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思维

把我母亲单列出一章写，是因为她是我母亲。

小时候，觉得母亲语言罕寡，句句真理；中年后，觉得她说话更少，重在木讷了。到现在，我又觉得母亲口才甚好，自立逻辑，并且表达任何物事和理道，都有自成一派的言说风格和思维方式存在着。

原来所谓的人生，其实也是一种语言与过程。我母亲要形容什么东西大，她用她的语言说；“大得和世界样。”要形容什么小，她说：“小得和人心样。”要说人的个子长高了，她说：“头发都扎到天上了。”要说谁的脾气坏，她说：“猪狗见了那人都不敢哼哼呢。”

十五年前，医院诊断我母亲肺上有阴影，我和妻子及嫂子，带着她在北京的三家医院轮流检查和住院，最后有两家医院说那阴影也许不是瘤，而是年轻时有过自愈的结核症。于是我们拿着那结果诊断书，冲进母亲的病房告诉她，医院先前的检查是误诊。现在一切都好皆大欢喜了

母亲就接过她一字不识的诊断书，看了半天很慎重地问了一句话。

“真的是误诊？”

“真的是误诊。”

“是误诊医院就该把检查的费用还我们。是他们弄错了，还让我们担惊受怕一个月。照理说，他们错了退钱还应该再给我们一笔精神赔偿费。”

母亲的逻辑合理到宛若天空扣在大地上。为了庆贺母亲不是瘤，我们放弃了向医院索还住院费和精神赔偿费。头天办理了出院手续后，第二天中午一点的飞机我们赶往三亚去旅游。这是母亲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我让她坐在窗边上。飞机升到天空后，她望着窗外的絮絮白云说，有一年她种的棉花比这白云还要白。然后飞机遇到气流猛烈颠荡了，我吓得赶快去扶母亲，母亲却很平静地说：“没事儿，坐汽车也经常遇到不好的路。”谈完白云、棉花和道路，飞机上开始吃盒饭。我对母亲说：“这盒饭不要钱，是飞机上发的免费餐。”母亲就望着那盒饭，想了大半天；“世界上哪有不要钱的饭，会不会是人家把机票卖得贵一些，回头又说坐了飞机能吃免费饭——其实到最后，还是自己花钱买饭让人家挣了钱。”母亲说着看着我，像要从我脸上得到求证样。于是我认真想了一会儿，极其庄重地朝母亲点头道：“有可能。真的有可能。”

我们就这样坐在飞机上，一路说着话，一路推算着人生和世界的各种陷阱与生存方程式。然后三亚就到了，飞机降落了。

我们住在三亚海边的一个武警招待所，一入住趁着天还不黑去看海。母亲是第一次见到海。但她说她在几岁时，听说过世界上有个东西叫大海。还说她知道，海比陆地大许多。因为世界的划分是”三山六水一分田”，所以海就一定比“三山”大多了。那时落日的余晖光亮着，招待所卧在海边的沙滩上，我和战友领着母亲一出招待所的门，她就惊得站在那儿了，脸上挂满惊愕和兴奋，呆在那里望着眼前的海，说了一句只有她的才华才能说出来的话：“天……水也太多了！”

然后我们扶着母亲穿过了一个花圃园，去坐到海边沙地上。她一把把抓着海岸上的沙，望着长长的海岸线：“这沙要是粮食，人就不愁没有吃的了。”盯着海面和天空中不知疲倦地飞着的海鸥道：“也够傻的了。没事你不歇着总是飞来飞去干啥呢？”到了晚饭时，战友专门为我们接风包了房间点了一桌菜，母亲望着满桌的炒菜和海鲜，把我拉到一边悄声问：“我们在这里住的吃的真的不要钱？”

我对母亲说：“战友能报销。”

之后母亲就站在包间里的一角上，简简单单说了一句让我思考了半生的话：“你战友比你混得好！”

接着黄昏走去夜来了。

三亚的夜和北方嫄梁上的夜完全不一样。在北方的村落山梁上，夜是一团一团的，静月挂在天空间，每月一次圆得和神笔画的样，还能看见月亮上的墨晕和不慎浸染上去的洗笔水。但若在南方，在距赤道三千公里的三亚秋夜里，月亮有时会是夏阳色，金黄金红着，悬在天空像天空有团散发着寒气的火。从我们住的房间露台望出去，天空是刚从织机上卸下来的绸白色。在那绸白中，若能找到一点污杂你会觉得你在天空有重大发现了。若没有一丝污杂色，你又会觉得这天空何等寡淡哦，连一丝污染都没有。好在有大海。大海的夜响把天空的寡淡填补了。在金色冷红的月光下，海面上荡漾着来自天边、去自岸边的波浪与海纹，水涛哗哗的声响砸在窗玻上，像有人在窗外拍着玻璃呼唤你，又怕唤声、拍声把他人吵醒了，于是就压着嗓子急急地唤，隐忍地一下一下拍在窗户上。

我被月光和海声吵醒了。

扭头朝母亲的床上看一眼，见月光中那床不仅是空的，而且毛毯也还原封叠在床头上。再把目光朝向厕所望过去，厕所里的暗黑立在那，像一堵黑墙立在明亮里。母亲去哪儿了？我这样问着我，忽地有一个大浪扑在岸上卷走了人和房子的画面朝我撞过来。惊一下，从床上折起身，没有穿戴就朝门口跑过去。下楼过大厅，打开迎着海面的楼房门，急脚快步地从那片花圃飞过去，一到沙滩上，果不其然看到了母亲坐在海面前，目视大水，背对夜陆，一动不动地望着海面上金黄粼粼的月光和卷来退去的潮，人像塑在了沙地或是溶在了月光里。

我的脚步放缓了。朝着母亲过去后，悄悄静静坐在她身边：“你不怕浪子上来把你卷走吗？”

我轻声问着，母亲扭过头看我一会儿，她又甚思甚虑着那句话:“这儿咋有这么多的水。”然后把目光回到海面上，盯着升至空中的红月亮，盯着无边无际、又茫茫迷迷粉蓝色的海和卷来退去的银白色的水，犹豫着深重、也慎重地对我说出了她的不解和思考。“连科，你说世上真的有神吗？没有神世上怎么会有白天和黑夜、日头和月亮、大海和高山？可你说有神了，神咋会这么不公呢？让这儿的水多得用不完，让我们那儿吃水、浇地都困难。还有这儿的树，叶子肥厚成黑颜色，花开得和假的一样儿。可北方——我去过陕西的西安、临潼那地方，农民没有房子都住窑洞。庄稼草木盼着一点雨，像娃儿盼着亲娘回家样。”母亲说，“既然神总是对人好，那为啥不当初创世时，让缺水的地方多点水，山高的地方多条路。住在水边天天泡在雨里、水里的人，也让他们少些水灾和大风。何苦到现在，弄得天下哪儿缺的这儿又太多，哪儿多的这儿又太缺。”

说完后，母亲坐在那深邃静亮的大海边，望着寂寥茫茫的世界和天空，等着我的解答如等着大海水干样。可是我，怎么能回答母亲这关于人类起源与世界盈缺、公正的问题呢？母亲她不仅懂得语言学，可能还是一位同苏格拉底一样敢于面对真相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我只是她的一个愚笨、懦弱而无知的学生和孩子呀！

识字与远行

谁说我母亲目不识丁他就目不识丁了。

我母亲有文化。相当有文化。即便我们总把文化的含义狭隘固定在了识字多少、读书多少的基准上，母亲认识的字数和识字的能力也还要用惊人一词去形容。

她到底能认多少字？

统计是件愚蠢的事。而另外的说法在统计学的基础上，却又显得科学而精准，如希腊神话中风神艾尔洛斯吹了一股风，让风去丈量一下他即将下凡要走多远的路。风回了，他就知道天与地间的路道距离了。应该这样去描述我母亲：生活需要她认识多少字，她就能认下多少字。这个说法是我二姐对我母亲的总结和概括，精确得如天旱需要下场雨，天就果然下了一场雨。

