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娘

我不知道我大娘是如何嫁给我大伯的。我几乎没有听说我的那些叔伯兄弟和妹妹们，逢年过节说要去我大娘的娘家——他们的外公、外婆家里去。

像他们自小就没有外公、外婆样。

倘若如此，我大娘的人生该是多么悲苦哦，也许她的童年黑暗得就像一团王羲之习作书法的洗笔池，无论后来多么地好，最初无疑是一团糟中的糟。可自打我明洞记事那一日，似乎记得我大娘脸上总是挂着笑，总是不停地哼唱着豫剧、曲剧和河南乡村的小调儿。大娘就像一个舞台演员样，不知何故从舞台上幕谢下来后，为了证明她和所有村人、女性不一样，于是除了熟睡后的那段时间里，就永远要哼着小曲唱着戏，如她是公主嫁王子，不日日间地唱，就无法证明这婚姻、家庭的好。

然我大伯经常会笑着对村人和我们调侃大娘说，有时睡着她还在梦里唱戏哪。没有人知道我大娘为什么年年岁岁、月月日日都那么开心和快乐，生活的苦难和艰辛，在我大娘似乎从来没有过。在《我与父辈》里，我详尽地描述了大伯一家在中国那个年代的困苦和境遇，日子切真如辣椒、陈醋和黄连、苦胆熬制的一锅不得不喝的粥，八个孩子、两个大人十口人，冬天大雪孩子们没有鞋袜穿，必须光脚踏雪是很正常的事。一大锅菜叶煮炖烧好后，才想起应该往锅里撒把面或一碗玉米生楂儿，这时慌忙去打开面罐、生罐儿，又发现昨天或前天，罐儿都已洁净空荡了。在中国久长的家庭秩序中，男主外、女主内，这天老地荒的分工在我大娘那儿是没有的。孩子们没有鞋穿她会在门前大声嚷着说：“那么多孩子，靠我怎么顾得过来呀！”火上烧开了锅，想起家里没粮了，那就熄掉火，端个海碗或面瓢，唱着到邻人或我家，借一碗一瓢的粮面再唱着端回去，重新生火烧饭开始一日三餐的又一餐。

苦难在我大娘是欢乐的。

她接受、迎对苦难的能力如海可容纳百川般。

我大娘一年四季脸上的笑，像永远的春天、草地和牛羊的美满样；春夏秋冬、日日时时地唱，仿佛一条河流穿过沙漠而它的水不少、潺不息，流淌的声音走在沙地反而更响、更大、更为浑厚清脆着。

有一年，正忙的大夏人都下田收麦子，午时收工回来我大娘因为在院里唱戏忘了烧饭了，为此大伯气得把一打饭碗摔碎在院里。“你摔了碗，孩子们用啥盛饭啊？！”质问着我大伯，大娘丝毫没有理亏窘迫相，也就哼着曲儿从我大伯身边绕过去，开始生火烧饭了，且在灶房间，还在唱的间隙挪出时间质问我大伯：“晚吃一会儿天会塌下吗？”

为了抢时下田割麦子，我大伯就那么在院里怒怒站一会儿，猛地一跺脚：“不过啦！不过啦！——我们今天都到街上吃饭吧！”唤着就召集他的一片孩子们，要到街上挥霍吃一顿。也许是每人一大碗的牛肉、羊肉汤，也许除了这汤杂，每人还有一个半个面馍和锅盔饼——多么诱人的香食啊，我的叔伯兄弟和妹妹们，就有些感谢母亲中午因为唱戏没有烧饭吃，倘若烧了哪还有我大伯破釜沉舟地带着他们上街去美食午餐呢。也就都提着镰刀、麦绳跟着我伯朝着街上走，就听见大娘从家里追岀来对着他们唤：“别忘了给我捎回一碗啊一一我要羊肉汤一一”

之后我大娘就又在门外村口大声地笑着唱了豫剧《花木兰》中的“谁说女子不如男”。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大娘终日唱着、哼着的戏声曲儿声，都还萦绕不绝地响在我的耳边和我们村口上，一如历史必须写在史册上，功业必须刻在石板、石碑上，而我大伯家的苦难和辛酸，也必须伴在我大娘的戏声、曲声里。

