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姑姑们

她们  作者:阎连科

大姑

我不知道我大姑叫什么,忘性让我从未想起去问问父母亲。记忆从记事的某个季节起,我就知道大姑是我父亲的姐,嫁到距我家不足十里的一个叫“寨沟”的村落里。有一年跟着哥姐们到大姑家里去,发现寨沟近在咫尺间,所谓的“沟”,是遇物赋形、顺山弯绕的房子和河道。大姑家在这村口上,三间苫厚结实的茅草房,一间低矮洁净的土灶厨,一方干净到虽是土地却因掺了沙子而板结凝固的小院落。还有就是屋里墙上的菩萨图和毛主席的像,以及香炉、牌位和条案桌上的物杂们。

好像所有的乡村堂屋都是这摆设,如我大姑的名字叫“大姑”、三姑的名字就叫“三姑”样。关于我大姑,有一件事情数十年的思忖我都未明白,也没有刨根问底去探究竟。我大姑长得非常好,身材高挑,盘过小脚,红润方正的脸庞和总是盘在脑后的发髻儿,尤其她-一有一双大而含笑的眼,配着她红白皮肤的脸,慈悲安详如菩萨样。

我以为菩萨也没我大姑长得好。

可我大姑夫,和我大姑一比较,那就太过样不配貌了。姑夫个不矮,皮肤糙得很,满脸都是土颜色,说话的声音大如从天空坠落的陨石雨。而且呢……我就说了吧,他是双耳聋,逼得我们和他说话都需吵架般。

我大姑怎么会错目嫁给他?穷、丑、聋,还有……还有就是他人很好,有力气,爱劳动,是寨沟村让人最放心的牛把式。对牛的那个爱,就像对他家的子女样。生活里谁若无故去拍打一下牛,他会大声训斥人家说:“牛有灵性,也是生命,活一辈子不是犁地就拉车,它命已经够苦了,你还打它干什么?!”

大姑是因为这个才嫁给他的吗?

这也太不值了吧。

于是着,在我以毫无戒心的脚步来到我的十几岁,得知我大姑家的独生女儿不是亲生而是抱养后,我对大姑嫁给姑夫这个私谜有了诸多的想象和填补。我猜想,之所以要抱养,是因为大姑或姑夫,二人必有一个有生育之问题,那么有问题的那位是谁呢?我把这个疑问推理到大姑身上去,将缘由的荡荡空缺处,填补为是因为我大姑不能生育才嫁给姑夫的。姑夫是因为穷、丑、聋,也才娶了我的大姑的。那么说,我大姑是怎么发现自己不能生育呢?是她在和我姑夫结婚前,有过一场婚前史?有过婚史而又为什么我的父母、大伯、叔叔们,从来没有三长两短地提及过?我的小姑是自由恋爱,跟着精小帅气、有文化的小姑夫,半逃半横心地远嫁到数十里外的深山区,门前有一片几十平方的平整地,被他们村人当成城市广场喜爱着,因此我们生活在街镇上的人包括我的家族至亲们,常常以此取笑小姑这自由婚姻之恶果。小姑的婚姻似乎是我们全村人的记忆和教训,常常被人挂在嘴上不断地说。据此乡村的坦荡和风趣,如果我大姑有过婚前史,村人和家人是不会不讲的。如果没有婚前史,而是有过出轨的不端和自由,即便我父亲、大伯、叔叔们,都视其为家丑,用羊皮书的封面把这言谈的秘密包起来,嫁到闫家的我的大娘、母亲和三婶、四婶们,也会以外来者的揭秘之乐趣,把这秘密传家宝样传给她们的后代子孙们。

可是一丁点儿都没有。

大姑家生活样貌的完整性,仿佛风雨不透的一张帆布般。她和我大姑夫,从来没有吵架和不悦。大姑夫也从来没有和我大姑有过不快和怨报。大姑夫上山犁地时,大姑总提着饭罐送到山梁上,使姑夫可以为了吃饭少走一程路,用这走路的时间躺在田头息身睡一觉。当大姑夫赶着牛车、拉着村人去我们家的街镇赶集或到更远的地方赶会时,黄昏到来后,我大姑必然会提着马灯去村头迎接大姑夫。这时候,牛车上去赶集的村人们,都大包小包买了集镇物,而我大姑夫,必然是买回一把上好的要在神前敬燃的草香送给我大姑,使我大姑在敬尊菩萨时,点燃的必是烟白、味正、灰柱能直立久长而不坠的香。