早年队里记工分，几乎没有人教过我母亲，她就学会了阿拉伯数字从“1”到“10”的写法和记法。于是间，我家院里的上屋门墩儿上，总是扔着半截白粉笔，泥墙的半壁都是我母亲记的各种数字和画的圆圈、三角和五角星。那些数字多是我家一季一年记下来的工分数和分粮数，三角或五角星，代表的都是那年秋季或夏季粮食是丰年或者歉收年。

当然了，如果画四角方框儿，那就是那年无所谓丰收还是歉收T,日子正常得和树木一到三月发芽样。

一九七八年底，我当兵走掉了，到一九七九年初，我母亲就会写“周灵仙”这三个古老而又寄寓着人类民间厚望的字了。问她为什么要学写自己的名，她说我从一九七九年一月，开始从部队往家寄钱。

她去邮局取钱就必须要在汇款单上签自己的名，邮局的工作人员就把她的名字写在一张白纸上，让她照着那字描着画在汇款单的签字栏目里，她描画了两次就会写下自己的名字了。不仅能认、会写自己的名，而且还能认（不知她会不会写）“嵩县”“田湖”“阎连科”“闫发科”（我哥），和我大姐、二姐的名字“闫素景”“闫素粉”。母亲说，她每次去洛阳，从长途汽车站回我老家嵩县田湖时，都要问人去嵩县的长途汽车在哪儿。有一次，她问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那中年人没有回答她，而是瞅了她一眼，朝天上看看就走了。后来她知道，去嵩县的汽车就在她的身边上，而她问话那地方的正头顶，汽车顶盖半空里，也正有筛大的“嵩县”两个红字竖在天空间。于是母亲不再怨怪那中年的不理不言了，下决心要认识“嵩县”“田湖”和她的四个儿女，及其他侄男甥女的名字了，就让和她同住的我的外甥女圆圆每天教她一个字，也就很快认识了我们的名字和我家的地名、村名了。 除此外，母亲还认识“男”“女”“洛阳”“河南”“中国”等。认识“男”和“女”，是为了离开家和村庄时，去厕所不要走进男厕所，于是就努力认识了“男”字和“女”字，知道了男字的下面”有一条腿是拐着的”，女字的下面“有两条腿是交叉分着的”。至于她为什么要认识“洛阳”“河南”“中国”这些更为悠久庞大的字，我想那其中一定有岳母刺字写下的“精忠报国”的意味在其中，于是又有一次问她为什么要认识“河南”“中国”这样的字，母亲却笑笑告诉我，说因为她到洛阳必须认识“嵩县”“田湖”才能回到家，那么有一天，我不仅带她去北京、广州和深圳，而且还带她去香港、台湾、日本和别的地方和国家，那她不就应该早点认识“河南”“中国”这些字？

原来母亲还等着我带她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甚至出国到日本、韩国、新加坡，再或更远、更远的美国、英国或法国。可惜我孝道不够，除了二年前把她和大姐、二姐带到香港，用轮椅推着她在香港走游了一周外，再没有带着她朝香港以外更远的地方和国家去。只是我每次出国时，无论到哪个国家里，都会依她所说拍很多照片带回到那个叫田湖村的小院里，搬个凳子和母亲坐在一块儿，给她看日本国的东京塔，蒙古国的大草原，法国的卢浮宫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还有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和直立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国家森林公园中科科瓦多山顶上相当于十五六层楼高的耶稣像。这时候，也许是春天，也许是夏天，天空上白云片片，四周静谧，我家院落的杨树上，鸟语吟吟,现实温润，我的母亲就会告诉我：“世界真大啊，我去过香港了，活得值了呢。”

时至此，我的姐姐、哥嫂们回来了。邻居村人也来了。他们总是会让我带回来一些有我签名的书，自己看，也当作比烟酒好的礼品送给他们的同事和领导。这时候，我把带回去的书分给大家时，母亲会接过其中最厚的一本在手里掂掂重量道：“我老了，不能识字了。你写那么多书我认不下来一句话。早知道你这辈子是干写书这事儿，我就该在年轻时候多认一些字，也好知道你在书里都写了一些啥。”

说着母亲眼角有了泪，哥和姐们就在边上笑着不说话。而邻居和我的叔伯兄弟媳妇们，就大声、大声地嘲笑她：“你不识字都走遍天下了，你要再识字，你不还真的成仙跑到天空、宇宙了。”

（聊言之八）

自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成功成为中国文学的政治艺术的经典后，“山药蛋”的味道便带着舞台之粉香，在中国大地上席卷了村寨和街道。而三仙姑这一被赋予绝对的“恶行丑意”的人物，就成了中国婚姻文化中的梅毒了。但若公正去分析，如果婚姻这一人类繁衍、生存、性需乃或说爱的环链中，没有媒人之存在，人类又怎样可以延展、推进和运行？

可以说，媒人是中国婚姻文化制度最大的功臣和推行者。而当语言、艺术、诗剧成功地把“媒人”一词更换为“媒婆”时，媒人在婚姻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组合”“调配”的意义就被消解了，剩下的就成了巧舌如簧、虚与委蛇、唯利是图的丑恶了。“媒婆”这一形象的传播，是一门深奥而经过精心设计的艺术传播学。它通过印刷和舞台等媒介，自古至今播撒、种植在人们的生活和内心。早先媒人的先驱是被称为“红娘”的，诗和舞台对这一形象充满着情人们在无奈之后的敬意和颂扬。如唐朝诗人王涣《惆怅十二首》中的“八蚕薄絮鸳鸯绮，半夜佳期并枕眠。钟动红娘唤归去，对人匀泪拾金钿”。宋时刘克庄的《满江红》里“又谁能、月下待红娘，传音息”。还有无名氏《浣溪沙》的“翦碎红娘舞旧衣，汉宫妆粉满琼枝”。凡此诸种，对红娘多是忧伤与美敬的赞颂词，尤其到了《西厢记》的红娘崔莺莺，人物不仅成为情人与婚姻场中的最主角，而且形象之正面，可谓婚爱悲歌中的英雄拯救者。亦如江山分裂时的岳飞和辛弃疾。甚至到了后来的舞台上，将《西厢记》的剧名就直接更换为响亮直切的《红娘》了。《红娘》使这一“媒人”的女性形象，得到了最充分的肯定和弘扬。但到延安文学后，自有了《小二黑结婚》始，“媒人”成了“媒婆”的最大转折点，其对“红娘媒意”的敬意被彻底解构了，剩下的就是对“媒婆”的挖苦、嘲弄和讽刺。对“媒婆”这一恶形的人物之追溯，可以跟撵到《水浒传》第二十一回“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中的阎婆惜和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鄆哥不忿闹茶肆”，直至第二十七回“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而今天，被许多研究者推为圣典的《金瓶梅》，其对王婆的精雕细刻，可以说是这一“媒人”形至“媒婆”的最大、最成功的转移与形塑。而《小二黑结婚》中媒婆的出现，只不过是“王婆”在另一个时代的再生和回忆。然其三仙姑这一形象，借其革命与政治的席卷之力量，对其社会和人心之影响，却远大于王婆、阎婆惜之于《金瓶梅》和《水浒传》。倘若谁能将《西厢记》《水浒传》《金瓶梅》直至《小二黑结婚》中，这一“红娘”“媒人”“媒婆”的形象的转移、转变至文学、艺术、历史与政治相融相合的折叠中去研究和挖掘，发现的一定不仅是人物形象的转移和变化，还会有历史与现实的合谋与策动。将时间推到元代去，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有着充分的对女性的尊重与歌颂，并对爱情之疡有更深层的历史思考和批判，但到了《水浒传》，这种思考和尊重被决然、绝对、坚定的男权粉碎了。如果从《金瓶梅》今天大热的研究看，是因为研究者看到了人——尤其是女性对身体与自由的追求时，那么《小二黑结婚》却在张扬自由的过程中，以光明、正确取代了人对自由的最根本的文学追求和思考，并且成功地放弃了《西厢记》中对女性由衷而细腻的描绘和敬重，更清晰、直接地写了在阶级中人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性，尤其是女性——小芹的“媒婆”三仙姑。