就在这终日不绝的戏声、曲声中，他们的八个孩子长大了，个个都成家立业了。时间的针，伴奏着岁月的艰辛和烦恼，不屈不挠地穿过四季，来到一个新世纪，来到一个新的时代节点上，当我们回首过往，再次聆听记忆中一个乡村女性面对苦难的唱腔时，我们终于意识到，那从年轻开始一直哼唱到老的女腔音，不是从她的嗓音发将出来的，而是源自她的生命对生活和命运的抵抗与坚韧。倘若不是她不息的哼唱和反抗，在那多年几个孩子必须挤在一张床上、只盖一床被子的寒冷里，人又怎么能熬过寒冬之冷呢？

一个时代过去了，另一个时代到来时，我在我大娘家新起的楼屋问我大娘说；“你一辈子怎么那么爱唱呀？”

大娘回答我：“不唱日子咋过啊！”

回答完了这话儿，那时已经七十岁的我大娘，问我和我的姐们道：“你们现在想听我唱戏吗？”我们没有回答想听不想听，大家只是笑着逗闹着，一屋子都是生活和女性的笑，把一个院落、村镇和世界汪洋了，也重新凸显塑造了。

现在想，如果要评选一位我家族中最英雄、伟大女性来，我想我应该把这一票投给我大娘。

许多时候里，从女性的角度去索检我家族中女人们的生活时，就像以树叶为眼去看林地和草原样。树还是树，草还是草，没有任何的质变和转移。但你若放弃黑白分明的男性、女性视野后，把她们当作女性的“人”或“作为人的女性”时，那就能看到她们身上的光辉和照耀之美了。可惜我们家、我们村和整个中国乡村不会这样去看她们。于是间，我们家对我四婶的评判变成这样了：“小心眼”“记仇”并“小气”。四婶毫无例外是媒人依着天命把她送到我们闫家的。可她偶然而又必然地一进闫家门，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我四叔的总管、主任和账房先生了。我四叔非常听凭四婶的话，宛若树叶听凭树枝和风的摇摆样。四叔每个月的工资都如数交给我四婶。而且我四婶，让我四叔穿件蓝衣服，他决然不穿黑衣服。四婶说还是那件灰的好，四叔就能透过灰色看见天蓝云白了。从这个角度说，我四婶说不定是女性主义的乡村典范哪，尤其在我四叔退休时，在由儿子还是女儿去接班进城工作的议题上，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应该让儿子去接班，可我四婶舌战群雄说，应该让女儿去接班。也就最终是女儿接班进城了，让儿子在家种地打工了。当天下人人都对此困惑不解时，四婶把她简浅、明了的道理摆在世人面前道：“男孩子结实有力气，在农村种地、打工扛得住；女孩子种地、打工她能受得了？！”

别以为我四婶不识字，其实在男性、女性的问题上，她一出生就明白“男人、女人是不同的人”。是明白“女人生而为女人，男人是生而为男人”这两性哲学和性别伦理的人。将我四婶当作“女人的人”或“作为人的女人”去考叩并疑问那些“女权”“平权”等国际政治问题时，她是我们家族中例外的一面旗帜和镜子。有一次——几年前的事情了——不知是我母亲因为四婶说了她什么，自此母亲不再理我四婶了。我四婶也不再理我母亲了。彼此两亲相疏，冷冷相对，老她媲就这样一月一天不再说话了。谁见了谁都把头扭到一边去，将目光斜到天空或者树梢上。可是呢，在村西偏远的那条胡同内，改革开放和商业之大势，让村胡同里的家家都搬到了镇中的繁华地段做生意，或到更远、更偏的地方办起了养鸡场或养猪场。总之说，原来人丁兴旺的村街寂寥了，那条胡同几乎仅还有我母亲和四婶几个老人在。

这怎么能够不说话？

又怎么能够低下作为人的尊严谁去向谁首先说话呢？

秋天时候我回到了家。母亲在给我说了许多村里的生老病死后,开始和我说她和四婶深刻的止隔和矛盾。说我四婶言，有一次我母亲从她面前走过去，她和我母亲说话母亲没有搭理她。为什么没有搭理她？因为母亲依仗着她有个儿子是作家，不仅有名声，还经常给她寄钱花；钱多得家里种了菜，还要再到街上买菜吃。于是这有辱我四婶作为人和女人的尊严了。为了坚守作为女人的人的尊严性，四婶坚决不理我的母亲了。而我母亲，那冤枉简直是山高又海深，说她从我四婶家门前过去时，一向都是主动和我四婶说话儿，从未等着四婶先开口和她说话儿。母亲说她这样谦逊并低调，四婶还无中生有找是非,所以她就决定不和四婶说话了。“不能如你四叔一样惯着她。”并说四婶的脾气（女权主义）都是我四叔给惯养出来的。说我四叔一辈子实在没出息（连一点男权思想都没有）。