大姑和大姑夫的爱,是我们家族中的典范和个案,被我的父母、叔伯和娘婶们敬着歌颂着。他们总是教导我们说:“你们以后要能像你大姑和大姑夫那样过上一生就好了。”可在这车轮流水的日子里,我的这一代,哥、姐和叔伯哥姐们,几十个家庭上百口的人,没有一户能如大姑和姑夫那样把日子过得路平水缓,无争无吵,就像他们之间一切关于女性、男性的不解和疑问,都是他们日常而沉默的爱的基础和根基样。

聊言之四

现在大姑已经离开我们十几年,大姑夫死去了将近二十年。在我坐在这儿记述回忆时,脑子里浮澡出来的不是他们日子的柴米和油盐、岁月的恩爱与情长,而是儿时对大姑的人生、婚姻和家庭那令人不解的谜——大姑怎么就嫁给了姑夫呢?她半大的裹脚,是缠到中途自己给自己自由了,还是社会革命的时风刮到中原后,把她的裹脚吹开了?再或许,是我的爷爷和奶奶,听到他们女儿裹脚疼痛的哭泣声,就以父母的慈悲把那裹脚松开了?最重要的事情是,大姑到底有没有婚前史,如没有,以她那样的美人坯子怎么会嫁给形象、内心、秉性都如泥土般的大姑夫,而且彼此那种被日常俗事掩盖的爱,如同温润无语的河流样。倘是大胆不伦地想象大姑婚前有过自己浪漫的追求和自由,最后在悲剧到来时,才不得不嫁给我姑夫,不得不心归菩萨每天都烧香,那么我目不识丁的大姑的人生该是多么壮美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妇女自由解放史和女性平权努力的乡村历练奋斗史。

可这些,我丁丁点点都不知道。

我对大姑的无知一如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头发样。

人女性、妇女解放运动和婚姻自由的选择权,还有生育、非生育的选择和自愿,以及乡村非生育儿女的成长、教育与环境的矛盾与融合,如此等等现代社会女性学的问题应该都在我大姑身上有着萌发和扩展,可惜都被我大姑和大姑夫从这个世界带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我的父辈与母辈那代人,现在只还有我的母亲、小姑还健在。如果我想让这本《她们》的散文成为乡村女性史和女性学的专著书,就应该现在拿着录音笔和照相机,尽快尽快地回到我的母亲和小姑身边去。

可惜我只是想写一本随笔、散文而非相关女性的专著书。

二姑、三姑和表姐

我二姑嫁到了我们村西十几里那个叫“腾王沟”的村落里。自我知道我二姑的婆家是腾王沟那隅乡世时,我的二姑已经不在了。据说是因为一种很偶然的病,所以我对二姑空有一个悲伤的概念和人影。只是少年时,每每路过那个依水傍山的村落间,想到“我二姑嫁到这里了。我二姑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于是嫁去、死亡和失落,就永远挂在我的脚步上,纠绊着我的鞋袜和内心。

我的三姑嫁到了我家东边名为九皋山的半山上。在那个村顶的山巅处,李白曾经爬上去写过两首诗,其中的《鹤鸣九皋》至今都让我家乡的人们背诵和朗诵。关于三姑和我三姑家,我在《田湖的孩子》那本小书里,写到详尽、烦琐,终至无话说,宛若一桶水倒尽还在提着倒一样。可也终是还有一件事,在那本书中被我遗漏了,在这书中捡起来,如同忽然捡了一枚泪水凝结的钻戒般。

我三姑家有一儿一女两个继承人。男的乡俗文化让我称他为表哥,女的自然应叫表姐了。忽然间,有个季节我的表姐长大了。又忽然,有个季节她就出嫁了。再忽然,我读初中的夏天时,有天中午我回到家,三姑从婆家回来向她的弟弟、我的父亲哭诉着说,她的女儿、我的表姐嫁去不到一年就离婚了。“人家不要她,”三姑哭着说,“就因为她自小瞌睡多,一睡着就总是叫不醒。”三姑说,在娘家我表姐瞌睡任由她去睡,可她嫁走了,睡不醒人家就认为她是贪睡和偷懒,所以不要她了也就离婚了。