世界上最易接受并普及的观念是二元对立的非黑即白性，而不是人与世界的三元性与多元性，这一点在中国尤为突出和简单。就像“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道理样。于是，《小二黑结婚》借助革命的波澜被推向了超越了文学而进至阶级和革命的棋盘内，完成的不仅是婚姻自由和将从“媒人”到“媒婆”的艺术之过渡，还有对红娘这一“仁爱”和“女性至尊”的传统之掩埋。从而到今天，媒人或媒婆，虽然在现实中，这多为女性承担的角色一直没有缺席与退场，但对“词语”“角色”中的笑与讽刺之意义，却从来没有减弱和减去。

而今天，“婚姻介绍人”这一“媒介”词汇的岀现，不仅标志着对婚姻这一人类无法摆脱的形式和秩序的尊重与理解，还有三层角色转移的意义是：一、“红娘”“媒人”“媒婆”多为女性，而“介绍人”却一定包含着女，性和男性；二、介绍人中不再简单仅有歌颂与批判的黑与白，而是更准确地指向两性婚姻之初的搭桥人；三、它有了现代社会的开放的意义在其中。所以说，在社会角色的词汇中，“红娘”“媒人”“媒婆”“介绍人”，这一词汇的变化与更替，也正是千百年来中国对女性的态度、观念、立场最清晰、诗意之河流。当我们能够看到这一词语河流的变迁流淌时，我们就不难看见女性在文学、艺术与历史、现实中的存在沉浮了。

媒人

在母亲一生的诸多人生角色中，有一个被忽略的角色是“媒人”。

媒人这一社会角色在我们中原的土地上，是被羡慕和敬重的，因为她（他）开明讲理、穿戴齐整，说话做事干净而利落。在乡村，媒人不是一种职业，但却是一种社会的道德角色。媒人为了钱财是不能长久下去的，她们的目的必须是“一手托两家，对别人过一辈子负责任”。于是，做媒人的人，必须要熟悉男女双方的社会地位、家庭人口、住房收入、为人秉性和邻里关系等诸多因素，以此来平衡、预测一对青年男女从陌生到相熟，再到结婚生子、白头偕老的可能性。我不知道我母亲在我们村和诸多邻村中第一次作为媒人介绍成功的第一对夫妻是何人，但自我记事起，村里有人结婚了，在敲锣打鼓的热闹里，母亲就经常以媒人之身份，岀现在那支充满喜庆的队伍里。她与那队伍穿新戴花的不同是，虽然也穿着洗涤干净的衣服去搀扶新娘子，但她的腰间是要系一根红绸垂下的，这标志着她是这对新婚夫妇的婚姻介绍人——媒人。

同村的、邻村的，同街的、临街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是乡村社会生活最重要的一类开始与结束，也是乡村家庭和个人生活史中的季节和轮换。有人死去了，母亲要去替那逝者缝衣服。有人结婚了，她要被请去搀扶新娘子。如果这对新婚的媒人正好是我母亲，他们会在结婚后的哪一天，小夫妻红光满面，含羞带笑地到我们家拿些东西坐一坐—那些东西不是钱，而是苹果、核桃、花生或者正在季节中熟着的柿子或葡萄。拿来的东西母亲接着了。但人家走去时，母亲也必然要给人家一些东西带回去。而那带回的，也依然是花生、柿饼、核桃或者当季水果什么的。

这也就是做媒人的“收入”和礼尚往来了。所以说，当看了移植到河南来的《小二黑结婚》的豫剧后，我母亲的评价是：“写戏的人都是胡咧咧！”当然着，《小二黑结婚》是一九四九年前的事，而我母亲开始做媒人，是一九四九年后的事。

时代不同了。

关于母亲媒人这一社会角色的起始与结束，我既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但我们村的许多人，尤其我们家房前屋后的邻居、亲戚和相熟者，似乎一说起婚姻来，都说是“二婶”（我母亲）介绍的。尤其我的叔伯兄弟和姐妹们，似乎人人都是我母亲帮他们介绍了媳妇、找到了婆家样。于是间，过得好的不好的，有事没事都到我们家里来。过得好的来时带了一片感激心。过得不好的，是来向母亲诉说她（他）的苦楚与衷肠，这时母亲就会对那哭诉的女子（或男人）说：“他（她）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然后间，丢下饭碗，拉起那女子（丈夫），母亲就到她（他）的丈夫（妻子）家里去。

去时母亲一脸忧愁和愤怒，回来时，便一脸轻松自如了。

“怎么样？”

“说好了，答应好好过着了。”

到这儿，父亲和母亲有了这一问和一答，我就知道又有一个家庭松动的螺丝钉，被我母亲拧紧在他们的日子里边了。而今天，人们视城市社会的离婚率，为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之尺度。似乎是离婚率越高，社会文明也越高，但在乡村仍然还认为离婚是件糟糕的事。因此在婚姻这一环节上，我无法评论母亲是一个进步者还是一个保守者。然而有一点，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母亲也是有着贡献的。如果谁有情趣、钱财做一个中国乡村婚姻博物馆，那么我们村的那个小馆里，我母亲应该会在展馆中占有一席之位置。尤其我大伯家六男二女八个孩子婚姻上的事，几乎人人都和母亲分不开。在这一个婚姻链条中，母亲有时是红娘，有时是媒人，有时就是媒婆三仙姑的那一丑角了。

大娘总是唱戏、唱戏和唱戏，似乎把孩子送到这个世界上，并把他们养大到会说话和能走路，她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剩下的，给孩子们成家立业就是我大伯的事业了。于是有一天，大伯忽然到我家，对我父亲和母亲说，孩子都大了，必须要盖房子为他们讨媳妇做结婚准备了。如此盖房子的艰辛由我大伯担起来，讨媳妇的重任就落在了我母亲的肩膀上。

一年后，大伯家的三间瓦房挺立在了时代的七十年代初，像那个时代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上，盛开着一朵刺目鲜艳的花。但那花的棵茎、根须却又没有那么多的养分、水分着。碧绿小瓦的整齐和美观，让那个年代所有的路人都要驻足扭头去慕望，而那空荡浩大的屋子里，除了墙上贴着一张家家都有的毛主席的像，却连一张像样的凳子都没有。我曾在一天中午看到大伯端着饭碗又到我们家，在初夏盛绿的院落里，和我父母有了至今让我都难忘的对话和讨论。

“房子盖起来了，”大伯对我母亲说，“孩子找对象的事儿该由你管了。”

我母亲朝我大伯很郑重地点了头，承诺了对她侄儿们的婚姻与人生。然后他们在那儿坐着吃了饭，还说了许多别的话。待我大伯走了后，我母亲对我父亲说：“他们家屋里啥儿都没有。”父亲道：“想想办法嘛。”“有啥儿办法呢？”母亲问。父亲又笑笑：“女的来看时就借点家具摆进去。”