我有责任调停母亲和四婶的隔阂与矛盾，因为这不仅是一个七十岁、一个八十岁的老姑媲间的事，而是关于女性、女权和人的尊严在两个“老女人”间的人类共有的矛盾和窘境。于是第二天，我乘母亲不在时，把她吃不完的鸡蛋、奶粉（都是别人送的）提上去看我四婶。四婶坐在她家院落里，我把提的东西递给她，说是我母亲让我来看望她，并说我母亲再三交代要问四婶好，说老女由媲都七十、八十岁了呢，一条胡同就这么几户、几个人，不能这样老死不相往来不说话。

这时候，我四婶脸上闪着红润的光，充满兴奋、疑问地盯着我，再三问我母亲真是这样认为的？真的这样说了吗？东西也真的是她让提的吗？

我向四婶信誓旦旦地点着头。

到这儿，四婶“作为人的女人”或“作为女人的人”的尊严彰显出来了。她早有准备、并深思熟虑地把“作为人的女人”或“作为女人的人”的条件一、二、三地摆在我面前。四婶说：“你妈真的想和我和好了，你去让她来我家坐一会儿，来先和我说上一句、两句话。”

“你去见我妈先叫声’二嫂’也行呀。”我笑着循循善诱道，“谁先和谁说话有那么重要吗？”

四婶把脸板将起来了：“当然重要呀！你们家是人上人，日子比我家过得好，我怎么能首先去和你妈说话做事呀。”

我无话可说了。

原来我们家是人上人。人上人就那么在秋阳里呆了一会儿，想到了我四婶作为人、人生、命运中天然地对人和女性的尊严的敏感和注重，就答应了让我母亲首先到我四婶家里坐一坐；首先来和四婶说话儿。于是着，背负着“人与女性”的尊严和期望，我从四婶家告别走出来，在空寂的街上看看天，看看地，看看我家后山梁上的秋葵和艳阳，待四婶送完我回到家里后，我又到街上买了一箱最好、最好的方便面和一箱瓶装的可口可乐提在手里边，从另一条胡同左看、右看后，踏着落叶和寂静，略有奇怪、兴奋地走回家，看见母亲正在准备午时包饺子，我就把那些东西放在她面前，用得意和胜利者的语气对我母亲说，我刚才出门在胡同口碰到四婶了，四婶死拉活扯要让我把这一箱可乐和方便面提给她，并说我四婶让我告诉母亲道，村里的传言千万不能信，那些传言都是想让她们老她媲矛盾才离间、挑唆的。

母亲就在院里洗着韭菜望着我。

我很不经意地随手把那方便面和可乐放在她面前，并主动打开可乐箱子拿出一瓶仰头喝起来。

“我不信你四婶会舍得花钱给我买东西。”母亲轻声说。

“我也觉得奇怪哪。”从嘴边卸下可乐瓶子望一望，“味道倒很正,是从洛阳才能买到的那一种。”

母亲想了一会儿：“可能是谁送给长科（四婶家的大儿子）的，她喝不完了才给我。”

我说道：“那也算四婶的一片心意吧。”

然后我母亲沉默一会儿，自语说别人敬我们一尺，我们不能不敬人家一寸呀，于是毅然决定冰释前嫌，让我去四婶家里请四婶中午过来吃饺子。我便做出决定要去请的样子后，又犹豫着对我母亲道，别人都说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去四婶家当然不能空着手，又不能人家百来元买两箱东西给我们，我们再还百来元的两箱东西去，如此到了四婶家，我就得给四婶留下几百块钱吧——这是一个很大、很严重的问题了。有时候，天问一般精神上的事，落实到物质和钱上，小小的具体便战胜宏观了。物质便战胜精神了。细碎模糊便战胜黑白分明的两性问题和尊严之问了。没有人比我更理解我母亲，也很难说有人比我更理解我四婶。甚至还可以定断说，在现有的作家中，也鲜有人比我更熟悉乡村、农民和那儿的土地与文化。无论是“作为人的女人”，还是“作为女人的人”，我对我四婶和母亲之熟悉，就像购物狂们熟悉他们喜欢穿的衣服的尺寸和品牌。