家还是我们那隅瓦房小院落,季节也还如往夏一样燥热着,而家里的氛围再也不是姑们回来、父母热切的那个氛围了。屋子里沉郁而闷重,空气如泥浆一样固态着。人们不可理解因为瞌睡就离婚的事。也不能理解夏天收麦子,忙到连呼吸都要缩短的日子里,瞌睡上来怎么会睡不醒。怎么明明叫醒了,连割麦的镰刀都放到表姐床边了,可她说了“这就起床”后,一翻身就又睡着了。

竟然睡到公公、婆婆、丈夫割麦割到半晌她还没醒来。

也就离婚了。

是“被”婆婆家里离去的,跪下的求情都没挽住一场夫妻、一桩婚姻的缘。三姑说着哭诉着,脸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并说这是太丢人的事,丢人到无法让人知道让人解。“因为瞌睡被人家离婚不要了,这怎么向人解释、让人知道啊!”三姑说我表姐从她婆家提着衣物偷偷回到娘家后,三番五次和我三姑商量要自杀,所以三姑回娘家,向父亲说了这些后,没有吃饭就又匆匆回她家里了。

父亲让我去送三姑。

我把三姑送到村外伊河的木桥上,看着三姑走在混沌泥黄的日子里,就像她朝着命运泥浆深处沉着自杀样。

后来我的表姐又嫁人了。嫁到山那边的山里比她大许多的…个二婚男人家。据说那男人的妻子突然不在了,留下两个孩子无人去照养,而我表姐说她愿意去做后娘去照养。她第二次嫁走时,没有让任何人知道她又嫁走了,就像没人知道她被人家离过婚。她第二次嫁走离家时,对我三姑和姑夫说,她以后没事就不回娘家了,也不去田湖村看望她的大舅、二舅、小舅了,因为她的一生活得太为丢人了,太难张口向人释说了。

多年后,我因颈椎、腰椎病,到西安去找专家针灸和按摩,朝针灸专家说了这桩事,那针灸的教授对我笑笑说:“瞌睡多是一种中枢神经病,你让她来找我在她的颈椎上扎两天针,她就可以和常人一样睡觉一样醒来了。”那一年,我带着这个喜讯跑回家,向家人说了针灸可治我表姐的瞌睡症,可我家里人一一母亲、姐姐和哥嫂,还有我伯和叔家的孩子、媳妇们,都说不知道我的表姐嫁到哪里了,已有十余年没有往来了。而且那时候,我的父亲、三姑、三姑夫,也都先走一步离开我们了。一代人的别告如一片森林倒下样,如此大家都觉到朝着表姐寻去的路道已经给断了,不复存在了。也就没有去寻找表姐看她过得怎么样,瞌睡不醒的中枢神经病,一如往日还是好了呢。

几天后,我略有惋惜地回到部队里,每每想到三姑我就想到我表姐,好像是因为表姐我才记住三姑样。然而说到底,伦理的韧性终是没有时间更韧长,命运和止隔,最后把我表姐也从我的记忆中间带走了,像大姑、三姑离开这个世界后,我再也见不到了她们样,最后内心的冷酷也让我把表姐忘记了。

(聊言之五)

如果不算生硬扯秧现瓜的话,从大姑、二姑、三姑和表姐这条家族的女性藤秧中,会发现这样一件事: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在男权社会所左右的家族伦理记忆里,女性总是被记忆很快地遗忘并抹去。以婚嫁和坟陵的记忆路道的乡村记忆线,没有女儿(女性)从成年至坟墓的记忆簿。而作为媳妇走进坟地的女性们,是只有相随男性才可以被坟墓写入人的最后一卷记忆册。所以我二姑的嫁去和早疡,证明的只是记忆的出行和不归。关于她的人生和记忆,很早很早就作为陪嫁被她带走了,从闫姓的记忆中间抹去了。无人提及、无人再问了,这也包括她一奶同胞的哥哥、弟弟——我的大伯、父亲、叔叔们,在记忆中对她有意无意地抹杀和淡忘。