然后母亲就盯着父亲说：“这不是坑骗人家姑娘嘛。”

父亲也为此郑重起来了：“这可是为了自己侄子啊。”

“为自己侄子”五个字，让母亲丢下原则，决计要让自己的”媒人”变成“媒婆”了。那天那时候，母亲再无别的话。之后第二天，她离开村子到了别的村落去。第三天，又到另外村落里。终于到了第四还是第五天，母亲回来宣布说，卸甲沟村的一个叫“莲”的姑娘同意和我大伯家的老大处对象，明天就要到大伯家里看一看。于是，惊天动地的一日到来了。待这天如往日一样过去后，来日又如往日一样到来时，太阳不知是原来那一个，还是换了一天又是一轮新太阳。村落明明还是那个村，但我固执地认为我们村是新的村落了。秋天的阳光中，含着凉意也含着温暖味。从村外扑入村街、庭院将熟玉米的青棵气和熟秋味，混合调配岀一股清新和甜味，像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糖精水的扎甜样。

太阳起升了。

我们行动起来了。

母亲是这次情婚骗局的总指挥。一切都在母亲的掌控和计划中。一切都像那时乡村人也了如指掌的《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样。母亲让二姐到大伯家帮助大娘和叔伯妹妹们擦擦和抹抹，大伯家就被女性和扫帚和水和抹布，收拾得尘灰不染，使黄土泥地也发着光。大家把我家的桌子、椅子和长条凳，统统搬去摆在大伯家。大伯家那三间瓦屋该有家具就有了家具了。该有椅子处就有了红漆靠背椅子了。借来的水瓶和茶盘，展品一样摆在条案桌端头。谁家新的洗脸盆和脸盆架，带着使命旅行到了大伯家的正屋一角上。通向里屋的门帘也有了。床上原来的被褥也成新被新褥了。正墙尘灰一层的毛主席像，也被换成了马、恩、列、斯、毛的五大领袖的簇新挂像了。

世界成了新世界。

我那准备迎接情人的哥哥也成新人了。他穿一身新的制服在院里笑着、不安着。那衣服虽然也是暂时借来的，然而不大不小，就像是专门给他备的样。

时间很快在一街人的期待中，戏剧一样更换着光色和空间。到了近向午饭的十一点多，叔伯哥的情人从村头西路出现了。她在我母亲的引带下，进入我们半村人的视野时，我们都看到她一身的干练和利落。有人在唤着“来了！来了！”起哄着，还拦在路上看着她，大叫着“新媳妇，新媳妇！”可出人意料的是，我这未来的嫂子竟然立在众人前，临危不惧地大声唤：“看啥看？有啥好看呢？！”

我们被她镇住了。半村人都被她的呵斥给镇得哑然了。都意识到了她是一个狠角色，不得不后退半步在我母亲的笑意下，让开路由她跟着母亲朝我大伯家里去。

这就是母亲作为媒婆做下的一桩坑骗女性的事。新瓦房，满屋的家具和整洁，还有个个慈祥并伟大的马、恩、列、斯、毛的欢迎和祝福，加之我叔伯哥哥的白净和帅气，一桩由媒婆左右的婚姻在将错就错的轨道上，开足马力奔驰着。我不知道我叔伯哥和他的情人单独相处时说了一些啥，但是我知道，他的情人不仅满意这桩婚姻的事，而且在我母亲、大娘要和她讨论送什么衣服、多少彩礼时，我这位未来的嫂子出人意料地说，什么衣服、彩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家要盖新房为她哥哥讨媳妇，因为住地偏远，匠人、帮手都不够，等到盖房时，希望我们闫家多去些匠人和帮手。

一场充满骗局和戏剧性的相亲大戏降下帷幕了0

我大伯家的老大、老三那都是盖房子的上好泥瓦匠。于是在老大订婚后的不几日，一家人全员出动、草木皆兵地都到女方家里帮着她家盖房子。待她家里房子盖将起来了，她的哥哥为她娶了嫂子后，她也很快嫁到了我大伯家里成了我们的“莲嫂子”。

“莲嫂子”和我叔伯哥结婚是在下一年的仲春里。结完婚的第二天，她就和我的新郎哥哥去到我们家，看望我的父亲和母亲。那时候，没有人料到我母亲要把她媒婆的身份那么快地转入媒人和红娘的角色里，她竟然迫不及待地拉着我“莲嫂子”的手，说现在你们结婚了，是人间很好很好的一对夫妻了，生米也成熟饭了，但有桩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于是母亲就对莲嫂说，我大伯家没有她说的那么殷实和富足，她来相亲时，看到的家具和摆设，都是借的摆在那儿的。说一定请莲嫂谅解原谅她。然而更为戏剧性的事情是，我母亲在新娘子面前检讨她的媒婆行为时，我莲嫂脸上不仅没有丝毫的抱怨和受骗感，而且还大声爽朗地笑着问我母亲道：“不都这样吗？我那次一进门，就看出那些家具和摆设，都是借的都是别人家里的，谁家能有那么富裕、要啥有啥啊。那么富裕人家为啥要娶我为妻呢？”说着她又收起笑，用很奇怪的目光望着我母亲问：“二婶呀，你第一次去我们家里时，我们家的许多摆设都是邻居家里的，你真的没看出来那些都是借

的吗？”

她又咯咯咯地笑起来：“我们那儿相对象时，无论是男相女还是女相男，家具、摆设、穿戴都是借，难道你们这儿不是吗？”

媒婆和媒人的角色就这样被历史混淆了，如一盆水和一桶乳，被时代豁然倒在一起水乳交融了。原来在许多的时代节点上，瞒和骗是一种神话和美好，一如历史中许多灾难成就了许多人类的英雄样。

母亲和她的叔叔及父亲

如果单纯地认为母亲是伟大、率真而达观的人，那我就错了。母亲就不是我的母亲而是别人的母亲了。除了达观和率真，我必须要说母亲还是个质朴、短视，并且挚爱抱怨的人。鲁迅不懈批判的祥林嫂、华大妈和“沉睡在铁屋子里的人”，也多少有些如同我母亲这样的人。

母亲十七岁就从距我家几里的瑶店（村）嫁到我家了。因为她不到一岁就没有母亲着。因为她的父亲再婚有了新的一家人，母亲不得不自小就跟着她的傻子叔叔成长过日子。母亲几岁就开始做饭、洗衣服，而她的傻子叔叔，恰好只会种地和吃饭，其余什么都不会，连把饭煮熟都是一桩难事情。于是间，母亲始于两三岁，就和她的傻子叔叔过成了“一家人”。

然而母亲十六时，她的傻子叔叔被村里伐倒的一棵榆树砸中了,给她留下了一地鲜血和沉默，并还有十七岁不得不出嫁的命运和未知。从此后，母亲对命运的笃定之怀疑，也使我相信，人的一生之努力，都无法逃离命定的安排与圈定。如果不是那棵轰然倒下的树，我母亲的傻子叔叔会活多久？如果她的傻子叔叔又如常人一样地活至六十岁或者七十岁，那么我的母亲又会嫁到谁家成为哪一家的幸运或不幸？如果我母亲嫁到了别的村庄、别的人家和别的命运里，那么我和我的哥哥、姐姐又将在哪里？

