，于是这婚姻的判断、指数、指标和可计算的成分便含在其中了。比如二姐夫是独子，他虽有姐又有妹，但将来都是必要出嫁的人，于是关于家财、房宅这些财产都无疑问地没有争执了，加之二姐夫“有工作”，是领工资的人一-在县机械厂上班，穷怕了的人生，让父亲说的殷实直指生存与活着的可靠性。而二姐夫家选择我二姐，也同样考量（计算）到了我们家日子的相对殷实和可靠性，与一家人在村里口碑之好的传记性。于是，二姐就嫁给了二姐夫。似乎在乡村婚姻中，对双方各方各面的考量（算计）是婚姻未来的一架平衡器，但在今天的回想目光下，这种考量却更接近为了日子的婚姻之本质，且还有对革命笼罩婚姻的反动在其中。无论如何说，大姐、二姐都是自由婚姻者。但在她们的婚姻过程里，既有她们的自由性，却又有被社会意识附加条款中的无可选择性。二者的混合与混淆，把她们的人生、婚姻在自由的旗帜下，交给了社会意识的附加条款和乡村权力主导的限制里。

从中国的乡村婚姻看，其中一点是和全世界的婚姻同步同构的，那就是固有的社会婚姻意识作为爱情的附加之条款，常常以有力、有利、有理之三有，说服爱情从个人婚姻中退场或离开，而把主位让位给诸多社会意识的附加条件去。这就是大姐与二姐的婚姻与人生，也是几乎所有乡村女性百年来的婚姻与生活。说到底，无论谁的、怎样的婚姻与家庭，其实都是再再地证明着那样两句话：

婚姻与家庭是从任何的宽门走进去，但都必须朝唯一的窄门走过来。

嫂子

该说说我的嫂子了。

嫂子在县城是个医务工作者，不知道我哥和我嫂子是如何认识的。有一年我又探亲回家时，我嫂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将她为我织的毛衣递给我。我哥对我说：“这是你嫂子。”我心里怔了怔，嘴里叫了一声“嫂”，心里却想她怎么会是我嫂子？不知道我心中的嫂子应该是什么样，但我总觉得，我的嫂子应该是另外一番模样儿。尽管我嫂子长相周正，说话得体，甚懂礼节，我还是觉得她怎么会是我的嫂子呢？她怎么到了我们家？我们姓闫她姓崔，不是同根同源怎么会是一家人？如同姐姐们嫁走给我留下的家庭塌陷感，而嫂子的到来，并没把这种塌陷填起来。然而后来不久我就不仅觉得她是我嫂子，还觉得我们家缺的正是这样一个人。

家丑是叙述者的一道门。从这门里走过去，就能看到我父母和我堂亲三叔那心渊中的怨。三叔是我父亲的叔伯弟，他们的父亲是亲兄弟，血缘伸续至我们，我和三叔家的孩子就是堂叔伯的弟兄关系To虽然是堂叔伯，但这也是至亲至近的血缘亲。在这至血至缘的亲密间，父母和三叔、三婶间的争吵、斗闹、哭泣及成年累月的生气与闷声，皆源于两家共用的院墙是“活墙”。然在这活墙共用中，三叔家盖房把地基朝着我们这边挪了有半墙。用今天的理念去谈论乡村的死墙、私墙或活墙，以及两家田地相邻时，有一家犁地朝着另一家的田地多犁了一犁或一耙，由此引起的斗殴、争吵和人命的事，就如两个饥饿将死的人，在争吵谁的腰更粗一些，个更高一些。如此着，父亲和三叔，就为这一墙之寸土，一年一月地争吵着，一月一年地不和着。而三叔，又是一个未见说论就欲起声争吵的人。未争吵就欲打架的人。而且一打架，就举起铁锹、斧头要砍人、杀人、置人于死地，为此每每之争吵，结局都是父亲、母亲最终倒在自家床上的叹息和流泪。而我们四个儿女，也只能无奈地低头在父母的床前沉默和不语。

记得有年夏天我十几岁，因为那墙的挪移与死活，我家和三叔家里又有争执了。三叔提着闪光的圆头铁锹站在我家门口上，大喝着：“出来一个，砍掉一个；出来两个，砍头一双！”而三婶，则在三叔的威势支撑下，在我家门口骂到语难入耳，话难复述。围观的人在门前从十几到几十又到上百个。就在这骂声和唤声中，父亲觉得不能不出去接腔搭话了。不接腔搭话就没人的尊严了。于是他对我们说：“我出去让你们三叔把我当街砍死去。砍死了你们都记住我是如何死去的。”这样父亲很从容地从屋里凳上站起来，穿好衣服，系好扣子,朝着屋外走过去，任我们怎么劝拉，他也还是朝着大门外的三叔、三婶走着大唤着说：“三弟啊，今天要必须有人死去了，你朝你二哥我的头上砍，让你二嫂和孩子们活下去！”

然后三叔就僵在那儿了。

破口骂着的三婶也僵在那儿了。

夏日午后的闷热如煮沸着的水。门前所有的人，看着走出门的父亲，脸上都是惊慌苍白的汗。也许三叔没有想到父亲会走出门来让他举锹砍，或者正盼着父亲出来可以朝着他的头上砍。母亲从屋里冲出来，拽着父亲朝回拉。而父亲则将母亲一把推到一边道：“我死了，你替我带好孩子们！”这样对母亲交代一句后，父亲就坦然生死，朝着院外走去了。