大姑和三姑,死后并没有回到娘家祖坟里,而是入殓到了她们的婆家祖坟去,这实质上是人类记忆的一种嫁接和交换。她们走去了,我的娘、婶、母亲到来了,大娘、母亲、婶婶以中断她们在娘家的记忆为条件,换来了到婆家留在记忆的结局与终束。正是因为婚嫁中i己忆的交换和断续,我的表姐竟就那么简单、残酷地被我们忘记了,是死是活都不再关心了一一这也包括我。“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这是中国最残酷、绝情,对女性犹如柔刀钝杀的文化和秩序。所以说,我的姑姑们,不仅是嫁岀去的人、泼出去的水,而姑姑家的女儿们,更是嫁出去、再嫁出去的人,泼出去、再泼出去的水。仿佛一列火车断开后,后边的车厢在进入另外轨道的日子里,又一次断开并又一次切换到另外一条或福或祸的轨道上。于是间,且顾自我和眼前伦理的人,没有人再顾及她们的人生、命运了。把她们从记忆中合情合理地抹去了,这本质是提前把她们从记忆的伦理链中杀死了。于是表姐的离婚、再婚与她的新家庭,都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没有人为对表姐的忘记而内疚。没有人觉得伦理记忆是记忆。即便是我,倘若不是为了写《她们》,我还能记住我的表姐吗?能想起因为嗜睡这小而又小之病症或嗜好,就被男人(男性)将其命运推入未知的黑暗和渊深里,而我们对她的遗忘与冷漠,又如我们每年清明从未忘记去自己父母、爷奶的坟头祭奠、伤感和回忆,却从未去过姑姑们的坟上样。

一切皆源于她们是女人或女性,尤其是乡村的女人和女性。这么说,如果乡村社会是古老、传统、杂乱的荒野地,男人、女人都是这块土地上的垦荒者,但当所有的垦荒者都离开土地时,田头墓碑上的名,却是只有男人、没有女人的,就像女人没有在这垦荒中流泪、流汗、流过血。

记忆把女人出嫁并且抹杀了,但没有人会认为记忆是凶手。因为这个抹杀原本是没有凶手的,就像没有人认为女人不应该出嫁样。

小姑

我小姑嫁得非常远。

在马车、牛车还是重要交通工具的年代里,汽车和长途公共客车从公路上嗡嗡驶过去,对于乡村就像节日年会的锣鼓般——这样的描述你会以为是在盘古开天、地莽天荒的岁月里,时间的身上还带着远古的青苔和印记。路还没有从脚下走出来。湖还没有被陆地所规范。海还不知道它的岸线边界在哪儿。草原和森林,还是混为一谈时。其实事物的边界不是那样儿。我说的仅仅是数十年前的事,那时你们的父亲胡子刚刚长出来,母亲在准备着质朴的嫁物却还不知自己要嫁到哪儿去。

然而那时候,我小姑知道她要嫁到哪儿了。

爱情对她的召唤,仿佛阳光对向日葵的召唤样。小姑夫是镇上粮站的会计师,不仅识字能读书念报纸,算盘也打得流利到大珠、小珠落玉盘。那时候,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里,文化不仅是一种神赐的光,而且还是爱情天平上最重的秤碇和权利。从各个方面考量和思忖,我小姑没有理由不爱我的小姑夫。尽管小姑夫家里远得仿佛是从中国到非洲那个部落边旁的小村庄,通往那儿的路道最宽、最平整的地段是牛车从那儿过去时,老牛必须呼哧呼哧多喘几口气。就这样,我小姑决计要嫁到那儿了。爱情的力量,像火车头拉着一辆轻巧的胶轮马车般。两情相悦之自由,宛若马灯闪灼着探照灯的光。于是我的小姑在我爷奶和家族村人的反对、讨伐中,有天早晨她和她的衣物、包裹不在了。

朝着爱情的方向飞去了。

小姑逃去的地方叫什么村落呢?没有人知道。

带走我力、姑那人的家境怎么样?没有人知道。

离那叫“田湖街”的繁华村隅有多远?能回答和填补这些空白的,只有不言的自由与爱情。现在想起来,我小姑和小姑夫,应该是我们中原乡村那方隅地自由与婚姻的奠基人。在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走在自由、柔情、相爱的道路上,都有着他们从荆棘中首先起脚留下的眼泪和脚痕。而鲁迅说的“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说的正是我小姑和小姑夫。且他们还是那片荆棘中“走的人多了”的最前列的人。

后来我父亲说起第一次去我小姑家:“远得和天边一模样,脚脖子都给走断了。”

我大伯说起我小姑家:“那儿的野草真好啊,出门割几镰,就能当作苫草盖房了。”

而我母亲说起我小姑,则总结得干净而利落,很有终极宿命哲学的味:“都是命——老天安排男人的命,就像安排他亲生儿子的命。安排女人的命,就像安排后娘女儿的命。”