我望着母亲如望着一个购买中熟悉而犹豫的乡村品牌样。我知道我母亲是一个很好的乡村数学家，在我说完留钱给我四婶那话的一会儿，母亲很快算明白几百元能买多少个“一箱两箱”了，于是在脑里经过计算机式的核算后，母亲就默不言声地自己朝我四婶家里走去了，亲自去请我四婶到我家里吃韭菜鸡蛋饺子了。

一顿饺子后，我母亲和四婶自此再无矛盾过，直到前年三月我四婶离开这世界，她们都彼此亲密得宛若大知识分子明白了无论是“作为女人的人”还是“作为人的女人”，她们首先都是人。而作为人的首要条件就是理解和爱，不是疏远、嫉恨和隔离。

“人，作为女人的人和作为人的女人”，这呈着人类尊严、自由和政治理想的女性学，不是一个男性作家能够说清论明的。_个男人讨论女性之疑问，多少有如盗贼参与讨论一个社区的安全法。然而在中国，尤其在中国乡村现实中，“女人首先是人”的问题，尤为突出和刺目。在北方乡村许多更为庄重的环境里，称女性为“女人”时，是有猥亵意味的。在一些公众、正式、肃严的场合里，如“提升”“选拔”这样的事，只要有一个男性领导说句“算了吧，女人呀”，便会有一片点头的“呵呵”声。在这“呵呵”的赞同里，是有着“女人就是女人”（非人）的共识在里边。直至今天，在乡村不视女性为人而被家暴是很经常的事。而且女性被家暴，还会被视为是传统文化和男性社会的恶劣之共识。在屡禁不绝、屡法屡漏的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中，女性被年龄大小、身体健康状况和形象丑俊、读书多少这四项指标“以质而论价”。而在拐卖儿童的案件里，男童的价格比女童高卖出一倍或更多。凡此种种，都在证明着整个社会的“女人非人”观。即便女人也为人，她也首先是女人，其次才是人。女性先为人还是先为女人这认知之混乱，把女性从社会共识和伦理秩序中，轻巧地送入了“非人区”。缘于这样儿，我在我家或别的地域里，看到有“女人当家”（如我四婶）的家庭时，总忍不住对那当家的女人多多地注目并忖思。我想知道在一个家庭里，女人当家是因为男人“窝弱”才当家，还是因为女人强势、精明才当了家。

在乡村，我没有碰到过“平权家庭”或因为男人开明而让权给女性的。更没有因为女性明确的女权主义精神而不得不使男性让出权力的家庭和构成。在大多“女人当家”的家庭里——比如大笔的存款是女人掌管还是男人管；盖房子是盖成这样还是那样儿；对老人的赡养应该尽孝还是“马虎”或“拉倒”。在这些看似烦琐的家碎零杂和繁务上，谁当家正体现着在一个家庭里女人的地位和权力，也体现着整个社会面对女性的文明和自由。

扩展一下说，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家庭中，包括现代的都市家庭和婚姻，男女离婚之后女性都以各种方式争取过她的权利和利益。但最终，多是世界之男权为上天所赐的观念占了上位去。而少数在家庭中如我四婶样握有“家庭重权”的人，也多是因为男性“窝弱”而成就她们的。正是因为这，在乡村才会流传着女儿出嫁前，有母亲会面授秘籍，要女儿在洞房不能对男人过度开放、热情并满足他的性需求。要让男人“欠着”和求着女人们，这样一辈子男人就会听从女人的话，女性才会在家庭里有着权力和地位。如此的“以身子换权力”“以性要权”的家庭和传闻，事实上和“女人非人”的观念如出一辙并同根。正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虽然对四叔在家庭中的地位问题充满“同情心”，但对我四婶的那种在家庭和村落社会中“女人也是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人”的朦胧思想充满着微笑和敬意。

所以说，我把赞美如花一样献给我四婶，她是中国乡村最朦胧、优秀的女权主义实践者，决不是一场儿戏和游戏的角色和人物。

三婶是我们那儿——也许是许多北方地区的最后一位“神祇”To她的离去至少是我们村、我们镇，乃至我们县“巫文化”的最后一尾亮光之消失。无论是作为人还是女人的人，三婶都是最独特的一味存在和滋味，仿佛乡村土地上古老异样的树或人人都听说却不一定人人见过的带着浓重历史和传统异味的花。