一棵榆树的倒下，决定了我母亲的一生，也决定了我和哥哥、姐姐们的出生与命运。由此去推论，也只能认为世界是被偶然决定的。必然只是偶然中的一颗小而又小的螺丝钉。似乎自我记事起，四五岁或者六七岁，我母亲每天都在说：“如果我的傻子叔叔活着该有多么好啊！”一如祥林嫂，见人就要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见人就会说，“我真傻，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食吃，会到村里来，可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就是在母亲祥林嫂一样的念叨和抱怨声中长大起来的。其所不同的地方是，祥林嫂的抱怨和念叨，是遭着她的环境冷遇的，似乎除了鲁迅外，别人都很烦厌祥林嫂没完没了的发问和说叨（我以为生活里的鲁迅也很烦），而我母亲，则在每次抱怨唠叨后，我的父亲和我的哥姐们，都会两眼含着泪。

是一家人的眼泪在温暖我母亲。

终于有一日，不知道父亲是怎样思忖的，他决定要把我们兄弟姐妹没见过的外公接到家里来，让母亲知道她的傻子叔叔虽然早就不在了，但她还有父亲在这个世界上，使她和所有出嫁的女性都一样，也是一个有着“娘家”的人。那时候，我已经长至八九岁，一日初春放学回到家，踏进院落门，就见有位白发、白须的瘦弱老人坐在院落里，黑棉袄、黑棉裤、黑布鞋，正吃着母亲给他煮的一碗雪白金黄的荷包蛋。而父亲、母亲在他面前都含着泪，可那泪眼之下却掩不住脸上那兴奋、激动的光。且那一身黑服老人的瘦脸上，也一样都是泪眼和暗红兴奋的光。

我怔在大门口，母亲和父亲让我过去叫“外爷”。我便知道我原来除了有已经不在人世的傻子外爷外，还有一个真正的外爷活在世界上。于是怯怯地上前叫了“外爷”后，外爷便把我一把揽在怀里边，有泪掉在他一碗荷包蛋的水碗里。

自此后，母亲和她二十几年少来少往的父亲重新来往了。

她有娘家了。

我和哥姐们，也重新有了外公、外婆和舅舅们。

也自此，母亲不再像祥林嫂那样见人就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见人就说“我真傻，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食吃，会到村里来；可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自此后，一遇每月逢五、逢十的集日里，我母亲就会在某个时点太阳起顶时，出门站在村头上，等着从乡下到镇上赶集的人流里，出现她的父亲、我的外公后，把他迎回家，为他先打几个荷包蛋，让他到街上转转看看赶集去，午时回来再给他单独下一碗细白纯粹的捞面条。

月月年年的，一持续就是近十年。近十年的逢五、逢十日，我外公都以赶集的名义来到他的女儿家。我母亲都以集日之名义，站在村头等着她父亲出现在从西山来赶集的人流里，显出父女相见的笑，用那笑和“我有父亲”的幸福把人生落寞的坑陷填起来。

母亲和外甥女

姐姐们出嫁了，哥哥在城里工作着，而我又当兵到了河南东部的商丘城。在“儿大必行，鸟大必飞”相当长的岁月内，母亲和多病的父亲相依为命在那个院落里，及那瓦屋和一成不变的我家大门口的夏风冬暖中。然而到了一九八四年，历史上没有太多异象值得载记的年份间，父亲却告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一年，成为了我们家的难日和母亲命运的又一个灾转点。它证明着母亲作为女性必然承受的孤单是与生俱来的，终生相伴的。父亲的离去，如同上天抽干了我们家每间屋子和每一角落的空气与流动，让母亲和我们，只要走进那方院落和屋子，都感到人生幻变、呼吸困难，虚无像世界上没有了水和空气样，到处都是桎梏和喘息。原来伦理的亲情之相伴，才使人之所以可以感受活着的愉悦与幸福。没有了亲情与温暖，也就没有了伦理的空气和水养。尤其在中国，伦理往往是唯一让人感到爱和值得活着的依据和根基。可是父亲走去了，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另外一半坍塌不在了。

安葬了父亲后，姐姐们不得不回到她们自己家里去。哥哥、嫂嫂不得不回到城里他们的工作单位里。那时候，冬日之黄昏，在宁静中扑进院落里，寂静如巨大而密不透风的黑布罩在天地间，罩在我家院落里，当我看到母亲在灶房孤独地为我烧饭时，我体会到了父亲停止呼吸那一刻，母亲扑到父亲身上哭唤的“天塌了！天塌了！”的意味和苦涩。于是我深知了哥嫂和姐姐们，离开家时商量着把大姐身边只有三岁的女儿圆圆送到母亲身边让她和母亲吃住的意义了。

孤独从来都是母亲最长久的伴，就像她的傻子叔叔下地后，她做好饭坐在村头等着叔叔走回来。可却因为叔叔傻，因为一块田地没锄完，直到日过平南，中饭过了一丈、几丈的时辰后，他还不肯息锄回到家。而母亲，就不得不坐在村头的石头上，无休止地望着田野、遥远和未知。一如母亲已经出嫁十余年，少有娘家人来看她和她说说话。然而忽一日，她的父亲和她抱头痛哭了，从此她每遇集日就立在村口等着她的父亲出现在赶集人的流群里。

而现在，我的父亲别她先走了，以后终日陪伴她的是一个懵懂无知、把咬手指头当成每日功课的小姑娘，就像她三岁开始陪伴她的傻子叔叔样。那一夜，北风啸起，寒冷异常，人能听到从地上被风卷起的柴草摔在墙上、树上疼痛的唤。父亲的遗像和他母亲的遗像并排竖在正屋条案上。而我和母亲及我三岁的外甥女，围着一盆冬火默默坐在里屋内。屋里暖，外间里冷，我们总觉得我们在里边烤着火，而把父亲丢在外边的寒冬是做错了一桩事，于是出去把父亲和我奶奶的遗像抱过来，放在里屋火盆近处的一张椅子上，像他和往日一样还和我们围火而坐着。

屋里静得只有火苗升到空中如绸一样的飘甩声。

还有的就是空气和我父亲的对话声。

外甥女坐在我怀里，母亲坐在我对面。这时候，我又想起有一年的除夕夜，父亲左手抱着他的孙女小方方，右手揽着比方方小了几个月的这个小圆圆，突然言不由衷地说了一句话：“日子真好啊——不知道我还能这样抱着娃子们有多久。”现在他不能抱着他的孙女和外甥女烤火了。我接替了他的位置坐在火边上，抱着外甥女像抱着上帝给我们家的一份厚礼样，温暖、沉默，而又空虚和寂寥，也就这时候，外甥女突然过去把她外爷的遗像拿起来，抱在自己怀里边，说了两句只有她才说得来的话：“睡了我和我外爷一块儿睡。”

我和母亲都扭头望着她。这时母亲终于说出了一句最为残酷的话：“你的外爷不在了，他下狠心以后再也不和我们说话、不和我们坐在一起了。”

外甥女怔怔地望着她外婆的脸，不知是懂还是不懂地接着道:“没事的，他不在了我抱住他的照片他就回来了。”

那一夜，因为外屋冷，父亲的遗像果然被母亲请到里屋内，请到她的床头用枕巾包着过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太阳依旧暖暖地照进我家里，照在条案上，母亲才把父亲送回到条案上的日光下。