等我有能力去我小姑家里时,公路已经蜿蜒如蛇地爬到那隅山脉间。等一个小时的车,在车上挤站两个半小时,再下车失急慌忙走半天,日升出门,太阳落山就到了我小姑家那叫刘家涧的村子了。村子有二十几户人,分两片坐落在一条山道下。有十多户起房在山坡上的平缓处,还有几户的房舍挂在山崖上,落在那十几户的偏远旁。小姑家就是挂在崖头上的那一户。三间苫得很好的草屋房,两间稍矮的厢屋子,一间为厨屋,一间为磨房,院里有猪槽、牛槽和鸡舍,还有堆码房高的烧柴和野枝。大门前被人们说成广场的几十平方米的缓坦地,向前一跨就是望不到底的沟壑和深渊。四月迟至的春暖到来后,那儿满崖满坡都是盛红壮丽的杜鹃和灿黄如翠的迎春花。

小姑是因为这儿的水清花好才嫁到这儿的吗?

那谁知道呢。

小姑嫁到这儿有过后悔和对命运的抱怨吗?

你去问你的小姑啊!

对。这些问题都是该由我小姑回答好。我父亲、大伯、叔叔从来没有当着我们的面,问过我小姑为爱情的逃嫁后悔不后悔。我母亲在我们姐弟面前问过我小姑。“后悔啥一一过得挺好呀!吃不愁穿也不愁的。”这是我小姑几乎固定的回答和命运之解说。无论谁问她,她都这样笑着对人说。

六十年代到来了。上世纪中国的六七十年代充满着革命的烈火和被几近烧干的人的求望欲。因为精神的理愿太为美好了,肠胃对物质的需求就因此变得寡淡像知了对清风的欲望样。记不得大饥荒的岁月里,我小姑们是如何熬度过来的,只记得母亲对我说,那时你小姑和姑夫会走一天路,半夜把一兜儿先前喂猪的麦鉄送到娘家来,然后对她的几个哥哥说:“我嫁到那儿是对的,我们那儿没有饿死人。”到了六十年代乡村的粮食再次不够吃,我们村不到年节谁家吃了白面和大米,那几乎就是一种盗贼和罪恶。这时我小姑家因为是深山区,革命锣鼓的声响没有那么震耳和呐喊,人还有时间、精力种粮食,他们就在非年非节的日子里,时不时有白的馒头和干捞面。

那时候,假期我最爱去的地方是我小姑家。到那儿下河可以捉螃蟹,割牛草时可以上树掏鸟窝,回到小姑家里我小姑总是给我捞一碗蒜汁白面捞面条。用棉花籽榨的棉油炸出的油条黄焦并脆软,作为贡品进贡给皇帝决然也是好东西。而且暑假结束时,姑夫和小姑,总让我背一袋从石磨上刚刚流出的头遍白面给我父亲带回去。

后来我父亲生病了,我小姑每每回娘家,带的都是白面和上好精磨的绿豆面。

有一次,小姑从她家又回到娘家里,夜里坐在父亲的床前边,兄妹说了一阵贴心话,父亲忽然让我母亲去把大门屋门都关起来,然后他想了一会儿,又朝四周望了望,就对我小姑说,革命革狠了,粮食要短缺,人怕又要像“那三年”一样挨饿了。为了预防再来一次大饥荒,他让我小姑趁早多屯藏一些粮。我小姑就对我父亲和母亲很神秘地笑一笑,说让我父亲尽管放宽心,说她们那儿虽然是山区,可人一点都不傻,为了预防再有“三年大饥荒”饿死人的事,家家都偷偷节约屯粮食,还有人家把地上挖个坑,将大缸放坑里。在缸里放粮食,在缸外周围放石灰。然后再把缸口盖住埋起来。

那时候,我父母都惊异、足满地望着小姑的脸,沉默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宽慰的笑。那时候,就像神把白昼、黑夜分开样,电线从遥远的洛阳笔直有力地架到了我们村,灿亮的电灯光,照着我父母和小姑的脸,他们都像粮食的圣徒般,每个人都如被神圣的粮食的圣手抚过了顶,人人脸上的光色都充满着安慰、幸福和人生踏实感,就像他们知道饥饿的洪水要来了,而他们已经把粮食的诺亚方舟打好藏在某个地方里。

就那么沉默着,微笑着,到过了天长地久的一段时间后,我父亲作为小姑的哥哥说了一句来自生命之悟的话。

“翠,”父亲叫了一声我小姑的名,又沉默片刻后,“你逃嫁到那儿是对的。你比你大姐、二姐、三姐(我大姑、二姑和三姑)的命都好。”