三婶的别致与惊人，不仅是乡村至今还有的婴儿夜哭时，她指导你到村头十字路口的某棵大树或路灯线杆上，半夜去贴一张黄表纸,上边用黑墨写着这样两行字：“天灵灵，地灵灵，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读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还是你家孩子高烧不退，乡镇医生向疾病缴械时，她让你夜里零点抱着孩子朝着正北或正西的某个寒冷方向走，风大迎风吹，水冷踵河过（颇像西方儿童发烧的冰敷疗），之后走至某个时辰里，碰到某座房子绕不开的山墙后，那时你再抱着孩子掉头拐回来，然后你家孩子高烧就退了，醒转过来了，辅以药疗病就果真好了呢。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三婶是“通灵神化”啊！

然而除了这，三婶真正让我惊异的，是我少年时屡次见到，并在中年再次见证的她对一种“精神病”的应对和疗救。比如谁家孱弱的女儿突然有了忧郁症，或者某种特殊的精神病，再或为乡村俗称为“羊角风”的癫痫病，他们倒地不起，白沫满嘴地把上下牙齿错得吟天唱地地响。这时候，病人就出现在了我的三婶家。三婶这时就用一个白色的盘，盘上放三根红筷子，将筷子的四方那一端，放在盘子中心上，然后她跪在病人一侧烧着香，对那三根筷子喃喃地说：“是某某某了你就站起来，不是某某某了你就不要动。”这儿说的某某某，是村里哪儿刚刚死去的一个人名儿。张三或李四，王五或赵六，先念着那死去的人名筷子并不动，然待念到第四或者第五位——某个新死或旧逝的人一一那三根红筷子，就缓缓移动，徐徐起身，神奇地直立在了那个盘子正中央。

然后哪，天惊地异，山脉哑然，围观的人就森森木呆了。而那有病孱弱的人，便念念有词地在我三婶面前有问有答了。而这时，我三婶面前的人，不再是那个病患者，而是了哪位死过的人——同村人或者邻村人。她问人家你是天冷没有衣服吗？或者是今年粮食歉收不够吃？再或者，是房子漏雨需要修补或者上街赶集身上没有钱花了？到这儿，那死过的人，就借由患者的口，说出了他（她）的需求和困境。我三婶就答应死者说：“你走吧，你需要的我都知道了，不出当日或两日，也就把你的困难解决了。”

那红筷子就哗的一下倒落了。

而那孱弱有病的，慢慢地恢复常正，从地上缓缓坐起，望着周围所有的人：“我怎么在这儿呀，刚才睡着和做了梦一样。”

一场“鬼附体”的惊人游戏也就这样结束了。如鲁迅称此为“把戏”“魔术”的东西就这样一次次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鬼附体”的游戏或把戏，而在三婶是给我较早而深刻的文学启示的人。她让我相信文学中谎言成真是要有证据的。把不可能转化为可能才是文学和才华；而把可能移植为可能是文学，但不是天赋和才华。“鬼附体”的事情真伪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婶把三根筷子直立起来了，它成了“鬼附体”这谎言、游戏的真实证据了，让观者相信游戏不是游戏而是最最真切的“实在”了。

之后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末，我还又一次目睹了三婶直立筷子、治病救人的事。再之后，到了二十一世纪，我想我要写出更不一样的小说就必须破解那筷子直立的事，便提了礼品去看三婶。那时候，她躺在病床上，我坐在她家冬日的火炉边，一句一句和她说了很多绕着弯儿的话。我说三婶呀，你浑身无力，又经常心绞痛，医院不能治，你能自己给自己治治吗？三婶说：“不能。”我问为什么？三婶说上天要让我走了我能不走吗？然后我就问三婶，你为什么能把筷子直立在盘子里，三婶默了一会儿伸出胳膊拉着我的手，说三婶对不起你了科娃儿（小时候，我的母亲和长辈们，都不叫我“连科”而叫我“科娃儿”），然后三婶停顿一会儿，说了一番语出惊人的话。

三婶说：“科娃儿，你是男的，你要是女的三婶就告诉你那筷子怎么能直立在光溜溜的盘子上。”