后来母亲孤单时，就用父亲的遗像去填补她的寂寥和孤单。再后来，外甥女看见她的外婆去盯着她外公的遗像痴怔时，就过去拉着她的手，说这个，说那个，把她外婆拉到一边去。

外甥女终是跟着她的外婆日日渐渐长大了，懂得相依为命的意义了。人如果没有相依为命的经验和感受，说成熟就如母亲的傻子叔叔在一块田地没有锄完便不肯回家吃饭样。如此我明白，于我和哥嫂、姐姐们，谈论孤独和相依为命的人生寒暖时，都是守着一篮一筐的苹果在抱怨水果的单调和乏味。于是又明白，三年后我家的邻居告诉我，她根本没有想到我的母亲是个运动员，是个长跑健将和耐力冠军获得者的意外了。说我外甥女，白天跟在外婆身后边，晚间抱着她外婆的臭脚丫子睡。到了一年级，她要上学走掉了，她们拉着手，一直从这个村口到那个村口再分开。因为小学来到眼前了，分手成了必然、必须的事。然而有一天，去接外甥女放学的外婆发现外甥女的头上有些热，似乎还烫手，就快步拉着她，回家想用井水毛巾冰在她的额门上。然而在母亲冰了那烫手的额门去烧饭后，出来发现外甥女倒在地上睡着了，冰敷的毛巾落在她身边，像朝着遥远伸去的手。于是母亲慌忙冲过去，把手抚在外甥女的额门上。

她额门上的滚烫像电流一样将母亲的手朝后击打着，再去唤着“圆圆！圆圆！”摇着她的身子时，那高烧昏迷的身子如柳枝面条般,任你如何摇摆她都贴着你的摇摆柔软着。如此母亲慌极了，抱起外甥

女，朝镇上的医院疯了一般跑过去。脚步的快，怕是她这一生唯一一次如此拼命地跑。街上的人都惊慌地望着母亲的脚。路边的房屋、树木和电线杆，一律一律地，被母亲的脚步杀在身后边。有人问她“怎么了？怎么了？！”她也只是用脚步和医院的方向回答人家的问，直到母亲从我家跑到正街上，从正街又到公路上的车站那地方，到医院几里的距离跑过一半后，我的叔伯弟弟长科从家里追赶来，从母亲肩上抢过外甥女，接力赛一样朝着镇外的医院冲过去。

到了医院才知道，外甥女的烧烫将至四十一度的罕高上。医生说，幸亏你们住得离医院近，要是乡下离医院有十里八里路，这个姑娘的身子就烧没了，命都烧得没有影儿了，至少得落个脑膜炎，被烧成聋子或傻子。感谢我家住得离医院近。感谢母亲的脚步、耐力不愧为长跑运动员。尽管她到医院后，瘫坐在土地上，浑身的衣服都被汗湿着，急促滞重的呼吸声，像一头生命垂危的老牛拖着生命垂危的小牛和破车，朝着生命的峰顶攀爬着，却也还是攀爬过峰顶了。让她的外甥女，在输液的针下醒来笑着唤：“外婆……”

母亲应着笑，拉着外甥女的手，两个人在那一瞬间，彼此皆懂了相依为命的美，是一种生命最为暖人的光。如此在下一年我刚提干后，有能力每月都给母亲寄些钱回去，但不知为什么，有两个月没有给她寄，便接到外甥女给我的一封信——白色信封上的字，歪扭得如被风吹落在地上的枝叶般，而那贴颠倒了的八分钱的小邮票，则像一只奇怪的眼睛盯着我。

打开信封后，一張信纸上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

舅，我婆说她没钱花了。

再没别的字。这是我一生接到的成千上万的信件、邮件中最为短的一封信，也是意涵最为丰满、温暖的一封信。我从那信中，看到了母亲和外甥女及那所老院、村落的孤独、和润、宁静、悠长和人伦的深厚与坚实。也看到了我们家、我们村和那块土地无尽的瑰丽和纯朴。感谢上帝让我岀生在那个家庭和那片土地上，让我拥有那样的父母、姐姐、兄嫂和所有的侄男甥女和亲人。及至又一次，因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爆发和紧急，部队不让士兵往家写信时，我又接到母亲让我外甥女寄给我的一封信，那信里连一句话、一个字儿都没有，只夹有十几枚红、蓝的邮票在里边，使我很长时间不明白母亲不写信寄给我十几枚邮票干什么。待终于有机会回到家，问母亲为什么要空信给我寄一把邮票时，母亲却说道：“如果你忙了，没有时间写信了，你贴个邮票寄封空信到家里，我打开一看，就知道你平安没事了。”

说这话时我和母亲和外甥女，站在我家秋末的院落里，房院上的天空蓝得晶莹至剔透，每一丝白云绒线在那蓝上的飘和挂，都清丽得如黑字白纸的史书样。天也大得很，无边无际，结实浩荡，宛若我外甥女的小手在我手里的柔润存在着。

劳作与女性生命学

1

在乡村，没有人不是劳动者。

但劳动一词是有特殊含义的。比如它总是和土地、大地在一起;和勤劳和革命在一起；和男人和权力在一起。我们说某一人是位劳动者，那是有一份对男人褒奖深在其中的。我们很少说女人是“劳动者”，除非她在中国的集体生产中，被评为“劳动模范”了，我们也才会在公众场合里，称她为“劳动模范”者。

“劳动者”——这一概念有着男性最卑微的傲慢在其中。为了区别男性为“劳动者”，我们称女性的劳动为“劳作”。这是华语的丰富和奇妙，因为在“劳作”中，女性不仅要下田和男人一样劳动出苦力,回到家她还有一份烦琐无尽的家务在等着一饭、洗衣、缝补、带孩子，乃至于烧好了饭，一碗一碗地给老人、丈夫、孩子们端过去。吃完了再一碗一盘地洗好摆在灶房内。孩子们没有衣服穿，账要算到女性——所有妻子、母亲的头上去。家人的衣物又脏又乱了，账也要算到女性——妻子、母亲的头上去。至于谁的家里不卫生，地上蒙满灰尘和杂乱，这账更要算到女性——妻子和母亲头上去。

所以不称女性的劳动为劳动，而是说劳作，这表明着比劳动更为辛苦的劳动和烦琐。

2

我母亲是乡村相当典型的劳作者。

在我的记忆里，生产队里深翻土地了，她要和男人一样去翻地;修水利了她和男人们一道下河抬石头；农忙收麦了，她自然要半夜起床收麦子，正午在酷烈的日光下，和别人一样要如牛样拉着麦场上的石破碾麦穗。就是到了农闲时，男人们可以卷着烟叶在村头晒暖抽烟了，她也和村里几乎所有的女性——妻子和母亲们，端着针线筐，坐在院里或门口，为父亲和我们姐弟四个纳着鞋底儿，或缝着什么衣服缀扣儿。

农村早年使用的除虫农药是“六六粉”，红黄色，粉状儿，庄稼或菜苗生虫时，她用毛巾当作口罩勒在嘴巴上，用手抓着那含毒的红粉朝着庄稼和菜苗上撒。两天后，手掌肿得有二寸厚，手指粗得和透明的塑料水管样，仿佛谁一碰，她的手就会突然暴裂开，响出炸音并有液血喷出来。而那肿成饼的脸，血红水亮，动一下会疼得“娘呀！娘呀！”地唤。后来社会进步了，农村也有手套、口罩了。可农药从“六六粉”进化成了“敌敌畏”，给棉花、果树、青菜打农药，不仅再是手脸肿，穿着长裤的腿，也会肿得和三年大饥荒时的浮肿样。因此母亲和别的村里的年轻妇女们，就会待在村头，望着田野和天空说：“社会进步还不如不进步，这农药不光害死虫，也要害死人！”

后来社会更加进步了，“敌敌畏”换成了针对各种害虫的各种杀虫剂，这项劳作就由和母亲年龄相仿的女性移交给了她们的女儿或刚刚娶进村的年轻媳妇们。而她们——母亲们，就开始每天叫着“我怎么眼花了？”“我的手指怎么不会打弯了？”“我一走路怎么膝盖就疼了？”到这时，她们年龄刚到四十几，然眼睛却如老年一样昏花了。纫针要从屋里跑到屋外找光了，或笑着去请她们的孩子和年轻人，让人家把线头送进针眼里边去，就像把生命的丝线送进衰老里边样。