这时候，我们姐弟四个全都惊慌木呆在自家院子里，然后又跟在父亲身子后，看着父亲朝三叔和人群走过去，既没有上前抱着父亲的腿，不让他朝着砍杀和死亡去，也没有谁和三叔一样拿起铁锹、斧头和菜刀，一拼死活地对抗和反掣，只是惊恐、木呆地任由着事情的发展和延伸。软弱与恐惧，完全把我们控制了，像病变的癌瘤完全控制了人的生命样。

父亲就那么一步步地朝着三叔去。

人群里的静，让所有人的呼吸都如乡村两墙聚流起的穿堂风。父亲走近三叔了。三叔似乎也无路可退了，只能举锹大砍了，于是他声嘶力竭地唤着“你以为我不敢吗？！”就霍地将铁锹举过头顶，朝着父亲冲过来。而与此同时间，从人群爆发出了“啊！！”的惊叫声,便有人从三叔后边冲过来，抱着三叔朝着后边拉。

局势如两军对垒开战般。有人抱着我父亲朝后拖，有人拉着三叔朝后拽，直到把他们兄弟从两步的距离分到五六步，然后父亲就立在那儿盯着看三叔。三叔也钉在那儿举着铁锹逼视着他的兄长二哥哥。就这么僵持着、对峙着，直到劝解声中不断传出“你们是兄弟呀！你们是兄弟呀！”三叔才在过了一阵后，大声说了句：“看在我们是兄弟的分儿上，我就今天把这铁锹收起来！”

然后三叔就从空中收了他的铁锹转身回家了。

这件事情的尾末是，村人把父亲推着拉着回到我家后，母亲盯着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和我说：“你们父亲生养你们这么大，你们就站在那儿看着他去被人砍死吗？！”母亲的声音里，有着对我们软弱的不屑和对生养我们的后悔与不该。她的嗓子沙哑而尖厉，眼里的光亮寒凉而锋锐，直到今天回忆起母亲的逼视和逼问，我都身上有着莫名其妙的颤抖感，既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母亲的话，又没有胆力去面对三叔举在头顶的刀一样的锹。

我是一个相当软弱、懦弱的人，无论是少年、中年和现在，懦弱都如蛇样永远缠着我。缠着我的笔，缠着我的手脚和命运。如果有人问我一生最困扰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答：是懦弱！

懦弱决定了我的命运和写作，也决定了我哥和姐们的人生、婚姻、家庭与日子。

自这次三叔的砍杀和父亲自愿让三叔砍杀后，两个家庭的血缘破裂了，两家人长年貌合神离了。一年年、一月月，直到几年后我们家从那老宅搬离开。以为搬离是解决这因宅争吵的好办法，可没想到因为搬离了，三叔觉得我家老宅无人再住了，就又重新扒掉旧宅墙，要占用那一墙之地彻底盖房了。而更为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因为父亲已经不在了，而我当兵在外，哥哥人在县城，姐姐们也都嫁人他去，家里不要说没人能如父亲样不顾生死地来阻止这件事，就是有能力、胆量去和三叔、三婶理论理论的口嘴都没有。于是母亲打电话，去问哥哥怎么办。而哥哥和母亲千难万难地商量时，想不到的是，在一旁听着电话的嫂子急脚赶车从县城回来了。新嫁到我家的嫂子从车站下了车，没有回家就直奔三叔家，看看三叔家正起地基盖房的乡宅工程后，如当年三叔举着铁锹站在我家门外样，嫂子不慌不忙地站到三叔家的院子里，质问三叔为什么要这样挪动地基盖房子，为什么要多占那么一点点的土地盖房子。她质问我三叔，占那么一点地，你家院里的面积大出一筷子的长和宽，是能停下一辆汽车，还是能让院子大得和天安门的广场一样大，以便集会和开群众大会用？嫂子说，她刚刚嫁到闫家来，人已经是了闫家人，三叔要打架了，可以举起刀和铁锹先把她这个刚嫁到闫家的侄儿媳妇砍死。要打官司了，她可以停下工作不上班，每天都陪着三叔三婶打官司。嫂子问着说着话，不急不慌地走到三叔面前去，说她是新嫁到闫家来的儿媳妇，第一次到三叔家来不该空手来，就把从县城为三叔、三婶买好的补养品，礼节、礼貌地放到坐在那儿的三叔面前去。

“三叔、三婶，”嫂子叫着说，“你们都大了年纪了，一辈子为一寸薄地争吵和生气，值得吗？这一寸薄地是你们走了能带到坟墓里，还是能让你们多活十岁或八岁，长生不老和这一寸薄地的寿命一样长？如果能带走或让你们长命百岁了，我当家，不仅把这一墙薄地给你们，还可以把整个院子给你们。如果不能就把这正砌的地基停下来，有这闲暇你们跟着我到县城——我领你们到县医院检查检查身体去——检查身体、有病治病、健康活着，才是你们老年人最本分的一桩事，不是你们人老了，还为这一寸薄土宅地去争吵。”

矛盾就这样解决了。

三叔家果真停下了挪移地基之工程，彻底不再谈论一生为活墙、死墙和挪移土地之争了。并且在那次嫂子的横刀立马、长篇大论后，三叔、三婶和我母亲的关系也开始修补得完美无瑕样。

我太爱我的嫂子了。

自此后，我觉得我嫂子不仅是最堂正俨然的闫家人，而且如我的父母样，是我们家杂务千万的主正骨。自此后，大姐、二姐嫁走的家庭塌陷不仅被我嫂子和我妻子满满填起来，还让那血缘和情感的坑陷堆起了山。只是在后来漫长的日子里，我和我哥嫂的大女儿芳芳一块论起她的妈妈时，这又一代的女性对我说：“我妈妈哪儿都好，就是话太多，一天到晩吵得整个县城的大街小巷都装不下她的声音和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