“为啥呢？”我追着三婶问。

“因为女人才是神，男人都是凡人啊。”三婶慢慢地、很用力地对我说，自开天辟地女人就是这世界的主人哪。是女人生了人，创造了繁华大世界。可女人生了人，立下这个世界后，男人被蛇魔、猴魔、虎魔幻化了，夺了女人的神位、皇位而让女人和神隔开了。男人们有力、有钱、有势（权）后，从此就开始统治世界，暴虐、敌视这世上的女人了。那三根红筷子，是女人留在世上唯一可以通过冥界和神联系的一条路。所以有事了，只要冥界有人过来她就能把那筷子竖起来。常人以为那是三根竖起来的红筷子，其实那是女人通过冥界去往神那儿的桥和路。三婶说，她每次从那桥上、路上走过去，去和神们见面都说很多话，也顺便给那死过的人解决一些吃穿房子的事。说着三婶一直拉着我的手，又说了对不起我的话，说她真的不能把那三根筷子竖起来的秘密告诉我，说告诉我了男人就堵死了女人这唯一通向神的路。

二十世纪末，冬天我们村家家都还烤着劈柴和炭火。现在家家多都烤电炉和烟筒蜂窝煤。那时我三婶家的瓦屋里，依然是劈柴燃火的嚨剥声。三叔在那专心地拨弄着火，三婶在用力专心地给我说着人间、神间的事。而我在听着这些时，并没有觉得可笑、想笑并有滑稽感。我在专心听着想着待我三婶说完了，我该更深入地问她一些啥。比如问她神的事，问她神、人和宇宙间的事。

“这么说，只要那筷子竖起来，你就能见到真的神？”

三婶朝我点了一下头。

“每次见神你都和神说些什么呢？”

“我告男人的状。”犹豫着说了这一句，三婶看看我三叔，对男人们失望似的松开我的手，望着屋里的棚顶和灯光，又淡淡接着道：“世界都让你们男人弄坏了。有威势的欺负小弱的，可那些有威势的都是男人们；大街上都卖假货挣恶钱，可那做假货生意的，也都是贪财好利的男人们。你别看拐卖妇女儿童的人里女人多，可那后边的老板都是男人们。都是男人们指派女人去干的。世上的恶，都是男人做下的，女人去做都是男人让她去做的。”

说到这儿三婶绝望似的不再说话了。似乎因为思考累了想要休息了。我想进一步和三婶探讨“男人是万恶之源”这民间最少见、也最独有的话题和思考，可这时，三婶真的累了睡着了。一场独到、深刻的关于“两性”的艮间对话也就这样结束了。关于神、人、宇宙、未知的大门被她的瞌睡关上了。我不无遗憾地从三婶家里走出来，三叔到院落门外去送我。站在门外我又问起三婶说的那些话，三叔却给我说了另外一件事：“你没见你三婶凡是竖起筷子叫的死了的人，从来

都是男人、不是女人吗？”三叔对我解释说，因为三婶认为世上的男人远比女人坏，贪吃、贪住、贪色、贪钱花，所以死了有点困难就要“鬼附体”，借身回来要这要那的。三叔说，男人“鬼附体”多还都附在人家姑娘身子上，这也是男人贪色才要这样的。三叔给我解释了这个“男人果然是万恶之源”后，他家的孩子唤他回家了，我便别辞了三叔走去了。

未知在前面，但神和宇宙不知在哪儿。人活在这么小的一个尘球上，是多么孤冷寒瑟哦。未来是神还是宇宙来主宰人的未知呢？我该和谁去探讨未来、未知这些玄妙和古奥？文学与艺术到底是靠神还是靠人才能完成呢？如此这些的大门在我面前悄然关上了。从三婶那儿得到的“男人是世界的万恶之源”的结论和思考，让我重新去思索我这个男性写作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为了进一步厘清这些事绪和思绪，想下次来看三婶时，我应该和我姐或嫂子一块来，因为她们都是女人、女性和这男权世界的乡村受害者，也许三婶可以把那筷子悄然直立的秘密告诉我姐或我嫂，这样我姐、我嫂们，就也可能通过那只有女人才可以拥有的唯一的通向神的路，到神那儿不仅去告男人的状，还可以顺便代我问问未来、未知、艺术及人类宇宙间的事。也顺便问问每次三婶都去告了世上哪些男人的什么状。

可之后，我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疏忽了。我没有让我姐和我嫂子去问我三婶那通往神的路的机巧和机密。如此在几年前的又一个春夏交接时，我三婶彻底去往神的那边了，把她和神连通的机密也带走了。只把“男人是万恶之源”这样一个决然、冷酷的重大疑问和结论，山脉样地突兀直立在了我面前，把我手里写作的笔，压碎得像一本书掉在了碎纸机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