发现母亲过早到来的衰老是我十几岁，她眼睛昏花后，总是切一片姜丝夹在眼睛里，把眼睛辣出两行泪，借此洗出她眼睛内的清亮来。有时家里没有姜，她从大葱头上撕下两条葱丝夹在眼睛里。如若家里连葱也没时，她会索性切两丝辣椒往她的眼皮里边送。好在我们家里富得很，基本总有母亲要夹眼的姜片或葱丝。就这样，她春天用姜丝夹眼睛，秋天也用姜丝夹眼睛，如此夹着夹着春秋过去了，冬天到来了，人闲她忙的季节摆在她的面前了——因为母亲会裁缝，家里又有一台从洛阳买的二手缝纫机，邻居、村人都把要剪要缝的布匹送到我们家；把准备嫁娶的姑娘、小伙推拉着，羞答答地送到母亲面前去，由母亲拿着尺子在他们身上量一量，将那尺寸写到布匹上，再把那布匹，以先来后到的顺序码在我们家的桌子上。于是我就看见母亲每天不停地裁着布，不停地踏着缝纫机，不停地从缝纫面板上，拿起黄灿灿的一块姜，用指甲抠下两尾姜丝来，仰头夹在她的眼睛里，然后用双手捂着她的眼，过一会儿把手从眼上拿下去，两只手上沾满了水汪汪的泪，她就把手在裤腿上擦一把，又把缝纫机的踏板踩得哗嗒嗒地响。

像一个诗人不停地写下的句子样，母亲在缝纫机上写着农家日子的长篇叙事诗，述说着她和乡村女性及所有人的日子和故事。云展云舒，流水汩汩，无论怎样日子都是要在浑浊和混沌中日日向前的。之后她的女儿和儿子们，就在浑浊、混沌的农事诗里长大了。田里的土地也在她的农事诗里疲劳了。之后她的女儿和儿子，及村里的年轻人们结婚了，就有更多的人叫她婶、娘、奶奶了。再之后，云起云止，日落西山，连她也不知道始于哪一天，各种病像村里通往四面八方的路，人以为路是由人选着去走的，其实所有的路，早在你出生之前就落在了大地上，落在尘世间，等着你走完了这条走那条。从根本上说，世上本无路，能从无路的地方走岀路的人，都是伟人开拓者。而我们一一如我母亲、父亲、姐姐、兄嫂及更多更多的芸芸众生们，生出来就是为了在别人走过的路上复走了这条复那条，把别人过完的人生重复一遍儿，再重复一遍儿。

我母亲的一生都在重复着别人的人生和尘事，一如我们都在重复着父母的人生尘事样。别的女性们一女人和男人们，在乡村的田野和院落，忙忙碌碌，碌碌慌慌着，不知不觉间，人就未老先衰了。而我母亲，也和他人一其他的乡村女性样，忙忙碌碌，碌碌忙忙着，不觉间，四十岁像了五十岁，五十岁如了六十岁。别人不知道怎么就病了，她也不知道怎么就病了。别人年纪轻轻——如同我大姐，把药房、医院、医生当作邻居和最好的人。而我母亲，也年纪轻轻就对药房、医院、医生格外、格外地亲好着，三天两头要去探望人家说些苦诉衷肠的话。把通往医院的路，当作通往田野、麦场、菜园和灶房的路。先是去医院看个腰腿疼，对止痛药的敬，宛若信徒对教堂和神的敬重样。接着就是在身上的这儿开一刀，那儿做个小手术，让疼痛、流血、缝针如她给别人剪裁衣服缝纫样。

没有人能讲清为什么，母亲身上有满身的脂肪瘤，二十个？或者三十个？腿上、胳膊上，腰上或者肚子上，先是豆子般的一小粒，后来时间让它变成果仁、枣子、核桃一样大，隔着皮肤呈着青紫色，既不疼，也不痒，宛若历史身上一个又一个的包袱样，忘了也就忘i己了，记起也就记起了。但倘若，这颗瘤长在膝盖、手腕或者胳膊弯的关节处，那它长着长着就疼了。由小疼转为大疼了。不做手术就不能活动了。那就不能不去手术了。不能不流血、开刀、缝针了。于是间，从我们家通往医院和手术室的乡村小路上，留下母亲的脚印如秋天的落叶叠着落叶般。且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瘤又酷爱长在人的关节活动处，仿佛中国的历史包袱和节疤，必然是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和时间上。

我母亲身上手术过的疤痕不是三个或五个，说十个八个就是抬举她和高看她。她在人至半百时，除了这隔三错五的小手术，我们还带她去河南开封的军队医院里，做过一个子宫瘤的大切除。那时我正好在这家医院做秘书，连看病也“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她被当作“军人家属”照顾了，在手术台上昏睡六个多小时，摘下的瘤子大的如馒头，小的如葡萄。忙完她的手术后，军医非常不解地托着那一满盘十几个花瘤对我说：”你们农村的妇女太经得起病瘤折腾了！”

不知道他是夸赞还是嘲弄我。但是我知道，如我母亲样的女性们，在我们村里和那块土地上，不是几个、十几个，而是几十、上百个，上百、上千个。在她们的一生命运中，家务和劳作，被传统灌输为那是她们天经地义的事，宛若她们生而为女人，生而就该和男人一样去干“男人的事”，并且丝毫不能丢弃“生而为女人的事”。于是间，衰老提前到来了。疾病提前到来了。通往村街小药房的路和走向镇医院、县医院及洛阳、郑州大医院的小道和公路，乡村妇女的脚迹远多于男性、男人们，成了一个完全被忽略的与“女性问题”息息相关的乡村女性生存的必然了。

3

应该说，我母亲在乡村是个幸运的人。

她的幸运不仅是我自在军营提干后，能每月给她寄去零花钱；还自我成为作家或”著名”作家后，县长和县委书记及镇上的干部在大事小事间，都知道她是“连科他妈”，得到了许多照顾和温暖。而更为重要实在的，是我落户在北京，她有病了可以直接到北京来看病——哪怕是误诊。

我们县医院的院长是我好朋友，据他的调查和统计，在乡村医院女性生病住院的，远高于男性的生病住院率。这个比例约为6：4。为什么乡村女性在中年后，生病的比例比乡村男人高，而人均寿命又比男性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医学研究的生命科学和性别学。但在这个被忽略的学科里，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对困境的适宜与忍耐力，也远高于、大于男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和存在。

除了各种手术和癌瘤病的住院检查外，母亲在一次膝盖换骨的手术中，表现出的耐力与对生活、生存、劳作和生命之认识，至今我以为都是给我上了一堂“女性生命学”课——十几年前，母亲在七十二岁时，终于膝盖疼到不能走路了，于是我和哥嫂就决定，让她到北京来住院，把一个膝盖的離骨换一下。问题是换完麒骨后，第二、第三天，朋友般的医生要求病人下地去活动，使那进口的人工離骨能尽快和天然的人生膝盖和谐在一起。于是母亲流着汗也掉着泪，开始使用

那德国的離骨走着中国的路，扶墙拉床一步一步地挪走着，直到一周后，按医生的要求让母亲仰躺在床上，把半弯的膝盖用力朝下一把一把按，一次下按二十分钟乃至半小时，那疼痛使活着要比死去更难受。于是哥哥按着，母亲大唤着，她求哥哥停下仿佛想要朝着哥哥跪下来。

可哥哥真的停了手，母亲擦完泪和汗，又会突然问哥哥：“你怎么不按了？”

哥哥说：“不是你让停的嘛。”

母亲就又道：“我让停你也不能停。停下不按万一做了手术还不能走路不是白白手术了？”