这时候,我看见我小姑眼上含着泪,脸上的笑,从来都没有那么幸福轻快过,像神的笑在人的脸上浮现证明什么样。

然后夜就深去了,日子就充满着爱的诗意了。

(聊言之六)

现在我小姑已经年逾八十岁了。六十余年的生命、爱情和无奈,把她的生死系在那沟壑崖头上的宅里和宅外,生养、种植、操持和面对田野沟壑的劳作与息歇。我不知道当她安静地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无论是可谓波澜壮阔的爱,还是激情之后的沉默、寂静和孤独,她都认为那是她应该接受面对的,不需要三语二言的抱怨和悔恨。至少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她对命运有过抱怨悔恨的话,一如我大姑很少诉说我大姑夫的不是样。现在间,小姑家四个女儿早就在命运里远嫁他乡了,两个儿子也都踏着青春晨光的路,离开那悬崖、山脉到城里或更远的新疆喀什城里去。那隅山村只还有我小姑独自守在那片崖地生活着。小姑夫早在二十年前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和我小姑生育的六个继承者,除了名为爱香的大女儿,其余五个的婚姻都是我小姑独自操持领办的。相当有趣、吊诡的事情是,我小姑对孩子们的婚姻几乎没什么要求和苛责,其所有子女的嫁或娶,她都任由他们自主选择和确定,但对他们唯一的寄望条件是,儿子们千万要进城,到繁华热闹好挣钱的地方去。女儿们,即便不能嫁到城里去,找的婆家也要离公路近一些,岀门到繁华闹市赶集方便些。

无法猜想我小姑对婚姻、爱情、女人、女性这些浅白而深奥问题的理解和看法。她是我们家族中最不顾一切追求爱情的先驱者。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对自由选择的正确性,她一生都没有说过一句“悔不当初”的话。而在之后、之后的岁月中,能证明她婚爱选择正确的,却又不是那闪着圣光的她和我姑夫的爱,而是“粮食总是吃不完”的俗常与殷实。

中国的历史从来没有在乡村生活中脱过轨,也从来没有如高楼成为城市的证物一样突兀林立过。我小姑是因为历史才可以自由选嫁的,却也要用历史那巨大的伤痕一一饥荒与粮食,这极度物化的东西去证明极度的精神之爱的高尚和正确。这种逻辑和证明,有点像作家必须吃饱肚子才能写出小说来,可也有点类似吃饭时将一盘神学、哲学端将在了俗世的大餐桌子上——人们种地了她种地,人们盖房了她盖房,人们都出去打工挣钱了,她也鼓励她的子女们到广州、深圳去打工。日子和物质,像海一样包围着小姑的思想与精神的岛。

现在,我小姑家那个如非洲部落一样的村,年轻人都已远行不在了。不仅是打工,更重要的是他们沿着通往城镇的路,嫁娶落户到

更为繁华的地域了。许多老人也都随着儿女们,到了山外的城镇繁华处。留在村里的几户人家二十几口人,在孤孤地守着并等待着村落和一代人的尾声与终止。为了使小姑的生活更为便利和踏实,我哥、我姐和母亲,都数次提议让我小姑重新搬回她的娘家来一一住到我们家,享度有镇有街的晚年和人生,可我小姑却锵锵言言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守在这个村里和院里。”

胡安•鲁尔弗的小说《卢维纳》,写的是灰白色的卢维纳山脉上的男人和年轻人们都走了,为了生活下山进城了,山上只还有女人和老人。有人问女人们为什么不跟着男人和孩子们下山去,那些女人异口同声地答:“如果我们离开的话,谁来照顾这些死人呢?我们待在这儿,我们可不能把他们孤零零地撇在这儿不管啊。nl这回答和我小姑的言行一模样。我简直就认为,写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墨西哥的《卢维纳》,正是关于中国北方山脉中的一篇非虚构。在至今我小姑还生活在那重新有了狼叫、有了野兔无端跑进院落的村子里。前不久我亲自去那儿,想把小姑接回娘家和我的母亲一块照养着,可她不假思索地问我道:“我走了,你的姑夫咋办呢?”

我的姑夫名字叫“王福来”,他十几岁时就能读书和看报,天大的数字他都能在十二柱的算盘上,弹拨得确凿并清晰。我的名字“连科”两个字,是我小姑夫在我出生时送给我的小礼物,他说:“社会主义苏联有很多人都叫连科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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