哥哥就又用力把母亲换了離骨的膝盖朝下按。母亲就又哭着唤着求哥哥，下手轻些柔和些，饶了她的膝盖和这条命，说她宁愿死去也不受这个罪。于是哥哥就又停下手，母亲擦泪擦汗后，便又对着哥哥说：“你要听人家医生的话，医生让你按多久你就按多久，不能我说停了就停了。”

哥哥便又按她又唤，可再唤，哥哥也要坚持着按。为了不看见母亲痛苦扭曲的脸，哥哥还故意把头扭到一边用着力，直到按的时间够长了，母亲的哭唤声嘶力竭了，这时哥哥才会停下来，出门洗手洗着脸上的泪。而这时，哥哥不在了，母亲就给我说了几句相关生存、生命和女性主义的话。

母亲说：“你哥那么狠，和我不是他的亲娘样。

我笑着：“因为是亲的，他才那样用力哪。”

母亲想了想：“当女人明显比男人受罪多。你爹早早就走了，把罪都留给我受了。”

我也想了想：“千万不能这样说一一这个手术要花六万多块钱，全部算下住一次院要花八万块，当年家里要有一千两千块，父亲也不至于离开我们走得那么早。”

母亲就盯着我看了很久一会儿：“真的要花八万块？”

我朝母亲点了头。

“要花这么多，”母亲从经济学的角度说，“那你还是让你哥再对压腿更为用力些，不然这钱就打了水漂啦。”

就这样，一个星期后，哥哥再朝母亲压腿怎样用力她都不唤了，只是让泪让汗把她的枕头湿去大半片。再过半个月，她不仅不唤叫，还主动流着汗和泪，自己去爬楼梯了。到了一个月，她不仅自己主动走路去爬楼梯，出院回往老家时，还要自己拖着行李上火车，说“锻炼锻炼，不然不仅住院白花了钱，不会走路人活着和死人能有什么差别呢”。如此这般着，母亲回到老家后，不仅一早去村头、河边走路锻炼着，还在傍晚召集村里的妇女、老人们，由我大姐带队到我家院落里，放着音乐做着甩手操，把日子、活着、生存、女性、生命这些概念、命题和哲学与女性学，在乡村演绎得悲喜交加，其乐融融，仿佛东风在为西风唱着歌，沙砾在为黄土的随风到来鼓着掌。从而把乡村的男性学与女性学、男权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分界线与分水岭，清晰了然地划开后，却又和人都是为了活着的生存与生命，水乳交融地混为一谈了。把劳作、劳动、生活与人生和命运，一锅煮后端到这个人世广场上。

过年搓澡

母亲八十岁时我给她搓过一次澡。

先前这种搓澡、洗脚、剪指甲的事，都是姐姐、嫂子、哥哥们完成的。可在几年前，母亲来北京过年时，年前家里人人要大洗一次肉身之习俗，在我们家里如同律法一样规范着。于是间，农历腊月三十夜，北京因为禁放鞭炮而显得过度冷清和寂寥，因此我们把家里所有的吊灯、射灯和墙壁灯，一律打开让大屋小间和角落，都一如白天明亮与透彻，以此制造出一些过年的热闹和虚幻。在这热闹、虚幻里,轮到母亲洗澡了，妻子去卫生间把所有的沐浴灯和热水打开来，待淋浴房里的热暖满了后，母亲让妻子出来了。

出来后妻子对我笑着说了一句很温馨的话：“咱妈脱衣服还不让我看哪。”然后我和儿子及儿媳，都围着电视笑起来。那源自一家天伦的笑，像一盆冬火把北京过年的冷清暖岀了一屋子的热。我们都在客厅吃着瓜子、花生、小糖和巧克力，看着电视也听着卫生间里流水哗哗的洗澡声。过一会儿妻子去推开卫生间的门，问母亲该不该给她搓澡搓背什么的，母亲对她说了不该不用的话。于是又过一会儿，儿媳过去推开一条门缝儿，问要不要帮助奶奶搓个背，得到的回答也是不该、不用啥儿的。如此儿媳也笑着，从卫生间门口退将回来了。这样又过几分钟，儿子也过去隔着卫生间的木门问，用不用他给奶奶搓个澡，而母亲，依然用她热暖水淋的声音回答说，不用谁搓澡，她自己能解决这些烦琐的事。

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们全家人就是觉得应该给母亲搓搓澡。于是就都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挂钟和电视，觉得母亲最少淋浴洗澡过了半小时，再不搓搓澡，良机会如风样飘过去，便都多少隐隐有些急慌着，最后都把目光搁在我身上。

我便把一岁的孙女从怀里放在沙发上，像妻子儿媳一样穿过客厅走到卫生间，将门推开一条缝儿说：“搓搓吧，搓搓身上干净不痒啊。”

母亲从玻璃房里扭过了头：“那你进来搓搓吧。”

我被批准进去了。

在头顶炙热明亮的四个浴灯下，卫生间里的水珠、蒸汽和水蒙蒙的雾，像雨天后的虹或云，有着蒸腾的彩色和明媚。在这明媚雾罩的水亮里，我看见母亲的衣服旧的堆在洗池上，新的挂在墙钩上，而她坐在玻璃浴房里，像老年的菩萨坐在虹和水间一模样。那一刻，我没有觉得母亲是女人或女性，只是觉得她是我母亲。而她也没有觉得我是男人和男性，只是觉得我是她儿子。我们就那样彼此看了一眼后，我拉开淋浴房的门，她递给我她手里的搓澡巾，我开始异常自然地给她搓背、搓肩、搓脖子，并让她转过身子面对着我，去搓她的胳膊、手腕和手背。

这时我就清晰地看见母亲八十岁的裸体了，像信徒看见了圣母的淋浴裸体样。她除了单穿着一个全湿贴身的裤衩外，其余所有的身体都裸着，都亮在我的眼前和灯光下，胸、背、吊乳和有些赘肉的肚（好丑哦），还有她这儿一个、那儿一个的青色脂肪瘤。

原来我的母亲已经成了这样子！

矮胖、丑陋和不堪，白发缕缕，下巴双重，垂吊的乳房如同麻袋的岁月和女人生命史的沉沉暮暮都在她的身上样。而我从她肩背、胳膊上，搓下来的泥垢卷，白灰灰如从历史的躯体上搓下的多余无用的记忆一模样。我就那样一下一下地搓。她就孩子样一下一下任我搓。当前后上下都搓完了，余下的部位她自己可以手至搓洗了，我才把洗澡巾从我手里还给她：“搓搓清爽吧。”

母亲笑了笑：“真丑呀一一人老就没人样了。”

“这有什么呢，”我也望着母亲笑着道，“谁老了不都一样嘛。”

然后我和母亲又对望一下出来了。关了门，擦着汗，出来我们全家都扭头望着我，脸上都是红亮羡慕的笑，像我得到了一种奖励而他们都没有。又像他们和我这时候，都吃了比利时最好的甜心巧克力。

北京的年夜和深秋前的冷夜样，而我们家，这年除夕的年夜里,和仲春正到的午后样。我们围坐着，等待着，到卫生间门吱的一下响开来，妻子和儿媳过去扶着她们的婆婆和奶奶，我和儿子站在客厅等着母亲走过来。就那么几步路、几秒钟的时间里，母亲便如圣母或老年菩萨一样过来了。儿子这时望着奶奶问：“怎么样，洗了舒服吧？”而我不等母亲回话儿，就笑着对我儿子说：“你奶奶白得很，身上和奶汁一样儿。”母亲也便红着脸，笑着对大家精辟地总结了一句女性的人生和岁月：“丑死了——这么丑地活了一辈子！”

天呀，好深邃的一句话。